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座城市的居民来说，这是辆再普通不过的公交车。车里朝九晚五的普通乘客，不会在意车厢里的那些特殊面孔，更不愿意听完他们手提袋里的那些冗长故事。

他们被称为访民——这座城市突兀的闯入者。对于他们来说，从北京站到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再到北京南站东庄的“上访村”——北京的20路公交，他们的进京上访之路——意味着通向希望或是通向绝望。

在这条路上，有人走过一次，也有人走了几十年。吉林人吴桂华就是这样一个上访者。2013年5月，北京火车站，当又一辆20路公交车启动，她突然意识到：上访这条路上，自己已无法回头。

几十年里，这辆公交车上每天都运载着吴桂华这样的“闯入者”。他们不断从这个国家的村庄、城镇里涌向北京。他们中的一个人曾在网络上写道：这是一段“朝圣之路”。

嘈杂的北京站每天都会过往几万旅客。刚下火车的上访者就随着这些人流向公交车站聚集。20路最开始的行驶轨迹，一路向西，开向天安门广场——从刘伯温设计这座城市，那里便是王朝的中心，如今它依然是外来者向往的地方。

前门东之前那一站，名为“正义路”。过去是高柳垂阴的“御河东堤”。历史上，这条路上发生过很多事，五四运动、审判“四人帮”……每一件都关乎这个国家的命运。

对于上访者来说，这也是一条通向正义之路——当然你很难说清他们心中“正义”的定义：有时候它意味着沉冤得雪；有时候它意味着惩奸除恶；有时候，它意味着法不容情；但有时候，它也意味着上访得毫无道理。

吴桂华坐上20路的两个月后，一个名叫龙和的63岁湖南土家族老人第三次来到这座城市。没有钱，怕被打，那天他没敢登上这辆公交，而是按照20路的线路走了5个小时。

他住不起15块钱一天的床铺，每天睡在路边。这几天北京大雨滂沱，他只好躲在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外的高墙檐下。吴桂华也在最拮据的那几日，与其他上访者一起睡过桥洞。直到某一夜她猛然惊醒，发现有个年轻的流浪汉在摸她的腿。

离开湖南的时候，龙和身上只有70块钱，他花50块换了一张北上的车票。这张票无法完成全部的旅行——剩下的里程，听天由命。这一次进京，龙和决定“不解决问题就不回去了”。几年前，他的两个儿子因盗窃入狱，留下4个年幼的孙儿给他照顾。他成为家中惟一的劳动力，而精神病发作的老伴在他下地干活时，将孩子扔进了池塘。

龙和不懂法律也请不起律师，他只知道一个名词叫“监外执行”，一个名词叫“改判”。他执意要求政府能“改判”，至少能还他一个儿子回来“监外执行”。在家乡，他听说有人上访赢得改判——这是他两次进京上访无果仍未动摇的“信心”。

吴桂华同样对翻案充满信心。她本在吉林开着一家美容院，直到一位客人刮痧后因肝硬化死亡。法院认定那次刮痧与死亡相关。经过牢狱之灾、事业全毁，她开始期待通过上访还自己一个公道。

似乎不是一个好兆头：这一天，吴桂华乘坐的20路并没驶向那条叫作“正义”的马路，而是在正阳门前转弯向南开去。

汽车转弯的时候，吴桂华远远望见毛泽东纪念堂和那座红色的天安门城楼。“承天启运”、“受命于天”，六百年前，天安门成为皇权的象征，是新皇登基、诏令颁发之地。

打那时起，自认为含冤的中国人就开始背井离乡千里跋涉，冒着杖责、“滚铁钉”的风险上京告御状。在清代，这被称为叩阍、京控，如申诉不实可能被杀头。

共和国时代，这条进京上访之路仍然延续，只是人们已不用担心遭受皮肉之苦。

“毛泽东是党的信访工作的伟大奠基者。”——这句话出现在1994年出版的《中共党史》里。1951年，毛泽东对于如何处理群众来信进行了批示。这一批示直接影响了当时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县级以上政府专门设立接待室接待群众，并要求“保护信访人，严禁打击报复”。后来“三反、五反”直到“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第二届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信访都成为政治斗争无法摆脱的一部分。

与国家的命运相比，上访者的命运似乎不值一提。他们却在卑微中学会如何把握国家的脉搏。每逢“两会”，来访接待司门口都会坐上更多的上访户。有人打上条幅，只要有公交车驶来，就迎上去展示。

停下的大巴里，坐的也可能都是新人。这些新来的申冤者先找到月坛南街的国家信访局。在那里，他们会领到一张纸条，被打发到这里来，人多时还会有大巴接送。

当下中国，很难再有如此热衷于自发学习“中央精神”的群体。最近，印着“反腐”、“打虎”、“捕蝇”消息的报纸，成了他们的流行品。

对于一座城市，有多少故事发生在大街上，就有多少故事被埋藏在地底下。在信访局来访接待司旁的地下通道，你会发现这里汇集着世间的各种苦难。天热的时候，这里会睡上几十个衣衫褴褛的上访者，他们拖家带口、披着白布、摆着残疾的腿，甚至卖起草席。

有时穿安保制服的人会来轰他们离开；有时清洁工会来地下通道打药。那药水呛得人直流眼泪，他们只能出去躲上四五个小时。

即便如此，老胡也不愿离去，“这可是北京，皇帝的地方。”

5月，在20路公交上，吴桂华遇到了另一群上访者。他们能从眼神中看到彼此的遭遇，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聊到一起。她说这是“人与群分”的默契。吴桂华第一次知道，上访者有自己的聚集地——北京南站以北的东庄。

那是上访者的世界。因为紧邻多家信访接待机构、北京南站、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几十年前，上访者就开始聚集于此。那时南站多为慢车，票价低廉，是他们的首选。后来，这里改建为奢侈的高铁站。

吴桂华跟着他们一起在永定门西下车。这里是距离东庄只有一站的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他们心中20路的终点。

在这一站，上访者手中的竹席、马扎就是通行证。看到上访者涌上前门，司机会默契地喊一句“后门！”

吴桂华后来才知道，“只要说是上访的，坐公车不用买票”。其实，从没有哪家公交公司有这规定，这是上访者赋予自己的“权利”。

如果在其他的公交线路，这免不了引发一场争吵。20路的售票员有时也会抱怨，“没钱上访不买票，有钱上访也不买票！上访光荣！”

当然，也有上访老人背着满袋子废旧塑料瓶，买票上车。他们往往一边上访，一边拾荒维生。

2009年，另一辆公交车上的一起逃票事件，引发了备受争议的“一元劳教案”——因未购买价格一元钱的公交车票，3名常州市民在事发一年后被劳教。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将100例因上访而被劳教的案例集结成《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他说“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2004年，于建嵘像吴桂华这样的上访户一样，住进东庄15块钱一晚的私人旅店。2002年，东庄拆迁整治被列为北京市政府要做的“60件实事”之一，但上访者的世界依然没有太多改变。

于建嵘是废除劳教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最早呼吁逐渐废除信访制度的学者。他觉得应该改革司法本身，而非缘木求鱼，“信访制度是以权力自上往下施压解决民众诉求的制度，程序性严重缺失，无法应对当前问题多发和纠纷复杂的局面。它实际上是执政者‘青天意识’的制度表现。”

那一年，突然增加的上访数量引起一场关于信访“应该加强还是减弱”的大讨论。在那次讨论中，于建嵘是最为孤独的一个。左派学者说他“废除信访削弱国家权力”，右派学者则质问他“为什么连老百姓最后的救命稻草也要夺去？”

在东庄，信访是大多数人惟一的救命稻草。路旁的白栅栏上，不知被谁写上了一句，“没有群众上访纠正，那就更乱套了，更无法无天。”一直未被擦掉。

那次大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于建嵘主张的弱化信访司法救济功能、通过完善司法来解决问题的思路遭到否定。一年后，新修订的《信访条例》颁布，信访的功能被加强。《信访条例》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

从此，各地访民进京上访次数开始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更大规模的信访攻防战开始了。

材料在信访局石沉大海，吴桂华跟着上访者反向坐20路前往中南海。他们有时打着标语，有时只是一起站着，等警察来问。他们只要回答“上访”，便会被登记，然后被送进马家楼或久敬庄的接济服务中心。“这就是为了给他们施加压力”——只要上访者在马家楼登记一次，地方政府就要派人来接。

马家楼的日子并不好过。房间里没床铺，电视整晚大音量循环播放信访条例。还有让他们更提心吊胆的事：去年5月1日，一名江西籍女性上访者在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被“工作人员”强奸。

信访仿佛一根绳索，一头系着上访者，另一头则系着基层政府。一位基层官员抱怨：从2007年开始，他们发现这根绳索被拴得越来越紧——上访登记数量超过指标，相关领导将被处以“不提拔不调动”的“一票否决”。

“那时大部分老百姓不知道上访是怎么回事，现在大家慢慢都知道：事情通过上访可以解决快一点。”

当吴桂华们在马家楼登记，信访部门就会一级一级通知到最基层来京领人。此前几年里，这位基层官员多次进京劝访、接访，千方百计说服上访者返乡——有时好言相劝，有时连哄带骗。在当地，他们还要随时掌握上访者动向，“以防他们再去上访”，只是“法院一判决就生效不管了，很多问题我们也没法给解决”。广东人大的一次调研显示，基层干部要把60%的精力花在信访维稳之上。

吴桂华有时也会为这些接访者着想。她的案件发生在吉林，每次劝她回去的人，却总是来自户口所在地的河南。她觉得这足够荒唐，为了给吉林方面施压，她不得不回老家再补办一张暂住证。

对立情绪开始在绳索两端蔓延，一方视对方为恶霸，一方视对方为刁民。这种紧张到“十八大”期间达到顶点。那段时间，某县的政务要闻上一篇自我表扬稿的标题是：《××县多举措实现了十八大期间上访“零目标”》；而北方某省甚至制定了有一人进京上访相关干部先行免职的“规矩”。

“基层政府想到办法也没用，政策是上面制定的，指标是上级政府下达的。上面不知道你如何截访、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维稳。”那位基层官员说。

为了政绩，基层政府对策随之产生。2007年，河南一位县政法委书记在全县信访稳定工作会议上说：“上级这样考核，我们只能与时俱进，适者生存嘛！今后，发生上访必须销号。销号只是经济上的付出，不销号就是政治前途上的损失……”

他所说的“销号”，是指花钱买通省、市甚至北京负责信访登记的工作人员。他说这话那年的头3个月里，这个县的25起进京上访案例，只有1起被登记在案。

吴桂华们只好选择更加“没有办法的办法”。她性格外向，很快就融入了上访者的圈子，便跟着大家去拦前总理朱镕基的汽车。另一些上访户甚至跑到外交部上访，“你说到底哪个部门说话管用呢？”

后来他们又去中纪委门前举横幅、唱自编“反腐歌”。因为“扰乱社会治安”，她被治安拘留5天——她有些庆幸，在劳教未暂停的那些年，她甚至可能因此被劳教。

此前数年，基层维稳压力曾催生过一个全新行业。2010年，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浮出水面。在被查处之前，这家以关押、押送进京上访者为主业的公司，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并与地方政府签协议，以暴力押解他们返乡。

直到2013年初，全国多地才开始终止信访考核排名——这恰恰是于建嵘多年前提出的建议之一。

上访无果的访民，会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登上驶向北京站的20路公交，那意味着他们踏上归途。8月这一天，车站的人群中不知谁说了句，“上访3年，问题解决不了，就回不去了。”吴桂华说，谁也不愿白白葬送自己申冤的那些时间。

72岁这年，黑龙江人郝太生没意识到自己“回不去了”。那天，他正蹲在路边点燃垃圾，准备煮上一锅捡来的晚餐。这晚他捡到了肉，心情不错。二十几年前，他坐着20路来到这里。1995年，因为不满交通事故赔偿，他开始上访，又因为过于执着几次被劳教。

后来他获得了赔偿，但他还想要因上访被劳教的赔偿，每年都要再跑回北京。这样的上访者，在附近宾馆拉客的年轻人见过很多：“很多人的上访，最初都是因为小事，最终问题越滚越大。”

这些被主流世界抛弃的上访者属于另一个隐秘的世界。几十年里，在北京南站的东庄一带，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组建起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

20路经过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就有这样一个打扮怪异的上访者：他把头发盘得像个道士，在路边为人刮痧祛病，一次10元，让他能吃上盒饭。他的摊子上写着“刮痧”，也写着“代写诉状”——久病成医。

坐在他旁边的残疾女孩，上访之余帮其他访民写信封糊口。更远处，有访民在卖打印成册的“中央领导人通讯录”和“上访地图”。5块钱一本，往往印着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的照片。这种资料老上访户不会去买，他们自己就是一张上访的活地图。

在这里，你最好不要去打扰他们。因为如果有一个上访者向你诉说冤情，立刻会引来更多人把“材料”塞给你——尽管你说你根本无法帮他们反映问题。

来访接待司旁的那一站，有人卖“记者”名片，上面写着“新闻与廉政监督网 张德坤”、“中国维权网、中国权益保护网 宋元武”……

山东上访者袁汤彩给“记者”张德坤送去了5000块钱（开始对方要价1万），最终只换来一张打印在A4纸上的“报道”。张德坤还骗她：可以帮她给地方政府发函解决问题。

为了吸引更多生意上门，这伙打着“新闻与廉政监督网”旗号的“记者”，以20万一年的价格买下内蒙古一家名为《商务时报》的报纸的周二版，少量印刷，只在信访局旁的门口针对上访户售卖。

那笔钱袁汤彩去讨要了两次，没要回来。这笔钱够她在15块钱一晚的私人旅店里住一年，如今却只换来一个毫无盼头的“希望”。

其实每个人在绝望前都曾怀揣希望。

20路车上还有这样一位老人，她不断自言自语，讲述自己一双儿女被地方官员害死的故事。那天的公交车上，人们更关心拥堵的路况和雾霾的天气。老人继续对着空气讲述，继而开始念叨，再解决不了问题就要戳瞎那位官员的眼睛。车上没有人知道，老太太是因“疯”而上访，还是因上访而“疯”。

2008年，北大教授孙东东因“老上访专业户99%精神都有问题”的言论成为众矢之的。一些情绪激动的上访者聚到北大门口抗议。舆论漩涡中，两个原本可以被讨论的名词定义被忽略——“老上访专业户”、“精神问题”。

在那以后，常接触老上访专业户的记者和律师，有时也会谈起那次争议。人们开始发现；有一些执着的上访者其实并非被社会，而是被自己逼上了绝路。

齐连芳就是如此。他85岁，租住在地下室里，那间几平米的“房间”让人绝望：一张铁架床、一个破书桌，房顶上穿插着发霉的金属管道。

此前四十多年里，“讨清白”是他生命的主线：他本是总参某招待所的售货员，1970年代，在“一打三反”中被认定为“贪污犯”。他坐了5年牢，却始终坚信自己清白。出狱后几十年里，从信访部门到法院系统，他每个礼拜都要跑上几次，始终无法翻案。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些证人早已不在人世。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这些还重要么？”

齐连芳似乎并没听懂这个问题。他仍然来回讲着自己的申冤故事——他曾一遍一遍地讲给“青天”们听——这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不断申诉，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很多记者的邮箱、微博私信里，都存着一两个这样的故事。主人公们有的也曾坐上20路公交，义愤填膺地把一份份材料寄给报社、送给领导。他们挣扎、上访，期待拯救，生活像被打上死结。记者们往往不会回复，因为不知该告诉他们现实，还是继续为他们编织“希望”。

曲华强就是一个生命被打上死结的人。2012年9月3日，因到镇政府上访受阻，这位高位截瘫上访者在镇政府大院内引爆炸药身亡。

马家楼里，吴桂华见过另一个坐着轮椅的山东男人。后来，她听其他上访者说：那人是制造首都机场爆炸案的冀中星。实际上他们搞错了，冀中星并未来过马家楼，而是直接坐上了前往机场的出租车。可谣言依然在上访户间流传。

两个月前，厦门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叫陈水总的上访者引燃汽油。那时，一条微博广为流传：“从某种意义上说，那辆被炸毁的公交车，很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

当夜幕慢慢降临，北京南站，上访者的聚集处开始变成一个不用担心截访者的世界。

在20路车站旁的十字路口，他们打开凑钱买的音响，挥舞国旗跳起舞蹈。围观者也都是上访者，边看边在地上摊开自己的“冤情”。

那天第三首歌，叫《伤不起》。

人群中，吴桂华最为显眼。她穿起绿色花裙，丝毫不像上访者。她坚持穿漂亮裙子，因为“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舞者情绪被摄影师镜头掀起，一个神神叨叨的男人凑过来挡住镜头，吴桂华生气地把他赶开。对她来说，漂亮的花裙子还意味着，她要提醒自己，她跟他们不一样，不能像那个男人那样“无法回去”。

舞队的另一侧，两个上访者在护栏上缠满小国旗。一个女人插上另一只音箱，对着话筒试了两句：“演唱会现在开始。”

这场演唱会，观众只有路旁两排白色的隔离栏杆。女人说，今天她“带来第一首歌，《江山》”。

无人理会她那沙哑、业余的嗓音。夕阳和音乐里，几位上访者等待着公交——或许通往回家的路，也可能代表另一场“抗争”的开始。

公交进站，人群的嘈杂没能盖住女人的歌声，劣质喇叭夹杂着噪音，使得“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的歌词略显怪异，在空气中流荡。

20路公交的玻璃窗，被最后一缕阳光染成金色。当太阳再次升起，并无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