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西域传》“山国”条：

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山出铁，民山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

这一段话里可能有脱文，道里数也颇多疑问[1]。山国，亦作墨山国[2]。《水经注》卷二河水注：“河水又东，迳墨山国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杨守敬引赵一清和董祐诚之说，以郦书驳正《汉书》前引文之脱讹[3]，可以信从。荀悦《汉纪》列西域三十六国，中有山国。其地在今新疆库鲁克塔格山间，介于焉耆盆地、吐鲁番盆地与罗布洼地之间。斯坦因等学者认为今尉犁县境内的辛格尔(Singer) 小绿洲，即是古墨山国之地[4]。

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知道西汉时代的墨山国，乃是介居楼兰、车师（姑师）、焉耆、尉犁和危须诸国间的一个山间游牧小国[5]。这个小国很难保持其独立地位，大概总是要依附于周边某一个大国的[6]，因此，在两汉魏晋时代波澜壮阔的西域历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出墨山国曾扮演了什么角色。

然而，墨山国曾经起过的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这种作用就是，作为楼兰古国所在的罗布洼地与车师古国所在的吐鲁番盆地之间最重要的纽带，墨山国曾经把这两个地理单元间的民族与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北朝以后，由于孔雀河改道，曾经长期繁荣的罗布洼地西北部逐渐衰废，墨山国的影子也随之从汉文史料中消失。可是在北朝以前，通过墨山国一带，沟通罗布洼地与吐鲁番盆地的这条道路，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有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已经有学者对这条道路加以注意[7]，但研究还可以更加深入。本文尝试依据各种史料及考古调查资料，试图理清这一在丝路史上非常有趣的问题。

这条经过墨山国故地，沟通罗布洼地和吐鲁番盆地的重要道路，我们称之为“墨山国之路”。

一、 从吕光西征路线说起

《太平御览》卷125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凉录》：“（前秦）建元十九年，……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等步骑七万，讨西域。[8]”吕光这次进军的路线，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晋书·吕光载记》中提到吕光的大军曾到达高昌。《资治通鉴》卷105晋纪27孝武帝太元八年：“秦吕光行越流沙三百余里，焉耆等诸国皆降。”胡注：“自玉门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车师。”胡三省认为，吕光西征大军从敦煌出玉门，向西进入罗布洼地（鄯善国境），然后向北翻过库鲁克塔格，进入吐鲁番盆地（高昌郡、车师国），然后由吐鲁番盆地出发，向西南攻入焉耆盆地，再向西攻击龟兹国。

胡三省这个观点，得到一些现代学者的支持[9]，但也受到了质疑。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上编有“前秦、后凉与西域”一章，讨论了吕光西征的路线，认为吕光若从鄯善赴焉耆，决不会绕道高昌。他判断吕光很可能是取《魏略·西戎传》所载出玉门经五船北向西北直入高昌的所谓“新道”[10]。这种质疑最重要的根据就是，如果出玉门进入罗布泊地区，要向西攻击焉耆和龟兹，为什么不直接沿孔雀河谷向西北进军，却要向北到高昌去呢？史书中关于通西域各条主要道路的叙述，从没有提到要这样曲折盘绕。再说，从鄯善到高昌，中间横亘着高大干旱的库鲁克塔格山脉[11]。

但是，我们应当再考虑一下，为什么胡三省会断言吕光大军是先至鄯善，再到高昌呢？我认为他是有理由的。

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窴等请曰: “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

《资治通鉴》载此事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其文曰：

九月，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入朝于秦，请为向导，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汉法置都护以统理之。秦王坚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以伐西域。

比较两书记事之异同，不仅在兵员数目、官号名称诸端，更在于这次西征的军事打击目标。依《资治通鉴》，此时西域诸绿洲城郭之国，拒不附属前秦，才有吕光西征之举。依《晋书》，是因为在西域出现了一种外来势力“大宛”。案大宛地在葱岭东北，十六国时已经式微，与天山南麓诸国除疏勒外，并不相接。中外史籍中见不到大宛在这一时期把势力发展到塔里木盆地的证据。大概正是因此，《通鉴》才避免直录《晋书》，改成了现在这种说法，可是这样一来，却使得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被剔除了，这个信息就是，西域政治格局所发生的问题，在于新兴的外来势力，即所谓大宛[12]。从后来吕光西征的军事实践来看，这个“大宛”乃是狯胡。

吕光发自高昌，焉耆不战而降，所向披靡，可是在龟兹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龟兹国力虽强，即便加有附近各绿洲附庸邦国的助阵，本来也不会对吕光大军构成多大的阻碍，真正的威胁来自狯胡。《晋书·吕光载记》：“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纳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等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矟，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革索为羂，策马掷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史书中狯胡最早出现，是在晋武帝太康时期。《晋书·四夷·焉耆传》，晋初焉耆王龙安娶狯胡女为夫人，生子龙会，后继位。龙会承乃父遗命，终于西灭龟兹，曾在塔里木盆地称雄一时。可以推测，这支前来助战的狯胡应当来自天山以北的裕尔都斯草原。距吕光西征不过五十年的北魏前期，活跃在裕尔都斯草原、纳伦河谷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的，是所谓“悦般”[13]。我赞成把狯胡与悦般联系起来的思路[14]。也就是说，吕光西征时主要的军事对手狯胡，即是《魏书·西域传》中的悦般国。

如果以上推测不误，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作以下概括。大约在魏晋时期，原隶属北匈奴的狯胡（悦般）部族，在乌孙东南的天山中西部，以裕尔都斯草原为核心，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魏晋时期，这支部族还不怎么强大，在中原王朝、乌孙和鲜卑（也许只是役属鲜卑的某个部族）的夹缝中还不够显眼，但已经开始卷入绿洲国家间的纷争。从焉耆与狯胡联联姻而灭龟兹看，狯胡的态度和倾向相当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晋及十六国前期，与裕尔都斯草原有着直接的地理联系的塔里木北缘诸国，如焉耆、龟兹、姑墨等，其政治动向、国力消长，背后都有着狯胡的作用。到苻秦灭前凉，狯胡已控制了龟兹、焉耆、温宿、尉头等天山南麓绿洲国家，很可能也已控制疏勒、于阗等国。随着狯胡势力的发展，东部的车师和鄯善感到了压力，才向苻坚提出请伐西域，并主动要求担当向导之责。这正是吕光西征的历史背景。

吕光大军的确切人数，史籍有七千、七万和十万三种不同记载[15]。从后来在龟兹城外所遭遇的反击力量的总人数看，即使十万也不算很多。但是，根据汉魏以来中原政权经略西域的传统，我们相信，吕光到达龟兹时，他的军队里必定加入了沿途的增援力量，特别是加入了那些反对狯胡扩张的绿洲国家的兵力。鄯善和车师既然积极促成和推动了这次西征，当然就不会仅仅充任向导，两国还要提供军队、补充给养。吕光大军发自长安，万里西征，最大的问题就是军队必须沿途获得休整并补充给养。要获得鄯善的兵力增援和给养补充，吕光大军经行鄯善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此，吕光西征的军队自敦煌出玉门关之后，向狯胡势力范围内的西域诸国进行攻击之前，应该是到达了鄯善和车师两个地方的。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吕光的确是先到鄯善，后到车师，胡三省所猜测的行军路线并没有错。

《洛阳伽蓝记》卷五所载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宋云、惠生《行记》，有云：“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左末即且末[16]。沙畹《宋云行记笺注》于此条下云：“按三八二年，前秦主苻坚遣其将吕光征西域，取焉耆(Karachar)、龟兹(Koutcha)。[17]”且末为鄯善西邻古国，东汉已并入鄯善，十六国时是鄯善西部重镇，后来还一度成为鄯善国的中心[18]。沙畹此注，表明他认为吕光西征大军曾经到达且末。当然这还是不能轻易就赞同的，因为从鄯善到且末，要跨越巨大的戈壁，军队会付出不必要的牺牲。《晋书·吕光载记》记载吕光征服龟兹以后之事，曰：“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吕光成功地把狯胡势力逐出塔里木盆地之后，可能也采取了一些诸如向各国派遣使节之类的措施。且末地方的吕光遗迹有可能是这样留下来的。

吕光的军队从敦煌出玉门关，沿疏勒河故道（即阿奇克谷地）西进，经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擦着库姆塔格沙漠的北缘西南行，可抵罗布泊西南的米兰绿洲[19]。很有可能，这时的鄯善国都已经从扜泥（今若羌）迁到伊循（今米兰）了[20]。在鄯善国获得休整，补充给养之后，军队应当是向北，循罗布泊西岸，到达楼兰古城（LA）一带，再集结休整，由这里北渡孔雀河，然后翻越库鲁克塔格，经柳中到达前秦的高昌郡，再向西进入车师[21]。吕光大军翻越库鲁克塔格所行经的道路，应当是自古就已存在，而在汉魏以来又得到官方保护，沟通楼兰（罗布泊地区）与车师（吐鲁番地区）两地的主要孔道，即本文所要讨论的墨山国之路。

二、西汉时期楼兰与车师的交通

《汉书·西域传》鄯善条：“（鄯善）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这段话表明了鄯善（即楼兰）与车师交通中山国（即墨山国）的中介地位。马雍先生在概述汉代通西域路线的北道时，简明地指出：“北道出敦煌，往西，绕过三陇沙（今疏勒河西端沙漠）之北，横越白龙堆（今罗布淖尔东北岸之盐碛地），经楼兰（今罗布淖尔北岸），折向北至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再转向西南，……[22]”余太山先生也曾有过基本类似的描述：“西汉通北道诸国，以及天山北麓和东端诸国，更多地是先从楼兰古城遗址一带，经山国抵达交河城。[23]”从西汉时期一些历史事件中反映的车师与楼兰的交通来看，通过墨山国所在的库鲁克塔格，楼兰与车师的联系是相当频繁的。

最早向中原政权正式报告西域情况的张骞，提到了楼兰与姑师（车师）间特殊的空间关系。《史记·大宛列传》载其言曰：“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由于这里强调了姑师也靠近罗布泊（盐泽），与后来车师局限于吐鲁番盆地的地理状况不符，所以有学者提出了非常大胆的设想，认为姑师本来在罗布泊西北、孔雀河下游一带，至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遭到汉军打击之后，才北逾库鲁克塔格，进入吐鲁番盆地[24]。然而这种设想得不到文献与考古学的支持，因此难以成立。那么怎样解释张骞关于姑师“临盐泽”的描述呢？

研究两汉与西域交通的基本历史框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汉朝势力的西进，由于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西域的历史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急剧的变化，一些古国消失了，一些绿洲迁移了，还有一些古国萎缩了，而西域东部各国所受影响最深。从更长的历史阶段考察，可以发现两汉时期不断萎缩的鄯善（楼兰）和车师（姑师），作为完整的民族古国，到南北朝时期，也最终从历史上消失了，这两个地区最终被中原势力划入郡县范围[25]。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姑师古国最初（前108年以前）的地盘，包括了很大的范围，大概北起今天山以北的阜昌、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南至今库鲁克塔格山间或山北各小型草场（墨山国可能就是其附属小国），其核心地区是吐鲁番盆地和天山牧场。天山牧场（指山北及山间草场）可以看成是车师（姑师）国主要的夏牧场，而吐鲁番盆地各绿洲则是这个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冬牧场。天山一线的许多古国，大致都是这样包含着山南绿洲与山北草原两个组成部分。在某种外来力量，尤其是如同汉朝这样农业文明力量的强行介入之后，这种主要由冬牧场和夏牧场两个地理单元巧妙组成的国土结构，终于被迫发生一些可能很深刻的变化。前108年遭到汉军打击之后，姑师势力从库鲁克塔格一线北退，其后发生内部分化，汉宣帝时分别形成以吐鲁番盆地为核心的车师前王国和以天山北麓各牧场为核心的车师后王国等山北诸国。其后随着汉朝经营西域力度加大，车师前王国的势力在吐鲁番盆地内也受到压制，基本只能以交河一带为核心，而退出了东部的高昌壁和柳中（鲁克沁）[26]等绿洲。北朝后期车师亡国。鄯善国也经历了一个基本类似、更加起伏的历史命运。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张骞所谓姑师“临盐泽”的描述，是符合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以前姑师国的实际国境状况的。

无论楼兰古国的国都，是否一直设在罗布泊西南的扜泥[27]，我认为孔雀河尾闾地带包括LA、LK地区，必定属于古楼兰的范围。楼兰与姑师境土相接，两国间的联系当然是直接的、频繁的。正因如此，当汉军攻击楼兰之后，姑师自然成为紧接下来的军事目标。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这种情形就发生了。《汉书·西域传》：

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根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从票侯赵破奴以匈河将军击楼兰，封浞野侯，在元封三年；王恢以故中郎将将兵捕得车师王，封浩侯，在元封四年（前107）正月甲申。可见元封三年赵破奴率兵先破楼兰，俘虏楼兰王之后，王恢于次年率兵北上，把姑师势力从库鲁克塔格一线逐出，并捕得其王。从现存史料中得不出汉军曾经全面扫荡吐鲁番盆地的结论，姑师兵败以及其王被捕，可能只是一次遭遇战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汉朝军队在元封三年和元封四年的军事行动中，曾经征服了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王国，并从楼兰国出发，向北翻越了库鲁克塔格，兵锋直指姑师王国的腹心。

没有理由认为王恢的行军路线是绕开库鲁克塔格的。这时候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为匈奴控制，焉耆盆地诸国受到乌孙和匈奴的双重影响，都不可能提供进军吐鲁番盆地的通畅大道。从楼兰到车师，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翻越库鲁克塔格的墨山国之路。这条路本来就是楼兰与姑师紧密联系的纽带，经过元封年间的战役，当西汉与楼兰结成比较亲密的盟约关系之后，就成为西汉对车师地区加强政治和军事影响的主要渠道。

汉武帝时期，汉朝曾两次动员楼兰的武装与匈奴争车师，时间分别是天汉二年（前99）和征和三年（前90）[28]。《汉书·西域传》：“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这次对车师的争夺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却取得了大胜。《汉书·西域传》：“征和四年（案当作三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天汉二年发楼兰国兵击车师，行军路线无疑是经墨山国之路，越库鲁克塔格入吐鲁番盆地。征和三年之役，所发六国除楼兰、尉犁和危须外，还有哪三个国家呢？我估计还应当有焉耆、渠犁和山国（墨山国）。如果进一步推测，第二次行军路线可能分为东西两支。尉犁、危须和焉耆的军队行经今榆树沟、库米什、苏巴什一线进迫车师交河城，这条交通线是汉代西域北道的干线，即唐代的银山道[29]，是为西线。而以楼兰国士兵为主的楼兰、渠犁和墨山三国联军，当是循墨山国之路，越库鲁克塔格，直捣车师后方，是为东线。

楼兰与西域其它绿洲国家一样，当北方游牧地区存在着强大的草原民族时，就很难保持独立地位，依附或役属外来势力，几乎成为一种历史传统[30]。前92年匈奴日逐王设僮仆都尉于焉耆盆地时，楼兰只有同时遣子质汉与匈奴。匈奴日逐王设僮仆都尉，表明匈奴加紧了对西域绿洲国家的争夺，以获取必要的绿洲物产，来缓解由于在东方遭受汉朝打击和压制（包括物资封锁）所造成的物资危机[31]。同时也表明，这时候匈奴可能已经进入甚或控制了裕尔都斯草原。僮仆都尉既设在危须、尉犁与焉耆三国间，则焉耆盆地就成了日逐王在西域的政治代理中心。要把匈奴势力逐出焉耆盆地，战略上需要控制车师。由于匈奴控制了伊吾（哈密盆地），阻断了由敦煌出玉门经伊吾直接进军车师的道路，所以汉朝只能经营楼兰，从楼兰北进，以求控制车师。西汉与匈奴展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对车师控制权的争夺，而这场争夺的关键就在经营楼兰与渠犁。

汉武帝之后，对西域的经营有以下两个重要步骤：一是改易楼兰君主，建立亲汉政权，彻底控制楼兰地区；二是屯田渠犁[32]，准备军粮，积极筹划对车师的军事攻击。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刺楼兰王，楼兰改名鄯善，完成了第一个步骤，其事为学者所熟知，具见《汉书·西域传》，今不备叙。鄯善归汉，遂成为汉与匈奴争夺车师的前哨。《汉书·西域传》鄯善条载鄯善国职官制度，有却胡侯、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各一人，反映了鄯善在争夺车师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的特殊地位。宣帝时期完成了第二个步骤。《汉书·西域传》：“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在渠犁的屯田至少有田士一千五百人，其规模是两汉屯田史上最大的。为什么要在渠犁开展如此规模的屯田呢？

首先，是渠犁有进行大规模屯田的条件。《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载桑弘羊奏请屯田轮台以东，有“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等语，可见渠犁和轮台一样，已经成了“故国”。轮台于贰师西征时遭屠，而渠犁何时何故沦为“故国”，还不清楚[33]。要之，正由于渠犁国家残破，人口锐减（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屯田乃有可能。其次，我们知道，汉军从敦煌西征，路途远，时间长，军队自备的粮食不能满足漫长的行军需求，所以经常遇到的困难就是军粮供应问题。征和三年（前90）开陵侯发六国兵共击车师之役，汉军得到了六国的物资援助，破车师后还取得车师的军粮畜产，结果回军途中，还是因为军粮不继饿死数千人。在武帝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中，对此有沉痛的回忆[34]。1930年，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地区考察时，发掘到一批汉宣帝时期的汉简，其中有一简云：“敦煌去渠犁二千八百里，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35]”其背景就是宣帝时以渠犁为基地与匈奴争车师的艰苦状况。屯田积谷，是为了保障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是汉朝维持其在西域军事存在和军事威慑的前提。而楼兰（鄯善）地区，据《汉书·西域传》鄯善条，“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显然不宜开展大规模屯田，所以只好到鄯善以西人少田多的渠犁进行这项计划。

据《汉书·西域传》，地节二年（前68）秋收之后，郑吉与司马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虽然军事上获得胜利，但仍然因军粮问题，放弃了车师。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郑吉进军车师的行军路线。前面已经指出，焉耆盆地为匈奴僮仆都尉所控制，郑吉的行军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墨山国之路。郑吉所动员的“城郭诸国”，除鄯善、渠犁、墨山国之外，还有哪些国家呢？根据这时西域的政治格局，我认为主要是南道诸国。这些国家的军队在鄯善集结，与郑吉会师以后，向北翻越库鲁克塔格，经行墨山国之路，发起对车师的攻击。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地区找到的西汉宣帝至成帝时期的汉简中，有“交河壁”、“车师戊校”、“交河曲仓”之类的字样，反映的就是汉军自楼兰与交河间的联系情况[36]。

可以说，宣帝时期，郑吉经营西域，目标是争夺车师，基地设在渠犁，而行军道路一直是墨山国之路。地节三年（前67）秋收后，郑吉再次进军车师，终于逼降车师王，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此后郑吉屯田车师，与匈奴周旋。在此期间，车师与渠犁间的交通，仍然是通过墨山国之路，经过鄯善国东北境。直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罢，焉耆盆地摆脱匈奴控制，经焉耆通车师的所谓“银山道”开通，墨山国之路的地位可能有所下降。　　新莽始建国天凤三年（前16），新室在西域的权威遭到质疑，发动对焉耆的战争又告失败。《汉书·王莽传》载其事曰：

是岁，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贡献焉。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欲袭之，命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焉耆诈降，伏兵击骏等，皆死。钦、封后到，袭击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西域从此绝。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何封与郭钦“从车师还入塞”所走的路线。根据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何、郭二人从焉耆退入车师后，并没有立即撤退，而是坚守了相当一个时期[37]。马圈湾汉简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了他们在车师期间所遭受的困难[38]。这期间，匈奴活跃于天山东部，焉耆又成死路，何封与郭钦只有从车师直接向东南撤退回到敦煌。但是，他们是经过后代所谓大海道呢[39]，还是走墨山国之路，尚不能肯定。

三、东汉时期楼兰与柳中的交通

一般来说，东汉的西域经营比起西汉来，似乎要相对消极。如果这种印象符合实际，我们应该承认这是由于东汉时期国防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匈奴开始衰弱，已经不再能够象对西汉那样，对东汉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使匈奴作为汉朝主要边患和外部压力的时代宣告结束。东汉朝廷对于经营西域、向西拓展缺乏持久热情和一贯政策，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复存在汉武帝时候那种“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需要了。

但是对于西域绿洲国家来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以后，匈奴的威胁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北匈奴势力被迫西迁，使得西域对北匈奴来说更加重要，争夺也就更加激烈。东汉与北匈奴对伊吾和车师的反复争夺，就是这个背景上的产物。实力已经大不如前的北匈奴，在保卫西域咽喉和游牧民族的膏腴之地伊吾（巴里坤草原）方面，可以称得上艰苦卓绝，使汉朝屡得屡失，无法有效控制这个战略上极为重要的地区。同时，北匈奴的势力伸展到天山中部，从裕尔都斯草原对天山南麓以龟兹为首的各绿洲国家施加影响，获取其游牧经济生活中所必需的绿洲农业物产和商业物资。另外，通过南北向纵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今和田河等河谷，匈奴的影响还一直伸展到于阗和莎车等主要的南道绿洲[40]。　　

另一方面，当两汉之际来自汉朝中央的控御暂时消失，匈奴势力还没有及时进入时，塔里木地区的形势有一些重要的变化，这时各绿洲国家间的关系获得了一个不受外来干预、只凭各国实力进行重新调整的机会。主要绿洲国家如莎车、于阗、鄯善、龟兹、焉耆等，以军事兼并或政治联盟为手段，分别建立包括了邻近绿洲邦国的几个较大的集团。各地区大国间发生了一系列兼并与反兼并的战争。所以当匈奴和汉朝势力再次进入西域展开争夺时，西域的地缘政治状况比起西汉后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后汉书·西域传》曰：

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

与本文论旨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焉耆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它对于焉耆盆地内危须和尉犁的统治权[41]，同时它还把势力向东伸展到库鲁克塔格山间，使得山国（墨山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附属于焉耆。其间只有不长的时间山国附汉。《后汉书·杨终传》载终于章帝建初元年上疏，言及永平以来（明帝时期）西域经营，称屯田之地有伊吾、楼兰、车师戊己。如果这里提到的楼兰不误，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东汉在开通伊吾道的同时（占领车师），从楼兰方向也曾打通墨山国之路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时期山国可能是服属汉朝的，时间是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章帝建初元年，只有三、四年时间。另外，《后汉书·耿恭传》，章帝即位，遣耿恭等发“张掖、酒泉、敦煌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此处提到有鄯善兵参战。鄯善兵极可能就是由墨山国之路越库鲁克塔格前往柳中的。不久汉弃西域，山国即役属焉耆。

和帝永元六年（94）秋，班超以龟兹为基地，发动对焉耆的战役。《后汉书·西域传》焉耆条记其事曰：

至永元六年，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危须、尉犁、山国，遂斩焉耆、尉犁二王首，传送京师，县蛮夷邸。超乃立焉耆左候元孟为王，尉犁、危须、山国皆更立其王。

这则材料证实，这个时期内山国一直附属焉耆集团。班超把山国从焉耆的统御中解放出来以后，虽然焉耆在匈奴支持下一再坚持反汉朝的立场，山国却似乎没有再卷入焉耆的势力范围。《后汉书·班勇传》，记载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与张朗击焉耆一役，军事目标是焉耆、尉犁和危须三国，而没有提到山国，说明此时山国与焉耆集团没有联系[42]。我们讨论山国与焉耆的关系，其意义在于，山国政治上亲匈奴或亲汉的立场，决定着墨山国之路的开通与关闭。同时，墨山国之路的开通或关闭，又直接影响着东汉经营西域的具体安排。

在这里我要讨论东汉对伊吾地区的关注。西汉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并没有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伊吾和蒲类海地区。《史记·匈奴列传》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过居延，攻祁连山”。《汉书·霍去病传》也有类似记载，颜师古注以为祁连山即天山，指天山东部今哈密境内一段。现代学者中，颇有人信从其说[43]。但我们认真思考武帝元狩时期汉匈力量的分布，实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而要赞成以藤田丰八为代表的认为祁连山即今河西走廊祁连山的观点[44]。西汉与匈奴争西域，表现在争北道控制权，特别是争车师与焉耆，但汉军从没有取伊吾道，而是重点保障南道和楼兰道，主要取墨山国之路进兵车师。这时如果取道伊吾，则必须与巴里坤草原的匈奴发生直接冲突，甚至可能不得不面对大规模决战。

可是到东汉，经营西域的情形有了一些变化，伊吾成为汉军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目标，伊吾屯田也反复多次地进行。明帝永平十六年（73）、十七年（74），窦固两次出兵伊吾及蒲类海，设宜禾都尉，进兵车师，置西域都护（可能屯于龟兹与焉耆之间）、戊己校尉（屯田柳中）。打开伊吾路，就打开了通往车师的大门，为进一步经营西域准备了条件，伊吾屯田的意义在此。可是不到一年，匈奴控制下的焉耆、龟兹就攻没都护，车师与匈奴也围攻戊己校尉。接下来两年之间，东汉接连失去了对车师和伊吾的控制权。事具《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元年（89），为班超在西域南道取得的成功所鼓励，汉朝重开西域经营，窦宪大破北匈奴。次年（90），再取伊吾，车师前后王归汉。此后汉军与匈奴在伊吾的争夺大约又有四、五个回合，旋得旋失，一直没有能够稳定地控制住伊吾[45]。在巴里坤及哈密地区保存至今的东汉石刻文字，记录了汉朝争夺伊吾的历史的某些篇章[46]。

现在我们来看看伊吾问题与墨山国之路的关系。前面指出，直到汉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攻取焉耆盆地以前，除了三、四年的时间以外，山国是役属于焉耆的，因而也就是站在匈奴一边，与汉朝为敌的。这一时期内，墨山国之路当然不对汉朝开放。这一情况与西汉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西汉能够在伊吾、焉耆均为匈奴所控制的情况下，出兵车师，经营柳中和高昌壁，基本控制吐鲁番盆地，所依赖的就是墨山国之路的畅通。而东汉中期以前的墨山国之路长期闭塞，汉朝要经营西域北道，只剩下两个选择：一，强行打通伊吾路；二，从经营南道开始，向西发展，迂回北进，再由西向东发展。窦固、窦宪是前者，班超是后者。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了墨山国之路对于汉朝的西域经营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永元六年（94），班超攻取焉耆，山国归汉，墨山国之路再度开放。从此东汉在与匈奴争夺车师的斗争中，就不再受伊吾路闭塞的限制。这突出地表现在班勇以西域长史经营西域的时期。安帝永初元年（107），罢都护及伊吾、柳中屯田，再弃西域。虽然元初六年（119）有敦煌行长史索班伊吾屯田之举，但仅维持数月。直到延光二年（123）班勇以西域长史出屯柳中，匈奴控制西域的局面竟延续了十五、六年，这期间史书明确提到附汉的西域诸国只有鄯善。我推测，除鄯善外，还应有山国和逃亡的车师前部。理由是《后汉书·西域传》中载敦煌太守张珰上三策，其第一、第二两策都涉及经墨山国之路以图车师。其策曰：

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延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

发鄯善国兵以击车师，或屯田柳中，都必须经由墨山国之路，可见此时山国附汉，墨山国之路畅通，库鲁克塔格及其以南的罗布泊地区都还是东汉的势力范围。据《后汉书·班勇传》，在张珰上策的前两三年，班勇上议曰：

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从班勇的话看，似乎南道的于阗国亦附于汉。既能屯田楼兰，则山国附汉当确切无疑。但由于匈奴与车师后部已经攻占吐鲁番盆地，山国和鄯善事实上都处在威胁之中。故《后汉书·西域传》载尚书陈忠上疏曰：“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在这种形势下，安帝“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这最后的决定看起来比班勇当初请求屯田楼兰的计划还要积极一些。但是无论屯田柳中还是楼兰，山国的附汉乃是先决条件。

现在我们来看班勇是怎样到达楼兰的。《后汉书·班勇传》：

延光二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

对上引史料的理解，涉及对这一时期西域形势的把握。黄烈先生说：“班勇活动的路线是先屯柳中，再至楼兰，继击车师，还屯柳中。柳中在高昌东南，无疑先经伊吾再至柳中，与索班进入西域路线相同。[47]”孟凡人先生也大致持同一观点，只是鉴于伊吾路不通，所以认为班勇是经大海道至柳中[48]。我认为，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班勇所以提出屯田楼兰，经营柳中，就是惩索班之败，不欲与匈奴再争伊吾，所以他不可能经伊吾路到柳中。正确的理解应当是，延光二年（123）夏，朝廷决定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西屯柳中，班勇即由洛阳西发，至次年正月，始抵楼兰。此前班勇并没有到柳中去。班勇出现在楼兰，意味着汉朝再次经营西域，政治上对西域各国是有很大影响力的，所以鄯善、龟兹先后归附。班勇以楼兰为根据，发鄯善、龟兹等国兵，集结到楼兰地区，北逾库鲁克塔格，经墨山国之路，进入车师前王庭（这时为车师后部所占）。这是我对上引文的理解。斯坦因在其名著《西域》中讨论鄯善和楼兰问题时，也提出了近似的理解，并特别强调了班勇到达楼兰的月份与气候条件的关系[49]。也许有人会提出，鄯善之兵自楼兰北逾库鲁克塔格攻车师，尚在情理之中；为什么龟兹等西部国家的军队也要迂回到楼兰来呢？为什么不经焉耆直接到车师前王庭呢？这是因为，经焉耆盆地走银山道进车师的道路是闭塞的，焉耆盆地内焉耆、危须和尉犁三国此时正附于匈奴。三年以后，班勇和张朗才联兵击降焉耆等三国，北道于是开通。

班勇屯田柳中时期，墨山国之路在东汉经营西域的战略格局中，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柳中作为东汉在西域的政治中心，正是通过墨山国之路，穿越库鲁克塔格，与楼兰地区联系起来，进而实现其对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影响。这个时期虽然并不很长，但却是东汉经营西域的又一个高峰。那种认为东汉时期楼兰道的重要地位已经让位于伊吾路的观点，恐怕是站不住的[50]。当然，随着匈奴的衰弱和对西域交通知识的积累，汉朝理应选择自然条件更好的伊吾路，并为此不断努力，所以会有很多学者倾向于重视这个时期的伊吾路和所谓“新道”（大海道）[5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楼兰道就会衰落。以上我们依据历史文献所作的分析，正说明在东汉时期，楼兰道并不比伊吾道更冷清，相反，在某些时候可能更热闹。

四、魏晋十六国时期楼兰与高昌的交通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的战乱削弱了华夏文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特别表现在政治方面。魏晋时期的西域经略，一般地说，很难与激扬慷慨的两汉相比。但绝不能认为，中原的影响，甚至包括其政治和军事存在，都已退出西域。有学者搜罗了正史中关于西域诸国向魏晋中央朝贡的记载，今据此列表如下[52]。

从表中看，那些塔里木盆地以外的西域诸国，如康居、大宛和大食等，其遣使奉献可能只具有经济贸易方面的意义，决不能过高估计其政治方面的含义。正如蜀汉后主时期曾有所谓“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欲助诸葛亮北伐一样[54]，只能当作粟特商人的贸易行为，不存在国家间的外交含义。但是对于鄯善、车师前部、焉耆、于阗、龟兹等塔里木绿洲国家来说，可能是具有非常现实的政治动机的。

东汉后期以来，西域绿洲国家所承受的匈奴的压力，似乎已经基本解除。当匈奴和汉朝两种外来强大势力，都因自身问题而逐步从西域淡出，西域绿洲国家间势必出现新一轮的纷争和组合。余太山先生关于魏晋时期前来中原进行朝献的西域国家数目虽然不多，却已经代表了西域大部的分析，是比较精当的[55]。这些绿洲大国前来朝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魏晋政府在西域的军事和政治存在。正史中明确记载，魏晋都置戊己校尉于高昌；楼兰晋简显示，西晋置西域长史于楼兰，这多少表明魏晋的西域政策是维持着汉代传统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魏晋时期的中西交通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魏略·西戎传》中，南道一仍汉旧，中道即两汉的楼兰道，都不必再述。可是所谓“新道”，到底是指后来的“大海道”，还是指伊吾道呢？首先我们假定《魏略·西戎传》作为曹魏时期史料的可靠性，我认为，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弄清楚，曹魏时期的伊吾路是否通畅？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这一时期伊吾地区的政治归属问题，但有间接的材料告诉我们，伊吾地区处在敌对势力的控制之下。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伊州条：

至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非今之伊州[56]。

魏晋似乎继承了东汉对伊吾地区特别关注的传统，所以在无法控制该地区的情况下，依然设置了地方机构，侨治（寄理）于敦煌北界（应作西北界）[57]。案《晋书·地理志》敦煌郡有伊吾县，惠帝时分置晋昌郡，伊吾属焉。依据《元和郡县图志》，此伊吾仅设都尉，治在敦煌县界。《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魏书》，檀石槐时期，鲜卑“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据此，王国维先生主张这一时期天山东部为鲜卑控制，车师后国已经役属鲜卑，是可以接受的[58]。同理，控制伊吾地区（以山北巴里坤草原为根据地）的势力，我猜想应当是从蒙古中部草原或漠北草原迁来的鲜卑[59]，或来自同一地区的役属于鲜卑的敕勒等族[60]。伊吾路事实上是不通的。那么，《魏略·西戎传》的“新道”不应该是指伊吾路。再说，伊吾路开自东汉，到魏晋已谈不上新。所以，我同意那种认为“新道”是指唐代大海道的观点[61]。

北新道的最大价值，在于缩短了从敦煌到高昌间绕行楼兰的漫长距离，避开了罗布泊以东白龙堆雅丹地区的恶劣环境。但是这条连接高昌与敦煌的捷径，沿途连小型的绿洲也没有，水草供应有限，只适合人数较少的商旅和行使，基本上不能适应大规模的人员运动，《北史》中有一段描述此道艰难的话，极为生动形象[62]。因此，对于魏晋官方来说，既然伊吾路闭塞，那么两汉以来传统的楼兰道，以及经由楼兰道连接高昌的墨山国之路，就是必不可少的要道了。

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曹魏与后来的西晋一样，也于楼兰置西域长史[63]。魏晋时期专门负责西域事务的机构一共有两个，即高昌的戊己校尉和楼兰的西域长史。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此外还有一个机构，就是驻屯玉门关的玉门都尉或类似名号的长吏。据《晋书·地理志》，前凉置沙州，其组成部分有所谓三营，即西域都护营、戊己校尉营和玉门大都护营。前凉的玉门大护军，当是承袭魏晋制度，只是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魏晋时期玉门关有关机构的名称及具体制度了。后来张氏前凉的玉门大护军，据郑炳林先生说是在魏晋玉门县一带[64]，不确，应当在玉门关地区。

按照一般性的推想，玉门关长吏所在的地方要满足以下条件：一，可以屯田，屯田的收成要供应一定数量的军士和往来使节，这就要求有一定的水草和土壤条件；二，在交通要道上，使玉门关机构可以发挥作用；三，在敦煌郡的边界上。依此三个条件，我们认为，当在玉门关外汉代的大煎都候辖境内[65]，其地即今之榆树泉盆地[66]。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初征大宛失利，回军即屯于此处。这里是西汉以来玉门关外最重要的屯兵之地，魏晋自然也要善加利用。玉门关长吏、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等三营，分别在楼兰、高昌和玉门关外（即榆树泉盆地）。这种军政格局可能早在东汉已经确立，魏晋与前凉不过是继承而已。

魏晋时期以楼兰（西域长史）、高昌（戊己校尉）和大煎都候故址（玉门关长吏）形成品字形布局，扼守西域与中土的交通咽喉，上承东汉，下启前凉。在这个布局中，戊己校尉控守吐鲁番盆地，阻挡天山北部游牧势力的南侵，其军事意义较为突出；西域长史地处中西交通的十字路口，连接南北两路的绿洲国家，其政治意义更为显著；伊吾长吏驻屯玉门关外，北接高昌，西通楼兰，西南连通鄯善，乃是西域丝路东端的总枢纽。楼兰在这一战略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倚赖着它与高昌间的相互支持，而实现这一功能的，就是沟通高昌与楼兰的墨山国之路。

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采自楼兰的魏晋简牍中，有反映楼兰地区与高昌相互联系的内容。编号CH.928的一简提到“高昌士兵梁秋等三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尽卅日”[67]。王国维先生指出：“其（高昌）兵梁秋等三人，时殆以事留西域长史所，故其廪食由海头给之也。”并推定其时间在西晋泰始间[68]。编号C.114的一简曰：

兵曹泰始四年六月发讫部兵名至高昌留屯逃亡物故等事[69]

据唐长孺先生考证，此简是兵曹簿籍，记录泰始四年（268）发往高昌留屯兵士的逃亡、物故等事[70]。当然，对于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两营士兵的构成及来源，目前的研究还不够，从楼兰文书中只能得到一些暗示性的了解。这些都是反映魏晋时期西域长史营（楼兰）与戊己校尉营（高昌）间交通联系的间接材料。

西晋后期，中央政府放弃了对楼兰地区的经营，鄯善国势力进入楼兰，楼兰佉卢文书的发现以及学者对这些文书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71]。楼兰放弃之后，高昌可能也会放弃。但这种局面并没有保持很久，前凉早期就已恢复对楼兰地区的统治。对于前凉楼兰史，学者通过整理研究楼兰简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72]。我们现在仍然把目光投放到这一时期楼兰与高昌的交通问题上。这里要提到“李柏文书”。1909年日本僧人橘瑞超在楼兰发现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耆王龙熙的书信草稿两件[73]，即所谓李柏文书，受到学者们极大重视。今录文书之二如下[74]：

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侯

柏顿首顿首阔久不知问常

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

《晋书·张骏传》：“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竟以减死论。”孟凡人先生认为，李柏文书写于击叛将赵贞之前，写信的目的，是为了联络焉耆，为出兵攻击赵贞作准备，时在325年[75]。案赵贞是驻屯高昌的戊己校尉，对张骏似乎有点离心，所以李柏要建议攻击他。根据文书内容分析，李柏刚刚从姑臧返回楼兰，他到姑臧可能就是为了同张骏商议击赵贞，得到同意后即回到任所着手准备。文书中还提到焉耆使者与“严参事”一起，“从北虏中”往焉耆。从凉州到焉耆，便捷又安全的路线是经楼兰道，为什么这里需要迂回“北虏”之地呢？看来也是为了击赵贞而安排的外交活动。北虏，指东部天山一带的鲜卑或由鲜卑所控制的其它游牧部族。赵贞驻屯高昌，与伊吾及车师后国故地的“北虏”接界，因此攻击赵贞，需要处理好吐鲁番周边地区的问题。

李柏向赵贞发起军事进攻，唐长孺先生认为在东晋太宁二年（324）[76]。无论李柏这时是否与焉耆达成联盟关系，他不太可能假道焉耆去攻击赵贞。李柏进兵的路线，当然只能是经由墨山国之路，向北翻越库鲁克塔格，直接进攻高昌。我们不知道赵贞与李柏的军事接触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可能在高昌城下，也可能在李柏进兵的路上，后者的可能性最大。李柏兵败，退回楼兰。楼兰与高昌的联系因而中断。三年以后，即东晋咸和二年（327）[77]，前凉又一次进攻高昌，赵贞被擒，前凉于其地置高昌郡。前凉这一次出兵，自然也是经由墨山国之路。

高昌置郡后，似乎在吐鲁番盆地并存着三个互不统属的机构，即车师前国政府、高昌郡和戊己校尉营。驻屯楼兰的西域长史营，在与吐鲁番这三个权力机构的关系中，可能扮演着很特殊的角色。随着前凉对鄯善、焉耆用兵，楼兰的战略地位越发突出。也可能就是因此，西域长史改号曰西域都护，提高了级别[78]。东晋永和元年（345），前凉设沙州，下辖晋昌、敦煌、高昌三郡及玉门大护军、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三营。在这一军政格局下，墨山国之路的重要性，乃是不言自明的。

前凉之后，从历史文献中所能知道的关于墨山国之路的使用情况，已经不多。本文开头提到的吕光西征，即使不先至鄯善，也不可能避免经由墨山国之路。由于伊吾路为鲜卑控制，焉耆依附狯胡，所以要到车师和高昌，只剩了这一条路。我们在前面强调吕光大军先至鄯善，后到楼兰，还出于一种对楼兰地区交通线变迁的推想：很有可能，从西汉到前凉，由于孔雀河流入罗布泊的水口缓慢地由北向南摆动，孔雀河尾闾地带的绿洲也随之发生了由北向南的摆动。西汉遗址集中于罗布泊以北（以土垠为中心），而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遗址，集中于罗布泊西北地带（以LA为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发生这样的地理变化，自然影响到交通线的变迁。西汉时期经常使用的穿越白龙堆至土垠向西的路线，到东汉以后，其地位很可能已经下降。而出玉门关经阳关绕道罗布泊西南至鄯善，再经喀拉库顺湖岸绿洲，沿罗布泊西岸北行到达LK、LA（楼兰城）的路线，似乎更适于已经变化的罗布淖尔地区的地理环境。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还有待考古调查的证实。

北朝以后，随着孔雀河改道，楼兰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楼兰绿洲消失了[79]。442年沮渠无讳受高昌太守阚爽降，将家户自鄯善奔赴高昌。《魏书·沮渠蒙逊传》：“无讳留安周住鄯善，从焉耆东北趣高昌。”可见这时从鄯善到高昌不再经由墨山国之路了，沮渠无讳所走的路线，很可能就是今天南疆的所谓“绿色走廊”。楼兰绿洲的消失是交通路线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根据北朝以后的地理和环境状况，忽视在孔雀河改道、楼兰绿洲消失以前，墨山国之路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

五、墨山国与墨山国之路

墨山国的所在，依据《汉书·西域传》提供的与焉耆、危须、尉犁等国的距离及相对方位，最早由格伦纳德（Grenard）提出应当在库鲁克塔格西部[80]。1915年春，斯坦因从吐鲁番出发，跨托克逊河，向南直接翻越库鲁克塔格，深入库鲁克塔格腹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科学考察，并详细记录于其名著《亚洲腹地》一书中[81]。其中他对辛格尔（Singer）及兴地（Shindi）两地的调查，对我们研究墨山国尤其有价值。根据斯坦因的报告，辛格尔绿洲在库鲁克塔格山间具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理学特征，最突出的特征是气候方面的。辛格尔不同于周围地区的气候特征是空气相对湿润，深冬相对温暖，即使在最干燥的季节，空中仍然能看到云雾；斯坦因还尝试探讨了这种小气候形成的地理条件[82]。这可以解释在库鲁克塔格山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泉水丰沛、植被茂盛、农牧皆宜的小绿洲。把这里看作西汉墨山国的中心，当然是有理由的。

斯坦因还考察了辛格尔西北方向的破城子、干草湖一带[83]。那里比较优越的水草条件，也给斯坦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代学者对这一带的考察，证实了斯坦因报告的精确性。根据近年（1989）最新的调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尉犁县东部，干草湖以西的苏盖提布拉克山谷中，发现一座古城，从这里向北至焉耆，“沿途有胡杨林带和红柳，溪水潺潺，风景十分优美，不失为行旅的佳道”，并因此认定这里才是古墨山国故址[84]。

从这些材料看，库鲁克塔格中西部，存在着相当多的山间绿洲和草场，泉水出露地段甚多，是放牧和狩猎的好去处。1928年春，瑞典学者贝格曼（F. Bergman）考察了兴地山谷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反映出古代墨山国（当然还有后代的库鲁克塔格居民）的狩猎和放牧生活，是研究库鲁克塔格古代历史的重要素材[85]。古墨山国居民主要的经济生活形式，正是放牧和狩猎。库鲁克塔格西部（包括辛格尔在内）的气候和水草条件，使这里可以四季放牧（即在山间不同地带分别形成冬牧场和夏牧场）。直到今天，库鲁克塔格一线仍然是猎户乐于光顾的地方。此外，这里还是野骆驼的主要繁息地之一。

可是，我认为，今天库鲁克塔格山地的水草条件，比起古代（唐代或北朝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下降。据《汉书·西域传》，当时的墨山国有“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在人口急剧增长的今天，库鲁克塔格山间的居民数量却远远不能达到西汉时代的水平，说明这个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是在逐步变得恶劣的。再以辛格尔为例，当斯坦因前往调查时，那里只有一户人家。清末的《辛卯侍行记》中，生额尔（即辛格尔）下注云：“或名五户地，有池及树，缠回一家，地三十亩，半耕半牧。[86]”以今天库鲁克塔格的自然状况，去想象西汉时代墨山国的面貌，是有些困难的。

自从汉朝政府把经由墨山国主要绿洲、通往车师盆地的这条“墨山国之路”当做战略交通线以后，墨山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受到了哪些影响，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课题。墨山国的君臣百姓，为路经此地的汉朝使节或军队担任向导，提供牲畜，补充给养，提供水草等等，有时还可能要派遣军队，协助汉军作战，这些，当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问题可能还有另外一面。我想，由于汉朝对这条战略交通线的重视，墨山国会感受到一定压力，其主体可能逐步向西移动。研究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材料。

从楼兰城沿孔雀河向西，在营盘地方渡河，再向北行，可抵兴地山谷。这是墨山国之路在楼兰一边的起点。营盘古城遗迹及墓地，是此地古代繁盛的证明[87]。斯坦因在营盘以西发现的烽燧线，以及从营盘到兴地之间发现的烽燧线，都是古代（汉代）丝路干道的标志。其中营盘与兴地山谷之间的烽燧，可以说是墨山国之路的南端，这一带的汉魏遗迹就是最坚强的证据[88]

墨山国之路的北端，当然是汉魏的柳中（今鄯善县鲁克沁镇）。这条由鲁克沁出发，向南越库鲁克塔格入罗布淖尔地区的道路，虽然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早已不能如汉魏时代那样畅达，但自古以来，始终就是沟通罗布洼地与吐鲁番盆地的捷径。现代大比例尺地图上，也标示出这条古道。清代及民国的有关材料里，称这条道路为“吐鲁番歧路”。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载此路甚明晰，今录其文于下[89]（其夹注略去）：

又自沙白特坎尔西南行，三十里入觉罗塔克山峡，七十里克子里山，八十里阿习布拉克，一百七十里乌宗布拉克，西南入孔木达坂，六十里帕沙布拉克，折西八十里生额尔，六十里阿子杆布拉克，转西南六十里托乎喇布拉可，五十里营盘海子。

民国初期的谢彬《新疆游记》于“新疆迪化道属”一章中附“鄯善歧路”，亦载此路，行程距离几乎全同《辛卯侍行记》[90]。可能所据的地方档案材料相同。所记各地名，今天大致可稽。沙白特坎尔，即今底坎。底坎是大海道与墨山国之路分歧的地方。

在乌宗布拉克与阿习布拉克之间，应该还有一些地方，在古代可能十分重要。可以指出来的就是梧桐沟。从名称上就反映出这里水草条件不错，曾经分布胡杨林。黄文弼先生1930年自鲁克沁南行，越库鲁克塔格至罗布泊，所走的路线并不是古代的墨山国之路，但其北段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据黄先生自述，一个重要的石器遗址是英都尔库什（黄先生在日记中称之曰英都尔戈棋[91]），“有井一，位于芦苇丛中，胡桐交槎，风景颇优”[92]。这个地方也在梧桐沟一带。

这个梧桐沟，让我想起十六国时期的高桐关或高梧关。这涉及吕光西征之后回师凉州的路线。《晋书·吕光载记》，光自龟兹还军，未至高昌，前秦高昌郡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翰遂降光。《资治通鉴》卷106太元十年（385）载其事甚详，今录写如下：

吕光自龟兹还至宜禾，秦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拒之。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吕光西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河西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坐制。如以为远，伊吾关亦可拒也。度此二阨，虽有子房之策，无所施矣。”熙弗听。……光闻杨翰之策，惧，不敢进。

是《晋书》之高桐，即《通鉴》之高梧。案宜禾为晋昌郡属县，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以东，其地在今安西县南岔乡的六工破村[93]。因此，上引文中的宜禾或别有所指，或为史书错谬，二者必居其一。胡三省注高梧谷口曰：“当在高昌西界。”注伊吾关曰：“伊吾县，晋置，属晋昌郡，有伊吾关。”前面我们讨论过魏晋时代的伊吾问题，十六国前期的伊吾县，当仍魏晋之旧，寄治敦煌（西晋惠帝以后属晋昌），伊吾关，应当就是西晋伊吾都尉所在，其地在晋昌北境的北山（马鬃山）南麓。这个伊吾并不是东汉时候的伊吾。胡三省能见及此，殊为难得，清人赞胡注优于地理，不为无因。但是胡注谓伊吾有伊吾关，不见于他书，或别有所本。这里是否足以构成阻截敦煌与酒泉间交通的军事关隘，我们还不能遽下结论，请俟诸今后的研究。胡注高梧在高昌西界，就不成立了。吕光自龟兹向高昌，当然是走银山道。若高梧谷口在高昌以西，杨翰自可率军拒敌，又何必献策于梁熙？梁熙不听，不是不欲拒吕光，而是不欲派遣大军前往这个名叫高梧的关口。思考焉耆与高昌间的地理形势，不存在一个这样的军事要地。那么，高梧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吕光大军自高昌至玉门，走的是什么路线。这时巴里坤草原和哈密盆地为鲜卑势力所控制，伊吾路不通，吕光不可能走伊吾路。他可能选择的只有两条路：大海道或墨山国之路。大海道较为捷近，墨山国之路较为迂曲。冯承钧先生认为吕光东归是走大海道[94]。如果是这样，那么高梧谷口就应该在大海道的中间某处了。但是《北史·西域传》高昌国条描述大海道的情形曰：“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这条路上虽然也偶有泉水，但水量很小，不能供应大队人马，更不可能供应吕光那支庞大的军队。另外，如果把高梧安在大海道上，似乎也不符合杨翰语中所暗示的高梧谷口与伊吾关的距离。我认为，吕光大军自高昌向敦煌，所走的路线是墨山国之路，翻越库鲁克塔格之后，或循来路回玉门，或自楼兰迳罗布泊北岸东至玉门。吕光西征与东归，都走了墨山国之路。因此，所谓高桐或高梧，就在墨山国之路的某一个重要位置上，我认为就是今乌宗布拉克东端的梧桐沟一带。

作为地名的高桐或高梧，所描述的都是生长良好的胡杨林带。从鲁克沁南出，迳确洛塔格山峡，直至梧桐沟，三百多里之内，水草条件都很一般，所以梧桐沟一带实在是最好的行旅休整之地。如果在这里设关卡，对于长途跋涉、人马饥渴的军队来说，应当是相当有威胁的。杨翰本意，是请梁熙派遣军队到这里驻守，既可威慑东归的吕光，又可与高昌互为支援，壮自己的胆；只是担心梁熙嫌路程太远，才又建议驻守伊吾关。

高桐或高梧，即梧桐沟一带，在唐代可能还是一个重要地方。《通典》卷174州郡四交河郡条：“东至伊吾郡七百五十里。南至三百五十里，过荒山千余里至吐蕃。”按照《通典》行文的一般格式，在“南至”与“三百五十里”之间，应该有一个地名。“荒山”，指库鲁克塔格。所谓“过荒山千余里至吐蕃”，是指从库鲁克塔格到吐蕃屯城（今米兰）间，有一千余里。这些道里描述基本正确。那么，从交河向南（经墨山国之路）三百五十里，有一个什么地名呢？依据前面引述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从底坎到乌宗布拉克恰好是三百五十里。案唐代交河郡即西州，治高昌。所以可以推定，《通典》此处所缺少的地名，应当就是高桐或高梧，其地即今之梧桐沟[95]。

墨山国之路的考述，到此基本结束。应该强调的是，以上讨论虽然注意到了文献与考古调查资料的结合，但都还是间接的。对于墨山国之路的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水资源的变化），现在很难作进一步的具体论证。1910年年底，日本年轻的探险家橘瑞超从鲁克沁出发，向南越库鲁克塔格，到达罗布沙漠。他在《中亚探险》一书中以“无人之地”为题记述这一经历，并声称：“（库鲁克塔格山间）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带有人居住。[96]”当然他并不是循着古代墨山国之路南下，但是在古代，即使库鲁克塔格东部，也不可能就无人居住。只不过橘瑞超时代的库鲁克塔格山间环境，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水草条件异常恶劣的今日的库鲁克塔格，他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原载《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曰：“此山国亦当作墨山国，王下当有治墨山城四字。”至焉耆道里，则引《西域图考》曰：“当云三百六十里，乃与诸传合。”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以去尉犁计之，当作去长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依据《汉书·西域传》所记尉犁、焉耆和危须距长安的道里数及其相互的距离，勘比山国（即墨山国）与这三地的空间关系，就会发现许多矛盾、牴牾之处。请参看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1,

[2]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正》卷上及丁谦《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均主张山国当作墨山国，分见《二十五史三编》，第三册，岳麓书社，1994, p.835、p.1033。

[3] 杨守敬：《水经注疏》，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pp.117-118。

较早讨论山国方位并推定辛格尔(Singer)或克孜尔辛格尔（Kizil-sangir，又写作Kyzyr-sanghyr）绿洲一带，即是两汉山国的其他一些西方学者，还有Grenard和Herrmann等。又请参看沙畹（E. Chavannes）：《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冯承均译，商务印书馆，1962, p.49。近来新疆考古工作者，依据实地调查，提出在辛格尔以东，库鲁克塔格南麓苏盖提布拉克山谷中的夏尔托卡依古城，才是山国故址，见羊毅勇：《论汉晋时期罗布淖尔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300-315。我认为，山国既是游牧小国，最初并非城居，库鲁克塔格东西一线皆其放牧之地，其实不能定死某地为其故址。既然辛格尔绿洲的水草条件相对更好，以其为山国中心当无大谬。

[5] 荀悦《汉纪》卷十二列三十六国，分为次大国和小国两等，山国与车师皆小国，尉犁、危须和焉耆为次大国。案据《汉书·西域传》，车师前国有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略少于尉犁和危须，比墨山国的实力要强得多。

[6]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谓山王国（即墨山国）与尉犁、危须“皆并属焉耆”，所述可能是东汉末年的情况，但揆以情理，更早时候的墨山国，总会役属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强大势力的。

[7]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译本，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第一部分第三章，pp.59-70。此外中外学者有零星言及这条道路的论著，我们在后文中还要一一提及。

[8] 今本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谓吕光西征在十八年九月。可是成书略早的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建元）十九年，即遣骁骑将军吕光将兵伐龟兹及焉耆诸国。”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同。知《高僧传》误。

[9] 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 pp.168-169。

[10]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pp.136-137。

[12]日本学者对于吕光西征的历史背景也有一些探讨，大致上是认为西域部分国家如鄯善、车师前部等，希望借助苻秦的军事力量，打通西域商路，活跃东西贸易，于其间求利。见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岩南堂书店，昭和四十三年(1968), p.106；松田寿男也暗示性地提到苻秦西征历史中鄯善与车师前部出于贸易的动机，见《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译本，p.157。余太山先生更进一步认定当时垄断丝路利益、阻梗商路的势力就是后来吕光西征所重点打击的龟兹，见《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p.133。我倒认为应从西域历史的一般情形出发，把发生在绿洲国家间的恩怨离合、势力消长，同天山以北或葱岭以西的草原游牧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观察。这样，所谓“大宛”的说法才会有着落。

[13]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悦般国的方位”，中译本，pp.220-228。

[14]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齐著《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pp.270-287；郭平梁：《匈奴西迁及一些有关问题》，《民族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7, pp.103-114。余太山先生对这种观点还提出了新的论证方法，见《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pp.138-139。但是我不敢轻信《魏书·西域传》中称悦般为北匈奴余部的说法，也许松田寿男的意见更可取，见前注。

[15]《太平御览》卷125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凉录》：“（前秦）建元十九年，……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等步骑七万，讨西域。”《魏书·略阳氐吕光传》：“坚以光为骁骑将军，率众七千讨西域。”《晋书·苻坚载记》：“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十八年（案当作十九年）九月，坚遣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及乌（案当作焉）耆诸国。”《晋书·艺术·鸠摩罗什传》及《晋书·四夷·龟兹传》同。《资治通鉴》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秦王坚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以伐西域。”

[18]《魏书·西域传》且末国条：“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率国人之半奔且末，后役属鄯善。”

[19]黄文房：《罗布泊地区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载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编《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 pp.306-314。

[20]关于伊循与扜泥的相对位置，我没有自己的看法。我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接受了以下论著的影响：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载冯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 pp.25-35；大谷胜真《鄯善国都考》，载《西北古地研究》，杨錬译，商务印书馆，1935, pp.1-17；藤田丰八《扜泥城与伊循城》，载藤田氏所著《西域研究》，杨錬译，商务印书馆，1937, pp.1-9；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pp.90-114。这些论著观点很不一致，但都富有启发性，引人深思。我大致上采用通常的观点，即认为伊循为今米兰(Miran)，扜泥为今若羌(Charkhlik)。近读王炳华先生关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新材料的文章，其中述及1989年秋在米兰的考察，对伊循屯城的调查和推想等等，都是极为有趣的，见《“丝路”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 pp.21-41。

[21]我不同意目前所流行的认为前凉后期楼兰古城(LA、LK)一带已经废弃的观点，我认为楼兰古城的废弃要更晚一些。对这个问题，我将另撰文予以论证。

[22]马雍：《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马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pp.1-10。

[23]余太山：《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 pp.14-20。

[24]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pp.215-217。

[25]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载冯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 pp.36-47。

[26]承精通维吾尔语的巫新华先生见告，维吾尔语之鲁克沁(Lukchun)，很有可能就是汉语“柳中城”的转音。

[27]关于楼兰古都的方位，至今都是一个热门话题，学界讨论之多，不胜缕举。大致上有两种意见，即：1) LA是楼兰国古都，前77年后迁都扜泥；2) 楼兰古都本在扜泥，前77年以后没有发生迁都问题。近来林梅村先生又提出第三种意见，认为罗布泊以北的LE城是楼兰始都，见林文《楼兰国始都考》，《文物》，1995年第6期， pp.79-85。目前对林文否定性的意见比较多，突出的文章如黄盛璋先生《初论楼兰国始都楼兰城与LE城问题》，《文物》，1996年第8期， pp.62-72。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孟凡人先生的研究，见孟著《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pp.168-198。

[28]《汉书·西域传》载第二次在征和四年（前89），兹据《汉书·武帝纪》改。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p.37。

[29]伯希和敦煌文书P.2009《西州图经》残卷，其“银山道”一条曰：“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滷，唯近烽足水草，通车马行。”参看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p.212。

[30]匈奴影响在楼兰地区的存在，从考古工作者的报告也有反映。米兰遗址出土的镏金铜卧鹿，具有鲜明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征，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作品，生动地暗示了匈奴文化在古代楼兰地区的存在。参看王炳华《“丝路”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 p.23。

[31]苗普生：《匈奴日逐王考》，《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 pp.80-85。

[32]渠犁屯田，始于汉武帝时期。《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

[33]关于轮台、渠犁屯田与这两地沦为“故国”间之关系，就我阅读所及，似乎还没有人正式予以论述。我怀疑，渠犁与轮台可能是前后同时为西征大宛的汉军所灭。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汉通西域的前期。这个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34]武帝末年“轮台罪己诏”，载《汉书·西域传》渠犁条。

[35]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简二二，1948, p.176。

[36]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简一六、一五，p.192。

[37]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pp.343-344。

[38]马圈湾汉简原始编号T5:96（释文编号135）的简文曰：“粮食孚尽，吏士饥餧，马畜物故什五，人以食为命，兵……”这反映何封、郭钦二人遭到焉耆与匈奴围攻，困守车师时的情况，见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p.13。

[39]王去非：《关于大海道》，《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pp.485-493。

[40]殷晴：《古代新疆的南北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pp.111-128。

[41]比较《汉书·西域传》与《后汉书·西域传》焉耆国条，可以发现焉耆在后汉的巨大发展，“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而在西汉，“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后汉书·西域传》无危须、尉犁，其实焉耆国的力量，差不多就是《汉书·西域传》中焉耆、危须和尉犁三国的总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鄯善国。

[42]《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谓山国与尉犁及危须“并役属焉耆”。这大概是东汉末年以后的情况。

[43]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1, pp.518-533；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pp.53-56。

[44]藤田丰八：《焉支与祁连》，载藤田氏所著《西域研究》，杨錬译，商务印书馆，1937, pp.97-117。

[4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pp.70-71。

[46]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载马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 pp.16-23。

[47]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 p.446。

[48]孟凡人：《楼兰国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p.53。

[50]黄文弼：《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pp.39-42。案黄先生较早指出楼兰地区为西汉通西域之关键，其功甚伟，然而主张东汉时期此道萧条，至魏晋始复繁荣，则未免为考古材料所拘。后来学者多从此说。

[51]大海道的名称，见于伯希和P.2009文书《西州图经》残卷。原则上可以说，这个大海，是指今鄯善县境内的库姆塔格沙漠及其东南方向的噶顺戈壁（即唐代的莫贺延碛）。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地区考察时，从鲁克沁出发，西南行，渡鲁克沁河，调查了穷阿萨与克其克阿萨两个城址，并注意到附近的古道遗迹，同时又调查了得格尔（底坎）附近的古墩，曰：“据此，则此道或为汉唐以来通西域之大道。盖鲁克沁东为大沙漠区域，余已考证此沙碛，即唐之大沙海，宋之大患鬼魅碛。”见黄著《吐鲁番考古记》，考古学特刊第三号，中国科学院印行，1954, pp.12-13。当代考古学者对大海道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请参看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丝路开拓及路线变迁》，《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 pp.13-24。

[52]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p.104、pp.112-113。

[53]《初学记》卷二六引《晋永安起居注》：“太康四年，有司奏，鄯善国遣子元英入侍，以英为骑都尉，佩假归义侯印，青紫绶各一具。”

[54]《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所载后主于建兴五年（227）三月诏书。

[5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pp.105-107。

[5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下册，中华书局，1983, p.1029。

[57]魏晋设置伊吾地方机构的做法，也可能源于东汉。东汉以敦煌为基地，与匈奴争伊吾，会发生伊吾地方军政机构不得不反复在伊吾与敦煌间搬迁的情况。如果这种推想不误，那么东汉时候，就曾经有伊吾地方机构侨治（寄理）于敦煌。魏晋不过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已。

[58]王国维：《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观堂集林》，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 pp.865-869。

[59]《晋书·天文志》载魏明帝青龙四年（236）戊己校尉张就，击败来犯的“凉州塞外胡阿必师”，《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元年（275）和二年，戊己校尉马循讨破鲜卑阿罗多等，都显示出这一时期，威胁吐鲁番地区的游牧民族是鲜卑。孟凡人先生怀疑阿罗多可能是曹魏时出现过的车师后部国君，这时大概已经亡于鲜卑。见孟著《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pp.47-48。无论这种推测是否属实，我们可以深信，东部天山北麓，即原北匈奴控制的地区，已经沦为鲜卑势力范围。那么，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巴里坤草原一带，一定在更早就为鲜卑所控制。

[60]从后来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看，鲜卑本部似乎并不很多，早先役属鲜卑的敕勒却相当活跃。所以我怀疑，敕勒可能很早就已在鲜卑驱使下进入巴里坤草原。

[61]吴礽骧：《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之变迁》，《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 pp.1-15。

[62]《北史·西域传》高昌国条：“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63]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载《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 pp.3-12。

[64]郑炳林：《前凉行政地理区划初探（河州沙州）》，《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pp.69-80。

[65]吴礽骧：《玉门关与玉门关候》，《文物》，1981年第10期, pp.9-13。

[66]关于大煎都候，最重要的资料是79年马圈湾出土的汉简，请参看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pp.499-512；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pp.336-339。

[67]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 p.28。

[68]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 p.170。

[69]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p.57。

[70]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载唐著《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pp.333-343。

[71]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286-542；孟凡人：《楼兰新史》，pp.168-198。

[72]孟凡人：《楼兰新史》，“前凉楼兰史编年”，pp.244-271。

[73]金子民雄：《论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是怎样到达楼兰的》，载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pp.122-125。

[74]录文据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pp.246-247。

[75]孟凡人：《楼兰新史》，“李柏文书的年代”，pp.233-244。

[76]唐长孺：《高昌郡纪年》，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辑，1981, pp.21-34。

[77]确定这一年代的重要依据，是《初学记》卷八所引萧梁顾野王《舆地广记》的一句话：“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县。”

[78]孟凡人：《楼兰新史》，p.266。

[79]这个问题我将另外撰文研究。

[84]羊毅勇：《论汉晋时期罗布淖尔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300-315。

[86]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养树山房刻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页四十二。

[87]羊毅勇：《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及研究》，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155-169。

[88]吐尔逊·艾沙：《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调查》，载穆舜英等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pp.146-154。

[89]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页四十一至四十三。

[90]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pp.35-36。

[91]黄文弼：《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p.533。

[92]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pp.91-92。

[93]李并成：《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与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考》，《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pp.94-98。

[94]冯承钧：《高昌事辑》，载冯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p.54。

[95]《太平寰宇记》卷156，述此路程曰：“南三百六十里至荒过山，又千余里至吐蕃。”荒过山，是据《通典》别本（如朝鲜本）之误，不可通。参王文锦等点校本《通典》，第五册，卷174校勘记五四，中华书局，1988，p.4569。

[96]橘瑞超：《中亚探险》，中译本，柳洪亮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pp.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