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坎战役，日军重炮狂轰苏军阵地，兴奋之余忘了通知冲锋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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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尔格》是一部由筱田正浩执导，伊恩·格雷 / 本木雅弘 / 椎名桔平的一部 / 惊悚 / 的，特从上的一些的，对能有。

　　《间谍佐尔格》影评(一)：很多,无言

　　在半懂不懂中看完这部，因为没有。这并不是一部电影，讲得有些而不，但是别有一种的战争幕后的。很，没有过分着墨于挑起战争的日本或者共产，非化。只是在最后用JOHN LENNON的话作结：“请，在这个再没有之分，没有杀戮与死亡，没有，所有人彼此、地着……这是，你是否也。”

　　过滤政治，对于每个来说，也许和平，就是最共同的。

　　我们距那段战争已远，我们距别处的战争已远，所以要这些有的，不断唤醒心中的、以及对的与。

　　《间谍佐尔格》影评(二)：很久没有看过这么烂的片子了

　　参加了前几天的2006北京日本电影周。

　　第一天，小田正号来了。说了几句有的话。

　　然后放《间谍佐尔格》

　　我从30分钟起，开始在上骂这个电影。

　　我开始这个电影周的。

　　没有的，，恶俗，。

　　我想现在一个拿着DV机的都能拍出比这个电影的吧。

　　不一个拍了一辈子电影的，怎么用这部片子给画上了句话。

　　《间谍佐尔格》影评(三)：始于鲁迅、终于列农

　　《间谍佐尔格》影评(四)：007的故事

　　这是一部关于间谍的电影，所以女色是的，不要把共产都塑造成禁欲者，那样太被人怀疑了。三个小时的影片登场了四位佐，，不格，佐尔格在这应该死而无憾了。四中有在家独守空房，默默盼郎归的俄罗斯卡佳；有在默许下偷情的好之妻，大使妻子德国；有的好朋友，和多位革命超的女中，史沫莱特；也有一片，为情人寻骨的东洋女石井花子。当然最惨的还要算俄罗斯美女了，什么都没捞着，没有和佐尔格一起只能在家痴痴地等着，最后还因为受佐尔格，被关进苏联劳改营，在1943年地死去。

　　这是一部关于的电影，一边是佐尔格敌营偷情报，一边是苏联哥，搞大清洗排除异己，就连佐尔格发来的德国对苏的都不理不睬。共产主义，至少在这部电影里，并不是佐尔格的信仰，佐尔格临型前的才是导演真正为佐尔格的信仰——“世界人民和平”。佐尔格是德，是俄国人，一战时自愿为德国上受了获得二级铁勋章，献身共产主义，加入党，开宝马，穿皮夹克，泡多国美女，当苏联间谍，被日本吊死。德国还是俄国才是这个传物的呢？影片中的佐尔格说两个都是。那佐尔格对于德国人来说算叛国吗？电影里的共产主义记者尾崎秀实帮助佐尔格窃取日本军方的情报给苏联，他对猜透自己的说“即便我祖国，也不会背叛日本。”那些看着日本由于造成国内崩溃，受极右翼煽动发动“二二六”政变的们，在被枪决时还在喊着“万岁”。无论是好还是坏的，他们和佐尔格都一样，他们都信仰。

　　佐尔格所为之的苏联比纳粹多少，死在斯大林手里的不比希特勒少。佐尔格和史沫莱特的中国地接过了留下的一切，甚至更甚，已被抛弃，。随着苏联，主义的已经消亡，俄罗斯了主义的，以前纳粹的变成了新纳粹蓬勃的。幸好佐尔格没有看到这一切。

　　佐尔格了吗？片尾绞索上的佐尔格和列宁被拉倒的画面配着慢板的国际歌交替，难道佐尔格所做的就是让他的两个祖国，一个被一道分为两半，一个陷入的？

　　至少佐尔格是怀着的去赴死的，这样就够了。用开头鲁迅的“世上本没有路”和结尾列侬的《imagin》来他，这样就够了。

　　《间谍佐尔格》影评(五)：平淡的

　　很早就听说这部日本电影，主站提供的为：苏联、日本、二战、间谍。以为会如何，看完之后，径庭却也无之感。好比佐尔格被捕后稍作狡辩，遇到的也就招供了，革命千万里，娓娓道来。我心想这革命也好也罢，回顾历史往往，倘若真的亲历，那些过场戏也没那么多，无非就这么平淡的。

　　历史不是本身，文字的本是些过的。CG还原了尚未焚于兵火的东京市区，貌似真实的里没有——只有德国味的英语、俄国味的英语、日本味的英语和各种的日语。，以当时的东洋顶尖技术而论也是的，足可；开始时貌似是被捕二人的主视角，其中却插入一些二人无法的，譬如天皇御驾，秘闻，感觉略显唐突了。后来的故事里还有看上去很祥瑞的斯大林一瞥，扮相相当，当然他只是个，大可不必。还有竹中直人饰的东条英机可看，毕竟的还是而的。

　　安详而平和的身后是和平主义，一个右翼中左翼的英雄故事，能拨到这个频段已经很了。问佐尔格是否，佐尔格说“论是我的”，，却是。和往往在一些翩翩里，吵吵的只可算匹夫，会如唾一般在中消散。网上左右均惯为开骂，反正骂人只残不伤，真正的革命者反而无言，他们干的却是些为他人而掉自家的亏本。

　　的如影片中的“二二六兵变”，无论是忠君卫侮还是偶发，在一个的经济下迟早都要有如此一场。革命的不需要一些坏的或者的，因为一方走向一方走向赤贫是制剥削默认不可更改的结局，与剥削者的水平无关，与人造的无关。但革命的结果需要，没有思想和广泛，沦为奴妓的义士们也只能高呼万岁枪毙死去。

　　这样回望共产主义，又觉得它值得了。我所想象中的共产是门，是贱民分赃的最佳而不需要贤者作割肉流尽精血。既然都想地生活，总有一天有那么个可以让最大化而不给他们再度造反的，也许会有人说这个就是河蟹，终洋国，但我希望会真的存在，且无强迫，那样佐尔格的血也便不会白流了。

　　《间谍佐尔格》影评(六)：有一些，没有排出佐尔格的

　　好友极力我看一部二战时的间谍影片，说是其中的被称为谍战之王。查说，此部影片，并且佐尔格被称为二战最传奇色彩的人物。有些说，这是一部给看的间谍片。

　　然而我从电影里并没有得到这些，我没有看到佐尔格的过人，我没有看到佐尔格的，甚至我都没有看到佐尔格的不屈。导演叙事的方式的，但是却在影片的一开始就给了观众一个印象：佐尔格没有任何的审问，就承认了自己的全部“犯罪”记录。这未免颇显唐突，并且在展现日本和军方的时过度也显得突兀不堪。但是它确实让我了二战前后日本的社会，以及战争的（也不一定符合史实，但是姑且信之）和日本国民的不堪。这让我深刻日本这段历史，日本是无罪的，仅仅是受到了一的蛊惑而已。而若是当时的中国当政者蒋介石有点作为的话，日本是不敢侵华的，因为当时的日本也如同热锅上的般，把整个国家的赌在了与中国的战争上。蒋介石集团若是有点的的话，都不会弃中国人民于之中。日本当时的，又与时候颇为：若是当时的中日本二战之前在国际上的的话，受到红卫兵的蛊惑，中国势必走向扩张的道路。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过分的日本的普通民众，他们是无罪的，他们的和我们的先辈们一样，也都是。有罪的是那些军国分子，是那些挑起战争的人，是那些东条英机们。而对于现在的攻打台湾和印度的一些极端分子，他们和东条英机们又有什么分别。他们都应该受到。这部影片是部反战片。为什么一定要发生战争，为什么民众要受到们的蛊惑，为什么的要在战争中前进。

　　在电影里有个情节。当佐尔格和们冒着危险发送，而没有，他们都想到了自己的不被。这种感觉犹如别人背叛了自己般的让人，或是自己的却不被别人所到得痛苦。现实，也是如此。当我们的为为为国家做的时候，却不能得到的信任和的时候，那时的自己将是犹如被抛弃般痛苦。男人是为了被承认而活着的。努力的去一个的，却痛苦的她。，我那么地爱着她，她却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电影并没有达到的效果，因此我又查阅了相关，才佐尔格真不愧为谍战之王。不知这些资料戏说的有多少，但是他的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让我想起了香港电影“无间道”，虽然没有此部影片高，但是都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双重（抑或是三重或是以上）身份的公的痛苦，而主人公第份的是一种信仰，对或是对的信仰。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我不太明白导演引述鲁迅这句话的是什么，但是，因为这句话会给人难以用来的力量。

　　《间谍佐尔格》影评(七)：可以传达4000公里

　　非常的电影，讲明白了一个超级的间谍如何周旋在德国、苏联和日本的二战之中。

　　故事的常非常的。尽管拍摄于2003年。

　　在历史上这个人物的主要都在电影里得到了。但作为一个日本电影，加重了日本内阁、原朝日记者尾崎秀实、从美国回来的共产党员宫城等其他日本同仁的戏份。并且为佐尔格这个人物设置了丰富的女人缘。

　　这个电影虽然主题如同《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是标准的国际共产主义烈士的故事，但我觉得在国内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公认的。日本导演筱田正浩不仅仅是在宣扬反战的和平主义，还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解释了日本内阁和天皇在这件战事当中的矛盾心理。影片还谈到军队叛变的事情，一小队义愤填膺的战士假借演习之名义，杀死了包括财政大臣在内的很多政客。在叛军看来，这个国家已然腐败，政府不能解决饥荒、就业困难等等问题，妻儿被卖去当妓女，重压之下，国内矛盾是非常严重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战争中得到快乐。无论是战败国还是胜利的盟军。

　　所以这个电影一方面在说佐尔格的传奇人生，一方面又在为日本战败作了某种冷静的分析。

　　电影开场白竟然是鲁迅的书摘。经过查阅，得知这几个人物的确和鲁迅有着瓜葛。影片中尾崎的好友、西元寺公一是明治维新时代的大政治家的孙子，他本人就曾来上海见过鲁迅。影片中的艾格内丝也曾经的确在上海和鲁迅研讨过国际共产主义的观点。后来，这个电影中带着圆眼镜形象的配角西元寺公一因佐尔格事件也曾被捕受询，但最后关押了几个月就释放了，他后来常年生活在北京，是地地道道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佐尔格经历了信仰的三级跳变化。他成为一个间谍，源于对苏联的热爱，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无国界人民生命的珍惜。他在上海、在日本，都为了这个目的。但当斯大林一手遮天的时候，他的同志甚至迷恋上了假装的事业，爱上了挣钱和安逸的生活，导师在祖国被迫害至死，一切的一切，势必导致对信仰的动摇。

　　一个人的力量是如何微薄？佐尔格到了绞刑之前，也许都在隐隐地自豪，隐隐地伤怀。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情报从他手上传去苏联中央，但事实上，战争不可能被避免，预先的措施也没有做。一切还是按照某种进度推进。佐尔格在谨慎的间谍生涯里，为了每一次情报兴奋，犹如先知，但只是一个眼看着悲剧发生、无法制止的先知。

　　电影结束有点拖沓，佐尔格在日本期间的女友酒吧小姐华子面对着柏林墙倒塌的现场直播，回忆着曾经爱过的男人。响起了lenon的歌<想象>。她在战后找人挖掘了坟墓，触摸着佐尔格的尸骨，上面有他一战时的枪伤痕迹。

　　而别的有趣的事情是，我家还有人对这个电影非常了解。原因不是人物或故事，而是这个电影用三维特技还原二战时日本的特技手法。所以我们时刻警惕着，当看到美丽的建筑物，看到清晰无比的背景，我们条件反射一样进行评判：真的，假的。

　　三维的海湾和军舰，三维的城市建筑和废墟，三维的政府大楼和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三维的远景在淡蓝色的天空下，如同佐尔格所说，电波可以传达4000公里，因为木质结构的房子不形成阻碍。

　　但到了天照宫那一段，我是猜错了。我不知道天照宫这个当年最奢华的宫殿竟然保持得这么完好漂亮。日本有些东西是不需要CG了。

　　所以，真真假假的美丽背景，成了这个烈士故事的环境。

　　《间谍佐尔格》影评(八)：《间谍佐尔格》：德俄混血双料间谍的悲剧人生

　　《间谍佐尔格》：德俄混血双料间谍的悲剧人生

　　笑独行的豆瓣日记 06:18:13

　　德俄混血双料间谍的悲剧人生

　　——二战传奇间谍传记大片《间谍佐尔格》评介

　　中文片名：间谍佐尔格/间谍左尔格

　　主演：伊恩?格伦（Iain Glen）

　　乌尔里奇?穆赫（Ulrich Mühe）

　　影片DVD影碟封面与海报

　　影片主人公传记封面

　　（《理查德?左尔格：一个秘密谍报员的功勋和悲剧》，略）

　　德俄混血的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二战传记大片。日本导演筱田正浩封山之作。1933年至1944年的日本，怀抱和平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主人公的间谍生涯：恪尽职守地为苏联提供日本和德国军事情报，即使遭遇阴晴不定的政治也始终信念……旁及与他并肩战斗的日本新闻记者尾崎秀实以及他的三位助手的悲剧命运。五有四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日本情报机关逮捕，三年后被处决。其间还穿插主人公与三个不同国别女子的性爱关系。双料间谍的悲剧人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风雨飘摇的日本政坛。质疑主人公牺牲的意义。冷静深沉，低调感伤。伊恩?格伦（Iain Glen）、本木雅弘、乌尔里奇?穆赫（Ulrich Mühe）、叶月里绪菜、小雪、Mia Yoo、永泽俊矢等主演。

　　笑独行按：该影片片头字幕为鲁迅先生语录——“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该影片重点表现的事件为二?二六兵变和近卫文磨组阁。影片中还有佐尔格、尾崎秀实与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报》驻华记者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在下所见D9影碟中文字幕将“史沫特莱”译作“斯梅德利”）亲密交往的情节，把史沫特莱年青化、美貌化、浪漫化了许多。史载佐尔格曾于1930年至1932年在中国上海从事间谍活动近三年，并会见过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小有贡献。

　　1941年10月15日，日本情报机关特工人员闯进尾崎秀实家中将他逮捕。两天后，日本特工逮捕了德国记者佐尔格。在证据面前，他们相继承认了为苏联从事谍报工作的事实。据尾崎回忆，他初次见到佐尔格是在三十年代初的上海。

　　三十年代初，尾崎作为朝日新闻社记者被派驻上海，结识了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后者也是鲁迅的朋友。尾崎一直对日本侵略中国怀有反感，特别是目睹上海在中日战争前夕的种种景象，更使他对反抗殖民侵略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

　　经斯艾格尼丝介绍，他认识了佐尔格，并答应为他收集日本军事计划情报。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尾崎调回日本，而佐尔格也在当年底回到苏联。

　　佐尔格回到苏联后又接受了苏军情报部门的派遣，匆匆告别恋人，以德国记者身份前往东京。日本此时正深陷侵华战争，经济面临严重危机，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军部势力日益强大，注定要走上对外扩张之路。二?二六兵变发生后，近卫文磨公爵受命重新组阁。

　　佐尔格因为与德国大使馆奥托上校有一战战友之谊，取得了他的信任，能够接触到德国大使馆的机密文件。奥托与妻子感情名存实亡，竟然对她与佐尔格的私情大开绿灯。尾崎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成为近卫内阁工作人员，随后又调到南满州铁道公司，不断将自己收集到的重要情报甚至机密文件提供给佐尔格。

　　佐尔格在一家德国风格酒吧认识了交际花华子，两人开始恋爱。由于苏联开始肃反，佐尔格原来的上级纷纷被清洗和屠杀，他的小组与总部失去了联系，他发出的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电报被斯大林嗤之以鼻。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意识到佐尔格的可贵，重新与他恢复了联系。然而由于佐尔格小组的日裔成员被捕，尾崎和小组其他成员身份暴露，除了德裔发报员外，被日本特务机关一网打尽。

　　1944年11月7日，离二战结束还有九个多月时，佐尔格、尾崎等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由于当时苏联与日本尚未处于交战状态，佐尔格的身份不被承认，而他在苏联的妻子也因莫须有的叛国罪被逮捕。

　　日本终于战败投降，近卫文磨不堪忍受沦为战犯的结局而自杀。

　　战后，华子找到佐尔格的遗骸，将他重新安葬。晚年的华子目睹了作为冷战象征的柏林墙的倒塌……（笑独行据中国网修订增补）

　　《间谍佐尔格》影评(九)：佐尔格的背影

　　主演：伊恩?格莱恩、本木雅弘

　　1941年10月15日，日本情报机关的特工人员闯进记者尾崎秀实的家中将他逮捕。两天后，日本特工逮捕了德国记者佐尔格。在证据面前，他们相继承认了为苏联从事谍报工作的事实。据尾崎回忆，他初次见到佐尔格，是在数年前的上海。

　　三十年代，尾崎作为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记者，结识了美国女作家斯梅德勒，后者也是鲁迅的朋友。尾崎一直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怀有反感，特别是目睹上海在中日战争前夕的种种景象，使他对反抗殖民侵略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在斯梅德勒德介绍下，他和佐尔格会面，并答应为他收集日军在华的情报。此后，尾崎调回日本，而佐尔格也回到苏联。

　　佐尔格接受苏军情报部门的派遣，和怀孕的恋人匆匆分别，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前往日本。日本此时陷足于侵华战争，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危机，社会矛盾上升，注定要走上对外扩张之路。佐尔格因为和德国驻日大使奥托有一战的战友之谊，得到了他的信任，能够接触到内部机密文件。奥托与妻子的婚姻名存实亡，对她和佐尔格的私情也佯装不见。尾崎则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成为近卫内阁的工作人员，随后调到满铁，他将不少自己接触到的机密档案转给了佐尔格。

　　佐尔格在一家德国风格的酒店认识了交际花华子，两人开始恋爱。由于苏联开始肃反大清洗，佐尔格原来的上级纷纷被屠杀，他的小组和总部失去了联络，他发出的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警报被斯大林嗤之以鼻。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才意识到佐尔格的可贵，重新与他恢复了联系。但因为佐尔格小组的某成员被捕，全体身份暴露，终于被日本特务机关破获。

　　1944年11月，二战还有九个多月就要结束，但佐尔格和尾崎都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由于当时苏联和日本尚无交战状态，佐尔格的身份得不到承认，在苏联的妻子反因莫须有的叛国罪遭到逮捕。

　　战后，华子找到佐尔格的遗骸，将他重新安葬。尾崎在狱中和妻子的通信，成为感人泪下的畅销书。

　　著名导演筱田正浩已经年过七十，在经过二十年的筹备企划之后，终于在2003年推出了他影坛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作品《间谍佐尔格》。

　　在得知这是筱田正浩的封刀之作后，有“魔女”之称的叶月里续菜说：“我无论如何也要扮演一个角色”，结果她扮演了佐尔格的日本情人华子，并有大胆的裸露演出。筱田正浩的号召力使本片的演员阵容相当强大，女演员有和汤姆?克鲁斯合作《最后的武士》的小雪，演技派女星夏川结衣，以及筱田正浩的夫人岩下志麻。62岁的岩下志麻是筱田正浩作品中的老搭档，曾夺得首届日本电影学院奖影后。男演员方面，出演佐尔格的是1990年的柏林影展影帝、苏格兰演员伊恩?格莱恩；心绪复杂的尾崎秀实由日本男演员中的青年演技派代表本木雅弘扮演，他曾获东京影展影帝；其它男演员还包括出演过《不夜城》的椎名桔平等，老戏骨竹中直人则扮演了戏份不多的战犯东条英机。

　　整体来看，筱田正浩挑选的这些演员，普遍具有符合影片历史氛围的气质，而且多是实力派人物，文化素养也较高，本木雅弘、叶月里续菜、小雪、椎名桔平等几乎人人都能说流利的英语，无疑对加强与外国演员的表演交流大有好处。

　　《间谍佐尔格》20亿日元的投资，可能是日本影坛2003年最大的制作。影片在上海、柏林等地都拍摄了外景，协作方包括了全日空、索尼、资生堂等商业巨头，列出名字的协作企业团体就有百余家，中方的工作人员也有四十余人之多。而影片中运用了大量CG技术重现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东京街景，更使得本片自开机起就成为日本舆论关注的热点。

　　作为年逾古稀的老导演，筱田正浩对于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在作品中勇于实践，这种求新精神和开放心态难能可贵。不过，要想重现影片中的历史环境，不借助CG技术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东京早已被美军的地毯式轰炸基本上夷为。（在棋圣吴清源的回忆录《中的精神》中，他提到东京遭到燃烧弹空袭之后，竟然可以站在四谷的闹市区看到遥远的东京湾。）除了极少数的建筑幸存以外，当年的繁华街道都要根据照片来完成计算机上的复原，比如标志性的银座四丁目。这个尝试对于那些六七十岁以上的日本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恍然重见了少年时代的风物景象，所以在电影院里，满头白发的老人几乎成为观众的最主要部分。

　　筱田正浩被称为“映像派”的代表人物，从以往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确非常重视影片的画面构图和色彩。但是，一部好的剧情片不能只琢磨如何刺激观众的感官，它还需要耐看的故事和饱满的情绪。以此观之，《间谍佐尔格》算得上符合标准。影片长达三个多小时，背景时间跨度十几年，重大历史事件连续不断，筱田正浩没有把影片停留在陈述史实的枯燥程度上，而是以丰富的刻画细节来展现人性，由此带给观者心灵上的。最受影评人好评的一场戏是德国驻日大使奥托到狱中和佐尔格会面。面对欺骗自己和夫人的“前挚友”，奥托声音颤抖地问：“你好么？”佐尔格表情复杂地回答：“还好。” 奥托又问：“吃的还好么？”佐尔格说：“我很满意。”两人相对无言，稍顷，奥托起身离去。当他走过佐尔格身边时，佐尔格哽咽着说了声“对不起”，奥托脚步一停，眼中已泪水模糊。类似的情感细腻片断，很有章法地点缀于影片之中。

　　此外，从筱田正浩罗列的大量参考文献、引用的来自德国、中国、美国等多国的歌谣音乐，都可以看出这位老人的创作态度之认真踏实。在这背后，相信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支撑着筱田正浩。“拍完这部片子，我就是死了也无遗憾了。”在心愿完成之后，他表示将回到母校早稻田大学，将自己的电影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年轻人。

　　那使命感是什么？当然绝不是简单的怀旧。筱田正浩本人在佐尔格事件轰动日本时，是个十几岁的“皇国少年”，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但佐尔格一案使他的信念产生了一丝疑惑。随后的太平洋战争战败，更令他从过去的沉迷中清醒。数十年后，筱田正浩将佐尔格案件搬上银幕，其真正内涵是一个经历了大时代风云变幻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沉思考。影片开头，筱田正浩选择了鲁迅在名作《故乡》中广为人知的结尾作为题记：“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里的路不仅是个人的人生之路，也包括民族、国家所选择的发展轨迹，乃至人类社会的行进历程。

　　真正的思考，往往意味着痛苦，甚至带来了更沉重的迷惘。筱田正浩在影片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作为个体的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或者说与以民族、国家之名的某种宏大理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影片中，筱田正浩塑造了许多形象身份各异的人物，既有佐尔格、近卫文磨首相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有不知名的普通龙套角色，但他们的命运悲剧都大致相同。佐尔格在绞索套上脖子时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句话么？国际共产主义万岁！”随后,他在苏联的遗孀就被以叛国者家属的罪名投入监狱，影片的结尾更是出现了苏联解体、列宁塑像被推倒践踏的纪录片片断。近卫公爵始终以“维护大日本帝国利益”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勉力为之，最终无可避免地看到帝国崩坏，只有服毒自杀一途。至于那些狂热信仰“为天皇而战死是无上光荣”的日军下级官兵，到头来面对的是被烧夷弹炸成瓦砾场的家乡，以及“天皇原来也是凡人”真相导致的迷梦破灭。

　　从表面上看，个人和国族，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是完全不对等的，其实质是冷酷而不容幻想的。个体生命在那种巨大的时代漩涡中只能身不由己，充满激情的个人如果想要以一己之力与之对抗或试图驾驭，结果常常是自己面临被摧毁、被摈弃的结局。此种破坏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坚持，亲情、爱情和友谊的支撑都显得脆弱微渺。

　　然而，筱田正浩对这种悲剧的态度，是着重反思其发生原由，而非一味地质疑否定个人价值并沦为虚无主义。他对那些人物的命运抱有同情，对他们为理想奉献的激情表示敬重。他们包括在上海街头呼吁抗日救亡被野蛮殴打的中国女学生，甚至也包括发动“二?二六兵变”、高呼“尊皇”却被处死的日军士官。在被捕后，佐尔格一度感到自己的人生失败而伤感，但负责审讯他的日本特工却对他说：“你所做的一切不是徒劳的，苏联已经打赢了莫斯科会战。”（佐尔格得到的情报显示日本将选择“南进”政策，对美、英等国开战，不会应希特勒之邀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所以苏联敢于将远东的20余个师抽调回西线，成为莫斯科城下反击的生力军。向来有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日本关东军配合德军在远东进攻苏联的话，战局或许是另一种发展。）

　　影片结尾，时光流转到九十年代。佐尔格的日本恋人在电视机前看到了柏林墙的倒塌，她说道：“佐尔格并不仅仅是我的爱人，他属于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存在。”纵然是悲剧结局，筱田正浩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抗争和奋斗，如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勇敢地承担荒谬，捍卫个体生命的尊严。

　　作为中国观众，影片中涉及中国的内容自然格外引人注意。三四十年代的中日关系史，笼罩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下。然而，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中，对于日本那个时代的国内社会背景和思想脉络陈述得不够。1933年，佐尔格初到日本，看到乡村赤地千里，农民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卖儿卖女的告示随处可见，更有成群的少女站在火车站，等待去国外卖淫谋生。这种惨境和拥有全球罕见大舰巨炮的联合舰队、纸醉金迷的东京浮华世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正是这种反差，终于将日本推向不以武力侵略扩张就无法避免内部断裂的境地。作为亚洲国家现代化之路的先行者，日本畸形发展的错误教训，对后来者而言是极具价值的借鉴。筱田正浩的这部影片，有助于中国观众了解日本的过去，也能促动有心人思考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间谍佐尔格》影评(十)：大间谍有大智慧--zt 佐尔格为什么会招供

　　注：跟筱田正浩《间谍左尔格》有关的背景资料，原作者老拙，发于西西河，那地方时灵时不灵，就不给链接了。转贴的是原文的前几部分，未完待续，当然是原作者续。

　　1991年，国家安全部印发了一本名为《左尔格在日本》的内部刊物，作者方文是左尔格30年代初期在中国建立谍报小组时吸收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左尔格上海谍报小组的核心成员。方文此书从特工角度全面总结了左尔格在日本工作的经验教训。

　　方文在研究了左尔格的全部供词之后说，左尔格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不但承认自己是苏联红军总参四局派出的谍报人员，而且写了5万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面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内容涉及到在德共的工作，在莫斯科时期先到共产国际总部、后到红军总参情报局的工作情况，被派到上海工作以及在日本工作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和红军情报工作的基本战略战术。

　　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而且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绝密情报？

　　方文分析说：左尔格“是希望像他曾参加救援被中国蒋介石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那样，在国际知名人士呼吁下得以获释”。由于他有求生的幻想，“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法庭斗争的气概就消失了。对敌人的审讯不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那就是有问必答。他的长篇自供状几乎把他一生的情况，从家庭到德共，到国际，到红军情报部，到中国，到日本都谈到了。”

　　这个分析明显说不通。

　　我们知道，苏共也好、中共也好，对于地下党员和特工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被捕后绝不能暴露身份，哪怕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这样才能同时以公开和秘密手段实施营救行动。如果身份暴露，就只能以秘密手段实施营救。如果泄露党的秘密，视为叛党，就不可能进行营救。如果出卖同志，就是叛徒，必须镇压。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暴露身份，绝不开口供述组织秘密，是党组织进行营救的前提。一旦开口供述，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可能立即完全消失。

　　左尔格清楚这一点吗？

　　左尔格肯定清楚的有两个典型案例。一是牛兰夫妇案，二是“神秘西人”瓦尔敦案。与左尔格案相同的是，在这三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是“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先说牛兰夫妇案。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职位虽然不高，接触的机密却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 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于是，共产国际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就在这时，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接着，向忠发也间接供出了米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这样，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当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牛兰夫妇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这样，共产国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这样，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决定动用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左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应该指出的是，使用战略情报组织，营救被捕人员，说明共产国际下了巨大的决心。因为这样做，显然冒着该战略情报组织暴露的风险。当时，左尔格上海小组通过长期努力，刚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一个战略情报网路，一旦暴露，损失无法估计。即便如此，红军情报部也好，左尔格本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犹豫。左尔格决定，由方文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务后，通过他的情报员联系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左尔格接着指示方文，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方文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左尔格拿不出来，中共方面也拿不出来。当时，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共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于方文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左尔格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莫斯科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经上路。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这时，在哈尔滨的另外一名苏军情报人员、德国共党员奥托?布劳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进入中央苏区，被捧为“太上皇”的李德。

　　二万美金一到，左尔格就交待方文：“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狱内牛兰夫妇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然而，左尔格小组却因此而暴露了。二万美金的交易，后来被证明是张冲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特务已经开始跟踪，寻找他们的踪迹，左尔格小组因此被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为安全起见，1932年底苏军情报部将左尔格、方文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陆海防的外围情报员。事实证明，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苏军在华情报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间接地，中国红军也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来源（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老拙就不拐大弯儿了）。而且，这个损失并未就此结束。

　　接着再说“神秘西人”瓦尔敦案。左尔格撤回后，莫斯科派瓦尔敦来到上海。瓦尔敦通过陆海防重建了苏军在华情报网，并以陆海防作为他的核心助理，负责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各地情报员联络。1935年4月，陆海防被捕，随即叛变指认瓦尔敦。5月初，瓦尔敦在上海被沈醉带军统特务逮捕。

　　被捕后，瓦尔敦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这样，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来，连他的国籍、姓名都不知道。当时的媒体因此给这位一言不发的特工起了个名字——“神秘怪西人”。在法庭上，当着指认他的陆海防，瓦尔敦用英语怒斥：“叛徒！”接下来就再也不发一言。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部门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四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这两个与左尔格关系重大的案件，当事人都是在证据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绝不开口供认，而得到苏共和中共或公开或秘密营救的典型案例。左尔格作为长期从事地下特工的重要情报人员，他肯定知道，必须严守组织纪律，绝不开口供诉，才能得到组织上竭尽全力的营救，而且不排除象营救瓦尔敦那样，以日方人员进行交换的可能。左尔格也肯定知道，只要开口供诉，就等于自绝组织营救的后路。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左尔格开口供认自己是苏军总参谋部四局派遣的谍报人员时，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1941年10月10日，左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画家宫城被捕。宪兵对其严刑拷打，宫城跳楼自杀，被树枝挡住骨折重伤。宪兵仍不放过，继续用刑，宫城熬不过去，供出核心成员尾崎秀实、电报员克劳森和克劳森。10月15日，尾崎被捕。10月18日，克劳森和左尔格被捕。宫城和尾崎都不知道左尔格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四局情报员，只知道左尔格是为共产国际工作。接着克劳森的妻子安娜被捕。安娜是个白俄，与克劳森结婚后被苏军情报部门审查过，因此她知道左尔格和他丈夫克劳森是为苏军工作。安娜供出了真相，克劳森接着供出了真相。

　　左尔格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为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工作，并再三要求见奥特将军。这时，德国大使奥特也正在为左尔格事件而奔走。奥特绝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特工，为了把左尔格“捞”出来，一直找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那里。东条只好硬着头皮指示法相允许奥特去探望左尔格。但是，完全独立的日本司法系统并不屈服于政治方面的压力。他们认为，必须先让左尔格招供，才能允许他与奥特会见。

　　据审讯左尔格的吉川检察长回忆，在宫城、尾崎、克劳森、安娜纷纷供诉的情况下，吉川把他们的供词给左尔格看，终于取得突破。左尔格承认了自己是苏军总参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一旦开口，左尔格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后来，当奥特被允许与左尔格会面时，在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左尔格最后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奥特听到此话，身体不由地一震。

　　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左尔格在开口供述之时，就知道组织营救已不可能，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所以我们说，以期望得到组织援救来解释左尔格招供的原因，完全说不通。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恰恰是堵死了组织营救的可能。

　　那么，左尔格是不是因为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呢？

　　二战结束后，1949年春，驻日美军情报局在审理左尔格一案时，当年审问左尔格的日本检察官吉川和玉泽光三郎，预审法官和地区法院的法官都宣誓，在审讯期间未对左尔格用刑。当然，日本人的宣誓证词很不可信，不能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对于这些日本当事人的宣誓证词，美国人也不信，并且举出两个反证的实例。1934年，新西兰人毕克顿被特高课审讯时惨遭毒打；1940年，路透社记者柯克斯受审时从东京宪兵司令部越窗跳楼身亡。这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事情。

　　但是，左尔格的身份毕竟特殊，他是日本盟友德国的大使顾问。宫城和尾崎被捕后，先后供出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员。10月16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日本检察署向法相岩村提交逮捕同案人犯的呈文，岩村批准了除左尔格以外，包括西园寺公一、前首相儿子犬养、克劳森等重要人犯的逮捕令。但由于外务省的反对，左尔格的逮捕令却是由首相东条英机批准。也有一种说法，是由近卫首相批准。但是当天早晨东条内阁因左尔格案全体总辞职，因此不太可信。

　　左尔格被捕后，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和纳粹党驻使馆政治专员毛森格上校极其愤怒，在使馆里大喊大叫上纲上线，认为逮捕左尔格是挑拨德日关系的大阴谋。奥特一边将此作为德日之间的重大事件直接电告希特勒，一边紧急约见日本新任外相东乡。对着东乡大吵大闹没有见效之后，奥特又直接去找东条英机，死活要见左尔格。东条无奈，让法相岩村安排奥特与左尔格见面。被日本司法机构顶住后，奥特又去拜访天皇的御兄弟，然后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发电，坚决主张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强硬要求施放左尔格。党卫队长毛森格也没闲着，写了一份共有22条证明左尔格完全无辜的文件，交给日本宪兵司令中村将军，并将报告呈递希姆莱…

　　日本司法机关方面虽然顶住压力，没有立即让奥特见到左尔格。但是他们肯定知道，早晚要让奥特会见左尔格。如果届时左尔格乘机露出身上的伤疤，必将被德国大使抓住把柄，借机指责日方刑讯逼供，甚至可能推翻左尔格的供词。因此，在奥特大使见到左尔格之前，日本人不会动用大刑、酷刑，不会使左尔格留下伤痕。然而，在见到奥特之前，左尔格已经开口供出核心实情；之后，左尔格又主动要来打字机开始撰写长篇文字供词，日本人已无必要对他用刑了。

　　所以，左尔格并不是由于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左尔格是意识到最后时刻到了，因而留下自己一生的回忆。这是苏联的主流看法。1964年苏联承认左尔格并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之后出版的《间谍—左尔格》一书，这样描述佐尔格要来打字机准备撰写时的心理活动：“左尔格心里明白，他不会活着回去了。应该让人们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他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

　　这么说，不是没有可能。但不能解释，佐尔格为什么要供出情报工作的细节、方式方法以及领导机构等等机密？

　　事实上，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人员，守口如瓶的几乎与生俱来。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被反复教育灌输“无名英雄”的思想，因此从来也不指望“人们由衷地怀念他”。不要说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就算面对着亲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不该说的还是不能说。举两个例子。

　　徐强是上海特科最后的负责人，是他组织特科人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寻找到在街头流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80年代徐强病故后，他的爱人李云说：“最后找到毛岸英的究竟是谁？徐强到死都没跟我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北大教授陈翰笙是左尔格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左尔格被派往东京，原来上海小组中的中共党员只有陈翰笙被左尔格要去日本工作，解放后，多少人劝陈老写写这方面的情况，老爷子就是摇头。80年代，已经80多岁的陈翰笙仍然在带研究生。一次，他的研究生帮人查找汪伪政权时期司法部长的资料，问到老爷子。老爷子说，你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学生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查那本名人录时，学生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他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研究生就问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子笑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用“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仍然解释不了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供出苏军情报机构的机密。

　　最后，左尔格是不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呢？除了方文有这样的看法以外，美国研究者也持如此观点，尽管没有明说。1966年，美国作者狄金和斯多利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查阅日本和德国有关档案记录，走访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出版了《左尔格案件》一书，其中大量引用了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的供述材料。书中说到：

　　左尔格对审讯他的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当情况变得对日本政府不利时，或许用的着我。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愿为日本效劳。”

　　据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左尔格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

　　本书又在另一处提到：左尔格对于承认为红军参谋部四局工作的供词“故意含糊不清”。作者认为：“左尔格之所以不愿向警察局交待这一事实，是因为他寻思，如果确定他属于某军事机构，就有可能被移交给宪兵，枪毙了事。”

　　情况确实如此。战时对于军事间谍，确实可以一经证实立即拉出去给毙了，不必审判。左尔格应该明白这一点。

　　这样推理下来，左尔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只能承认在战略情报方面的工作（因为那是为了避免日苏之间的战争），绝对不能承认在日苏作战中的情报工作及其作用，尤其是不能承认由于他提供情报而使日军惨败的案例。

　　但是恰恰相反，左尔格并没有隐瞒或者坚决否认他的情报曾经两次使日军在与苏军的交锋中败北，而是很详尽地做了供述。正是在这本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详细披露了左尔格的间谍小组在柳斯科夫、张鼓峰、诺门坎事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做出，其主要资料来源出自左尔格的供词，因为小组的其他人员根本不可能了解得如此全面和详细。

　　关于柳斯科夫事件，老冰的大作《从鹰犬到走狗》已有详细介绍。其中说到，鬼子根据柳斯科夫提供的情况，连续发起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作战，均以惨败告终，以至于不少日本人

　　引 用一直到最后都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是个斯大林策划的“反间计”，目的在于打消日本对苏联的战斗意志，持这种看法的人到现在都还有，认为柳斯科夫在这场间谍战中就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死间”。这种看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张鼓峰事件其实是参谋本部想证实柳斯科夫情报的可信度，结果中了苏联人的套。

　　柳斯科夫并非“苏联人的套”。“苏联人的套”是左尔格小组。

　　柳斯科夫被押到鬼子总参谋部，立即全面供出苏军在远东地区的全部机密情况，包括部队部署、装备、兵力、密码暗语啥的全都兜了个底儿朝天。临了还告诉鬼子：西伯利亚已经成立了反对派组织，跟一堆干柴火的，就等着关东军过去点把火，熊熊大火烧起来——“苏联很快就会崩溃”。这话鬼子爱听，因为正好板垣、东条和土肥原策划了一个对苏军试探性战术进攻行动，一直没敢动作，被这个柳斯科夫一忽悠，胆子壮了，决定立即动手，以至于天皇不同意都没给拦住。

　　这时，根据1936年签订的日德共同防共协定，日本人将柳斯科夫的供词转交德国大使馆。递交情报的时候，特意加上一句：“苏联人的，很快的完蛋！”负责与日军总参谋部交换情报的，是德国大使馆助理武馆肖尔，听了这话有点儿半信半疑，想找个人商量商量怎么向德军总参报告，就想到了左尔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肖尔与左尔格在同一个团，算是老战友了。左尔格来了一看柳斯科夫的供词头就大了，如果日本人、德国人相信了柳斯科夫“苏联很快就会崩溃”的说法，结成联盟左右夹击苏联，麻烦可就大了。于是左尔格使劲劝说肖尔不要相信柳斯科夫的胡说八道，千万不能轻视苏联。然后，左尔格赶紧就把柳斯科夫的供词拍成微缩胶卷，以电报、密件两种途径报告苏军情报局。与此同时，左尔格安排小组各情报员加紧收集日军动向。画家宫城、尾崎秀实和左尔格本人从德国武官处获得的情报都表明，日军将在哈桑湖制造一次边境冲突。日军认为，在边境冲突中，苏军肯定不愿意扩大冲突，他们会自动退出湖畔高地。左尔格立即将各种情报通报莫斯科，并且强调：“日本今后的政策方向将取决于这次冲突的结果。如果苏军在边境上稍有软弱或动摇的表现，都将刺激侵略者的胃口，推动他们进行更大的冒险。”

　　7月底，日军开始向张鼓峰苏军边境哨所发起攻击时，左尔格小组的情报员记者武凯利奇到冲突地区采访，观看了日军炮兵阵地等设施。8月10日，苏军集中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发起反击作战，侵入张鼓峰地区的日军被歼3000余人。

　　1939年5月，关东军又挑起了诺门坎事件。这时，武凯利奇又应邀前往满洲采访。画家宫城则得到可靠情报，日军调集了大批部队，定于昭和14年8月24日拂晓发起进攻。8月21日，苏军先发制人抢先发起攻击，将日军包围并予以歼灭性打击，日军损失数万人和大批武器装备。

　　正当日军在诺门坎被苏军包围歼灭时，左尔格对德国大使奥特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曾经说过，柳斯科夫这种人说红军软弱无能，他的话已被揭穿，纯属欺人之谈。德国应该更深刻地研究整个诺门坎事件，还应该打消红军不堪一击的概念。”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左尔格把这一切交待的如此详细明确，实实在在触到日本人的痛处，等于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他不至于傻到“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吧？

　　也正是上面提到的日本特高课警员大桥回忆说：“有一次，左尔格跟我开玩笑地说：‘大桥君，如果我被判死刑，我就变成鬼来缠住你！’我回答：‘那么你这位唯物主义者也相信鬼啦？’左尔格听了哈哈大笑。”

　　由此可见，左尔格不可能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那么，左尔格到底是为什么招供的呢？

　　左尔格招供，特别是泄漏了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许多机密，既不是因为期望被营救，也不是因为熬不过酷刑，又不是单纯为让人们怀念他，更不是为了保住性命。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944年11月7日，左尔格被日本鬼子处以极刑。在被捕到牺牲期间，左尔格没有与自己人接触的机会，没有把他的真实想法传递给组织、传递给后人的机会。因此，这个原因已经不可能被人们所知，我们只能通过推测来进行判断了，尽管可能并不一定正确。

　　我觉得，我们的推测，应该建立在以下三个基点之上：

　　其一，左尔格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特别突出的表现是1938年发生的车祸事件。那一次，左尔格酒后驾驶摩托车，为躲避小巷中突然冲出的一辆小卧车高速撞墙，重伤之后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不要失去知觉，因为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份准备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到医院后，左尔格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力支撑着，并表示必须见到克劳森，否则绝不上手术台。医生后来的诊断表明，当时左尔格头部重伤、腭骨裂开、牙齿被撞掉，肩膀脱臼，伤情严重。左尔格一直撑到克劳森来到医院，取走密件，随即昏死过去。这时，日本警察走进了急诊室。

　　其二，左尔格是一名天才的情报人员，有着超过常人精明的头脑。这一点毋需多言，从他从事情报工作11年，获取了许多重大情报，他在情报工作上取得的重大战绩，为世人所称道，没有相当精明的头脑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三，左尔格具有坚定的信仰，这一点非常重要。1938年柳斯科夫叛逃之后，左尔格通过他的供述，了解到苏联肃反大清洗的情况，得知他的直接领导红军四局老局长别尔津也受到牵连，虽然对左尔格情绪影响很大，但并没有动摇左尔格的根本信念，仍然出生入死地为苏联提供情报。被捕之后，左尔格始终非常关心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据审讯左尔格时担任翻译的井驹教授回忆说，左尔格总是向他询问苏德战场的情况。当听说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时，左尔格判断战争的转折点即将来临，因而更加急切地向井驹教授打听情况。每当庭上法官与书记员议论时，左尔格就在底下向井驹教授询问斯大林格勒的最新战况，而对自己的案情似乎并不关心。当斯大林格勒的战场局势向有利苏联的方向发展时，“他那严肃的面孔泛起了一丝微笑”。巢鸭监狱的犯人后来回忆说，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左尔格高兴得手舞足蹈，不能自己。井驹教授说，他对左尔格讲述苏德战场的情况，检察官、法官看在眼里并未阻止。表明日本人并没有对左尔格封锁消息，那样的话，苏联不承认左尔格的公开表态，日本人更没有必要对左尔格封锁，因为这是摧垮左尔格信念的有力武器。但是，在各种关于左尔格的书籍和研究中，都看不到左尔格因此产生反苏的情绪，看到的却是在苏联公开否认之后，左尔格依然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由衷高兴。这只能说明，左尔格对此已有心理准备。苏联人写的书中说，左尔格临刑前高呼“苏联万岁！红军万岁！”美国人写的书说，日本的记录中没有左尔格高呼万岁的记载，只是说他死得很平静。美国人的书还说，尽管左尔格供认了许多获取日本核心战略情报的情况，但“他从来没有对此认罪。”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被捕之后，左尔格对于自己的性命、荣辱已经置之度外，他更关心的是苏联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能否打赢。

　　我们推测左尔格供述的真实原因，必须站到当时左尔格的立场，以这三个基点去看问题。

　　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站在专业情报人员的角度看问题，左尔格小组之前获取的战略情报可能完全作废。

　　左尔格被捕之前，日本近卫内阁已经确定了南进的战略决策，但尚未确定开战的时间。但是，日本人在得知左尔格已经将此战略情报报告莫斯科之后，会不会改变战略或者推迟行动时间呢？这是一个专业战略情报人员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诺门坎战役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日本不是苏联的对手，因为苏联红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数倍于日军。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当然更不可能是美国人的对手，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更是数倍于苏联。因此，日本人要想取胜或者说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太平洋战场主动权，只能依靠突然袭击。现在，战略上的突然性由于左尔格小组的工作已经丧失，按军事常识来说，这个仗就不能打的，硬要打的话，失败的概率非常大。

　　这里需要插一句，虽然左尔格小组是为苏联提供情报，但是这个小组联系的范围非常广泛，情报完全有可能透露给了英美。因与左尔格小组联系紧密而被日本逮捕的有苏联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等（就是没有中国人。不是没有中国人参加，而是没有抓到中国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左尔格小组的核心情报员法国记者武凯利奇与英国使馆有联系，日本警察冲进英国使馆逮捕了情报处处长雷德曼，气得英国人把日本驻英使馆的宣传参赞松本也给抓了起来。

　　事后站在军事角度来看，在战略意图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继续执行南进计划，是一个非常明显错误的决定，非但不可能取得南太平洋的战争资源，反而很可能撞到美国人张网等待的枪口上。当然，事实上日本人最后获得了突然性，突袭珍珠港成功，但那是美国人的重大失误，并不能说明日本人在战略情报已被美国获取的情况下仍然冒险发动进攻在军事上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首脑机构得事先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显示日军将在1941年12月向太平洋美英军发动进攻。美国人为什么就是不信呢？恐怕也是从军事常识出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斯大林同样是出于军事常识的理由，否认了各个方面关于德军将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的情报。当时，斯大林根据军事常识，认为德军如果要进攻苏联的话，必须大量准备过冬的大衣，于是下令红军总参四局盯住德国人的军大衣生产。因为几百万军队需要的冬大衣非常之多，德国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制作，难以保密。斯大林认为，什么都可以造假，惟有这一点造不了假。可是，希特勒恰恰也犯了一个军事常识上的错误，他认为德军三个月就能全部解决苏联红军，6月份发起进攻，在10月份冬季的第一场雪来临之前就能解决问题，因而根本没有下令给德军准备在苏联严寒地区使用的冬大衣。结果，当德军在莫斯科城下迎来苏联严寒的冬季时，部队没有御寒衣物，兵员大量冻伤，成为莫斯科战役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

　　总之，日本人军事常识上的错误，加上美国人基于军事常识犯下的错误，最终造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但是，在狱中的左尔格不可能在双方都犯常识性错误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他必须站在专业战略情报人员的角度上，考虑情况发展的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日本在战略意图已经暴露得情况下调整战略，改为大张旗鼓地向北集中兵力，以陆军主力陈兵中苏边界，以海军主力包围海参崴，牵制苏军远东部队不使其西调，配合德军首先解决苏联。尔后，在德军获胜的情况下，从东线发起对苏联的进攻，必定能够分得一杯羹，取得一定的战争资源。实际上，这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当时最为当心的情况。毛泽东曾经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世界可能陷入几十年的黑暗时期。

　　第二种可能，日本将计就计，表面上仍取南进态势，以迷惑各方，但并不行动。当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并与德军纠缠无力东顾之后，于1942年春突然袭击苏联，从背后打击苏联并取得西伯利亚地区的战争资源，来一个“河蚌相争，渔翁在后”。实际上，日本原先就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但先决条件是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剩余兵力少于16个师，时间在1942年春天。

　　第三种可能，日本坚持原定战略，在太平洋地区发起对美英的进攻。如果这样的话，进攻发起时间就非常。因为在日军进攻发起前，不能完全排除日本采取第一、第二种战略的可能，远东苏军就不可能大量西调。

　　而且，在左尔格被捕时，就是1941年10月中旬，苏联正面临生死关头的严峻形势。由于左尔格可以随时进入德国大使馆的电报室阅读最新战报，因此他对于苏德战场的情况十分清楚。到1941年9月底，苏军已损失数百万军队。9月30日，德军发起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当天就撕开了苏军左翼防线并实施迂回。到10月8日，德军已包围了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苏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并在包围圈内进行清剿。10月10日，斯大林将冲出德军重围的西方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残部合并组成的新的西方方面军，任命朱可夫上将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全面负责莫斯科防御战的指挥。10月13日，德军再次突破苏军防线，将苏军主力包围。14日，苏联政府机构和驻外使团撤出莫斯科。18日，就在左尔格被捕的当天，德军突进到距莫斯科仅60英里的莫扎伊斯克，同时完成了对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这两个包围圈内苏军的清剿，苏军66.3万人被俘，损失坦克1242辆，大炮和迫击炮5412门。

　　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和日本战略取向的多种变化可能，左尔格知道，苏联急需对日战略情报。左尔格还知道，由于日本已经不再存在苏联战略情报组织和人员，苏联获取对日战略情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另一个方向的两条情报线上了。

　　这另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两条情报线，一条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情报科，它的战略情报员，包括打入上海满铁调查课的中共日籍党员中西功和打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中共日籍党员西里龙夫；另一条线就是红军总参四局派遣原左尔格上海小组的中共党员，分别部署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构成的情报网络，这些小组都有电台，直接与莫斯科联系。其天津站站长就是本文开始提到的方文。

　　左尔格知道，这两条线将能够继续侦查并向莫斯科提供日军的战略动向。其中，中共上海情报科的能力更强。

　　很多书籍上记载，左尔格小组获取了日军“关特演”真实情况的情报，左尔格自己在供词中也如此是供认，以致于苏联人、美国人写的书都把此事记在左尔格小组名下。实际上，左尔格知道，查明“关特演”真相的是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

　　就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下旬闪击苏联后不久，1941年7月，日军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向满洲集结，引起苏联和中共的高度警觉。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查明日军此举的真实目的，任务交给了中西功。恰在此时，满铁派中西功回东京参加“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到东京后，中西功约见了尾崎秀实。尾崎告诉他，7 月2 日御前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在北方对苏积极备战的同时，准备南进作战。因此，这次大兵北调，名义上是“演习”，有“北进”苏联的危险。因此，尾崎建议：“你不妨在回上海时，路过满洲实地观察一下，把所见所闻告诉我。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陆军用造成事实的办法压迫内阁的可能。”按照尾崎的意见，中西功回上海时，特地到大连逗留了几天。满眼所见，尽是日军士兵，连街头公园、学校、工厂全挤满了兵。车辆、马匹、坦克、被服、弹药、汽油，一条战备物资的洪流从大连海边向岸上流淌。

　　但是，中西功却看到，士兵们在海边进行进行登陆演习！这说明，日军这是以“北进”为名，为“南进”做准备！

　　回到上海，中西功通过上级明确地回答延安：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是“南进”的演习。是否会北攻苏联，要依苏德战场形势而定。

　　与此同时，中西功将情况通报了东京的尾崎秀实。

　　这就说明，苏联左尔格小组与中共上海情报科之间，通过尾崎秀实与中西功之间的联系，互通情报，协同作战，左尔格对他们是很了解的，是能够指望上海情报科接替左尔格小组继续为反法西斯战线提供对日战略情报的。

　　但是，当检察官吉川把尾崎秀实、宫城兴德和克劳森等人的供词拿给他看时，左尔格只觉得一股冷气从后脊梁直冲大脑。对于这两条线，宫城兴德、克劳森都一无所知，但尾崎秀实对中共上海情报科的几位日籍党员都非常了解。当年，中共特科的王学文在上海日本东亚同文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时，在日本学生中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发展其中的一些日本学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后来加入中共的一批党员都是出自这个小组。当时，尾崎秀实作为派驻上海的日本记者，同情中国革命，也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因而与中西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和长期的联系，中西功进入满铁上海调查课就是尾崎秀实介绍的。所以，尾崎秀实对这批中共日籍党员非常了解。现在，尾崎秀实已经开口招供，一旦供出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这条线必然全面崩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打入日本、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将不复存在，损失不可估量！

　　事实上，尾崎秀实也确实是供出了上海东亚同文学院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在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在一开始讲述尾崎秀实时就说到：“中共负责日本事务的领导人（很可能是中共特科）特别感兴趣的是东亚共同编剧学校（肯定是翻译不准确，应为东亚同文学院，下改）。”“东亚同文学院支部由中共建立，后来又与一批日本左翼记者和日本‘来客’合并，”组织学习团体。“这个学习团体经常集会，其成员参加中共上海党组织。尾崎秀实经常参加这种会议。”这些情况只能来自于尾崎秀实的供词。如果特高课立即顺着尾崎秀实的这些供词追查下去，很快就能挖到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

　　怎么办？我相信左尔格在看到尾崎秀实等人的供词时，脑子里急速转动的，正是这三个字——怎么办？

　　其实左尔格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以掩护中国的两个战略情报机构继续完成任务。

　　左尔格知道，为此他必须做到两点。第一点，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这就要求他多说，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说起，说得越多，拖延的时间就越长。他不但说，而且要求用打字机写，一共写了5万多字，一直写到1942年3月，也就是写了半年之久。后来的情况证明，左尔格的这一做法确实为中西功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方文说他跟左尔格密切共事三年，都没听左尔格谈过他的身世，还是通过他的供词了解的。这说明，左尔格完全明白包括自己身世在内的所有供词都是极端秘密的内容，对最可靠的战友都不能说，但现在已经顾不得了。第二点，要让日本人充分相信自己。这就要求他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要么不说，说出来的必须经得起查证。左尔格作为情报人员肯定知道，日本特高决不会轻易相信他的供词，必定进行查证，只要有一句被证明是假话，关键时刻他为掩护中国的战略情报机构说的话，日本特高就不可能相信。后来的情况同样证明，在日本特高怀疑到上海方面时，左尔格的掩护说辞确实暂时迷惑了大桥。

　　后来的情况说明，无论我上面的推测是否实际情况，左尔格的做法客观上都起到了掩护中国战略情报机构的作用。

　　否则，如果左尔格象“神秘西人”那样一言不发，日本特高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尾琦秀实身上，根据他的供词穷追到底，那么上海情报课就不可能继续工作8个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上海情报科发出了日军奇袭珍珠港和进攻中途岛两大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左尔格被捕后，上海情报科的情况。

　　中共上海情报科，是中共特科的延续。

　　1934年，大名鼎鼎的“红队”，被“中统”派遣“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1935年2月，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

　　几乎与此同时，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

　　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对本身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500多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过了两个多月，1935年11月18日，国民党特务又将特科上海办事处破获，丘吉夫被捕。

　　但是，上海特科并没有溃散，剩下的少数人员在特科情报科负责人徐强领导下继续工作。正是在此最危难的时期，徐强组织特科的剩余人员，经过半年搜寻找到了流浪街头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安排与国民党接触以及董健吾等人赴延安传递国民党上层欲与中共进行谈判的意图。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之后，上海特科被改组为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之所以能够担负这项任务，是因为江苏省委委员王学文在1937年调延安工作时，向特科移交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名日籍党员。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教授王学文的指引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是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年1.28事变后，日海军陆战队要求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同文书院团支部则在同学中开展反战运动，结果全体学生被遣返日本。

　　1933年春，西里龙夫来到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1934年，他设法找到王学文，加入中共，开始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西里龙夫就任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打入日军高层。

　　1934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就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认为日本侵华的策划中心已移至上海，于是设法调到上海，通过西里龙夫与王学文接上联系。1938年，中西功加入中共，就任日军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满铁上海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派驻上海委员，打入日本驻华情报机构。

　　1939年，徐强调回延安，吴纪光接手上海情报科工作。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吴纪光调整加强了上海情报科。上海以中西功为核心，利用中西功的地位，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名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名义上，这个调查班的任务是搜集南京、延安和上海租界方面上层人物的活动情报；实际上，这个特别调查班里安插了多名上海情报科的中共党员。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程和生担任联络员。在南京，有西里龙夫、李一峰（伪中央社采访部主任，汪伪特工总部顾问）、汪敬远（汪精卫随从秘书）三名战略情报员，李得森及其妻子张敏以行医为掩护设立南京情报站，张明达担任与上海方面的联络员。在华北，尾崎庄太郎打入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任情报课长，白井行幸在太原以经商名义活动，并派钱志行到北平建立联络站。这样，上海情报科构成了埋伏在日军内高层的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以及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总部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报。

　　1941年10月，左尔格、尾崎秀实被捕。不久，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

　　白川次郎就是中西功自己。1938 年，日本取缔共产党，中西功就此写了一篇报道性的文章，题目叫作《镇压日本左翼的状况》，严厉抨击日本当局“正在制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

　　尾崎秀实协助，传递到上海，在《中国论坛》杂志上用白川次郎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只有同文书院几名关系密切的同学才知道。因此很显然，这是一封报警电。

　　怎么办？程和生请示吴纪光，吴纪光请示潘汉年。潘汉年听完说：延安转达莫斯科方面的请求，要求我们迅速查清日军南进的开战时间。这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时刻，必须慎重考虑，容我想一天再说。

　　潘汉年应该知道，周恩来早就给中央特科定下过规矩，一旦有人被捕，不论此人是否可能叛变，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人都必须立即撤退隐蔽。不过这时候，潘汉年还不知道左尔格小组出事的情况，但是他知道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他知道此时日军的战略情报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潘汉年再与吴纪光会面时，他已下定了决心。

　　潘汉年对吴纪光说：“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竣，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过，他对日本南进还是北进非常关心，非常焦虑。说如果日本北进的话，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协。他还说，果真出现那种局面的活，共产主义大本营和全世界、全人类都要经受一段黑暗时期。你看，形势多么严重？现在，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央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日期，这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明白的战略情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纪光问。

　　潘汉年说：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东去”。只有向东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但是考虑到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可以先征求他的个人意见。

　　吴纪光明白，这是冒着被捕的巨大危险，提着脑袋深入虎穴夺虎子的行动。对于中共党员来说，在万不得已时，确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况，但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啊。因此，听了潘汉年的决定后，吴纪光甚至都不知道怎样向联络员程和生传达。果不其然，程和生听了上级的决定，眨巴着眼睛，半天都没有说话，最后打了个冷颤挤出一句：“就这样决定了？”

　　吴纪光看着程和生的样子，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嘴上仍然坚定地说：“决定了。”

　　“如果，”程和生抱着最后的希望问“如果中西功持反对意见呢？”

　　程和生这么问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于中西功拒绝冒这样大的危险。

　　“当然，我们得尊重他的意见。不过，你得一字不改地把决定传达给他，快去吧。”

　　程和生没有想通，所以在向中西功传达上级指示时，便带着一种情绪。在他想来，中西功定会表现为难，而且可能婉言推辞。如果他推辞，是在情理之中，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吴细细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据地去。另他没有想到的是，中西功听后，竟肯定地点点头，说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满口答应了。中西功倒反过来劝他，说老吴的决定是如何如何正确，任务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况的情况下，草率撤退。至于到东京以后，不必为他担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护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等等等等。

　　原来，就在程和生请示上级的同时，中西功也在反复地思考相同的问题——要不要“向西去”？中西功想起程和生看了电报后同他谈话的表情。程和生为他的安危担心，极力主张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为了保护他。他之所谓去请示老吴，十之八九也是去讨柄尚方宝剑，一旦领导决定了，他便只好执行，没有话说，“向西去”。

　　可是，那么一来，程和生、倪之骥、程维德这些在“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都转移吗？如果都转移了，“满铁”这个重要情报点岂不就彻底撤销了。不但如此，一旦他“向西区”，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都会因为与他关系密切而暴露。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不能容许这个局面出现。

　　一定要保住这个情报网。

　　办法很简明，他仍旧坚持在“满铁”，不向西去。

　　只要他在，情报网就存。他走，情报网就亡。就这么简单。

　　“建立这样一个深入的情报网是多么不容易啊！”中西功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之后，下定了决心。这时，中西功也想到，如果他坚持留下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也要冒着同样的危险留下来坚持。这事，必须征求西里龙夫的意见，并且与他商量面临的局势与应对的办法。想到这里，中西功立即乘夜车赶往南京。

　　两人一见面，开门见山，根据近卫倒台、东条组阁的情况，推测近卫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很大可能随着近卫的倒台而受到某种牵连。

　　“尾崎秀实凶多吉少。”西里龙夫口气断然。

　　“也说明在近卫的档案库里有关于我们的报告材料。”中西功说。

　　“是啊！不过，情况不明，任何判断都是盲目的。”

　　“所以，我想回东京去一趟，实地侦察一下。”

　　西里龙夫隔着眼镜片向他投来的眼光充满惊愕，脸也渐渐伸长了。好一阵，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着，谁也不说话。

　　“那，”西里龙夫问：“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东条的广播讲话，虽然承袭了近卫关于战争国策的调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夫，比近卫更急于发动战争，‘南进’好像要开始了。我要掌握这个战争之神的脉搏。”中西功边说边观察西里龙夫的脸色，见他仍旧那么惊愕地直视着他，显然对他的回答，觉得文不对题。便进一步阐说，他拟东京之行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希望侦得东条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计划和准确的时间，然后再决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使“满铁”这个情报点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的作用是别人难以代替的。我向西去了，对上海情报科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绝不怕牺牲。”

　　西里龙夫的眼帘隔着眼镜片渐渐垂了下来。

　　中西功并没有直接指出，自己“向东去”，西里龙夫就必须在南京坚持，其实冒着同样危险，但他知道，西里龙夫是同意他的想法的。

　　1941年10月底，中西功在上海日清码头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这次返日，他的首要目标要设法拿到日军发动“南进”战争具体时间的确切情报，其次要搞清楚“白川次郎”发出“向西去”的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中西功寄希望于尾崎秀实，什么事瞒得过首相顾问兼秘书？虽然近卫下台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见到尾崎秀实，就有希望。总之，见到尾崎秀实，就一切就都好办了。

　　中西功不知道，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尾崎秀实已经被捕半个月了。尾崎秀实不仅供出了左尔格和他本人的各种活动情况，而且在供词中提到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提到了书院里的马列主义学习团体，提到了中共在同文书院建立的支部，而且发展了一批党员。如果特高课大桥警部补顺着这个线索追下去，不难把当年同文书院中与尾崎秀实关系密切的学生列出一个名单，从中不难发现，中西功在上海同文书院曾经因向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反战传单而遭逮捕并被停学一年的档案记录，也不难发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东京因参与“无产阶级研究所”的活动而先后被捕的记录。如果特高课发现中西功这时候秘密回到东京，只要跟踪和窃听他的电话，看他与谁联系，立即就能逮个正着，让中西功有来无回，将中共上海情报科一网打尽。

　　然而，特高课大桥警部补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时他正在倾听着左尔格滔滔不绝的供词，企图从中找到更多的线索。

　　到达东京后，中西功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就去电话间给尾崎秀实打电话。拨了号码之后，半天没有回声。“怎么回事？难道近卫下台，尾崎的电话也撤销了？还是出了意外？”

　　他轻轻挂断了电话，又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对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声音尖细：“你是谁？”

　　“请找水野成先生说话。”

　　过了一阵，传来男人的声音：“你是哪位？”

　　“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因为我有点感冒，您是哪位？”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听出来我还要问你吗？你是谁？”对方紧追不放。

　　“噢，我是你叔父彦三郎，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

　　“是吗？噢，多多保重，哎，哪个彦三郎？”

　　中西功重重叩上话筒。接电话的人不是水野成，如果是他，在听到他第一句话后，便会惊喜地轻叫一声。然后用调侃的语调，学他的话：“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这是他们每次通话的习惯，后来变成接头暗语似的。而且，从口气听，十有八九不是水野成家的人。那么是什么人？水野成也出了意外？

　　他又拨号码，找洪津良胜。

　　“请问，浜津良胜先生在吗？”

　　“浜津良胜？”对方温和地反问：“你找他干什么？”

　　“朋友，好久不见了，想念他。”

　　“到警视厅看他去吧。”对方挂上了电话。

　　中西功手握话筒怔住了。事情很明白了，这些接电话的人一定是警视厅留在那儿等待“自投罗网”者的警察！滨津良胜进了警视厅，尾崎和水野也不必找了。看来，“白川次郎”发警报确实是事出有因，情况危急。但是延安的任务还是必须完成。

　　中西功转而苦苦思索完成任务的途径：“哎，可惜海军部里没有熟人。到总参谋部去一趟怎样？在那里会看到些有用的现象。但是，凭一个“满铁”调查员的身份证，硬闯进去，是毫无道理的。即使闯进去，有谁会对你谈什么“南进”不“南进”？谁会给你看绝密文件？即便有熟人，有亲友，要想进那个大门，警卫也是不允许的。那是何等森严的机关？只有到军报道部去试一试，那里有个佐藤癸二，是个记者，过去有过一面之识，从他口里也许能探得一点消息。”

　　中西功唯独没有想到，他打了这两个电话，等于再次给特高课提了个醒。特别是他找的这个水野，与中西功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同班同学，当年他们几个左翼学生把反战传单塞在火柴盒里，向访问上海的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一同被领事警察逮捕拘留，水野被同文书院开除，中西功被停学一年。水野被捕后，他的这段历史已经被特高课翻出来并记录在案。如果特高课多少警觉一点，查一查水野有没有个叫“彦三郎”的叔父，立即就能发现打来电话的人非常可疑，再把水野历史上的好友们排查一遍，中西功立马就会在劫难逃，哪里还容得他在东京满世界地到处找人探听帝国的机密？

　　可是没有。留守的特工没把电话当回事，他们的头头大桥警部补正在倾听左尔格的供词，腾不出时间去关照那些张网等鱼的特工们。后来的情况说明，如果大桥这时候每天听听那些特工的情况汇报，中西功同样在劫难逃。

　　中西功没有想到这一切，他脑子里都是如何完成任务。

　　第二天，中西功来到军报道部，可是没有找到佐藤癸二，佐藤癸二去台湾了。万般无奈的中西功采取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赖在军报道部不走，倾听记者编辑们的议论。记者们的夸夸其谈，帮了他大忙。他了解到，驻在中国南方的军队，正在向台湾集结，佐藤癸二去台湾，正是要随军报道的。也就是说，集结在台湾的部队将有作战行动。同时，7 月调到满洲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部队，正在海运南下，有的在小笠原群岛集结，有的直开东印度。

　　无疑，南进作战已经在行动中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计划中的开战日期，这是此行最重要的任务。

　　关于坚持“满铁”情报点的“万全之策”，待回到上海再研究不迟。因为形势正在急剧变化，未来难以预料。

　　怎么能得到开战日期呢？从哪里下手？

　　一般机关和人员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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