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这片古老而又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塔吉克、俄罗斯等十三个世居民族。这里不仅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三大宗教的交汇地，也是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这世界三大语系的交汇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潜移

默化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博而又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这里成为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十分突出，各民族文化交融又并存的文化及语言的百花园。新疆汉语方言就是这百花园内的一朵奇葩。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语言则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多通过语言来表现。语言又是文化的活化石。不同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的具体表象和抽象的观念，都可以深深地积淀在语言中，打下很难抹去的印迹，留给后人以宝贵的财富。

　　研究任何一种语言，包括新疆汉语方言，其成果绝不仅仅在语言方面。它还可以为那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民族、人口、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提供实证和相关资料。

　　新疆汉语的历史足迹

　　公元前138年、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当时汉民族和汉语就在新疆出现了。公元前104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时，汉王朝就已在轮台设使者校尉，率士卒屯田了。公元前60年，汉宣帝首次在西域设都护府，从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牞开始了中原王朝与新疆在“通”的总趋势下时交融、时对抗、时密切、时稀疏的联系。其中有些政治、军事、民族、经济的冲突，表面上是对抗的，但实际上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

交流，包括语言的交流。

　　西汉至南北朝——汉语在西域取得一席之地

　　都护府建立后，新疆正式纳入了祖国版图。都护是西域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西域屯田的负责人，代表西汉政府管辖西域36国。都护有权征调各国兵力；调解各国之间的矛盾；帮助维持各国治安；委任基层政权的官吏；管辖驻军和屯田士兵；还要对所属诸国的种族、政治制度、山川河流、道里远近等进行详细调查和记录，并报送汉中央政府。当时，西域“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各国王侯等官职由汉王朝颁发印绶，汉语自然就成了当时官方通行的语言。都护府设置后，分别在今吐鲁番、今轮台、若羌等处开辟了9个屯田区。从内陆来的屯田士卒共计18000人。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其后的解忧公主及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都嫁给了西域的国王。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离开中原时，有大批随行侍从人员及护卫人等，这些都是当时为数不算少的汉语群体。

　　新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后，汉王朝每年十几次派使者到西域，一次的人数“多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形成“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使者进入西域后语言不通，若无翻译帮助，是无法完成使命的。都护府布政施令，也要译成当地的民族语言。所以，汉、西域双方都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西域各国都配有由汉王朝颁发印绶的最小一级的专管翻译的官吏——译长。地处要地的大国如龟兹（库车）、莎车、焉耆等设3—4个译长，小国如姑墨（阿克苏）、尉犁等，设1—2名译长。《汉书·西域传》载：为了送公主去西域，“元康二年，上乃置官署侍御百余人，含上林中，学乌孙言。”当时西域许多国王往往“遣其子入质于汉”。各国王储长期居住京师，学习汉语言文化。一旦归来执掌国政，又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双语队伍。汉王朝的各级官署中的翻译及使者团的随行翻译，西域各国译长及其下属，“入质于汉”的西域各国王储及来往于西域与中原之间的部分商贾、杂艺人等都是懂两种语言的人。史称“凿空”西域的张骞，被留在匈奴十余年，并“与妻、有子”。和张骞同去西域的胡人堂邑夫，精通西域各国语言和汉语。看来，张骞及其随行者应是新疆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汉语、少数民族双语人之一了。这些双语人在传播汉语言文字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设都护府后，各级官员正式到西域走马上任，屯田士卒的组织也

健全了。从此，新疆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汉语人群。西汉末年，汉人已遍布天山南北，在各屯垦区已形成汉族人小集中的格局。楼兰是魏晋前凉时期汉军在西域的屯垦重镇。“其上层机构几乎清一色是汉人，下属机构中虽已吸收了部分非汉族成员，但仍以汉人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不少僧人也奔走在丝绸之路上。仅北魏去西域取经的僧人就有5000之多。高昌、楼兰渐渐成了汉语言文化区，楼兰“就像内陆的小城镇一样”。相对稳定的汉语人群和双语人群，使得汉语在西域语言生活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唐王朝以宏阔的气度，接纳了包括来自西域游牧文化在内的别系文化。甚至任命了不少西域人作朝廷命官。于是，中原兴起了一股“胡风热”。西域音乐舞蹈曾一度在长安占压倒优势。那时“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大诗人白居易甚至在自己庭院中搭了一座毡房。胡风热在语言领域当然也有表现，太子承乾“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唐朝有些汉人是懂得突厥语的。当时有一部供给学者使用的突厥——汉语词典。”（谢弗（美）《唐代的外来文明》，1995）。唐朝在新疆的屯田规模、范围和人数都超过汉朝。高昌地区魏晋以来即为汉人世聚之地，唐时大批汉人迁入，新开辟了庭州三县，形成三州（庭州、伊州、西州）四镇的汉人聚居区。汉族居民加上北庭三军及安息大都护府的官兵，军民共十万人（薛宗正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1997）。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饺子与现在的饺子无异，吐鲁番的维吾尔人至今还把饺子叫“扁食”，正是有些汉语方言的读法。西域有的地方政权使用汉、少数民族两种语言。如：于阗王入唐后的汉化色彩很浓。王名（如尉迟胜、李圣天），年号（如：天寿三年），记年法（如牛年六月十日）乃至官方文书都是汉文、少数民族文兼用的。

　　在盛唐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边塞诗代表人物岑参曾两次来西域

供职，写下大量绮丽壮美的诗篇。其中不少描述了大唐汉族官兵与当地少数民族交往娱乐乃至互相学习语言文化的情景。那时边事相对平静。中原官兵常常在一起“坐参殊俗语”——谈论西域不同于中原的风俗和语言。他们还发现了“乐杂异方声”——音乐也受了当地的影响。汉、少数民族官员有公务上的联系。闲暇时也常在一起消磨时光。有时赌博取乐：“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有时聚饮欢歌：“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可见当时部分汉族、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交往过程中有时也可以不用翻译了。“藩王能汉语”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新疆汉语的使用范围已从纯汉族及双方翻译人员扩大到了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这种现象并未因朝代更迭而消失殆尽。北宋的供奉官王延德受命出使高昌国时，发现那里保留有较多的唐代遗风；国内还“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节”、“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

　　元明——藩酋出迎通汉语

　　成吉思汗君临天下的元朝，新疆境内有多种语言，除了官方使用的蒙古、波斯、汉3种语言文字外，还有回鹘语、察合台语、阿拉伯语等。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载：著名的道教教主丘处机及其弟子奉旨西行，于1221年抵达高昌王国北庭时，受到隆重而热烈的欢迎。高昌国王将他们侍为上宾，亲自奉酒。在这个维吾尔族国度里，丘处机看到了建于唐朝的龙兴西寺修饰一新，寺内两方唐碑供人们瞻仰，还存有一部大藏经。欢迎宴会上，侏儒、歌妓纷纷献艺，这些人都是祖籍内陆迁居

到高昌的汉人。元代，中原有一批精通汉文化的新疆籍少数民族人士。政治家廉希宪、军事家阿里海牙、文学家贯云石、农学家鲁明善等。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普通人民中，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交融应该更普遍。十三世纪五十年代末，常德奉命出使波斯，路过新疆时发现天池附近“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在阿里麻里（伊犁）一带，“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风俗习惯都已互相熏染了，语言的交往更应不在话下。

　　明王朝时，从曾棨的“藩酋出迎通汉语，穹庐葡萄酒如乳”不用殷勤通译语，相逢总是旧藩王”等诗句可以看出，明代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已不只是唐代的“能汉语”，而是不用翻译，自己就“通汉语”了。

　　1.屯田——汉语人口的增加

　　清代在新疆的屯田规模和人数超过历代王朝，且名目繁多。光汉族就有民屯、军屯、犯屯三种。民屯基本上是举家迁入，军屯也往往有“携眷永驻”者，犯屯更有乾隆皇帝“将应遣人犯悉令携眷遣发该处”的谕旨。三种屯垦都可携带家眷。加上来新疆的各级文武官员牞幕府文职及贬谪流放的官员，流民遣犯，随军赶大营的商人等大量涌入，使得新疆汉族人口增加很快。清代大学问家，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1768年谪戍新疆时发现乌鲁木齐已是“戍屯处处聚流人”了。清王

朝鼓励人们来疆屯垦。纪晓岚在《乌鲁木齐杂诗》中说“眷兵需粮较多，又三营耕而四营食。恐粮不足，更于内陆调兵种以济之，谓之差兵。每五年更践盐菜糇粮皆加给。而内陆家属支请如故。”清政府的优惠政策，生活环境的相对安定，北疆一些地区“地肥水饶”的天然优势，具有很大吸引力。大部分来疆者并不以新疆边远荒僻为苦。许多屯田士卒退伍后不回原籍，在新疆娶妻生子，扎下根来，成了永久居民。

　　2.老农能汉语——清代汉语的使用和影响

　　清代，新疆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从上层人士到普通民众，对汉语都不陌生。上层人士与清王朝汉族官员打交道办公务，迎来送往，自然要通过汉语，非正式场合的个人宴请、馈赠、游玩等也需要汉语与少数民族语的互译。相对而言，官方人士接触汉语的机会更多一点。所以上层人士一般都会讲几句汉语。清人萧雄的《西疆杂述诗名节》自注：“久于哈密闻其老王伯锡尔为人豪爽……每与总办言公事操京都口音……”又在《才能》诗后自注说：“哈密札萨克，回子亲王府中台吉（一种官职）霍家蔑牙斯，气度自殊，能识汉文并中国算法。”少数民族平民百姓会说汉语也不是新鲜事。清人施补华在龟兹城东面70里的托和奈山村发现“山童蹒跚作胡舞，野老钩车舟能汉言”。地处偏僻山野的老农都能说几句不太流利的汉语，城市居民懂汉语的程度可想而知。萧雄在《歌舞》诗注里记

录了流传在哈密维吾尔人中的一首上半句维语，下半句汉语的民歌：“一昔克讶普门关上，契喇克央朵灯点上。克克斯沙朗毡铺上，牙享单尕嗡铺盖上。”这首民歌每句前4—5个汉字是维吾尔词语的读音，后3个汉字是前面所说的维吾尔词语的义译。“一昔克讶普”翻译成汉语就是“门关上”的意思。“契喇克央朵”就是汉语“灯点上”的意思。下面两句也一样。肖雄还发现，在哈密维吾尔人中流传的“拉骆驼一曲则全然汉语矣”。也就是说，维吾尔人歌舞集会时，除了唱纯维语的歌，唱维汉合璧的歌外，还唱纯汉语的歌。清政府专门开办了学习汉语的义学，有些维吾尔族青少年学习汉语传统的教育课本，所以才有了诗人施补华看到的“巴郎汉语音琅琅，中庸论语吟篇章”的景象。可见当时会汉语识汉字的少数民族平民也大有人在。林则徐贬谪新疆时，在日记中说，哈密的维吾尔人“其语与华言大异，然能华言者亦多。”这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在新疆分布已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3.语言相杂——清代新疆汉语方言的特点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三大语系——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的交汇处。从语种角度看，新疆三大语系中阿尔泰语系所属语言最多，有维吾尔语、蒙古语、锡伯语等八种。

汉藏语系有汉语。印欧语系有塔吉克语和俄语。定居新疆的汉民族长期与当地民族杂居混居，生产、生活用语的互相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乾隆四十年进士赵钧彤1785年谪戍伊犁时就发现那里居民的汉语是“塞风已革华音杂”。这个“杂”，应当是各种汉语方言的相杂以及汉族与维吾尔族在共同的地域生活所造成的汉语与维吾尔语的相杂。纪晓岚在《民俗三十八首》中写道：居住在乌鲁木齐“城南小巷”的“流人妇”们说话常常是“半操北语半南音”。曾任伊犁将军的萨迎阿，《吐鲁番》诗一开头就说，“广安烟户杂民回”，广安是吐鲁番，民回指维吾尔人。不同民族语言相遇时，首先应经过“相杂”的过程，然后在碰撞、交叉、磨合、抉择中逐渐积累沉淀，剔除一部分，保留一部分，最后进入自己的语言系统。清代文人诗文中引用维吾尔语词是比较多的。林则徐被贬谪新疆时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中，就有维吾尔语的“纳祃兹”（伊斯兰教礼拜）“麻乍尔”（墓地）、“巴扎”（集市）、“馕”（一种烤饼）、“巴郎”（男孩）、“秧歌”（已婚妇女）等词。这些维吾尔语词在其他清人诗句中也多有提及。仅《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两本书中，少数民族语词就不下四十个。有些词语在清代诗歌中屡屡出现，应该是当时汉民口语中常用的。如：“秧歌”、“维囊”（维吾尔舞蹈）就各出现了十次，“普尔（钱）”八次，“巴郎”四次。另外还有“梭梭”（可以当柴烧的戈壁植物）、“伯克”（地方官吏或头人）、“滚白”（伊斯兰教掌教之墓）、“皮牙子”（洋葱）等。这些语词至今仍活跃在新疆汉语方言中。光绪丙戌进士，《新疆图志》的创修者，官至新疆布政司的王树木冉在《哈密》一诗中，写出了清朝后期新疆汉语的一大特点：“彻田公守望，汉语杂胡戎”。话语中夹杂维吾尔语，这是清代新疆汉语的突出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