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主谋”并非张学良
来源：人民网
第2页 :为放蒋介石大吵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左）和杨虎城（右）（资料图）
　　为放蒋介石大吵
　　日到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蒋介石不肯签字，张学良却同意放蒋，这让主导这次“兵谏”的杨虎城深感不安，并因此与张学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据《宋子文日记》披露，12月24日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至少也得让蒋介石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虎城不满地离去。
　　日下午3点左右，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已经决定放蒋回南京，杨虎城示意劝阻，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只是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杨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从。
　　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二人的诀别，张学良因此永远失去了自由，而提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杨虎城在1949年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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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黄晓明/陈乔恩/乔任梁/谢君豪/吕佳容/戚迹
主演：陈晓/陈妍希/张馨予/杨明娜/毛晓彤/孙耀琦
主演：陈键锋/李依晓/张迪/郑亦桐/张明明/何彦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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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揭秘历史 胡军版张学良外形差别大
日10:41 　
　许青红　
剧中张学良、蒋介石分别由胡军、郑玉扮演
反映“西安事变”前因后果的36集电视剧正在央视八套热播，由于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耳熟能详，观众对该剧十分关注。看过经典电影《西安事变》以及电视剧《张学良传奇》《张学良》，很多观众认为出演的少帅张学良，与真实形象差别太大。另外，习惯了蒋介石、毛泽东等人口音的观众，对两人说起普通话来也感觉不太适应。《西安事变》导演叶大鹰、编审王浩昨天接受本报专访，他们认为胡军版张学良有独到之处，全剧最出彩的人物是郑玉演的蒋介石。
《西安事变》有揭秘性
电视剧《西安事变》讲的是少帅张学良从“剿共”到“联共”，再到兵谏逼蒋抗日的变化过程以及政治背景。导演叶大鹰称，他并没有因为有老版电影在前而感觉到压力，“20年前，国家政策和历史资料都对电影的拍摄有所制约。这次拍电视剧，中央政策非常鲜明，要求真实，把《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讲清楚”。
编审王浩称，电视剧《西安事变》是第一次把“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做详细的揭秘，“为10多天的历史拍36集戏，好多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事情。史学界近年来对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不断，改革开放以后，对张学良本人的采访，海外的一些资料也都有新的揭示。站在这些成果上，我们想拍一部电视剧，以西安为轴心，讲当时的中国时局，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后来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内幕。”
王浩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的很多事情以前的影视作品没有讲过，因此这部电视剧带有揭秘性质。“比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关系，张学良怎么去的西安，跟共产党是什么关系，跟蒋介石是什么关系，跟宋美龄的关系，都非常复杂。如果没有前面的娓娓道来，很难想象他为什么抓蒋介石，有因有果，电视剧把这个因讲得特别清楚。”
王浩透露，《西安事变》剧本写了三稿，耗时两年半，编剧都是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大量史料都是真实的，“只是取舍问题。为了可视性强，对历史人物戏剧化、艺术化。”
胡军凭知名度被选中
看《西安事变》，观众的第一印象就是胡军长得不像张学良。对此胡军本人也承认，除了身高差10厘米，肤色不同外，他还一句东北话也不会说，只能靠演技来弥补外形上的差别。叶大鹰也说，选胡军是看中了他的演技和知名度。
王浩透露了选角的幕后，他认为演员长得完全像张学良不太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找这样的特型演员。“在《张学良传奇》中演张学良后成名，刘劲后来也演过张学良，都很优秀。也没有人说他们长得像张学良，主要还是演技好。”王浩认为，胡军在演技、市场号召力方面都比较合适，“帅气、英俊方面有接近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不沾边。”他觉得胡军版张学良有亮点，“张学良作为民族英雄和传奇人物，他有很多陋习，比如吸大烟、赌钱，而当历史重任落到肩上时，也有人性闪光的时候，同时这个人物很复杂。胡军从心里面把这个人物读懂了，比如他表现张学良侠义的一面、大少爷的气势，把握得尤其突出，恰到好处，太野了也不对。到了‘西安事变’中，处理重大危机时，内心焦虑、焦躁而表面上处变不惊，他拿捏得也比较得当。”
边角人物花费不低
《西安事变》剧中出现的人物众多，选角令导演叶大鹰觉得很有难度，不少演员选出来之后还要与剧中原型的家属见面，比如扮演杨虎城的刘交心，就得到了杨虎城女儿的认可。叶大鹰认为，《西安事变》的演员阵容非常齐整，表现都很好，蒋介石、宋美龄、阎锡山等人物塑造得非常到位。
让郑玉出演蒋介石，王浩透露曾几经波折，“选过几个演员，都是腕儿级的，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成。选中郑玉是非常偶然的机会，他是新疆演员，之前演了很多戏，但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主要的角色。给他做完造型后觉得他最合适，眼睛里的神采也合适，就冒险用了他。”王浩说，郑玉特别用功，“他看了很多资料，对人物进行研究，拍了一个星期后，他完全找到了感觉，把蒋介石的犹豫、内心的东西都表现出来了，我认为这是继孙飞虎之后，又一个成功的蒋介石。”不过，观众对几位主要人物满口普通话颇有些不习惯。王浩表示，用普通话是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现在要求在荧屏上推广普通话。
王浩说，找齐现在的演员阵容很不容易，前前后后折腾了几个月，一些边边角角的人物也花费不低。比如请演赵四小姐，“这个人物没有太多戏，给演员发挥的空间少，但霍思燕把握分寸非常准确，没戏可演时才能显出优秀演员的能力。我们当时就想找演过一号角色的演员担纲，做到举手投足、一言一语都非常准确，哪怕是边边角角的人物，我们也不能失分。当然，她是很有名的演员，费用也不低。”本报记者 许青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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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群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心中有多少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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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健群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心中有多少苦闷）
【编者按】刘健群是国民党军政要员。他早年参加黔军，并非“黄埔系”出身，却能借助与何应钦的同乡关系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位列“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并担任过复兴社书记长。其后虽然曾在内部倾轧中失势，抗战期间还一度遁迹于云南鸡足山中，但战后又复出成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晚年在台湾以“立法委员”身份终老，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2016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刘健群的回忆文集《银河忆往》，本文选摘自书中《窥测的前因后果》一文，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与张学良一次没有完成的谈话在西安事变的前几个月，南京召开党的中央全体会议。（二十五年七月）我是中央执行委员，从广州赶回南京开会。副司令张汉卿先生，也因为开会由西安回到了南京。他住在下关与南京的中途新开的一家首都饭店。在当时的南京，算是首屈一指，比中央饭店、安乐酒店更华贵的旅馆。相当于现在台湾中上等的观光旅社。我到南京后，有一天去中央饭店访友。出了饭店门，忽然碰见黎天才。他含着笑而且又似乎很庄重的对我说：“刘先生，我们副司令有点快发红了。你应该好好地同他谈一谈！”他在张副司令处，是主办情报的人员。也是四维学会的理事。他所谓快发红是说张和一部分左倾分子有往还接触的意思。我知道他说话的含义，但我对当时西安的情形，一点都不了解。我请他向张汉卿先生约定次日下午三时到首都饭店去作长谈。第二天下午，好像中央的会，已经快结束了。会议中没有重要事，所以张和我都用不着去开会。而且知道张次日上午，已定好包机飞返西安。我按时到了首都饭店他的房间内，他谢绝了其他的访客，关起房门，我们准备痛痛快快地畅谈一下午。话题开始，我先静听他的意见。谈不到四五十分钟，并没有接触到任何问题的核心。忽然委员长官邸来电话，要张即去官邸，委员长原定六时半请他吃饭，现在就请他去，当然是委员长有重要的话要和他谈。他一算时间，去官邸吃饭回来，为时已晚，到明晨动身返西安，已经更没有再和我详细谈话的时间了。他说：“健群兄，我们只好再谈了。希望你有机会来西安一次。”我们就是这样的匆匆分别。第二天他回西安，好像我也是那一天飞回了广州。梦想不到西安问题，会有以后那样的严重。假如稍微有一点感觉，我就会乘他的专机，一同去西安住上十天八天，再回广州工作，也是千值万值！可惜之至！我和张谈话，有甚么用处呢？第一，我知道他对我可以比较不十分隐讳地吐露出他的。第二，凡是他对委员长有不了解或属于他观察错误的地方，我自信一定能委婉曲折替委员长解说得明明白白，让他心服。第三，真是他所有的困难，必需中央解决的事件，我会向委员长报告，委员长也一定会替他解决。第四，他对他的部下有说不出口说不清白的话，也许在得他同意之后，我会替他帮忙解说，比他自己解说，方便得多。总而言之，这一点上下通气的工作，我一定优为之。一点不是吹牛，也不是空想。我应该成为这一剂药方中的甘草。为甚么天不让我们在首都饭店，有这半天痛痛快快的谈话呢？我想只要谈一个大概，我心中有数，一定会注意去解决这一个可以成为问题的问题。我会用尽心力，去为张解除苦闷而使之归于平静。委员长对一贯是爱护的。张学良对委员长也是敬信的。对国家的目标并无二致。对私人的情感，更是纯真。还有甚么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呢？西安事变，说穿了只是两个字“误会”。能通气，则误会冰释。我事前事后研究，获得如此的结论。张学良与蒋介石张学良的苦闷当时张学良的苦闷，从直接间接研究，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外以下各点：（一）“剿匪”的战争，不是轻而易举的战争。应付的艰难，牺牲的重大，都在预计之中。东北军中，可能先有战志不旺与畏忌牺牲的缺点。（二）在陕北“剿匪”的初期作战，东北军一百十师、一〇九师先后失利覆灭，一百十师师长何立中阵亡，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这些失利的战况，更使张学良内心懔惧而彷徨。（三）因为战志不旺，又对安内攘外的政策，没有深切的了解。遂想到离开家乡，远适西北，如此牺牲，是否值得？（四）内体不固，外邪感冒自然乘虚而入。延安共党在生死存亡关头，自然用尽心机，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救国”“打回东北”等各种理论和口号，向东北军文武干部多方侵入。当时共党的最高希望，原不过只是使东北军对“剿匪”工作丧失战志而陷于瘫痪，以便勉作“最后垂危的挣扎”。至于搅到西安事变，如此收获，可能也出乎了延安共党们意料之外。（五）张的下级军事干部，属于年青的一代，多半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自称对张副司令系亲切爱戴。在普遍情绪不安之下，有人说：“副司令，你带我们回家乡去打日本人，我们死而无怨。你带我们到西北来 剿匪 死得不明不白，我们永不甘心。”最刻毒的一句话是：“你把别人当父亲，别人未必把你当儿子。”这句话使张的内心，有说不出解不开的苦痛。（六）也许关于不“剿匪”而先抗日的见解，可能张学良曾经向最高当局略有陈述。这当然是不可能获得同情的。以蒋委员长的个性对张又是一贯的爱护，一定指示他要整顿军队，完成“剿匪”工作，才有抗日回东北的可能。但委员长素重保密，天生个性庄严端重，不轻易多言，绝对不会委婉曲折将全般未来计划一一对张学良分析解释。也许根本想不到应该有此解释的必要。因此可能在张的心中，理论与情绪，均陷于长期深深的苦闷和难堪。（七）委员长批给东北军的款项，比照中央或其他各军，只有从宽，绝无苛刻。但在东北军来说，在关外时，一切富裕，不需担虑任何开支。入关以后，除正规部队外，还有附带的眷属亲友，若干款项是不能加入任何报销的。四川人唱戏的台词中有两句：“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东北军这些时候，感觉得到的是处处都拮据，处处都不方便。听说委员长批的款项有时主管部门，以格于规定，表示为难，还要多方交涉，七折八扣，才可以领得。这一类事件在张氏心中，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八）共产党“千变万化”，有的纯以东北老乡的身份，表示爱乡爱国的赤忱，一切为东北军打算，为张副司令打算。有的纵然不隐讳共产党的身份，但在张的面前，一定也表示得赤诚坦白，一切都好商量。使得张对这些人觉得平易近人并不可怕。反而在中枢方面，处处都有些扞格不入。有时情报机关，在西安逮捕左倾分子，不曾事先与张商洽（实际是先商则无效）。张更感到身为方面统帅，一切不能做主。有时连面子上都过不去。十分烦闷，隐在心头。总而言之：张在关外，是处处有权有势。论出主意，他父亲张作霖八成是要听他的。也许干脆是言听计从，十足照办。论经济，他即是东北王。说啥有啥。只有人求他，绝无他求人的时候。自从来到关内，感觉处处在受苦受罪。他不会觉得他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并不深入和允当。而只感觉到不能发挥高见，只有听命受训的份儿。再加前途茫茫的艰难，下级干部议论纷纷的讽刺，他的头脑，不能冷静。他心中的烦闷和苦愤已经是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听人说委员长去西安时，到军官团训话。军官团是东北军青年将校的集汇。委员长曾义正辞严的指出安内攘外工作的重要。不“剿匪”，便是不抗日，等于汉奸。理论是千真万确。情真语挚，但出诸委员长严正的训斥，可能是使他们更受不了。张学良由于平素的误会，到临时的冲动，于是乎在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可悲可痛的西安事变，遂爆发而不可收拾。沈克：蒋介石特别约见的人记得在西安事变之后，在和中央讨逆军相持之中，有两个东北军内的军长首先表明服从中央。这在当时是有利于委员长安全返京最突出的壮举。所以委员长安返南京之后，曾单独约这两个军长共进晚餐。当中一位是沈克（字公侠）。另一位是东北人，因私交不深，恕我连姓字都忘记了。大约在国防部总还有案可查。可能因为我曾在北方工作的关系，委员长要我去作陪，座中别无他人。在吃饭当中，沈克忽然起立说：“报告委员长，若果刘处长（他心目中指的是我）陪去西安，可能不会发生这件事。”我觉得愕然！连委员长也用惊异的眼光问他：“为甚么？！”他说：“刘处长若去，我们有甚么不好讲的话，都可以对他说。”委员长点点头。原来沈克在北方军人中是有名的多宝道人。说不好听一点。是有名的滥王。他头脑很灵活，交游很广。北方各军的事，好的固然少他不了。他吃喝嫖赌件件俱全，任何做坏事的场合，更是离不开有他的介入。他在部队中，如同帮会一样。听说有一次全师大会，官兵知道他输钱输多了薪饷发不出，干脆有人举手发言，“听说本月份师长手气不好，薪饷发一半罢。以后手气转，再加发我们好了。”你能说不可笑吗？我率华北宣传总队去北平的时候，第一个愿意请政工人员去部队工作的军事长官便是他。他是师长，但是独立师，不属于任何集团。当时北方情形复杂，日本人造谣挑拨，说中央工作人员，是这个派，那个社。在日本人的想象，是要北方军队畏忌中央，和中央距离日远。哪知道结果适得其反，偏有人要接近中央，甚至想参加这个社。沈克就是北方军人中脑筋动得最快的一个。他希望拥护中央，与中央发生较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初去北方四处碰壁的时候，自然希望有一两个部队替我们政治宣传工作铺路作榜样。我和他来往数次之后，他特别表示亲切。有一天他单独一人来见我，在怀中摸出了一本支票簿，他说：“健群先生，北方局面复杂，你来此工作处处都要用钱，不是可以报销的。你我如同手足兄弟，这一本支票簿，请你收下。在五万元以内，随便用，超过五万元，先通知我一声。”我了解他的用意，我说：“公侠兄，你知道我个人生活不成问题，宣传总队，也规定有特别费。再说真有特殊的需要我会请委员长批发给我的。所以款项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北方的工作，需要你多方的赞助。”我当时还很诚恳地补了几句，我说：“公侠兄，你既不把我当作外人看待，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为了国家协助中央这一番好意，我有机会一定向委员长报告的。但军人的生命在军队，我希望你加紧整军，使成劲旅。以你的聪明能力，不是办不到的问题。假如你部队太差，我说将来一定处处能够帮忙你，那不是由衷的真话。既是好朋友，请你了解我。”我拒绝了支票簿，但我开出了更诚恳的情意。可能他对我的真情和品格，更加有好感。以后在北平一个短时期的工作，凡是各军各部有许多政工人员都无法知道的事情，都是他来告诉我。因为在北平无论好事坏事，没有那一桩他不是亲自以自己人的身份去参加的。所以特别知道得透澈而真实。西安地方很小，联左联右，犯上作乱，我想无一处机密会议会没有沈克仁兄的足迹。在他想象中，我若随同委员长去西安，他一定对我尽情相告。他在东北军中，仍系杂牌。若果通过我能亲见委员长，他一定会拼性命告密，以图首功。只要还有一日半日的时光，委员长自有安全应变的对策。我既没有去，在随行各大员中，他没有深交，别人也许还是真看他不起。他绝不敢向人牵入如此重大的是非。他小小军长当然也不敢直接去见委员长。事实上也无此可能的机会。所以他只好一直等到后来能够安全自作主张的时候，才首先通电拥护中央，以瓦解西安军事集团的团结意志。本来我一直认为纵然我随委员长一同去西安，已经是毫无作用的废料。照他这一说，我真深悔没有去，那对于党国该是多么的好啊！世间事，真有天意吗？！西安事变后，南京有何应对？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中央的重要人物，在思想上似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是熟读明史，知土木之变失君得君的利弊得失的人，他们主张立刻正名讨逆，临之以威，才可以达到营救委员长出险的目的。这一主张，以戴季陶先生为最明切。因为他对委员长公谊固深，而私交尤笃。一心一意只为爱护委员长而发挥主张，不必有所顾虑。另一方面，有若干人却认为委员长既已被人劫持，当尽力婉商，以择安全。深恐激怒张氏，使委员长的生命，更陷于危难。实际这两种办法，名虽相异，实则相成。婉商固以营救为目标，讨伐又曷尝不是止于以营救的范围为界限呢？若果不是为了营救委员长，一切手段均将丧失其意义与价值了。话得说回来，事后诸葛亮，人人都比孔明强。在当时生死存亡，千钧一发，恩怨未分，情况难明，宜刚宜柔，过与不及，谁能说哪一种办法，是至当不移有效的办法？谁能说哪一种手段，是万全而无少许危险的最好手段呢？戴季陶事变当中，在南京军事委员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因为军事委员会，虽有常务委员，但委员长为了安置冯玉祥，曾设置了一个副委员长。有委员长在，一切无问题。一旦委员长被人劫持，不能行使职权，是否由常务委员会主持？还是应由副委员长代行职权，负担起全部讨伐或谈判的责任呢？以冯氏为人，对于委员长和党国的关系，他若真正代行委员长全部职权，明人不必细说，包你有花脚乌龟好戏可看。因此在组织规程上，寻出了根据，中央还是决定另行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冯玉祥只是冯玉祥。依然和蒋委员长在京时一样，照常做他的副委员长。他牢骚不牢骚？满意不满意？是另一问题。这是革命历史，是党国大计，千万有不得一分一步的差错！当年朱培德奉委员长命，主持军委会事务。他的办法是大事请示委员长，小事去问林主任（林蔚文系办公厅主任，保有委员长的私章）。他本人是中道而行，百事无涉。当然像冯玉祥这个副委员长，更是等于有名无职，自然应该是空空如也，安安如也。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的。时间好在不很长，也总算是没有闹出甚么不妥不当的笑话。《银河忆往》，中华书局，2016年3月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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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这些人真的会天真到以为只要把蒋扣押起来，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蒋介天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吗？不可能的。张学良扣押蒋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和蒋彻底翻脸的准备了。
（原标题：杨奎松说张学良：西安事变不只是逼蒋抗日）
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于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共产党倾斜。“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公开，中国大陆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进展。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大陆近代史学者杨奎松教授接受了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他14年前写作的《西安事变新探》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张学良想联合苏联时代周报：苏联在西安事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动之前苏联介入了吗？杨奎松：没有。苏联对张学良不信任，因为1927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的父亲干的。1929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而且，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苏联重视的是谁能够领导中国抗日，这只能是蒋介石，靠张学良的部队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他们坚持共产党要跟蒋介石去谈判。时代周报：张学良想加入共产党未获批准，主要也是苏联的一个决定。杨奎松：那当然了。时代周报：张学良为什么发起西安事变？除了不想内战，想抗日外，有没有其他原因？杨奎松：主要是跟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在他发动事变前的1936年11月，中共接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的宁夏战役刚刚失利，损失很大，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无法继续生存了，中共中央只好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密谋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时代周报：张学良要联合苏联的目的是什么呢？杨奎松：当然是要抗日，东北军拖家带口，离乡背井，跑到西北来能呆多久，整个东北人都想回东北啊。但靠蒋介石能打回东北吗？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明白，蒋介石自己也讲得很明白，东北问题不是靠中国自己能解决的。张学良当时要回东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地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因为张学良抗日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了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走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另外，张学良这些人真的会天真到以为只要把蒋扣押起来，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蒋介天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吗？不可能的。张学良扣押蒋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和蒋彻底翻脸的准备了。他事变当天在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里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以后他在给毛泽东去电要求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时，问的也是苏联对他的“一二一二革命”(“一二一二革命”即“西安事变”。—编者注)有何意见。由此可知，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其实就表明了准备站到中共和苏联一边，参加“革命”了。这已经超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目标了。当时中共中央只好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密谋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中共对和平解决没争议时代周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确实没有通知中共吗？说中共中央没有参与策划，这方面资料充分吗？杨奎松：当然没参与，资料很充分。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资料看，张学良事先是试图通知中共的，但是他不敢通过电报通知中共，他曾经在事变前几天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急召中共中央负责和他联络的代表叶剑英马上到西安来。中共中央只看到12月7日张让叶剑英赶快过去，说是有重要事情相商，但并不知道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就没有让叶剑英马上去，而是让他等了几天，等因病准备去苏联的王稼祥一起动身。结果，12日就事变发动了，叶剑英动身时已经晚了。时代周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是否和平解决上，中共中央内部最初是有争议的，是不是？杨奎松：我一直讲，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和平解决是中共从一开始就主张的，它并不希望因为西安事变造成全国内战。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内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和平解决？因为中共领导人有人想趁机把蒋除掉，张闻天等人对此有保留。时代周报：问题是，把蒋除掉后，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吗？杨奎松：对，这恰恰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认为，蒋介石是不可能同意和红军达成妥协的。既然把蒋捉起来，当然就要把他除掉，至少也要搞个公审什么的，把蒋从南京政府中排除掉。当时有人就认为，这样南京军队就会群龙无首，全国反蒋派一响应，事情就和平解决了。实际上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当时对蒋介石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蒋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形象的作用的估计，都大大脱离了实际。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西安事变会引起全国各界那样强烈的反感。蒋介石的承诺没全部兑现时代周报：后来决定放蒋，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心蒋可能不会遵守诺言？杨奎松：当然有担心。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25日决定放蒋的时候，中共中央专门有一个电报，要求无论如何要蒋留个字据。时代周报：张学良确实是没有通过中共，就在蒋没立字据的情况下，把蒋放走了？杨奎松：当然。蒋就这样走了，中共和杨虎城等其实都比较紧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接二连三地出来公布所谓蒋的六项承诺，《毛选》里专门有一篇文章就讲蒋介石承诺这个问题。但蒋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何况他又是全国的最高领袖，无论他的性格还是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都不会公开签字承认自己在被扣押期间承诺了什么样的条件。何况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和中共及张、杨进行过什么谈判，都是两宋(此处指宋子文、宋美龄。—编者注)出的面，他也无须承认自己在枪口下答应了什么，即使答应了，如此胁迫情况下的承诺也可以推翻的。时代周报：但是，放出来之后，蒋也遵守了承诺。杨奎松：以蒋介石的性格，以及当时他身边人的影响看，蒋本来也会按照承诺的办法去做的。你可以说蒋很笨，但这恰恰就是蒋介石为人处事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或者叫弱点。当然，蒋并不是所有条件都严格遵守了。像改组政府就没做。有些东西他当时那种情况下其实是做不成的，他也不能做。而且你把这个条件一公布，他就更受牵制了，有的事情即使能做反而也不能做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当时中共中央只好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密谋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撤出东北并非没放一枪时代周报：前一段时间流传一种说法，好像是从李敖开始，认为张学良放弃东北不抵抗，是蒋介石下的令。但现在史学界已经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了。杨奎松：张学良自己就否定了。指挥当然是他自己指挥的。蒋介石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密令。但是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在这个事件之前，都讲过类似的话：不能够抵抗，不能够挑动跟日本之间的冲突。因为你挑动的话，关东军马上就能够占领东北。他们对冲突的结果都很清楚，所以内心都知道即使日本挑衅也一定不能打，要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张和蒋在这点上是共同的，各种各样的文件电报在这之前就有。时代周报：这是不是意味着，当日军真的对东北进行占领时，也不抵抗？杨奎松：这就要具体分析了。张学良后来讲过，当时的问题是他没有想到日军会借着一个沈阳的局部冲突趁机大规模地占领整个东北，他开始认为是个局部的事件。东北这样的局部性事件多了。包括前面发生的好几起事件，像过去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都是局部性的。时代周报：但是等到东北军撤出东北，是不是基本上也没有放一枪？杨奎松：也不能那么说。后来马占山部在黑龙江不就抵抗过吗？但第一，东北军的作战能力肯定不行，第二因为张学良也害怕硬拼会把整个东北军全部牺牲掉。张学良毕竟还是一介军阀，在当时中国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部队你就一钱不值了，如果还有较多的本钱，万一日本在当时“国联”的干预下撤回到南满铁路附近去呢，他不就又可以回东北去了吗？第三，因为他早就归顺了国民党政府，东北丢了也不是他东北人自己的事，是整个中国的事，因此他也一直寄希望想让国民党政府帮助他，国民党政府当时也一直在向“国联”控告，“国联”也一直在压日本撤军。这也是他不愿意东北军自己去打的一个原因。蒋介石一直暗中抵抗时代周报；那么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对日的思路是什么？可以说他不抵抗吗？杨奎松：也不是，蒋介石其实一直在暗中准备抵抗。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问题是无论是“九一八事变”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其实都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南京中央政府一直在和各种分裂、分立势力打内战。“九一八”前后光是分裂的中央政府和分立的国家就有好几个。蒋介石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因此他的准备工作很困难。另外，当时中日两国各方面条件相差很远，经济和实力都无法和日本对抗，蒋在1932年指挥过上海抗战，1933年指挥过长城抗战，知道仅仅是军事上两军的对抗，中方都只能取守势，而且无法守得住。这也是为何他一直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包括想要采取联合苏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原因所在。时代周报：蒋介石当时的思路是，先把共产党解决了，再抗日？
杨奎松：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前提，但安内不只是对共产党，包括对国内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像今天大家所熟知的西南几省军阀，国民党中央军就是通过追剿中央红军趁机解决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能够退守西南，坚持八年，这就是蒋当年谋略的一个成功之处。今天看蒋介石年的一些文献，他确实在当时就已经把西南几省当做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来经营了。西南几省拿下来之后，他就已经在1935年和1936年国民党中央全会和五大上发表了很强硬的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对日政策最后的底线就是华北不能丢。日本如果在华北发动进攻，他一定打。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责任编辑：姚文广_NN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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