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物理学与量子匹配科学与后代文明匹配哪个强?

量子力学会是普适的理论吗?它应用的边界在哪里?从量子到经典世界是如何过渡的?这些问题自量子力学诞生之初就引起物理学界乃至哲学界广泛的讨论。如今,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李传锋研究组似乎正在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

英国大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在悲剧作品《哈姆雷特》中写道:“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这句话用在“薛定谔猫”身上再恰当不过:箱中之猫是死是活,只有打开才能决定(知道)。

论起科学界最著名的猫,“薛定谔猫”当之无愧。

作为现代物理学的支柱理论,量子力学精确地描述了微观世界的粒子行为。以量子理论为基础,人类至今已发展出半导体、激光、核磁共振、电子显微镜、量子信息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量子力学的应用极大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然而,关于量子力学的理解与表述却众说纷纭,至今争议不断。“薛定谔佯谬”(即“薛定谔的猫”)就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

微观“叠加态”的特点与宏观世界规律如此不同,物理学家如薛定谔也想不通。他在193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量子力学的现状》的论文,在论文中薛定谔编出了一个“薛定谔猫”的理想实验,试图将微观不确定性变为宏观不确定性,微观的迷惑变为宏观的佯谬,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果不其然,物理学家们对此佯谬一直众说纷纭、争论至今。

“薛定谔猫”到底能有多大?

事实上,1935年诞生了两个著名的佯谬。除薛定谔提出“薛定谔猫佯谬”外,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还提出了“EPR佯谬”(EPR分别为三人名字首字母),质疑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不过,这两大佯谬的关注点各有异同。

“EPR佯谬关注局域实在论与量子力学的矛盾,它可由约翰·贝尔(Bell)于1964年提出的关于复合物理系统的‘Bell不等式’进行实验检验;薛定谔猫佯谬则关注宏观实在论和量子力学的矛盾,矛头直指量子力学的边界问题。”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李传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他解释说,根据量子力学,微观粒子可处于叠加态上,这与我们日常看到的宏观物体永远处于确定状态(即宏观实在论)的经验相矛盾。宏观实在论否定“宏观量子叠加态”,认为猫要么死、要么活,不存在半死不活、既死又活的猫。

有人会说:“箱中之猫是死是活,看一眼就清楚了;电子在某种状态或是不在,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并非如此,事实上,这一矛盾也与量子测量问题直接相关。当人们对电子的状态进行测量时,电子的“叠加态”就不复存在了,而是“坍缩”到“在某种状态”或是“不在该状态”两个状态的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微观与宏观的不同在于观测之前——箱中之猫是死是活,在观测之前已成事实,并不以看或不看而转移;而微观电子坍缩前的状态,并无定论,直到测量它,才因坍缩而确定。

这是微观世界中量子叠加态的奇妙特点。日常经验也告诉我们,像猫或者人这样的大型物体并不会像电子一样表现出量子叠加态。这是否意味着,量子物理学对大于某一个特定尺寸的物体基本不适用呢?如果是,微观与宏观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罗杰·彭罗斯提出的引力坍缩理论认为正是引力导致量子世界必定有边界,从根本上否定了宏观量子叠加态的存在。”李传峰介绍说,1985年,Leggett与Garg提出了Leggett-Garg(LG)不等式,希望能通过实验检验薛定谔猫佯谬。

“对LG不等式的实验检验可用于寻找量子与经典的界限,从而划定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李传峰告诉记者,“通俗的说就是回答‘薛定谔猫到底能有多大’的问题。”

对LG不等式的实验检验

李传峰研究组就踏上了寻找量子与经典之间界限之旅。然而,目前Bell不等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实验检验,但关于LG不等式的实验检验却举步维艰。

原因出在LG不等式的假设上。”李传峰对记者说,“原始的LG不等式基于两条假设,一条是宏观实在性描述,即系统总是处于宏观可区分状态中的一个;另一条是非破坏测量假设,即能够以不破坏系统状态及其后续演化的方式完成测量。其中非破坏测量假设饱受争议,它虽然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但其正确性却无法进行实验检验。”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即便实验违背了LG不等式,人们依然没法判定是宏观实在性假设还是非破坏测量假设出了问题。2010年至今几个检验LG不等式的实验都存在这一明显不足。

该实验室博士生周宗权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自2010年至今,国际上已有几个研究组在单个光子、单自旋、单原子以及微米尺度的超导系统内执行了多个LG不等式的实验检验,主要测量手段包括弱测量和负性测量。然而无论弱测量和负性测量,都存在着“无法知晓测量破坏性”的漏洞。

弱测量是基于量子力学的一种概念,它本质上只是降低了测量的“量子破坏性”,其破坏性与强测量并没有区别,对实在论者并无意义。负性测量是指测量装置只观测两种结果中的一种,如果观测到就丢弃结果,未观测到则推测系统处于另一个状态且认为系统演化未受影响。这种看法符合人们生活的经验,但它在不同理论框架下的正确性却备受怀疑,一个典型反例是波动力学框架下的单缝衍射。

“测量是测量者获取被测系统信息的唯一手段,作为测量者也就几乎永远无法知道测量的破坏性。目前这些LG不等式的实验检验都存在这一显著漏洞。”李传峰指出,并且这些实验都局限在单个微观粒子或者微米尺度的超导系统中。

为避开非破坏测量假设,德国乌尔姆大学教授Huelga于1995年提出静态假设型的LG不等式,并将该理论于2014年进一步发展。

“由于静态假设的正确性可以独立检验,因此这个不等式的违背可以严格归因于宏观实在性描述的不正确性。”李传锋说,他们的研究小组已与Huelga教授展开合作,并在实验上验证了这个新型的LG不等式。

李传锋研究组建立了我国首个固态量子存储研究平台,并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光子偏振态的固态量子存储和高维纠缠态的固态量子存储。近来,他们基于量子存储平台在国际上首次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偏振依赖的原子频率梳技术,可以实现存储器集体激发模式精确可控的动力学演化——这就满足了LG不等式检验所需要的系统演化。

研究组基于窄带参量光技术制备了880nm的“预报单光子”,该单光子被送入两块空间分离2mm、厚度各为3mm的稀土掺杂晶体中,并激发出存储器集体激发模式的量子叠加态,其演化结果证实了对新型LG不等式的违背。

“关于该量子态的宏观性是个有趣的话题,我们的晶体尺寸为人眼可见的毫米尺度。”周宗权告诉记者,集体激发模式涉及了约1010个Nd离子的集体行为,然而所考虑的两个状态真正的可区分度只是一个光子。

该研究结果已于近日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审稿人高度评价该成果:“该工作发展了全新的手段检验LG不等式……这一工作超越了前面的工作,它既严格检验了静态假设,又观察了宏观空间尺度下的量子态演化。这个工作显然会引起广泛兴趣,因为它为探索量子与经典界限的广泛的努力作出了贡献。”

“按照Leggett提出的宏观性判据,这个量子态只能看作是宏观物体内的微观量子激发。”李传峰介绍说,在此工作的基础上如果能增多系统的粒子数,则预期LG不等式的违背会越来越小,当到达一定数目的时候将不再违背LG不等式,这一粒子数目就可以看成是量子与经典的界限——并且这一粒子数目很可能在不同大小的引力场中是不同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划定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从而最终解决薛定谔猫佯谬问题。”李传峰说。

薛定谔猫是诸多量子困惑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一只猫被封在一个密室里,密室里有食物也有剧毒的氰化物毒药。毒药瓶上有一个锤子,锤子由一个电子开关控制,电子开关由放射性原子控制。如果原子核衰变,则放出阿尔法粒子,触动电子开关,锤子落下,砸碎毒药瓶,释放出里面的氰化物气体,猫必死无疑。

原子核的衰变是随机事件,物理学家无法知道,它在什么时候衰变。当然,物理学家知道它衰变的几率——也就是猫在何时死亡的几率。如果我们不揭开密室的盖子,根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可以认定,猫或者死、或者活,这是它的两种本征态。但是,如果用薛定谔方程来描述薛定谔猫,则只能说,它处于一种活与不活的叠加态。我们只有在揭开盖子的一瞬间,才能确切地知道猫是死是活。

薛定谔借“半死不活、又死又活”的“箱中之猫”,来阐述宏观尺度是否遵从微观尺度的量子叠加原理的问题,巧妙地把微观放射源和宏观的猫联系起来,以此证明量子力学在宏观状态下的不完备性。(赵鲁整理)

2015年10月16日 中国科学报 记者 赵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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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年里,现代机器学习正在悄然为粒子物理学带来一场变革。旧的方法论开始过时,全新的数据思考方式正在变得司空见惯。本文将回顾现代机器学习和粒子物理学之间的自然的协同作用的一些方面,主要集中于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应用。本文给出了一些示例,从利用监督学习区分信号和背景到直接的数据驱动方法。在文章的最后,给出了对于现有挑战的一些评论和本领域的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粒子物理学是一门研究物质亚原子组分的学问:有多少亚原子?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回答这些问题有两种基本的方法,理论方法和实验方法。从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问:可能存在哪些亚原子粒子?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基础理论的理论一致性,存在很多限制可能的粒子种类的约束。例如,从要求物质不会凭空出现(“幺正性”)到要求物质不会内爆的泡利不相容原理有一条直接的逻辑路径。然而,令许多理论家沮丧的是,自洽的理论似乎比描述自然的理论要多得多。因此,实验必不可少。最先进的粒子实验是横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迄今为止,它的主要成就是在2012年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LHC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将质子碰撞在一起,然后通过E=mc^2将能量转化为质量,从而形成新粒子。这些新粒子通常仅持续几分之一秒(希格斯玻色子的寿命是10^(-22)秒);因此,现代实验粒子物理学的技术包括发现新粒子产生的迹象,即使我们从未真正看到过它。由于我们感兴趣的粒子通常非常罕见并且与更常见的背景看起来几乎相同,这使得实验的挑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在LHC上,每十亿次质子碰撞只有一次会产生希格斯玻色子。每十万个希格斯玻色子中只有一个容易看到。在现代实验中寻找新粒子无异于大海捞针。幸运的是,大海捞针问题正是现代机器学习擅长解决的问题。

与机器学习应用的其他领域相比,粒子物理学有两个方面使其独一无二或者至少是高度非典型的。首先,粒子物理学由量子力学支配,当然,一切事物都受量子力学支配。然而,在粒子物理学中量子力学世界固有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我们希望了解的事实的本质。就像薛定谔的猫可以同时处在活着和死去两种状态一样,LHC上的一次碰撞可以同时既产生希格斯玻色子又没有产生希格斯玻色子。事实上,信号过程(质子碰撞并产生希格斯玻色子)和背景过程(质子碰撞没有产生希格斯玻色子)之间有量子力学的相干效应。“本次碰撞事例中是否存在希格斯玻色子”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更准确地说,对于碰撞产生的给定数量的粒子n,信号和背景的概率分布以及产生粒子的动量微分(相空间)具有如下的形式:

这里,MS和MB是产生信号和背景的量子力学振幅(S-矩阵元,是复数),交叉项MSMB*+MBMS*代表信号和背景的相干。这个相干项可以是正的(相长干涉)也可以是负的(相消干涉)。虽然不能为单个事例分配真实的标签,但在探测器中找到一组特定的粒子的概率取决于希格斯玻色子是否存在,找到希格斯玻色子相当于排除只有背景存在的假设(即上面方程取MS=0)。

实际上,在相空间的一些小的区域,信号的概率分布通常有一个很强的共振峰,在这样的区域,背景通常可以忽略:MS+MB≈MS,而在其他区域,信号通常可以忽略:MS+MB≈MB。因此,用一个混合模型来近似全概率分布是很常见的。如果我们对所有可能的粒子数n的概率求和并在观测量区间对动量积分便可得到

其中,αS+αB=1。也就是说,我们将对撞数据的概率分布视为信号和背景概率分布的线性组合,找到新粒子的目标就变成了确定系数αS和αB,或者更简洁地说,确定αS是否非零。每个测量到的事例都提供了很多粒子n和n粒子相空间{pi}中的点,这些点都是从真实的概率分布dPndata数据中提取的,相应的不确定度为。

墨子沙龙是以中国先贤“墨子”命名的大型公益性科普论坛,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主办,中国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育基金会、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等协办。

墨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其思想和成就是我国早期科学萌芽的体现,“墨子沙龙”的建立,旨在传承、发扬科学传统,建设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提升公民科学素养,倡导、弘扬科学精神。科普对象为热爱科学、有探索精神和好奇心的普通公众,我们希望能让具有中学同等学力及以上的公众了解、欣赏到当下全球最尖端的科学进展、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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