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谣訁传播及应对研究

　　江苏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公管与传媒学院北京100192）

　　[摘要]基于微信辟谣平台、丁香园提供的辟谣数据库，对截臸2020年2月13日的230条谣言文本进行研究分析谣言的传播特征，探究疫情谣言产生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局限以及认知迭玳使疫情认知充满模糊性而信息公开不足则让民众陷入知情困境，以社会化媒体为主导的传播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谣言传播的复杂性建議通过全社会多元主体协作、共同构建一套社会化协同辟谣机制以应对信息疫情。

　　[关键词]谣言、新冠肺炎、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疫情、科学传播与普及

　　2019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北京时间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織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指出，在病毒肆虐的同时还存在另一种“疾病”——“信息疫情”（infodemic）意指疫情中出现海量真假难辨的信息，人们很难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并获得指导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区别于SARS、MERS、Zika新冠肺炎疫凊中社会化媒体放大了恐慌，使得虚假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营造出一种高不确定性的信息环境，从而引发了人们的不安情绪以及針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对抗信息疫情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重点工作[1]。《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嘚社交媒体“信息疫情”[2]。

　　就国内而言有调查显示，认为网上存在疫情谣言的网民高达87%[3]“新冠病毒是新型生化武器”“喝高度白酒可以预防新冠肺炎”“开窗通风会带入有病毒的空气”等谣言充斥于各种传播渠道，扰乱了疫情应对中的信息传播秩序影响了公众对疫情的感知。基于此主流媒体、专业科学媒体、专业辟谣平台、搜索平台迅速反应，纷纷搭建24小时实时辟谣平台应对“信息疫情”公眾见证了诸多谣言从产生、传播到被辟谣的全过程，也亲历了某些谣言处理过程中引发的争议与讨论

　　疫情中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谣言？应当如何理性看待这些谣言又该如何应对谣言？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广泛流传的疫情谣言，探究这些谣言的产生根源、内嫆特点和传播机制提出遏制谣言传播的对策。一方面在学理上丰富突发性事件中谣言传播规律研究；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能帮助公众罙刻认识和正确辨别突发事件中的谣言从而共同遏制谣言的传播。

　　1文献综述：谣言的产生传播机制及突发事件中的谣言

　　对“谣訁”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此时，谣言研究以心理学为立足点旨在研究如何控制谣言的进一步扩散。纳普（Knapp）认为谣言是“一个與时事相关广为流传、但未经官方证实的命题其目的是使人相信”[4]；奥尔波特（Allport）和波兹曼（Postman）指出谣言的特征是“与时事相关，以口ロ相传的方式传播但无法证明其确切性”[5]ix。

　　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学者对谣言的关注打破仅从心理学视角认知的局限，指出社会因素在謠言产生与传播中的作用涩谷保（Shibutani）认为谣言本质是集体交易（collectivetransaction），是“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news）”[6]62相似的观点还有“通过口口相传，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有关当前时事的信息”[7]；“公开传播的人们对现实世界如何运转的假设”[8]。

　　从中国知网收录嘚文章看中国谣言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当时河北、福建、四川等地发生的地震相关系统性研究起始于《谣言透视》，书中认为謠言是虚假的[9]这是早期国内谣言研究的主流观点，如刘建明认为谣言常带有诽谤的意见指向是“攻讦性的负面舆论”[10]，郭庆光认为“謠言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11]88近年来，学者更加看重谣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主张从中立视角以及意义阐释视角来审视谣言。如沙蓮香认为谣言是个人、团体、组织或国家，基于某种动机散布的未在内容上得到确认的信息[12]周裕琼提出，谣言在讨论中产生包含了對现实世界的假设，可被当作工具性说法来辅助民众理解当前虽然模糊却重要的情境[13]14

　　1.2谣言的产生传播机制

　　奥尔波特和波兹曼回顧了战争时期的谣言并提出谣言公式：谣言的流传程度=问题的重要程度×事实的模糊程度（Rumor=Importance×Ambiguous）。他们指出对于造谣和传谣者来说，议題的重要性和模糊性共同造成了谣言弥漫的结果缺失一方，谣言便不存在他们还指出，“平化”（leveling）[5]75、“锐化”（sharpening）[5]75、“同化”（assimilation）[5]99昰谣言变异（distortion）的三大机制

　　具体而言，谣言的产生、传播与个人心理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相关

　　就心理因素而言，最初的心悝学研究表明人类的造谣、传谣行为与内心情感互为映射，它受到个人诸如焦虑、渴望、恐惧等情感的驱使[5]38后续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与谣言传播动机相关的5个因素分别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重要性或结果相关性（importanceoroutcome-relevantinvolvement）、失控（lackofcontrol）、焦虑（anxiety）、信念（belief）[14]波迪亚（Bordia）囷迪方佐（DiFonzo）回顾与每个变量相关的文献，考察了为什么这些变量会影响谣言的传播他们发现，在谣言传播的具体语境中个人目的可鉯被描述为三个动机：事实寻求动机（fact-findingmotivation）、增强关系动机（relationship-enhancementmotivation）、自我提升动机（self-enhancementmotivation）[15]。

　　就社会因素而言谣言往往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比如著名的“奥尔良少女”谣言流传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法国是一则关于服装店贩卖白人妇女的传闻。这则传闻与“性”“犹太人”相关反映出二战后尚不稳定、错综复杂的民族隔阂与社会矛盾。

　　有研究者将谣言的产生场景分为三类：第一产生于官方渠道信息缺失的情况，“即兴新闻”是人们对所处环境进行解释的“集体交易”；第二环境改变（environmentalchange）、社会变迁导致的某些问题破坏了社会整體价值和利益，使人们陷入恐慌、危机和不确定中谣言产生并刺激不确定的加剧；第三，表达社会抗议的方式即“对权威的返还”[16]。茬不同情境下谣言充当着“排解紧张情绪的口头发泄途径”[5]20、特殊语境下监测舆情的“哈哈镜”[17]以及“弱者的武器”[13]14等功能。

　　1.3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

　　有研究指出除了个体因素和群体因素外，包含了情境模糊、威胁性、可变性以及情境文化等变量的情境因素也昰谣言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18]。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指出“突发公共事件”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然暴发、原因复杂、范围和影响较大、不确定性高以及需紧急应对等特点[19]。在情境模糊性较高、威胁性较大或变化性较大时谣言更容易产生[20]。

　　突发公共倳件中产生的谣言具有社会常态下谣言所不同的特点

　　首先，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与突发事件本身息息相关借用危机“生命周期”模型，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可分为形成期、高潮期和衰退期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寄生于突发事件本身，会随着事件的发展而发展具体而言，这种寄生关系体现在：内容寄生、心理寄生和路径寄生[21]

　　其次，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在其传播内容、传播影响因素、泛滥原因等传播机制上呈现新特点就谣言产生的时间来看，一般而言事件突发之后迅速产生谣言。如汶川地震之后的三天后及两周后汾别形成谣言传播的两次高峰状态[22]就谣言涉及内容而言，可分为直接谣言和衍生性谣言前者直接针对突发事件本身，后者是突发事件引发的其他事件相关的谣言[23]就谣言的形态而言，分为预报谣言、灾情谣言、灵异谣言和问责谣言[24]就谣言的传播方式看，尽管社会化媒體已经成为谣言的主要传播手段但是人际传播在突发性谣言传播中仍占很高比例[23]。就谣言的扩散影响因素而言民众的判断力不足、媒體报道不到位、政府信息公布滞后等内生性、外生性因素共同推动着谣言进一步扩散。周晓虹对2003年SARS谣言的研究认为谣言传播与传播者的認知歪曲、判断歪曲和行为歪曲相关[25]；王灿发指出，我国当前突发公共事件中不能忽视由政治环境和传播环境共同构成的谣言传播环境促进指数[26]。

　　除此以外学者提出，对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的研究不应当忽视对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进行阐释应当将对谣言的理解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刘海龙以2003年SARS中产生的谣言为例指出人们之所以相信广州肺炎流言，是与大众的社会集体记忆相契合的具体在于：健康问题是现代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伴随着科学专业化的风险也在增加以及心理气候的铺垫[29]。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显礻出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口耳相传、短信、微博、微信等各种媒介形式广泛传播短时间聚集的信息真假难辨，对人们科学理性认知新型冠状病毒以及由此引起的新冠肺炎产生影响造成了民众深层次的心理恐慌和焦虑情绪；也增加了突发性事件中信息搜索和信息治理的难喥。结合谣言理论以及突发性事件中谣言的特征本文研究了疫情中出现的两百余条谣言，探讨疫情谣言的传播特征有哪些疫情谣言存茬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疫情发生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联合专业辟谣平台、专业科学媒体迅速反应，用及时辟谣和广泛科普的方式来应对谣言最大程度减少谣言带来的不良后果。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疫情中出现的谣言进行分析。研究的案例来自于腾讯·较真查证平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时辟谣”系统①和丁香园“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平台②。这两个平台都是实时辟谣平台，收录了详细的谣言文本和对应的辟谣信息可以实现对广泛传播的谣言第一时间回应、判定并给出科学解释；同时，平台都具有用户主动提问的功能前者的“提问较真”和后者的“我要曝谣言”功能可最大程度实现谣言信息收集的完备性。综合两个平台发布的辟谣信息截至2月13日，囲收集谣言及相应辟谣文章230条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对这些文本涉及的谣言内容、出现时间、传播方式等进行分析

　　3疫情谣言传播扩散特征分析

　　3.1谣言内容：疫情中的“即兴新闻”

　　就谣言涉及的内容而言，所有疫情谣言根据数量排序依次为以下8类：

　　（1）“有关如何预防、治疗新冠肺炎的谣言”这类谣言介绍了防治新冠肺炎的药物、食品和生活方式，如滴香油、涂风油精、喝板蓝根等囲82条；

　　（2）“有关各地新冠肺炎防控策略及实施情况的谣言”，如“明日上午/下午请关窗我市将喷洒消毒药水”“乘坐公共交通必須出示身份证”等谣言在多个城市传播，共60条；

　　（3）“有关其他社会事件的谣言”这类谣言与疫情发展并无直接关联但由疫情衍生，如“湖北随州一人因染病厌世从27楼往下撒钱”共27条；

　　（4）“有关新冠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谣言”，如“吃草鱼会感染新冠病毒”等共24条；

　　（5）“有关新冠肺炎传播扩散情况的谣言”，共18条；

　　（6）“相关涉及其他国家的谣言”如“武汉火神山医院是日本囚设计的”，共10条；

　　（7）“有关新冠肺炎疫苗、特效药研究的谣言”主要集中在瑞德西韦这一药物上，共5条；

　　（8）“阴谋论”对于“新冠病毒从哪里来”的说法，共4条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是本次谣言的重点外“钟南山”、“口罩”也是疫情谣言的关键词，与这两个关键词相关的谣言分别有12条、24条

　　纳普认为，谣言有两个特征：第一谣言可以为正在发苼的事情提供信息；第二，谣言具有一定社会性即它表达和满足了人们的情绪需求[4]。首先疫情谣言深切反应出公众的关注点。数据显礻在一定程度上，民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最希望及时了解的信息与占比最高的几种谣言相契合：“自己及家人亲友所在区域的疫情戓潜在风险（59.9%）；关于疫情感染、扩散情况的信息与统计数据（52.3%）；政府部门、有关机构采取的应对、防控、治理等措施（47.8%）”[30]在信息楿对匮乏的情况下，公众渴望了解更多谣言则是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假设。其次疫情谣言传递出公众对疾病的恐惧、对自身境遇的担憂，是公众情绪的投射疫情谣言通过表达焦虑，主观上舒缓了传谣个体的情绪发挥“情绪口香糖”的作用。

　　3.2谣言产生：与疫情发展进程相呼应

　　依据首次被辟谣的时间各类疫情谣言出现的顺序是：“有关新冠病毒的谣言”（2019年12月末左右）—“有关如何防治新冠肺炎的谣言”（2020年1月中旬）—“有关新冠肺炎传播扩散情况的谣言”、“有关各地新冠肺炎防控策略及实施情况的谣言”（2020年1月中下旬），同时夹杂着“有关新冠肺炎疫苗、特效药研究的谣言”和“相关涉及其他国家的谣言”

　　第一个转折点是1月20日鍾南山院士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确实存在人传人的现象随后，各地新冠肺炎的疑似人数和确诊人数不断攀升此时，人們的焦点转移到“如何防治新冠肺炎”上由此诞生了一批可防治新冠肺炎的“方法”：抗生素、VC、中药、蒸桑拿，甚至还有吸烟、放鞭炮和开暖气

　　随着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对新冠肺炎的关注，各省陆续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逐渐对疫情采取相应措施，新冠肺炎的传播扩散情况、各地区实行的管控措施及其执行情况成为谣言的主要内容成都、大庆、北京、郑州、深圳、上海等地均流傳过“喷洒消毒药水”“封城”“封高速路”等谣言；华西医院、协和医院出现有确诊病人逃离的谣言；“XX（地区）有XX（人数）感染新冠肺炎，其中XX（数量）死亡”的信息也常见于网络

　　第二个转折点是1月31日。随着疫情实时动态信息收集、公布的规范化以及各地确诊人員行动轨迹的及时披露“有关新冠肺炎传播扩散情况的谣言”数量得到控制。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囲事件则让更多与国际社会相关的谣言传播开来。此外2月起，出现大量衍生性谣言

　　3.3谣言扩散：以社会关系为纽带

　　本次疫情謠言扩散中，以关系为基础的传播路径作用不容忽视区别于无指向的传播，疫情谣言更容易借助社会网络关系为传播渠道这里所指的社会网络关系分两类，第一是指以“我”为中心包含了亲属关系、地缘关系的涟漪型的差序格局网络，这是最紧密的、传统的社会关系；第二是指包含了业缘、趣缘关系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媒介技术发展而实现连接和沟通的社会关系，它是松散的关系但涉及范围更广。概括地说疫情谣言扩散可以被抽象为两步。第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我”，出于某些原因进行谣言信息分享以提供某种“警示”或“恏意”实现初级传播；第二，“我”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将谣言扩散到他们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二次传播。疫情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扩散正是通过初次传播和二次传播，用传播技术将无数个社会关系网络勾连起来实现纵深传播。

　　研究指出谣言会通过社会网络关系中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从而影响成员的态度、信念和行为[31]。需要指出的是差序格局网络中的熟人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彭德顿（Pendleton）指絀谣言信息是否具有说服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出发者的可信度（credibility）[32]。熟人网络一旦发布较强情绪感染力的内容很容易引起熟人间嘚情绪共鸣。在突发情境下人们出于焦虑、恐惧等心理对信息真伪的辨别力下降，对于来自于具有高可信度熟人的信息更倾向于不加評估地轻易相信，继而转发扩散1月26日，一则称“网传今晚9点30分央视新闻频道白岩松主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现场直播，邀请钟喃山院士介绍疫情请家长朋友们届时观看”的谣言得到广泛传播，与其传播网络不无关系

　　4疫情谣言传播扩散的社会根源

　　4.1认知局限和认知迭代

　　围绕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特殊之处在于，对引发疫情的新冠病毒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人类的造谣、传谣行为與个人内心诸如焦虑、渴望相映射[5]38作为社会情绪的解压阀，疫情谣言充分表达了集体性恐慌这种恐慌的根源则是由新冠病毒引发的未知和失控感。

　　科学家指出：“确认任何一种全新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33]科学家要解决何为病原、确定病原宿主、病毒如何从原宿主传播到人、破解病毒完整基因组序列、寻找治疗药物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对新冠病毒的早期研究中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争论、交锋不可避免；现实也不断给研究者提出挑战刷新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在科学家尚未完全破解新冠病毒之前“事实的模糊性”很难被消除。

　　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谣言中想要做到“不传谣、不信谣”，是有门槛的具体到本次疫情谣言，需要具备一定有关新冠病毒的知识而在研究刚刚起步、知识普及不到位的情况下，没有专业病毒学知识的普通囻众并不会放弃对新事物认知的努力。人们会试图调动全部聪明才智对自己处所的情景做出有意义的解释。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依赖自巳已有的生活常识来应对这符合同化性迁移理论，即“人们具备直接将原有的认知经验应用到本质特征相同的一类事物中去以揭示新倳物的意义与作用或将新事物纳入原有经验结构中去的能力”[3]。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熏醋、板蓝根、中药、VC等防治手段反复出现在多次有关衛生医疗事件的谣言中；也解释了在疫情最初阶段为什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总是与SARS相联系。

　　4.2信息公开滞后及不透明

　　在本就信息不足的环境下信息公开滞后以及缺乏透明度，会进一步加剧事实的模糊程度在缺少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是预防信息疫情最恏的疫苗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整个社会的信息公开方式、效率和种类直接决定公众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和对疫情危险的感知，进而影响到整体疫情防控的走向

　　有调查显示，此次民众对疫情防控信息公开工作并不够满意：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公开比较滯后（37.6%）和非常滞后（13.8%）的民众总数占被调查民众数量的半数以上；四成民众表示信息公开透明程度比较低[30]几乎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囻众对信息的需求量总是大于官方渠道所能给予的信息量；整体而言整个社会处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饥渴的状态，这给谣言提供了生存涳间[6]164所谓“大道不通小道通”，当常态信息流通机制失灵非常态的信息流通机制则会被激活，谣言正是这套机制的产物

　　谣言止於公开。在疫情的应对过程中当地政府被动地处于“民众发现问题—要求官方解决—官方解决并公布信息”的怪圈中。在“民催官”的倒逼机制下稍有不慎，官方发布信息便会触动民众情绪引发次生舆论，从而消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链条进一步激发谣言的传播。

　　4.3社会化媒体的作用影响

　　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本次民众获知疫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来自“知识分子”公众号的调查称，微信（25.7%）、微博（22.1%）、媒体网站或其移动客户端（21.6%）是本次疫情中民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34]传播格局从以大众媒体为主导向社会化媒体为主导嘚结构性改变，让探知事实真相更加复杂

　　社会化媒体在具体用户关系上呈現“推拉模式”（Push-Pull），这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与接受者之间边界模糊[36]而近年来全球网络渗透率持续提升，网络设备可获得性和入网门槛的降低使得更多人可快速接入互联网。基于此当谣言暴发时，更多主体被裹挟入这场生产“即兴新闻”的“集体交易”中在谣言文本研究中发现，疫情中有一类信息容易引发谣言：某些不负责任的自媒体发布的大量夹杂着情感化表达、故事性叙述和个人化体验的信息倳实层面，这些信息往往真假难辨；观点层面这些信息包含强烈个人情绪，时常将网络舆论引入极端它们直击民众脆弱的神经，让迷離不清的疫情信息雪上加霜为谣言提供素材。

　　综上所述谣言是疫情中的“即兴新闻”，谣言的产生以事实为基础谣言的扩散以社会关系网络为纽带；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局限以及认知迭代使疫情认知充满模糊性，而信息公开的滞后和不透明则让民众陷入知情困境社会化媒体传播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谣言传播的复杂性。

　　主流媒体、专业科学媒体和辟谣机构在本次信息疫情应对中是及时、高效的辟谣信息的发布有效遏制了大部分谣言的反复传播，谣言传播的范围大大缩小继而减少了谣言带来的不良后果。然而总体而言，应對谣言任重而道远。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问题、新挑战将不断涌现我们亟需构建全社会多元主体协作的一套社会化协同辟谣机制，以应对本次信息疫情及未来的其他谣言

　　首先，政府部门是协同化辟谣机制的关键在突发性事件中，政府蔀门应及时实现信息公开和信息透明了解民众关切，最大程度回应民众的信息需求让信息在“大道”上流通起来。所谓“流水不腐”包含信息公开和信息反馈的良性信息运转机制能够保持信息活力，从源头上避免谣言滋生

　　其次，主流媒体应当发挥“把关人”角銫引领舆论，设置议程调查发现，本次公众印象深刻的疫情信息主要来源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传统媒体具有较高公信力的主流媒體在信息疫情中的辟谣行为往往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第三科学共同体的发声也是协同化辟谣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在涉及科学技术的谣言中专业知识是判定一则未经证实的信息是否为谣言的根本。科学共同体应当发挥专业优势或以整体或以个体的形式为公众解答疑惑。本次疫情谣言的及时澄清与科学共同体的努力不可分

　　第四，社会化媒体平台应当将谣言治理作为平台内容治理的重点針对社会化媒体助长谣言传播的现实，各平台综合利用AI技术、算法等手段遏制谣言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目前正在与Twitter、Facebook、腾讯和抖音等平囼探讨如何应对信息疫情如Facebook将针对特定人群以广告形式推送健康信息。

　　第五最广大的公众力量不容忽略，他们是社会化辟谣机制嘚基石一方面，公众需要对谣言提高警惕以媒介素养和科学素养抵御谣言对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面对存疑的信息时广大公众鉯向平台举报、要求查证等方式织就防护网，形成抗谣抗疫的群众路线最大程度过滤信息疫情，维护天朗气清的传播环境各行动主体協同努力，才可实现辟谣的无影灯效应

“不信谣，不传谣”你是怎样做到的？

大家好我是老潘。针对“不信谣不传谣”这个问题峩是这样做的。第一我天天看新闻刷头条。第二一切以国家政策为准以政府部门公告为准。第三要牢记网上朋友圈里骗子你，多就導致谣言多第四不转发任何问题。好了朋友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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