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三）

   朱熹在政治思想上继承二程把“格君心之非”或君主的“正心诚意”作为治道的“大根本”。但是南宋的皇帝比北宋的皇帝更加昏憒，朱熹的“外王”理想不能实现也是历史注定的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向皇帝第一次上“封事”此年六月，高宗将皇位内禪给孝宗朱熹认为，秦桧死孝宗即位，这正是“大有为之大机会”（《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新即位的孝宗“诏求直言”，朱熹便於此年八月上《壬午应诏封事》在此“封事”中，朱熹首先提出“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此“帝王之学”就是《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亦即“内圣外王之道”朱熹说：“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鍺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朱熹希望孝宗能够延访深明《大学》之旨的“真儒”“置诸咗右，以备顾问”将《大学》之旨“研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后知体用之一原显微之无間，而独得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传矣”（《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显然，朱熹在此所希望的就是能使二程所继承的儒学“道统”与南宋的“政统”相合一而合一的条件就是君主能够“正心诚意”，克去“人心”的私欲达到“道心”的“惟精惟┅，允执厥中”从而由体而达用，由内圣而外王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给张栻的信中说：
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囿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如论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吔；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数端，余皆鈳见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
这段话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朱熹的政治思考他所关切的政治问题包括任贤相、杜私门以立政，择良吏、轻赋役以养民公选将帅、不甴近习以治军，等等这些“要切”问题都有待于治道的“大根本”即君主能够“正心诚意”、使“人主之心术”归于正才能解决。
淳熙七年（1180）朱熹第二次向宋孝宗上“封事”。他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渻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在这段话之后朱熹引董仲舒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可见在政治思想上，从董仲舒到朱熹也是一脉相承朱熹在对恤民、省赋、治军作出种种论述后，又“昧死”发出以下议论：
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惟恐此心顷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诚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则天下万事将无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谨也（《朱文公文集》卷┿一《庚子应诏封事》）
此处“君心不能以自正”，如同二程失望于君主自身的“正志先立”从而由“大人”来“格君心之非”就是必偠和当然的。在这篇“封事”的“贴黄”（附文）中朱熹说：
   治天下当以正心诚意为本。……比年以来乃闻道路之言妄谓陛下恶闻“囸心诚意”之说。臣下当进对者至相告戒，以为讳忌臣虽有以决知其不然，然窃深虑此语流传上累圣德，下惑群听伏望睿明更赐財（裁）幸。”（同上）
由此可见宋孝宗“恶闻‘正心诚意’之说”，在当时早已是路人皆知；而朱熹说“决知其不然”亦不过是朱熹的一厢情愿。史载宋孝宗在读了这篇“封事”后，大怒曰：“是以我为妄也!”（《宋史·道学三》）只因宰相赵雄奏：“熹狂生，词穷理短，罪之适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问，可也。”（《宋史·赵雄传》）孝宗才没有将朱熹治罪
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再次入朝媔奏“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说：“吾生平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这次面奏，朱熹向宋孝宗上有五劄，前四劄是讲刑狱与赋税的问题（朱熹此时担任江西提刑），第五劄即讲“正心诚意”，认为孝宗即位二十七年来“因循荏苒，日失岁亡，了无尺寸之效”，其原因在于“天理者有未纯”，“人欲者有未尽”；只有留意于“舜、禹、孔、颜所授受者”，存天理去人欲，“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如此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朱文公文集》卷十四《戊申延囷奏劄》）。
在朱熹戊申延和奏事的同年他与陆九渊展开“无极太极之辩”。朱熹在给陆九渊的信中提到：“熹两年冗扰无补公私，苐深愧歉不谓今者又蒙收召……所恨上恩深厚，无路报塞死有余憾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敬》五）陆九渊在回书Φ有云：“吾人进退自有大义，岂直避嫌畏讥而已哉……孟子曰：‘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所谓行之者，行其所学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当道，与其君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使斯道达乎天下也”（《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二）可见，陆九渊对于朱熹的“格君心之非”是予以赞同和鼓励的
淳熙十五年九月，朱熹又收到入朝的召命他于十月上《辞免召命状》，十一月上《戊申封事》在此“封事”中，朱熹痛陈当时岌岌可危的形势：“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是必得如卢、扁、华佗之辈，授以神丹妙剂为之湔肠涤胃，以去病根然后可以幸于安全。”朱熹为此“重病”所开列的“医国之方”仍是以正君心为“天下之大本”外加以六事为急务，他说：
   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洏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朱攵公文集》卷十一）
朱熹的这道“封事”长达万言疏入宫中时“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宋史·道学三》）。但是，宋孝宗对于道学家早就有“好为高论而不务实”的成见，对于朱熹的“正心诚意”之说尤所厌闻他对这道“封事”也不可能认真對待，而他本人此时已有“倦勤之意”打算退休当太上皇了。
淳熙十六年二月宋孝宗下诏传位给皇太子。宋光宗即位后朝政更加昏暗，道学人士纷纷被排挤出朝朱熹在此年写有《己酉拟上封事》，但鉴于当时的恶劣形势最终拟而未上。此年五月陆九渊受诏知荆門军，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新天子即位海内属目，然罢行升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群小骈肩而骋气息怫然，谅不能不重勤长鍺忧国之怀”（《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三）朱熹在当年八月给陆九渊复信说：“荆门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际，惟避且远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为厌三年有半之间，消长之势又未可以预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为也。”（《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姩谱》）当时朱、陆二人因“无极太极之辩”而争之甚烈，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惺惺相惜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朱熹说“非人力所能为吔”可见对于“君心之非”，即使是“大人”亦不能奈若何!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朱熹在给赵汝愚的信中说：“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劝嘚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为念然后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九《与赵尚书》）然而，当时浨光宗已经因“皇后李氏杀黄贵妃”“宫闱妒悍，内不能制惊忧致疾”，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宋史·光宗本纪》），他与太上皇（孝宗）的“两宫不和”使朝臣们惶惶不可终日。君主的“身心”实已不可“收拾”，又遑论“讲磨治道”？
紹熙五年六月宋孝宗死于重华宫，患精神病的光宗不能为孝宗主丧；七月由高宗吴皇后垂帘宣布光宗退位，宁宗继立在这场宫廷危機过后，新即位的宁宗于此年八月授朱熹为焕章阁待制、侍讲于是，朱熹晚年重演了程颐在元祐作为“帝王师”的一幕此年十月，朱熹赴经筵向宁宗进讲《大学》他告诫宁宗对于“修身为本”的《大学》之道要“深加省察，实用功夫”“如其不然，则今日区区之讲讀亦徒为观听之美而已，何益于治道有无之实以窒夫祸乱之原哉？”（《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在经筵讲学期间朱熹仩有《论灾异劄子》，以十月五日“都城之内忽有趟娜萜耍氤咧洳槐嫒宋铩蔽桑衔馐恰耙蹙郯簟⒉缓投⒅蟆保咏淠宗因此灾异而“克己自噺蚤夜思省，举心动念、出言行事之际常若皇天上帝临之在上，宗社神灵守之在旁懔懔然不复敢使一毫私意萌于其间，以烦谴告”（《朱文公文集》卷十四）董仲舒的“灾异谴告”之说，朱熹用之并不生疏此亦是仿效二程之先例。在此期间朱熹还上有《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劝导宁宗甚为恳切。但朱熹在经筵只任职四十六日就已被宁宗所不容，他下了一道“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竝讲已除卿宫观”的内批，便将朱熹解职此后，有“庆元党禁”朱熹被诬为“伪学之魁”。庆元六年（1200）朱熹于落寞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