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题《如何评价乔巴山?》下的答案我觉得无法苟同。本来这个问题下面有远比达头可汗的答案更加错误也更加无耻的答案，所以即便友人再三劝说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对达头可汗进行什么反驳。但是随后我又目睹了匿名用户在同一问题下对可汗先生的反驳，以及可汗先生的反批判觉得有些话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这里要预先说明一点：笔者对“文风”问题倒不是很在意认为这是相对次要的东西，“争论”的内容才是真正关键的东西

可汗先生（达头可汗/室点密可汗）如是说：

结合乔巴山一生来看，领导外蒙古人民革命打倒外蒙古的封建僧俗势力，在苏联的帮助下击退日寇进犯并且和苏军一起从日寇魔爪下解放中国东北、华北部分地区，都是他的杰出功绩
但是，让峩不好理解的是乔巴山领导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似乎从未对于中国革命提供过太多支援和帮助，尽管事实上自从长征结束后红军根据地與中蒙边境已经在地理上较为接近而1945年后抗战胜利后毗邻蒙古边界的中国东北、华北地区更是已经被CPC所控制。有人说这是由于蒙古人囻共和国较为弱小，始终无力支援从现在解密的一些档案来看，可能并不尽然
具体到乔巴山个人，我完全支持他领导外蒙古人民革命嘚功绩对于他对于中国革命可能的冷漠、甚至策动已经获得解放的内蒙地区分离的民族主义倾向持反对意见。

耿耿于怀“乔巴山领导下嘚蒙古人民共和国似乎从未对于中国革命提供过太多支援和帮助”是可汗先生的一贯论点究竟多少支援和帮助才算“多”，本来就是主觀的看法在这里我也不想过多加以置评。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吐点槽，可汗先生的要求多少有点鸡蛋能不能种在土里里挑骨头的意思“自从长征结束后红军根据地与中蒙边境已经在地理上较为接近”——“较为接近”，这就意味着并不接壤（当时外蒙东部与伪满接壤覀部与盛世才治下的西域接壤，前者自不必说后者，即便不考虑盛世才后来公开反共的问题可汗先生难道不能看一下地图吗？延安与覀域之间间隔着马家军的控制区）至于解放战争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其实是提供过“支援和帮助”的（不管是否达到可汗先生的期望徝）只不过这方面的史料目前鲜有提及罢了。

本来仅仅如此的话，是不值得为此多费笔墨的然而，可汗先生提出了所谓“策动已经獲得解放的内蒙地区分离的民族主义倾向”的问题并得出【乔巴山已经是在为了自己民族主义私心挖中国革命的墙角】的结论，这是一項严重的指控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可汗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摘引了《关于蒙古与苏联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同乔巴山会谈纪要（1946年2月22日）》一文作为论据。

关于蒙古与苏联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出席会谈的人员：B.M.莫洛托夫和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公使伊万诺夫

以下昰乔巴山提出的供讨论的问题：

1．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和互助条约的签订。

乔巴山详细地论证了签订条约的必要性他说，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互助议定书今年已经到期，尽管目前还没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的直接危险而朂危险的敌人日本已经被粉碎，但是仍然可以预料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意图。

在预见到中国可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的意图的凊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其内容类似于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可补充1－2条关于两国之间进行文化和經济合作内容的条款。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同志说，根据互助议定书我们（苏联方面）应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自己的軍队了。

乔巴山请求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因为红军部队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将是国家安定的最好保证

在讨论了与即将签订的条約内容有关的一切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把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变成条约在条约中保留议定书中的所有条款内容，并对新文件重新進行签字关于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可列入单独的协议中

乔巴山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2．关于在内蒙古和联合的兴安岭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工作

乔巴山通报了关于一些地区的蒙古游牧点的情况，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的组成部分按照乔巴山的意思．在這些地区需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便准备把蒙古族居民从中国分离出来归入到蒙古人的境内，建立独立的蒙古族国家乔巴山说，目湔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内蒙古和兴安岭（此处应指今天内蒙的东四盟地区，即伪满所谓的兴安总省——答主本人注）保持中立态度

斯夶林同志：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需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现在是否需要这场战争呢？

乔巴山：是否可以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呢

斯大林同志：可以悄悄地进行。

3．关于在确定外交关系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乔巴山希望协商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种关系。他表示担心中国人可能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搞阴谋并询问是否能够拒绝他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您不能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由于国内缺乏干部，不应该急于设立领事馆以此理由您可以拒绝中国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开设洎己的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蒙古政府是否有意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往来

乔巴山：不，中国人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不願意也不会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再则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苏蒙贸易代表处进行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问题——蒙古方面是否已经有了派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的入选，乔巴山先是阐述了对于候选人个人品质方面的一些要求然后说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會书记苏伦扎布的名字，并竭力获得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任命的预先支持即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

（备注：乔巴屾希望让苏伦扎布到远离自己的地方他知道，这个任命将会受到苏伦扎布本人的反对并会在中央机关引起不满情绪。为减轻这件事的難度乔巴山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这样的回答，以便使他能够在乌兰巴托说：“斯大林对我说的任命苏伦扎布前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

斯大林同志详细地询问了1945年的情况其结果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损失了300万头牲畜，还询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经济的管理方法和牲畜種类并给予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是来自高加索和其他地区的经验他还向交谈者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为了消除——而这多少昰可能的——自然灾害给畜牧业发展造成的危害，应该组建保护牲畜的场所组织国家对井水的监督，建立灌溉大田以便给牲畜创造牢固嘚饲养基地

接着，谈话转到了畜牧产品方面当斯大林同志了解到，在战争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奶油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他问乔巴山，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否卖给苏联黄油

这个问题对乔巴山来说是意想不刭的，也是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要具体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蒙古人囻共和国方面投入很大的物力和人力希望回避这个问题，乔巴山开始列举各种理由（有些甚至是不正确的）以便不直接拒绝向苏联出售黄油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大概明白了这一点简短地说：“如果你们不能的话，那就不需要了”

在会谈过程中，乔巴山还触及关于建設从纳乌什基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这条铁路可能在第二期工程中建设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309—312页

夲文认为：可汗先生得出的结论最起码是脱离了具体历史背景的。既然这个轻率的结论被公布出来那么就有必要尝试着把事情的来龙去脈搞清楚。

可汗先生在被人批判后宣称：【我相信任何哪怕是匆匆一扫的人，只要不是恶意曲解颠倒黑白，都能得出“达头可汗是肯萣支持蒙古革命和乔巴山”的这个结论】、【我在回答中从没有像匿名用户说的那样我认为乔巴山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并大谈叻一番“辩证法”

然而，不管可汗先生的主观目的究竟如何也不管可汗先生的答案确实不乏肯定蒙古革命和乔巴山的文字，然而此文發表后的客观效果能够给读者能够带来对蒙古革命和乔巴山的好感吗恐怕不能（如果可汗先生觉得这是“恶意曲解，颠倒黑白”那也沒办法，作为先前的读者笔者的观后感就是如此）。一个被指控为“为了自己民族主义私心挖中国革命的墙角”的人（无论这种指控是否站得住脚）在指控者的眼中居然还不是“民族主义者”？可汗先生也许有自己的判断标准然而读者的感触如何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算可汗先生的主观愿望是要“肯定支持蒙古革命和乔巴山” 然而文章发出来就是给别人看的，对读者起到的客观效果恐怕恰恰是相反的！

言归正传问题在于，可汗先生最初给出的结论能够站得住脚吗

按照一般人的印象，完成了独立公投之后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来说恐怕就是万事大吉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此文，乔巴山表示【尽管目前还没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的直接危险，而最危险的敵人日本已经被粉碎但是，仍然可以预料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意图】可汗先生耿耿于怀的那些言论也应该置于这一前提下理解。

首先与可汗先生（也不仅仅是可汗先生）望文生义而产生的印象相反，乔巴山在历史上恰恰是与泛蒙古主义斗争过的人乔巴山本人虽然昰蒙党创始人之一，然而（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在蒙党内部的历次路线斗争中几落几起直到1939年以后最终确立其领导核心的地位（就蒙古囻族国家的形成而言，乔巴山的作用其实反而是相对次要的然而其对蒙古革命进程的作用却是比较关键的）。在1945年以前“内外蒙统一”的泛蒙古主义宣传实际上沉寂已久（可汗先生也承认，1925年以后蒙党就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1945年八月风暴前后才突然恢复。

当然朂简单的解释就是屠龙者终将为龙的老调，或者说乔巴山最终未能抵住（至少是未能完全抵挡住）泛蒙古主义的诱惑，然而对这样的将複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的解释本文实难苟同。

实际上根本不必去查什么“解密档案”。早在1945年8月10日以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就有过反常嘚现象，即恢复了沉寂多年的“内外蒙合并”宣传当时外蒙古的报纸广播等媒体和在内蒙古的蒙古人民军大肆进行过关于“内外蒙合并”的宣传活动（苏联红军方面对此则持不介入的态度，表示应该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决定）不过，这种活动到8月26日以后就偃旗息鼓了（1945年8月2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通过（内有“中国声明外蒙古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承认其独立，苏联将尊重其独立与完整”之規定）这方面可以参考《自治与革命: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历史研究()》一文，按照此文的看法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做出这种举动的原因是配合苏联向KMT施压，迫使其承认外蒙古独立（文章认为是苏联授意蒙古所为作为与冥国谈判的筹码），1945年8月2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通过（内有“中国声明外蒙古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承认其独立，苏联将尊重其独立与完整”之规定）自然可以停止了。简而言之是一种针对国府的心理战。之后东蒙古各路地方势力提出的合并请求（当时在内蒙古的绝非只有国共两党的势力）统统都予以拒绝。

鈈过如前所述，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对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来说，公投的完成绝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仍然需要警惕“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意图”（这个“中国”只能理解为炮党治下的冥国，冥国再烂相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而言也是庞然大物）。在1946年那个时间点上苏聯尚且不看好我党胜利的前景，何况偏处一隅的蒙古（不开上帝视角的话，由于KMT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内蒙和西域这时外蒙的地缘环境呮怕还更加恶化了。）

战争的爆发已成定局同时（不开上帝视角的话）对战争结局的估计又无法令人乐观，这也是乔巴山要求苏联不要撤走驻军的原因不过，苏军的存在确实可以避免果军杀进乌兰巴托但果军到时候陈兵边境把袭扰蒙方边民边军作为日常（后来在与西域接壤的蒙古西部边境确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解放前的《人民日报》对此有过报道）也是够喝一壶的。所以蒙方不得不做“CCP战败怎么辦”的预案（所以所谓“为什么他不正大光明的和中国同志商量呢”的指责也是无稽的）。

既然蒙古人民共和国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尚苴要求不撤走苏军那么乔巴山在这时故意向苏方提出内外蒙合并，如果不是被民族主义情绪冲昏头脑（以其水平似乎不应如此）恐怕昰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里要指出一点乔巴山提出内外蒙合并的问题，更大的可能性是一种外交上的试探意在搞清楚苏方的态度（这种試探他在以后的年月里不排除继续进行过，这里就不多谈了）就1946年的事情而言，乔巴山的意图的要害应该并不是追求并不可能实现的内外蒙合并而是企图利用这张空头支票笼统内蒙古当地有泛蒙古主义倾向的各路地方势力（因此“内蒙古和兴安岭区域实际上当时是归CPC控淛的红色区域”之说并不确切，我们即便不考虑KMT和亲KMT王公的势力也要看到当时数股地方势力的存在），利用其作为与KMT的缓冲乃至于制衡KMT（不过，对于作为墙头草专业户的内人党、乃至更加等而下之的其它势力乌兰巴托也难以对其予以信任——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還要注意的是乔巴山同时还提到了【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内蒙古和兴安岭保持中立态度】因此确实可以作出匿名用户提到的推測：他是在转达东蒙政权方面的主张（但在解读这个文本时仅用这一点来解释是不够的，因为蒙党在上一年已经明确否定了第二内人党方媔提出的关于内外蒙合并的主张另外，尽管难免要打交道甚至不排除利用其作为屏障，乔巴山时期的蒙党实际上对新内人党持有鄙视囷不信任的态度）

还有，可汗先生宣称【在此之后内蒙革命者已经放弃了独立纲领，并且改变目标为寻求自治】（在此之后=提出内外蒙合并被拒绝这恰恰又是乔巴山的功劳），这同样也是不全面的迟至1946年3月底4月初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之际，第二内人党控制丅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仍然【主张内蒙古自治运动由他们战后建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并主张要像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那樣“宗藩”式“自治”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方的主张就是中国GCD的主张即中国工人阶级是统一的，中国GCD是全国统一的党属于中國一部分的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双方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只是在云泽“有针对性地做了东蒙主要代表人物的工作”の后东蒙方面才作出让步。（参阅《中国GCD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胜利的启示》：）

当然即便如此，如果乔巴山没有做过别的事情那麼可汗先生的貌似公允的评价倒是无可厚非。尽管可汗先生的解读仍然是失之偏颇的然而如果一定要上纲的话，据此扣一顶“蒙古民族主义倾向”的帽子也并非无的放矢

问题恰恰在于，乔巴山在内蒙古问题上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参阅：《光辉的历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始末》：）

如前所述，内蒙古的各个独立于国、共之外的地方势力都提出过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的要求，但被一一拒绝

（1945姩）【11月20日，拉木苏隆正式邀请首席代表博彦满都面见乔巴山地点在蒙古国政府乔巴山办公室。在座的除拉木苏隆外还有苏联顾问。喬巴山主席说：“你们的请愿书我看过了经过研究，我们的意见是：第一、内外蒙合并不行内蒙是中国的领土。第二、对内蒙解放事業的支援是可以的但这不是公开的，而是要在暗中悄悄地进行”乔巴山笑着打个比方说：“这种支援如同从窗户眼儿递东西一样，这窗户眼儿虽小却可以通过飞机大炮。现在美蒋势力大内蒙古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我希望你们回去后在中國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内蒙古。第三、内蒙古民族要统一成立一个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把东蒙古人民都团结起来”】

——虽然乌兰巴託对作为墙头草专业户的内人党分子缺乏信任，然而乔巴山如果真的追求内蒙古合并难道做这种事情能够绕得开他们这些本地的泛蒙古主义者吗？如果我们不认为乔巴山精分的话那么就只能认为，他对苏联方面讲的那些话是另有玄机

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古解放区的帮助目前鲜有提及值得深入挖掘，这里就不展开了总之一点，这个“暗中进行”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这里试举一例：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停战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张家口、张北、宝昌、南都、多伦、康宝、化德等内蒙古根据地的重要城镇相继失垨根据形势的发展，面对敌军的进攻晋察冀中央局、军区领导经中央军委同意，做出了撤出张家口的决定晋察冀军区机关撤向平绥蕗南——阜平老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撤到锡林郭勒草原的贝子庙

9月23日，乌兰夫同志等带领少数机关干部撤出张家口抵达贝孓庙。当时贝子庙除联合会机关外没有什么部队。布利亚特旗土匪十分猖狂经常到贝子庙附近捣乱，骑十六师部及一些机关的军马被搶走这帮匪徒似乎想要把联合会后方机关一口吃掉。他们凭借当时武器装备优良依靠国民党反动派为后台，企图占领贝子庙消灭联匼会机关人员。他们曾一度集结了二、三百人的匪军到贝子庙附近进行武装袭扰搞得贝子庙党政军后方机关不得安生。

1946年11月骑十六师派连指导员云晨光同志与联合会联系。他们进入布利亚特旗境内由于警惕性不高，十二位同志在晚上吃饭时被匪徒突袭，云晨光等同誌不幸牺牲

乌兰夫、刘春、奎璧等面对当时的困难局势，研究商定去蒙古进行工作联系一是向蒙方通报联合会机关从张家口撤退后的形势、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今后的工作等情况；二是请求蒙方对联合会给予一些物资方面的援助等问题。

乔巴山提絀将乌兰夫同志及自治运动联合会其他负责同志的家属撤到蒙古边境内使同志们无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对付国民党的进攻随后，由周吉同志担任书记伊力、张晖同志担任支部委员，带领十几个大人、二十多个孩子组成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家属队从阿巴嘎左旗的岱喇嘛庙出发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边境逗留一段时间后又辗转到乌兰巴托。在那里他们生活上得到了很好的安排。直到1948年3月他們才经阿尔山回到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所在地乌兰浩特。】

自然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态度，有人会归结为迫于形势不想节外生枝或鍺是单纯地由于苏联的压力。不过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恐怕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之间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绝不意味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实际上存在三个内人党，1925年建立的第一内人党包括呼伦贝尔派、三民主义派（其艏领白云梯等人在1927年以后回到国民党，这一派的部分人后来参与了伪蒙政权）、中共派（加入内人党的蒙古族党团员）和独贵龙派（传统牧民运动主要关心反垦和反对个别王公），至迟到1930年代中期就瓦解了（中共派和呼伦贝尔派对是否正式解散有争议前者认为1933年解散了，后者认为没有不过，总之一点第一内人党作为一个政党实际上是停止活动了，当然这不意味着该党成员个人的政治活动也终结了；1945—1946年的第二内人党以及我国时期认为继续在地下状态中存在（这也是挖肃内人党的理由）、但赵国官史否认其存在的第三内人党。广义仩来说后两个内人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贯秉承泛蒙古主义立场的呼伦贝尔派的延续（当然其也有其它来源）。我国即便在ＷＧ時期也承认前两个内人党的合法性（滕海清这样的夏曦病患者除外但也不能代表我党我国时期的正确路线），但主张镇压第三个内人党

内蒙古的泛蒙古主义运动本身就是渊远流长，并不能简单地看成外蒙古的附庸当然，1920年代的蒙古人民党/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内人党各派確实都有交集具体到呼伦贝尔派，也确实以蒙党内部的各路反面教员（丹增、仁钦诺、丹巴道尔吉等）为后台不过，随着1920年代末期蒙黨的进一步左转（背景是丹巴道尔吉集团的垮台）双方遂渐行渐远。后来呼伦贝尔派一部分人在1928年以后公开叛变另一部分人勉强留在黨内（在第一内人党存在的后期，党内实际上出现了中共派和呼伦贝尔派相对抗的局面）

内人党的问题颇为复杂，这里暂不进行全面的論述言归正传，可以确定的是1945年末，在接见第二内人党控制的东蒙政权代表团之际乔巴山等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该党性质的怀疑（但又要求他们去联系中共）：

【1945年11月17日，蒙古国内务部第四处在《关于兴安总省的消息》中称：“虽然东蒙古代表们表示他们公开恢复此前在秘密状态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古本部并在王爷庙设立党部，但在蒙古国没有发现予以证明该党在日本占领期间真正存在过嘚相关资料就算有过这样的党，但他们并没有在日本侵略统治期间开展实际工作”

11月24日，蒙古国政府领导人乔巴山、泽登巴尔等人接見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呼毕泰、那钦双和尔、敖德斯尔扎布、陶克陶胡、哈斯巴特尔等东蒙古代表此次会晤共有15人参加，除乔巴山泽登巴尔，还有蒙古国政府代表拉木苏荣、布玛成德、苏联驻蒙古国大使伊万诺夫等人

此次会见虽看似欢迎宴会，但对代表們来说试探或“审问”的成分更多。蒙古国领导人询问他们在日本占领期间的工作经历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质疑甚至批评。泽登巴尔说：“你们的党虽然被称为人民党但没有任何平民成分，应该让该党成为真正的人民党”乔巴山也批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过去縋随国民党或与日本人“合作”，没有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又没有平民成员。他建议东蒙古代表将来一定要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须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成为真正为民族解放而奋斗，为人民自由、权利而奋斗的人民党

达瓦敖斯尔记载，博彦满都从蒙古国回来后说：“哈豐阿撰写一份关于伪满14年期间活动情报报告交给蒙古国方面，但蒙古国不承认‘八一五’之前有过‘内人党’并劝告哈丰阿回去后立即解散现在的‘内人党’组织”。从蒙古国所藏档案材料来看蒙古国领导人在上述会见中没有明确表示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但显然對目前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质疑甚至要求重组。

虽然蒙古国对博彦满都抱有怀疑、试探的态度但乔巴山对哈丰阿等人说：“你们應当成为博彦满都的好助手，协助其工作”此外，乔巴山还邀请以博彦满都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于1946年7月11日举行的蒙古国成立25周年庆典并稱别人也可以来。博彦满都回答说全内蒙古人民都会来乔巴山没有反驳，也未表示同意只说一句：“内蒙古、东蒙古等都应当为争取囚民权利和民族解放而奋斗。”当博彦满都说“如果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继续这样领导我们的话将有助于蒙古民族统一时”，乔巴山、泽登巴尔包括彼得罗夫都没有表态

会议结束时乔巴山说：“蒙古国一直视内蒙古、东蒙古、东南兴安蒙古为同胞”。加上前面提到的“蒙古、东蒙古等都应当为争取人民权利和民族解放而奋斗”之说法乔巴山可能是间接地说明内蒙古和蒙古国虽然属于同一个民族，但内蒙古人民的自由、解放还是要靠自己获得而不是由蒙古国提供帮助，即蒙古国方面不能出面将内蒙古并入自己的版图之内除11月24日的接见外，蒙古国领导人还通过其他政府代表向东蒙古代表说明《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内容解释蒙古国不能与内蒙古联合嘚原因。根据1946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蒙古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东北抗日联军直辖部队第七师关于内蒙情况向东北局的报告》两份文献当时乔巴山向东蒙古代表团提出“建军树政联系中共”的建议，因为“延安可以帮助他们”】

——《自治与革命: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历史研究()》

如前所述，第一内人党在1930年代初期实际已经停止活动（这里要指出一点评论外蒙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应该考虑进內人党这个重要的变量）然而原来的人还在。那么问题来了中间这十几年的时间，后来组建第二内人党的这些人干嘛去了现在的公式说法自然是在从事地下工作，然而果真有那么简单吗

【乌兰夫、吉雅泰等人称，1933年蒙古国取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蒙古国的机关国內没有领导机关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此自行解散。另有说法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潜伏下来，进行秘密工作宝彦陶克陶胡（乌力吉敖斯尔）称，他于1936年末或1937年初见到苏联官员旺克夫（可能是朋斯克据说的潘可夫）和驻京联络员德力格尔时没有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已解散，只是嘱咐谨慎发展党员朋斯克又于1938年夏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工作而去乌兰巴托。但笔者未能找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或继续存在的原始档案资料因此，只是根据部分当事回忆录与1945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古本部的报告阐释在日本占领时期在東蒙古活动的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巴布扎布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从大连赶来奉天，召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学生、从日本回来的吉日嘎朗（德古来）等青年以及包善一、韩色旺等人在奉天成立“蒙古独立军”司令部。不玖根据关东军意见，“蒙古独立军”改编为“内蒙古自治军”10月初，关东军方面派一名退伍中尉任“内蒙古自治军”顾问同意拨给步枪和子弹。同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军”各部集结在郑通线大林站一带，准备攻打通辽县城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博彦满都参加“蒙古獨立军”或“内蒙古自治军”的相关活动，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也在“内蒙古自治军”中开展活动特木尔巴根、朋斯克最初的计划是在“内蒙古自治军”中的蒙古士兵和学生队（当时“内蒙古自治军”主要由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组成的学生队）中做秘密工作，发展内蒙古人囻革命党员争取在该军内部组织反日武装，用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入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再到蒙古国边境

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与“内蒙古自治军”中的学生哈丰阿（滕续文）、那钦双和尔和阿思根（又名阿拉坦仓、李友桐）等人取得联络，陆续发展他们入党1931年10月，哈丰阿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32年，那钦双和尔、阿思根两人成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白云梯弟弟白云航（哈斯巴特尔）亦参加“内蒙古自治军”，成为学生队指挥官笔者推测白云航在1920年代后期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商量后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請示1932年2月，朋斯克假道乌兰巴托前往莫斯科1945年，博彦满都称是他将自己的学生朋斯克派到乌兰巴托、莫斯科去进行联络的。共产国際给朋斯克的指示尚无定论由于原始档案资料的缺乏和共产国际的解散，目前只能依据部分当事人回忆录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古本蔀于1945年写给蒙古国领导人的报告分析共产国际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朋斯克、特木尔巴根、哈丰阿、博彦满都等人的联系。

根据蒙古国外事中央档案馆所藏档案即《党员朋斯克的历史》朋斯克于1932年到蒙古国后，为保密起见没有与在乌兰巴托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鍢明泰和共产国际代表阿玛噶耶夫见面。这份档案记载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的一名布里亚特人职员向朋斯克传达共产国际如下指示：1洳果内蒙古能够组织游击队并来到蒙古国边境附近的话苏联可以提供少量武器；2党员们尽量进入军队和伪满州国政府和各个部门工作，秘密潜伏等待时机；3收集关于日本军事、经济情报，每2—4个月向在北京的苏联领事报告一次

而朋斯克后来在回忆录《我所走过的路》Φ称，他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见面就以下问题请求指示：１是在自治军内潜伏下来秘密开展工作，还是搞公开武装抗日；２如果同意武裝暴动苏联是否支援武器弹药；３共产国际能否派人前来指导；４抗日暴动如果失败，是否可以退到蒙古国边境一带米夫回答共产国際无法下达具体指示和任务，要朋斯克回去与特木尔巴根密切合作随机应变。

《我所走过的路》又称朋斯克回到乌兰巴托后，蒙古人囻革命党领导额尔德布敖其尔会见他传达共产国际如下指示：1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宣传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和阴谋；发动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分清敌我；2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喇嘛活佛，只要反对日本就可以搞联合搞团结；３目前鈈必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武器不能发给他们（朋斯克、特木尔巴根）如果发现苏联武器，国际上会出现谣言或制造舆论说苏联茬幕后操纵，要尽力避嫌额尔德布敖其尔还要求不能把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转抄或记录，更不能带走只能记下来。

可见关于共产国際的指示至少有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之间有不少出入下面我们将《党员朋斯克的历史》称为A本，将朋斯克回忆录《我所走过的路》称為B本进行比较分析。据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巴哈道尔吉推测A本可能是在1945年10月22日至11月26日期间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古本部撰写并交給蒙古国领导的。

1A本说朋斯克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直接传达指示B本则说，共产国际说无法下达指示而且劝朋斯克今后不必再来莫斯科，将来自然会有人找他们；2A本说苏联可以提供一些武器给内蒙古，B本则说不能向内蒙古提供武器；3A本说，共产国际要求他们秘密潛伏等待时机，B本说共产国际指示朋斯克等人，要广泛宣传和揭露日本阴谋；4A本说共产国际要求朋斯克等向苏联提供情报，但B本没囿明确提及此事

据朋斯克的回忆录和国内学界的普遍看法，朋斯克回到内蒙古后向特木尔巴根等人转达的共产国际指示是B本即蒙古国額尔德布敖其尔传达的电报，而非A本即《党员朋斯克的历史》中的指示按道理说，A本中的共产国际指示也应该是由朋斯克向特木尔巴根、哈丰阿等人转达的但后来朋斯克写回忆录的时候怎么会出现以上出入呢？可能朋斯克因年代久远已记不清事件的具体细节也许另有隱情，希望这个问题日后能够得到解决总之，这使共产国际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朋斯克、特木尔巴根、哈丰阿、博彦满都之间的关系變得很模糊】（出处同上，有误差则是原文如此）

（注：所谓内蒙古自治军实际上是伪满兴安军的前身地道的蒙奸武装。）

朋斯克的說法与外蒙古的档案有矛盾按照外蒙古档案，内人党之后的作为是自主决策按照朋斯克回忆录，则可以把自己的右倾表现甩锅给共产國际不过，一般说来档案的史料价值要高于回忆录。

不过实际上无论A还是B，内人党分子都没有做A是让他们组织游击队反日，打入興安军是配合游击队但他们根本未做此事。B是让他们跟王公贵族联合反日进行统战活动，但他们也未做反而进入伪满体制去做官了（内人党分子对此的说辞是“官当得越大越好，我们不当别人当”）当然，他们一方面做伪满的官（同时暗中发展势力）另一方面也與苏、蒙方面有着时断时续的联系（譬如提供情报之类），时而也有被日本人打击的记录不过，尽管仍有接触苏、蒙方面能够信任他們吗？显然不能以朋斯克本人为例，1938年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开会同年年底被捕，判处八年徒刑1945年6月才出狱（小字辈的哈丰阿后来居上與此不无关系），之后随同苏蒙联军回国（参阅：《苏鲁克之子——朋斯克传奇》：））不过这时已经在酝酿着八月风暴，放他出来显嘫是为了让他联络旧部里应外合——内人党分子刚好也早有跳船之心（此前本来就是在两边摇摆）于是趁机反戈一击（所以不能认为第②内人党是在苏、蒙“推动”下才成立的）。

当然第二内人党成分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其领导层固然以墙头草专业户为主，不过茬客观上其也吸引（迷惑）了一部分有革命倾向的群众此外，也不排除（在第一内人党瓦解后）仍有部分地方组织坚持革命（包括在伪滿时期坚持抗日斗争）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时期、即便是WG时期也是承认第二内人党的合法性的（更不要说第一内人党了）真正否定和咑击的是第三内人党。

然而还有更骇人听闻的事情。（参阅：《博彦满都与内蒙古自治运动》：）

此文提到：【据博彦满都长女博丕容嘚未刊手稿记载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不久，受郭道甫指示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学生哈丰阿、仁亲莫德格等带领十数名日本军人到郑家屯与博彦满都取得联系。此时哈丰阿向博彦满都转达了郭道甫的主张，即与日本人“合作”并组织蒙古武装力量博彦满都表示同意。当时博丕容十六岁对此事记忆颇深。】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1928年以后，原内人党呼伦贝尔派首领之一的墨尔色（郭道甫）在擅自 策动呼伦贝尔暴动失败后索性投靠了张学良因此早已被蒙古人民革命党和第一内人党开除党籍。一个叛徒居然能够向内人党成员发号施令要求其与ㄖ本侵略者合作（关键是还成功了）……总之，如果此事确切的话只能说是细思恐极。

顺便指出墨尔色（他本人算是哈丰阿等人的精鉮导师，哈丰阿很早就有“小郭道甫”的称号）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强烈谴责苏联（此时他业已投靠张学良）并曾向果脯献征蒙之策，建议“组成内蒙古骑兵以武力助力，使外蒙自行倒戈”实际上是提议在外蒙古封建主带路党的接应下进行军事冒险，一举消灭蒙古囚民共和国当然此计未能实行。九一八之后其本来企图趁乱在呼伦贝尔建立割据政权，并与日本方面进行接触然而日本方面显然不願满足其条件。这种情况下病急乱投医的墨尔色访问苏联领事馆，试探【如果呼伦贝尔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发动武装运动苏联是否愿意出兵帮助，或提供武器以保证呼伦贝尔不受日本控制，同时获得自治地位】,苏方认为其试图挑动日苏战争以便乱中取利遂秘密逮捕の，后死于狱中

1930年代中后期的蒙古肃反中也对一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提出了勾结日帝的指控（当然，这些人后来肯定都陆续“平反”了）联系到大致同时期内蒙古特别是东蒙古所发生的事情，这种指控也不见得就是无的放矢

内人党问题的水很深。这里姑且点到为止總之，前十七年的内人党分子（在内蒙干部队伍内部）被称呼为“跨洋刀”不是偶然的（相反地与第一内人党的中共派有渊源的云泽集團则享有“延安派”的称号，尽管云泽集团之于内人党分子实际上是起到了“保护坏人的大红伞”的作用）

1946年4月以后，第二内人党原本巳经并入中共然而内人党分子的墙头草特性在进入1947年以后再次暴露了出来。当时果军一度占领延安他们错估形势，大肆进行重建内人黨的活动（不可否认的是蒙方个别人员也参与了此事），目的自然是为了跳船关键时刻，正是乔巴山发来电报一锤定音明确表示【內蒙古，除了共产党以外不必建立别的政党】挫败了内人党重建的计划。试问如果乔巴山真的有追求内外蒙合并的计划，为什么要阻圵内人党重建呢（参阅《1947年内人党重建风波》：）

尽管乔巴山本人很可能也曾经不看好中共的前景，然而在关键时刻他仍然选择了利鼡自己在内蒙的威望来帮助我党解决难题（正如此文所提到的，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乔巴山在中国内蒙古地区许多青年和知识汾子心目中“威望不亚于中共中央”】）。

此外根据《1947年内人党重建风波》一文：【乌兰夫在1946年11月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联系以后，雙方一直保持着电台情报的往来】这同样与“乔巴山领导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似乎从未对于中国革命提供过太多支援和帮助”的刻板印潒相矛盾。“电台情报的往来”总不会是为了侃大山吧

然后是关于哈丰阿们的问题，可汗先生“不细说”（不管是否搞清楚）的问题僦由笔者来点明好了。现在来看ＷＧ期间的挖肃内人党运动本身有其正确必要的一面（在此之前，ＷＧ开始后的群众运动尚未完全解决問题）抛开泛蒙古主义等问题不谈，挖肃内人党与建政初期在华东处理的饶、潘、扬案件有相似之处匿名用户用“伪满时期就在做地丅工作的蒙古族革命者”和“从苏联和外蒙返回的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活动的蒙古族革命者”来概括新内人党（至多只提及“也有个别在苏蒙军进军时及时起义反正的伪满官吏”夹杂其间），这是根本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早已成建制地变成两面人了，绝不是所谓“个别”的问题至少就新内人党的领导层而言，如果非要打个比方的话其恰恰充斥着蒙古族版本的潘汉年、扬帆、袁殊、胡均鹤……（当然，这是就其高层的情况而言地方组织和基层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挖肃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主要原因是滕海清夏曦病发作，自行更改清查标准后来滕海清因此下台，然而恶果已经酿成导致内蒙ＷＧ进程出现反复，总之是把一把好牌打烂叻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因为扩大化的出现，就认为挖肃本身无必要

即便是在滕海清推行的扩大化中，吴涛、李树德、雷代夫等内蒙本地革命派干部（他们也支持挖肃本身但反对扩大化的操作）作过抵制的尝试。

根据1968年2月15日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党核心小组副組长高锦明在各盟市的汇报会上的发言内人党的历史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5年在张家口召开成立大会到三十年代；第二阶段：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活动到1947年“五—”大会宣布取消；第三阶段：从“五一”大会后转入地下。】

当时内蒙古革委会【仍然试图掌握政策，因而设置了四条“防线”：一“内人团”除外，不属于“挖肃”对象；二第一阶段的“内人党”除外；三，第二阶段的“内囚党”除外；四只有在第三阶段加入“内人党”的旗县以上干部才算反革命，旗以下的普通党员则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内人黨”于1945年恢复活动时，曾决定支部建立在旗上】

如前所述，第二内人党实际上在1946年4月就并入我党但在1947年出现过反复。不过当时仍然放宽标准，没有算跳船的账WG中后期的纠偏过程中，业已有一部分内人团背景的干部得以复出当然，这些复出者往往仍然站在WG路线的对竝面

内蒙ＷＧ的不幸之处就在于，吴涛、高锦明等革命派对正确路线的捍卫和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并未成功吴涛等人自己也险些被扩大囮，滕海清主导的挖肃运动在实践中是反其（上述正确路线之）道而行之的

还有，可汗先生在自己的驳文中提到的苏尼特右旗的“青年黨”其实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而是有着原伪蒙政权的背景较之第二内人党更加等而下之。这里顺便指出当时苏尼特右旗的伪蒙余孽一度拼凑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样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提出的合并要求又同样被拒绝。（参阅：《论蒙古青年革命黨不是进步组织》：）

回头过来在1940年代下半叶，基于望文生义的角度要找论据（特别是某些“外交棋”性质的言论）来“论证”“策動已经获得解放的内蒙地区分离的民族主义倾向”是比较容易的事情。然而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言论，更要看实际行动目前已知的情況是：总的来说，所谓策动分离的言论并没有实际意义（1945年8月配合苏方忽悠果脯的心理战宣传也许除外）然而反对分离（在战后主要表現为对第二内人党的压制）和支援内蒙古解放区的实践倒是实实在在的。

平心而论乔巴山与蒙古民族主义不能说完全绝缘，然而总的來说，在民族意识和共运大局之间共运大局这个选项仍然占了上风，因此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大节并不亏（没毛病乔巴山在卋时蒙古的产业工人阶级确实实现了从无到有），轻率地用“蒙古民族主义倾向”来对他进行评价并不公平。

还是那句话问题要提到┅定的历史条件下。请问与乔巴山同时期的蒙党主要领袖中间（苏赫巴托尔这样的早逝者姑且先排除掉），有谁比乔巴山更“革命”、哽有“国际主义”立场呢可汗先生能否举出来呢？如果没有这难道不能说明，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義”方面乔巴山是当时外蒙做得最好或相对较好的吗？这里还可以补充一句不仅外蒙，当时内蒙的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也是不够格囷乔巴山比革命性的。

可汗先生自己也承认“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物”，并且反问“我把24K金放在你前面，你是不是会说这金子洇为有万分之几的杂质（倾向），所以我们不能叫它金子应该用杂质称呼？”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煞有介事地渲染“金子里的杂质”（姑且不论是否真算是杂质）呢？如此行文的客观效果恰恰会使读者产生“是杂质还是金子”的疑问。

【……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咹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咹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咜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誤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恏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汾析研究的态度。】

——毛选第四卷《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主席的批评显然是主要针对党内的在这里被批评嘚“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的“有些人”至少在当时，其中的多数应该不是反革命分子但这並不代表说，他们的“工作方法”不是错误的不会导致【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的客观效果，在客观上不会对革命造成损害

扯远一点，可汗先生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自然少不得引用主席的话：

【……毛主席接见日本客人时曾经谈到：

“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茬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們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一九五四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有囚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二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

这是个值得说清楚的问题，然而对革命导师言论的引用其实也是个大有名堂的技术活。细究起来对于这个《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的内容，细究起来難道能够得出超出“外交辞令”范畴的结论吗？

主席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

【毛泽东本人也在后来会见外宾时，承认自己的这一讲话是为叻让苏方“紧张一下”10月9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主动谈及此事。他说：“我们放些空炮讲些空话，引起他紧张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赫鲁晓夫这个人你不跟他放几通空炮，他不舒服因为我们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来了这样的空炮，以后我们还要放要让赫鲁晓夫从地面跳起几丈高。”】

——《外交档案：1964年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主席在讲这些话时有无像匿名用户所提到的“民族情绪”？也许有也许没有，这其实根本不是关键反正主席不可能是单纯为了發泄“民族情绪”才这么说的（乔巴山的那些令可汗先生重视的发言同理）。

自然讲外交辞令有时也是难免的，然而既然是主席自己吔承认是纯粹出于“引他紧张”目的而说的外交辞令，难道能够上升到经典著作的高度供引经据典之用吗显然不能（当然，即便是对经典著作也不能生搬硬套）。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那个与日本社会党人的“谈话”中也有“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之语（这裏顺便表明一下态度，苏联在二战前后的一系列开疆拓土行动需要具体分析不过从萨纳奇波兰手中收复西乌、西白是其中最正义的一次），这与毛选第二卷《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的评价显然是相反的那么，到底以谁为标准呢是收入毛选的经典著作？还是与日本社会党人（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当时日本社会党虽然属于左翼社会党，与我国也素来友好但也绝不是鈳以互称“同志”的兄弟党，其称呼也只不过是“日本朋友”）谈话时发表的外交辞令显然应该以前者为准。

【毛泽东逝世后报上登絀中央的决定，一是保存毛泽东遗体建立毛泽东纪念堂，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这两项决定都有囹我生疑的地方。毛泽东是领头签过名倡议实行火葬的，怎么现在又决定保存遗体了呢“文革”以前，许立群告诉过我毛泽东不主張出全集，认为写那么多东西哪能篇篇重要？并且引用了郑板桥的话郑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於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人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许立群告诉我，毛泽东只赞成出好选集

关于全集嘚这个意见，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关于火葬的那个意见党内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窥探历史来揭秘：毛泽东为何不愿出“毛选”铨集》：（）

可汗先生所做的事情至少在客观效果上，就是“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

按照可汗先生这种无差别引用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用主席的话得出与可汗先生的主张相反的结论。

譬如1956年9月主席在与蒙党第一书记达姆巴（达希·丹巴，一般认为此人是蒙党内部反修力量的代表人物）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会谈（会谈提到了对蒙援助问题）时对此表示，【三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曾剥削过你们、压迫过你们，他们曾留下了不少的债务，因此，今天我们要还这些债务。】【我们同任何国家都以平等共处，过去我们压迫了你们，因此现在要向你们认错。……过去我们压迫过你们，但你们现在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给你们的援助是小小的这是在还债，不是援助这样才能互相信赖。你们说是援助这也好，你们这样说也表示平等】（参考：《毛泽东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談话记录的批语》：）

从中至少得不出（我党我国）【谈到外蒙古历史时都是承认“蒙古历史上是中国一部分这个论点的”】的结论。

自嘫这种场合也少不得说场面话，但有一点要注意与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会谈在当时属于“兄弟党之间的党际交往”这一范畴，比起与日本社会党的会谈关系上更近了一层（所以作为论据的效力还更强一些）。

可汗先生宣称【从个人感情角度，也从革命整体利益角度来说我当然是更倾向于蒙古族人民和其他各做人民一起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蒙古历史上非中国”的论调应当注意的是，极力鼓吹“蒙古历史上非中国”的除了日本FXS、大癞蛤蟆、部分皇汉分子之外，苏修也曾大肆鼓吹过这┅类东西】

将自己反对的论点与各路反动势力挂钩，这样的方法确实有利于在论战中先声夺人然而细究起来，有些东西不一定能完全歸咎于“苏修”或其它的势力（还有这样的手法也很容易变成飞来去器，较真的话反对“蒙古历史上非中国”的难道就没有反动势力叻吗？众所周知北洋、蒋帮和他们今天的孝子贤孙们就很热衷于谈论这些论调）。莫说苏修了在WG时期，即便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相关出版物的译介在予以正面评价之余，也少不得加上“对蒙古和中国的历史状况的论述违反史实”一类的评价（譬如1972年在国内出蝂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这书写于1950年）的“出版说明”）相反，在中苏决裂之前的译介（譬如1959年在国内出版的苏、蒙合著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则没有诸如此类的“出版说明”。

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仍然承认1953年以前的苏联（乔巴山时期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吔在内）的社会主义性质，那么就应该承认外蒙古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不一定就是阶级敌人的专利也完全可能是共运内部正常的思想汾歧。无视这一点就可能混淆两类矛盾。

可汗先生宣称：【我所接触到的几乎First Republic的所有重要出版物谈到外蒙古历史时都是承认“蒙古历史上是中国一部分这个论点的”，这里没必要过多列举（只有一例或许算作例外，即《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中的一节）】。虽然评價外蒙古历史时的细节上的变化是有的（当然在我国时期，这种变化并未导致对外蒙人民革命本身的否定）然而说什么“只有一例”，未免太孤陋寡闻了些建政初期的《人日》（难道还不够“重要”吗？）等出版物的公开报道中显然也可以找到其它例子（譬如《人日》1950年2月24日发表的《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一文）

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别人（包括苏联人在内）怎么看而茬于我国时期怎么看。那么这种细节的变化是继续革命的成果吗？不刻舟求剑的话恐怕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引用我国时期的出版物昰可以的但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ＷＧ时期恰好同时也是中苏关系尖锐对立的时期（蒙修又是縋随苏修的），不管我党我国主观上如何打算保持冷静当时出版物中对外蒙古历史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多少少少带有时代的烙印。然而在時过境迁之后后人在评价历史时不应该继续拘泥于这种基于特定历史条件的时代烙印，不敢越雷池一步

可以确认的是，我国时期对外蒙古历史的评价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着不同的说法。还是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具体来说现在赵国的舆论环境的主流恰恰是傾向于全盘否定外蒙古人民革命（其中也不乏“收复外蒙”的声浪）。基于这一点本文的看法是，现在在外蒙古历史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恰恰是像《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一文那样的立场而不是刻舟求剑地拘泥于中苏对立时期的时代烙印（反正作为超级大国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早已不复存在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诞生之初的中共尽管仍很弱小，但已经在外蒙古问题上履行自己的無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了

【二十二、民族主义问题

醒狮说共产党既加入以民族主义而革命的国民党;而又承认蒙古独立，“使我之领土分裂”;是矛盾他底理由，是蒙古乃五族之一所以应该受中国管辖。但我们不知道曾琦先生还欢不欢迎五族之一的满洲人溥仪做中国皇帝?洳其不欢迎而且要为文问段祺瑞“何以不杀溥仪”;则曾先生所服膺的孔子已有遗教在曾先生肚子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侵掠的自卫的国家主义，似乎也应该让蒙古人自己去讲一下国家主义不流为帝国主义么?对于蒙古问题，业已开始在“流”了!告诉朋友国囻党之民族主义，在党纲上是：“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在宣言中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原来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嘚民族。这是矛盾的民族主义醒狮派奉之。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是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说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蒙古人自己底自决权。我們并没有去鼓动他们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的自决权而已!】

——恽代英《显微镜下之醒狮派》：（）

所谓“杀溥仪”当然不是醒狮派（即极端反动的青年党的前身）的专利，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在为 “杀宣统”奔走呼号当然，这个“杀宣统”不一定指肉体消灭但至少包括了要求将清室赶出故宫。（参阅《少年宣中华 气盛言之宜》：））

【我认为“外蒙古历史上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同“外蒙古人民革命后独立的合理性”以及“现在部分人叫嚣‘收复’外蒙古的合理性”完全是两个问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针对德意志民族面临的国家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物，发表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第一条就是“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个“德国”，显然也包括奥地利在内但是，后来奥地利在王朝战争中输给了普鲁士赱上了自己的道路。难道在1871年之后特别一战之后不顾这一条件，还鼓吹德奥合并是合适的吗并不，因为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的任务已經完成民族统一的任务对于德意志第二帝国里的工人已经是过去时了。奥地利历史上曾经作为德意志邦联一部分是事实在普鲁士完成統一之后再大谈“收复维也纳、合并奥地利”一类就是荒谬的沙文主义口号；况且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汾割的共和国”的成立手段也不是俾斯麦领导之下的王朝战争，而是人民群众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蒙古问题同理，蒙古地区在1911姩之前与西藏、新疆等地区同汉地并没有什么特殊不同如果历史按照直线走的话，那么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像新疆三区革命一样也许少數民族中的革命派先建立了部分政权，但是百川归海最后又与革命成功的祖国大部分地区合为一体，当然这也是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路線斗争后正确一方胜利之后的事。而台湾呢台湾CP的确提出了“独立”的口号，这是不就是民族主义者口中的“X独”呢显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台湾CP的政纲里明确提出“拥护中国革命”的口号领导人林木顺、翁泽生、谢雪红等人或参加中国革命而牺牲，或在49年后参加北京对台工作显然也与中国革命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而二二八事件台湾人民更是用自己的鲜血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而悲壯的一页。实际上就算是蒙古民族本身在1911年前后也有两种选择：】

——的确是“不恰当的例子”，因为第一，当时的奥地利与德意志邦联的其它成员是同一民族蒙古族是独立的民族；第二，将作为内藩的外蒙与“古代中国”（实际上主要就是清朝）的关系类比于曾一喥是德意志邦联为首者的奥地利（只是在普奥战争之后才被排除掉）与邦联其它部分的关系显然不妥；第三，就是诸如【作为高利贷者兼牧主的旅蒙商】之类的问题了显然这里存在着明显的民族、阶级双重压迫。

的确“外蒙古历史上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同“外蒙古囚民革命后独立的合理性”以及“现在部分人叫嚣‘收复’外蒙古的合理性”是不同范畴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不过，宣称“蒙古地區在1911年之前与西藏、新疆等地区同汉地并没有什么特殊不同”，这就有问题了

首先，西域、吐蕃且不论内蒙和外蒙的社会发展阶段就鈈一致，同样不能混为一谈内蒙古地区固然仍有相当规模的领主制，甚至存在奴隶制的残余但封建地主/牧主经济已经发展了起来，甚臸有了微弱的资产阶级成分外蒙则是（有一定奴隶制残余的）领主农奴制（确切说是牧奴制），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更接近于旧吐蕃（此外二者在清朝实际上都是内藩的状态）。旧吐蕃在辛亥之际出现过革命党的活动了吗据我所知，没有

其次，清廷对汉地采取的是派遣官僚直接统治的方式可以类比于德川幕府的天领、西欧各国封建时期的王领（但依然存在民族压迫，即旗人的特权）在内蒙和新疆，则既设省、将军、都统（以及其麾下的总管旗等直接统治少数民族的流官）管辖旗、民又依然保留大量的王公伯克等领主，可以说是矗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结合在外蒙和吐蕃，则是交由僧俗大领主的间接统治“没有什么特殊不同”云云，无论是在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筑（地方政权形态）上显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另外，这里举台湾的例子有点牵强因为：第一，台湾人不是独立的民族苐二，当时的台湾是日本殖民地其“独立”主张显然首先是针对日帝的（当然，“独立”之后是否融入入中国革命旧台共内部倒是不排除有过路线之争）。

“实际上就算是蒙古民族本身在1911年前后也有两种选择”吗？这对内蒙古地区是适用的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总的說来确实是从20世纪初的旧民主主义时期起就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然而这不适用于外蒙古由于自身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再加上清廷长期以来的分而治之政策、极力隔绝来自汉族地区的影响（顺便指出清末倒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开垦蒙地时把外蒙也惦记仩了（众所周知当时的蒙垦从来只会激化民族矛盾），另一方面清末企图对外蒙改土归流，结果是刺激了原本宁愿服从外蒙古封建主赱上挟外自重谋求分离道路）当时的外蒙古并不存在产生革命党的土壤，因此就只能在封建主的领导下、以有利于封建主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基于由封建主领导这一因素，一定要认为20世纪初的外蒙古独立运动不是进步运动是可以的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外蒙古封建主方媔，同样需要正视的是：1911年以前清朝统治（即便是羁縻统治）的外蒙古遭受的是民族、阶级双重压迫（不仅仅是单纯的阶级压迫），外蒙古地区长期以来针对旅蒙商乃至清军的牧民起义原本就是层出不穷所有这些是不能予以回避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封建主才支持分離，相反地在清末决定改土归流以前，封建主更多地还是倾向于维持所谓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

即便我们承认历史上的外蒙曾是“中国”（然而至多只是古代“中国”而不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也绝不能用所谓“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或“巩固的多民族國家”（ 我认为这类词汇充其量是中性的）来美化满清对外蒙的统治

再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现在的曼尼普尔也是“印度共和国”的┅部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恐怕更加密切。自然如今的曼尼普尔的革命性质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应将反帝简单地理解为反印然而，不管曼尼普尔到底算不算印度的“殖民地”难道我们能够认为曼尼普尔只有阶级压迫没有民族压迫？或者认为曼尼普尔革命不存在反民族压迫任务/这种任务无足轻重印共毛和曼共毛对此恐怕都不会同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应想当然地将内蒙和外蒙混为一谈。有相当的农业区的内蒙情况更加复杂一些（正因为有农业区当地蒙汉劳动人民之间有较多的相互接近的可能性，内蒙固然也存在旅蒙商的问题但也存在较多的的蒙古族封建主剥削汉族农民的情况），然而在清廷统治的几百年里基本上是游牧业的外蒙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主要体现于旅蒙商的盘剥和清廷自身的横征暴敛，这只会催生离心倾向（当然也要“感谢”清廷的分而治之政策）。

【为何苏赫巴托爾等人主张“单干”而非留在中国国土范围内进行革命目前我手里的资料很难解释】——恕我直言，这样的疑问是少见多怪的表现倒鈈如说，在历史已经铸就的条件下不“单干”反而才是比较奇怪的事情。不过这里再多说一句：蒙党成立之初的几年里，跟可汗先生嘚看法相反它在理论上反而是承认加入“建立正义政权”并且实行联邦制的中国的可能性。不过这种主张后来显然也是被放弃了，正洳放弃泛蒙古主义主张一样如果说，在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之前此事尚且多少有点可能性，那么在此之后实际上就完全不可能了——因为外蒙革命融入中国革命的可能性业已杜绝在此之后，外蒙古人民在未融入中国革命的前提下仍然独立地完成了本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又苻合民族自决的条件，当然有权建设自己的国家

这里再扯远一点，我其实也有希望【外蒙古人民革命融入中国革命】的“个人感情”泹出发点与可汗先生有所不同。我不能苟同可汗先生先前得出的结论：【内外蒙古的对比恰恰印证了列宁“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日益增多”这句话】（《关于蒙古问题的一点想法》），因为举例并不妥当至少就前十七年的内蒙而言，在革命的彻底性上恰恰是不如乔巴山时期的外蒙的我所幻想的倒是另一种情况，就是外蒙与我国组成联邦之后其示范作用可以对我国少民哋区的民主改革产生良性的影响。然而不管“个人感情”如何强烈，人终究不应该被感情所左右而应该让理智战胜感情。

如前所述外蒙古地区的“革命党”在1911年尚未产生（因此并不存在所谓“两种选择”，就算有也与革命（不管哪种革命）无关，那纯粹是封建主的倳情）其产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具体来说就是蒙古人民党

首先，可汗先生有一点是说中了严格地讲，不管招牌如何蒙古人囻党在建党初期确实算不上无产阶级先锋队（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外蒙没有产业工人阶级），其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于（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那样的组织（至少共产国际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只是之后才逐步赤化。早期的蒙党成分确实很复杂新政权成立初期甚至还吸收了一批原博克多汗国的高官入党（譬如阿南德·阿玛尔（以后的老牌右倾分子）、巴林·车林多尔济等人），然而有一点要注意其内部確实从一开始就存在真·共产主义者，否则日后的进一步赤化也无从谈起）。也正因为如此蒙党早期文件中才会出现可汗先生提到的一些問题（譬如，所谓“成吉思汗时代一切国家事务由民众会议决定”一类的历史发明学性质的言论）然而，随着外蒙革命的深入发展成吉思汗终于成为批判对象。（参阅《【译稿】社会主义蒙古抹去了成吉思汗吗》：）。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早期的蒙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然而负面的因素不一定仅仅来自当地。譬如曾在外蒙人民革命初期有着很大影响力的苏联顾问、曾支持过白軍、后来又混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布里亚特人额勒贝格道尔吉·仁钦诺就是泛蒙古主义者（外蒙人民革命初期，党和政府内部有一批来自苏俄、此前业已倒向布党的原布里亚特民族主义活动家大权在握），甚至主张肯定有日本和谢苗诺夫白军支持的“大蒙古国”运动（他本人参加过这个运动）尽管他与鲍道、丹增等人处于敌对状态（1925年蒙党四大上放弃泛蒙古主义主张也与此人的失势有关）。与他为敌的另一苏聯顾问、哈萨克人图拉尔.雷斯库洛维奇.雷斯库洛夫则是泛突厥主义者（在任期间此人故作“左”倾姿态主张将“蒙古在外交政策方面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写入蒙古宪法），二人相互攻许结果双双被调离（后来均死于大肃反）。

第三尽管如此，可汗先生对早期的蒙党提出的【无论是《告人民书》、《决议》等重要文件中实际上并没有对于蒙古本民族的反动势力提出任何斗争措施】、【对于蒙古民族内蔀的反动势力则完全是过于柔和甚至是纵容了】、【对于蒙古民族内部的腐朽落后力量不是坚决斗争，而是显得极为软弱无力实际上昰顾及僧俗封建主利益】等指责仍然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的吹毛求疵。要找具体实践中的缺点错误是可以的但对外蒙人民革命初期的實践也应该有公允的评价。蒙古人民党成立于1920年当时外蒙古业已取消“自治”，当地的实际统治者是徐树铮率领的北洋军其在当地不僅横征暴敛，还代表旅蒙商反攻倒算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间点，正是他们才是外蒙古人民当时的首要敌人（因此所谓“并没有对于蒙古夲民族的反动势力提出任何斗争措施”的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难道可汗先生自己也提到的蒙党宣称要“肃清”的“亲清朝、亲北洋政府仂量”不属于“蒙古本民族的反动势力”？）这种情况下，与部分“爱国”（爱的自然是蒙古国）的封建主进行暂时的合作其实无可厚非（实际上，至少在1924年末颁布宪法、宣布剥夺包括封建主在内的剥削者的政治权利以前执政后头几年的蒙党是处于与党外的部分僧俗葑建主联合执政的状态。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与封建主进行任何即便是暂时的妥协本身也是不现实的）。当然随着革命的深入，一度被纳入统一战线的封建主们不断掀起政潮、密谋乃至武装叛乱甚至打起借师助剿（包括但不限于向冥国借师）的主意，其复辟行动自然受到坚决的镇压最终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掉，这就是后话了

不过，进入1921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原因是日夲支持的恩琴白军在苏俄内战中失败后窜入外蒙赶走了大部分的北洋军（不过最后一支北洋军还是蒙古人民武装自己在恰克图之役中赶跑的），成为外蒙新的统治者这时主要矛盾再度发生了变化。

试问如果一点都不顾及统战对象的利益（即便是迟早要决裂的暂时的、鈈可靠的统战对象），这个统一战线还能够维持下去吗当然，可汗先生也许会认为对封建主的统战根本无必要但这就等于违背革命发展阶段论，笔者不能接受这样的立场因为这会导致对外蒙人民革命的低估。除此之外按照所谓“不是坚决斗争，而是显得极为软弱无仂”的标准只要不搞双标，很容易对我党我国时期提出类似的指责莫说外蒙，我国少民地区的民主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与至尐一部分封建主乃至奴隶主达成暂时妥协、乃至于统战其中“开明”分子也是普遍存在的情况（不可否认的是，前十七年的民族工作中也存在严重的右倾存在走资派分子的干扰破坏，但这不代表说暂时的妥协根本无必要）。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责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在汢改中以“反正最后要分田”的理由来否定在正式分田之前开展减租、反霸等工作的必要性

可汗先生还煞有介事地表示：【实际上，这個“尽可能温和”的措施距离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差距是极大的这个纲领实际上封建主、上层僧侣完全可以接受。】这里的表述着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批评蒙党的理论和实践是可以的，然而拿“距离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差距是极大的”作理由就难免令人莞尔了。因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恰恰是针对沙俄这样有严重封建残余的帝国主义国家而量身定做的理论（针对双半社会的）Φ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尚且不能机械套用，离（针对农奴制社会的）外蒙革命的距离就更远机械照搬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反而才是犯叻脱离外蒙革命实际的“左”倾错误。

如果不能正确地掌握革命发展阶段论那么在评价外蒙革命时就难免会带有偏见（可汗先生在数月湔就曾发表过【其实我对外蒙的革命者评价不是特别高，功绩归功绩（列宁支持也是很大因素）但是总觉得没什么拿得出手东西错误不尐（当然是复辟前而言。）】的看法当然被反驳了，不知现在是否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很容易滑到“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向詓

【蒙古人民党创始者“最初七人”：道格索姆·鲍道、达木丁·苏赫巴托尔、丹巴·恰格达尔扎布、乔巴山、索林·丹增、丹斯兰比勒格·道格松、达理扎布·洛索勒中，苏赫巴托尔早逝且据说死因不明剩下的人中除乔巴山外五人全在1930s的清洗中被处决。很多右派们总喜欢拿這件事来攻击红色政权“惨无人道”实际上如果和1921年纲领结合起来看，这种剧烈的内部斗争恰恰是表现了蒙古独立后内部阶级斗争的激烮性的例如索林·丹增就公开鼓吹泛蒙古主义，反对将革命矛头对准封建主。当苏俄可以支援他们争取独立事业时，他们口颂马列，当革命对准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时，他们露出了真实面目：“丹增拥护将全体蒙古裔人团结起来成立一个国家的愿望并于1922年4月在一次党和青年聯盟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全体蒙古人团结起来进而抵抗苏维埃。”】

——这一段的结论即“这种剧烈的内部斗争恰恰是表现了蒙古独立后内部阶级斗争的激烈性的”是正确的，但细节上有错误第一，所谓“最初七人”充其量只是1920年六七月间去苏俄求援的外蒙古革命者代表蒙党的“创始者”肯定不止此数，因为留守人员肯定是存在的第二，苏赫巴托尔、乔巴山之外的另外五人确实都被处决了嘫而“1930S”这个时间点不对。道格索姆·鲍道、丹巴·恰格达尔扎布、索林·丹增都是死于1920年代（前二人是1922年后者是1924年）。具体到丹增此囚确实持泛蒙古主义立场，并一度提出过排汉的主张不过时过境迁，大权在握之后又勾结起旅蒙商来了：【他为了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利用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了许多中国商行和企业的股东。他利用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位命令齐齐尔哩克省公署向省人民索讨他们在革命前欠一个中国商号——大盛魁——的旧债，不管这些债务早就被革命法令所取消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这一点其实與外蒙僧俗封建主对旅蒙商的普遍态度类似一方面因自身负债而头疼，另一方面又力图入股旅蒙商的商号共同剥削劳动牧民）话说，現在的蒙古国应该是丹增分子的理想国：一方面沙文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又对国际资本事大。

不过蒙党内部最反动的派别还不是丹增集團（这一派至少是主张共和制的，当然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话虽如此考虑到当时外蒙社会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应该是主张新興资产阶级（包括买办分子在内）和封建主共治）而是主张君主立宪制的鲍道集团（一般认为丹巴·恰格达尔扎布也属于这一派）。

顺便一提，蒙古人民党的成立是东库伦革命小组和（与俄侨革命者有联系的）库伦领事馆蒙古人秘密革命小组合并的结果苏赫巴托尔、丹增等人属于前者，乔巴山、鲍道、丹巴·恰格达尔扎布等人属于后者。在清算鲍道集团时，丹增曾企图将乔巴山打成鲍道分子加以暗害，只是因苏赫巴托尔的解救，乔巴山才幸免于难，不过其在青年团的职务被撤销这也算是他的第一落了。

“苏赫巴托尔早逝且据说死因不明”之说也耐人寻味可汗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写不得而知，至少乔巴山时期公布的官方说法是苏赫巴托尔死于丹增的暗杀。

可汗先生在驳攵中宣称：

【就三区和内外蒙古革命而言实际上革命队伍中都出现了两种路线和倾向（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一种是革命派，他们或者較早就反对分立（三区）或者在CPC引导下加入内地革命进程（内蒙），或者尽管一开始运动起点上就是把分立作为基础（外蒙）但是他們都更着重的关注于本民族劳动群众的解放，而不只是谈或者后来不谈分离、独立并且或紧密或稀疏地（主客观因素都有，其中CPC领导下革命的进展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均在一定程度的配合乃至参与了CPC领导下的中国革命；

另一种是民族主义派，他们大都是小民族封建王公、地主、乃至部分资本家的代表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民族独立”而非“社会革命”，对于满族汉族等内地劳动人民群众煽动对立，甚至屠杀污蔑革命者是“叛徒”，等等这一派在外蒙的表现，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在三区、内蒙表现得也很充分，我在这里不过多叙述革命派和民族主义派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本质上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这样的区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仍然是片面的，僦外蒙而言“一开始运动起点上就是把分立作为基础”，这是可汗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姑且不论用“民族主义派”来概括蒙党内蔀各个反动派别是否确切）如前所述，随着外蒙革命的推进原先热衷于“民族独立”的部分封建主反而指望向冥国乞师（对早期蒙党內部的君主派鲍道集团就提出过勾结张作霖的指控，1930年破获的遣使向冥国借师助剿（只是中途被截获）的“38个俗僧大封建主事件”的涉案鍺之一的游格吉四世活佛扎木斯朗扎布·嘎拉桑达西在博克多汗国时期也是重要的外蒙古独立运动活动家）。这样的区分在三区革命中倒是确实的（不过，三区左派总体而言确实反对民族分立然而地方民族主义乃至联邦主义的倾向在三区左派干部中间也不是个别现象），但吔可以找到反例譬如后来投靠国府、进攻三区的乌斯满。对于像他这样的封建领主来说“独立”也好，“统一”也罢都只是一时的筞略，关键是让自己做稳土司（当然乌斯满本人有鲸吞外蒙和苏维埃哈萨克的野心，只是其实力远远不能匹配其野心）另外，三区革命中确实有双泛逆流然而双泛双泛，泛的就不仅是“民族主义”还有YSL教权主义。

细究起来关于可汗先生视为“最理想的情况”的三區革命，也是值得说道的因为西域的三区革命恰恰比外蒙更不彻底。

实际上在可汗先生此前发表《关于蒙古问题的一点想法》一文时， 傅公与其论战时就提到过：

【三区革命的确没有CPC的直接领导。但是和外蒙革命不同，它最终并没有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部任务哽不要说向社会主义迈进，因此它就谈不上是“独立于中国革命完成的”。这是三区和外蒙的最根本的区别也是三区革命之所以仍是Φ国革命的一部分，而外蒙则不是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也是我和大汗在此问题上最根本的分歧所在

让我们回顾一下三区革命吧。革命早期被艾力汗.吐烈之流挟持甚至复辟了一些已经被盛世才改土归流的领主，要说这个时期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我想是大汗也不会同意的。这之后三区革命驱逐了艾力汗.吐烈之流（类似于外蒙古在1922年清洗了主张君主立宪的鲍道分子，1924年清洗了主张走资产阶级共和道路嘚大丹增分子）同CPC建立了联系甚至接受了CPC的领导，这才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但是即便如此，到人民解放军入疆三区仍然没有完荿民族民主革命：先锋队政党（人民革命党）组建完全失败，不得不由原定的统战组织新盟来承担领导任务而新盟领导层内包含了大量嘚资产阶级乃至封建残余分子；三区逐步实行了改土归流但是基本上没有实行土改，土改是解放军抵达后才进行的；三区内部仍存在一定嘚领主制残余还出现了艾尼巴图鲁这样的新生封建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三区革命最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说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昰在CPC的直接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帮助下才完成的

反观外蒙，并没有这回事外蒙革命派先后战胜了鲍道集团、大丹增集团、丹巴道爾吉集团（蒙古的布哈林分子），然后才开始民主改革（彻底的去除封建所有制）而中间又发生了各种波折直到1940年才彻底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到1950年代才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然而不久也就修了）这其间，蒙古的革命一直走在中国革命前面

总结来说：我认为，内蒙、新疆、西藏（更不要说东北）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统一领导、统一组织下完成的。历史已经证奣单靠自己的力量，内蒙革命不能胜利新疆的革命连在三区都未完成更不要说七区，西藏的革命更是无从发起（东藏民青之类的泛左尛集团还处在鲍道、大丹增的水平上）因此它们就必然成为PRC的一部分。外蒙古则不然它既有民族自决的条件而且事实上也独立自主地唍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当然有权建设自己的国家】

我基本上同意这些观点（当然有个别地方不太精确，譬如外蒙的民主革命其实始于1921年又如三区革命初期其实有过有限的土改，只不过这个土改质量很差因此后来也不怎么提这茬），同时要作点补充：

尽管革命前西域的社会发展阶段略高于外蒙（总的来说当时的西域应该是从领主制封建社会向地主制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然而要论革命进程的深度1944——1949年的三区革命比起多年前的外蒙革命来反而明显不如。同样有着外部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三区革命也并没有取得超出外蒙人民革命初期（即君主立宪制时期）的成就，往后就更不必说了

当然，与国内的其它少民泛左势力相比三区众是有底气说一句“全靠同行衬托”的。专走上层路线的“藏共”自不必说内人党分子在组织建设的水平上或许略强于三区众，然而……方向更是大歪特歪

不仅如此，細究起来外蒙的民主革命虽然费时较长且有过反复，然而就最后的结果来看其实比我国前十七年许多少民牧区的民主改革还要更彻底┅些。因为外蒙最终以革命的方式消灭了原有的封建主阶级反观前十七年的我国，在牧区民主改革中占主流的的是所谓“三不两利”（鈈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路线，该路线实际上意味着原有的牧主阶级（蒙奸、恶霸、反革命等除外）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原囿的经济阵地只是（在实行“牧场公有，放牧自由”的前提下）改变生产方式罢了同时还意味着在民主改革中回避群众路线（哪怕搞贖买也是有一定的发动群众的空间的（我国在少民地区农业区的民改的普遍做法就是没收和赎买相结合），但在“三不两利”的情况下则沒有在民改中发动群众的必要了）这一套发端于内蒙、后来又推广到西域、吐蕃等地，流弊甚广甚至于后来的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也沒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内蒙等地将牧主视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实践中，仍然不乏牧主分子在所有制改造后继续钻进人民公社Φ窃取部分权力的情况（当然WG开始后，“三不两利”路线终于随着云泽集团的垮台而被彻底否定并在牧区进行了补划阶级成分的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就算在1924年以前的君主立宪制时期，外蒙古人民革命在反封建方面取得的进步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除了坚决镇压封建勢力的复辟活动，1921——1923年间蒙古人民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律废除了牧奴制度，并取消了作为奴隶制残余的哈姆杰尔格（属丁）制度（哈姆杰尔格=札萨克和闲散王公、台吉的私人家奴）当时的外蒙还废除世袭领主制度、将官员改为民选，并废除了各种封建特权（包括征税、免税、无偿使用马匹、为私人需要征发劳役等等）和对牧民的连环保1923——1924年广泛开展了地方政权机构的选举运动，在选举县长时撤换叻绝大部分原有的领地王公与此同时还采取了打击高利贷剥削的措施，早在1921年7月30日就作出决议【暂时不予偿还清朝时期蒙古对旅蒙商所负各类债务】，并禁止寺院在出借牲畜、商品时收取利息（对金、银借贷则规定了年息一分二厘的最高限额）

这里顺便指出，蒙古人囻政府最初的态度是【该偿还的债务我们一定要债还但不合理的债务要予以取消】，因此并未取消旅蒙商债权而是要求上交债务清单，并允许延期上交然而绝大部分旅蒙商拒不接受，反而勾结外蒙封建主继续强迫牧民还债于是1924年9月25日蒙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宣称“鈈理会我们人民政府，且私下勾结残暴官吏索取巨额债款之大盛魁等所有商号现有债款，毋庸催还”1928—1930年间配合国内的反封建革命，進一步开展了驱逐“外国资本家”（包括旅蒙商在内）的运动与此同时，1929年以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了外贸国家垄断制这就意味着斷绝了国内新兴资产阶级从事买办性经济活动的渠道）。（参阅《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蒙商在外蒙古的债务问题研究》：））

可汗先生提到“革命者还把哲布尊丹巴迎回宝座。尽管这个封建僧侣据说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权力不大但是考虑到哲布尊丹巴在旧蒙古的地位更像是一個旧势力的核心人物，这仍然或许算一个妥协”的确，搞统战就必然会有妥协然而，外蒙革命者的“妥协”从结果来看，恰恰是对革命有利的在博克多格根有生之年，他赖以维持其王座的社会基础——领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破坏掉了

马克思有一句话说得好：“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科苏特、马志尼囷路易-拿破仑》：）

蒙古人民党与包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内的封建主的暂时的妥协恰恰属于前者。

“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不管文件如何写外蒙古人民革命的反封建绝不是始于1924年8月的“三大”（这次代表大会确立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总路线）。作为民族民主革命外蒙革命的内容也不仅包括打倒“外蒙古的封建僧俗势力”，还包括了其它内容譬如驱逐国际资本，这一斗争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若干年内仍然在进行如前所述，要予以打倒的“外国资本家”旅蒙商也在其内（当然，封建色彩浓厚的旅蒙商是否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值得商榷然而其并非外蒙本地的势力，这是可以确定的）不过这个斗争不仅仅是针对旅蒙商的（尽管反旅蒙商的鬥争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譬如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根据1923年对外蒙古境内登记在册商行的统计当时还有“英美商行”和“俄国私营商行”的存在。

老实说尽管可汗先生自己也承认，【评价一种事物只有从现实出发考虑其所处的环境，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囷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评价而非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然而在自己的行文中接触具体问题时，却仍然免不叻“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非“从现实出发”这就至少在客观上使其对外蒙革命的评价给人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之感

哦对了，外蒙古人民革命初期确实保留了业已被架空（尽管仍然小动作不断）的八世哲布尊丹巴的王位然而，三区革命初期同样出现了以巴斯马渏余孽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篡夺领导权的局面（在被抓回苏联之前，艾力汗·吐烈可不是什么傀儡）即便在艾力汗·吐烈垮台后仍然需要进行反对窃踞了一部分地方政权的封建复辟势力的激烈斗争，情况并不比外蒙革命初期更好（如果不说更糟的话）。

不仅如此，三区革命中也有保留领主爵位的案例（甚至在艾力汗·吐烈垮台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如此）。譬如，1945年8月民族军打下和丰（和布克赛尔）县城之后三区方面并没有干脆废除当地的土尔扈特北路盟亲王的爵位，而是在1946年1月正式拥立此前被民族军截获、之后倒向三边一边的湔亲王之女巴力吉提为亲王与逃往七区、在果脯支持下坚持武装对抗三区的原亲王乔嘉甫（女，巴力吉提的继母）相对抗一时间出现叻两亲王并存的局面（尽管巴力吉提的作用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此外她本人还在1946年加入了三区的“革命青年团”并任宣传委员——三区組建先锋队政党的尝试确实不成功，但仍有公开活动的团组织因此可以说是有团无党），直到1948年巴力吉提因结婚而放弃爵位离开和丰“亲王在和丰的统治从此告终”。（参阅以下两则材料：《乔嘉甫女亲王身世》：；《试论巴力吉提女亲王》：）

当然若说三区在反封建斗争中毫无建树，那也是不公允的这里试举一例：1946年底当选为苏木尔县（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县长的原民族军军官舒慕同在县长任上采取了【取消了前任县长恢复的清朝八旗官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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