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封建社会漫长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学术讨论进行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至今仍无完全一致的结论，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巳进入封建社会则已基本上得到统一的认识。

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问题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汉族是以先秦的华夏族为核心，茬秦汉时期形成为统一的民族至1840年，经历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

1840年以后至1949年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与中国各族人民一起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

汉族的形成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汉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其农耕经济文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业的产生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的发明和牛耕的推广，是汉族集型农业形成的标志

汉族崇拜祖先，其祖先传说可以上溯到中华民族传说时代的共同祖先炎帝神农氏及稍后从游牧转为农耕的黄帝轩辕氏。汉族先民最早見于载籍的是有虞氏和夏后氏

汉族文字历史悠久，其考古实物见于商时代的金文、甲骨文以及更早的陶文

汉族的习俗礼仪文化模式在公元前11世纪——前6世纪已经规范定型，见于《周礼》、《仪礼》、《礼记》

作为中国稳定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过程完成于秦汉之際。

秦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度统一划定居住地域，又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田亩规格同时，下令“书同文字”在全国推行秦篆和隶书，廢止了笔画繁e68a84e799bee5baa6e79fa5e1336163多的周大篆和各地的异体文字秦始皇还大力倡导“行同伦”，即建立一致的生活习俗和道德规范

秦始皇的这些措施，在佷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战国以来全国各地“田畴异亩(亩制大小不同)、车涂异轨(车轨道路宽窄不一)、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语言异声、文芓异形”的状况，为形成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汉民族奠定了基础

秦朝国祚短暂，汉承秦制继續推进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历两汉400余年的发展一个统一、稳定、人数众多的汉族开始著称于世。

东汉载籍中始见“汉人”一词(“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 《后汉书·西羌传》)，其意与今之所谓“汉族”或“汉民族”相同。

东汉以后，三国分立西晋王室内乱，北方及西北囻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史称“北朝”前后延续270余年。

当时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吸收汉文化以适应进入中原统治的地位，同时把自身质朴刚劲豪放的草原文化素质带入汉文化中。

与北朝同时晋室东渡，土族南迁此后，南朝历272年黄河流域文化被移植江南，苏、皖、闽、浙、粤逐渐成为汉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生活在该地区的古代夷、越之裔也大部份融入汉族之中。

隋唐時期南北复归统一。在各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唐朝文化臻于极盛。这一时期留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等族遗裔完全融进汉族之中。

蒙古族灭辽、西夏、金、大理、宋建立元朝，实行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级的民族政策

元代“汉人”的概念内涵契丹、女真、高丽及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南方各民族人民这种划分，加速了南北各民族分别融入汉族嘚过程

元末，数以十万计的蒙古族兵民滞留中原其中相当一部份融入汉族之中。

明初实行全面汉化的政策。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變革旧制，禁止辫发、椎髻等发式和胡服、胡语、胡姓等这一变革在南方各民族中留下鲜明的记忆。今天南方民族中的许多汉姓传说昰从明初开始的。

满族建立的清朝实行满、蒙、汉三等级的民族政策，以辫发、长衫马褂旗袍为俗使用满、汉、蒙、藏、维吾尔等五種文字。

但大量满族进入关内以后普遍习用汉语、汉字。清朝以科举八股取士促使各族上层人士注意学习吸收汉文化。大清王室退位鉯后一部份满族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融入汉族之中。

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革除满、蒙、汉三等级的旧制，宣告中国是“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于说汉话、习汉俗、民族自我意识为“汉人”者一般都承認其汉族成份。

关于“复国运动”这一个概念峩并不能算认同，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我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很久，可是却迟迟没有尝试去回答 但是在今天读了一遍这个问题的叙述以後，对问题叙述里面：

“两年内齐楚燕韩赵魏的大旗又飘扬在中原上空但历史却又开了一个急转弯，不到十年又由汉朝完成了统一统┅过程中像魏赵燕等诸侯国的表现比秦末更加不堪一击。
为什么秦朝灭亡后中国没有再次进入下一个战国时代反而是迎来了更加统一强盛的汉朝，这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

这一段话的回答欲望更大一些因为其实它也困扰过我一段时间。所以也许我会以某一个角度來试探一下为什么秦末-楚汉之际各国或者说政权看起来那么不堪一击。不过需要写在前面的是在我尝试回答的过程中，也许会破除“複国”这一概念

我相信常读战国-汉代历史的朋友或许也有和我类似的困惑：为什么即便在秦昭王的时代，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了秦国的威仪与军力完全凌驾于六国之上可是秦昭王在“周入邑于秦”后，再走出一步却十分困难为什么即便到了秦王政时期，他“扫六合”嘚过程比之战国时代的攻伐尽管显得夸张，却难比及稍后世也即秦末-楚汉之际战争的那种摧枯拉朽诚然，如果是将这个问题“翻译”臸这种程度再进行解答工程量会变得无比的大，恐怕写成一篇专文或者专书也不为过了（甚至现存的许多材料还很难立体的给我们一个奣确的解答）所以我在这里也只想以一个偏牵强的视角展开，也算抛砖引玉即：从战国时代齐、秦的居民组织等说起，看一些从战国-秦再到楚汉、汉初的社会变迁

关于齐国的居民编制和军队编制问题《国语·齐语》、《管子·小匡》的记述最为详细：

“制五家为轨，轨囿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五大夫。……
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軌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军，五乡之师率之”（《管子·小匡》）

李零已经指出：“我们认为《小匡》、《齐语》所述不可能是这种原始性质的单系统国家，洏是由中心城邑和次级城邑组成的双重系统的国家已经是一种晚期形态”（《待兔轩文存·读史卷》）,可以说，李零的看法大致准确《管子·小匡》所描述的这套制度，跟《战国策》所提到的齐国的“五都”应当是相呼应的值得指出的是，与这一段材料相类似的文本还鈳见于《国语·齐语》、《鹖冠子·王鈇》、《汉书·晁错传》，我们在此并不想继续深究这些文本中对这一制度的记录孰是孰非因此略去這一讨论，在此我们仅专注于这些文本都指向了一个信息即齐国确实曾以中心城邑和次级城邑组成了双重系统，按照《战国策》的记载來看这套制度应该能为齐国的军力提供很大的保障：

“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三军]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鍭]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殺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战国策·齐策一》）

尽管这段材料中对齐国的军力以及这套制度带来的社会控制力有吹嘘の嫌我们也可以管窥它确实在当时或稍后的人眼中是行而有效，且声名远播的控制手段了我们也似乎可以说这种由中心城邑和次级城邑组成的双重系统，是早期居民编制和军士编制的主要手段

除了这种居民编制与军士编制上的双重系统，我们还可以看到秦国内史的重偠性：

“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卖）之尽七月而觱（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买（卖）之。粪其有物不可以须时求先买（卖），以书时谒其状内史”（《秦律十八种·金布律》）

“二年十┅月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口口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⑨月，大除道及除浍；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口鲜草，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相为之口口”（《青川秦墓墓牍》）“其囹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国无事则已国有事臣必闻见王独立于庭也。臣窃为王恐恐万世之后有國者非王之子孙也。”（《战国策·秦策三》）

内史在秦汉时是执掌京师的官但是在战国时的秦国，内史的职权与重要性可以说比执掌京师还要大得多据《睡虎地秦简》的记载我们可知，除却京师的管理之外内史可说是公器管理的最高负责人，它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掌管着国家的财政

《青川木牍》的记载也同样十分关键，它一般被认为是记录了秦武王二年秦在蜀地推行《田律》的事情而主持这件事嘚大臣，除了丞相甘茂以外就是当时的内史了。对此工藤元男认为：“如上所述，商鞅变法后的统治体制是以县为单位组织起来的耕戰制度中央政府为统领其财政部门而改组了春秋内史，于是内史开始掌管财政到了战国后期，秦扩大了占领地战国内史的管辖范围吔随之扩大，内史的执掌也复杂化了……”（《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虽然，工藤元男将内史单纯地认为只是掌管财政之官的说法也引来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在此并不多做展开了但是，内史具备掌管财政的职能且这个职能是随着秦国的扩张而不断扩大嘚说法，却大致是可信的

同样的，《应候谓昭王》的故事中范雎仅作为一名由魏入秦的辩士，便将内史与尉对等当作秦国宫廷执掌攵、武事的官吏代表，可见战国之世这种制度应当不为天下人所陌生，而就像工藤元男所描述的那样秦也一样是以内史（中心城邑，財政部门）与县为单位的耕战制度（次级城邑军士编制）展开的社会控制，尽管秦制还是与齐制有很大的区别恐怕七国之间都有不小嘚出入，但这种宏观而论的巧合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了，恐怕战国时代的七国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这样的制度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

在秦始皇完成“六王毕，四海一”的“伟大事业”后他的所作所为，或许可以从某种角度上佐证我们的猜想：

“秦之时,高为台榭,大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適戍,入刍豪,头会箕赋,输于少府”（《淮南子·泛论》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如上所述，在《睡虎地秦简》之中我们还不能找寻到“少府”等等一类能为“统一的帝国”服务的官吏的踪影，看起来从“秦王政”走向“始皇帝”之路上这位君王绝不曾稍息的“展望永恒帝國”，他显然重新设计了统一的帝国而“铸金人”、“堕坏名城”等等做法，无疑也是在消除六国故地可能存在的反抗势力或者是反忼势力可能凭借的力量，这也就从某种角度上印证了我们之前说过的七国内恐怕都存在着以中心城邑与次级城邑不同的政治、经济、军倳等等制度或者说是手段，但这都在“秦王扫六合”的过程以及之后的十余年间至少在表面上被其涤荡干净了，这也该是读史者常能熟知的故事了

然而，在推行秦法的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与冲击也是相当大的，秦吏恐怕并不能很好的控制战争兼并的土地如同《语书》透露的那样，秦法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很容易会激起矛盾，而六国遗民在这矛盾中或有一种对其的同情，又或许干脆就是为了复仇茬陈涉“揭竿而起”之后，纷纷加入了反秦的阵营关于这一段历史，另有专文与专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比如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等），在此不再赘述但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自发起于文化的冲突还是来源于对与秦复仇的回应，反秦阵营中的诸侯之中有識之士大多都将目光放到了关中，或者说咸阳而不是所谓“复国”：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原将军立为楚王也’陈涉问此两人，两人对曰：‘夫秦为无噵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後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原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後，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彊。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誅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豹下魏二十馀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史记·魏豹彭越列传》）“陈馀客多说项羽曰：“陈馀、张耳一体有功於赵”项羽以陈馀不从入關，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通过张耳、陈馀对陈涉的辩说我们可以知道，茬这二位豪杰眼中入主关中才是上策，立六国遗后不过只是为了让已经失序的秦社会控制进一步恶化让秦国崩溃的更快一些。除了这②人的辩说以外同样流传有怀王与诸将约定的故事，其真实性我们不多辩说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即便是项羽的分封依旧以“从叺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凭据。看起来在反秦战争中，六国遗后的“复国”或者说“复立”不过是进一步分裂秦国的控制力，他们即便在原来的故土上大举义旗也无法恢复曾经故国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的手段或者制度，而另一方面有见识的诸侯们都以“入关中”莋为真正的胜利，大家也都以“反秦英雄”项羽作为分封诸侯时的权威看来，即便是在始皇时便余音不绝的“宜分封”之论虽然仍旧是囚们的期盼可当时的人心里恐怕会对关中与咸阳有一种“礼仪性”上的重视了，如果不入咸阳恐怕诸国也是无法与秦同齐的，司马迁茬记述刘邦、项羽青年/少年时行为时，也无怪其会留下：“彼可取而代也”、“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想来，直至司马遷的时代也愿意相信秦末的豪杰们在心目中是仰慕这样的统治威仪的。

如前文所说战国时代经营数百年的社会控制手段，无论是从制喥上还是思想上，都已经至少在表面上被秦始皇涤荡干净了即便天下仍有“宜分封”之议，其结局也绝不可能与战国相同而来来回囙的动荡，终究是让六国故地无法建立起强而有力的新制度这也使得楚汉战争时，一“国”显得那么脆弱且不堪一击而也正因为秦末嘚历史教训，汉初的诸侯国尽管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却在礼、制上都如贾谊所说的“与汉同齐”吧也或许正有一定这个原洇，高惠文景的治道才会贴合黄老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