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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主政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战时生产局期间与国外对华军售及经援
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翁文灏、胡适、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翁文灏随即成为独立评论派活跃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在野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抨击时弊，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踔厉风发；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体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家国观、历史观以及与之相称的担当、责任与义务。
日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翁文灏实际上已经以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介入国民政府对日秘密备战工作。他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侧重于如何利用中国的各种资源建立国防重工业体系，以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国防，为迫在眉睫的反侵略战争奠定物质基础。从此翁文灏由学术界而政界再入中枢，扮演的是襄赞元戎的角色。
他与周围的一群同志皆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对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认同感。一战后德国迅速崛起，以国防为导向的经济建设模式获得成功，改变了战败国的屈辱形象，这对同时受《凡尔赛和约》排斥的中国来说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
1935年翁文灏在河南焦作中福煤矿任整理专员，忽然接到蒋介石从成都拍来的电报，招他立即到成都。见面后要翁文灏和两个德国人洽商，翁文灏在齐a的陪同下见了德国军火商汉斯&克兰（Hans Klein）。
此前德国曾派克兰到中国，先是与广东的军阀陈济棠接触，想用易货贸易的形式把军火卖给陈济棠，因为条件未谈妥，德国人放弃了陈济棠，直接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就将此事交孔祥熙办理，孔祥熙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Schaht）签订了经济合作合同，但未正式实行，而德国急需战略军工原料，因此非常焦急。此时翁文灏已就任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克兰不断前去催问；克兰虽是军火商，但却是以德国政府私人代表的身份出现，处理这一秘密交涉。既不通过中国驻德大使，也不通过德国驻中大使；在中国是以翁文灏为对手，而在德国则以沙赫特为对手；中间人则是克兰、齐a。随即中国方面派出以顾振为团长，王守竞、凌宪扬、丰悌为随员的代表团到德国，德国政府给予该团高规格的接待，经过很短时间的接洽，4月18日沙赫特与顾振代表德中双方共同签订了《德华信用贷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国政府无限期周转信贷（Rolling Credit）1亿金马克。该合同规定：在1亿金马克的限度内，中国可向德国购买军火和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由中国陆续用钨、锑、桐油、生丝、猪鬃等产品抵付。
早在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合步楼公司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 又称《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 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满足了德国的部分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为收购战略物资耗费巨额外汇。
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国防工业。在这期间，中德两国的工业产业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在中央集权管理下，工业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德国通过&工业产品商贸公司&，也称合步楼公司（HAPRO，全名为 Handelsgesellschaft f&r industrielle Produkte）常驻中国，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这实际上是利用私有公司的外壳来避免它国的异议。
&&&& 根据中德两国借款合同的规定，德国除供应中国大批军火外，还供应兵工厂和重工业设备。兵工厂设备包括：炮厂、机关枪厂、光学仪器厂、硫酸厂等等。中国抗战期间在西南几省新建的兵工厂的主要设备，几乎全都来自德国。重工业方面，德国主要帮助中国建设钢铁厂、钨铁厂、氮气厂、煤炼油厂、油矿等；湖南湘潭中央钢铁厂为重点，计划建造250吨的高炉2座，60吨平炉4座，年产钢锭10万至15万吨，德国除了供应全部设备外，由德国克虏伯炮厂负责工厂设计、西门子公司建筑部负责主要厂房建筑，直到设备安装到位开工运转为止。
资源委员会也适时地拟定了一个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为基地的&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从1936年4月开始，陆续筹建冶金、燃料（煤矿、油田）、机械、电器、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共17个。这一五年计划的基建总投资为2.7亿元，国民政府在1936年投资1千万，1937年投资2千万，后来由于抗战爆发而被迫中断。
此间中德合作是卓有成效的。这种合作并非仅在军事技术层面上，从1928年至1938年的十年间，德国帮助中国在长江流域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训练和装备了新式陆军，同时也向国民党军政界灌输了日耳曼人的铁血精神及日耳曼精神气质（German temper）。为日后的长期抗战奠定了军事及重工业基础。
1937年6月，翁文灏随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赴英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同时肩负秘密的政治使命。一方面翁文灏与德国具体接洽中德易货贸易问题；另一方面翁文灏受命了解英、德等国对日本的态度。蒋介石特别要求翁文灏直接用电报向他请示汇报对德交涉情况。此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是迫在眉睫，华北形势异常危急，中国不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急需奥援。
孔祥熙、翁文灏一行到达德国，受到时任总理的希特勒政府的盛大欢迎，沙赫特亲自到车站迎接。孔祥熙到德国不久就转赴美国，而翁文灏却留在德国。翁文灏与沙赫特具体商定了德方供给中国的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具体清单，并签订了技术合作意向书。
6月底翁文灏迭次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立即访苏求援。在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陪同下翁文灏访见苏联外长李维诺夫。
李维诺夫对他说：&你们要和日本打仗，要苏联帮助，难道你忘记了你们一向对苏联交情不好吗？
翁文灏说：&中苏两国利害相同，希望苏联政府考虑目前形势。&
李维诺夫说：&你们要德国军官指挥，为什么还要苏联帮助？&
翁文灏急忙说：&德国军官没有权。&
李维诺夫说：&那么，我们可以谈谈。&
翁文灏第二次见李维诺夫时，李维诺夫告诉他：&苏联可以帮助中国。&
第一，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第二，和中国签订易货贸易协定，由苏联供给军火，用借款形式办理，中国方面可以用农矿产品分年偿还。
翁文灏及时将接洽结果电告蒋介石，蒋回电：&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另外办理；易货协定，暂缓办理。&
随后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形势急转直下，争取外援工作已是刻不容缓了，蒋介石又派杨杰、孙科赴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易货贸易协定，先后签订3个借款合同，共2.5亿美元，第一、第二笔借款为5千万美元，第三笔1.5亿美元，利率年息3厘较为优惠，还款年限也较长。而且苏联不等易货协定签订就启运军火，同时还派出航空志愿队和军事顾问。
翁文灏在苏联时还见了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梅兹洛克，他告诉翁文灏：&根据你们中国的情况，非进行经济建设不可。但是你们的建设，只能由资本主义国家帮助。你们过去那种由长官办工业的办法是不行的，应该物色一些大学教授去办厂，你们中国人自己应该学会办厂的经验。&这番话对于一生始终恪守工业救国理想的翁文灏来说既感同身受又振聋发聩。
苏联对华借款由中国用钨、锑、桐油、茶叶等农矿产品偿还，从1938年初开始直到解放前夕，共交运钨砂40726吨、纯锑12293吨、水银610吨、锌600吨、铋35吨。当时采购问题不大，困难在于运输；广州、香港陷落后，出海口被封锁，为了不误交货合同，以贵阳为中心成立运务处，借调交通部公路运输专家莫衡为处长，进口卡车300辆，货物从湘、赣矿区启运，沿途设站，迤逦数千里，经重庆、广元，再过河西走廊到新疆星星峡交苏联驻该地人员验收（曾有段时间在兰州机场交货）。长途运输中有时循长江、嘉陵江等水道改用轮船、帆船甚至羊皮筏子，出嘉峪关后沿公路在沙漠中穿行，异常艰苦。
但确保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战略意义重大，苏联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抗日战场。资委会下属的玉门油矿刚炼出来的汽油，也大力支援了西北的军事和民间运输。这一年，日军企图强渡风陵渡入侵陕西省。由于我们有汽油，能及时将苏联供应的大炮从新疆赶运达前线，阻挡了日军的进攻。以后两年，玉门炼出的汽油年产都保持在200万加仑左右，对维持战时后方交通运输作出了贡献。特别是1944年，美国空军的飞机自成都基地起飞，轰炸东京和已被日军占领的唐山开滦煤矿林西发电厂，也是玉门油矿供应的地勤用油，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对日寇的最后一击。（民革中央委员孙越琦回忆）
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美国开始备战，急于囤购战略物资，与中国方面很快谈成三笔借款。1940年4月第一笔2千万美元借款，以滇锡偿还；1940年10月第二笔250万美元借款，以钨砂偿还；1941年2月第三笔5千万美元借款，以钨、锑、锡等矿产品偿还。具体的借款交涉翁文灏没有直接介入，但矿产品还款工作及战时生产局的各项工作翁文灏始终参与其中。
日上午8点半。这时距离珍珠港偷袭还不到4个小时，日军就迫不及待地突袭了香港，轰炸香港启德机场仅仅5分钟就占领了香港领空。18天之后，12月25日日军占领整个香港。
香港沦陷后，出口港口被封锁，矿产品出口受阻，不得改由公路将矿产品运到昆明交付美军再用飞机转运至仰光出海，有时则改在畹町交付美军。
艰苦卓绝的抗战延至1944年，遭受多年战争摧残的中国经济急剧恶化，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率领&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于9月和11月两度访华。纳尔逊向蒋介石建议设立一个&战时生产局&，该局将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指挥行政院下面与战时生产有关的各机关。1944年11月战时生产局成立，翁文灏出任&综理战时生产事物&的战时生产局局长。
纳尔逊第二次访华时带来13位美国技术专家，包括炼钢、酒精制造、冶金、燃料等专业人员。纳尔逊回国后又挑选一批专家于1945年来华。这两批专家以及后来又更换和补充的美国专家，组成了美国援华战时生产顾问团，帮助国民政府有效地组织战时生产，并配合战后重建工作。
美国派遣专家顾问团，改变了以往单纯&输血式&的援华方式，转而实行扶助中国增强自身&造血&功能的策略，使中国的战时生产有了长足进步；同时中美之间在战时生产等方面进行的经济技术合作，对战时及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大有裨益。
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春，美国顾问团将中国的军火及与战争有关的原料生产量至少提高了25%。顾问团制定钢铁、石油等工业计划，给中国工业的战时发展及战后建设提出建议。
长期的艰苦抗战，中国国力疲态尽显。翁文灏局长在其报告中不止一次提到战时生产的增加得益于美国专家的协助，这无疑为中国抗战事业坚持到最终之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参考书目：
1、《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 中华书局& 2009年2月第一版
2、《翁文灏选集》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89年3月第一版
3、《翁文灏日记》 中华书局 2010年1月第一版
4、《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年2月第一版
5、《翁文灏论经济建设》 团结出版社 1989年5月第一版
6、《翁文灏年谱》 潘云唐 《中国科技史料》第十卷（1989）第4期
7、《锥指集》 翁文灏著 农矿部地调所印 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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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抗战期间玉门油矿建设中物资运输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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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物资运输是国民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日相战八年，双方的很多外交策略和战略行动都是由此展开的，故研究此时段中国的物资运输情况，对理解抗日战争有特殊的意义。同时，抗战期间，因洋油输入困难，燃料供应急迫，中国石油工业在此起步。玉门油矿作为中国的&石油&摇篮，梳理其发展过程，可以加深对本土石油工业发展脉络的把握。
　　抗战时期的物资运输是比较受学者关注的一个议题，但相关研究往往聚焦于外国对华物资援助，而把物资的运输过程本身看做是抗战期间中外关系的一个表征，如邵伟楠对中国假道苏联运输物资的研究①。此外，另有学者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考察抗战期间西北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亦略涉交通运输方面，如申晓云、李学通对民国时期西部开发的相关研究②。
　　关于抗战时期的玉门油矿，20 世纪 80 年代末出版了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性着作： 《玉门油矿史（ ） 》，该书从经济史和工业史角度论述了玉门油矿的发展，偏重技术细节③。总之，玉门油矿史至今仍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和其&石油摇篮&的历史地位不甚相符。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由技术层面之外加入政治史视角，结合资源委员会公报、台湾&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翁文灏日记等史料，着重讨论战时国民政府内部工业、交通、监察、军事、民事等部门围绕于玉门油矿的物资运输问题所产生的竞合互动，籍此以管窥中国本土石油工业体系在抗战背景下的形塑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战时统制经济的运作方式和特点。
　　一、抗战期间运输路线的规划及建设。
　　中国西北（ 笔者按： 西北指中国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五省） ,自唐以降，地广人稀，经济凋蔽，交通困难。玉门矿区地处西北之西，交通极为不便。该地西到玉门县城 30余公里，东至嘉峪关 80 多公里，至酒泉 100 多公里，距重庆约2552 公里。油矿附近数十公里内均为不毛之地[1].无论是油矿建设需要的器材内运，还是油田出油后汽油的内运，都极为困难。因此，运输路线的建设是油矿开发的先决条件。早在筹议开采玉门油矿之初，负责此事务的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就亲访苏联大使卢干兹，&议试采玉门油矿及开发西北交通&[2].可见，在开发者心中，玉门油矿的开发和西北交通的建设被放到了等量齐观的位置。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国民政府就掀起过一次西北建设的热潮。1933 年，国民政府出台《西北开发计划》，以十年为期。该计划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对交通事业尤为重视。抗战之前，西北的交通建设在铁路、公路方面成就卓着。就铁路而言，战争爆发时，西北已有陇海、平包两线。在公路方面，开辟了中苏公路。即便如此，至抗战初期，西北的交通设施仍是十分落后的，严重制约了石油工业的发展。1937 年美国地质学家马文&韦勒一行赴玉门考察石油分布情况，对当时的交通情况有如下描述： &从西安到兰州 750km 有公路，卡车 5 天可达，正在铺路面，有望走得更快点。兰州到酒泉 750km 有古老的大车道，卡车要走 6 天半&&&[3]
　　玉门油矿发展初期，因无平整的公路，大型机器无法运入，石油产量无法提升，炼出的油，没有工具可以运出，也只好让它货弃于地。故而，矿区的交通建设被放在首要位置。1938 年 12 月 26 日，勘探人员由严爽和孙健初领队，到达老君庙，修通从矿区到火烧沟的公路，将矿区和甘新公路连通，钻机和其他附属机件也陆续运达矿区。从矿区到外界的油品运输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抗战最初几年，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对西南建设用力甚多，对西北则着力甚少。至于石油工业方面，因洋油大量进口，国内油田的采炼，出于成本考虑，孰利孰弊，在政府高层还有争议，运油路线的建设，更是无暇顾及。即便如此，为了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还是动员各省，贯通了自川陕、西（ 安） 兰（ 州） 、甘新至霍尔果斯的西北通道，于 1940 年完工，全长 4733 公里[4].这项工程，对由西北到西南的石油运输，也颇有助益。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滇缅公路切断，美国军备援助，皆赖空运，洋油进口，无从谈起。玉门油矿遂成为国民政府战时油料供应的唯一渠道。因而，在太平洋战场幻骼实那榭鱿拢裾蠓降脑擞吐废咄ǔ┯敕瘢浣拥爻晌笥抑泄骄值墓丶遄樱鞅苯煌ㄉ栌质钦绞笔吐方ㄉ璧闹刂兄亍
　　1941 年，朱家骅历时两个月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察，途经玉门矿区，深切体会到当地交通运输的不便，他在《西北经济建设之我见》中，重点讲述玉门油矿，较详细地说明了当地交通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西北目前最急切需要的，要算是交通建设，交通事业为一切经济建设之基础。全国各地皆然，但就经济的国防的观点来说，则西北的交通建设，尤其重要。&&西北交通的困难，简直非东南人士想像得到，就水路言，只有黄河从兰州到宁夏包头一段，可通舟揖&&比如玉门油矿，就因交通阻梗，大感不便&&所以要推进西北经济建设，就非首先发展交通不可。[5]
　　具体来说，战时西北的交通建设包括了铁路、公路、空中航线、水路和驿运等方方面面。而玉门油矿的运输任务，基本赖于公路。抗战初期，沟通西北交通的干线是中苏公路，从玉门出发，向西可经安西、星星峡、迪化抵苏联，车程约2000 公里，向东可由定西、咸阳、广元入成都，车程约 1700 余公里。然由咸阳入川，颇为迂回，一旦西安有事，中苏路线必致中断。为确保公路的畅通，国民政府在定西以南另辟新线，由岷县、江油径直南下，从而将兰州与成都间的距离缩至700 余公里，原经中苏公路需七八天到的，现两三天即可抵达。此外，国民政府还有重点修筑了咸凤、汉安、安白、长坪、西潼、渭大韩、洛宜、平宁、兰宁、安敦、张宁等 20 余条公路线，由此初步形成了西北陕、甘、宁、青、新各省之间以及与西南川北直接相连接之公路网线，为保障战时物资流通与供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鉴于战时西北交通条件极为落后的状况，驿运也为油品运输起了不可小觑的辅助作用，西北的马、骡、驴、骆驼等也都被用来肩负起运输油料的重任。西北的驿运，有中央主办的川陕、陕甘两干线，长达 2200 余公里，而由甘、陕、宁各省主办的支线则长达 4700 余公里[6].
　　二、油品外运问题。
　　为便利运输起见，玉门油矿在至重庆、昆明沿线设立了自己的运输网点。甘肃油矿筹备处设立后，为运送钻井炼油器材兼采购物料，在四川重庆临江门设有办事处，待转运的器材存放在化龙桥的仓库。甘肃油矿局成立后，为运输器材、油料及车辆调度修理起见，1941 年 3 月在重庆歌乐山设立运输处[7],按里程长短和运输情形，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段，南段在昆明与贵阳设有办事处，采油、炼油设备器材自海口运进来，运输路线的里程，除了国外部分不算（ 滇缅线公路截断后，国外运输也就等于无） ,国内南自昆明至贵阳至重庆就有1000 公里以上的路程[8].北段与油料运输最为密切，从玉门至重庆分为四段，第一为渝广段（ 重庆至广元） ,第二段广兰段（ 广元至兰州 946 公里[9]） ,第三段兰肃段（ 兰州至酒泉） ,第四段矿厂段（ 酒泉至玉门） ,每段下分总务、运输、机务及会计四股，各段的起点与中途各地再分设车站来办理业务[10].2500多公里的公路线，共分设 13 个车站，每站相距约 200 公里，如矿厂段就有酒泉、嘉峪关、玉门三个车站[11].
　　玉门与重庆相隔遥远，期间运输又纯赖道路，油品在运送途中即耗费许多，如以每车装载 53 加仑的 15 桶或 18 桶，按往返重庆、玉门两地所需耗用的汽油计算，车子装载 15 桶者，要耗用全数的50 ，装载18 桶者，要耗用全数的 39 。时人统计，当时1 吨油品由矿区运渝，运输成本即占43 ，代价极昂[12].
　　此外，随着矿区油料产量的增加，运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由于车辆和油桶的匮乏，矿区炼制的成品油无法尽数运出，经年大量积存。针对此弊端，甘肃油矿局曾考虑过很多方案。1941 年 10 月，翁文灏致电蒋介石，以&该矿远处西北，如交通问题不能解决，则油料无法大量外运&,而&现交通三年计划陇海铁路仅延筑至天水位置&[13]为由，请求蒋责成交通主管机关于最短时间将铁路由天水延筑至肃州，所需钢轨，则一部分可由陇海路东段拆除移充。该建议很快得到蒋介石的批准，次月初即令交通部部长张嘉敖迅速办理[14].1942 年，甘肃油矿局计划将部分的车辆改为木炭车，但是改装后引擎效率减低，同时又要增加其他设备，经试车后因不适于西北长途路线而终止。1943 年 6 月，甘肃油矿局又尝试用羊皮筏自广元利用嘉陵江水运煤油至重庆，每次可载重 31. 5 吨，历时两星期。羊皮筏造价低廉，100 吨的运油量可比汽车节省 60 万元[15],但还是无法根本解决公路运输造成油品运用效能低落的问题。
　　三、器材内运问题。
　　战时石油工业的建设，初衷是为了摆脱对洋油的依赖。而玉门开矿的最初几年，一方面需要运入大量设备，一方面其本身产油尚不丰裕，当地运输部门在运送器材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油料，却得不到矿区足够的补充，反而加剧了油料短缺的状况，迫使其购买洋油以维持运作：
　　提到油料，谁都知道，当时是十分困难的。西北公路局每月至少需油十五万加仑，而玉门油矿产量无多，公路派有专人驻矿坐索。由于粥少僧多，数额有限，公路局每月不能不从上海、重庆等地高价采购。[16]
　　以 1940 年 4 月开始的一次器材内运为例，当时，资源委员会从湖南、江西、四川境内各矿拆运大钻机套管、抽油机 960吨，并在香港购办器材 150 吨，计 1110 吨器材，分散存放在重庆、广元、宜昌、香港四地，预备运至玉门装设[17].由于运量庞大，翁文灏请求西北公路局协助，计需汽车 554 辆，汽油135600 加仑[18],同期玉门油矿的月产油量仅为 20000 加仑[19].其中车辆由资源委员会、西北公路局和后方勤务部三家拨给，油料则除一部分回程汽车用矿区自产之油外，其余小部分向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商购，大部分则由西北公路局自行垫付。
　　由于玉门油矿产量有限，无法当即供应汽油，矿方便与公路局协商事后偿还所欠油料，并约定： 油矿所购机料从重庆等地运往矿区所需车辆，除该矿自有者外，不足之数由公路局负责调用，相应地，从 1940 年 9 月起，油矿所产汽油除已经订约售者外，按重庆市价七折，尽先供给油矿局[20].对此，矿方承诺： &俟该矿（ 玉门油矿） 产量增加后，再行尽量供给该局（ 西北公路局） 应用。&[21]并期望一应器材年底可以运毕。
　　器材运输一开始，西北公路局局长宋尚希即呈电蒋介石，称该局在四川的汽油已经用罄，欲向玉门油矿局拨借其保存在云南的汽油 8000 加仑[22].8 月底，集中在重庆的玉门油矿器材已基本运毕，宋尚希又借此机会，要求玉门油矿履行优先供应汽油的承诺：
　　&渝方机件已装完，垫用汽油约四万余介仑，现本局存油仅剩十万介仑，散布三千余公里，至感竭蹶。目下玉门产油月约二万加仑，长途运输损耗极巨，似非经济之道，本局垫油则无着落。拟恳赐由玉矿自九月份起将所产汽油悉数拨供本局，俾以西北之油供西北之用，并符互助原旨，而免南运损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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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战声明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是，蒋介石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经常有读者或媒体朋友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对这个问题有疑问。下面我就蒋介石日记真实性问题略作探讨。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地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一、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二、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三、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四、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五、上星期反省录。六、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七、本月反省录。八、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图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在日记中记下了与张学良见面的过程。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但是，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一、蒋生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绝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形象。因此，蒋的日记手稿本对于我们认识蒋的本相，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