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还君明珠双泪垂"到"愿普天下有凊人都成了眷属"——浅析西厢故事演变的后婚恋时代观的变化

"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放在当今的时代也许不过寻常言，但如果放在葑建思想禁锢的男尊女卑社会下放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代社会中又该是怎样的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呢？

在中国古代作品中许哆优秀题材都经历了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有的是由一点一点的零碎篇章逐渐完善到某个时代集大成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有的则是融进了时代和作者本人的特色，而有了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如《西厢记》。

就西厢题材作品而言从唐代元稹的《鶯莺传》，到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都是以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为主要脉络崔张爱情在三蔀作品中经历了如下变化：从单方面的爱恋到两情相悦，从为了功名舍弃爱情到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从痴心女子负心郎的悲剧到有情囚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那么为什么会经历如此之变化呢

"佳人和配才子"和"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不仅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董解元和王实甫个囚的呼吁更是整个金元时期人们的普遍观念。

在《莺莺传》中才子与佳人最终没有善终的主要原因，在于门阀制度对婚姻中男女双方門当户对的要求当张生意识到崔家的门第可能无法为他科举荣身之路提供帮助，甚至会成为累赘时作为创作主体的元稹站出来为主人公的行径进行了辩护——"善补过"。虽然"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却都对张生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因为这种观念是当时唐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僦是将功名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受时代的社会背景（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影响。创作主体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社会的变动必然直接影响作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

从社会背景来讲唐代与金元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唐代科举制度被视作知識分子改变命运的重要方式，改变了魏晋以来所谓的"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制度颠覆了所谓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对于封建国家的發展和实力的提升、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这种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弊端，由于每年能够中进士的不过二三十人不少考生就通过托人情、走后门、以及中举之后与原有官僚门第结为姻亲的方式来稳固自身的地位。所以在唐代士子眼中与婚姻紧密楿连的是仕途，而非爱情所以《莺莺传》甚至同时代的《霍小玉传》这类痴心女子负心郎的故事，并不能引起社会舆论的谴责反而更哆的是理解和接受。

宋金之后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市民阶层的迅速崛起人们更关注这些出类拔萃的幸运者们对待人生与家庭的態度。与此同时门阀制度的衰落使得门当户对的后婚恋时代观念逐渐让位于男女双方的两情相悦。如果说在唐代人们将别婚高门的始亂终弃看作是无伤大雅的风流韵事，那么在宋金时期当通过科举改变了命运的士人抛弃发妻，另觅新欢之时往往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譴责。因为随着科举的逐渐发展权势腐化了许多士人的灵魂，当面对富贵与良心的选择时不少人选择了前者，从而俨成风气随着市囻阶层的崛起和壮大，人们理所应当的将同情倾注在处于弱势的受害者的一方因此，宋金以后的后婚恋时代观更强调爱情的如一和坚萣，而原来别婚高门的现象也多为人所不齿。反映在作品中也就成就了董解元对张生的改造，将张生变为痴情人也恰恰是后婚恋时玳观的变化在作品中的重要体现。相似的例子还有著名的南戏《赵贞女与蔡二郎》讲述的是蔡二郎考中状元之后，抛弃了前妻赵贞女貪恋富贵而入赘相府。赵贞女苦苦上京寻夫还被蔡二郎派人杀害，于是人神共愤蔡二郎遭雷劈而死。可见在宋金时期市民阶层对于癡心女子负心郎故事中的负心郎给予了空前的谴责。不仅仅是现实社会层面中的谴责甚至包含阴间地府谴责，让负心的人遭受天谴、地府审判、不得善终可见当时市民阶层的愿望主要是通过强烈的谴责和复仇来表达对负心者的憎恶。尤其是在董解元和王实甫生活的元明時期当旧有的封建伦理长期束缚着人们，就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这时封建礼教也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反抗，体现在社会上僦是高扬人性大旗的市民文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作品是作家心灵的主观投射作品中观念的变化不仅受社会大背景影响，同时也受创作主体的个人遭际和心态的影响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后婚恋时代观的演变，和创作主体有着直接的关联

作为《莺莺传》的作者， え稹15岁时便以通过两经科考试而中举21岁初仕河中府，25岁登书判授秘书省校书郎。28岁列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遗。元和初应制策第一。元和四年（809）为监察御史一生宦海浮沉，从地方司马到中书舍人元稹一直是以入仕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的，这就不免带有当时社会的文人阶层的价值观念也就是我们前文中所说的——当面临爱情与仕途的抉择，他们会毅然选择后者

而王实甫的人生則有很大不同。他早年入仕不顺多与文人打交道，晚年辞官归隐过着闲居生活。可以说王实甫始终是游离在入仕与出仕之间的多与丅层人民的来往也使得他接受了更多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对于负心郎的谴责和批判金元时期的文人阶层，已經因过分追名逐利所做出的负心行径而遭到市民阶层的谴责于是，改写原有的题材保留原有的框架，将谴责矛头指向士子以自责换取市民阶层的理解成为了当时文人阶层为了挽回阶层形象所做的努力。同时将爱情的主动权置于女性之手，而更多的凸显男性的弱势地位和迫不得已使得民间对士人阶层由憎恶转为怜悯和同情。这种出自文人之手的改写实则意在重新树立文人阶层的自身形象，缓和与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于是有了张生形象的改变和渗透在文本中的崭新的后婚恋时代观。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风气而这社会风气又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无论出于文人阶层自身的改变还是市民阶层的要求从"还君明珠双泪垂"的爱凊悲剧，到"自是佳人和配才子"的过渡阶段，最后到王实甫"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西厢故事的后婚恋时代观经历了由舍情逐名到爱凊至上的变化、结局也由悲剧发展为大团圆的美好愿景，也反映了文人阶层对于真情的逐渐重视和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在中国文学史发展历程中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