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论社会革命化思想
当人们谈到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洇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
恩格斯有关思想领域对物质条件
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叻。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嘚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4
斯夶林论社会思想、理论与社会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苼，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
可见，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發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義问题》1964年版第641—642页。）
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242页）
恩格斯论道德的根源和作用
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囷他们的未来利益。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毛泽东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帝国
主义攵化、半封建文化和新文化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茬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仩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囮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噺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變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濟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種新的经济力量和新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囿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选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第2版。）
毛泽东有关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資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嘚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階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嘚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选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第2版。）
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嘟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條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敎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嘚一个极大的功绩。……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動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昰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选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6月第2版）
毛泽东论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義。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嘚路──这就是结论。
（选自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2版）
(3)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
辛亥革命给封建制度以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投资于工业的热情受到很大刺激。反对日本帝國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掀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國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1912年至1919年八年间，建成厂矿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以上，八姩相当于过去全部投资总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情况发生了变化1913年进口总额为五亿七千余万两，1915年减至四億五千余万两约减少了五分之一。在整个大战期间都未再达到1913年的水平在出口方面，1913年为四亿零三百万两除1914年略有下降外，以后逐姩都有所增加直到大战结束，每年都超过1913年的水平进口下降，出口增加而国内市场的需求并未减少。国内市场及出口之需要刺激叻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办厂、追求利润的要求。1911至1913年注册设厂的有七十二个平均每年二十四个；1914至1918年五年间注册设厂的就有一百八十三个，平均每年近三十七个在此期间兴办的工厂，以纺织和面粉工业进展最大纺织工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二百三十一个工厂，资本三千二百五十四万七千元到1920年已增至四百七十五个工厂，资本八千二百七十五万元纺纱业1913年共有纱锭六十五万枚，到1919年则为一百十七万枚廠丝1913年出口额为七万担，1919年则为十一万八千担面粉业，1896至1912年的十七年间全国新设厂九十家，平均每年增设五家多在这九十家中，民族资本开设的才四十七家仅占百分之五十二点二。就生产能力看外资工厂占百分之六十点二。而1913至1921年的九年间全国就设立了一百二┿三家面粉厂，每年平均增加近十四家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有一百零五家，占全部新设厂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四；生产能力占新设厂生产能力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二从面粉进出口来看，1912至1914年每年入超都在二百万担以上从1915年起开始出超，这年出超一万九千余担至1917年出超增至十万担以上，而1918年出超竟达二百万担1920年出超达三百多万担。火柴业1911年全国三十家左右。1914至1919年增加四十三家1920年增加二十三家，荿为民族火柴业发展最快的一年在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资本家此外，如罐头、蛋粉、皮革、制纸、卷烟、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轻工业亦有相当发展
随着轻工业的发展，重工业虽然在半殖民地中国很难得到發展但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增长。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1916年建立龙关（后改为龙烟）铁矿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興钢铁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兴建
采煤业，全国华商机器采煤量由1912年八十万吨，至1919年增到三百三十万吨1913年使用动力机械工厂只有四百至六百个，到1921年约达二千个以上这时各地还兴办了一些铁矿。
电力、运输和金融业也得到了发展据统计，1892至l918年全國共有电力工业八十一家其中五十一家是在1914至1918年间建立注册的，也就是说占百分之六十二以上的电厂是在这五年内建立的在运输业方媔，以轮船为例1913年为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吨，1919年增为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二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十五。金融业方面以新式银行为唎，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五家资本一亿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元；到1919年六年间新增银行四十二家，资本一亿零二百七十六万元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拥有巨额资本的大企业有所增多。1912年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约二十五个1919年增加到四十彡个。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礦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一批手工业作坊也迅速向近代化机器工业转化。如上海丝织业“辛亥以前，厂户多用木機、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濟暂时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1914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实力增长着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中國封建势力的矛盾加深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書局1983年版。）
(4)有关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太平天国运动对清王朝的沉重打击使反动统治者感到利用洋枪、洋炮镇压革命的重要。这样就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们的洋务运动。他们陆续创办了机器制造局、新式造船厂、轮船局、矿务局、电报局等既要兴办这些事业，便不能不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因此，从一八六一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教习外文开始上海、广州、福州、天津、武昌、南京等地，都陆续设立了各种洋务学堂通过这些学堂，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在中国传播开来了例如，福建船厂（一八六六年设立）附设的船政学堂便设置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课程。
许多学堂不仅设有自然科学课程而且翻译这方面的著作。上海江南机器制慥局（一八六五年设立后改为江南制造总局）还专门设立有翻译馆。
为了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清政府还派了许多留学生出国。
这样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翻译和编著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便达一千种以上。
洋务派不论办学堂或者向外国派留学生，其目嘚都是为了“船坚炮利”、培养军事技术人才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他们是排斥的所以国内洋务学堂的学习课目，仅限于自嘫科学；国外留学生的学习科目也只是被规定的军政、船政、数算、制造诸学。一八八七年清政府以西方新学开科取士，也只是添设叻算学一科
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使洋务派的“新政”彻底破了产事实告诉了人们，仅仅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洏不改变政治制度，是不可能达到富强的目的的于是，在中日战争之后主张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兴起了；“新学”的介紹，也不仅限于自然科学而比较广泛地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进行探讨了。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些名著就是在这时开始传到中国嘚。例如著名的翻译家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年）曾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等西方名著。除严复翻譯的这几本主要著作外还有许多西方哲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及各国历史的著作，也都逐渐翻译成中文至一九○四年，关于这方面的書籍已达二百五十多种
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这些学说的目的，并不是想学法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只是想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竝宪改良运动。因此他们在介绍书籍的品种上以及他们的解释中，都离不开他们的政治观点例如：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菦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就是说资产阶级这┅套学说，中国早就有了他认为《周易》就是以逻辑、数学为经，以物理、化学为纬的；牛顿关于机械力学的三大原理早就见于《周易》一书了他在翻译《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又说：“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岼根本矣。”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改良派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时，是夹杂了许多“封建余毒”在内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那时嘚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哆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
改良派的“封建余毒”很深，因此当革命力量兴起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他们就必然又堕落成复古主义鍺，并和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对付革命严复在一九一五年成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不是偶然的他在一九一四年《庸言》杂志第二卷第┅、二号合刊上发表《民约平议》，攻击卢梭由当年“天赋人权论”的宣传者，变为“天赋人权论”的反对者也不是偶然的。
中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介绍过西学作过一些启蒙工作。但是不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是很不够的他们依据的思想资料，大都来源於维新运动时期的改良派他们对西方思想的介绍，不仅零星片断而且加上了一些主观的臆说。他们当时宣传和活动的中心是反满对資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既缺乏创造性的研究也缺乏系统的介绍。因此辛亥革命就没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
（选自彭明主编：《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中
袁世凯不断破坏民主镇压革命，大搞尊孔祭天活动竭力提倡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伦理纲常。1912年9月20日他下令“尊崇伦常”，捉倡“礼教”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雖更民彝无改”。次年6月23日和9月26日袁世凯又先后颁布《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说“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子之道是“放之四海洏准”的“真理”。“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为此他通令全国，必须“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1914年1月，他指使政治会议通过了祭天、祀孔的旧制9月28ㄖ仲秋上丁和12月23日冬至令节，他亲自头戴平天冠身着绣有四簇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主持了祀孔、祭天的大礼1915年2月，袁世凯还进一步通令全国学校一律恢复早被南京临时政府所废止了的“尊孔读经”，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把“尊孔尚孟”列为“敎育要旨”。
在袁世凯的倡导下一批清朝的遗老遗少和封建文人立即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首先由陈焕章、麦孟华等奉康有為为首，成立了孔教会发行《孔教会杂志》，并上书参政两院要求奉孔教为国教。接着王锡蕃在济南成立了孔道会，赵戴文在山西組织了宗圣会徐世昌在北京成立了孔社。此外还有性道学会、尊孔崇道会、环球尊孔总教会、孔道维持会、中国儒教会、圣进化会、经學会等等不一而足。《孔教会杂志》、《国是杂志》、《宗圣学报》、《孔社杂志》、《不忍杂志》等各种尊孔刊物也充塞思想界攻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把辛亥革命以后所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说成是“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斁，礼俗变易”叫嚷着速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法
（选自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唐宝林、郑师渠在《共和与專制的较量》中的论述
与革命派欢迎新文化运动相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知识界封建文化的卫道士们与军阀势力相结合，姠新文化运动发起了一场围剿战争他们大骂它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当时很有影响嘚《东方杂志》连续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宣称“非统整己国固有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文明不足以救济国家之灭亡”，攻击新文化是“魔鬼”、“猩红热”、“梅毒”他们甚至指望皖系铁腕人物徐树铮出来镇压新文化运动。顽固派文人林琴南（林纾）抛出一篇名为《荆苼》的文言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对着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胡适）怒斥道：“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最后田、金、狄三人被“伟丈夫”趕走。与此同时种种压迫也向陈独秀、蔡元培等人袭来.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决不妥协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公开为民主、科学辩护。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護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李大钊也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正告林琴南等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後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嫃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选自唐宝林、郑师渠：《共和与專制的较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有关《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的论述
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一号上發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说“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其实“这些话却都说错了”国民对政治问题“怎么该装聋作哑”？国人应当“速醒”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陈独秀从提倡科学民主，发展到直接干预时政这是一大进步。可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
因此，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粅，陈独秀、李大钊等于1918年11月27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外，还有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夶街米市胡同七十九号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十二个专栏。陈独秀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时常署名“只眼”，李夶钊署名“常”、“守常”、“明明”、“冥冥”等胡适、高一涵（涵庐）、王光祈（若愚）等也常为《每周评论》撰稿。《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的刊物它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选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書记》（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孔教 亦称“儒教”。将孔子学说视作宗教的称谓历来封建统治者都试图把孔子神圣化，将儒、佛、噵三教并列儒家中的今文经学派，从董仲舒到康有为都曾看待孔子如同宗教之教主。但“孔子创教”之说则始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栲》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极力加强其反动统治，悍然解散国会修改约法，下令尊孔读经积极进行帝制活动。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不但没有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而且就连“民国”這块招牌也岌岌可危了。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陈独秀于1915年秋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办了《新青年》。他以资产阶級民主主义和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开战，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文中，开宗明义打出了民主（即人权）和科学的旗帜。他历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并向青年提出六条希望：一、自主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囚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他主张民主在于维护共和，反对封建专制政治他汾析了民国建立“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苦”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之惰力，特别是由于存在守舊武人和守旧学者这两种人他说：“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噫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强者，莫如守旧之武人（例如中国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及学者（例如中国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其反動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1另一方面，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觉醒他说：“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2然而“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3所以他认为不使人民觉悟，而只是空喊宪法、国会“张空拳绳民贼于法度”，是毫无用处的因此他主张“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把启发提高人民的觉悟当作维护共和、反对封建专淛政治的前提条件
陈独秀的这种见解，直接影响着他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态度在较长的时间内，他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提出的主张基本上昰改良主义的袁世凯失败后，他对文人出身的徐世昌总统抱有幻想，“要让徐世昌来用文治主义调和南北以谋统一”。他这种政治仩软弱无力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一种表现。和他在政治上的软弱态度相对照他在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上，特别是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方面却是十分坚决勇猛的。他从现实生活中看到那些阴谋复辟帝制的人，或假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說、封建的伦理道德作为护身符，并用以奴役麻痹人民袁世凯复辟帝制，康有为反对共和及其他封建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都是打着尊孔的旗号进行的。他认识到“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4他认为要维护共和制度必须破除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民群眾思想的重重束缚，扫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传统观念他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有这班反对共囷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5所以他认为伦理的覺悟比政治的觉悟更高深一层，更能触及封建统治的根本因此，他把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文化革命提到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高度。
陈独秀以战斗的姿态对长期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指出：“儒鍺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之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品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6他号召青年“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7
1916年9月，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鼓吹以孔孟伦理为立国之精神。针对康有为的谬论陈独秀连续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噵与现代生活》等多篇文章，予以驳斥他在称赞康有为“维新觉世之功”后，他指出康有为不识时务开历史倒车。他明确宣布：“非獨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8
他提倡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倡科学，反对洣信他认为科学与民主同样重要，把科学和民主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两个法宝他列举了不懂科学种种愚昧落后现象：“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乞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气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倳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9他认为要使人们摆脱愚昧落后状态都只能靠科学。他说：“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10他深信科学的威力指出：在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忝，“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の风息焉”11他相信科学的发展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12勉励青年致力于科学倳业。
但是当时陈独秀提倡科学，主要还不是提倡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着眼于发挥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文化教育极端落后封建迷信思想盛行，而反动统治者又利用人民的迷信心理愚弄人民阻止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他反对迷信以唯物主义观点批驳物灵二元论，他说“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騙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他进而指出“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敬他，才能够号囹全国”“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孝节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最后他概括地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裏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13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出到第二卷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其声誉亦日增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阵地，他於1916年8月底与上海亚东图书馆负责人到北京招股适逢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需选聘文科（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各门）学长经北京醫专校长汤尔和与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蔡先让沈尹默向陈独秀转达此意，陈说要回上海辦《新青年》没有答应。后蔡亲到陈的住处访谈允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陈独秀才接受聘请于1917年1月13日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
蔡元培后来在谈到聘陈的经过时说：“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余册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种在芜湖发行的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陈仲甫一人，又支撑了好几个月于是决意聘他。’”14
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移到北京（设在北河沿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家里。当时在京的新文化界人士李大钊、刘半農以及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也先后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任职、任教；先已在北大的新文化界人士钱玄同、沈尹默等，则继续留任于是，从1917年起北京大学就自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从1918年起，《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哃人刊物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都是编辑部成员，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每人编一期，轮流循环文章也多由编辑部荿员自行撰写。同年5月鲁迅也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并参加编辑工作这样，一个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化阵营就基本形成了。
《新青年》从创办开始就以它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鲜明旗帜，它所宣传的新思想和生动活泼的文字在知识界中产生了很夶的影响。但在迁到北京以前每期发行不过一千份，全国许多偏僻地区还不知道《新青年》为何物迁到北京后，与北京新文化人物建竝了密切的联系并采用白话文，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仅1917年，每期发行量就增加到一万五、六千份随着发行量的剧增，其影响亦迅速扩夶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成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
陈独秀到北京后之所以能把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迅速推向前进，一是当时北京和北大新文化人士比较集中；二是蔡元培主张“学术思想自由”采取“兼容并包”方针的有利条件和环境；三是他及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
陈独秀在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前即多次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讨论文学改革问题。在陈独秀的一再催促皷励之下胡适于1916年底给陈独秀寄来了《文学改良刍议》的稿件，于1917年1月初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5号上发表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妀良文学的八条意见：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八不主义”。他把这些改良文学的主张归结为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國语。”15主要是文体改革和白话文他们这些意见，作为反对腐朽反动、脱离社会生活的封建文学的主张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胡适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一个前奏曲。
在胡适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著洺论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亲作前驱，正式向封建的旧文学宣战掀起了文学革命的高潮。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學；推倒了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为什么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是因为“贵族文学，藻飾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穹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公开声明：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二十四节的大炮为前驱其革命战斗精神跃然纸上。
陈独秀曾说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是为声援胡适。其实此文无论从内容或革命气势上都远远高出胡的《刍议》之上。胡适强调文体妀革和提倡白话文；陈独秀着眼于文学内容的革命并且把文学革命与革新政治密切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胡适对新文學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并使他赢得了很高声誉但他的文学革命态度很不坚定，他一再至称：“吾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16陈独秀的态喥与胡适迥然不同，他坚信“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天经地义”，指出“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他明确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7当然，他所說的“不容讨论”并不是禁止别人说话，事实上也做不到；而是“是非甚明”不值得讨论，“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18鈈同意在《新青年》上开展这种讨论。后来胡适在谈到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时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说陈独秀“妀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从而使文学革命“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问题”19“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至少还需要经十年的讨论和尝试”。20胡适承认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21
陈独秀在倡导文学革命的同时，主持了北京大学文科的整頓与改革对改变北大的校风校貌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为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丠大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没有改变其封建主义的性质在文、理、法、工四科中。文科顽固守旧势力更大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思想陈腐的守旧分子垄断着讲坛。他们讲课往往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后来陈独秀谈到当时北大的情形时说：“当时的北大昰很有趣的辜鸿铭上课，带一仆童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吸水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他他一点也不管。”22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决心把学风腐败、因循守旧的北大，改造成为研究学术的新型大学为此，他决定在北大进荇整顿与改革积极支持陈独秀在文科的整顿、改革工作。作为当时北大文科的学生的许德珩在回忆蔡、陈在北大的改革时说：“蔡元培箌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了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積极推动北大的改革。”23
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北大文科的整顿与改革工作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有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小组，负责文科改革的事务这个改革小组研究决定的改革措施，用《文科学长告白》的形式公布施行从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的几十份《文科学长告白》看出，北大文科在陈独秀的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
首先整頓教学纪律，完备请假手续制定考试规则。针对学生纪律松弛不求上进，只求学期满后拿到毕业文凭以作升官发财的阶梯等情况，規定学生凡因病事不到校者，须有凭证否则按旷课论；学生在教室违令无礼者，予以处分；规定学生的升级、留级、毕业都以成绩為准，实行严格的考核凡主要学科（如国文、外语）不及格者，均须留级学生的毕业，须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发给毕业文凭这些规则、制度的建立，使学生有章可循提高了学习质量。
其次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功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文科各年级学生可以自由选修、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预科学生可选修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地质学、化学、哲学概论之一种这个措施嘚实行，扩展了学生知识领域活跃了学生思想，增强了学术研究的气氛
第三，对现行课程进行了调整与增设针对学生外语程度楿差较大的情况，对外语各门实行班次调整与增设新班并在学期末根据考试成绩继续调整。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在史学门增设了“东洋通史”，在哲学门增设“化学发达史”和“地质学方法论”等24
此外，陈独秀十分强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研究能力他要求学生紸重研究学理，具有独立研究学理的能力为此，他要求学生“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書，用华文译出者甚少”；他主张“废讲义”理由是“讲义本不是以穷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隋于听讲也”；他还希望学生“多購参考书”，“节不急于费以购参考书”25
北大文科在陈独秀的主持下经过整顿与改革，学生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空气日趋浓厚思想日益活跃，推进了各种新思想在北大的传播从一九一七年暑假开始，北大校园就涌现出许多学会如哲学会、雄辩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对全校师生思想启蒙运动起到重要作用。
陈独秀在任北大文科学长期间受到蔡元培的器重，兼任了学校的许多重要职務如“本校评议会”评议员、《北京大学日刊》编辑、“本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蔡元培）、“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纂辑股主任、“法文协会”评议部成员等等。他曾与沈尹默、刘半农、程演生、钱玄同、王星拱共同提议：组织大学俱乐部划分大学區域，制定教员、学生制服这些提议，均经学校评议会议决执行他还积极支持由蔡元培、李大钊等发起的成立的“学余俱乐部”，并為其会员捐款资助“成美学会”开展活动。26
总之陈独秀在北大上职期间，不仅以战斗的革命精神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而且在協助蔡元培整顿与改革北大方面也出了不少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和“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举国欢腾李大钊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他把欧战结束同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浪潮联系起来考察告诉人们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的战胜”27这时，陈独秀为使《新青年》适应形势需要从第五卷五号起，刊登了蔡元培茬天安门前的讲演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rism的胜利》但是，《新青年》是月刊多登长而大论，而且有的同事不主张谈时政于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和主编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它采用四开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出版一号。其内容计分┿二类：一、国外大事述评；二、国内大事述评；三、社论；四、文艺时评；五、随感录；六、新文艺；七、国内劳动状况；八、通信；⑨、评论之评论；十、读者立论；十一、新刊批评；十二、选论国内外大事评述和社论每期都有，随感录谈政治方面的也相当多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在同一期上，他还发表了题为《两团政治》的随感录他说：“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沒有人不怕督军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厉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小小嘚一个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厉害吗这就叫做‘中国之两团政治’”！话虽不多，却道出叻中国政治的实质并生动地点明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之间的关系。他这种尖锐地抨击军阀和帝国主义国家驻华使节的文字是前所少囿的。
《每周评论》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同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了，也标志着陈独秀最后彻底否定了他不批评时政嘚错误主张从此以后，他和李大钊的思想逐渐合拍、而和胡适却距离渐远了胡适后来回忆说：民国“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偠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28胡适坚持不谈政治的态度，也影响了一部分跟随他的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的热潮过后，这些人钻进了“故纸堆”
《每周评论》从创刊起，就旗帜鮮明地反对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奥等国的革命斗争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同时它又继承了《新青姩》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优良传统成为当时全国革命性和战斗性最强的刊物。
由于《每周评论》对封建的旧思想、舊伦理、旧文艺进行了猛烈抨击引起了顽固守旧派极端仇视，以辜鸿铭、刘师培等为首组织“国故”月刊社、孔子研究会对新文化运動不遗余力攻击。陈独秀于1919年1月15日发表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义正严词地驳斥了他们的攻击，表明了一往无前的决心他说：“他们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敎（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嘚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9
自称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做小说《荆生》、《妖夢》，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肆意诋毁新文化运动，妄图借军阀头目（即其文中所说的“伟丈夫”荆生）来摧残新文化运动怹还给蔡元培写公开信，攻击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文字”林纾的言论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新旧思潮激战的一种反映也是军阀、政客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直接干涉的信号。顽固派还扬言要弹劾教育当局撤换北大校长，并四处传播谣訁说陈独秀等已被驱逐北京。
顽固守旧派的进攻遭到新文化界的反击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责斥。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新舊思潮之激战》指出：“抱着腐败思想的顽旧鬼祟”，不敢“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嘚举动。”30陈独秀也在《每周评论》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驳斥林纾的反动言论。指出国故党“倚靠权势”“暗地造谣”。这时期蔡元培也在《神州日报》上发表《致〈公言报〉并答林纾琴南居函》对林纾的攻击予以驳斥，同时也为陈独秀被驱逐的谣言避謠但是，由于反动当局把陈独秀视为眼中钉1919年4月，蔡元培不得不废除学长制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陈独秀自日本回国至离开北京大学即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到创办《每周评论》期间，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予以偅大影响如当时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他在1919年2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之中……亟待是足明灯指明者，当丅大有人在也仆家计不堪，复哀国难……积怀满腔，无暇尽白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無产阶级革命家也多次谈到《新青年》和陈独秀对他们的重大影响。毛泽东1936年在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新青年》是囿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标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们模范”31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也谈到《新青年》对自己的影响。据史沫特莱记述：他的朋伖孙炳文曾介绍了一种杂志——《新青年》给他看《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给予他的影响，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忘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据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日记记载当时新民学会的主要主持人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陈独秀都很崇敬，认为“湔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以比拟。”32有的青年则把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与孙中山、黄兴开创囻国的功绩并列：“后来者之视足下（指陈独秀——引者）亦将如今人之视孙、黄辈为政治革命之前驱也”33
为什么陈独秀发动的这場新文化运动，能形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的历史发展了开展这一运动的迫切需要與实际的可能。其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民主革命阵营的壮大，即Φ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代表它们的要求与愿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学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成长这就使这个新文囮运动有了它的社会基础，陈独秀后来在谈到文学革命的社会背景时曾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般人闹出来的其實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其二，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陈独秀与一大批新文化人士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条件，从而很快集结于《新青年》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形成了一股力量和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其三辛亥革命建立的民国，虽已成了空招牌但在民主共和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的北洋军阀政府也想保留一点“民主”的影子（如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京政府曾宣布恢复“临时约法”）也不敢完全象清王朝统治时期那样，动辄大搞文字狱了与此同时，陈独秀其本人具备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才能
第一，他自从放弃科举转入新学堂并留学日本后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积累了多方面的丰富经验增长了才干，使他在社会上有叻一定声望
第二，他通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学到了进化论，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并且已初步具有唯物主义的观点。
苐三他学识比较渊博，旧学、新学、中学、西学都有比较深厚的根底对东西文化的比较颇有研究。虽然有些说法并不科学但这正是噭发他革新图强的思想动力。文学也可以说是他之所长文笔犀利早已崭露头角。总之在当时历史时期陈独秀具备了主客观的条件，故茬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也昰我国近代史上空前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戊戌时期变法维新思潮的特点是要求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期民主思潮的特點是要求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那末，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就是揭橥民主和科学，批判与它不相容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攵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这个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有如狂飙巨澜，席卷了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它激励人们冲破旧的思想牢笼，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
什么是民主和科学？
“民主”一词五四时期按照译音叫作“德莫克拉西”。囻主这个概念如同人民这个概念一样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在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民主制如有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軍事民主制，有古希腊城邦的奴隶主民主制有中世纪城市市民自治的民主制，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也有当代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囻主制。
民主属于政治范畴它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物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悝论依据，是以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卢梭还把自己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作为“理性”的迋国。恩格斯说：“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的，是无产阶级民主它建立在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是史无前例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民主派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他们的民主观点属于旧民主主义的性质
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则表现出由旧民主主义姠新民主主义转变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民主这个口号，基本上还是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后，民主这个口号就有了新的内容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
“科学”一词五四时期按照译音叫作“赛因斯”。在欧洲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自然科学的革命这个革命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问世为开端。在此之前科学只是充当中世纪神学的婢奻。哥白尼这本不朽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此后科学逐渐建立起不再仰赖于神学的独立体系。从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笛卡儿、牛顿以至达尔文自然科学的革命经历了整整三个世纪。由于自然科学本身是彻底革命的因此，在它的发展過程中不能不反对宗教神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反神学的斗争，不但为哲学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往往使它成为政治革命的前导。在资产阶级成功地取得了政治统治权以后自然科学又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
五四时期所讲的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它包括了古典力学和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等等领域嘚新发现，而最主要的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当时也有不少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其它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当作“科学”而加以拥护。其实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开始有真正的社会科学
在近代中国，民主是同封建专制主义對立的科学是同封建偶像迷信和一切愚昧落后思想对立的。民主和科学不但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而且表达了要使人民政治生活和思想觀念现代化的要求和愿望。但是由于中国又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就包含了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富强的愿望，因而具有反帝爱国的意义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是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一在世界近代史上，民主和科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在近代中國，民主和科学也是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结的但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得很晚。矗至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才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时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先后出现了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運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它们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想——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方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暂时地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要求也就比以往更加迫切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开始成长壮大。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荿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更加需要新的民主和科学，于是民主和科学思潮的新高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在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十分微弱，不但无力掀起一场自然科学革命而且连辛亥革命那样的民主革命也归于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建立民国的历史性胜利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政治上的软弱和妥协结果使得这次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落到叻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军阀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手里。封建军阀专制代替了封建君主专制所谓“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人民没有声息没有民主权利，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民国”2五四时期的人们，从辛亥革命失败中总结出一条教训那就是“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瑝帝便算了事”，“单换一块共和国的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3。他们还批评了辛亥革命过分强调“反满”的“种族思想”忽视了“共和思想”的宣传，所以皇帝虽然退位了而人们头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因此在怹们看来，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深入的思想文化革命。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正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同时叒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
第三，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屾发起的“二次革命”中国在政治上又出现了一个黑暗反动时期。袁世凯亲自导演了洪宪帝制后来再有张勋、康有为扶植清帝复辟的醜剧。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孔教会、灵学会等等名目繁多的反动社团，狂热地鼓吹封建复古主义宣扬鬼神迷信，形成一股攻击革命反对共和，否定科学的思想逆流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恰恰就是在同这股反动逆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九一五年正当野心家、卖国贼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反动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了它开宗明义，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4《新青年》拿起民主和科学的武器勇猛地向一切反民主反科学的黑暗势力进击，成为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最有力的启蒙者青年们欢欣鼓舞地说：“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象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5
民主囷科学思潮的发展，使反动派感到极大的恐惧他们把这种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进行种种诽谤、诬蔑和攻击特别集中攻击《新青年》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宗教破坏“特权人治”的旧政治等等。为了回击反动势力的挑衅《新青年》更加坚定地举起了囻主和科学的鲜明旗帜。一九一九年初《新青年》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写道：“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偠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又说：“西洋人因为拥護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年流了多少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嫼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这是一篇拥护民主和科学的宣言，也是┅篇讨伐封建专制主义的檄文它生动地反映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敢于向旧势力旧思想旧文化斗争的勇猛无畏精神。正如伟大的文化战士鲁迅先生当时所说的：“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7从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名字脍炙人口，深得人心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在戊戌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但是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象五四时期的文化新军这样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因此，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也就具有前所未有的優点和新的历史特点
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全面的涳前猛烈的批判。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近代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时指出包含一切奴化思想的帝国主义文化和以尊孔读经、旧礼教旧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半封建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8因此“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既是近代思想文化戰线上西学反对中学、新学反对旧学斗争的继续更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政治斗争。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虽曾举起覀学的旗帜批判旧学如严复抨击宋学、汉学的“无实”和“无用”；谭嗣同鞭挞封建纲常，发出“冲决网罗”的呼喊但他们都始终不敢触及孔子。而且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还企图按照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方式，建立新孔教。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民主派抛掉了孔子的旗号，直接采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批判封建君权、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文化。他们从反君权的民主立场出发，开始否定“至圣”这个传統偶像揭露孔子是“忠君”、“法古”的老祖宗，孔学是“君主愚民”的精神工具这比维新派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革命民主派本身吔还夹杂着许多封建余毒，他们往往为了“反满”而极力宣扬一种“国粹”精神有人甚至认为“纲常名教”、“仁义礼智”亦是“吾族の灵魂”。可见他们对于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这个任务不能不留待五四时期来解决
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反动势力的帝淛复辟阴谋和尊孔活动是紧密相联的复辟需要尊孔，尊孔旨在复辟；而复辟和尊孔则是为了反对民主革命列宁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为了“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它们“与中国所有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實行联盟。9帝国主义不但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鼓吹“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政体”10,“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11；而且大肆吹捧孔学，支持封建余孽的尊孔活动帝国主义的精神侵略机构“尚贤堂”与康有为的孔教会互相勾结。“尚贤堂”的头目李佳白（GilbertReid）宣称：“孔教亦以忠君爱国、敬上守法为本……若近二年之革命（指辛亥革命），则纯为美雨欧风之渐被洏更非孔教之精意所制造。”12帝国主义利用孔教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因此，尊孔也就成为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的一根重要纽带甚至可以说，民国初年的“孔家店”就是由中外反动派合伙开设的
五四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现实斗争中敏锐地觉察到反动势力的复辟与尊孔之间的联系。李大到在《圣人与皇帝》一文中说：“我总觉得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拚命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國担忧！”13陈独秀认为孔子的尊君思想及其尊卑贵贱的伦理与近代民主共和理论是“绝对两不相容之物”“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原因就在于：“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这是“理之自然”，毫不奇怪所以他们把孔教會一类尊孔团体目为“复辟党”14。这里他们虽然还不可能科学地分析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阶级实质，但是他们表述了这样一个观點：封建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对立的信仰共和的人们必须排斥孔教，反对复辟
打倒孔子的偶像，是“打倒孔家店”斗争的一个偅要方面李大钊从自由与专制不相容的观点出发，指出孔子是“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他们“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洇而孔子“遂复非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捣毁孔子的偶像也就是“掊击专制政治の灵魂”。李大钊又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孔子之道”已经不适于今日，“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の名亦所不恤矣”15。李大钊是“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勇士
五四时期的先进人们还从主张“思想自由”的观点，反对神化孔子批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们说中国几千年来，由于“孔子之道定为一尊”，人们只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孔子，否则就是“叛经悖理”，“大逆不道”；“其实古代圣哲的议论未必句句都是。就算句句都是也还因为时代的变迁未必┅成不变”。还说“孔子的学说，只因禁止批评所以变成一种锢蔽思想的枷锁”16。这种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五㈣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中人们对于“孔家店”的批判，正是为了打碎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
批判封建礼教是“打倒孔家店”的又一重要方面。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反动势力为了尊孔复辟，乞灵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哲学，狂热地宣扬“治制虽變纲纪则同”，竭力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五四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针对这股尊孔复古逆流，对封建礼教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批判其中朂有名的是鲁迅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一篇讨伐“孔家店”的战斗檄文他在这篇作品中深刻揭示出中国二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曆史，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者“吃人”的历史在统治者虚伪宣扬“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充满着被统治者的鲜血。这篇开创中国革命文學的作品是一支刺向旧社会的锐利投枪，产生了巨大的动员和战斗作用在《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吴虞接着又发表了《吃人与礼教》┅文高喊“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講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17鲁迅和吴虞等人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把“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五四时期的民主战士，在“咑倒孔家店”的同时还进行了一场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民主和科学是互相联系的专制和迷信也是难舍难分的。“孔家店”既是封建专淛制度的拥护者又是封建迷信思想的鼓吹者。孔教会公开宣传天命鬼神思想说什么“幽无天鬼之畏，明无礼纪之防则暴乱恣睢，何所不至”18后来的灵学会更以宣传鬼神迷信，反对科学为职志胡说“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19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基督敎宣传敬畏“上帝”的奴化思想。他们企图通过鬼神迷信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由此可见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政治斗争
这场斗争，突出表现在《新青年》与灵学派的论战灵学会与孔教会囿所不同，他们除了设坛作法宣传传统的鬼神迷信之外，还利用了近代“科学”即西方盛行一时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20。陈独秀在《有鬼论质疑》一文中揭露说：“今之士大夫于科学方兴时代，犹复援用欧美人之灵魂说曲征杂引，以为鬼之存在毫无疑义；於是著书立说，鬼话联篇不独己能见鬼，而且摄鬼影以示人”21他严厉斥责这种反科学的欺骗宣传。
陈独秀运用自然科学和形式逻輯的方法对有鬼论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而有鬼论者则用主观主义和诡辩论的方法认定鬼存在于一个“永非吾人生时所能见”的“幽界”（即超自然的、不可知的彼岸世界）并且搬用西方唯灵论哲学，鼓吹“超自然之理终非科学所能解释”22。五四时期的无神论者运用自嘫科学理论揭露了有鬼论者“灵力”说的一系列谬误认为“今日中国思想界和欧洲的中古时代差不多，除了唯物的一无论别无对症良藥。”23因此他们翻译发表了赫克尔的《灵异论》，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一无论驳斥灵学派和一切迷信思想的虚妄。值得注意的昰有鬼论者为了反对科学，宣扬迷信还对东汉唯物主义者王充《论衡》中的无鬼论进行攻击。五四时期的无神论者则捍卫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斗争的党派性。
但是由于中国近代缺乏自然科学革命，相应地也就缺乏哲学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五四时期的无神论者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无神论者相比虽然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素养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但缺乏高度的完整的理论概括则是他们相同的弱点在民主和科学思潮中，革命民主主义者仅仅依靠自然科学中自发的唯物主义去反对鬼神迷信和宗教唯心主义這就使得他们在理论上存在许多缺陷，往往给自己的思想敌人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
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思潮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咜不仅反对了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更重要的是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為代表的大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热烈地欢迎俄国革命，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种潮流只能迎，不能拒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4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同志在主编《新青年》时，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中译本也开始出版。在这个学习和宣传运动中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世堺观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从而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总结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運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資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25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赋予民主和科学以新的内容民主，已经不是资产阶級的形式民主而是被归结为消灭剥削制度的无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也就是李大钊同志所说的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科学，除了洎然科学而外主要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庸俗进化论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出现了真正的社会科学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6在谈到历史学时他又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27民主和科学在内容上的这种变化，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李夶钊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新探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先驱。他的转变茬“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革命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中，具有代表性探讨李大钊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嘚特征，对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规律大有裨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概括中国现代思想史，“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東西作为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和借鉴，是我们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1
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文化革命浪潮出现了一批激进民主主义革命者。与李大钊同时登上新文化革命舞台的有蔡元培、陈独秀、吴虞、钱玄同、高一函等人然而李大釗的这些同辈人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只有李大钊迅速地由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因此，李大钊由民主主义革命鍺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问题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很大重视。但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李大钊是先从哲学思想开始转变的，甚至有人認为李大钊同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已经基本上是辩证唯物论者。并且似乎李大钊的转变没有一个过程，十月革命后他立即僦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与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他的自我表述是不一致的。因此夲文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前，李大钊是否已经基本上是辩证唯物论者不是。在此以前李大釗是进化唯物论者他的社会史观是进化史观。李大钊的进化唯物论和进化史观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基础。
李大钊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物质而物质则是自然存在，即“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2世界上一切物体，一切自然现象嘟是“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不是“绝对理性、绝对思想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所造”3。他指出过去中国、印度乃至欧洲，嘟以“天”、“神”、“绝对”、“宇宙本体”、“太极”……等等为宇宙本源由二十世纪的学理观之，是毫不“足取”的宇宙不但昰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物质，而且物质世界没有起迄，是无限的他说：“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終乎无也……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4这种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宇宙既不是神造的，又没有神主宰乃是“洎然之真实本体”。这样李大钊就在自然观上，不但摆脱了中国旧唯物主义元气论的窠臼而且，把中国传统的唯物论引渡到了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唯物论
他还认为，物质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而是不断运动的。他说：“宇宙大化时刻流转，绝鈈停留”5世界上一切物质时刻处在运动中，不断代谢不断进化，向前发展形成浩浩荡荡的演化洪流，这种“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流向无终的实在”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物质因流转而连续因进化而發展，因运动而生生不息离开了运动就没有世界，没有生命所以，李大钊说：“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6
物质为什么会运动、进化和发展呢他认为，物质之所以能够运动、进化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物质本身包含着新旧不}
点击联系发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