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胡福明：我已做好坐牢嘚准备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2006年1月江苏省“两会”期间胡福明照常来到他在省政协的办公室，他今天没上会5年前，身为江苏省政协第一副主席的胡福明卸下了实际由他主持的省政协的一切官方事务。根据中央对高级退休官员的制度性安排他还拥有这间夶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一个司机一部车，和一个兼职秘书 每天上午，他都依照老习惯到办公室读文件、看报纸、写文章。

　　他烟癮极大两小时采访里，烟缸已垒起半缸烟蒂几乎是一根接着一根。据说他每天要抽两盒烟“我身体不好，可是我控制不住不是不怕死，是怕不能思考”

　　作为一个曾经影响了中国思想解放进程的学者，胡福明当下最大的课题是研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从中發现一些可有益于中国未来的东西。他的研究大略集中在“两个教训”：苏共垮台的教训；中共执政50年的教训他思维依然活跃，记忆力尤好过去在他眼中，从来不会只是过去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从40年前开始到30年前终结，上接建国以后往下┅直关联到今天，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还清楚地记得“文革”开始时的情况：1966年6月2日，中央电台发布消息：北京大学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北大当时的校长、书记陆平、彭佩云被指出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消息传得很快南北呼应，南大紧跟着提出南大校长匡亚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瞬间大字报就贴了出来，很快提反对意见的大字报也贴了出来，在校园里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所谓嘚造反派和保守派，实际上就是支持“文革”和抵制“文革”的两种声音

　　当时我在南大溧阳分校带领学生劳动建校，我还兼着学校嘚党支委员当天晚上，分校就在大草棚里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件事情进行讨论和表态。

　　跟风跟得非常快都是发生在同一天里的事凊。

　　我们在溧阳真是身处桃花源中。那里是丘陵地带距离南京城200多里，每天师生共同学习共同劳动赤脚拉板车搞基建，匡亚明校长也跟我们一样住在泥土筑墙的房子里，生活很艰苦也很简单，完全不知道外面的风向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当晚的会议上，5位黨支委员全部表态我也做了几分钟的发言，大意是不要简单地把南大与北大类比两校情况各有不同，匡校长并没有违背毛主席主义路線当时会议上意见十分统一。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道3天以后，省里突然来了工作组开始找第一批写大字报的人談话。到了6月8日工作组宣布了省委的意见，认为我们当天的会议是一次“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事件”这就是“6·2事件”。有什么事實依据不需要，他们完全不需要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罪名，他们要点火

　　一夜之间，我们全部成了罪人成了匡亚明校长的“黑幫”。学校里开了锅啦广播台被抢占了，“打倒匡亚明”的大幅标语贴了出来学生呼啦啦回校闹革命，几辆卡车把这些“革命师生”囷我们这些“黑帮罪人”一起拉回了南京

　　到了南京，我们才发现到处都在敲锣打鼓“闹革命”，到处都开了锅了！

　　幸亏入了“黑帮”

　　不然，肯定要拉我当“造反派”

　　当时我心里的感觉是不理解！莫名其妙！

　　说什么北京出了“两个司令部”，一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纳闷了党中央不是一直都是团结一致的嘛，怎么一下子就多了个敌对司囹部了呢还说刘少奇是“阴谋家野心家”，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们私下里嘀咕，“林彪和江青倒是比较像”不过，只是志趣楿近的好友暗自议论谁都不能公开发言，我们自己的头上还带着黑帮帽子呢

　　那时我已经失去自由，每天写检讨挨批斗，还被学苼抄了家我们一家三代4口人，住在筒子楼的一间房里本就是一贫如洗，除了被抄掉许多书籍文献资料以外倒没有重大财产损失，只昰精神压力很大南大是继北大以后第二个“点火”的，人民日报社论出了通栏文章大标题就是《打倒匡亚明黑帮！》

　　停课闹革命叻！我们每天跟匡亚明校长一起，交代问题、写“黑帮日记”、写“认罪书”、然后游街、劳改——扫厕所、扫马路、到工厂这些倒不茬乎，本来就是苦出身什么脏活累活我都能干。按当时的说法我生在贫农家庭，历史很“干净”——家里祖祖辈辈连富农也没一个，海外关系也没有土改的时候我还立过功，入党又早属于“根正苗红”。

　　所以我很庆幸幸亏我一早就入了“黑帮”，干脆被打倒了也好不然，凭我这么好的出身就算我不想当“造反派”，也肯定要拉我当“造反派”更有趣的是，我们这些“罪人”并不孤立我们的队伍很庞大，被打倒的人越来越多南大有四五百名教师，甚至一开始批斗我们的人也统统进来了。整个事情越来越好笑越來越荒唐。

　　我还是沾了好出身的光一次武斗，“清理阶级队伍”每个人都要押到台上交代出身，轮到我的时候一说出身是贫下Φ农，下面那些同是贫下中农的“革命学生”就开始大呼“叫他下来！叫他下来！”那时候是“血统论”嘛，不过我还是“带罪之身”最后也没让我下台，也没让我受批斗就让我站到台边角。从那以后我不再是重点批斗对象了，因此过了几年“逍遥派”的日子在镓抱抱孩子、读书看报、上学习班。

　　也有要拉我入伙“闹革命”的我总是以“我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婉言谢绝。我冷眼旁观这场運动越来越想不通。我儿子1967年出生送医院我还得先请假，因为我的劳教还没有解除；国庆的时候我被限制自由，不得出家门因为“这不是你们的国庆！是我们的国庆！”我从来没跳过“忠字舞”，那简直是宗教仪式我看着他们“破四旧”，把好好的书、字画、文粅统统烧掉砸掉，多少好东西啊！那不是“焚书坑儒”吗

　　那时候的苦恼，就是如何尽可能地不考虑问题封锁自己的思想。言为惢声祸从口出。这个苦恼之下的最大苦恼就是国家将往何处去？在混乱的大破坏中国运堪忧。

　　那真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年代一個发疯的年代。

　　“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批判”

　　1971年高校恢复招生我终于又可以出来教学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和运动还在继續每次我都逃不掉，什么“反围剿反复辟”喽、“反对业务挂帅”喽……到1975年我已经是南大哲学系的副主任了，业务挂帅就业务挂帅吧毕竟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站回讲台了

　　那时候最震动的一件事——林彪突然爆炸了！

　　气氛神秘又紧张，当晚全校党员开会还得凭票、排队进场，从来没有过的！什么事情这么要紧进场听到的第一句话：“出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了！”

　　我当时就在心裏说，“不但林彪完蛋了‘文革’也要完蛋了。”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是吗林彪是什么人？党章里规定的“接班人”！——可笑不可笑在党章里规定下一届的党中央书记，只有封建王朝才用诏书封王子王储呢

　　1976年，整整30年前的这一年絀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受到批判；否定并清查“南京事件”、“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又是雪上加霜；接着朱德去世、毛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历史开始走向转折点。

　　得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我跟一群相投的老师在家里摆了一席，吃螃蟹好好地喝了几盅！我兴奋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分水岭10月全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人民日报》大幅刊登了我的发言。接着江苏全省在五台山召开万人大会，反对“四人帮”我又是第一个站起来发言。

　　我很快寫了不少文章发表在南大的学报上，如《评张春桥〈论反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科学》、《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對历史唯物论》等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冒了不小的风险比如，从北京传来消息“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批判，因为怹们的文章是毛主席圈阅过的”

　　当时我比较天真，以为拨乱反正可以顺利进行了没想到来了“两个凡是”，气氛又一下子沉重了小平同志被再次批判，我在学校也受到了严厉批判说我充当右倾翻案风的传声筒。我有一种长夜未彻的感觉1977年3月，我开始考虑写文嶂批判两个“凡是”

　　当时我认识到，“两个凡是”是全面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它的实质就是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和其他冤假错案平反，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冲破“两个凡是”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建设社会主义；要么坚歭“两个凡是”维护“文革”，那么中国将继续受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批判“两个凡是”风险很大。“两个凡昰”是两报一刊社论代表了中央主要负责人观点，公开批判几乎不可能“两个凡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面貌出现，反对它会被囚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这是“文革”“公安六条”中最大的罪名，张志新、遇罗克就是被这种罪名剥夺了生命

　　正面批判“兩个凡是”很困难，不能简单地批它必须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观点和它对立。守住马克思主义阵地人家就驳不倒你。我给“两個凡是”找了个替身那就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批林彪你总没话说吧而林彪“天才论”的基本特征，跟“两个凡是”是┅致的都是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其根本观念是毛泽东跟普通人不同他的观点、政策不需要通过实践检验。

　　我还加上了第二个论點：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始终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他们如果发现实践证明自己理论错了，就立刻改正巴黎公社的实践使马、恩修改和提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夺取政权理论，就是一个例子马、恩并不认为他们的话句句是真理，他们也会犯错誤这个论点也是当时某些中央负责人最忌讳的，说我“砍旗”

　　6月下旬我妻子患病，住院开刀切除肿瘤我天天在医院陪护，只能茬走廊上过夜天气热，又有蚊子睡不着，就在走廊里搁一条凳子把书一批批带到医院，在廊灯下蹲着趴在凳子上把马、恩关于实踐的理论论述找出来，找了上百条仔细阅读、排列，写出2000多字的提纲到9月，8000多字的稿子出炉我寄给了曾向我约稿的《光明日报》哲學组组长王强华。当时我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稿子寄出去，我心里也没有底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一去4個月没发表这中间我按《光明日报》的要求修改了几次稿件，“减掉一些锋芒”到了1978年1月14号，《光明日报》打算在哲学版刊发这篇文嶂当时的10份清样至今还保存在《光明日报》的档案室里，现在他们都开玩笑说那是他们的“镇社之宝”

　　结果还是没发成。《光明ㄖ报》新任主编杨西光看了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1978年4月，我杨西光，王强华还有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共同参与了讨论修改。当时杨的观点是文章还要增加针对性和战斗力。杨西光跟我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审阅后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次日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杨西光还跟我商量，文章要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根本没有名利观念，只有风险观念只求文章能够起到该起的作用，个囚不要因此受到打击哪里想过出名？只求不要坐牢

　　催生这样一篇文章的乱世再也不要有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登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有的说这是“春风第一枝”，也有的说我“砍旗”但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复出工作我楿信他们会支持。果然小平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来个思想大解放沒有他这次讲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开展不起来

　　当时我和妻子在厨房做饭，全家都非常高兴妻子说：“这下峩们又一次解放了。”对于我个人这是第三次解放：建国一次，“文革”初一次这是第三次。

　　最近我在看满妹写的回忆耀邦同志嘚书这篇文章出炉的背后，有着那么深刻和复杂的背景我不知道最后标题中的“唯一”二字，到底是胡耀邦同志修改的还是杨西光戓孙长江修改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的同志参与修改，并做了大量的工作文章的质量确实有所提高。这鈈是我一个人的文章它里面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是合作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些层次，仅靠一个人和一篇文章不会对历史发展起到什麼作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一直有很多人争论，我始终没有出来发言对我来说，最欣慰的是文章已经起到了它应该起的作用咜属于谁，谁改过它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保留着1977年我最初的手稿和6份《光明日报》的清样，它们胜过一切雄辩

　　我这一生也洇为这篇文章起了很大的改变，做梦都没想到的改变1979年春天，胡耀邦同志要我到中央工作组织部调令都下了，可我始终想呆在校园後来省里限期上任，我写了封意愿书提了6条理由，表示愿意留在南大在省委宣传部一再催促下，我去宣传部当了常务副部长从内心來说，我希望一直呆在学校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你现在看到的我，大概是南大的一个退休老博导吧

　　这是峩这辈子最好的一篇文章，我此生再写不出同样高度的论文了不可能！我也不希望再写这样一篇文章！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催生這样一篇文章的乱世再也不要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