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小分子活性肽骗局集团昔抗奶茶有什么作用?

诞生20年的互联网正迎来它的第二阶段,即从消费者互联网迈向产业互联网。互联网变成像水电一样重要的“数字能源”,重塑银行、医院、教育、交通、商贸、文化等几乎所有传统产业,对国民经济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互联网+”被写进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互联网+”被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也带来新一轮巨大的淘金浪潮。

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中国互联网行业逐渐形成了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三家公司为聚焦点的产业生态格局。他们在商务、社交、信息搜索等个各方面,改变了用户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许多人眼中,如今的产业互联网时代,BAT成了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底座”,其每一项投资、每一次战略运作,都会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格局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产生影响。

“互联网+”:BAT新跑马场

脱胎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互联网+”,正在成为BAT的新跑马圈地场。

2015年3月到6月,腾讯马不停蹄与河南省、重庆市、上海市、贵州省、深圳市等多地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城市等方面应用。

阿里巴巴也不示弱。4月22日,阿里巴巴、蚂蚁金融与新浪微博,共同在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宁波、南昌、青岛、太原等首批12个城市启动“互联网+城市服务”战略。

5月11日,阿里巴巴又与福建省政府签约,在跨境电商、农村电商、闽货网销、电商人才、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民生、互联网+医疗服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开展合作。

与此同时,在最火热的O2O领域,BAT也四处出击,腾讯投资大众点评,拿下58同城与赶集网合并后公司30%股份;阿里巴巴投资美团,收购高德地图;百度收购糯米网、投资去哪儿、Uber、易到用车

这一系列“互联网+”合作,早已脱离了BAT以往的互联网投资合作层面。占据互联网先天优势的BAT,正在新鲜出炉的“互联网+”领域,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

怎样的时代浪潮,促成BAT寻求投资的变化,将触角伸到更广阔的领域?

易观国际董事长兼CEO于扬说,中国互联网走过20年,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格局和产业版图,如今走进第三个10年,时代又已不同。

第一个10年里,互联网更多应用于学术科研领域;第二个10年,互联网行业和传统行业和平共处,催生了很多新经济,比如门户网站、游戏和电商等;第三个10年里,互联网开始改变甚至颠覆传统行业。

华泰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王禹媚将这种变化解读为两个互联网时代的更迭:互联网从第一代往第二代走,即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

第一代互联网起源于技术,供给创造需求,往往产业链比较短,主要是在线上完成,而且以流量变现为主,最核心的商业规则,是赢家通吃。

但到第二代,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能源”,开始重塑现实社会、各行各业的供需关系,产业链被拉长,不再是单纯的线上变现那么简单。

王禹媚说,第二代互联网的核心商业模式有两个,第一是往上升,是云化、大数据化;第二是往下沉,O2O化,服务行业相关领域,都会经历一个线上线下对接的过程。这也是BAT向上走、向下沉的根本原因。

这与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的观点不谋而合。2015年4月29日,马化腾在2015“互联网+中国”峰会上表示,传统行业对互联网有误解,先是认为互联网是虚拟经济,后来又将互联网定义为颠覆、冲突和替代事物。

“但实际上,互联网就是一个工具,应该所有行业都可以用。”马化腾说,这种和传统行业不断融合的工具,现在更准确的定义,是信息能源。”

这对于BAT公司而言,将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说,第二幕移动互联网进入高潮之际,中国经济未来将出现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国变成了只有传统产业公司和互联网平台型公司这两类型的结构;二是,主流产业真正利用互联网来提升效率。

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变化,马化腾介绍,腾讯现在的定位很清晰、也很简单,就做两件事情:第一做内容产业;第二做连接器,连接人和人、人和服务、人和设备的连接器。

李彦宏说,现在出现的各行各业垂直平台,本质是通过自己的平台把线下某一行业的主要厂商、服务商或商家吸引到这个平台上来。

而若干年后,每个行业都将产生非常强大的垂直平台,再加上BAT这样的通用平台,传统产业都会嫁接到这些平台上,依靠平台获得流量,获得客户、生意和利润。

但问题是,这是谁的“互联网+”?

BAT三位大佬的观点很明确:时代潮流下,这是所有行业的、所有人的“互联网+”。

谈及“互联网+”,李彦宏直言:“单靠我们的力量是做不成的,以我们为主也是做不成的。”

“这些行业必须以他们的行业特点为主,以他们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和深厚的行业积累为基础,再加上互联网的理念、技术,才能够真正地重新焕发青春,提升效率,让整个行业向前走一步。”李彦宏说。

马化腾则表示,“互联网+”的特点是去中心化的、场景化的、跟地理位置有关的,千人千面,但每个人需求都能实现,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去连接各行各业、传统行业,才能与在自身垂直领域作出成绩的合作伙伴进行整合。

他相信不只是腾讯,最终BAT都会走向开放,不管是数据开放,还是提供连接,几家公司是想把更多的信息孤岛连接到各自生态体系,让更多传统行业在这个体系中共生、发展,让生态体系里的用户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

但显然,BAT在“互联网+”时代的“开放”,并不是全网真正的开放,而是三巨头在各自生态里的相对开放。

可以预见的是,BAT三巨头谁都不准备在“互联网+”时代放慢脚步,不仅将继续盯准跟构建自身生态相关的企业,触角还将越发广阔、深入。

互联网行业观察者、5G咨询创始人洪波说,巨头投资O2O细分领域的初创公司很正常,国外的互联网巨头们也都是大的投资巨头,因为大公司更清楚怎样充分利用资金、资本的价值,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去产生资金的回报。

“BAT对各行各业企业的继续狩猎,对于创业者也是好机会,真要有想法,这个世界也不缺钱,即使不能上市,找到愿意投资的大公司也是不错的归宿。”洪波说。

不过这是否意味着三大互联网巨头会因此长成更大、更“重”的巨无霸,甚至大到失控?

没人知道。但类似的担忧声音已经出现,行业内有观点认为,趋势如果持续,在BAT已经成为“互联网+”浪潮底座的情况下,对于BAT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乃至国家的治理体系,都会带来不小的挑战。

甚至有人建议,商务部等部门应该主动审查,对BAT今后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并购案例,以及后期市场格局的失控风险提前进行把控。否则,各行业的“互联网+”,将变成专属BAT的盛宴。

当“互联网+”遇上监管

政府是“互联网+”的推动者,却也时时为它感到迷茫、困惑。当BAT争相与地方政府签订各种“互联网+”合作协议时,围绕“专车”监管的争议仍在不断发酵。

对政府而言,网络技术是天使,也是魔鬼,它是招商引资的新热点,也是屡屡挑战监管底线的“坏孩子”。

今年两会,“互联网+”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促进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网络巨头更是充分意识到,延伸战略布局,离不开与政府的互动。

2015年4月,阿里巴巴集团联合蚂蚁金服、新浪微博联合启动了“互联网+城市服务”战略,试图为地方政府提供“智慧城市”一站式解决方案,用户通过支付宝钱包、微博、手机淘宝等渠道,就可以查询违章记录、路况,还可以挂号就医。这一服务已在上海、广州、深圳等12个城市上线。

腾讯也不甘示弱,正以微信和QQ为平台推进民生领域的“互联网+”应用,未来将在微信平台加入“城市服务”,提供出行、医疗、旅游等服务。目前,腾讯已与深圳市政府签约,合作探索信息安全与金融创新。

一些地方政府更是主动探索“互联网+”潮流下的创新经济模式。贵阳立志打造“大数据基地”,热情地对互联网公司敞开大门,试图借助网络技术实现经济的“弯道超车”。

不过,“互联网+”带来的不仅仅是玫瑰色的景象。围绕“专车”的争议最生动地说明了互联网对监管带来的挑战。

2013年,滴滴打车、摇摇招车等出租车打车软件悄然流行,有关驾驶安全的争议开始出现。2014年,“专车”进入公众视野,触及“非运营车辆不得载客牟利”的监管红线,被多地叫停。一些地方政府“钓鱼执法”查处专车,引发车主抗议。而政府的态度并未对专车造成真实的阻力,打车软件仍在迅速普及之中。

不过,在互联网彩票领域,政府“动真格”了。本世纪初,我国互联网售彩形式开始出现,到去年末,网络售彩规模已近千亿元,售彩网站有300余家。但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仅有2家属于合法经营。今年初,新一轮彩票整顿开启,淘宝、新浪、腾讯等一大批网站均被叫停售彩,至今未恢复。许多中小网站已“改行”谋求生路。

与打车软件、互联网彩票相比,监管层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态度可谓开放,对于P2P、股权众筹的火热发展,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密集调研,去年底,证监会在网站上公布《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今年1月,银监会新设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部,负责监管P2P行业。目前,具体的监管措施还未正式出台。

在信息产业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目前对互联网监管的种种问题,都是正常的。

“互联网进入的领域多了,监管问题自然也会多起来。”邬贺铨表示,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拓宽了互联网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互联网之风已经从最初的消费端吹向了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产业与公共服务领域的监管模式自然会受到冲击。

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挑战监管底线。当创新的“恐龙”戳破了传统的监管“笼子”,问题就产生了。比如,专车打破了“运营车辆才可以载客经营”的法律底线,互联网彩票冲击了“获得有关部门批准才可销售彩票”的法律底线。无论百姓多么欢迎专车、为专车“叫屈”,在法律法规没有修订之前,它客观违法的现实不可否认。

其次,挑战监管模式。创新往往是融合、跨界的,而监管模式往往是线性、单一的。比如,互联网金融跨越了银行、保险、证券、互联网等多个行业,而相关行业的监管却是“各管一摊”,银监会监管银行、保监会监管保险、工信部监管网站,对于融合式创新,监管部门缺乏联动、灵活的应对机制。

最后,挑战监管效率。在互联网的世界,创新的商业模式迅速生长,规模增大,企业数量增多,“管不过来”成为监管部门面临的难题。比如,电商火热起来之后,假货问题开始出现,这对工商部门构成了挑战——那么多电商网站,那么多假货,怎么查?

当互联网遇上监管,种种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专车领域,国外的专车软件Uber在西班牙、印度等地也曾遭到抵制。

其实,应对互联网创新,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积累了一定的监管经验。以网络支付为例,2004年,支付宝等一大批第三方支付公司开始出现,它们不是金融机构,却在从事支付业务,违反了当时的法律规定,且容易引发诈骗、洗钱隐患。但客观上,网络支付的发展确实大大方便了百姓的生活。

在多次调研之后,2010年,央行颁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

2011年,央行颁布了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这一业务终获合法地位。在互联网创新领域,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可以算是一个极佳案例。

要监管,更要做好公共服务

“面对创新,监管的滞后是正常的。”互联网实验室总裁张笑容表示,“一个新事物刚刚冒芽,不观察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它怎么发展,更不要提怎么监管了。”

在邬贺铨看来,监管部门需要积极应对互联网搅动的市场变化。他说,如今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诸多创新主要在于商业模式,这些崭新商业模式的存在,一定是需求驱动。对此,政府应对市场需求和商业模式进行充分调研,拿出有公信力的解决方案,维护市场的秩序。

北京市经信委高精尖办公室顾问黎江表示,政府监管的一大初衷是为了应对创新引发的各种问题,然而,许多问题是不能仅仅靠监管解决的,而是要靠政府主动的服务与创新。如信息安全挑战、各行各业的数据资源共享、信息技术标准制定等等。在这些方面,“管”字当头,无助于解决问题。

“可以说,互联网的创新,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黎江表示。

以“专车”为例,专车之所以风行,是由于其调动了分散的私家车闲置资源,顺应了“分享经济”的大潮;此外,在出租车服务容量有限、公共交通不够便利的条件下,专车也是大众的“刚需”。因此,在应对专车问题时,就应该一方面研究专车的合理性、准入门槛、管理方式;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优化出租车服务、完善公共交通服务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

再如金融安全领域,如今不少非法集资活动披上了互联网金融的外衣。对此,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表示,监管思路不应仅仅停留于查处、打击网络非法集资,而是需要考虑引导网络理财产品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体系、创立非法集资的“黑名单”,完善征信体系,提高非法集资活动的成本。而要从根本上整治非法集资,必须疏通草根金融脉络,要给民间借贷正名,要打破金融垄断。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创新固然顺应了市场需求,但是,对于其衍生的问题,互联网企业也应理性应对监管的介入。在这方面,今年年初阿里“叫板”国家工商总局的案例,不无启示意义。

张笑容表示,互联网创新是否符合市场的需求,会经历市场的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在监管过程中,政府部门应给予创新一定的成长空间;同时,监管需要建立灵活、联动的监管模式,否则很难应对互联网的快速、跨界发展。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发起人、宏源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易欢欢曾这样描述他对互联网创新的监管态度:“有效监管十分必要,但宜疏不宜堵。好比一枚蛋里会孵化出小鸡还是恐龙,谁也说不好,不应该提前把笼子牢牢罩上”。

作为上海文广集团(SMG)总部所在地,上海威海路298号的上视大厦经常有贵客上门,经常到有些平常。不过,2015年6月4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此出现时,还是引起了骚动。

当天下午,阿里巴巴宣布12亿元投资SMG旗下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占股36.74%,成为仅次于SMG的第二大股东。

在外界的某些解读中,这笔投资被抬到互联网与传媒革命的高度。而之于阿里巴巴,它最大的意义,不过是为阿里“帝国”的版图再添一城而已。

和中国互联网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中的其他两家一样,阿里也极为忌惮“帝国”一词,尽管在外界看来它们的确是。过去十多年,依靠技术、用户及流量优势,BAT构建起三个庞大的互联网商业帝国。

而与最初的野蛮生长期不同,如今BAT之间的争斗,已由明转暗,除了核心业务的内功修炼,频繁的投资和并购成为BAT扩充同盟阵营、构筑护城河的核心手段。

“商业帝国”,正在转变成“资本帝国”。

没人知道,这三个“资本帝国”的边界在哪里。人们只看到,频繁的资本运作、卫星式的生态布局下,三个“资本帝国”不断扩张,再扩张。从传统互联网,到新兴的“互联网+”,从搜索、电商、社交,到金融、物流、健康、制造、文化······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错综复杂。

阿里巴巴的胃口越来越大,大到让人有些看不懂。

以2014年为例,据不完全统计,阿里巴巴动用了60亿 ~ 70亿美元,投资或并购了36家公司,平均下来,每家公司能从阿里巴巴拿到10亿元人民币。

从范围上看,这36家公司的分布广阔到几无“章法”:新浪微博、陌陌、UC浏览器、友盟、美团、穷游网、在路上、丁丁网、快的打车、高德地图,优酷土豆······几乎涵盖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各个领域。

你或许会用大手笔或大布局来形容,而一位媒体人用了一句更形象的话来概括:“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是指哪打哪,而是打哪指哪。”

更为“障眼”的是阿里巴巴和马云的操盘方式。36家公司当中,很大一部分来自阿里巴巴或马云参与的“云”字系投资机构——云锋基金、云溪基金以及云煌投资,等等。

比如,2014年1月13.2亿元收购中信21世纪54.3%股权,2014年4月12.2亿美元注资优酷土豆,两起投资案例中,云锋基金都参与其中。而云锋基金内部的股权结构中,又与马云本人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马云对此的解释,犹如他热衷的禅学一样让一般人有些捉摸不透:“以前阿里巴巴是从无做到有,现在是从有做到无,无处不在的无。阿里巴巴许多投资让人看不懂,看得懂就奇怪了,10年前也没人看懂过阿里巴巴。”

如果从时间线上来归纳,阿里巴巴的“什么都买型”投资,就显得有规律得多。最有趣的时间节点,是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美国上市日。

阿里巴巴2014年对36家公司的投资或并购,超过30起是在10月份之前完成,而9月19日成功上市后,阿里巴巴的投资密度明显下降。

这不能不让一些人怀疑,诸多广撒网大手笔投资,有侧面推高上市股价之嫌。

除了与高股价的千丝万缕联系,阿里巴巴“什么都买型”投资之外,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投资文化传媒。

如果仍以2014年的36起60亿 ~ 70亿美元的总投资或并购案例来计算,这其中,超过38亿美元都投在了文化传媒领域,占这些投资总额的半数以上。

而今年6月投资第一财经,则为阿里巴巴的文化传媒投资名单再增加了一个名字。在此之前,这份名单上已经是很长一串:《商业评论》、新浪微博、文化中国、华数传媒、优酷土豆、虎嗅网、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北青社区报······

如果与BAT另外两家巨头——百度、腾讯对比,就不难理解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执着于“文化传媒梦”。

百度和腾讯的核心业务——搜索和社交,天生自带优越的媒体属性,而以商业起家的阿里巴巴,天生缺失媒体基因,是其最大痛点。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马云为阿里巴巴以及自己布下的文化传媒局,又是维系阿里生态体系的关键环节。

作为以电商起家,如今在金融、物流、健康、文化领域均有涉猎的商业集团,阿里巴巴的投资布局已经吸附了难以想象的海量用户、资源、信息、数据,阿里巴巴生态体系甚至已经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

好处自然是企业和企业家个人的地位与利益的快速集聚,但风险是,一旦整个生态系统超载而崩溃,其带来的危害将不只是企业和企业家层面,甚至是整个社会。

而除了金钱与枪炮,舆论与思想,是把控风险的最好利器之一。

只不过,阿里巴巴盘根错节的投资体系,加上以文化传媒为重的投资布局,一方面或许是回避未来风险的重要保险,但另一面,四面出击与日益庞大的控制企图本身,恰有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源。

马云和阿里巴巴可能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腾讯:从“公敌”到“大树”

腾讯的扩张故事至少要从5年前开始说起。

2010年7月,《计算机世界》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名叫《“狗日的”腾讯》,文字“恶毒”,言辞辛辣,但却描述了一个当时甚至连腾讯都无法全部反驳的事实——抄袭。

QQ团购、QQ游戏、QQ医生、QQ影音,乃至QQ本身,这些经典产品的思路总结起来,就是一条,“别人做一个,我们也砸钱做一个,我们更有钱,然后,别人死了”。

但这一切正在成为历史。

一位腾讯的中层说,现在腾讯的思路是另外一条,“别人做一个,我们不做,等别人的那个最终从市场竞争胜出,我们再介入,当然不是再做一个,而是投资别人,帮他做大。”

简而言之,做一棵庇护树苗的大树。

对腾讯而言,成为大树好处有两点。一方面,从为人所不齿的互联网“公敌”,转变成“别人”的庇护所;另一方面,则是依靠这些茁壮成长的树苗,构建腾讯的防护林。

于是,最近几年,腾讯的投资并购动作,几乎都遵循这一中心思想。

比如,腾讯投资入股的大众点评、京东、58同城、滴滴打车、饿了么等等,都已经是所在细分领域规模或份额数一数二的公司。

从总量上看,2014年腾讯的投资案例和金额其实比“土豪”阿里巴巴还要大,2014年BAT投资的94家公司中,与腾讯发生过资本关系的有44家,腾讯为此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406亿元。

不过,相比阿里巴巴,腾讯的投资并购布局有两条明显的主线,一条是O2O(线上线下融合业务),另一条是游戏。而两条主线背后,则是腾讯“大树”的两大主干——微信、手机QQ。

先看O2O,2014年,腾讯在O2O领域投资并购了超过10家相关的公司,而除了现金,腾讯付出的还包括被不少人神化的微信入口。

对于腾讯而言,微信虽然不能直接产生价值,但生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离线下生活场景更近的优势,让它成为一个连接线上与线下的最佳连接器。

最典型的是京东。2014年,京东全年完成订单量达到6.89亿元,同比增长113%。而腾讯注资,接入微信平台后,京东移动端的订单增长迅速,四季度移动订单同比增幅达到惊人的372%,微信引入的流量贡献巨大。

所以,腾讯的投资,与其说是围绕微信布局,倒不如说是众多互联网公司追逐腾讯,希望获得“微信入口”这一腾讯的“战略投资”。

另一条主线游戏,则与腾讯当下的业务收入有莫大的关联。2014年腾讯全年营收789.32亿元,其中网络游戏收入447.56亿元,超过半壁江山,以此称腾讯是个游戏公司都不为过。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14年BAT投资并购的11家游戏公司中,8家的交易皆由腾讯完成。相对于阿里巴巴和百度更为直接的商业模式,腾讯的营收必须依靠从社交到游戏的转化,这使得它不得不竭力维持在游戏研发、代理、运营方面的投入和占比。

但正如阿里巴巴,腾讯最大的依仗,也最有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

2013年11月,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内部沙龙上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运行规则与PC互联网时代完全不同,腾讯如果没有微信,可能是一场灾难。

微信也被业界称为第一张移动互联网船票,帮助腾讯顺利出海。但令人担忧的是,微信正在超出船票的概念,被腾讯打造成一艘超级战舰,公众平台、游戏、支付、O2O······微信承载的内容已经越来越重。

和阿里巴巴、腾讯相比,百度似乎总是慢半拍。

2014年,BAT投资并购的94家公司中,只有15家与百度有关,总资金预计20亿 ~ 30亿美元,而这其中公开投资金额的最大手笔——50亿元投资万达电商,还有腾讯参与。

这似乎不是百度以往的投资风格,就在2013年,百度还曾创下过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并购资金规模记录——豪掷19亿美元收购移动应用分发平台91助手。

而在2014年启幕的,人人都是天使投资、个个都是创业者的疯狂年代,项目少、钱不算多的百度,也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不过,在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看来,却未必如此。2015年5月29日,美丽的西南边陲城市腾冲,百度第十届联盟峰会在这里举行。李彦宏在会上讲解最新的产业思考,并宣布百度的“三不政策”:

百度要坚决做工具,不谋求控股,更偏重培养生态而不是控股;不划分阵营、不贴标签,大多数公司都是独立人格的公司,是平等、开放的合作关系;每个行业都有做的好的地方,百度是3600行的通用平台,要在未来更多地连接起3600行中的佼佼者,不怕被洗掉用户。

这被一些业界人士解读为“李彦宏对过去百度全资或控股投资风格的矫正”。

正如曾经负责百度投资业务、于2014年8月离职的百度原副总裁汤和松所言,百度不再单纯追逐概念,像撒胡椒粉一样地投资,只有美丽的概念还不够,还要关注收购所带来的实际价值。

李彦宏也直言,相比于外界更多着眼于投资的部分,真正让他兴奋的,是战略合作。2014年12月投资打车软件鼻祖Uber时,李彦宏也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出席Uber媒体活动,而没有参加2013年收购91助手的发布会。

这可能意味着,李彦宏在两年前就已经有所考虑。

在更前沿的领域,百度也已有所行动,比如,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无人汽车等领域开始作为,甚至专门挖来“谷歌大脑之父”吴恩达。

2014年6月,百度还开始举办“The Big Talk”线下活动,在北京太庙、硅谷计算机博物馆等多地,先后请来《数字化生存》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世界虚拟现实技术领军人物杰里米·拜伦森,麻省理工大学人类动力实验室主任艾利克斯·本特兰等重磅嘉宾分享最新研究心得。

而在投资方面,过去一年多来,百度对国外的技术型创新公司情有独钟,分别投资过来自以色列的视频捕捉技术开发商Pixellot、芬兰室内导航技术服务公司Indoor Atlas。

这些动作,让百度看上去最像BAT当中超凡脱俗、仰望星空的那家,李彦宏看上去也似乎是三位大佬中“野心”最大的那位。

当然,换种角度,也可以认为,李彦宏和百度更像在赌一个更长远的未来。

这一豪赌的代价并不小。2014年,百度总收入490.52亿元,利润131.87亿元,而BAT另外两巨头,阿里巴巴收入525.04亿元,利润234.03亿元,腾讯收入789.32亿元,利润238.16亿元。数字上,百度已经掉队。

市值更明显,BAT中,2014年成功上市的阿里巴巴最高,在2014年底达到2583.6亿美元,腾讯以1358.9亿美元位列第二,而百度为799.6亿美元,不到阿里巴巴的1/3、刚过腾讯的一半。

不过,现实远比数字复杂。有人认为,慢半拍的百度,错过了这个移动互联网的黄金时代。但亦有人认为,百度避开了这个充斥着泡沫的移动互联网大坑。

或许,只有时过境迁,才见分晓。

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西区,一条北临北四环、西靠苏州街、原是海淀图书城步行街的细小街道,如今热闹非凡,人气超高,甚至成为北京一道新景,这就是中关村创业大街。

这条定位于创业服务集聚区、科技企业发源地的创新创业特色景观大道,如今已集聚了车库咖啡、3W咖啡、Binggo咖啡、飞马旅、36氪、言几又、创业家、联想之星、天使汇、JD+智能奶茶馆等一大批创业服务机构。

中关村创业大街甚至成为外地创业者的朝圣地。但凡外地过来的创业者,如果不去中关村创业大街走一遭,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经历过这个创业的黄金时代。

“这时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地方能超过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在探访中关村后如此感叹。

这股风潮不仅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在更多城市,在实体经济增长放缓之后,在互联网从第一代走向第二代的进程之中,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之下,中国互联网的创投江湖从未像今天这样热闹过,疯狂过。

3W咖啡馆往南边不远处,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股权众筹机构天使汇。创始人兰宁羽曾是一家音乐网站CEO,乐队主唱和键盘手,一个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如今身处创业大街的他,去年每天平均能接到100份商业计划书,今年4月开始,这个数字涨到了300份。

兰宁羽坐在二楼临街的天使汇会议室窗下,用眼示意窗外的中关村创业大街说,天使汇只解决创业者融资这一件事,但在这条大街上,你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任何创业所需的要素,人才、合伙人、联合办公区,等等。

天使投资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一天能接到400500封邮件,真格基金一个月能看810个项目,一年100个项目;在李开复的创新工场门口,天天都有前来递商业书,等着与投资经理聊5分钟“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

高校、媒体、企业,任何能够创业的地方,都在搞创业大赛、创客大赛,报名数往往超过组委会的预期;每天都有新的创业公司诞生,有的人年纪轻轻就已是连续多次的创业者;每天都有创业公司宣布获得融资,天使、A轮、B轮、C轮、领投、跟投、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上市

这种感受并不虚幻,数据是最好的例证。根据清科集团的统计,2015年5月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176起,披露金额案例数138起,总投资金额达53.49亿美元。

如果与去年这个时间对比,那么这些数字分别是:投资案例85起,披露金额案例79起,投资总金额23.55亿美元——基本差了一倍。

还有一个更直观的数字——2014年以前,投资机构考察一个项目后,决定投资的正常周期一般是2个月,但自从2014年7月开始,投资机构之间抢一个好项目,到了这周见面、下周钱就到位的地步。

再来看一些更具体翔实的数字。清科数据显示,2015年5月,中外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集和新设立基金数共计107支,其中63支新募集基金,披露募资金额59支基金,共募集金额47.68亿美元,44支新设立基金,披露目标规模24支基金,计划募资125.95亿美元。5月募资金额是4月募资金额16.84亿美元的2.8倍,创2015年以来募资新高。

创业者最头疼的缺钱,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最好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几近疯狂的创投江湖中,人人都在比赛,看谁做得大,谁花最短的时间找到ABCDE轮融资,谁投得划算,谁投资回报大,但比来比去,到最后,谁都绕不过创投江湖中的大佬。

比如,大多数时候,谈及融资,创业者都会想到红杉、IDG、今日资本等知名VC,以及老虎、DST、日本软银、华平、泛大西洋、中信产业、新天域等PE基金。

这些传统大佬有魄力、敢于“豪赌”,在阿里巴巴、京东IPO等案例中获得巨大收益便是最好的例证。

但这些投资者通常钱多人少,虽然也会同时看很多项目,而真正进入操作阶段的项目在两三个月的周期里不会超过两个,因此,绝大部分创业公司无法奢求获得它们的投资。

雕爷牛腩、河狸家创始人孟醒,对此深有感触。他说,通常A轮、B轮融资是创业者挑投资者,因为市场上能投天使、A轮的太多了,几百家机构在等着;但C轮几千万元级别的机构可能就10家,如果寻求C轮时遭到8家拒绝,就没有可谈的了。

不过就在老牌VC感叹项目太贵、纷纷转向初期项目时,一些早期项目的获利者纷至沓来。这一阵营以BAT级别的互联网巨头、京东和58同城等第二阵营互联网公司、以及传统巨擘万达、复星投资基金为主力。

这一阵营的投资者,或为了自身生态的成长、业务需要,或为了纯粹的财务投资,开始接过传统VC/PE手中的棒,成为最后的接盘者。

典型案例便是,合并前的滴滴在2014年12月获得的超过7亿美元的D轮融资,投资方包括淡马锡、DST、腾讯;随即快的在当月底宣布完成超过8亿美元的D轮融资,此前的投资方阿里巴巴、老虎基金等都参与跟投。

之后的经典案例,还包括58同城与赶集网合并之时,腾讯出资4亿美元购买58同城新发股票,接过原有赶集网投资者的股份。

在全球范围内,BAT等互联网巨头在新一代创业公司的融资和发展过程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几乎所有估值能够达到10亿美元、尚未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里,都有BAT的身影。

对于互联网创业公司而言,BAT互联网巨头们给创业公司带来的价值除了资金之外,还有业务和资源上的协同帮助。

不过,这也带来另一个担忧,是否会再次陷入互联网初始阶段的尴尬境地——站队,以及被BAT复制吞噬。

按摩O2O创业项目“功夫熊”创始人王润认为,这一担忧没有必要,因为BAT如今已越来越像VC,而不是亲自下场的运动员。无论是传统VC,还是BAT,或A股大佬们投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回报。

创投江湖看上去热闹非凡,但更大的担忧已经在行业内蔓延:这一切是否是虚假繁荣,是否有泡沫?

获得大众点评领投的外卖O2O美餐CEO赵骁说,这两年创业特别火热,有的人是为了创业而创业,有的人则是真正发现了需求而激动得想创业。“我个人更喜欢创业的头三四年,市场上的资金没有这么充裕,谈论创业也没有这么流行,我们很喜欢自己做的事,觉得自己能创造价值,而不是陷入大环境中的某个环节。”

在赵骁的记忆中,那时候红杉资本只投资迅雷这类公司,两三个人的团队根本拿不到投资,早期创业者面临很多窘境,不像现在,几个月创业很容易拿到天使创投。

赵骁说,这也是好事,可以让真正有才华的人拿到钱,这也是供需关系的改变,过去有抱负的创业者要一个个投资者去谈,现在谈了一两个,投资者就纷纷抢你。

他并不否认泡沫的存在,但初期多点泡沫并不可怕,挤出的也是投资人的钱,而投资人都有投资组合和财富盈余,聪明的投资人是能赚到钱的,不聪明的投资人不在这其中被挤出去,也会在股市或其他途径被挤出去,这是资本本身的特点。

王润则认为在“互联网+”的范畴内,不存在什么泡沫。他相信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就像当年电商颠覆了零售业,传统服务业一定会被“互联网+”颠覆,因为用户方便了,商家提升了效率。“只是赛道一定会出来N多选手,最终争夺个输赢。”

孟醒表示,风险投资的发明极大缩短了对人类有帮助的企业的成长过程,无一例外,尤其在互联网领域,所有一切优秀的公司,都有风险投资在背后。

在他看来,泡沫虽然有,但是阶段性的,一段时间特别热,一段时间就冷些,例如2014年78月份,投资机构还在疯抢项目,但到了2014年的1112月,就冷静了些,一切都是市场行为。

对于火爆的创业投资氛围,一向感性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却显得相对理性。他说,现在100个人创业会有95个人死掉,你连声音都没听见,还有34个是看着他死去,到最后只有1个人能把握住各种机遇。

“创业很困难,你再搞个阿里巴巴试试看,反正我们是搞不出来了。”马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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