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海子去世25周年纪念_网易新闻
诗人海子去世25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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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 诗人以诗怀念海子
“海子，如果你还活着，你是否已成了幸福的人，正喂马、劈柴、周游世界？”25年前的3月26日，25岁的诗人海子躺在铁轨上，远处隆隆火车声响起，阳光刺眼，野花怒放……他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还有那美好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想。昨天，是海子去世25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海子诞辰50周年。
25岁的海子离去25载，如果在世，他已到知天命之年，这仅仅是如果。现在，当无数人吟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来怀念这位早逝的诗人的时候，更多是感慨今日与昨日的云壤之别。海子的死被过多阐释，纵观这25年，他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转折点，海子写不出今天的诗歌，这个年代的诗人写不出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诗人们说，今天，诗意的栖居或比写什么诗歌更重要。
海子之死是诗歌史的转折点
二十多年来，海子的死亡被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诗评家李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些过多的阐释都是别人赋予的，但唯有一个是确实存在的—诗歌转折点的标志，海子死后，中国诗歌的先锋性不复存在，诗歌神性的年代结束，泛娱乐和诗歌娱乐化时代到来。
“80年代就是诗歌的年代。”李震说。他分析，从环境角度讲，海子所处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全民的理想主义，人人充满激情，文学还没有受到市场挤压，没有受到大众传媒的冲击，诗人拥有一个比较单纯的文学环境，文学是主要的阅读。现在，电视、手机、网络，垄断了人所有的阅读时间，这个环境变化非常之大，市场化、媒介化，让理想主义停滞，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代替了美好单纯的理想主义。“从环境角度来讲，现在不适合诗歌生存。诗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以诗歌的方式去生存，比怎么样写诗、写什么样的诗还重要。进一步说，如果没有一个诗的方式生存，写出的诗都不真实。”李震说。
诗意栖居才是海子真正的回归
海德格尔说：“人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就如同海子诗歌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般的诗意生活，诗意栖居，被众多人引用，如今，以诗的方式生活似乎成为比写诗更为重要的事。
女诗人李小洛告诉记者，我们今天对海子的怀念，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对诗人、诗歌和诗意文化的回归呼唤。诗意栖居，作为一种生存理想，人类在共同仰望的同时又常感遥不可及，在日常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的普通百姓心中，如何才能诗意栖居在这个地球上呢？李小洛认为，诗意栖居不是提倡人人都去写诗、当诗人、天天举办诗歌朗诵会，诗意追求也不是诗人专属，诗意文化其实是我们的先祖早已留在我们血液骨骼里的基因密码。“如果你有两块面包，你当用其中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用面包换回水仙花的柏拉图是一种诗意；“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是游离于山水田园的王维的诗意生活、“转山转水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是仓央嘉措的诗意。
虽然诗歌环境巨变，但对现代人来说，在城市，早醒的城市环卫工，更早看到每一天早晨的曦光，就是诗意；隐匿小巷弄堂深处的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在这个后工业时代，他们拒绝速度，拒绝快，他们的慢生活是诗意；午后一杯清茶，也是诗意。李小洛说，这些诗意的生活在今天，比写分行的文字更为重要，这应该是对海子真正的怀念。
“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
1964年的3月24日，诗人海子出生在安徽农村，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学。从1982年至1989年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用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勤奋，才华横溢地创作了近200万字的作品，而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中国当代诗坛，海子常常被评价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和“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奉献的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诗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诗潮的代表人物，不但影响了一代人的写作，也彻底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概念。现在，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海子，人们也在假想，在另一个世界，海子有没有寻到他的温暖，正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月亮的名字，念作海子”
微博和微信上，各大媒体以及喜爱海子的人们都表达了自己对于海子的怀念，诗人麦冬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海子，晚安，春天！”
“每年三月，在我们心里，住着一个硕大的月亮，月亮的名字，念作海子。”和广大的网友一样，西安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们，也在这个特别的三月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海子的怀念。24日晚，沐雨、阿威、小安、十月女巫、左右、木头人、闫索平等西安数十位年轻的诗人，举办了一场怀念海子的诗歌朗诵会。对于这位早逝的诗人，青年诗人左右给海子写的诗名为《三月：月亮的名字叫海子》。“他给我们年青一代，在那个新世纪初期留下的最感动的一些东西。”左右说。
21日，陕西师范大学心庐诗社的学生们，专门举办了海子诗会，向普天之下每一位写诗、读诗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他已长逝 他将永在
25年前的3月26日，暮色中的山海关，一列缓缓而至的运煤列车，永远带走了那个叫海子的白衬衣、蓝裤子的矮个儿青年。随后，几位与他同样写诗的颇具名声者，或自缢、或自沉、或斧劈、或自毙……很难说这几起悲剧之间有何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诗坛频遭重创，几员“大将”相继折损，一片凄风苦雨。而他的离去，终于有一天，被称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尽管，后来以某人之逝，断言某个时代之结束，渐成套路。而当时，以此权衡海子，确可谓实至名归。
结束了吗？确乎是结束了，而其实又不绝如缕……
他活了25年，“走”后至今，竟也有25年了。光阴，如此之快，一如其诗句，“以梦为马”，在梦中，已是万水千山飞过。想想，他若生息至今，其戛然而止的生命会整整翻上一倍。几乎可以确信的是，因禀赋及兴趣所在，他会深知自己的天命仍是写诗，愿为诗去苦乐备尝。而他又会否猜得出，他“走”后的这个人世间，其实早已是沧海桑田。25年了，随时光之流逝，无数曾名动江湖的“大鳄”早已湮没无闻，或仅存其江湖名号在兀自流传，无数曾万口传诵的诗句，也逐渐被人们厌倦、淡忘以至于蒙尘。而海子的一些诗句，则历久弥新，耐人咀嚼。尽管读之诵之者，并非全系知音，比如那句著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成无数楼盘之绝佳推广语。
斯人已逝，话题未绝。他活了25年，又“走”了25年，面对这位诗人的生死存殁，我们是否真的了解他、理解他？谁能真正从他的诗中读懂其全部秘密？不得而知。能够看到的是，他魂随风去之后，无数读者以及诗人、评论家，各种分析揣测，各种追思缅怀。海子如是，顾城亦如是。也许，真相永远无法知晓了，好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用心去读读他们，想想他们。海子卧轨时，现场留有一纸，“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在他而言，当然是决绝。但怎么可能呢？怎么会与任何人无关呢？换言之，他和他的诗，与我们有关，无论他生前还是身后。
不久前，友人发微信，说在德令哈，无端悲伤，因为那一刻，她想起了海子，想起了他那首《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德令哈之于海子，有如赤壁之于苏东坡，岳阳楼之于范仲淹。如此，每当人们造访或登临某地之时，会默默想起某人，想起并回味那些浮世悲欢……
那么，他便永在。
本版文字 据华商报 新华网 人民网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孤单寂寞地走向绚美
海子，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宁查湾人。1979年，15岁的海子进入北大法律系。海子在大学的4年里，中国正处于巨变之中，他于1982年开始创作诗歌，1983年，海子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从1983年秋季到1989年春天7年多时间里，海子就居住在政法大学新校区。在学校分给他的、常年焚烧着印度香的小屋里，矮个子、红脸膛、头发凌乱的海子写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阳》、《弑》、《天堂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后来，他被称为“北大三诗人”之一
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在诗人短暂的生命里，保持了一颗圣洁的心。他曾长期不被世人理解，但他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新文学史中一位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
1990年，海子去世后一年，《花城》杂志（1990年第4期，总第六十五期）发表了海子的一组诗—《最后的诗篇》，这是他第一次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诗歌。这些诗立刻引起激烈回响，海子开始获得更多关注。
1.从此再不提起过去，痛苦或幸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秋日黄昏》
2.今天，我什么也不说，让别人去说。—《新娘》
3.今夜我不会遇见你，今夜我遇见了世上的一切，但不会遇见你。—《情诗一束，山楂树》
4.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麦地与诗人，答复》
5.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远方》
6.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没有任何黎明能使我醒来。—《西藏》
7.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九月》
8.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黑夜的献诗》
9.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秋》
10.谁的声音能抵达秋子之夜，长久喧响，掩盖我们横陈于地的骸骨。—《秋》
本文来源：东方今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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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海子自杀原因真相揭秘
今天是诗人海子24年祭日，日，在山海关海子卧轨自杀，年仅25岁。现今关于诗人海子自杀原因、海子为什么自杀我们已无从追寻真正的答案，虽然传言有很多，本文就带来一个诗人的传奇与真相还原，让我们在这个春天纪念理想、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24年前的3月26日，中国诗歌史上最杰出的天才之一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尽。在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诗歌流派的不断变化，中国现代诗歌精神复苏，全民对诗歌一波又一波地持续热情高涨。而海子的死，很多人都说，意味着80年代诗歌的终结。他们在生命中匆匆穿过，留下了温情和暖的绝唱。这个春天，我们纪念理想。海子，原名查海生，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日，海子在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龙家营卧轨自杀，年仅25岁。我们宁愿凭空设想一个海子自杀原因，也不要相信关于他为什么去死的种种传言。也许，他只是身心疲倦得非常彻底，望了一会远方，觉得那儿挺好，于是就放弃了老是给他添麻烦的世界，顺便拒绝了九十年代。海子为什么自杀?对于海子自杀原因，人们给出了多种的猜测，一种说法是海子由于失恋导致卧轨，一种说海子江郎才尽不得不自杀，一种说是海子练气功，走火入魔了等等，说法有十多种。一时间，提起海子，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是一位自杀“明星”。关于海子自杀原因，我们今天无从追寻真正的答案，但可以从他的生前好友西川处得到了解，西川在《死亡后记》中写道，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他曾于1986年自杀未遂。在海子的大量诗作中(如发表于1989年的《太阳?诗剧》和他至今未发表过的长诗《太阳?断头篇》等)，也可以找到海子自杀的精神线索。他在诗中反复、具体地谈到死亡：死亡与农业、死亡与泥土、死亡与天堂、以及鲜血、头盖骨、尸体等等。甚至，海子还与其友人谈过自杀的方式。海子在死亡意象、死亡幻象、死亡话题中沉浸太深了，这一切对海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暗示，并使得他最终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至于人们所说的海子在感情上的失意，很有可能是其自杀的重要导火索。宁珍志认为，诗人不愿重复自己，希望能有所突破和发现。而对于海子这样以燃烧自己青春为写作代价的方式，在创造出好作品的同时，也犹如在把自己推入一个无底的黑洞中，写作与他真实生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海子将诗歌看做是生命的态度，影响了当时很多的年轻人，人们读着海子的诗，感受着他朴实中的阵痛，幻想着他笔下的每一个生活中的简单意象，模仿着他对于诗歌的态度。--博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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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
海子在北京的十年正好与整个八十年代同期。海子的死，为时代之谜保留下来一件可靠的物证。
文 | 袁凌1989年2月，正待解冻的密云笼罩未名湖。海子的挚友、北大诗人“三剑客”之一的骆一禾写下了两句诗：这一场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诗句准确地预言了那一年的轨迹。一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身亡，像是平地传来一声惊雷。再过两月，为处理海子身后事心力交瘁的骆一禾本人，在广场上忽然脑出血倒地，18天后不治身亡。这仅仅是雷暴季节的序幕。当秋天雷声停歇，庄稼被收割，一个时代已经灯火阑珊。其中逝去的，既有诗人海子年轻的面容，更重叠着整整一代人悲欢交集的面貌。诗人自此不再是时代广场上的主角，昨天拥有魔力的缪斯诸神，像是一夜之间退位了。但海子却像他自己预言的那样，在野蛮的悲伤之后复活了过来。他复活得就像一朵春天无需穿戴的野花。25年后的初春，北京花家地的中央美院北区略显荒凉，西川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王莽篡汉时期的摩崖石刻拓片，字体古崛浑朴，被他称作“最伟大的书法”。这幅石刻拓自他的出生地苏北海岸，上有文字“东各承无极”。西川轻轻说到：“‘无极’就是大海。——面朝大海”。这是他少见地提起亡友海子的这句名诗，却并不像今天的地铁站房地产广告那样，缀上后四个字“春暖花开”。相反，那是一片冲击拍打崖岸的怒涛，至今并未从时代的顽石面貌上散开。“这是好诗，但这不是最好的海子。”已经被无数次要求谈论亡友的他，有些微微激动。更好的海子存放在他的心里，像是扑向永恒天空的一头豹子，更是黑漆漆睡着的财宝。他和逝者海子一同亲历的八十年代，在许多人的追忆中是一个黄金时代，今天催生了诸多怀旧的文字，但那些最好的东西并不为人了解，其中还多有误解。从十五岁离开家乡到二十五岁去世，海子在北京的十年，正好与整个八十年代同期。今天在遥远的安徽怀宁査湾，海子漫生青苔的墓地已经被划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不足以安慰他的母亲和那个逝去的十年。为自己的日子/在自己脸上留下伤口/因为/没有人为我们作证。海子预先在一首诗里说。海子的死，为时代之谜保留下来一件可靠的物证。围绕这件证物，又产生了诸多人事喧嚣，成为一个时代复杂的回声。今天找寻和辨认这件证物，只能遵循海子在那个春天的脚踪。未名湖我年纪很轻不用向谁告别有点感伤&&&&&&&&&&&&&& ——海子《小站》臧棣第一次在北京大学见到海子，弱小的身个上顶着一个大头，一圈怒发和络腮胡子围住天生的娃娃脸，给他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谈吐起来，臧棣觉得他脑子里囤积的哲学远远超过年龄。这圈络腮胡子或许是为了掩护过于柔弱的青春。海子的同学回忆，十五岁的海子初到北大时，身量不足一米六，只有一个头显得特别大，像是从乡下田野飞出来的蜻蜓。开学后不久，季卫东在上课时第一次注意到同学査海生，在课间抱着一本又大又厚的书在阅读，季卫东感觉他稚气的脸庞、矮小的身体和这本大书对比，“很有诙谐感”，因此走过去与他攀谈。此后二人被分别称为“老夫子”和“小夫子”。起初“老夫子”喜欢摸“小夫子”那又大又圆的头，以后遭到海子不满而作罢。在海子四年的大学生涯中，一直面临这种“被怜爱的尴尬”，直到他在诗歌中找到完全不同的自己。海子所处的班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届招生，和前两届一样不限年龄，其中不乏一举改变命运的插队知青和街道青工，有人的年龄超出海子的一倍，是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里走出来的一辈。这个50来人的班级像是文革历史的叠压，1964年出生的海子只是摸到了这份历史的底部。海子学的是法律，最初爱看的是武侠侦探小说，喜欢的是德意志哲学。但解冻的未名湖溢出的诗歌潮水，不可避免地波及了这个时常坐在岸上草地出神的少年。大学四年级那年，他由浑然不觉转而一头扎进诗歌，面对一个由盛极一时的朦胧诗和纷纷传入的外国现代诗汇成的海洋。回忆起类似的经历，西川说：“在未名湖旁边坐着，不知怎么就忧伤了，开始写了------有点可笑。”相比起管理不松不紧的校方，缪斯是这时燕园和未名湖的真正主宰。即使是在法律系的小宿舍里，海子也不是第一个写诗的人。用一句俗语来说，十个馒头砸到北大学生头上，九个砸中的都是诗人。“三剑客”中的骆一禾、海子和西川来自的中文、法律和西语系，分别拥有自己的诗歌刊物《启明星》《晨钟》和《缪斯》，这远比另一些诗刊产自的系别听起来正常：地球物理系、计算机系、数学系。这些油印刊物只是整个中国弥漫的油墨气味一角，美学家高尔泰形容为“凄红骇绿，异俗殊音”，人人唯恐落后。大小油印刊物背后围绕着数不清的诗歌朗诵会。对于那时未名湖旁的北大礼堂来说，“水泄不通”经常是个贴切的形容词。诗人之外，自然还有思想界热门人物，《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即在未名湖边留下了一张于学子簇拥中激情挥洒的照片。学者严家其、李泽厚和记者刘宾雁，也是北大的讲座熟客。各种社团招新和讲座信息海报，以及发表意见和争论的大小字报，贴满了北大三角地，在五颜六色裱糊的外表下，隐隐接续着消逝的西单民主墙的余脉，以至北沙滩红楼的五四血统。曾担任北大五四文学社诗歌负责人的臧棣说，诗歌是一个空间，在中规中矩的校园生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重要性相当于呼吸。当时齐秦的一首歌“给我一个空间”，因此在校园里传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校方对此的态度显得若张若驰。和整个的官方机构一样，他们需要一种活跃的气氛，但又想限制实质，“鼓励社团活动，但并不支持写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西川曾经被校团委副书记约谈。团委和学生会成了调节的阀门，邀请校外诗人朗诵名单要报他们审批。西川和海子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北大团委的一间办公室兼宿舍里。教室规模的大小，是控制活动规模的一个方便手段。在礼堂的朗诵会可容三千人。一次邀请杨炼来的讲座，却被安排在化学系一个4、50人的普通教室，原因是他写“寻根长诗”《礼魂》，已经受到过与“清除精神污染”有关的批判。官方的态度，在学生之中也有投射。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中，一位中文系的同学担任评委，发言指责西川的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建议朗诵会不让西川上台。这正是在外地同样上演的故事。海子的安徽同乡、诗人叶匡政当时在合肥的高中就读，小有诗名的他，赶上了合肥市教育改革，在小小年纪拥有了多个半官方的头衔：合肥市学校报刊交流中心理事、合肥市艺术中心观察员，可以持证到合肥市各个中学自由听课、走动，“观察”。这些理事和观察员全都是中学生。叶匡政还是官方组织的诗歌夏令营会员，远赴苏州无锡参观。86年上大学之后，叶匡政又是系学生会外联部主任。在一次“自由化”活动后，整个学生会的成员被校方清理干净，叶匡政本人被迫退学，从中学开始的与校方的蜜月期至此结束。如此气氛中埋头读书，海子可谓不够敏感。但据说他一开始写诗，同宿舍那位开风气的诗人就此搁笔，却把海子介绍给了骆一禾。二人以一次“投名状”式的酩酊大醉订交，以后海子又结识了不喝酒的西川。小圈子里还有一个伙计叫老木。圈子之外海子沉默如昔。据季卫东说，海子经常在教室和宿舍写诗，但从不出声朗读。这个小圈子和很多别的小圈子围绕诗歌的圆心转动和碰撞，朗诵和油印诗歌，喝酒和争论，讨论哲学和美，很快成了校园里某个嗡嗡发声的核心。三人据说还有写作上的分工：海子写天堂，骆一禾写地狱，而西川写炼狱。海子写诗始于毕业前不久，但离校后他不停回到这里，继续参加圆周运动。在一次清华大学的诗歌朗诵会上，政法大学学生王俊秀第一次见到海子。在评委席上，牛仔裤络腮胡子的海子和谢冕邻座。当一个女学生上台朗诵时，身为评委的海子听到某一句诗竟拍起了桌子，让王俊秀觉得他“特别暴躁”。海子的暴躁受到了女学生的反驳。当她继续念到一句“我的爱人，你的脸像食堂的烧饼”，海子又开始拍桌子，众评委则掩面大笑。王俊秀向正好站在身旁的骆一禾打听。骆一禾告诉他这就是你们政法大学的海子。久闻其名的王俊秀这才目睹了真人。当时也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写诗的方向（化名）说，只有在那个年代，你可以把一个人批判得体无完肤而不伤友情。海子就是这样一个毫不掩饰的批评者，同时也受到别人毫不掩饰的挚爱和批判。据王俊秀回忆，当时他一到清华就被学生围住，问海子来不来，说“不来就没意思”。可见当时海子已在学生圈中成名。王俊秀背诵起海子的“亚洲铜”，还像当年一样眉飞色舞。“祖父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这太猛了。一般人不敢这么写。”这是海子离开未名湖后不久的成名作。臧棣在担任北大五四文学社诗歌负责人期间编《未名湖诗选集》，把海子放在第一位。海子也是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的获得者，一同的获奖项者除了兄弟西川以外，还有前辈芒克和北岛。这份手写的奖状，一直保存在海子的遗物里。对于为激情裹挟的诗人来说，摇篮一样的未名湖，虽然处于校园诗歌的中心，却显得平静。校园外的诗歌朗诵会现场的疯狂，可以北岛、顾城等人在成都的一次经历为证：在听众的蜂拥冲击下，北岛等人不得不躲进厕所，对搜寻者谎称“我们不是北岛、顾城”，随后翻窗逃跑。即使是学者刘再复和李泽厚的美学演讲，也曾由于听众太多三易讲坛，台下尘土飞扬，索求签名的听众差点掀翻了桌子，李泽厚还由于“讲得太少”遭遇强烈指责，二人在保护中撤走。全民性的诗歌热，把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混合在一起。文革“打倒走资派”和上山下乡造成的各阶层打乱，客观上也促成了这一局面，譬如北岛、芒克都是干部子弟，本身却是工人，芒克以后失业。创办《今天》的团体是包括护士、团支部书记、造纸厂工人等各个出身人群的混合，这在其他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今天》的“管家”鄂复明，是一个从内蒙古插队回来的公交系统工人，自己并不怎么写诗，一走进《今天》就变成了印刷工人和财务、后勤“总经理”，成了朦胧诗人背后的服务者，包括给几乎每一个读者亲自回信。大陆《今天》停刊后，鄂复明继续上班，却始终珍重保存着《今天》所有的资料，包括读者来信和每一期样刊。多年来他为了避免资料被有关部门拿走，一直保持绝对的沉默，直到近年将手中资料捐给图书馆，“这以后我才敢讲话”。此外，他还管理过为诗人食指募集的救助基金。他从来没有分享过朦胧诗人的荣光，却甘心做了保存历史的“持灯者”（査建英语）。这也说明了那个年代诗歌的巨大魅力。一个例子是，朗诵舒婷的《致橡树》成为婚礼上的必备节目。北岛的“路啊路，飘满红罂粟”则成了一句港台味儿的流行歌词，被城乡青年不明就里地哼唱。在喧嚣又热烈的时代面前，北大燕园只是海子诗歌出发的“小站”。些微的伤感之余，“三剑客”终将依次离开未名湖，“到草原去晒黑自己”。从这个时期开始，査海生给自己起名“海子”——草原上的湖泊，或者更像一滴水。连挚友骆一禾，也是几年后明白其含义。只是，海子没有去到意想中纵马驱驰的牧场，而是到了北京郊外的小县城昌平。在昌平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 ——《在昌平的孤独》2014年3月，昌平西环里15号楼5单元的楼道里，从底楼到顶层贴满了像苍蝇一样密麻的小广告，从开锁、疏通、除尿碱到办证、妇科男科，无奇不有。被京城核心区严密的物业管理逐退之后，它们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疯狂的发泄之地。以后海子迁居的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4号家属楼也不能免厄。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是30年前诗人的故居，对于逝去的那个时代，连一点点气息的暗示都没有。法大学生也只知海子其人，无人知其旧居。毕业后一年来到这里，海子像是被那个过分喧嚣的时代放逐了。相比于北京城里的拥挤，昌平校区太过空旷。最初两年没有学生，教师租住在西环里的宿舍，每天回城上课。校区长达数年未竣工，几座贫瘠的小山脚下一片旷野，临时的一圈铁丝网之中，几幢新立起来的教学和宿舍楼里少有居人。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这里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校园。这有点像是邻近的秦城监狱，初创时期同样是一道铁丝网隔开。战犯们的劳动号子和卫兵吹号，则被共享场地的北京市歌舞团的吊嗓和锣鼓声代替。地处燕山脚下的昌平，建制始自汉代，似乎从古摆脱不了放逐之地的角色。明代有罪的太监宫女，惯例是发配到偏远的十三陵守墓，老死荒郊。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出逃，曾携光绪皇帝在这里的旧庙借宿，啃食玉米棒子充饥。建国以后昌平的建制，在建区和立县之间来回摇摆，难以确定和北京的关系。秦城监狱之外，关押右派劳教分子的沙河农场、六十年代“反动学生”和右派下放的南口农场都邻近这里。律师张思之下放到燕山脚下的清凉洞劳动，又在80年代中期离开全国律协再次来到昌平，创办《中国律师》。法大昌平校区也曾卷入“自由化”风波。文革之后复校的北京政法学院（以后升格为中国政法大学）地皮多被割据，教师宿舍逼仄，年轻教师蜗居于简易棚，终究引起了集体请愿，负责安抚的副校长江平煞费苦心。学校为解决难题在昌平拓殖新区，却也遭到“偏居昌平，会对那里的新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质问。这些请愿的年轻教师，以后不少人像海子一样迁往昌平家属区。1988年5月，昌平校区又发生了学生罢餐事件。江平当上校长后又在海子去世的那年秋天去职，成为政法大学史上任职最短却又“永远”的校长。在法大的校园里，诗歌的氛围与未名湖并无二致。1986年入学的王俊秀作为“星尘”诗社社长，成为与海子交往的人之一。在海子同事李秀云的记忆中，当时的政法大学“校园诗歌就象今天绽放在校园里的玉兰花一样，文学青年写诗，文艺青年弹吉他，革命青年谈民主自由。”但王俊秀回忆，海子自己慢慢地疏远了法大校园诗歌，这或许已不足以容纳他的文学抱负。当昌平校区土生的“345”诗社在学校蓝屋饭馆里聚餐以庆祝成立，他们并不知道身后一桌上坐着诗人海子。次年海子自杀时，诗社刚刚准备聘请他为顾问。这或许与一个悖谬的现象有关：海子做校报副刊编辑扶持的83——85届法大学生诗社成员，经常在主流刊物《诗刊》《星星》上发表诗歌，海子自己的诗却缺少这种机会。厕身崭露头角的“学生辈诗人”当中，身为老师的海子或许会觉得尴尬。诗人海子并不适合教严谨的法律，校方将他从校报调入哲学教研室，这算是那个时代“爱护人才”的方式。年轻助教海子的课程中，既有生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离诗歌最近的美学。前者使他生涩窘迫，后者则助他灵感挥发，在第一堂课上提示学生们将海鸥想象为上帝的游泳短裤。另外的节目还有课间朗诵诗歌。和不受学生待见的马哲一样，引人入胜的美学，当时同样处于新旧争议的风暴中心。海子和他的一位女学生朱惠萍，就在课堂上发生争执。期中考试“美的本质”的论文陈述中，朱惠萍认为美的本质是一股大力，不由分说地注入人的心灵。海子有些急躁地打断了她的话，引起了她“以海子之矛攻海子之盾”，一位男生也加入，批评海子在压制不同的观点。海子的脸红得“超过了身上半截鲜红的羽绒服”，讨论会黯然收场。这个发生在课堂上的小小冷场，毋宁是当时美学界白热化争论的缩影。海子崇尚的美学来自希腊与德意志的和谐静穆、理念与感性统一，喜欢的国内美学家是宗白华和朱光潜。这和蔡仪等人的官方美学自然判别，但当时最能引起年轻人热情的是李泽厚和高尔泰。曾经的夹边沟囚徒高尔泰的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相互烘托，成为一个时代年轻人的信条。李泽厚《美的历程》则成为大学生人手一册的经典，书中奔放的辞采和激情令人动容，使人感到注入心灵的“一股大力”。在不同的美学观点之间，发生尖锐冲突，混杂着政治酵母，从五七年反右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之后，高尔泰黯然出国，李泽厚也因为“毒害青年”受到批判，二人之间也由同仁到陌路。刘再复接受《博客天下》邮件采访称，他当时有感于“在文学中坚持党性原则”的老套，认定要冲击这种局面，大讲“文学主体性”。“八十年代拥有思想自由，这种自由又激活了生命，激活了思想，激活了创作。”在法律院校教授美学的海子，职称始终停留在助教的台阶上。在北大报考法理学研究生失败后，海子曾在未名湖边散步中对季卫东吐露，他怀有创造“诗意的法理学”或者“法律的诗学”的抱负，但这项抱负显然并未受到体制鼓励。美学的争端之外，将海子卷入的还有气功潮。这曾经是和改革新星李向南、海灯法师以至钱学森的控制论一同流行的时尚，最著名的文学界卷入者包括柯云路，海子是不声不响的身体力行者。亲历者回忆，发功者第一次来到昌平，当场震倒政法大学的几个学生，带给海子和其它观者震撼。这个反对异化的时代，相信人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体，将肉身变为超越的“气”，开天眼，甚至散发芳香。海子自信，他已经打通了“小周天”，冬天可以穿一件单衣走在昌平校园里，双脚泡着冷水写作。昌平的酒馆是宽容的，海子可以和西川、骆一禾以及新结识的苇岸们像叶赛宁一样赊账喝酒。昌平的大街是空旷的，可以容许海子在失恋后夜夜游荡，不必遇到巡警的阻拦。昌平有限的文化底蕴，对海子也是友好的，他生前获得的三个奖项中，其中一个是“昌平县1986年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但昌平不同于北京或莫斯科，这里的酒馆也是孤独的，老板可以赊账，在海子打架时袒护他，却不高兴他朗诵诗歌。爱情从课堂上到来，又在现实中离开他，像渔网中漏掉的水。这有别于瘦哥哥梵高在阿尔绝然的孤独，更近于高更在塔希提。但由于拒绝生活，三人最后走到了一起。或许这正是诗人和时代之间需要的距离。在昌平以外的世界，多数的诗人却和时代走得太近。1986年，深圳举办了诗歌大展。这个由红极一时的《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推出的集体展示，是一次全国各流派诗人成名的机会，过期不候。为此各种门派一夜出世，譬如野牛派、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撒娇派，共达88个，以后人称“中国诗坛挂起的88片尿布”。众多名号奇特的诗人一夜成名，又集体蒸发：京不特、肥山、男爵、泡里根------连好兄弟西川也未能免俗，被人安上一个“西川体”。今天的西川回忆起往事，还不免荒谬之感。海子却对此似乎浑然不觉。他还缺席了同等重要的“青春诗会”年度展示。两年后，海子的诗被收入了为纪念这次大展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年还获得《十月》荣誉文学奖。海子还入选了重要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但他的长诗和短诗命运不同。在中国作协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一些体制内诗人激烈批判他和骆一禾等人写长诗。这种鞭挞的疼痛最终变成了海子宿舍里一地的酒瓶。激烈的批评声还来自前辈朦胧诗人多多。在海子进城参加的“幸存者俱乐部”朗诵会上，多多说海子写长诗是犯了时代性错误，他只在不断重复的诗中听见了一句“蒙古人骑着高头大马飞过天空”。1980年代的昌平没有地铁和八达岭高速，不像今天这样近。臧棣有一次和同学相约，骑车去昌平看海子，走到途中轮胎跑气，被迫推车走回来。外地来北京串联的诗人，也很少能够到达这个县城。对于城里的诗坛，海子出于本能接近，又出于敏感抗拒。就像是昌平北边那些孤独的小山，远远保留着位于地平线上的轮廓，不引人注目却也无法抹去。德令哈我的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远方的路程却干干净净&&&&&&&&&&&&&&&&& ——《遥远的路程》出行串联，是海子对于在昌平的孤独的补偿。几年之中，海子先后走过了两趟四川和西藏。西川也曾经在黄河两岸游历七个月，漫无目的，“心中都有个远方。远方，就是未知的东西。”1980年代的诗人串联，就像上一个时代红卫兵的串联一样，是时代的风气，也是官方默认的一种大规模运动。地处湖北腹地的利川师专，小明加入了野夫领导下的诗社，创办一份叫《剥枣》的杂志。那时的野夫远没有今天出名，却写着不折不扣的现代诗。小明参加了无数诗会，最远到长江上下游的君山和奉节。在客轮上，购买五等船票的诗友们嫌底仓憋闷，露天睡在夹板上，饱看沿江风光。在一个叫雪北河的水库，诗友们自带伙食和锅碗连日赛诗，由于粮食储备不足，后几天不得不用剩余的一点玉米面熬粥加土豆平均分配，有限的一点小菜则念诗才能夹上一筷子。在安徽，高中时期的叶匡政和同学去南京听讲座，为此卖掉了手表，因为他的“文学成就”，得到了校长原谅。腿脚之外，书信是另一种联络方式，他不知怎么就认识了远在湖南隆回县的马萧萧，交往至今。在小明的记忆中，那时坐公共汽车缺钱，喊一声“我是诗人”竟可免票。这同样类似当年的红卫兵串联优待。一个诗人到了外地，自动被纳入当地的诗人圈子，找到一个人，整个圈子都会接纳他。在北大，西川等人也接待了无数串联的诗人，晚上大队人马从北大游荡到清华，裹挟上清华诗友再游荡到地质学院和钢铁学院，一路走一路聊，彻夜无眠。其中一些个性古怪，操行有亏，但都能靠着诗人的身份凭证被友情豁免。无形之中，诗人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松散联盟，这正是让官方担心的。但却没有真正的力量出来反对它。海子的游历方位主要是四川和西藏，前者是盛产诗人的盆地，后者是远方的极致，两者又都与他的爱情有关。四川的民刊也是很早发表海子诗歌的地方。在1988年春天的游历中，海子在四川收获了友情，但也领受了事后的苦涩，一个叫尚仲敏的诗人发表文章描述“北方来了一个痛苦的诗人，从挎包里掏出两万行诗歌”，称海子“在空乏、漫长的言辞后面，隐藏了一颗乏味和自囚的心灵。”而这个诗人是海子打算和西川在北京“帮帮他”的。不留情面的批评，是当时诗歌的风气，李陀在接受査建英的访谈时，对于这种八十年代的遗风甚为怀念。他回忆和马原初见，被直率地指责为不懂小说，争得面红耳赤，事后又出钱请马原下馆子。但在友情后面，圈子也正在形成。朦胧诗一代的“幸存者俱乐部”，对于海子、西川这样的“第三代”既吸纳又拒斥，后来者加入需要越过苛刻的身份验证；在四川的“非非主义”和北大的“学院派”之间，也存在微妙的话语权分歧。这是海子受到尚仲敏和多多诟病的潜在背景。88个流派的旗帜背后，诗人的乌托邦大陆上已经出现诸多裂痕，标注了行政区划。如果对某流派的一个诗人进行批评，也就彻底开罪了这个流派。“诗歌圈有一种风气，你不能批评谁的诗写得不好，这样你就得罪了所有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叶匡政说。他在2006年发表文章宣称“文学死了，诗歌死了”，随即得罪了所有的诗人，在以往的老朋友圈子里感到了潜在的敌意。记者近年曾与当年的“口语诗”旧人有所交往，因为无意中在博客中批评了一句“口语诗”，被人看到，引发了朋友绝交和在刊物上声讨的严重后果。这和李陀回忆中描述的情形已相去甚远了。远方的另一可能性是爱情。海子的爱情都在他的诗里留下了踪迹，第一段是在四川的达州，海子笔下“一条肮脏的河流奔向大海”，恋人的居处像一只船停靠在河岸上，恋人离群索居在一把伞中。海子希望这条大河“越来越清澈，越来越宽广”，如同游历的他本人，容纳无数条浑浊的小溪。这正是远方的真实意义。但说着“野兽的语言”的海子，终究无法为生活接受，拒绝结婚的他第二次去达州时遭到拒绝。这样的拒绝，海子在两次入川游历之间的西藏之行中已经发生过，它的纪念是将德令哈由一个流放地变为诗歌名词。地处青海湖以西的德令哈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1988年的海子在这里的夜晚“不关心人类”，只想念远在拉萨的“姐姐”，一个通信多时的诗友。姐姐最终拒绝了求爱的海子。但德令哈抒情的温柔却保留了下来，代替了它在历史中的荒凉面目。文献记载，德令哈曾是文革前青海最大的劳改农场，劳改劳教人员达5万人，在三年饥荒中有数千人去世。这里地处不毛，终日飞沙走石，当地的犯人和流民都曾发生大规模逃亡。在原分场领导陈复生的回忆中，管教干部有次追捕四个逃亡的犯人，回来时手上的袋子里竟囊着四颗血淋淋的人头。陈复生质问之下，干部以为理所当然，可见为惯例。唯有在这个荒凉地点的抒情，是最动人的。海子“不关心人类”，使人想到“奥斯维辛之后不该有诗”的批评，却也暗示他在抒情背后已经承受了历史。这是海子的动人之秘。他爱的“四姐妹”，听起来也才具有了“比命运女神多出一个”的严肃意义。80年代的爱情，是诗歌的孪生物，其间却又含有禁忌。野夫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的描述，得到了小明的称许。男女主人公在久别重逢后，一夜面对炉火说不出话，“那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在诗人群体之中，大家不好意思和某个特定对象谈情说爱，似乎这样是一种堕落。在游历和聚会中，男女生可以同床共卧，却又保持着性别的纯洁，这种纯洁的维护和打破都很微妙，如同男女知识青年初到延安的情形。爱情因而总像是饮不到嘴里的水。在海子和他的初恋女友，以及拒绝他的“姐姐”之间，也存在着身体禁忌。拒绝着结婚又向往爱情的海子，只能像是拉上岸的鱼筐，存不住感情之水。而他的好友骆一禾和西川，都接受了现实的婚姻形式。如同诗人间的友情一样，1980年代爱情的禁忌中潜藏着危机。在1989年盛夏酵母的催化下，禁忌的闸门被冲开了，洪水涌流。电影《颐和园》中，人们在校园里昏暗的灯光下朗诵海子的诗歌、跳舞，随后男女主人公来到宿舍的单人床铺上做爱，直到被宿舍管理员查获。方向在那个多雷暴的夏天也经历了类似的场景，因为家里有淋浴，两个在广场上没处洗澡的女生，先后成了他的女友。秋天来临，他像一个收割的农夫，近乎疯狂地追求以往圈子里任何一个女生，到手后立刻换手，这是圈子里男女普遍的风气，似乎要在这个失败的季节，尽量挽回过去禁忌的损失。但事后却发现，大家这才真的一无所有了。海子没有得到这种补偿的机会，反而提前做了赎回。西川认为海子自杀的起因之一，是初恋女友出国前的来访，海子觉得自己在酒桌上说了伤害这位女友的话。这种对恋人也是对自己初恋的污损，像是落在灵魂质地上的灰尘，无从清扫，要用自杀来赎回。据说，眼下流传最广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得知这位初恋女友要移居美国后写下的祝福。开篇模仿《诗经》的“喂马劈柴”表达了古老的诚挚情意，幸福的祝福则留给远行者，“面朝大海”包含的更多是望洋兴叹之痛。20年后西川再次见到这个女人，面对满脸倦容与泪水的她，只能说一句“把一切放下吧，生活还要继续”。这正是今天诸多80年代怀旧者的现状，他们已经在一场自我补偿后两手空空，无从赎回自己的青春友爱。北岛的诗《黄昏：丁家滩》写给一对恋人，原本由于男方要出国，不料女方抢先踏上“红罂粟之路”，二人终究分手。王俊秀同学中的一对恋人，分手后男方在法大跳楼，女友到“天涯海角”殉情自杀，在法大校园里引起了震动。一场梦幻醒来，“告别冬妮娅”成为作别青春的代名词。海子没有补偿过自己，却也因此不会损失，像远方的道路一样干干净净。革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们一样我不得不与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 ——《祖国，或以梦为马》当海子和西川在未名湖的校园里开始写作时，他们面对的首先是北岛、芒克、多多等人矗立的“朦胧诗”高峰。1990年的西北大学筒子楼，一位文学青年、也是本文作者的班主任箕踞在单人床头郑重宣布“我们这一代人是吃北岛的奶长大的。”那首写于70年代的《回答》，扣动了文革后时代的扳机。在臧棣看来，《回答》这首“朦胧诗”代表作一点也不朦胧，既是政治批判，又是道德审判。这似乎是朦胧诗一代的整体特征。在芒克的向日葵诗中，传统意义上哺育万物生长的红太阳成了向日葵拼死反抗的对象，光线成为系在向日葵脖颈上的绞索，向日葵和太阳的关系完全颠倒。多多的一首诗中，提及“红色恐怖的急促敲击声”，革命的经典用语被直接纳入诗歌。芒克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批判反思，他说文革是他少年的生活环境，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西川觉得朦胧诗人们“有经历，有情怀”。朦胧诗的大本营白洋淀，就是红卫兵一代在政治过气后的发配之地，芒克、多多等人的反思和写作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朦胧诗中依稀可见的政治诉求和思想批判，不免招来官方意识的不安。芒克等人曾经尝试为《今天》向新闻出版局申请正式刊号，自然全无下文。以后《今天》被取缔。朦胧诗也对下一代诗人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他们很快在校园里喊出了“打倒北岛”的口号。在他们看来，朦胧诗人们在对文革进行控诉批判的时候，身上也暴露出了文革烙印，他们自己也成了诗歌“革命”的对象。1986年，曾宣告“中国丢了钥匙”的梁小斌宣告了朦胧诗的“崩溃”。朦胧诗人中的杨炼则转向“文化寻根”的大诗，他走向欧亚大陆深处的路线，给海子、骆一禾带来了直接的提示。西川觉得，在杨炼、海子、骆一禾等人的“大诗”尝试中，也包含着革命的“宏大叙事”情结。“文革中写诗都是宏大叙事，文革后人们还有这种情绪”。海子的特点在于，他用抒情诗的方法写史诗篇幅的作品，这是对宏大叙事的继承又反叛，因而可能处于腹背受敌的境遇。雪莱的一句话在80年代流行一时：“诗人是时代的立法者。”叶匡政分析，由于经历文革年代的文化匮乏和传播手段单一，朗诵或油印的诗歌，成了垄断性的精神食粮，代替了文化、美学、哲学、知识和信仰功能，也成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诗人被推到了时代的中心地位，有似海子诗歌中的“王”。荣誉之下，诗人也处于焦灼的压力中。和抒情诗不同，海子的大诗中充满了血腥暴力的意象，像猛烈的豹子，将一些东西摧毁为碎片，重建却未完成。“他的抒情诗具有宏观的结构，长诗却更像是抒情诗的碎片。”崇拜海子抒情诗的王俊秀说。西川则坦承，海子意想中的“宇宙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只是“一个年轻人的大话”，他并未严肃地对待。批评海子的尚仲敏，使用着毫不逊色的宏大语汇：“对旧事物的迷恋和复辟，对过往岁月的感伤，必然伴随着对新事物和今天的反动。-----过不了多久，他会成为我的敌人。”非非主义宣称要回到个人和前文化状态。但这段批判散发着鲜明的革命气味。从“造反有理”年代过来的80年代诗人，急切地想要标新立异，打倒先前的诗人和流派，替代其位置，来不及从前人那里继承下什么东西。这是“五四”以来的传统。“它们反对过去，但一定会带上过去的气味。弄出新东西的方式，还含着过去的基因。”西川说。北岛则在近年反复检讨自己早期作品中的“革命腔调”，甚至否定了《回答》在内的大部分诗作。在“暴力革命”的外表下，海子想要完成的却是《神曲》《浮士德》那样的经典。他在诗中宣告自己是“一口祖先们向后代挖掘的井”，隶属索福克勒斯、荷尔德林、普希金、叶赛宁、梵高的精神传统。在宣告“朦胧诗崩溃”的年份，他参加了“幸存者俱乐部”。这使他在“诗歌+革命”的序列中，必然处于尴尬的“小丑”位置，直到死亡使他变成烈士。相比起八十年代一波波震荡出局的体制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来说，对于诗人，真正的政治风险并不迫切，更像是一种有悬念的游戏。西川有次和诗友们在宣武门图书馆搞一场诗歌朗诵会，去了一看，大门上锁了。几个朋友转而到路边一家餐馆，看见一个过来的人，说两排武警把胡同口封住了。“你不是作协组织的，他觉得你是闹事。”西川分析，可能是街道的人告的密。“人们觉得先锋派气味可疑。艺术就是政治。”西川说。到了90年代，他和陈东东办的《倾向》，到了第三期也被取缔。无数地下杂志，都逃不过朝生暮死，一半出于经济压力，一半是取缔。但在“改革”气候下的土地上，它们像地下的气泡，很快又会冒出来。由于文革造成的社会阶层混合，新旧的冲突往往发生在家庭内部。西川因为画抽象水墨，把看惯了传统山水画的老爹气极了，“说我明目张胆搞资产阶级这套，要赶我出家门。”芒克因为写诗，三年不敢回家，“没见到妈”。意识矛盾转化为家庭恩怨，感情纽带无法完全隔断，呈现出尖锐对立又晦涩宽容的面貌，体制内外都存在生存空隙，美学家高尔泰的经历可为例证：在北京期间，一位坚持“以马列为纲”的社科院干部对思想叛逆的高尔泰颇为优容，一心想让他完成《大众美学》，甚至建议由其女儿保管高尔泰囚徒生涯中写作的秘密手稿。直到最后终于关系闹僵，父亲向女儿索要秘密手稿，却被女儿小雨拒绝。此时女儿已经爱上高尔泰。高尔泰被逐出北京，却也收获了后半生伴侣，成为一场悲喜剧。秘密手稿则在多年后结集《寻找家园》出版。许多体制内的人物喜欢现代诗，包括了以后的领导人温家宝、吴仪、李肇星。严谨如《燃灯者》中的伦理学者周辅成，也曾在参观巴士底狱的照片背面写下“碑顶巍然自由天使，面向众生庄严高唱”的一首诗作为新年贺卡寄给赵越胜。刘宾雁则是雪莱诗歌的热烈爱好者。北大毕业后进入中央办公厅工作，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吴稼祥，当时曾和同乡叶匡政一起在诗歌报上发表诗作，直到今天，在为政改鼓与呼的同时，他仍然在博客上贴出自己早年写的现代诗。一首在1991年写下的诗句说：“即使爱的风标没有转向，地上的双脚想已被拖入另一种生活。”80年代后期随着风向转变，“清污”和“反对自由化”的气氛逐渐浓重，诗人的地位正在变化，社会体制也渐次回复稳定，悬念在变成真正的危险。这时出现的新生代对朦胧诗的批判，掩盖着更晦涩的心思。“后来的人排斥北岛，要求回到个人，本来是逃避体制压力的诗人自我保护，裹上了新观念的艺术外衣，以后却变成了自觉追求。”叶匡政说。臧棣则觉得这是“垮掉的反抗”。在1986年的诗歌大展中，上海的“撒娇派”坦承：“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社会主义制度好，我们撒娇。”虽然宣称“回到个人”，诗人们在时代的气氛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法者”地位，诗歌的热度一直维持到1989年的春天。问题是当时机来到，承担启蒙角色的诗人，并不懂法治为何物。“我们因为是政法大学的，别人觉得我们懂，邀请我们到别的高校去演讲，我记得还有体育学院。但我自己也并不懂多少。”王俊秀回忆说。在1986年合肥的学生活动中，参与的叶匡政呼喊着民主自由的口号，“实际我只有个观念诉求，具体内容全不知道。”他心目中是法国大革命，是国际歌，是兰波，却并没有江平、李慎之、顾准这些以后被确立的思想者。刘再复在邮件中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非得说它（80年代）不好的地方，那我只能说，这个年代太短，太匆促，它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活泼的思想凝聚成‘学问’的严密形式。沸腾的丰富思想还来不及冷却与凝聚就被新的政治激情冲垮了，真可惜。”这或许是他和李泽厚在九十年代一起提出“告别革命”的原因。朱惠萍回忆，海子曾在课堂上朗诵过一首题为《枪》的诗。这首诗后来散失了，朱惠萍还深切地记得里面刻划的“枪作为工具为人利用的本质以及对人类造成的极大伤害”。王俊秀则记得他的另一首诗“什么样的时代将来到？流鼻血的日子会来到，法官的日子会来到。断头台的时代将来到。”王俊秀觉得这体现了海子惊人的预言性，就像海子心仪的《旧约》里那些用诗歌预言世事的先知。更为人熟知的，则是海子笔下“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的黑暗。在另一处他写到，“黑夜抱着谁，坐在底部，烧得漆黑”。西川将这些诗句作为他编选的海子诗集的封面。在他心目中，这是最好的海子。他发现，从1986年开始，海子的诗由澄澈、温柔变得激烈、严酷，充满了血、火焰、刀剑和头颅的意象，由《新约》的宽恕回到旧约的复仇，似乎准确地预知到了时代的气息。这也使海子的诗和死亡一起，成为80年代猝然结束的象征。和骆一禾一样，海子预言了1989年春天的雷暴。但他并未像一些人推想的，参与其中以求释放，却提前一步剥夺了自己的机会。在诗歌的革命中，他没有打倒别人，只流下自己的血。诗人之死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嘲笑这一个野蛮悲伤的海子&&&&&&&&&&&&&&&&&&& ——《春天&&十个海子》日那天，王俊秀正在图书馆看海子的长诗《太阳》手抄本，被诗中血海、头颅的意象震撼，一个同学慌张地走来，眼睛直直地盯着他说：“你知道吗？海子自杀了！”王俊秀的胸口立刻憋住了，透不过气来。似乎诗中意象瞬间化为现实。月底，臧棣接到西川告知海子去世的电话，第二天把消息带到北大，因为时值愚人节，大家都不相信。因为时值愚人节，大家都不相信。臧棣和五四文学社的诗人们组织了为海子办理丧事的募捐。4月底，又在海子学生时代的宿舍北大38楼前的草地主办了一场纪念会，架设喇叭朗诵海子的诗，风尘仆仆的骆一禾到场致辞。骆一禾是到自杀现场操办后事的人，臧棣由此得知海子卧轨自杀的详情：为了不被司机发觉停车，他是趁火车慢行时钻进车轮下的，被斜轧为两截。那是一段适合自杀的地点，此前已有三个人在那里自杀。在死前一天写的绝命诗《春天&十个海子》中，海子描述自己“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这或许是提前说明自杀的场景。在海子昌平住处的北边，紧挨着一列铁路线，日夜可以清楚地听见汽笛的回声，和火车穿出隧道的呼啸。西川曾经为这条铁路写下一首诗，描述火车从隧道穿过，“进入时是白天，出来已是黑暗。”这条铁路一定给海子带来了生死的启示。路北紧邻着绵延的小山，披着贫瘠的植被，裸露着北方赭黄的砂岩。由于采石造屋的需求，它们的正面被剖开，形成巨大的创面，直到今天不能复原，似乎保存着被劈开的疼痛。却也像祭献的场地，挥发神圣气息。在骆一禾去世前完成的短论中，他将海子比作欧洲传奇中寻求圣杯的骑士，一旦圣杯到手立刻死去。没有人会想到，海子本人会成为一座圣杯，传递到骆一禾手中。当他们俩相继死去后，保存这两座圣杯的任务传递给了“三剑客”唯一在世的西川，两起接连“强加的事实”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却责无旁贷。他为此放弃了像很多人那样一走了之的机会。当西川开始整理海子的遗稿，他感到自己很可能像骆一禾一样，沉入海子诗中深不可测的黑暗。“我非常恐惧，觉得自己不能陷得太深。”西川回忆，为了不被海子“吸”走，他只能抄一星期，停一星期，写自己的东西，让自己获得抵御吸引的力量。“海子从一个反方向上推了我一把，我要向上挣一下，眺望星辰。”这决定了西川以后的诗歌道路：海子、骆一禾写什么，他就不写什么。这几乎是出自保护自己的生存本能。西川也就在这时真正成为自己。更多的人被海子“吸”了进去。海子是80年代第一个自杀的诗人，却开启了诗人之死的序列，按西川的记载，到1994年已有不少于14位诗人自杀。其中有些人被认为是模仿海子。“海子之死像个晴天霹雳，一下子大家都木了，反应不过来，只是疯狂地搜寻他的一切文字。接连传来诗人自杀的消息，使我感到极其震动，似乎自己还活着是一件羞愧的事情。”叶匡政回忆。戈麦是在海子之后自杀的北大诗人，臧棣清晰地记得自己这位好友的死。他在醉酒之后，一头扎入了燕园北边水渠的污泥中，似乎有意选择和海子之死完全不同的寓意。臧棣和戈麦聊过海子的死，两人当时都觉得，海子的死应该是一个意外，诗人有比死亡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没想到几年后，戈麦会追随海子离世。方向和小明的一位诗人朋友，在北京上作家班期间，女朋友移情于一位文联官员，这位诗人寒冬之夜酩酊大醉，在街头冻死。一时间，诗人自杀成为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此后又成为禁忌。臧棣曾在90年代初有段时间研究手相，西川则着迷星座。在八十年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热”中，诗人自杀曾是一个热门命题，代表人物是法国作家加缪和北大毕业生刘小枫。前者认为自杀是“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后者则专文论述诗人自杀的意义，称诗人自杀为“20世纪最令人震撼的内在事件”，是因对信念的彻底绝望而发出的“求援的呼吁”。叶匡政回忆，当诗人自杀的高峰期过去，大家似乎有意回避，很少有人再热衷谈论死亡。海子身后的诗人自杀潮，比之加缪或刘小枫的研讨，处在一个转折性的时代背景上。海子之死也就加上了更多象征，成为一个血色的徽记。季卫东曾面对采访镜头掩脸而泣，他觉得“海子的死，象征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他以那种方式离世，表达了一代青年身处历史十字路口的无力感和绝望感。”实际上，1980年代的诗歌，确实从此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就像西川笔下的火车，经历了一个时空隧道。记者1990年秋季进入大学，听到的只是上个时代遥远的回声。文学社遗迹犹在，油墨尚存，却少了热烈的气氛，成为单纯的爱好。诗歌似乎失去了它自己，却又像是在回到自己。《颐和园》的后半段里，黑豹的“Don’t&break&&my&&heart”替代了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为校园主旋律，反复萦绕着学生们跑圈军训的身影，“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和“从没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的懊悔，取代了先前的意气风发和目空一切。主人公于红在退学后又南下深圳，再次回过头朝向镜头，已是完全不同的一张脸。在时代的转折中，先前的美学新潮人物李泽厚和刘再复提出了“告别革命”。北岛则在俄底修斯一样无尽的漂泊中，逐渐彻底否定了自己的早期诗歌。王晓明等人苦心维护的“人文精神”，受到王朔等“顽主一代”的无情鞭挞。西川在80年代后期提出的“知识分子写作”，在商业潮水荡涤下，逐渐退回到有限的个人领域。紧随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叶匡政在1992年下海，和一帮人到海南省创办广告公司，头一个月就挣了一万多块钱。两年间他停止了写诗，再次开始写诗后风格大变，确立了自己在“中间代”诗人中的地位。叶匡政回忆，那个时候下海，也不完全是经济利益，其中包含着类似于先前写诗的理想主义冲动，“一帮人做一个事业，并不像现在这么功利。”最著名的例子是1988年韩少功带领一帮湖南作家南下创业。但更多人从此离开了诗歌，包括小明和野夫。小明随方向来到北京，因为没有户口开餐馆、卖皮包、做大堂经理，干过十几种职业。她诗友们的行当更是五花八门。1992年的西安街头，记者送别过一位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就读的家乡诗人，他穿着风衣，拎着人造革手提包在车流中离去，说是即将南下。再次见到他，已经是某家药品公司在西北的总代理，在一个小宾馆里包房，展示几张五千或一万的个人存单。根据余徐刚著《海子传》，海子在1988年底，由于经济困顿，也曾考虑和一帮朋友南下海南省办报，受到其父亲查振全的强烈阻止作罢，父亲说他丢掉铁饭碗是要“自己毁掉自己”。没想到一语成谶，似乎海子注定要留在诗歌的现场，成为界碑，不能像其他人抬腿迈入新时代。叶匡政的回忆中，不论如何，九十年代的前期还是比世纪末好些。1999年，在北京郊外平谷县的一家宾馆，爆发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间的“盘峰论争”，演变成圈子对峙和人身攻击，诗歌发生了大分裂，长期以来潜在的矛盾公开化，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写作的传统，诗歌以“下半身”“口语诗”的激烈姿态，彻底作别了80年代的理想气息。以城市为写作对象的叶匡政，也在近年的一首长诗《571工程纪要》引发朋友主编的刊物停刊后，中断了诗歌写作。一代诗人行将老去，北岛中风，梁小斌突发脑梗，芒克也因血压高而生平第一次住院。“福利院中的诗人”食指则成为海子之外又一个“疾病诗人、不幸诗人”的象征。食指在邮件中表示，比之“国家不幸诗家幸”，他更愿“诗家不幸国家幸”，所以能够接受自己的命运。王俊秀前去探望过食指，在他看来，食指就像一块鹅卵石镶嵌在诗歌的历史中，一直停在原来的地方。这是疾病的限制，但也是疾病的力量。海子和他的诗更像拥有不断更新的能力，越过季节轮换，到达此后的一代代读者，仍像清晨碰落的第一滴露水。叶匡政以为，海子在青春时死去，永远保留了他的青春，“他的人和诗完全合一了，保存得好好的，避免了年龄的侵蚀”。而活下来的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腐朽。西川指出，海子迷恋“短命天才”的想法，把这类诗人称为“王子”，譬如他热爱的兰波、荷尔德林和叶赛宁。这决定了海子闪电式的写作和人生方式。这或许不是海子的全部。去世前三年，海子在内蒙古辽阔的草原上写下了两行诗“我相信天才、耐心和长寿，我相信有人正慢慢地艰难地爱上我”。要完成海子理想中《浮士德》那样的大诗，这是唯一的可能性。但海子所处的分裂时代，完全没有像歌德那样得到这种可能性的机会。或许，发现自己没有可能做诗歌之“王”的海子，选择了做“王子”。幸运的是，海子的预言实现了。在海子自杀之后的二十五年里，“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告别了死亡“野蛮的悲伤”。在叶匡政心里，海子是青春的别名。麦地打一只火把走到船外去看山头被雨淋湿的麦地又弱又小的麦子！&&&&&&&&&&&&&&&&&&&&&&&&&&&&&&&&&& ——《雨》母亲操采菊回忆，每次海子离家，她送到公路上坡处，以后正好是海子的墓地。1989年初的离家，海子执意不让母亲送出门，“他就那么狠心地走了”。海子的自杀，被父亲视为“不负责任”，白白送他读了多年的书。他因此让家中其他几个孩子一律辍学。在乡土的眼光里，海子的死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了耻辱，把先前农家子弟考上北大的荣光抹煞得一干二净，打回到最初卑微歧视的境况。自杀也违反了乡土的生存本能，背离了五谷养人的恩情。在乡土，活下来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信仰。北大求学期间，瘦弱的海子肩上，比城里同学们多一份贫穷的负担。他基本不换衣服，经常啃馒头在未名湖旁度过一天。因为经济紧张，近视的他一直没有配眼镜。同学们也知道他的境况，在他做阑尾炎手术时轮流看护，带给他水果和营养品。“我们都知道他不容易”。季卫东说。海子的身体发育和年龄一样落后于同龄人，只有脑袋在书籍的营养下生长起来。工作之后，海子第一个月就给家里寄回了六十元，从此支援家庭成了他在课堂教授之外的固定科目。种子、农具、化肥成为他永恒的责任，也带来了他与家乡之间延续的情感。他似乎一直与家人隔着遥远的时空生活在一起，“在十八岁那年出门，背着一个受伤的人”。这是他的好友骆一禾和西川都未曾身受的。在昌平，海子的两处住所附近可以看到北方的麦地。至今登上西环里北边的小山，在房屋、工地和道路覆盖的旷野上，仍可依稀看见零星麦田。海子最初在骆一禾诗里看到麦子的意象，这种他家乡缺乏的作物，比日常的水稻更能引起想象，或许是它质地更为单纯。昌平的生活使海子靠近了麦子。他在县城的小饭馆里写道：“我最爱煮熟的麦子，谁在城里快活地走着，我就爱谁。”在这里，海子逐渐把家乡的水稻和北方的麦子在心里合在了一起。海子笔下的麦子，不像骆一禾的充满男性力量、神性和象征，却总是负伤的、被雨淋湿的、弱小的、绝望的，丰收中包含着荒凉，和家乡的梅雨气候、谷子和丘陵融在一起。也和他爱过的女性融合在一起，是“四姐妹抱着的”。这使他的抒情诗不论使用了多少黑暗、残酷和痛苦的字眼，底子却总是打动人心的温柔。从第一次趁夜班火车离开家乡，他不论走出了多远，却从未反抗过乡土给予他的这份馈赠和义务，没有放弃过背上那个受伤的人。如果说裁缝的儿子海子成不了真正的农民，那么他正像叶赛宁一样，内心真实的归宿是“薄雾褪去的河岸上，年轻的乡村教师。”或者更理想化一点，是隐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和一般的田园诗人不同，海子诗中浓厚得似乎难以理解的黑暗和死亡的预感，也来自家乡的赐予，尤其是母亲。海子曾经告诉友人王家新，他发现，家乡的黑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而是从大地上升起的。当时他坐在家门前看书，天空的余光落在书页上，黑影不知不觉升起来。余光忽然消失的时候，他低头一看，土地早就沉在黑暗中。它承受黑暗的时间和历史，要比天空早得多，就像母亲替我们身受的苦难。海子的母亲操采菊出生于乡绅家庭，本人读过七年私塾和小学，她的文化和文学爱好，是海子天赋的基因。但她的出身在新社会是个灾难。海子的外公在三年饥荒中饿死，死前曾出于饥饿到大街上抢食物吃。海子的两个姐姐先后早夭。海子的亲舅舅因为护送妹妹出逃，被民兵抓获打死。海子的一首诗中，写到他回到家中，在床下摸到舅舅的尸体。这首诗曾让整理他遗稿的西川毛骨悚然。生养海子的家乡安徽，是中国贫穷的乡村更贫穷的部分，因此产生了农民自发联产承包土地的神话。在这里，土地就像农民本身一样，被掠夺性地种植和收割。海子曾对骆一禾说，你们总是强调土地的丰收，却看不到它在丰收后的荒凉。海子在丰收的谷仓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1989年初，海子最后一次故乡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凉之感。“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他对西川说，“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也就是这次，海子坚决不让母亲送他到公路旁，甚至不让母亲看着他出门。八十年代末，中国乡村正处于大办乡镇企业的时期。联产承包带来的暂时缓解，已不足以容纳膨胀的人口和欲望。或许，贫穷却和平的乡村是海子可以接受的，像亲人含有隐痛的温柔。市场经济暴利的欲望刺激下的乡村，却使海子彻底绝望。昌平和査家湾之间隐秘的关联趋于断裂，海子在卧轨之前其实已经被劈开了，像一颗故乡被折断的花楸树。海子的自杀，或许是他对乡土责任的第一次逃避，却也由此最终回到了故乡。父母把他安葬在以前送别的坡地上。这块坡地和北方的小山一样，长着稀疏的杂草和小松树。坟头低矮，合乎乡村一个没有成家之人的规制。没有装饰的墓碑上，一行不工整的字体像飘落的枯萎花瓣。这是真实的海子。在母亲的家里，从前的房子替他保留着，就像他是特意回来和家人一起生活。以后随着凭吊者的增多，海子的墓地被翻建，直到近年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坟墓和墓碑都扩大了很多。西川参加了墓地改建仪式，却对扩建并不满意，“墓碑上的字，应该用正楷写得端正，符合对死者的尊重。现在却是行书。”更真实的海子，保留在母亲操采菊的心里。这个文化并不高的农妇，记下了海子大部分的抒情诗，流利地对来访者背诵《以梦为马》。她还准备记诵海子的长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几乎就是当年海子开始写作长诗一样艰险的尝试。九十年代以后，叶匡政开始写作《城市书》系列，以此成名。但他说自己对城市的描述是反对的、疏离性的。即使出生在合肥的工厂郊区，他从未在内心里接受过城市，“歌颂城市是庸俗的。”叶匡政提到，整个80年代，诗人们对城市文明的观念受到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和艾略特《荒原》的影响，城市等于异化、荒漠化。不同于“垮掉的一代”，海子并没有激烈地去描写城市的罪恶和堕落。但他从来也没有接受过城市，保留着完全的疏离。西川说，这也是他和海子区分很大的一点。今天，中国的城镇化运动加速，劈开了海子的疼痛并未消失，反而更形剧烈。海子自杀前身边带着《瓦尔登湖》，但他注定只能做一颗负伤的、被折断的麦子，却无法成为在自己的农场中种植、钓鱼、采集和沉思的梭罗。但他也像自杀前带着的《圣经》里说的麦种，死去之后，落在地里，长出更多的麦子来，“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或许，这是他唯一能回报土地的方式。【本文为网易真话频道原创，版权归网易真话频道所有。如希望转载，请事前联系我们：】注：此文删节版发表于《博客天下》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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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媒体人，著有《递罪》
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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