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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都是社会转型时期进行的重大改革，两次改革不囿于传统，除旧布新，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乃上疏……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九年（公元485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于是海内安之。
——《魏书》
（1）据材料一、二，商鞅变法和孝文帝改革在土地问题上分别采取了什么措施?简要分
析采取这些措施的不同原因。（4分）
（2）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两次改革“除旧布新”的形式有何不同，并指出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相同作用。（6分）
（1）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土地私有制；孝文帝改革：采取均田制。（2分）
原因：商鞍变法：井田制崩溃；孝文帝改革：土地兼并严重。（2分）
（2）商鞅变法：创设新制度；北魏孝文帝改革，学习借鉴中原文化。（2分）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促进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4分）
试题分析：（1）结合材料一、二的文字内容“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和“高祖深纳之，后均...
考点分析：
考点1：商鞅变法
&&&&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秦国进行的废除奴隶制土地制度为核心，实现富国强兵的改革。考试重点关注变法的条件、主要内容、作用及评价。
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
1.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变法，以富国强兵、称霸诸侯。
2.秦国落后于其他国家，客观上要求通过变法以增强国力。
3.秦孝公希望建立功业，广纳贤才，主观上要求变法图强。
4.商鞅的变法宣传和改革精神。
1.经济上：
①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提高了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②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也奠定了中国此后一千多年对商业发展抑制的总体趋势，成为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阻力。
③统一度量衡。
2.军事上：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
——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提高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扩大了统治基础。
3.政治上：　
①废除分封制，推行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
②实行什伍连坐制度——强化了对基层民众的管理和统治。
③制定秦律——有利于加强统治。
4.文化上：　
①焚烧诗书——加强了思想控制，但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实质是文化专制。
②改革旧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强行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进一步发展了小农生产，有利于国家赋税征收、加强了秦国的集权统治。依照中原地区的风俗、风尚进行改革，不仅促进了秦国的发展，也有利于民族的融合。
※历史作用：是战国时期最彻底最成功的一次改革。
政治上——打击了旧贵族，强化了中央集权；地方上推行县制等措施，长期得到沿用，对后世影响深远。
经济上——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发展了封建地主经济，增强了国力。
军事上——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秦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总体评价：
①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②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③但其极端专制的高压政策，也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指导思想：法家思想。 宗旨（目的）：富国强兵。
※性质：一场最彻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性质的变法运动。
考点2：北魏孝文帝改革
本单元主要考查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作用，还有从北魏民族封建化和民族融合角度分析改革。
1、拓跋珪建北魏，统一黄河流域
2、社会危机严重
鲜卑文明与汉文明冲突，社会矛盾尖锐，改革迫在眉睫；宗主督护制，豪强地主隐瞒人口，逃避赋税、徭役；广大农民赋役负担沉重，农民起义不断；北魏统治者未处理好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激化。
3、民族大融合趋势；
4、冯太后与孝文帝注重汉化，积极推动
※内容：前期冯太后主持，重点是建新制；后期孝文帝主持，重点是汉化。
1、制定官吏俸禄制，整顿吏治——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负担减轻
作用：孝文帝对贪赃枉法严惩不贷相对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俸禄制的实行，则减轻了官吏对百姓的掠夺，对巩固北魏政权的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2、颁行均田制
前提：政府掌握大批无主荒地。
内容：国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租，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作用：均田制的实行，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得到了土地；抑制了土地兼并，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推动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加强了民族大融合。
3、三长制（设邻长、里长、党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地方政权掌握在国家手中，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
4、迁都洛阳
原因：①政治上：旧都保守势力强大，阻挠改革。
②经济上：旧都经济落后，粮食供应困难。
③军事上：旧都受到北方柔然的骚扰和威胁。
④地理上：旧都偏居塞上，经略中原困难。
设巧计迁都洛阳：
影响：①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洛阳再次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
北魏洛阳的规划和布局，对后世城市建设影响较大。
②北魏孝文帝迁都，保证了孝文帝改革的深入；
有利于胡汉民族文化的融合，使中华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
5、实行汉制和移风易俗
（易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与汉人通婚、改籍贯、行汉制、崇儒学）
（1）孝文帝改革的重点是改变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族文化。
（2）措施：①易汉装；②讲汉话；③改汉姓，定门第等级；④通婚姻；⑤改籍贯。……
（3）意义：①促进鲜卑族和汉族文化的融合；
②争取到汉族地主对北魏朝廷的支持；
③有力地推动了政权向汉族王朝统治模式转化；
④加强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①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一次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全面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②使北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相对稳定，北方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③促进了北魏社会的发展，加速了北方各族的封建化过程；
④加快了北方各民族融合的进程，为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
※性质：　
兼有确立封建制度和民族融合的性质，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自上而下掀起的一次改变北魏社会面貌的封建化改革运动。
※对孝文帝改革的认识：
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民族融合与孝文帝改革互为因果关系；改革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民意；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具有曲折性。
※附：北魏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1）孝文帝改革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2）改革符合民族融合的趋势和各族人民的愿望；
（3）改革符合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
（4）孝文帝的胆略和卓识，冲破阻力，毅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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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应用于天上的星球，从而昭示了一种简单而统一的自然规律的存在，整个思想界不禁为之亢奋。人们因此发现，原来整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自然界，不过是按某种法则运转的巨大的机械装置，而其中并没有上帝的地盘。于是传统的宗教信仰被动摇了，唯物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到18世纪后半期，欧洲的知识精英大多已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此情况在法国尤其突出。极富玄想天分的法国人还自然地由自然界联想到人类社会。既然自然界有一个统一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也决不会例外。&&&&&&&&&&&&&&&&&&&&&&&&&&&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科学对工业的影响的最惊人的例子之一可见于煤衍生物方面。煤除了提供焦炭和供照明用的宝贵的煤气外，还给予一种液体即煤焦油。化学家在这种物质中发现了真正的宝物——种种衍生物，其中包括数百种染料和大量的其他副产品如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依据材料一、二，概括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6分)
（2）有人指出，近代西方发生的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互相依赖，相互作用的，从而使西方能够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试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史实为例论证这一观点。（7分）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l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拿出了……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如果我仅仅考虑强力，以及强力所得出的效果，我就要说：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摆脱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摆脱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既是根据别人剥夺他的自由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所以人民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的，否则别人当初夺去他的自由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了。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诸自然的，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
——卢梭《社会契约论》
材料三 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掌握在一个机关手中的话，那么颁布法律的机关同时也执行法律，这样一来就不会严格遵守法律中的规定，就会破坏法律，国家就将落到暴政下面，而专制制度的弊害就在这里。如果在一个机构中同时集中司法权和行政权，那么也将同样流于专制。那时法官将成为压迫者，因为他既是法律监督者，又是法律执行者。同样地，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集中于一个机构，法官在判决案件时，将不会严格遵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自己制定的，他可以改变法律的内容。
——刘祚昌、王觉非《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四&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人民出版社
《文艺复兴史纲》
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国革命史》
商务印书馆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例举中国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修补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主张。归纳l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拿出了怎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5分）
（2）材料二、三是否可以作为研究启蒙运动的史料？结合材料内容说明其理由。作为资料，你认为材料二和材料三哪个史学价值更大？为什么？（8分）
（3）如果要对启蒙运动作进一步的研究，在材料四所列书目中你倾向于选择哪一部?说明你的理由。(2分)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其发展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为政》
材料二&仲舒复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避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藏书》
且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置四海之困穷不言……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无见其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顾炎武《亭林文集》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日之有昼夜，犹人之有生死，世之有鼎革也。纪世者以一君为一世，一姓为一代足矣。
——王夫之《思问录》
（1）材料一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有何发展？分析其原因。（4分）
（2）根据材料三，分别概括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6分）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古代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认识。（2分）
绘画是运用线条、色彩和形体等艺术语言，通过造型、色彩和构图等艺术手段，表达作者审美感受的艺术形式。以下两幅绘画作品反映出的相似特点是
《女史箴图》&&&&&&&&&&&&&&&&&&&&&&&&&&&&&&&&&《自由引导人民》
A．拘泥于局部和细节的充分描绘和刻画&&&&&& B．强调画面整体的完整和追求神韵意趣
C．注重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感情&&&&&& D．注重表现微妙的色彩变化和严谨造型
学者评述某一文学流派：“不再强调感情与辞藻，而着眼于描绘具体的事实，并将科学的原理应用在社会现实的分析上。”下列能够体现这一文学流派风格的作品是
①《巴黎圣母院》&&②《安娜·卡列尼娜》&&③《等待戈多》&&④《苹果车》
A．①②④&&&&&&&&&& B．②④&&&&&&&&&&&& C．①②&&&&&&&&&&&& D．①③④
题型：综合题
难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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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5 学习网 . All Rights Reserved.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和变法中，促进了社会性质改变的是①商鞅变法
关联2个知识点
孝文帝改革的特点、意义及成功的原因、...
变法的性质、特点、结果、成功因素、历...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和变法中，促进了社会性质改变的是①商鞅变法&②北魏孝文帝改革&③王安石变法&④戊戌变法
①项商鞅变法加快了秦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步伐；②项北魏孝文帝改革使少数民族鲜卑族过渡到封建社会；③项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失败；④项戊戌变法是19世纪末维新人士的一次改良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故①②符合题意，选A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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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贡献者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变法启示录
日晚上，北京大学博雅书院史学经典课堂系列讲座第一讲举行，北大明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徐凯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变法启示录”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选编
改革是对社会发展的不同痹症进行调整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规律？从古到今，学人都在探讨这一问题。《易系辞下》中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后，想要再前进就必然发生变故，解决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穷则变”就是指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本身会发生一种自我调整的变革，这个变革可以保证事物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也就是所谓的“通”，“通”了之后方可长治久安。《易经》是讲宇宙万物的演变规律，这个变化对阐述社会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借鉴意义。万物的变化概括起来三个字，即“变”、“通”、“久”，对社会发展而言，“变““通”“久”是其运转的润滑剂。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中外历史亦然。
改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现实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革新或变法。初步统计，有文字记载的将近三千年的中华民族史中，大小改革变法将近百次，改革和变法从未停止过。历代学人记录、总结和探讨改革发展的规律和得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说它现实，是因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目前的改革面临诸多问题。如何解决改革带来的新问题，如何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寻找新措施。我想以古代历史上典型的革新与变法为例，加以说明。
古代具有代表性、影响比较大的改革家有战国时代魏国李悝、楚国吴起、秦国商鞅，汉武帝刘彻、王莽、光武帝刘秀，北魏孝文帝元宏，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玄宗李隆基、刘晏、杨炎，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元世祖忽必烈，明代张居正，清代太宗皇太极、世宗胤禛，晚清康梁“戊戌变法”等。下面我想谈四个问题。
第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首先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非常著名的改革，它随着百家争鸣而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都在讨论如何来解释宇宙，如何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可以说诸子百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儒、法、道、墨四大家。年轻的商鞅曾拜杂家尸佼为师，涉猎各派学说。他倾心法家，“少好刑名（法律）之学”。商鞅将这几大派的思想糅合在一起，以法家思想为主。商鞅在迁居魏国的时候，魏国已经有李悝的变法了。这个时候李悝的变法，主要是要废除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广罗人才，实行“尽地力”、“善平籴”的经济政策。李悝还制定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法典，即《法经》六篇，魏国很快成为诸侯强国。而商鞅在魏国，只是担任宰相公叔痤门下“中庶子”，公叔病重，向魏惠王举荐商鞅，但商鞅并没有受到重用。后来，商鞅不得已来到了秦国，秦孝公张榜招贤，商鞅通过嬖臣景监见到秦王。起初，商鞅大讲道家的“帝道”与儒家的“王道”，孝公听了没有兴趣，昏昏欲睡；但当商鞅讲解法家的强国之术“霸道”时，孝公非常兴奋。君臣二人席地而坐，一连数日都在商讨强国之术。
秦国要强盛，就必须解决目前的落后状态。商鞅的主张获得了秦孝公支持，但秦国朝中的勋旧激烈反对，反对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变法，怎么去变法。于是，商鞅在朝会与勋旧派争辩，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舌战群儒。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甘龙和杜贽，他们认为要守“先王之法”，并认为“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制”。但是商鞅强调“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他举了商汤、周武王不沿袭过去的法度而取得了天下、夏朝和商朝由于守旧而导致灭亡的例子。这个讨论在朝中的影响非常大。
再来看看汉武帝刘彻的改革。刘彻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从16岁开始，作了54年的皇帝，占整个西汉统治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但是少年皇帝还不能处理朝政，太皇太后窦氏代掌权，她起用亲侄儿窦婴为丞相，起用汉武帝生母皇太后的弟弟田蚡为太尉，佐理军国大政。但是窦婴、田蚡都是儒家门徒，他们鼓吹儒家治国之术，试图改变旧政。这样的改变激怒了窦太后，于是免去了他们的职务，一切由太后裁决。
汉武帝亲政后，汉代存在着三个比较大的社会问题，一是国初分封的诸侯王权力膨胀，虽然几次削藩，但诸侯王仍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势力，并成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二是土地过于集中，农民同地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不稳定；三是边疆未定，北部匈奴经常骚扰中原，同时南方两越族不断挑起事端，民族矛盾越来越激化，边塞烽火不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汉武帝面临如何解决这些社会大难题。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王安石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被列宁称之为“11世纪的改革家”。北宋中期，宋代建国已经有一百年了，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家积贫积弱，所谓“积贫”就是国家贫困，“积弱”就是边疆经常打败仗。宋代的土地高于集中，农民失去土地之后生活非常困难，成为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官僚机构庞大，冗官冗员充斥，募兵的数量越来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宋代包拯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宋真宗赵衡时期，中央的官吏大约有9785人，到了仁宗赵桢时期达到了17300人，中央官吏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翻了将近一倍。地方官员是“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这种状况导致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爆发。
这个时期有一些著名大臣，诸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宋仁宗任命他们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谏官，被授权革新，“兴致太平”。范仲淹上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书，提出十项“新政”建策，中心内容是改善吏治，裁汰冗官冗员。但是因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这批变法的大臣相继被排挤出朝廷，推行不到一年的“庆历新政”夭折了。《岳阳楼记》就体现了范仲淹改革失败的惆怅心情。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是国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过去在研究古代史时，总是会说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实上国家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很大，农民与地主、国家的矛盾也很大。这就需要王安石变法来变革国家、地主、农民间的三角利益关系。
忽必烈改革主要是解决进入中原以后如何适应中原的发展状况，如何来调整蒙古贵族对中原的统治政策问题。在蒙古骑兵连年征战，横跨欧亚大国的过程中，给社会带来了四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征服过程中野蛮屠城；二是掠夺驱口（驱口即战争中被俘强逼为奴﹑供人驱使的人），经常把驱口进行买卖和交换；三是蒙古汗国南下过程中变农田为牧场，这对中原是的很大破坏，蒙古军队将农民的耕牛全部收缴，到了春耕时期，农民们无法进行耕种，生产被严重破坏；四是内外离心，泛用虐刑。
再来看张居正改革的背景。明朝中期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兼并迅速扩展，皇帝、勋戚、王公贵族、宦官、豪绅地主大肆侵占农田，聚敛财富。皇帝建皇庄、放“皇债”、开“皇店”、卖“皇盐”、办“皇窑”，谋取暴利，皇帝做生意，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导致“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此外，明中期后，皇帝多不理朝政，权力由宦官与官僚（内阁）轮流掌控，明朝的宦官政治非常严重。后来，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改革。以上我举了改革的不同背景，是为了说明改革是针对社会不同时期的各异弊端进行的调整。
改革是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同步展开的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改革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习俗同步进行的。从以往社会改革的经验来看，经济改革必然伴随着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改革的同步展开。
首先看商鞅变法。商鞅的两次变法中，第一次变法是在公元前359年，这个时期主要是解决户籍问题，把百姓重新编制起来。这个时期有个习俗是“聚族而居”，一个家族往往都是很大的，但商鞅提出要实行“小家庭”制度，这样可以增加国家收取的赋税。另外，商鞅编制户籍，实行连坐之法；颁布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田纺织；重奖军功，制定二十级爵。第二次变法中，商鞅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设置分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又统一度量衡。
汉武帝在改革中主要解决政治体制问题，建立“中朝”，提高君权，起用一批长期在身边、地位较低下的有才干的中下层官吏与侍从来充当皇帝的谋士，参与国家局部决策；其次是用“察举”的方式来选官；接下来是设置刺史，弹压豪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将全国划分成冀、幽、并、兖、徐、青等十三个监察区，每州设刺史，专司监察；设司隶校尉，也是要解决对地方的监察和控制问题。另外是调整经济政策，扩大财源。在改革过程中任命大商人桑弘羊等为理财官，并实行了卓有成效地改革财政，首先，改革币制，由国家统一铸钱，过去的钱币很混乱，大小、轻重都不一样，现在要由国家统一来管；其次，把盐铁的经营权收归国有，盐铁均属平准，财权收归中央，将盐铁、酿酒等工商部门收归国有，由国家经营；接着实行算缗和告缗政策，削弱富商经济实力。算缗，即国家向大商人、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告缗，即隐瞒财产或申报不实者，一经查出，没收全部家产，处罚戍边一年，同时奖励告发者。
最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应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定“儒术”于一尊。从此儒家学说开始为君主专制政治服务，汉武帝开了王朝将其作为统治广大人民的思想工具的先河。董仲舒的思想都体现在《春秋繁露》这本书中，他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揉杂了道、法、阴阳五行之说，提出“天人感应”说，把神权、君权、父权揉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神学体系。他鼓吹“君权神授”、“灾异论”等，其实这是对皇帝的权力有很大限制的，即皇帝受命于天，必须替天行道﹔若所为背离天意，必遭天怒，出现自然灾害，以此规范皇帝的所作所为。所以在汉武帝统治后期，汉武帝曾经下了罪己诏。董仲舒坚持儒法一体，阳儒阴法，一面宣传“以教化为大务”，另一面主张“正法度之宜”。
再看孝文帝的改革。魏孝文帝改革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起，历时十年，由冯太后主持，革新政治、经济制度，重点是整顿吏治，推行均田，建立三长制，加强对地方控制；而第二阶段从太和十八年（494年）起，这是改革的重点。孝文帝不顾鲜卑贵族的反对，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洛阳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国都。迁都挺进中原，对鲜卑拓跋部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迁都后重点是变易鲜卑族习俗，如改鲜卑士民服饰为汉服、官员改说汉语、禁止使用鲜卑语、将鲜卑人的复姓改为音近的单字汉姓，确立门第等级等。这一系列措施都推动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但也有人说，孝文帝的改革是把鲜卑民族给毁掉了。
唐玄宗改革前已经有两个样板，一个是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一个是武则天时期“武周改制”。唐玄宗的改革主要解决了武则天死后长达八年的争夺皇权的动乱。李隆基的改革在几位名臣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等的辅佐下，改革了武后以来的种种积弊。首先是刷新吏治，裁掉冗官冗员；又别置学士院，设翰林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朝政；改革兵制，用募兵代替府兵，边区设置节度使，把少数民族的头目都管理起来。白居易有诗曰：“十万夫家供税课，五千弟子旧封疆。”在整顿财政方面，捡括户籍，优先发展农业，开垦土地；同时对诸王加限制和控制；另外颁布《禁厚葬制》，禁止贵族、官僚厚葬，贵族死后不能铺张浪费，否则要对其进行处罚。
王安石曾经给仁宗赵祯上了一封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明确提出“改易更张”的建议。王安石认为朝廷财政匮乏的根源，不在开支过多，而在生财无道，生产的物质太少，所以国家财政紧张。他认为应“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在法家“富国以农”的思想指导下，“理财以农事为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因而，王安石实行了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等理财和整军的一系列措施。如均输法，皇室和朝廷所需购办的物质，采取“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方针﹐通盘筹划，以免浪费国家资财；青苗法，州县官府每年按夏、秋两季借贷给主户（纳税户），主要指自耕农、半自耕农，低息二分，半年后归还；募役法，废除民户按户等高低轮流到州县衙门充当差役（也叫职役）的规定，改为地方官出钱雇役；市易法，京城开封设立提举市易司，又在杭州、越州、扬州、成都、广州等19个较大都市设置市易务，由国家出资，平价收购市场积压物品，待市场商品短缺时，批发或赊贷给商人，投放销售，以此平抑物价，抑制富商垄断贸易。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十项变法中，前六项是理财，后四项为整军。
忽必烈改革主要是“劝课农桑”，发展生产，退牧还农，禁止屠杀和掠夺驱口，保护社会生产力，所以他在元朝中央机构中设立司农官署，劝老百姓安心务农。同时编纂《农桑辑要》一书，刊布州县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在政治方面，他“变易旧章，作为新制”，如改元立号，建全法度纲纪；废除世侯，削弱王公贵族势力，打击豪强，解除军阀和大地主武装；罢去州县官世袭制，实行选官制。忽必烈这20多年的鼎固革新，当时被叫作“改汉制，用汉法”。所谓汉制，就是采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谓汉法，即是用加强中央集权来统治之法。他特别利用两部分人，一是吏，用吏治理百姓，如刘秉忠、王文统等；二为儒，用儒士宣扬程朱理学，从思想上笼络士人，如许衡、姚枢等。
张居正的改革更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军事同步进行。在政治上，他调整机构，提高效率；裁汰冗泛、任人唯贤；用考成法提高办事效率，用保甲法来稳定秩序。在经济上主要以发展生产为重点，首先他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另外实行赋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在军事上主要是整饬武备，解决蒙古问题，训练士卒，安抚边区。
&改革的整体成效是推动了社会进步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改革的成效。众多改革的整体成效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改革的目标是“国以殷盛，民以富强”。改革与变法的王朝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社会矛盾有所缓解，开疆拓土，出现由乱达治的景象。
商鞅变法的效果概括起来是四个字﹕治、富、强、王。《商君书》中说到﹕“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商鞅变法后，秦国“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秦王嬴政能够“灭诸侯，成帝业”，统一中国，是商鞅变法奠定了这一伟业之基，如果没有商鞅变法，秦国不会立于六国之上。
汉武帝多年来坚持实行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实力雄厚，这个时期儒家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社会秩序较为稳定。他多次命令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率兵北击匈奴；又派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原与西域相连的“丝绸之路”，开拓东南和西南边疆，密切了少数民族同内地的交往。此时西汉已经成为富庶强盛的大帝国。
唐玄宗的改革持续近三十年，“天下大理，河清海宴”，“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同来，海内安然”。最典型的是杜甫写开元盛世的一首诗《忆昔》，诗中描述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岛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王安石新法实行十六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王安石变法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显著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窘况。忽必烈改革期间，河北邢台试点三年，选廉吏，务农桑，增户口，“号称大治”；山东地区“岁余新桑遍野”，“至元、大德年间，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张居正改革的10年期间，国家渐渐富裕起来。东起延永西至嘉峪七个镇，烽火不惊。蒙古问跟中原关系也很好，当时的蒙汉人民“合为一家，永享太平”。
学术文化的博弈制约着改革的成败
第四个问题是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首先，政治改革应当以人为本，核心是民主，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改革中来，以社会精英和民众相结合为益。但这在古代社会是很难实现，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地强化，改革成为少数社会精英的事业。其实中国在先秦时期，民本思想就已经就产生了，《孟子》中讲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这句话后来却颠倒了，皇帝和国家最重，百姓最轻。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后不久将《孟子》的民本思想全部删去，编纂成《孟子节文》。到了唐代，皇帝开始重视民众的力量，唐太宗善于纳谏，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因此政治的清明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后来唐朝的影响非常大。到了16世纪，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公开批判君主专制，社会到了这个时期，君主对社会发展起到的阻碍作用，知识分子提出了他们的质疑。
其次，古代多次的变法与改革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改革派每次取得进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商鞅在秦国执政19年，新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得以推行，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以太子驷为代表的一波保守派，开始对商鞅变法进行否定和反击，最终商鞅被迫辞官归乡。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依靠宋神宗。在神宗摇摆不定时﹐新法就贯彻不利。哲宗赵煦登基﹐从元佑元年（1086）起﹐以司马光等守旧派逐项废止已经实行16年的新法﹐史称“元佑更变”。
第三，改革与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须要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多数人从中获益，不能取利天下，国富民穷，否则改革不能持久。这是多数改革的共同的特点，国家富了，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是不少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时，改革者往往将变法的成功与否皆寄托在某个帝王身上﹐过分地依赖君主﹐导致改革的社会根基脆弱﹐革新难以持久。另外改革过程中，一些重要条款是针对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业者的。很多措施使得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多，却剥夺了商人的“毫末之利”。商鞅变法，汉武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均有这些问题。这种改革到了后来，社会上的抵触情绪会越来越大，只有让更多的人获得较大利益，他们才会拥护改革。
第四，改革是革新派与守成派之间的激烈博击，涉及到各个集团方方面面的利益，因而很容易导致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改革的业绩将永留千古，彪炳千秋。商鞅因变法而被车裂，但即便如此，从秦孝公到秦庄襄王六代，商鞅变法都没有改变，秦国的百姓都能言商鞅之法。王安石在变法，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斗争的十分激烈﹐保守派上书神宗﹐说他罔上欺下，“误天下苍生”。连天气干旱﹐华山滑坡﹐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不当。张居正改革也遭遇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御史傅应祯﹑巡按御史刘台等人的攻击，到天启二年（1622）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功名。
第五，经济制度的改革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经济改革不可能深入。历史上的改革与变法都是从经济开始入手的。从春秋战国开始，改革都在解决土地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问题。随之而来的才是政治体制的转变。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解决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问题，使得部分的民众富起来，早期的地主都是军功地主和富商地主。所以商鞅在制定二十级爵位的时候强调奖励军功。那么，汉武帝建立“中朝”时期，也是要制定经济政策，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今天回过头来看，皇帝成为改革主导者的时候，改革的推进比较容易，但是规模不是太大，改革相对比较平稳。当大臣为主角进行改革的时候，规模相对较大，但是阻力颇多，这个阻力主要是来自于旧势力的反对派，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六是学术文化的博弈制约着改革与变法的成败。我们过去在讨论改革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学术文化对整个改革的支撑。改革与变法实际上也是一场传统学术文化的论争。先秦的诸子百家（儒法道墨），汉代今文经与古文经学，汉唐儒道释，宋明理学与心学，清代汉学与宋学，均影响了每个历史阶段的变法进程。
学术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前面提到的改革都和学术文化有关系。钱穆的《国史大纲o引论》中提到“近世史学革新派所关注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则曰学术思想，又次则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他说的这三者之间关系，上面是政治制度，下面是经济基础，学术思想是中间的顶梁柱。
学术思想是社会文化的灵魂，它的演变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灵魂，这个国家是很危险的；一个民族没有主流的文化，这个民族是很可怕的。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什么？
清朝人在总结明朝灭亡教训的时候，提出了“学术亡国论”，这个观点过去没有引起我们很好的注意。文化可以兴国，学术亦可亡国。清朝不少学者已经把学术文化与国家兴亡紧密结合在一起。陕西大儒李颙指出：“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即天下大乱是由人心邪恶造成的，人心的邪恶是由学术不端造成的。他这里的邪术指的是陆王心学，清朝的理学名臣都以批判陆王心学为已任。清初理学名臣陆陇其指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
历史改革与变法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也是一场学术思想的博弈，它制约着改革的成败。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因用法过度，失去了人本。应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操之过急一定会出现问题。而汉武帝改革将儒法糅合，思想在变法改革的过程当中有所变化，体现了一种适应潮流的做法，所以反对的阻力相对比较小。王安石变法中的《三经新义》是与儒家学说相矛盾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三不足”思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被指离经叛道，失去了多数士大夫、官僚的支持。学术文化问题这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之一。
过去我们在讨论改革变法的时候，忽略了这种学术思想的注意和影响。改革者在学术上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在支撑他们？我们讨论革新与变法的得失，应当重视对这个问题的检讨。
当前的改革开放与古代变法已经大不一样。过去的变法是处在一个封闭的国度里，现在是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崭新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广泛吸收人类聪明才智，排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碍，将改革不断地推向深入。
从学术文化角度多进行一些思考，对于我们当前改革的推进会起到很好作用。我们要多研究学术文化，研究学术文化在整个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度，特别是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里，必须有主流的文化。如果没有主流文化，最后这个国家和民族会发展成什么样，需要我们很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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