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条目介绍的是佛教密宗术语對于“自称”，请见“第一人称”

本尊（梵语：?????????，转写：satya-devatā；日语：本尊／ほんぞん ^honzon；藏文：??????????????威利：yid-kyi-dam-tshig，略称Yidam）音译娑也地提嚩多，密宗术语是在曼荼罗坛城或唐卡的佛陀、菩萨或明王像，密宗修行者以它为禅修对潒通常每个修行者一生只会选择一位本尊来作为修持对象。

女性本尊称为佛母、空行母或明妃通常是本尊的伴侣。

密宗相信本尊会保护修行者，成为修行护法神如果修行有成果，本尊也会亲自向修行者显现在生起次第中，修行者会观想自己与本尊合一自己与本澊没有任何分别，生起佛慢就可即身成佛。

在印度原供奉释迦牟尼佛像，以归依佛、法、僧三宝之故而称之为三尊。古代印度则雕刻菩提树、金刚座、法轮、佛塔、佛足等以代替佛像至密教兴起后，即以字、印、形等表显佛菩萨

密教中，以大日如来为普门本尊其他诸佛菩萨则为一门本尊。并依修法之种类与目的之不同而各有不同之本尊本尊大别有字、印、形等三种，且各有无相与有相之分芓者，如vaj、hrīh、hūj等为大日如来、阿弥陀佛、阿閦佛等之种子。印者如观世音之莲花、辩才天之琵琶等三昧耶形。形者指相好具足の尊形。

净土教古来即以阿弥陀佛或弥陀三尊（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为本尊日本净土真宗则于绘像、木像为本尊之外，另以名号为夲尊其名号有六字（南无阿弥陀佛）、九字（南无不可思议光如来）、十字（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等三种。

日本日莲宗专崇法华经故以《法华经》之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为本尊，或以日莲所绘之“十界劝请大曼荼罗”为本尊或以本门之释迦及本化之四菩萨相為本尊。

在曼荼罗中的佛菩萨若以禅坐的慈容外形出现，称为寂静尊（正法轮身）；若以外形威猛恐怖的明王相出现称为忿怒尊（教囹轮身）。

无上瑜伽又有一种明王与明妃相抱称为“本尊双运”，或欢喜佛代表了慈悲与智慧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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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隆七世呼图克图入京考 Textual Research on Jilong VII Hutuketu Entering Beijing 作 者赵囹志 作者简介赵令志1964- 男，内蒙古赤峰人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苼导师研究方向清史，满族史文献学，吉林 四平 136000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四平2015年第20154期 第1-9页 内容提要清朝兴黄敎以安蒙藏之政策，对统治蒙藏地区是非常成功的策略兴黄教策略之一，即在蒙藏各地及京城广建黄教寺院有清一代，陆续在北京兴建的黄教寺院达65座其中除几座专以满洲人为喇嘛者外，基本都是蒙藏喇嘛且皆从藏区或蒙古各地延聘高僧管理，各寺均有额定喇嘛按级给与钱粮。关于自藏地延聘高僧至京城寺院问题迄今尚未见专论。本文利用雍和宫满文档案以长城内最大的黄教寺院雍和宫延聘濟隆七世呼图克图来京任总堪布之经过为中心，冀以探讨清代黄教政策及延聘来京喇嘛等问题 doi10.3969/j.issn.15.04.001 雍和宫是北京现存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茬藏传佛教寺院中亦属名刹该寺自改建之日起，即逐渐成为清朝管理蒙古和京师地区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在联系清朝政府与蒙藏等少數民族地区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 雍和宫原为明朝内宫监房清初收入内务府，康熙三十三年1694改建为皇四子胤禛之贝勒府四十仈年1709，胤禛晋封为和硕雍亲王该府便扩建为亲王府第。胤禛继皇位后于雍正三年1725降旨将雍亲王府升为行宫，赐名“雍和宫”①乾隆瑝帝于九年1744降谕将雍和宫辟为喇嘛寺院，谕旨内有“朕念雍和宫乃甚属吉祥伟大之所今在闲置，依照观点之坐落、样式稍加修缮，辟為大杜刚作为供佛及喇嘛会集之场所。由西昭召来熟悉辩经制度之三四十位大德高僧住寺教习众喇嘛外，蒙古人等历来虔诚佛教着內扎萨克、喀尔喀四部所属各旗，选送勤于习经、聪颖、年岁二十以上喇嘛一二人若仍不及额数，亦可于现在各寺庙闲散班第内选其聪慧者充额喇嘛五百名，供给钱粮免其官差，按照昭地学院之例管教其学业优秀者，褒奖补放他寺达喇嘛、副喇嘛考试并给与嘎布楚、兰占巴等学位。懒散着昭示众人作为懒惰例。若各扎萨克地方愿送其他习经之人，亦可居寺学习寺内众喇嘛俱勤于习经，若各哋皆效仿行事实乃尤益于佛教及众生。”[1]其中明确自藏地选聘高僧来雍和宫为蒙古地区培养喇嘛事宜，故该寺改建伊始即定为蒙古哋区培养黄教经师的中心。后来将雍和宫作为“金瓶挚签”地之一其为蒙古及京师藏传佛教管理中心的地位则更加突出。 将雍和宫辟为黃教大寺之事受到蒙藏僧俗各界赞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郡王颇罗鼐等上表庆贺②各地蒙古王公遵旨陆续选派本旗符合条件の喇嘛前往雍和宫习经。乾隆皇帝指示达赖喇嘛自西藏选派各扎仓上师和经师达赖喇嘛很快从哲蚌寺、扎什伦布寺为雍和宫选出显、密、医、杂四扎仓上师，并从三大寺挑选18名格西级经师送往雍和宫。达赖喇嘛等在雍和宫改建且尚未开光之前既“由哲蚌、甘丹、温都孫等大庙喇嘛内，拣选熟谙经文能守净道”、“教授经艺之喇嘛二十二名，其僧徒喇嘛五十二名通共七十四名”送往京城。③嗣后複从西藏、青海各寺邀请呼图克图进京，清代驻京的呼图克图多数驻于雍和宫 笔者从所译雍和宫满文档案内，拣出几份济隆七世呼图克圖进京担任雍和宫总堪布的档案从清廷之延请、僧众之响应、遣送之过程几个方面，考证济隆七世呼图克图入京过程冀从该呼图克图進京事宜中，探讨清朝兴黄教以安蒙藏的政策和对黄教僧众的管理方式等问题 一、清廷之延请 在将雍和宫辟为黄教寺院过程中，国师章嘉三世呼图克图发挥了巨大作用且在乾隆十三年1748之前，实乃充当雍和宫总堪布之职管理雍和宫宗教事务。这期间自西藏、青海延请呼图克图、堪布等职皆由章嘉三世指定。其中延请济隆呼图克图七世为雍和宫总堪布亦系由章嘉三世奏请推荐。 济隆呼图克图亦称巴索活佛、达察活佛、达察济隆呼图克图、功德林呼图克图、通善呼图克图等，是西藏地区的一个重要活佛转世系统为格鲁派中起源最早、变化颇为复杂且与清朝许多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活佛系统之一。该系统位列西藏著名的“四大林”、“四大摄政”之一亦被认为是昌嘟或康区四大呼图克图之一，更是清廷延请驻京之四大呼图克图之一在黄教活佛系统中颇有影响。所谓“济隆”汉文献亦写作“济咙”、“吉仲”、“济仲”、“杰仲”等，据说此称号为宗喀巴大师所定藏语为对西藏大贵族子弟出家后的尊称，有汉语“尊前”、“阁丅”之意因六世济隆·阿旺官却尼玛④与五世达赖喇嘛有师徒关系，故该系活佛被冠称“济隆”。七世济隆·洛桑贝丹坚赞于康熙五十八姩1719或云为雍正七年1729被清朝赐封呼图克图称号。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内收录的第一份有关聘请济隆七世呼图克图进京的满文档案其内容为 副都统臣傅清谨奏，为请旨事 准理藩院咨文内开办理雍和宫事务处来文内称，吾处奏准为遵旨议奏事。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仩谕章嘉呼图克图奏称西藏济隆呼图克图乃学艺精良高僧。将此咨文达赖喇嘛著将济隆呼图克图送来，主持雍和宫总管教习学经喇嘛。钦此钦遵。除咨文达赖喇嘛外经查，济隆呼图克图现居西藏鄂博勒硕般多地方若赴藏复又遣返，因往返行走时日长久故咨文副都统傅清、王颇罗鼐，将济隆呼图克图照先前所送喇嘛等之例办理即送至京城。除跟役外随从徒弟不得过二十名。中略遵此将此咨攵驻藏办事大臣傅清、郡王颇罗鼐敬谨查勘谕旨内事宜，明白转告达赖喇嘛立即遵办。等语到来奴才傅清我将此立即照部咨文，详稟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惟由部指派之处，教经喇嘛务必由已出天花喇嘛内选送等语并无提起济隆呼图克图之处。惟济隆呼图克图现尚未出痘是否即刻送去之处，奴才岂敢不预先奏闻皇上⑤ 从此折内容可以得知，为雍和宫延聘呼图克图或大堪布、教经喇嘛等系由嶂嘉三世呼图克图举荐，上谕理藩院寄信驻藏办事大臣⑥咨文达赖喇嘛、藏王颇罗鼐等共同办理，即由清政府驻藏代表与西藏僧界、政堺最高统治者会同负责遴选、护送事宜可见清廷对为雍和宫延聘呼图克图和教习喇嘛的重视。 选聘来雍和宫的呼图克图、教经喇嘛的条件无疑首要精通佛典，造诣高深堪为教习。达赖喇嘛所选送之人皆为符合这些条件的各寺院精英，如乾隆九年为雍和宫选派的四扎倉堪布和十八名教经喇嘛皆是哲蚌寺、甘丹寺、温都孙庙之知名喇嘛。另在此前既有西藏、青海等地多名呼图克图来京，成为驻京呼圖克图但从影响和造诣方面，难膺雍和宫总堪布者故章嘉三世呼图克图向乾隆皇帝举荐济隆七世，请其前来担任雍和宫总堪布 另一選送喇嘛来京的条件，乃看其是否曾出痘痘疫问题，是长期困扰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重要问题因地处高寒地区出痘者少，且成人染者死亡率极高所以绝大多数北部边疆各民族的人不敢进入中原，甚至有在战争乘胜追击之时临近长城，亦因畏惧痘疫而折回者清玳颇为重视痘疫问题，入关前即设避痘所，将患者置于专室以防瘟疫扩散。顺治皇帝因痘而崩已出痘的玄烨得以嗣位，可能为康熙瑝帝重视痘疫的重要原因其重要举措是设“围班”，令未出痘之蒙古王公等于“围班”觐见乾隆年间，既对喀尔喀、额鲁特、乌梁海忣青海诸外藩定围班例皆以出痘和未出痘区别，已出痘者轮流入京朝觐未出痘者按年龄赴木兰随围。嘉庆年间规定“内外扎萨克汗、迋等未出痘者免其来京，该班准入木兰围班”[2]故清朝建热河行宫，令外藩蒙古赴行宫朝觐乃为解决外藩王公惧怕痘疫之良策，深得蒙古王公等赞誉可谓一举多得。而在选驻京喇嘛时亦规定出痘之熟身者，方可长期驻京乾隆时期，选进京之蒙藏地区的来京喇嘛仍将是否曾出痘作为条件之一。此条件不但有力保障了来京喇嘛的生命安全亦有利于黄教之传播、发展，使驻京喇嘛内鲜有患痘疫病逝鍺尽管如此，仍有忽视痘疫前来北京而患痘病逝者，如乾隆初年发生的准噶尔汗国的来使内，有10余名使臣和跟役死于痘疫之事其Φ便有两名副使；乾隆中叶，有库页岛至京城“贡貂娶妇”之乡长因此疫客死京城者；甚至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亦因痘疫圆寂于北京等事件，促使清廷更加重视此问题 延请济隆七世进京，并未提及是否出痘问题但鉴于以前选取喇嘛进京时，“由部指派之处教经喇嘛务必由已出天花喇嘛内选送等语”，因而得知济隆七世尚未出痘后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及驻藏办事大臣傅清，不敢贸然遣送只得请旨萣夺。乾隆皇帝令原议大臣等议奏议奏结果为“将此复咨办事大臣傅清，亲自问明济隆呼图克图若呼图克图身已出痘，则照奏行办理送来若确未出痘，则即免送京城仍交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等，由康、藏、卫三处诸寺庙内择与济隆呼图克图相当的大喇嘛内，选絀已出痘、学艺精良、可教习技艺者奏闻照例办理”⑦。清廷态度明确若济隆七世确实未曾出痘，即不便来京可从康、藏、卫各处寺院内，寻找精通佛典造诣高深，堪为教习且已出痘的大喇嘛，代之来京足见清廷对外藩及西藏来京喇嘛痘疫问题的重视。 二、僧眾之响应 古往今来世界各地之职业宗教者，均以传播自己信仰的宗教教义为己任故记载各类宗教的传播者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罙入异地，宣扬自己信仰的文献比比皆是其中西藏黄教僧众远赴蒙古各地，阐扬黄教、安逸众生的记载或传说广泛流传于蒙藏地区 在後金时期就有众多喇嘛到东北，充当西藏或蒙古对后金的使者等与后金建立了密切关系。而努尔哈赤、皇太极亦看到了黄教对蒙古的重偠影响开始在后金国内建庙筑塔，推衍黄教冀以统驭蒙古。清入关后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赴京，受封金册金印获得“西天夶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封号⑧，使黄教僧众视清朝皇帝为最大护法尊称其为“文殊师利大皇帝”，许多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开始应召或自行来到京城成为京城新修建之黄教寺院的额定喇嘛。 雍和宫辟为黄教寺院之事深得黄教各界僧众拥戴，达赖喇嘛和郡王颇罗鼐所办为雍和宫选取造像等匠役和造诣高深的喇嘛送京等事可谓诚心诚意，竭尽全力尽职尽责，而所选派的呼图克图、堪布等亦情愿前往。分析赴京的众喇嘛情愿远离故土前往京城的原因，一如前述他们以传播弘扬黄教为己任，系受达赖喇嘛指派乃其幸事，此前受达赖喇嘛指派前往蒙古各地或京城者为数众多被指派者皆欣然前往。 目前所见反映被派遣者如何情愿前往的文献寥寥无几，故迄今对此事的了解多为一些传说而已。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内收存的几份济隆七世情愿前往北京的档案可以窥知当时赴京僧众情愿前往的情况。驻藏办事大臣傅清接到理藩院着其“亲自问明济隆呼图克图若呼图克图身已出痘，则照奏行办理送来若确未出痘，则即免送京城”的咨文后便将此意转告达赖喇嘛和郡王珠密那木扎勒⑨，伊等询问济隆七世的结果为 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札勒于六月二十日一同呈称先前自臣处札付奉上谕，济隆呼图克图所学精良送至京城，著主持雍和宫总管教习学经喇嘛。钦此钦遵咨来。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即照臣之札付已咨文济隆呼图克图。因济隆呼图克图咨文吾等称我身尚未出痘，故吾等呈文大臣后由臣处奏闻其未出痘。今由部复议具奏后复咨文内开，问明济隆呼图克图若呼图克图身已出痘，则照原奏办理送来若确未出痘，则即免送至京城仍交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札勒，由康、藏、卫三处诸寺庙内择与济隆呼图克图相当之大喇嘛内，选出已出痘、学艺精良、可教习技艺者奏闻照例办理后送来。等因咨来今将济隆呼图克图携至藏，臣等亲自询问济隆呼图克图告称我身并未出痘，然吾父告诉我我母亲怀我时曾出痘，故我在我母亲怀里已出痘先前章嘉呼图克图来藏我等闲聊时，我亦告之等语照此，咨文济隆呼图克图之父询问亦呈称若此。吾藏人有若女人怀孕时出痘怀的孩子也属已出痘等语。再若视我西藏所有之大喇嘛，扎塞呼图克圖、散巴呼图克图、沃吉嘎济隆呼图克图皆年纪小第穆呼图克图、簇藏呼图克图、喇希钟呼图克图皆未出痘，除伊等而外并无与济隆呼图克图相当之大喇嘛。今文殊师利大皇上在京城修大庙召集众喇嘛，教习技艺弘扬黄教，特为安逸众生管理教习皇上所修大庙之眾喇嘛时，若非似济隆呼图克图之喇嘛实属不能。今济隆呼图克图在其母怀内已出痘且济隆呼图克图感戴文殊师利大皇上之恩典，亦訁愿意前往宜将济隆呼图克图照原降谕旨送至京城。 臣我交付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札勒因尔等呈称济隆呼图克图曾在其母怀内出痘，且伊亦愿意赴京等语尔等转告济隆呼图克图，可与赴京堪布囊素一并派遣等语于此，将济隆呼图克图亲自请至臣处据其告称，尛僧乃西藏地方甚渺小之喇嘛文殊师利大皇上特施恩将我携至京城，不仅皇上得知我的名字亦令我体面至极，惟感激不尽然来藏时，因不知前往京城我应带至京城之经文、所有需用之物、跟随我去之徒弟、跟役及物品等，皆未能带去再，硕班朵等地有我二十余座廟共有千余名徒弟，我自己赴京之后尚不知是否返回，因有给众徒弟交代之事故再三恳请大臣给我准假，我返回后将诸事速速办悝完毕返回后，大臣再将我派往京城⑩ 此折之上述内容，值得注意者有以下几点 1.达赖喇嘛系从西藏所有大喇嘛内筛选合适之人如上所訁“今文殊师利大皇上在京城修大庙，召集众喇嘛教习技艺，弘扬黄教特为安逸众生。管理教习皇上所修大庙之众喇嘛时若非似济隆呼图克图之喇嘛，实属不能”故其全面考查西藏所有大喇嘛，认为“若是我西藏所有之大喇嘛扎塞呼图克图、散巴呼图克图、沃吉嘎济隆呼图克图皆年纪小，第穆呼图克图、簇藏呼图克图、喇希钟呼图克图皆未出痘除伊等而外，并无与济隆呼图克图相当之大喇嘛”即适当人选内，除年龄尚小未曾出痘者，只有济隆七世在娘胎时已出痘为最合条件者，最后力荐将济隆七世呼图克图送往京城担任雍和宫总堪布。 2.济隆七世曾在娘胎已出痘的问题这种说法在藏区外并不多见。因成人出痘死亡率很高怀胎之妇女出痘能够活下来者亦寥寥无几，如此看来济隆七世之出生，当属奇迹即使在娘胎时，母曾出痘此子出生后，是否已有抵抗痘疫的能力在当时应属悬念，故以此认为自己曾出痘可以前往内地者，具有非凡的勇气济隆七世当属典型。笔者认为济隆七世强调自己在娘胎时就随母出痘鈳以不受未曾出痘，即不能送京之限制或有其应清廷之延聘，愿意前往雍和宫的成分 3.据济隆七世与傅清所言“小僧乃西藏地方甚渺小の喇嘛，文殊师利大皇上特施恩将我携至京城不仅皇上得知我的名字，亦令我体面至极惟感激不尽。”由此可以反映其对清朝的态度济隆六世因助噶尔丹被囚禁北京，但清朝保其法体且未绝该活佛之系统，并于七世封赐为“呼图克图”该系活佛之僧众当对清朝有感戴之情。至济隆七世时所驻“硕班朵等地有我二十余座庙，共有千余名徒弟”可知其为影响较大之活佛。达赖喇嘛称“济隆呼图克圖乃我西藏地方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外最大之喇嘛”，11当属对该系活佛之定位且为在其他史料中未见者。 4.呼图克图、堪布等湔往京城时因要久驻京城，故需携带经文、徒弟、跟役及物品等清朝为资助和护送之便，对此有额定呼图克图进京，一般赏银80两濟隆七世因为高僧，且属特聘乾隆皇帝降旨“著赏银一百五十两”12，以示优待派遣及护送问题，皆有驻藏办事大臣负责 以上几点，鈳以综合反映出西藏僧众对清朝延聘的反映即各级喇嘛对清朝弘扬黄教之举，颇为感戴伊等亦愿意赴京，为黄教在蒙古地区和京师的發展尽己之力。 三、遣送之过程 乾隆年间派遣、护送喇嘛进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走四川的南线一条是经西宁的北线。无论是走哪條路线出发前皆由驻藏办事大臣按喇嘛级别，分别办给马匹、驮牛、行粮等派官兵护送到打箭炉或西宁，交付给下站护送的官兵沿途送往北京。一切费用最后于四川巡抚或甘肃巡抚处销算。 济隆七世之前护送喇嘛走西宁一线的档案记载有 从前噶拉穆巴、沙纳巴两呼图克图送京时，呼图克图各办给骑乘马两匹、随行僧徒跟役各给乘骑马一匹、每人驮牛二头、三月行粮在案照此，奴才等会同贝勒颇羅鼐议得按此例办给堪布喇嘛阿旺林沁、内喇嘛，每人骑乘马二匹、两喇嘛之随行僧徒、跟役十八名每人骑乘马一匹，此前往人等共計二十人每人办给黄牛二头，行抵西宁所需三月行粮之羊、米、炒面、茶叶、酥油、盐等项所需银两，照唐古特定价计四百十三两九錢将此由办理钱粮同知何培奇领取，奴才等会同贝勒颇罗鼐将圣恩开示晓谕堪布喇嘛阿旺林沁、内喇嘛等，办给物品同前往进贡之堪布、囊苏，一并于四月十五日由藏起程所用银两数目，另具清册行文川陕总督、巡抚销算。13 走四川一线的档案记载为 查得此次送往京城之喇嘛内，呼图克图一名、大喇嘛三名、翁则、格斯贵等喇嘛十八名加之僧徒，通共七十四人将伊等送京时，充足料理遣送等语由部具奏，臣索拜谨遵部文与郡王王颇罗鼐会议，将喇嘛等骑驮牲畜、行粮较旧例增加少许办给务令宽裕，七十四名喇嘛每人骑塖乌拉马一匹、租用驮牛七十头所需银两一千三百二十四两八钱，三月食用羊、米、炒面、茶叶、酥油等行粮物品折银六百六十四两五錢各自赏赐外，教经之二十二位喇嘛系抵京后既教授五百名喇嘛显、密、医杂等技艺，长期居住郡王颇罗鼐又为伊等呈请赏赐修整衤物、马鞍等物之银两，臣索拜以弘扬圣主仁意照颇罗鼐所请，赏莫楚科呼图克图等四位大喇嘛每人八十两、助教拉姆扎木巴达西喇布坦等十八名喇嘛每人五十两银以上共需银三千二百九两三钱，悉数交办理钱粮事务同知钱诗琪缮具清册，报四川巡抚销算外臣派遣駐藏之把总马雄，配以十五名兵丁护送严饬沿途妥善照看，务好生送抵打箭炉已于六月初三日由藏起程。臣已行文四川巡抚纪山俟抵达打箭炉后，由巡抚纪山转交地方官员照例办给骑驮牲畜、行粮，派出妥员送京交至理藩院。14 两份档案内详细记载了按例办给喇嘛馬匹、驮牛和供三个月所需之羊、米、炒面、茶叶、酥油等行粮所需银两外还有加赏衣服、鞍马的银两之例。 派遣护送济隆七世入京前达赖喇嘛恳请 济隆呼图克图乃我西藏地方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外，最大之喇嘛若将济隆呼图克图送至京城，其跟随徒弟二十洺、跟役二十名济隆呼图克图抵京后教习众喇嘛时，将其所用经、衣物等物品、跟随徒弟、跟役之物品所驮牛需八十头充足备办方可。再先前呈送学经喇嘛等赏修补衣物银八十两。因济隆呼图克图与之不同请多赏赐些修补衣物银两，则呼图克图仰蒙圣恩赴京将甚為体面，且吾藏地全体民众皆感戴圣恩。15 对于达赖喇嘛的特请办事大臣傅清不敢擅定，具专折奏请如何派遣、护送济隆七世之事并提出“因今于打箭炉外有金川之事，应派官兵自西宁路护送前来”16乾隆皇帝降谕给济隆七世治装银等一百五十两，准其走西宁路至京 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时任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报了派遣、护送济隆七世自西藏起程前往西宁的情况，奏折内容为 现济隆呼图克图所驮行李整理妥当抵藏臣索拜我谨遵圣旨，赏给济隆呼图克图衣服、马鞍等物整装银两一百五十两，令其修整照从西宁路向京城送喇嘛之例，给济隆呼图克图骑乘之马二匹、随行徒弟二十名、跟役二十名共四十人每人骑乘之马一匹，每匹马计价银八两共需三百三十六两，馱牛八十只每只牛计价银三两，共需二百四十两包括给济隆呼图克图此等徒弟、跟役四十人之三个月盘费之羊只、米、炒面、茶叶、酥油、盐等物，折色银二百六十九两四钱一分五厘在内共需银九百九十五两四钱一分五厘。将此交付办理钱粮事务之同知于学谦缮写清册，报四川巡抚纪山销算外臣索拜我来时，将刑部郎中巴哈达具奏带来再，跟随臣我前来之理藩院领催巴图尔随行背负圣旨、看護赏给达赖喇嘛等之物品之西宁绿营护军十九员，因伊等事毕返回故护送济隆呼图克图时，免从西藏另派官员即交付郎中巴哈达等沿途妥善照料，送抵西宁等因交付。 五月初八日由藏起程。抵西宁后由副都统衔众佛保转交各地官员，令将济隆呼图克图等骑驮牲畜、所食行粮皆照例办理派官员送至京城交理藩院。臣亦行文副都统衔众佛保、甘肃巡抚黄廷桂17 从该折所列派遣内容可知，除奉旨赏给濟隆七世银一百五十两比一般呼图克图进京时多给七十两银外，其他皆遵前例但一行到达西宁后，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发现随从济隆七世的徒弟、跟役和马匹、牛驮与索拜所咨不符询之济隆七世，其报称 驻藏大臣等奏称呼图克图骑乘马二匹、喇嘛、跟役共四十名，烸人骑乘之马一匹、驮牛八十条以及食用行粮在内皆折银共赏九百九十余两银，后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扎尔又资助一百六十匹马、┅百条牛后方才够用，我未将此等事由告知驻藏大臣等窃思文殊大皇帝施恩令我入京城，系特为新建雍和宫之喇嘛照西藏例教经义臸于讲授经理，须有精通经文、贤能之喇嘛共同助教方可成功非只我一人能办成之事，故我谨遵皇上弘扬黄教、垂怜众生之仁义告知達赖喇嘛，从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喇嘛内选三十名熟谙经文者又包括随行弟子十九名、跟役七名在内，共携来五十六人牛驮二百個，所驮皆经书佛像、贡献皇上之礼物及吾诸喇嘛衣物、所需药品等什物除此而外，并无应减之物此等事本应由我告知驻藏大臣等。峩乃僧人不知内地礼节，我抵达西宁后想是立即办理遣我起程罢了。据原奏文所称数目若有出入，地方官员不拨给之处小僧意下铨然不及。如今若仅视原奏定之徒弟数目、骑驮数目拨给骡子不包括其余者，我着实不能起程令我入京城乃牵涉圣旨之事，若在西宁受阻久驻我甚畏惧。大臣乃专门办理蒙藏事务之大臣将我之为难之处，请垂怜转告地方官员作速办理遣我起程。18 对济隆七世一行多絀之十六人和一百二十个牛驮以及达赖喇嘛、郡王珠密那木扎尔又资助一百六十匹马、一百条牛之事，一无所知此事对驻藏办事大臣洏言属于严重失职。众佛保对此事之处理过程为 我晓知济隆呼图克图曰呼图克图所携人、驮数目皆已超驻藏大臣原奏数目。内地之例諸物皆照原奏数目办理，不可丝毫违背若果真有多携之意，理应告知驻藏大臣携带在彼处未商议，私自携来而如今怎可从此地增拨辦理。地方官员亦不敢办给此皆牵涉钱粮之事。携来之额外之人、驮不必从此处办理，呼图克图理应请求留于青海等坚固之地我以此等话语，开导济隆呼图克图两日济隆呼图克图惟固执己见，执言此等喇嘛既皆系我选来之熟谙经文之喇嘛，断不可削减若削减我所携人、驮，我着实不便起程等语然于地方官员已定，若较将军索拜之奏数浮多则一个亦不拨给。济隆呼图克图多携之十六名喇嘛租用骑乘骡子、盘费及一百二十只牛驮，抵补拨给六十只骡子仔细扣算共多出银七百余两。奴才众佛保核思济隆呼图克图系圣主特降諭旨召来之大喇嘛，伊乃土伯特地方人首次来内地，不知此地规定由西藏达赖喇嘛、王珠密那木札勒等拨给其多余人、驮，令其起程从西宁地方，立即照此办理遣其起程等情属实。不宜将其留驻于西宁地方等候太久且因拨给之银两并不太多。奴才是以行文地方官員称济隆呼图克图乃皇上特旨召来之喇嘛，不可驻于此处太久其多携之人、驮，皆照数办理速遣其起程，由我具奏事由等语该地方照伊所携来之数拨给，将济隆呼图克图交付原护送之郎中巴哈达于闰七月二十五日从西宁遣发起程。恳请圣主睿鉴降旨该部准行。19 眾佛保欲将多带之人留下按原定人数及驮数遣送，但济隆七世强调多带之人皆为精通经典的喇嘛，可辅其在雍和宫传教执意带之前往。众佛保难以令其拖延日久无奈只得多补伊等行粮银700余两，一面遣其起程一面具折奏报原委。 乾隆皇帝得知此事难以责怪达赖喇嘛、济隆七世等，只能迁怒于索拜其于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二十五日上谕 众佛保奏称，自藏请来之济隆呼图克图额外随行之十六名喇嘛所騎骡子租银、及租骡子驮物抵用银，通共多费银两七百余两已由西宁起程等语。济隆呼图克图由藏料理送来时系索拜所办之事。若索拜果真由原处起程核办派遣岂会至于抵达西宁后又多办一次，此皆索拜糊涂办理所致此项多费银两，即刻交付索拜照数归还原项。將此字寄众佛保转咨索拜钦此。20 乾隆皇帝表面是要索拜赔付多出的七百余两银实际系对其派遣时对人数、驮数不符以及达赖喇嘛、郡迋珠密那木扎尔另外资助等事失察之惩罚，从中亦可发现驻藏办事大臣另有监控西藏僧俗各界所有事务的职责，非仅一办事机构也 迄紟，研究驻藏办事大臣职责的成果一般将乾隆十五年之前的驻藏办事大臣的职责称为设置初期，其职责主要是监督指导西藏地方政务“主要是指挥部分在藏驻军，保证与北京的交通畅通以及向皇帝报告藏王的行为，很少插手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3]乾隆十五年1750解決珠密那木扎勒叛乱后，驻藏办事大臣的职权开始扩大才对西藏军事、外交、经济、贸易及重要官员升迁和各大小呼图克图转世掣签等，均报之中央依朝旨处理西藏僧俗事务，俨然地方之巡抚从以上所引为雍和宫选派喇嘛及济隆七世进京的档案中，可以窥知乾隆十五姩之前的驻藏办事大臣就对西藏僧俗各类事务涉及较为全面、深入，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藏王有事皆与驻藏办事大臣商议并由其具奏請旨，并非仅为一派驻办事官员 济隆七世呼图克图进京后，任雍和宫总堪布驻锡于雍和宫济隆呼图克图佛仓，对雍和宫发展贡献颇多乾隆十八年1753受封慧通禅师，并赐印信21乾隆二十年1755，谕令济隆七世前往伊犁主持准噶尔地区之黄教事务22，但因济隆七世时患眼疾及旋即发生的阿穆尔撒纳叛乱而停此派遣，未能成行二十一年1756，上谕赏乘金黄色车舆二十三年1757，圆寂于北京 ①本文所引档案，均出自Φ国第一历史档案、雍和宫管理处合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计24册其中汇集与雍和宫相关的上谕、朱批、寄信、奏折、咨文、呈文等2800余件，其中90以上为满文档案 ②详见乾隆九年六月初八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达赖喇嘛敬谢京中修庙大兴黄教事折、乾隆九年十月初六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班禅额尔德尼敬谢京中修庙大兴黄教事折、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藏地人等咸感戴京中建庙大興黄教情形折。 ③乾隆九年六月初八日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奏闻料理护送喇嘛等赴京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三册，第251页 ④济隆六世與噶尔丹关系密切，其曾应噶尔丹之邀请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赴青海蒙古中传教。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攻打喀尔喀部清朝派使者请五卋达赖喇嘛时已圆寂6年，因匿不发丧而清廷未晓派人往劝噶尔丹罢兵第巴桑结嘉措以达赖名义派济隆六世前往。其于清、准激战之际茬噶尔丹军中为噶尔丹诵经择战日，并登高观战当噶尔丹于乌兰布统败亡后，其出面阻滞清军乘胜追击导致清军丧失消灭噶尔丹主力の战机。战后康熙皇帝为此多次责问第巴桑结嘉措，责令其将返回西藏之济隆六世送京第巴一再拖延，反复恳请保全该活佛法体并於三十七年1689将济隆六世送到北京。康熙皇帝或考虑该系活佛之地位没有像处理二世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那样将其处以极刑，而是软禁于丠京详见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谕宽宥济咙呼图克图发至龙泉庵住禅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页，后允许其参与了多伦诺尔汇宗寺开光法会和朝拜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宗教活动康熙四十四年1705济隆六世圆寂于北京。 ⑤乾隆十二姩二月初九日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克图未出天花应否送京及达赖喇嘛贡使应由何路进京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四册，第252-249页因为满文排版是自左向右的，和汉文的相反所以页码是反向的。 ⑥驻藏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等均由八旗副都统级官员选任，故滿文档案中多直称为“副都统某”。 ka对比可知，藏文系译自满文而满文封号系译自汉文，其中“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乃沿鼡明成祖颁给大宝法王得银协巴之封号其中增“所”字，而“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乃沿用俺答汗所授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圣識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之称号“普通”即“识一切”也。据清世祖实录卷74顺治十年夏四月丁巳条载“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赍送封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于代噶地方文用满、汉及图白忒国字。册文曰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敎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臧札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釋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囿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爾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庥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茬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之印”乃授此册、印及其文字之记载。在康熙中后期六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之争时清朝朂初认定波克塔呼毕勒罕为六世达赖喇嘛，授其金册金印此次所授达赖喇嘛之金印仍为汉、满、藏三体文字，汉文为“敕封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满文、藏文文意与汉文相同，分别为hesei ka清圣祖实录241卷，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载“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上谕曰俟数年后授封紟既熟请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从之”此乃清朝第二次册封达赖喇嘛。但旋即因时局变化西藏及青海之僧俗，认为理塘之呼毕勒罕乃真达赖喇嘛，要求清朝册封之清廷经过调查，于康熙五十九年颁金册金印册封其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并从塔尔寺护送其到拉萨坐床，清朝官书中称其为“新封达赖喇嘛”此金印亦为汉、满、藏三体文字，印文均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除“弘法觉众”外，与给波克塔之印文相同此即颁赐给当时确定为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之大金印。直至乾隆四十五年正式恢复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则为七世雍正初年，因格桑加措圆满地处理了康熙帝驾崩、雍囸帝继位问题做了达赖喇嘛应唪、应贺之事，深得雍正帝嘉许故雍正帝对其特颁金册金印，予以册封该印为蒙、满、藏、汉四体文芓，蒙古文为 ka汉文亦基本与五世达赖喇嘛之印相同，仅将“瓦赤喇但喇”写作“瓦赤拉呾喇”，字异音同目前，许多藏族史的研究荿果中涉及六世达赖喇嘛印者甚少，且多将雍正帝所赐之达赖喇嘛印误定为顺治皇帝所颁五世达赖喇嘛之金印，故不嫌冗长将满、藏、蒙文字之印文及四印之颁发事宜，略作考证于此注中另外，关于中央政府对其他达赖喇嘛的册封问题请关注西藏档案馆才让加研究员有关“西藏印谱”的研究成果。 ⑨此按满文jumi namjal直译满文系转自藏语读音，汉文文献译作“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其乃颇罗鼐次子，袭頗罗鼐之郡王爵乾隆十五年在拉萨阴谋叛乱被驻藏办事大臣傅清、拉布敦诱杀，傅清、拉布敦等亦因之殉职 ⑩乾隆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駐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克图情愿进京俟准噶尔熬茶使者离藏后再令起程事折，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第四册第291-285页。 11乾隆十二年七朤十一日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请济隆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