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着七大方言，其中包括：

官话、粤语、吴语、赣语、闽语、湘语、客家语

，往下细分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的方言也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

说到差点成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方言，大家常常能想到的或许就是粤语、四川话和河南话。

曾有一个传言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辛亥革命以后

，清王朝的覆灭和新的民主共和国诞生。

民国政府决定面向社会宣布，选择一个方言作为国家的通用语言。

听到政府消息的人们，纷纷向政府提议选择粤语，而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先在广东发起了革命。

提议这个方言的人们解释道，因为粤语是从古流传至今的方言，在古时候也被称作雅言，尽管现如今的中国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儒家所强调的礼，粤语的雅则正好与儒家相适应。

除了粤语提议呼声最高的还有北方话，

在当时有近一半广东籍的议员的情况下，

原本选择粤语成为国语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建议，粤语就以一票之差遗憾落选。

孙中山先生跳出了乡土观念的局限性，告诉大家要以大局为重，自古说北方话的人数就要比白家话多，应该更加注重大众的需求。

粤语，俗称白话，又叫广东话。

改革开放以后，娱乐事业开始逐步发展的香港向内地传输了许多精彩纷呈的粤语电影和粤语歌曲，大众对粤语的学习热潮也被激发了出来。

时至今日，粤语仍然保留着许多古代汉语的特色，它是保留古代汉语特色最多的一种方言，但与流传通用的北方官话来说，它的确少了部分竞争力成为“普通话”。

西晋五胡乱华时期，北方的统治权落入到了外族人的手中，中华地区战争不断，大量人民开始向南方迁徙定居，这又是一次文化与语言的融合沟通。

安史之乱之后，中原汉人接连南下，这进一步地缩小了古粤语与汉语的差异，但这并不能证明“差一票之选”的故事的真实性。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政治中心一直都在北方，北方作为官话的历史是粤语无法比较的。

，明清开始北京就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话早就作为官话传播到全国各地，被各地的人民群众认可。

从黑龙江再到云南，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几乎都在使用北京话。

，蔡元培也曾主持召开过读音统一会议，会议的主旨就是“京音为主，兼顾南北”，当时所说的票选官方语言的会议也多半为杜撰的事件。

四是根据黎锦熙先生的《民二读音统一大会始末记》

，这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民国二年制定国音和注音字母的过程，民国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最后确定下来一共80人，来自广东的会员只有4人，根本左右不了会议结果。

再说到四川话，现如今众多的短视频软件里，许多博主所用到的AI配音方言都是四川话，许多外地人也开始学起了官方的西南官话，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四川话的受众度之高。

但关于四川话的“差一票当选”的真伪，我们还需要认真地辨别。

传言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十分的重视语言文字的统一、研究、普及和运用，因此在1955年展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在会议场上，许多研究文学语言的专家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地辩论着哪一个方言更加适合人民大众普及使用，

其中关于西南官话和北方话哪个更适合，成了最为激烈的一场辩论。

经过大家民主投票，四川话还是因差一票遗憾落选，在这次会议上国家通过了“以北方语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的决议，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就从此开始了。

为了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从民国使用到建国所用的“国语”产生任何歧义，

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中，将官方语言定名为“普通话”。

其实在当时并没有进行投票以选择那方方言为基础的票选活动，因为“国语”已经推行使用了几十年了，

全国群众都已经形成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通用语言。

河南处在古中原的方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因此在“xx语差一票成为官方普通话”的话题中，河南也被常常提及。

关于这个话题的真伪前文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地辨析。

借助这个话题，其实相较于四川话、河南话、粤语，南京话应该才是北京话的最大竞争对手。

明初定都南京，南京话因此广泛被使用，再到永乐年间内蒙势力蠢蠢欲动，为了镇压北方边界的反动势力，皇帝朱棣带着十几万人口迁都到了北京。

迁都以后，北京话就一直受到南京话潜移默化地影响，因此就有学者根据当时传教士所记录的汉语官话表示，明朝的官话不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而是以南京话为基础。

但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三个方言都没有成为我们现如今的标准普通话呢？

从古至今中国随着朝代的更替，产生了许多种官话也就是普通话，也就是政府公认推行的为人民大众所说的语言。

东周时期，洛阳语就作为当时的官方普通话被广泛使用，素王孔子在《论语》中提到：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当即以中原某一部族语言或方言为基础开始扩展

，直到春秋时代，“雅言”已经覆盖到了燕、齐、陈、秦、晋诸夏地区，并出现推广到了楚、吴、越地区。

秦汉之后，中国局势分合不停，各个民族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进行交融。

汉民族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上，都是胜利者，在分分合合的过程中雅言延续下了汉民族的共同语言，不断进行扩大普及。

再到隋朝，隋朝音韵家陆法言开始着手编撰修订《切韵》，这是一本集前代韵书之大成的书籍。

它以“广文路，赏知音”为编纂宗旨，虽原书已佚但后世也记录了原书的三分之二，陆法言缜密而又精确地编写，为唐朝的韵书编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韵声的统一标准对国家官话的使用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规范作用，唐朝时百官在《切韵》的基础上修订了《唐韵》，《切韵》也被选作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延续至宋朝。

再到元朝，蒙古统治者统一中原以后建立了统一的大元王朝，他们面临了多民族、多语言共存的局面。

为了巩固自身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蒙古统治者对新王朝的语言文字进行了确定使用，并且对不同族群进行了等级划分。

八思巴字被确立成为了国家的官方通用语言

，对元代的文化发展事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通行，也丰富了元代的文化出版事业内容，言语兼用成为了元代社会语言最典型的特点。

明朝时，因开国皇帝高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定都，因此南京话一直都通行在政府的日常办公环境中。

到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以后，

。历来南京话作为官话作为通言在经济发达的南方诸省尤其通行，迁都以后，南京话的优势也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绪论篇曾写到过他对官话的理解：

官话是以宫廷人士的发音为准，在中华帝国的任何地方，官员们以及念过书的人都会讲这种话。

随着北京作为国家都城的时间增加，北京话逐渐与南京话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北京话，开始在社会当中通行，北南官话对峙以北官话的胜利划下了句号。

在康熙王朝时，一位名叫李光地的重臣的主持下修编了出了《音韵阐微》，在这本书中对当时将近6500多个常用北京用字读音进行了规定。

再到雍正时期，就正式地规定了北京话为大清王朝的官方语言，上层阶级通行的语言也慢慢地开始在民间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在都城周边的居民，大家都能够非常流利地说一口北京话。

1728年，雍正为了将北京话能够顺利地在南方推广，还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如今培训机构的“正音书馆”，由此可见在封建王朝时代，北方话作为官方用语早已开始被广泛使用。

到清中叶以后，北京官话的影响逐渐超过了南京官话，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标准音一直使用到了民国，还被民国政府继承了下来，确定为了民族的共同语言。

再说到如今的普通话，“普通话”这一词最早是源于清朝末期。

1902年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学家吴汝纶在前往日本考察期间，在跟日本学者进行讨论语言系统统一的重要性时被提出的一个词汇。

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以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国力相较于幕府统治时代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因此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向吴汝纶提出想要中国进步就应当推行语言的统一。

，我国女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先驱秋瑾在日本留学时就曾拟定过一篇文章，其中也曾明确提到过“普通话”一词。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各种新式词语不断出现在国民的眼前，

“国语”一词也得到了广泛地传播。

将官话统一称为了国语，

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

1911年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取代了明代修订的《洪武正韵》，并得到了大力的推广。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国语”这个词语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当时民国政府的承认。

1918年，教育部公布了“国音”的字母

，1919年吴稚晖先生则出版了《国音字典》，为国语的推行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但在国语推行不到两年以后，知识界就爆发了一场关于北京语音和国音的大辩论，俗称“京国之争”。

最终结果是国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废弃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老国音。

据史料记载，民国二年（1913年），国民政府为了全国人民可以顺利地交流沟通，的确曾对哪一门方言成为普通话进行过投票。

这个投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票选出官方语言，而是为了在当时前清使用的北京官话的基础上再确定6500个常用的汉字标准读音，参与修订的人都是学术界中的翘楚如蔡元培、吴稚晖。

在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行，白话文的热潮也逐渐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开来，

对于统一的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探讨也逐渐多了起来。

著名汉语言文学家黎锦熙先生就曾说过：

“所谓国语，乃是全国人民用来表情达意的一种公共语言，人人都能说，却不是人人必须说，因为常言道得好，‘官腔莫对同乡打’，虽然不是人人必须说，却要人人能够说，为的是大家都是中国人。”

1932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音，此后民国政府规定小学母语教育标准以国语为准，为的就是能够更加规范的教授白话文。

再到新中国成立之时，确定了北方官话作为我们现如今一直使用的标准普通话。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先生就一直推崇将“国语”改称为“语文”

，在小学教材编程的规定中就强调过：“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按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则正式地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了“普通话”

从古至今，每有一场大的改革发生之时，语言作为沟通的工具始终都会被提到。语言的统一不仅能够帮助政令的更好施行，也能够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交流。

方言是中国文化个性的展现，它作为一个沟通的载体，将不同地区人民的风貌通过语言的方式展现在了大众的面前。

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就曾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阐释过：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

“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

普通话的推广，为我们搭建了与外人交流的平台，它展现出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有容乃大。

方言的存在，则是向大众展示了中国强大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有足够的土壤让这些语言文化扎地生根。

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和规范，使得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的认同感逐渐增强！

1.青岛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明代来华欧洲教士所记汉语官话——非明代汉语官话“南京标准音说”》

2.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课题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应规范——“汉语”不能等同于“普通话”》

3.时政热点《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