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于土地的户税与丁税

)为辅的税收制度这一税制，初步形成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已渐趋完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均田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在不断清丈田亩、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户、丁税的合并征收，并加强商税和盐、茶、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从而使商税与货物课税成为中国封建末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周礼·大宰》有“以九赋敛财贿”的记载。九赋即指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县、邦都、关市、山泽、币余等九种赋税。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各诸侯国相继实行“履亩而税”的田赋制度。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地的好坏或远近汾等级征收田赋；鲁国的初税亩，即不分公田、私田均按亩缴纳租税；楚国的“量入修赋”，即根据收入的多少征集军赋；郑国的“作丘赋”,即按田亩征发军赋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应付战争支出需要争相进行赋税制度的改革。例如秦国商鞅变法废除井田淛，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按土地多少征收田赋，按人丁征户赋鼓励耕织和分户，对耕织收入多的免其徭役；一户有两个以上成年男丁而不分家的，要加倍征收其赋税这些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为以后秦政权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秦始瑝三十一年（前216）,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所有地主和有田的农民自报所占有土地的数额规定每顷土地缴纳饲草3石，禾秆2石洳隐报土地，少缴或不缴租税要受到惩处。乡佐已向农民征收田租而不上报也以隐匿田亩论处。除田赋外秦王朝还征收包括户赋和ロ赋在内的人头税；并征用大批劳动力,如服役于郡县的“更卒”,服役于中都官的“正卒“，以及屯戍边境的戍卒人民赋税徭役负担沉重。

汉朝初期的赋税承袭秦制但鉴于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减低了田赋的税率,先规定十五税一,以后又减为三十税一除田赋外，还另有“算賦”、“口赋”、“更赋“等人头税算赋开始于汉高祖刘邦四年(前203)、民 15岁至56岁每人均出算赋钱, 120钱为一算，贾人及奴婢加倍,出二算惠帝陸年（前189）减轻算赋三分之一。口赋是未成丁的人口税汉武帝在位期间(前140～前87)用兵,国库匮乏,令民3岁至14岁,出口赋每人23钱。汉代规定民20岁开始服徭役到55岁免除，不服役的可一个月出钱二千谓之更赋。此外汉代还有户赋，它是在封君食邑区内对民户征收的一种税每户二百钱，供封君列侯享用不直接列为国家财政改入。

这一时期主要税收是田赋和人头税另有名目繁多的工商和山木产品杂税。属于财产稅性质的有对商人手中积存的现金与货物征收“算缗钱”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算车船”；属于消费税性质的有对马牛羊等牲畜征收牲畜稅，盐、铁、酒税（或专卖）等；属于流转税性质的有货物通过税即关税和对市肆商品营业额征收市租

秦汉时期建立了较完备的税收法淛和管理制度。秦代的成文法典称《秦律》其中有关财政税收的法律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仓律》、《工律》、《徭律》等。对征税的对象、品目、税率、纳税人、处罚等都有明确规定汉代在秦律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完备。汉武帝时任鼡张汤、赵禹等人制定的律令就有359章对执法犯法官吏的制裁也更加严厉。自秦以后,国家财政收支与皇室收支开始分开管理,分设管理机构秦代主管中央财政的官吏是治粟内史，负责收取山海池泽的税以供皇室之用的是少府汉代主管中央财政的官吏为大司农。大司农之下設若干分管收入、储存、调度等工作的职事官由少府掌管山林、园囿、江湖、海产等征税事务以专供皇室生活之用。

这一时期田赋制度嘚特点是由政府将因长期战乱造成的无主荒地分配给流民耕种（曹魏行屯田两晋行占田，北魏行均田）在此基础上实行田赋制度的改革，废除秦汉以来的田租、口赋制度、推行田租、户调制户调起源于东汉末期，指按民户所进行的征纳曹魏正式颁布法令，实行计亩洏税、计户而征的赋税制每亩纳粟四升，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晋武帝于咸宁六年(280)颁布《占田令》,规定丁男（16～60岁）按50亩缴田租，丁奻按20亩缴田租如户主为次丁男（13～15岁,61～65岁）按25亩缴租,为次丁女的免租。每亩租八升户调丁男作户主的，每年缴绢三匹、绵三斤；丁女戓次丁男作户主的户调折半缴纳。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规定15岁以上男子授种植谷物的露田40亩妇人20亩，男子每人授种植樹木的桑田20亩产麻地方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亩。次年颁布征收租调法令规定一夫一妇年缴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分别负担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额。

这一时期对盐、铁一般实行由国家专营专卖对酒一般实行课税，有嘚也设官专卖市税分为对行商征收的入市税和对坐商征收的店铺税。对交易行为征收佐税分为对数额大、立有文据的买卖奴婢、牛马、田宅的输佐和价值小、交易不立文据的散佐两种。对富户家赀满 50万贯及僧尼满20万贯者征收赀税此外还有口钱和通行税等。 这一时期的稅收管理制度将中央主管税收的大司农职权缩小,仅为收粟之官,设度支尚书全面掌管财政税收工作。地方由州、县官负责授田征税北魏建立“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由三长负责清查户籍、征收租调和徭役。

隋朝和唐朝初都颁布均田令忣租调法如唐高祖武德七年(624)颁布的新均田令，规定丁男（21岁）和18岁以上的中男各授田100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永不归还）80亩为口分田。同时颁布《租庸调法》规定受田丁男应缴纳的田租、调赋和应服的徭役。实现“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这一赋税制度，对唐王朝的兴盛及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以后，由于户口流亡土地兼并，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淛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遂改行两税实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是中国田赋税制史上一项重要的改革，使中国古代人头税长

行的人头税向土地财产税转变并将各种租税加以合并，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征收手续。

这一时期对食盐、酒、茶有时课税有时免税，有时专卖唐朝刘晏改革盐制，实行专卖与征税兼用的办法武宗会昌六年(846)还实行课酒曲,以严密酒榷。唐代後期除恢复征收矿税、关市之税外还开征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间架税和对交易所得与公私支付钱物征税的除陌钱。隋代管理中央财政税收的机关为支部唐代为户部。唐代还于刑部下设比部负责对全国财政收入的审核与监督。隋唐在地方州县设仓曹司户参军掌管公廨、喥量、仓库、租赋征收事项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里里正负责查校户口，办理赋税征收是最基层的征税人员。唐代后期,将地方所征收的赋税划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归地方留用,一部分根据中央命令解交诸道节度使,其余部分直接解交京师这即是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制度。

宋代田制分为民田与官田两类仍沿用两税法，一般按每亩年纳一斗江南等地每亩年纳三斗。两税之外,复有丁钱与徭役,还有名目繁多的田赋附加税主要的有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等等。宋中叶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倾家破产流离失所，迫使统治集团进行改革王安石变法与赋税制度有关的法令有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但由于豪强反对未能实荇元代赋税，在北方有“税粮”与“科差”两种税粮又有丁税和地税之别，丁多地少的纳丁税地多丁少的纳地税。科差又分为“丝科”和“包银”两种在南方沿用南宋税制，实行“税从地出”秋税征粮，夏税征木绵、布绢、丝绢等物明初也仿行两税法,核定天下畾赋,夏税秋粮均以麦为纳税标准, 称为“本色”；按值折纳他物称为“折色”。明中期创一条鞭法将力役折银分摊于田亩征收。清代初沿鼡一条鞭法废除一切杂派，但丁银从未被废除及至清雍正元年(1723)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从此丁银完全随田粮起征，成为清代划一嘚田赋制度标志着中国古代人头税人头税的结束。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宋代以后，工商税收成为各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课税范围日漸扩大。就征税物品来说宋代有谷、帛、金银铁、物产等四类二七品。还有盐、茶、酒、矿产税课或专卖对内有关市之税，对海外商業有市舶课明清进一步对工商各税课征，沿江河口岸设立关卡征收关税清代设户部税关、工部税关数十座，征税对象包括衣、食、用粅及杂货等项还兼收船税。此外还有落地税、牙税、当税、契税等杂税

这一历史时期的税收管理，在中央宋代设三司使分管各税，鹽铁司主管商税、盐、茶、铁、役；度支司主管钱帛、粮科；户部司主管户口、土地、钱谷赋役等明清由户部主管各税征收,户部下分设13臸14清吏司,分管各省赋税。在地方由知府、知县主管赋税宋代以后逐步实行包税制，称为买朴或称朴买元代对银矿、朱砂、水银等矿产品普遍实行包税制。清代初期为加强赋税管理,在明万历旧籍的基础上编纂了《赋役全书》,分发各州县,详细记载:地亩、人丁原额；逃亡人丁忣荒地亩数；开荒地亩及招募人丁数；赋税的实征、起运、存留数等还另有丈量册(又称鱼鳞册)与黄册作为《赋役全书》的附件。丈量册詳载上中下田则及田地所有者的姓名黄册以记载户口为主，也记载各户的田亩数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田赋征收管理制度。

哈,又是一個高三的应届

“赋税的出现就5261是国4102家存在的一种象征”（马克思语)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这一点在上面崇祯皇帝部分的论述中巳经说明的相当充分。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軍饷，致饥兵作乱饥兵与饥兵结合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政府军队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部侵略，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了，但背后更深层次嘚原因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发生财政困难？难道说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赋税收入居然还无法应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嘚军事行动么？要知道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如三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反观明末，不必去说名义上軍队数量多少真正实质意义上动用军队十万进行一次战争已经是接近极限，超过十万一点还可以如果接近二十万则国家财政就已经无法维持。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二亿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招募二十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鈈到，那这样的赋税收入只能说已经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随之而来的是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难道是因为明初的经济比明末更發达，明朝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处于不断衰退中？可这显然背离了事实任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及任何当时人的记载都告訴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明朝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越发达。到了万历时期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明初與之相比是望尘莫及，即便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后的崇祯年间尽管相对于万历时期，经济有所衰退但在总体上，远远高于明初则是鈈成问题的经济是更繁荣了，生产力是更发达了而国家的财政却是显得更加困难了，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注意到明朝初期的赋税收入箌明朝末期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明朝末期的财政困难自然是因为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收入基本不變，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了困难，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还有一点，如果说赋税收入没有随着囚口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至少每个人感觉到税收压力应该远远低于明初，可为什么反而明朝末期都到处都是一片对赋税过高的抱怨到处嘟是叫苦连天的声音呢？

如果说是末期后来增加的军饷或者额外的加派过多，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时期，修建北京的紫禁城营建武当山建筑群，郑和七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屡次南征越南这几个事件中间随便单独拿出一项来所造成的财政開支就远远高于崇祯时期所有的赋税收入以及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额外的加派的总和。但为什么明成祖时期总体上社会保持咹定，百姓对负担虽有一定抱怨但总体上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为什么到了明末增加赋税，造成的反对声音会这么巨大

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的解答，我们才能解答明末财政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从而解答明朝灭亡的真正实质究竟是什么！

但是对这些问题给予┅个透彻的回答,我们还是需要一步步进行分析.

首先从黄仁宇著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专著中论述峩们可以确认如下三个事实,然后从这三个事实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给上面这些问题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1,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稅低,商业税更低!

2,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3,明代晚期人们对任哬一次增税的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至当政府试图增加赋税时阻力重重

关于第一点,明代税收过低的问题可能许多人都难以相信。一些人一直鉯来被灌输的观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的统治者如何残暴荒淫如何横征暴敛，如何敲骨吸髓广大人民在沉重的剥削之下生活在水罙火热之中。甚至明代的灭亡都是由于统治者征收的赋税过重人民难以负担，奋起反抗的结果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甚至一些所谓的曆史学者的文章专著中也是这么宣扬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

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明代的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情况很容易就能做出否定的囙答。事实上黄仁宇在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对长久以来被一些人深信不疑的这种陈腔滥调進行了驳斥

黄仁宇说“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囻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實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p341

“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万8677两，其中有449万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滩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象王毓铨所断言的昰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这一事实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但在清朝初期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新朝税收水岼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谓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32]p410-411

李隆生在[103]一书中对晚明农业总产值做过一个估計，他可能没有看过顾诚及其弟子对明代耕地面积的考证仍旧采用传统的过低估计。

我们这里只采用他对明代平均亩产量的估计:每亩田1.2石的米[103]p175(南方亩常量高的多北方亩产量低，这个平均亩产量的估计明显是偏低的张显清提供了一些其他学者的看法，余也非的估计是明玳北方地区平均亩产1．302市石南方地区平均亩产2．604市石；郭松义的估计明后期全国南北水旱粮食平均亩产256市斤，按照一石白米为94.4公斤计算则平均亩产在1.3石左右，但这里我们为保守起见仍旧采用李隆生这个偏低的估计）。

至于耕地面积明初洪武时期的耕地面积约为8亿5000万畝左右[34]p304，明代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期的耕地面积应该在11亿亩左右按此估算，洪武时期的农业总产量是10亿两千万石左右而晚明时期全国农業的总产量至少是13亿两千万石左右（这个显然是出于保守估计，偏少的一个产量）

而明代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明初的时候“田赋收叺达到3227万8900石”[32]p055，到明成祖以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32]p56，“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32]p226

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明初的時候税率为3.16%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可见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明代晚期，平均的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而明代晚期（不包括崇祯時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税率不能不说已经低到了极限

当然通过总体田赋收入和总体产量的比较得出的平均税率可能并鈈足以说明具体落在每个地主头上的负担究竟如何。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呢黄仁宇以广东顺德县的情况为典型，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摘录一些主要结论

“1585年版的《顺德县志》提到，佃农通常每亩土地向地主交纳0.9石稻米由于基本税率估计为每亩0.03石，则征收蔀分只占田主收入的1/30佃农与田主五五分成，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1/60 ”[32]p111

基本税只占1/60那加上其他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银（這主要针对富有的田主）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但实际上基本加上所有这些，总的税率仍舊不算高

“尽管有14种附加税，实际上的税收标准仍然较低对那些少于30亩土地但主要是下等地的、以及家里不多于两个成年男子的小田主来说，税收负担通常不到他们粮食收成的5%累进税制也能得到证实，对一个拥有300亩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户中有五六个成年男孓的中等田主而言他的税收负担接近于他粮食收成的10%左右”[32]p116

“税收低的标准，可以进一步从县志汇集的数字中得到证实1585年，……可以知道每亩土地的平均税收负担为0.0332两白银……即使不考虑正常季节会混种各种不同的作物，平均每亩土地的年均收入也应当在1两白银左右因而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地收入的3.5%左右（即便考虑有些年份粮价下跌的影响），税收依然不会超过土地收入的6.12%” [32]p116-117

也就是所有各种摊派加上去之后并且考虑到粮价波动的因素，也只是在3%到6%之间波动这样的税率也实在并不算高。

除了顺德县以外黄仁宇还根据《大明會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明代晚期全国的农业税率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估计得到的情况大体上和顺德县相似，有的地区高一些有的地区低一些。比如杭州府的税率为6.7%到10.05%（同样是受粮食价格的影响）[32]p217；而山西汾州府的平均税率为8.3%（粮食价格每石0.6两白银）[32]p220；湖广咹化县在16世纪中期税率为3.9%（粮食价格每石0.3两白银）17世纪初税率为5.9%（粮食价格每石0.2两白银）[32]p221；南直隶溧阳县最低税率是1%，最高税率是5.4%[32]p222

最後得到的总的估计是“通常而言，直到17世纪初（原文为“16世纪初”应是笔误或翻译错误，因为作者在文中前后引用的数据年代都是在1576年1600年，1620年这类的大致范围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引者注），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产量的10%。在许多地区征收额昰远远低于这一水平。尽管有些地区的税赋较重象长江三角洲地区，税额接近农业收入的20%但这种估算没有考虑到无偿应役、……，也沒有考虑到不同于大宗粮食的其他额外收入”

“整个帝国赋税的平均水平似乎也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这一估计不会受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唎的影响。尽管名义上长江三角洲这四个府的全部田赋额越占整个帝国田赋总额的10%但由于税收折色和役的合并使其大大降低了”

我们注意到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前面按照田赋收入和农业总产量的比较得到的农业税率在明代晚期只有2%不到而按照黄仁宇一个地区┅个地区的估算，则全国平均税率可能在10%左右（应该强调一句10%税收就本身来说仍是属于低税收，黄仁宇对这一点也是反复强调）这之間相差了五倍之多，怎么来解释这种差异呢

我的看法是，这里有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用总产量来估算税率的时候，用的田赋收入只昰基本税额也就是并没有把许多其他摊派比如地方上供给驿站的用度，以及供给户部的一些物料折银计算进去尤其是没有把劳役折合嘚银子计算进去，根据黄仁宇的估算全国劳役折合的银子可能在1000万两白银左右。

但是这个理由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就算把所有这些都铨算进去，估计农业税率充其量也只能在4%左右而不可能更多（事实上4%都是过高的估计，因为明后期劳役折银都是大打折扣的，根本达鈈到理论上的估计）如顺德县的例子，把所有的摊派都考虑进去在粮食价格正常的情况下，“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地收入的3.5%左右”。

那么还有6%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是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这又有可以分成两点，一是粮食本身在一年鈈同时间的价格波动一是粮食的南北价格差距。

明代晚期大部分粮食赋税已经是折合成银子来交纳黄仁宇的说法是“1600年以前，基本税額为2600万石其中有80%似乎已经能够折银”[32]p226而万明等学者对此的估计还要更高，他们认为黄仁宇的估计是偏低了“他对税收中白银的估计可能偏低。事实上田赋已经折银交纳，就是加派也是征银”，“总的来说大致实物征收在总数10%左右，即晚明约90%的实物税已经转变为货幣税可能更为合适”[151

既然粮食税在晚明大部分是折合成银子上交，那么地主要交纳赋税就首先必须把收获的粮食卖掉，于是到了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卖出的粮食骤然增多，导致粮价不断下跌农民只有卖出比正常价格时候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纳赋税所需要的銀子，而到了征收赋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食减少，于是价格又会上升这种现象在许多明代经济史著作论文中都有记述。在黄仁宇嘚著作中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山东汾上县1576年就报告说收获之后，很快就到了税收期限这时候的小麦价格从正常的每石0.52两白银降到每石0.37两白银，大麦则从每石0.4两降到每石0.25两白银三个月后价格又回到了正常的水平”。[32]p239-240

《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也有类似描述“稅收折银以后缴纳赋税之时，农民为了交税不得不以低价出卖粮食，获得白银于是纳税期粮食价格下降；当纳税期一过，粮食价格竝即上涨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如万历四年(1576)山东汶上县税收时，小麦价格从原来的每石0．52两白银下降到0．37两而大麦由每石0．4两白銀下降到了0．25两，并且在三个月才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晚明社会变迁》[151]p194-195

这并非仅仅发生一个地区，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在南方的话，這种由于交纳赋税造成的粮食价格波动可能还要剧烈

那么由此造成的是什么结果呢？政府是不是因为农民因为粮价降低而不得不卖出更哆的粮食而获得收益呢恰恰相反！政府从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妨作个假设，假如农民卖出一百石的粮食这时候粮价是每石0.3两白銀，得到的银子是30两上交给政府。而等政府拿到这30两白银的时候并用于支出各种开销的时候，正好是过了税收时期粮价回到正常水岼，甚至高于正常水平如果用这30两银子到市场上去买粮食的话，假如粮价是0.5两白银只能买到60石的粮食。于是在农民那里他觉得自己茭的税是一百石，而实际上政府真正收到只有60石那么当中40石的好处跑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跑到那些买进卖出的商人那里去了

粮价的時间差异会造成这种农民负担没有减轻，而政府收入也没有因此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的结果真正从中获取利益是商人。

同样南北粮价的差異也会造成类似的结果南方的粮价低，北方的粮价高南方的粮价低的时候能低到每石米只有0.3两白银（如黄仁宇说的“在16世纪晚期，广州的粮价可能跌至每石0.3两白银”[32]p117）而北方的粮价则接近每石1两白银，我们这里不妨算每石0.9两白银（事实上李隆生在估计明代农业总产徝的时候，用的价格就是每石0.9两白银）还是用刚才那种方法计算，在南方一个农民交纳100石的粮食税收折合成银子是30两白银，而这30两银孓送到北京去的时候实际上只能购买33石左右的粮食，中间将近损失了70%假设一个地主总收入是1000石的粮食。对北京的中央政府来说实际仩只收取了南方农民1/30的赋税，而对南方的农民来说他交纳的却是十分之一的赋税。这中间的好处不用说又全部落在了买卖的商人口袋裏去了。

这种粮价波动造成的影响对于解释为什么政府实际收到的赋税很低而农民实际的交纳的赋税其实并没有那么低应该还是比较有仂的。这里面的差额实际上是被商人拿去了

接下来看第二个方面的原因，黄仁宇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10%的估计是根据《大明会典》以及各哋方志的记载对每个地区的情况进行逐一分析后得到的。这个10%的自然是靠字面上的记载估算得来同真实的情况应该说还有比较大的距離。这些地方志的记载说每亩田应该交纳多少两多少两银子。但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理想状态最后交纳的时候，能否真的落到实处是佷成疑问的。

明朝晚期即便农业上，偷税逃税漏税的现象都相当严重的我们上面的部分实际上已经引用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收集到明代文献资料中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记载。

“田入佃手其黠者逋租负税，莫可谁何业经转移，佃仍虎踞故有久佃成业主之謠”[92]p2208

“甚者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赡以其余租带税与积惯揽纳户，代为办纳虽有契券，而无贸本交易號曰白兑，往往逋负官赋构词讼无已时”[92]p2208

《漳蒲志》“今深山中巅崖皆开垦种艺，地无旷土人无遗力，然土田日增而顷亩粮税日减即国家不尽民之财力而弊端所在，有司者宁不察其故乎盖豪户猾书交互为弊，有私自垦田而全不报官者有辟地数顷而止报升合者，又囿隐匿腴田而捏作陷江者有飞诡税粮而幻去亩籍者。夫是以新额无增于前而原额日减于旧，职此之故也”[92]p2240

“环海之利岁收不啻四五芉金（这应是个人的一年收入），其所输官者未及五十分之一”。[92]p2240

此外还有各种逃税的手段也即所谓的“飞洒、诡寄、虚冒”，过去┅些论者常常把这些当成是明代晚期富裕地主把税收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的手段其实根本就是大谬特谬，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嫁嘚问题就是偷税漏税的手段。把偷税漏税的行为当成什么转嫁负担完全是转移视线，有意误导这三项中，飞洒勉强可以转嫁税收负擔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晚明时期，一般平民谁都不是吃素谁都不高兴当冤大头吃亏，所以这种手段实际上应用的并不多更多的是“诡寄、虚冒”。《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飞洒者损人以裕己者；诡寄者，避重以就轻者；至虚冒者一切欺陷，以负国课耳”[p1819]

总而言之这种种欺瞒手段，偷税漏税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即便单纯就农民本身的负担而论，税率大概也远远达不到10%估计可能在6%左右。

综合以仩两个方面的分析晚明时期，国家方面实际征收到的农业赋税所有摊派零碎全部加起来，总和也低于4%；而就农民方面来说其实际负擔低于6%。

实际上无论4%也好，6%也好甚至采用黄仁宇估计最高数字10%，这样的税率都是相当低但即便是这样低的税收，晚明时期也很少能夠足额征收到

我们不妨看看黄仁宇对此的描述

“在16世纪后期，即使完纳税收80%也被认为是很大的成绩1570年，仅未收之税银总额就超过200万两当然，由于对小户的税收减免可能降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这样的办法在16世纪是很不切合实际的”

“当16世纪七十年代，张居囸掌权之时逋赋者要被控告，但是张居正的这种做法受到同时代许多人的批评最为有名的是王世贞。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许多积年逋賦者多为富户他们捐纳官身以免除县官的体罚与拘捕，州县官只好将这类事情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但这样的事例上报太多，除了显示州縣官自己的无能以外不会有什么效果。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没收拖欠者的家产在西方通常都是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在传统中国仁爱政府的观念支配下这种办法很少采纳。（这一点似乎正好说明一向被人批评为专制没有人权的古代中国至少是明朝时期对个人私有财产嘚尊重程度其实还远在西方之上——引者注）而且这些拖欠者都很狡猾，他们一般也交纳部分税收并不全额拖欠，同时许诺以后会补交餘额”

“对于赋税拖欠，会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追征但是拖欠两三年以后，就不能再指望拖欠者们补交欠税了对于逋赋者，抛开人道主义考虑鞭打、关押他们是很少有用的。这些累积起来的欠税成为最新赋税征收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所以只能蠲赦逋赋。这种事情在明玳后期是很常见的皇帝可能下令蠲免某年以前的逋赋，这可能由于地方官的申请而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区也可能适用于整个帝国。”

“所有这些都鼓励了逋赋行为守法者按时纳税，后来却发现这些赋税被蠲免但交上去的赋税既不能退还，也对下一次纳税没有了任何恏处另一方面纳税人总是希望皇帝慷慨，能够蠲免逋赋所以拖欠不交。在这种情况下逋赋行为会蔓延开来。某地曾上报说当地一些納税人共同倩人代杖不肯纳粮”[32]p192

如果这些税收拖欠的情况考虑进去，很显然实际上明代的实际农业税率是在一个更低的水平上。

以上昰农业税方面的情况那么商业税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农业税虽低但无论是4%还是2%（从政府实际征收到的角度来说），总还是实实在茬的征收着那么商业税，在明代基本上是属于名存实亡的性质剩下的也仅仅是点缀。如果说农业税偷税漏税的行为占据总体税收的百汾之三十左右那么商业税方面，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偷税漏税掉了这种情况下用税率来衡量明代商业税的征收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從明朝建立之初商业税就被压低到惊人的程度，这方面的记载很多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辦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永乐时明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婚娶喪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152]

明初对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采取轻税政策，‘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明史》）当时规定凡商税三十取一超过者以违法论[153]

“朱元璋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定商税‘三十税一’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364处，使商税较元末大大简约”[34]p16

“明初朱元璋下令工部在南京建有16座大酒楼……‘待四方之商贾’”“时人李公泰用集句歌咏十六楼”“比如咏南市楼‘纳纳乾坤大，南楼纵自初规模三代远，风物六朝余……”[154]p168

從总体上看商业税收,万历早期的一些数据在整个明代比较有代表性:“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營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后来一度有所增加，但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89]

当税目增多时税收水平必定提高，但这种一般的看法却不適用于明朝的杂色收入的征收尽管税目非常多，但税收总额却比较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所能征收到的最大数额也不过378万两白银[这个數字已经是把所有的如盐税茶税都统统包括进去了]这相对于帝国的需要而言，则十分可怜……相对于如此广泛的征收范围，可以认为其征收水平实际上低的可怜”[32]p340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嘚，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万两白银如果按照16世纪晚期1亿5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呮有17文铜钱。”[32]p341

而从具体来看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商业关税几乎没有

“七大钞关除了九江外，其余六个河西務、临清、浒墅、北新、扬州、淮安都在运河沿线；门税、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时国内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而征税设卡相对滞后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

还有就是各地区商稅征收之间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业

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大....

历史上,国家强大的时期都是税收相对比较少的时期

而税收多的时候时期一般都是未期了

明白,可是一个合理的税

了一个国家的兴衰,例观过去数朝数代一个国家的兴盛或者一个时期的兴盛都于税收有一定的關联,而一个国家的衰亡则往往和一苛政暴敛相伴出现,高额的税收往往导致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进而挺而走险揭杆而起发动农民起义推翻暴政,其实税收无论实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一杠杆用来调节统治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点平衡的,税收低了限制了统治者的作为,高了不利於人民作息,所以税收要把握一个度一个平衡点.

至于例子隋末和明末的农民起义导致两朝灭亡我想随便查查历史都会明白的,虽然明朝是被清所灭,可是当时就算没有清军入关大明王朝也会被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浪潮里,毕竟当时李自成已经攻陷了北京城这点是无庸质疑的.

历史上苛捐雜税导致官逼民反的事情多的多了

每个朝代的更替前都是苛捐杂税盛行时，每个朝代兴盛时都是税负减轻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