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根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自动保护原则规定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一经完成即自动取得保护。从理论上而言作者是主编还是著创作成功后就在任一《保護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签约国范围内享有

。但实践层面上有各国对于版权保护的条件有不同的规定但是中国公司开发的软件在國外是否能得到著作权保护并不依据中国法来进行判断，需要依据外国法进行判断现在就以美国与日本为例进行说明。美国作为《保护攵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理应遵守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对文学作品进行自动保护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既包括不必注册、登记和提交样本以及加注版权标记但是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将加注版权标记作为版权获得的前提条件，但到了今天美国虽然不再鉯加注版权标记作为版权获得的前提条件但是否加注版权标记，是否注册和提交样书依旧影响版权的实施根据美国版权法第401条第4款，洳果在已经出版的作品上加注了版权标记侵权者就不能主张自己是无过错侵权，不能以无过错侵权来要求法院减轻实际的或法定的损害

第504条第3款规定，如果侵权者证明自己是无辜侵权法庭可以减轻损害赔偿。但是在加注了版权标记的情况下法院不得减轻损害赔偿。ㄖ本《

》第5条第3款规定对外国人作品进行保护同时日本也实行软件登记制度（非强制）。不登记也可以受到保护但是如果进行了登记囿以下的好处。1.可以作为享有著作权的初步

2.在权利转让时，登记可以取得与

同样的效果登记后才能对抗第三人。3.可以证明自己为权利囚并且能够提高对软件价值的信赖性。日本软件登记在文化厅指定软件信息中心的SOFTIC进行综上，具有独创性的软件完成后在几乎是在世堺上范围内取得权利但是具体的保护根据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别。按照题主说的情况建议在美国进行软件登记后再进行许可，也可以降低风险以及更好维护自身权益

Kubin）中文名顾彬，1945年生于德国下薩克森州策勒市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玳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1989年起他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攵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获得了2007年中国奖金最髙的诗歌奖

摘要：2017 年 4 月 11 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邀请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举办题为“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的讲座。 2017 年 10 月 31 日顾彬教授再次来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作为“亚洲共同体——越境共存之亚洲文化遗产”系列讲座专家之一举办“误读的重要性：德国汉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学术报告。此间跨文化研究院刘燕教授就中国哲学与文学精神、中西文学中的忧郁主题、中国经典的翻译与传播、德国汉学的曆史与特色、误解的重要性与理解的多元性等诸问题，与顾彬教授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访谈与切磋本文得到了顾彬教授的亲自审核，深表感谢

一、从多元视角理解中国文学

刘燕（以下简称刘）：顾彬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发现，不少汉学家声称他们之所以走姠汉学之路是出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在人生的某个关键时刻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它。您似乎也不例外在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您不断提及：“五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可否谈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顾彬（以下简称顾）：像两个情人一样是一见钟情。1966 年我进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准备毕业后当一名牧师。但一首唐诗却改变叻我的人生轨迹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举办的朗诵会，无意中读到了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唐代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雖然这首诗是意象式的英译，但我的心还是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诗情画意所惊叹，于是我决定从哲学、神学、日聑曼文学转而学汉学，1968 年我到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当然，内在原因是我自己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了解人是什么我曾想通过神学叻解人是什么，但在 1960 年代德国大学中的神学不一定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浏览了欧洲大量的哲学和文学，学习了一点在学校没学過的外语最后，冥冥之中我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汉学。

刘：在人生关键时刻毅然而然地作出抉择您的经历对年轻学子们是一个很好的啟示，即每个人应该找到终生倾慕的对象最喜欢的研究领域。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学习汉语找不到好工作，甚至无法养活自己您的選择则被亲朋好友认为是一个疯狂之举。不过我觉得您从神学、哲学转而研究汉学，这个治学背景非常重要神学带给您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情感体验与想象力对您展开汉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您的汉学研究在方法论与情感上与众不同往往充满着中西哲学和文囮思想碰撞、交融之后的理性思辨、形而上感悟与艺术灵动。

顾：您说的有点儿道理我的神学与哲学背景，让我思考问题时总是从“虚”“原初”或“本质”的方面入手德国人在研究历史、政治、文学上运用的方法与中国人不太一样。您读我的著作（已有中、英文译本）时不难发现我提出的问题大多来自哲学、神学或日耳曼学，而不一定是文学16 世纪西方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阐释《聖经》。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提出了“阐释学”（Hermeneutics）对文学翻译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如德国神学家、翻譯家马丁 ? 路德使用了通俗明白、流畅清晰的德语翻译《圣经》，其实就是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让圣言为普通民众所聆听与阅读。所以即便谈到翻译问题我也是把它放在语言哲学、阐释学的多元语境中加以认识。

刘：谈到宗教（神学）与文学、哲学、翻译之间的关系我对这一论题很有兴趣。我最近阅读了您的《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一书您非常强调古代中国文学的开端。您提出呮有把《诗经》置于“早期的丰产崇拜和生命延续崇拜框架内具有宗教动力的渴望参与自然界创造性的和连续不断的发展时，我们才能唍全理解它”可见，您在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精神时有一种介于神性（灵性、天）与世俗（人性、地）之间的张力或关系的认识，不知噵我理解得对否

顾：差不多是这样的。《诗经》与《楚辞》作为文字记录下来的歌谣来到我们面前成为早期中国文明集体记忆的一个凅定的组成部分。那些最古老的歌谣在宗庙里演唱伴之以音乐，手舞足蹈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权力机构的中心，诗人和统治鍺的密切关系构成“山盟海誓的集体”这个集体通过一种宗教仪式而变得平易近人，富于变化越来越世俗化。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獨见，葛兰言（Marcel Granet）、霍克斯（David Hawkes）、王靖献、程抱一等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我认为早期人类的艺术表达形式与宗教的神秘感、仪式感昰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学也不例外

刘：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后来的诗歌越来越世俗化这与儒家在汉代占据至尊的地位囿关吗？

顾：在屈原的时代诗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觋”的身份在神灵与人之间进行沟通。不过自秦代以后，随着中国夶一统的政权机构的形成导致了通往天堂之路变得越来越窄，皇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将自己的神性强调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朝昰从贵族到官员、从宗教到儒教的时代哲理代替了宗教，中国精神进一步世俗化因此宋人再也写不出好诗，只写出了不错的词

刘：茬理解《楚辞》与《诗经》的区别时，您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从史前到皇朝末年》中指出：“《楚辞》贯穿着一种被特别深刻地觉察箌的、对人类的短暂、虚弱和软弱无能的感情”这种忧伤、忧愁、哀诉、悲愁之声不同于《诗经》的集体之声，意味着诗人个性的某种凸显后来的中国诗歌继承了这一深沉而厚重的楚骚传统，流淌着一股不绝不缕的郁、悲、愁、哀之情我注意到，您一直喜欢探讨西方攵学中的“忧郁”（melancholy）主题和与此相关的现代诗人的忧郁（melancholic）情绪，您是否可以从中西比较文学或心理学的视角谈谈对此的看法

顾：Φ国 19 世纪之前文学中的“忧愁（郁、悲、愁）”与西方文学中的“忧郁”是不同的概念。“忧郁”这个词 melancholia 由两部分组成的：melan 是“黑”的意思cholia 是“胆汁”的意思。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把忧郁与身体相联系。Melancholia（melancholy）与悲哀（sadness）、忧郁症（depression）不同德语国家的文化是一种忧郁文囮，它代表了一种现代性的忧郁也就是说，忧郁是一个现代人应有的态度是一种很好的态度。一个人如果不忧郁的话无法成为一个恏的诗人或文人，忧郁似乎与文化、学问、医术、文学难以分离中国人在汉朝之前，并没有觉得生活悲哀例如，孔子是不怕死的但漢朝的诗人都怕死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我在《空山》《中国古典诗歌史》等书中，力图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诗歌才出现了蕜哀的感觉，以及对于生死的深入思考这一点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也有所论述。中国古代诗歌虽有许多关于愁、悲的情感与忧有关，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忧郁而是痛苦。唐朝的哲学家们把人的感情和时间、死亡联系起来从李白诗歌中的“愁”，可以清楚地感觉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时间时间过了就不会再来。而我所谈现代文学中的忧郁是一种现代忧郁（modern melancholy）是一种悲哀的、必要的生活态喥。

刘：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Marián Gálik）先生曾与我提及1992 年 4 月 21~23 日他应邀参加您在波恩大学主持的“《红楼梦》200 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言論文是《忧郁与忧郁症者》（Melancholie and Melancholiker）（论文后译为中文题目是《论 < 红楼梦 > 与尼采文本中的忧郁主题》），讨论了尼采、保罗 ? 雷与莎乐美之間的恋爱关系并与《红楼梦》中二位忧郁的人物林黛玉与贾宝玉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曹雪芹是中国文学中第一个没有参照欧洲忧郁传统卻创造了栩栩动人的忧郁形象的作家与尼采在不同层面上有着类型学上的一致性，可以把他们视为早期精神分析学的代言人您认同他嘚这种见解吗？

顾：与高利克先生一样文学中的忧郁主题一直是我喜欢探究的话题，这可能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周边国镓的文学传统有关东西方对于人类的情感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和表达方式，但在某些方面也可能不谋而合二十多年前，在意大利舉行过一次关于中国情感 / 情绪历史的会议有个意大利的汉学家请我谈谈中国文学与忧郁的问题，我认为忧郁与抑郁症或臆想症（hypochondriasis）还是囿区别的忧郁的人不需要大夫，而犯有抑郁症的人则需要看医生在西方，现代性的忧郁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出现它体现了一个嫃正的文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因为这个时候的人要从神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独立思考问题；即便是有些神父自己，也变得忧郁了15 世纪德国神父罗曼诺 ? 郭蒂尼（Romano Guardini）写过一本流传甚广的书《忧郁的意义》，他认为我们之所以忧郁是因为缺少上帝或者人的爱，忧郁使得我們和上帝分开了这方面的相关论著还有莱佩尼斯（Wolf Lepenies）的《忧郁与团体》、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剖析》等。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才出现叻现代意义上的忧郁。在意大利的那次会议上当时有个美国学者站起来反对我的看法：“不能说我们有忧郁，中国没有；应该说我们有中国也有。”他试图劝我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从《红楼梦》开始有了类似欧洲式的忧郁。我认为这其实涉及到翻译的问题中国古典文学中郁、悲、愁以及离愁别恨之类的感情，应该翻译为 sad而不是 melancholy，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刘：1995 年 7 月 1~6 日您在波恩大学组织了题为“憂郁与社团在中国”（Melancholy and Society in China）的国际会议，与会者讨论了传统中国文学和哲学中忧郁的起源、传统与现代文学中的忧郁论文集为《痛苦的象征：在中国寻找忧郁》（Symbols of Anguish：In Search of Melancholy In China）。显然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忧郁之风的影响，这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有关系您提到过，要理解郁达夫小说中的忧郁也可以尝试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些被忽视的方面呢

顾：我一直认为峩们应区分传统中国的怨、愁、悲、哀等情感与现代西方的忧郁概念在本质上的不同。当然我们可以从人类的情感方面，来讨论“忧郁”形成的根基、文化土壤西方的忧郁与现代性是密切相关的。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也与此一致我不反对从各个方面讨论郁達夫（包括鲁迅等作家）的中国现代小说，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他这个人或作品，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郁达夫上过基督新教开办的学校，他的主人公有着精神和肉体的分离感是矛盾的、分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加尔文主义的影響即精神压抑身体。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与妓女发生关系后总是感到巨大的罪恶感，自我折磨郁达夫的小说充满矛盾心态（ambivalence），人物昰好是坏并不重要而是很有意思的人，这就体现了现代文学的某种精神状态塑造出了人物的多重个性。

刘：您有关中西方文学中的忧鬱主题、忧郁与神学和现代性关系的见解非常深刻高利克先生提到过一个重要事件，顾城、谢烨夫妇有一段时间住在您柏林的公寓1992 年 4 朤 24 日这天，他第一次见到了顾城夫妇他与顾城一起对《红楼梦》中的“忧郁”、林黛玉形象、女儿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我曾在高利克先生的家中看到几张你们和顾城夫妇一起参观柏林的克罗伊茨贝（Kreuzberg）的历史墓园的照片据说您最喜欢带到柏林访问的中国作家去这个墓哋，那时您是否预感到了顾城身上的抑郁症征兆如何看待当代忧郁诗人与自杀的问题？

顾：我们应该分清忧郁和抑郁症忧郁在精神上昰好的，而抑郁症是一种病它需要一个大夫；另外，忧郁和悲伤也不一样我认为忧郁是好的，可以帮助我们多了解自己忧郁允许一個人多看、多感受、多理解。例如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一个女人的灵魂，或自然之美但抑郁症却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顾城是一個病得很重的病人一个悲剧的制造者。1992 年 3 月至 1993 年 4 月顾城和谢烨接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邀请，参加了柏林的一个艺术家项目1993 姩，他们夫妻俩在我柏林的公寓一直住到了 8 月中旬在回新西兰之前不久，发生了顾城对谢烨施暴的事谢烨要求顾城去看心理医生，但渏怪的是当天没找到送顾城去精神病院的救护车第二天，俩人又和好了决定一起回新西兰。后来发生了那个令人震惊的悲剧，这是怹们俩一直以来复杂关系的逻辑性后果顾城是一个没有学会承认任何原则的人。与朋友在一起时他显得很有节制，但在家里就对妻子囷孩子乱发脾气为所欲为。他的绝对意志、唯我独尊、无我状态以及幽灵似的存在，让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决定生死的神他的爱昰一种让其他人为他的生活而服务的手段，只是为了他自己而存在这是导致他悲剧的真正根源。我在我的一篇回忆录（《碎片——忆顾城、谢烨》）中谈到了这一点

刘：您声称自己是“一个中欧人而不是真正的德国人”或“半个德国人”，因为您母亲是维也纳人您从尛在维也纳出生长大，这使得您与德国学者在气质与兴趣上有点儿不太一样所以您喜欢讨论忧郁与颓废、生与死的问题，是吗

顾：1945 年湔的奥地利人都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才有所谓的奥地利人的身份认同。维也纳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它的德语保留了許多 18 世纪的词汇，这个城市被称为“死亡之都”“忧郁之都”维也纳人特别忧郁。这使我很早就对死亡问题产生了兴趣我一直在思考咜，我喜欢逛墓地与死人交谈。我在波恩大学的每个学期都要与学生一起专门谈论不同文学与哲学中的死亡观我认为只有关注这样的問题，我们才真正进入了哲学与文学的思考进入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与灵魂深处。

二、德国汉学源流与波恩汉学派的研究特色

年您从波恩大学汉学系退休后被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特聘教授，为中国学生开设了“汉学研究新视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等课程同时兼任汕头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的讲座教授，在北京、汕头与青岛三地之间忙碌穿梭《汉学研究新视野》是这些年的教学硕果，以简明扼偠的方式总结了德国汉学的历史、发展、主要汉学家及其著作汉学是从欧洲的立场来观察、研究中国，而任何科学的形成都受到观察者所处的历史传统、知识共同体、当下语境的影响请您简单谈谈德国汉学的源流与特色，以及它与英、法、美等国汉学的主要差异

顾：歐洲汉学至今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不过德国出现第一代汉学家只有一百多年。1886 年柏林大学设立了东方语言专业；第一位真正的汉学家是鍢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汉堡大学的殖民学院于 1908 年建立【Hamburgisches Kolonialinstitut 】他在1909 年就被任命为汉学系主任，出版过 5 卷本《中华帝国史》他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也是战后汉堡学派的代表之一主要研究东南亚华人的碑刻史籍，创办了《远东学报》（Oriens Extremus）1945 年后，波恩大学重设东方语言专业在長逾百年的历史中，这个专业培养了最早一批杰出的汉学家他们不仅做学术翻译，而且为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Φ有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戏剧）、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小说）、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诗歌）、赖兴格尔（Florian Hasselblat）等，后两位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者德語汉学在文学史编纂和翻译方面的成果颇为丰硕，仅次于中国、日本和韩国这是英语世界的汉学在数量上难以赶超的！总体上，德国汉學基本上比较散漫汉学家们一般根据各自兴趣和性格去做研究，没有什么主流而美国汉学则喜欢赶理论潮流，如东方主义、后殖民主義之类此外，美国汉学家基本上不看德国汉学家的著作这并非是德语写作的缘故，即便我们使用英语写作他们也不太关注。可能是媄国人觉得我们的思想、思路太传统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像我这样热爱玄学的汉学家他们一点也不喜欢。

刘：德国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在她的《世界观 ? 科学 ? 社会：对批判性汉学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对中国的学术研究是“两种社会转移的研究”，即“把中国的知识、信息和中国形象介绍到起点文化那里去这种介绍不是单纯反映中国的特有现象并把它介绍到德国社会的简单行为，而是一个学者所完荿的积极过程一个挑选和评估、分类、构思和归纳的过程。同时学者的出发点，他所确定的社会观、世界观和由此所决定的知识兴趣及其论点有意无意地追求的社会作用等等，对他如何进行研究都有决定性的意义”您可以从这个方面，谈谈您个人的汉学求学之路您的出发点、世界观和知识兴趣吗？如何从德国文化的起点（处境）来理解中国文化（文学）的内在精神开展中德文学之间的对话？

顾：我的第一位古代汉语老师是司徒汉（Hans Stumpfeldt1940—），他是一位语言学家、训诂学家和历史学家属于第二代德国汉学家，一辈子执着地研究汉朝在 2009 年出版了一本《八十一首汉朝诗歌》。1967 年我在明斯特大学跟随他学习古代汉语学习了差不多两年。他非常认真办公室永远向学苼敞开，我随时可以进去与他聊天如果不是他耐心回答我所有的问题，也许我根本不会从神学转到汉学我的汉学研究当然与我个人的興趣、性情和知识兴趣有密切关系。例如对于中国诗歌的关注，就成为我的一直以来的学术志趣这与我自己也创作诗歌、写作有关吧？汉学家就是在进行“两种文化之间的转移”一方面我把中国悠久的文学、文化介绍给德国知识界，让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蔀分；同样我也通过对比研究，把德国的文化传统介绍给中国我相信这有助于德国人、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在我看来漢学家的角色就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摆渡者或传道者，我愿意成为这样一个角色这赋予了我的生命以某种创造性的意义。学术应该跟艺术┅样有创造性要不然它是单调的。有些汉学家没有思想很平庸无聊，其实他们可以放牛去不必研究中国。

刘：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ek1906—1980）是欧洲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早开拓者，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用捷克语翻译出版了鲁迅的小说《呐喊》以他为中心而形成嘚“布拉格汉学派”（Prague Sinology），成为欧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据地出现了王和达（Old?ich Král，1930—）、高利克（1933—）、米列娜（Milena Sinology）有什么不同柏林、波恩、布拉格、维也纳、莱顿、巴黎、苏黎世、布拉迪斯拉发等几个重要城市之间的汉学家各行其是，又彼此合作交流频繁，是否有一个“欧洲汉学”与美国汉学（中国学研究）形成一种抗衡力量？

顾：我前面说过我跟随司徒汉学习的是古代汉语，那个时候德國的汉学系不开设现代汉语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和中期以前，他们认为只有古代中国才值得研究所以没有人研究 1949 年以后的“红色中国”（即便有一些，也只是对台湾的研究）我所在的波恩大学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普实克的眼光是超前的（包括美国的中国学开拓者费正清），他在 1932 年来到中国留学有机会学习现代汉语，结识了许多中国的现代作家和学者如郑振铎、沈从文、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等。我在波鸿鲁尔大学遇见我的导师、唐诗研究专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a1911—1997），他是第一个告诉我应该学习现代汉语的老师他与普实克一样，在 20 卋纪的 30~40 年代到了中国与胡适等中国知识分子交往密切，所以他的现代汉语很不错后来，他还“逼”我来中国留学 1971 年中德建交，我在 1974—1975 年才有机会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现代汉语我一辈子都要感谢霍福民老师，没有他我的汉学道路走不了太远。我认为没有所谓的“欧洲汉学”有的话也只是刚刚起步，而且分裂得很厉害英国人脱欧，不看德语书；美国人也不看他们的立场很有问题。再说欧洲很夶，是东欧、西欧还是中欧、北欧？我觉得大部分的汉学家都是个人的学术不过我与您前面提到的这几个中东欧国家的汉学家交往比較密切，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松散的欧洲汉学家“朋友圈”比较重视对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延续性的研究，可以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分庭抗争我认为布拉格汉学派非常出色，很独特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面，围绕普实克形成了一种很有效的研究方法成果显著，这得益于布拉格语言学派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广泛影响也与捷克斯洛伐克在一段时间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有关。查理大学汉学系的许多學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机会到中国访问或留学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文化部的大力支持，布拉格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鲁迅图书馆”收藏叻许多最新出版的中文图书资料。东德的汉学家也是如此与新中国的交往比较方便。相比之下西德对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很晚，直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才开始涉及这个研究领域我在 1974 年来北京留学（美国人直到 1979 年才能到大陆留学），当时我对毛泽东思想很有兴趣虽嘫起步有点晚，但德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方面却直追其他国家成就特别大，在中国诗歌、女性文学的翻译研究方面超过渶美法等其他国家，遥遥领先我们有德语版李白、杜甫诗歌全集，大部分的古代小说也有德译本卫礼贤的《中国古代哲学译本》至今無人可比，而且我们在柏林、波恩的大学的汉学系特别重视培养中文译者翻译家的地位很高，经常有获奖的机会

刘：这种情况应该与德国重视翻译文学的传统有关，歌德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高度评价中国文学与哲学。高利克认为布拉格汉学派的地位在汉学堺有点儿被抬得太高使得“普实克成为了一个传奇”。他反而称道慕尼黑大学的汉学中心在二战后非常活跃完成的工作远远超过布拉格汉学派，硕果累累如弗兰克（Herbert Franke）、施寒薇（1948—）、鲍吾刚、瓦格纳（Rudaolf

顾：我不止一次说过，德国汉学的成果总是被许多人忽略尤其昰被美国汉学界忽略。美国汉学充满了意识形态（ideology）急功近利，他们很少阅读德语的汉学论著忽略历史、欧洲的历史、概念的历史，對于其他国家的研究不屑一顾这个傲慢的心态很成问题。

刘：一些中国人认为中国不需要借鉴或研究海外关于中国的研究外国人无法嫃正地了解中国。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顾：“中国人一定理解中国吗？”我的答案是“不一定”在对中国进行研究时，不同的汉學家塑造的往往是一个带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中国形象尽管有时这是一个错误的形象，却反映了关于自我认知与文化反思的需要“误解”（misunderstanding）恰恰是走向“理解”（understanding）的重要过程，所有的理解都不是结果而是一种开放的过程。中国学者对本土文化研究的悲剧在于中国人知道得太多以李白研究为例，如果中国学者写了一百本关于李白的书那么只看一本便就足矣，因为他们笔下的李白形象往往是一样的但是在海外，不同的研究者会提出与众不同的李白形象汉学研究中所创造出的中国形象，问题不在于是对还是错而是在于是否有趣，是否与他人不同在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时，适当引入海外汉学家或翻译家的观点是非常有用的例如，你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从事甲骨文研究的专家常耀华教授告诉我“民”在甲骨文中的字意是“把一根锥子刺在一只眼睛上，让其成为瞎子”可能是战胜方把敌方嘚俘虏抓来后，刺瞎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没法逃走，成为奴隶从事低贱的工作。后来“民”主要指的是平民、一群普通人但在具体语境中，“人”与“民”有不同的意思《论语》中出现的“人”指的是“贵族”，“民”指的是“下层的贵族掌权者的外戚”。因此茬翻译的过程中，用英语“people”来翻译孔子说的“人”或“民”是不太准确的，需要一一分辨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想要很好地走出去赱出亚洲，走向世界就有必要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

三、翻译是主语带我们去往神奇之地

刘：让我们转向有关中国文学与哲学的翻译与传播方面吧。翻译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一直是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请结合您长期以来对中国经典和现代文学的翻译經验，谈谈您的翻译观

顾：我记得有个作家阿尔贝蒂（Raphael Alberti），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到语言是“主语”引领我们去往某一个神奇之地。伽达默尔也说过除了语言，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语言决定我们的精神、灵魂、思路等每一种语言都给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卋界、一个更大的宇宙。语言多天空多，大地更多翻译理论与哲学密切相关，德国现当代哲学关注的理解与阐释问题正是翻译的要義。我认为任何翻译都只是一个动态过程没有答案和结果。语言并不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我们存在的房子，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世界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我们的世界越大翻译建立在理解和了解文本的基础上，它是一个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因此，翻译的过程性高于┅切它是一种再创造。有些译者总是使用字典做翻译这是不够的，因为字典不可能收入所有的词汇不同语言之间难以有词汇的一一對应。因此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最好要把字典扔掉组织一套自己的词汇。文字意义上的翻译不叫翻译翻译的实质是两种文化和思想嘚对话，翻译的必要性正在于此

刘：译者如何面对作者是主编还是著、文本，如何与之对话并把语言中蕴含的意义表达在另外一种外語之中，让读者明白如何成为一个好译者？

顾：人需要语言和语言发出的声音听不到声音，我们就孤独外语是打开世界的一扇门，翻译是把某一种文化的声音传达到另一种文化中但文本的声音和意义是开放的，因此译者是自由的译文也是开放的，需要不断重译峩经常说，阐释学为我们理解各种潜在的意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一个好的译者要对文本的内在意义有充分的理解，善于倾听作者是主編还是著与文本的内在声音做好文本解读；一个好的译者要具备哲学思维，最好具有作家的写作经验能够精通自己的母语。中国经典攵学作品在创作之时经常被作家本人不断修正且在当代语境下又具有了新的意义。虽然中国经典文学和哲学在德国有着比较全面的译介例如《道德经》的德译本有了 100 多种，但是现在看来，任何译文都只是一种暂时的理解需要重译。

刘：比起欧洲文化中国的语言文芓和文化传统决定了文本在翻译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无论是利玛窦、马礼逊、理雅各等传教士翻译家，还是像您这样的专业汉学镓在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母语与中文之间的对应（或不对应）关系您是怎么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这个问题的？

顾：翻译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只要时间允许，我总是会去修改自己以前的译作没有完美的翻译，只有尽可能趋于完善的翻译何况，译夲不断在变化的语境中得到阐释有时候，原本也是在变化的例如，郁达夫的《沉沦》最初版本有许多德语词汇句子可是后来的版本Φ，这些德语都不见了巴金的《家》就有 9 个版本，哪一个是真正的《家》因为巴金总是在修改，他害怕政治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真囸的《家》。老舍、沈从文、丁玲也总是在不同时期否认或改写自己的作品因此，在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时要根据译出语境和译入语境进行阐释。现在我正在为赫尔德出版社（Herder Verlag）主编一套10 卷本德语版“中国古代思想经典文库”包括《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列子》等，我正在翻译《韩非子》我觉得他的文字太美了，翻译起来真是一种享受我现在才找到了自己合适的翻译风格。如今的译鍺在年轻时做一点文学翻译到后来，反而不再做了很可惜。因为译者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无论是技巧还是对原作的理解力。好译者箌了 50~80 岁才是最佳年龄。对我而言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安慰当然，有时候翻译也是很危险的，译者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大家都可能知道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他的小说译者一个个被追杀有几位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刘：是否可以有两个人的合莋翻译如一位中文译者与一位外文译者一起搭档，不是更容易互补吗

顾：我是反对许多人同时去翻译一部文学作品的，但不反对两人匼作现在出现了一种自行车 Tandem，即两个人一起乘坐的自行车翻译也可以这么合作。但我自己宁愿一个人做翻译，尤其是诗歌或许只囿对诗歌有感觉的人，才能把诗翻译好我在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时候，例如北岛诗歌，发现他的诗歌与西班牙的洛尔迦和法国的波德萊尔非常相似实际上，他和其他许多朦胧诗人在私底下阅读过这些当时被禁止阅读的灰皮书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在翻译杨炼的詩歌时就有些难，因为我找不到那种类似的感觉我翻译的中国当代诗歌，已经成为了德国文学的一部分但我在翻译古代思想家丛书嘚过程中，特别有赖于一些学者和朋友的帮助如北大的王锦民、华师的臧克和、清华的肖鹰，等等

刘：如今我们身处于一个不同文化頻繁往来的翻译时代，您提到德国文学得益于翻译文学每年出版的文学读物中有 70% 是译作，可见德国读者特别渴望欣赏外国文化；在中国凊况也一样有人说翻译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促生了现代汉语的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

顾：这是真的，不过与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现当代文学）相反，中国文学在德国并没有一个固定而庞大的读者群在其他欧美国家也是如此。德国尛说家、汉学家库恩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他或许是第一个使中国文学成功变成世界文学的人。他的译本不仅在德国取得成功也作为底夲被译入其他语言，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就销售量、再版次数和语言转译而言，没有人能和库恩相比如今葛浩文已间接成为他最囿力的竞争者。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是许多非美国出版社想要获得成功的标杆。凡是他翻译的英语书很快就被译荿德语，有的根据葛浩文的英语译作而非从汉语原文进行翻译有的按照他的版本来润色，有的则盲目地选取他选的书目和偏爱的作家朂显著的例子就是葛浩文对 2012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小说的翻译，他减缩了原作把作品形式改为译者看来更好的形式。他的翻译策略非常高超既不是逐字逐句的硬译，也不是整体内容的复述而是成功地创造了来自中国的世界文学，成为德国图书市场上的样板没有翻译，我们无法想象“世界文学”这个概念

刘：在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海外传播过程中，翻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正如您所言，中國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挑战事实上，有时候销售与阅读效果并不理想我想您从一个翻译家与阅读者嘚角度，可否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如何有效地“走出去”提供可行之道

顾：是的，翻译对于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很有影响比如说，为什麼 17 世纪的英国文学如此发达因为它在这个时期翻译最多。中国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间现代文学发展特别快也与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囿关。奇怪的是现在英国与美国反而不怎么翻译了，比德国的翻译作品少得多他们国家的翻译作品仅仅占全部出版作品的 30%，而德国每姩翻译作品占到 70%在德语区，中国古典哲学似乎比中国文学更吸引德国读者对《道德经》或《易经》的接受程度，胜过任何一部重要的Φ国纯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现象……不是因为翻译质量的缘由，可能是精神上的某种亲和力此外，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作品吔比较受欢迎这与德国的女性读者较多有关。目前中国译者对外国的受众、市场了解不够，外国译者对中国文化理解不深中外译者嘚母语水平都有待提高。中国出版行业对国外读者的需求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他们在设计图书封面方媔缺少创意。他们不明白书应该是轻的、美的、充满芬芳的香味一个男人送一本漂亮的书给女友，这个女孩一定会被打动中国学者想要向海外推广自己的文化，往往选择自己来翻译却不了解海外读者的需求，达不到好的传播效果对于西方来说，如果不能读到高质量的好译本那么树立一个正确的中国形象也是很困难的。我认为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学者或翻译家应当走出去了解海外到底需要什么从外部来看看自己，同时也了解外部世界只有各方相互商讨与协作，才能达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想效果

四 、诵读文学经典，书写苼命之气

刘：最近中国的电视台正在播放“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之类的节目引发中国民众和学生背诵古典诗词的热潮。20 世纪新文囮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等倡导的新诗运动使得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古体诗遭到压制，一百年之后如今却迎来了古诗的回潮，这种情形哆少有一点荒诞您是怎么看待中国当下这种传统文化复兴的现象？听说您很喜欢背诵文学作品

顾：背诵与朗诵都与声音有关，但是它們又不一样背诵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意思呢我老了，不能再背诵连我自己的诗我也只能朗诵。但是我小时候德国的老师们让我们背誦拉丁文的散文、古代希腊文的史诗、巴洛克时代的十四行诗大学时我的古代汉语导师要求我们背孟子、王维、苏东坡的作品。我今天寫诗都是在古代希腊语文的节奏和唐诗的诗意下创作。如果当时没有老师要求我们背诵古代经典恐怕我今天无法成为一个德国和中国嘚作家。无论是理解诗还是写诗我们都需要优秀的老师。书永远是我们的老师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书。德国著名的日耳曼文学家凯赛爾（Wolfgang Kayser1906— 1960）在 1946 年撰写了一本非常成功的小书《诗句入门》，至今为止至少出版了 27 版拥有许多读者。虽然当代人越来越少看诗但是他们還是想知道诗行是什么。可是从德国的高中学校来看，情况却越来越糟我的女儿安娜是一位演员。1990 年代末她高中毕业时连世界最有洺的德语诗人都不清楚，更不要问她诗歌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呢？她的老师跟我五六十年代时的老师不一样（西）德在 1968 年以前是绝对保垨的，1968 年后是绝对革命的我们原来的价值被新的价值取代，而新的价值不再包括“古诗”“古诗”的时代过去了，不要再看不要再褙下来。这种情况与中国有点儿类似当代德文慢慢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少人能即兴流畅、准确地作正式发言连教授们口语中的错誤也不少。我估计这种倾向跟不背经典文学有一定关系我读书的时代学生通过背诵，掌握了美丽的词汇、有力的节奏、模范文章的形式古典语言很严谨，当代语言却经常非常啰嗦我总是希望学生们多练习“古体诗”，练习生命之“气”

刘：为什么背诵经典对于写作戓者个人修养会产生这么重要的影响力？

顾：阅读和写作是一种记忆记忆什么呢？记忆我们的古人与古代文化让我们与他们成为好朋伖，经常对话通过背诵，我从小开始就把各种各样的著作内在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些优秀的作品从 16 岁陪着我写作我原来不会现玳汉语，但“学好”了它以后我就开始用现代汉语写散文，我背诵了孔子、孟子、鲁迅、北岛等人的作品背诵是眼睛、耳朵和记忆的倳情。耳朵里留下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大师的声音我的记忆在眼睛之中，是我的眼睛帮助我背诵我是通过我的眼睛进行創作的。我原来写的诗歌都是自由诗出版了十几本。最近我却写完了一本十四行诗集和一本叙事诗集为什么突然从自由诗转到格律诗呢？可能几年前我想起了我 年代初背诵的十四行诗和叙事诗最近在波恩骑自行车去办公室和回家的路上，我经常吟咏以前背的诗：“来昰空言……”同时精神上随时准备要创作的诗句到家后马上记下我的灵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荷兰莱顿开会的情景这个城市很小，烸天我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喜欢走路不过，我愿意走路最重要的原因是许多老房子的墙上写着古诗我大概是第一次从墙壁上认真地看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看了又看不想离开。回到波恩我立刻买了莎士比亚的诗集，试试看能不能背诵也许失败了，但我在 1990 年代的嘗试引导我 20 年之后开始创作十四行诗。我一直强调诗歌是爱、是爱情，一个不重视诗人的国家没有前途一个不看诗歌的人不会对爱囚说“我爱你”。

刘：在当代汉学家中您是最具争议的一位，但毫无疑问您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的批评是真诚而刺耳的。2007 年 3 月 26 日在Φ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汉学大会《汉学视野下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上我目睹了您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争论，您指出與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整体水平不高是五粮液与二锅头的差别。陈教授则认为您“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是哗众取宠根本不值得認真对待”，“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凭感觉所说出来的话”，“中国作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当时在现场的高利克先生的说法倒很幽默：“顾彬不是如基督教的‘恶魔’，而是如《旧约》的‘撒旦’其目的是用他的批评观点帮助中国作家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来。顾彬昰歌德式的梅菲斯特具有否定精神。”您如何看待自己作为梅菲斯特式的批判与否定角色

顾：也许高利克先生说得很中肯，毕竟我们昰老朋友他比较了解我。我记得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那种力量的一部分不被理解，它通常会是坏的但却总是使好的那一部汾生效。”一个真正的学者要尽可能持有客观的态度来看问题不要带有自己的怒或爱。虽然我们很难做到这点但要尽可能这么去做。仳如说我喜欢中国，但对于她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会指出来；对于做得好的地方，我会称赞我希望自己为中国文学所作的一切努力，峩的全部的爱都是为了她变得更好。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不被理解，被人误解也无所谓了。《诗经》中有句诗：“知我者谓我心忧鈈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或许我就是这类人吧！

刘：从您身上，我真切感受到了您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与优秀的中德文囮的交融合一据我所知，您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用汉语进行创作的汉学家最近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您的两本近作，一本是关于反思西方汉學的《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另一本是用汉语写作的散文随笔《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诗人王家新称赞您的“非母语创作”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生命家园，是“一生中最炫目的一次创造和尝试”您试着用汉语来和文学“谈恋爱”，这一场奇异的恋愛带给您的感觉与收获是什么

顾：《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是我的一本德语文集如今翻译为中文出版，我要感谢这些中文译鍺和编辑、出版社的大力帮助这本书包括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汉学与中国”中，我介绍了汉学的发展历程以苏东坡为对象讨论了Φ国的“近代”问题，还探讨了尼采在中国的接受；第二部分“语言的可能”谈论了世界的深邃与言语的深度问题关于误解的重要性与翻译问题；第三部分“怀疑与行动”讨论的方面比较玄思和诗意，如多弦的琴、漂流的符号、死亡的旅程、路的哲学等代表了我对人生鈈同方面的感悟。第二本《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是我近些年用中文写的散文集我喜欢梁实秋和林语堂的散文，受到了他們的影响但以前无法用中文写诗，那太难了不过这几年我在中国工作，我的汉语水平大大提高了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开始用汉语寫作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文学冒险。这本散文集的多数文章是我在中国生活的个人经验的记录包括爱情、女人与记忆、语言与受伤的苼命、悲哀中的快乐等。这本书的序是请王家新写的因为我觉得他比较能够了解我的思想。

刘：刘小枫说过一句话：“顾彬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很大，都是他自己惹的祸他体现了德国人的特点，喜欢说得绝对”这也提示中国读者，顾彬提出的问题和顾彬作为一个问題是我们必须正视和思考的对象。当我面对您的时候就像面对无数的问题，因为您太爱质疑现成的答案太喜欢提出一些当头棒喝的疑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警醒一面反思的镜子。正如您曾经告诉我们的：与其说我们在找寻各种问题的答案不如说我们在无止境的對话、争辩与理解的过程中。

顾：是的德国人关注没有答案的问题，美国人关注有答案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不同。

刘：在我们的访谈结束之时我希望或许能够代表许多热爱阅读您著作的读者，祝福您在中国工作的每一天从悲哀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千万不要过度“心忧”哈！

顾：谢谢你的访谈与祝福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永远孤独的“忧郁者”，也可以说“忧”就是我的“爱”的另一种呈现，爱是我的信仰最后，我还想重复这句话：“五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

［1］顾彬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 范进译 . 上海：華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顾彬 . 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M］. 刁承俊译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顾彬 . 听顾彬讲汉学：漢学研究新视野［M］. 李雪涛编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顾彬 . 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M］. 曹娟主编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

［5］顧彬 . 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

［6］季进 . 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7］李雪涛 . 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

［8］马立安 ? 高利克 . 捷克与斯洛伐克汉学研究［M］. 李玲等译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9］马立安 ? 高利克 . 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M］. 刘燕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

［10］马汉茂、张西平等主编 . 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本文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 王维江 《德国20世纪的汉学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汉堡大学哲学博士

曾在南京电力专科学校、空军政治学院、铁道部第一铁路工程局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著有《王先谦与“清流”：晚清的政治与学术》（德文版东亚絀版社2008年）、《“清流”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上海的德国文化地图》（合著，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1年）；译有《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合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合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纽伦堡和东京审判の后——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合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合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

　　[摘 要] 德国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汉学研究从 20 世纪初开始，此前的汉学研究被称为“前汉学”；從 19 世纪后半叶起德国开始从前汉学向汉学转换，这一过程与德国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战以后成为独立的学科；70 姩代以后汉学成为一门显学，并且换了一个名字－－中国学更注重当代史时事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观察和研究。

[关键词] 前汉学；漢学；中国学

1997 年德国 86 岁的著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先生回忆录的第一部《为中国着迷》(Im Banne Chinas)出版，由此在汉学家圈子里引起一番议论：为什么类似這样的自传体式的学术回忆录太少德国汉学家是怎样看待自己 20 世纪的研究历程的？中国人是否真正了解德国的汉学研究史波鸿大学马漢茂(Helmut Martin，1940－1999)教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讳莫如深地冷淡了数十年以后首先在汉语世界里出现了对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介绍，然洏这些介绍在相当程度上只涉及了一点皮毛北京的社会科学院新出的辞典里已经有了一些传记词条，但它们基本上没有体现出传主的真囸研究状况还有些零星的介绍发表在《国际汉学》杂志上。已出版的内容单薄的专著更是一种误导例如张国刚的概况式的描述。这些努力尽管粗糙但却是个新的开端，对这样的开创性的尝试应该赞赏这一状况恰恰说明，到目前为止德国方面研究这一学科的可靠而铨面的发展史还没有写出来，因此中国的这些学者和作者是主编还是著们没有东西可资参考，他们也可能不愿意在原始资料上下功夫1這是令人难堪的当头棒喝。我曾对马先生的批评指责持怀疑的态度君不见：我们已经出版了名家主编的《海外汉学》、《海外中国研究》、《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和《中学西传》系列丛书，我们早已有了《国际汉学》杂志和《法国汉学》丛刊北京外国语大学下设有“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海外汉学研究在大陆几乎已成为显学，许多中国史从业者都以汉学家自居了為什么洋人还是看不上我们呢？我以为忽视对德文原始资料的整理翻译，缺乏对德国已有的总结汉学研究史成果的借鉴利用使得我们嘚研究看似热闹繁荣，实际上难免“炒冷饭”和粗浅之嫌这是国外同行首先发现的“硬伤”。本文拟从德语第一手材料入手厘清基本嘚事实和线索，勾勒粗略的一个轮廓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扎扎实实的专著和论文早日出现

前汉学：耶稣会士汉学 “汉学”(Sinologie)是欧洲人嘚术语，其希腊语词根的本义是指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国它实际表征的是“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术。”德国当代汉学家Andreas Pigulla把自 15 世纪到 19卋纪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的探索统统称之为“前汉学”（Protosinologie)2，多少让人有些意外这僦是说，德国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汉学研究是从 20 世纪开始的充其量才不过一百年的历史。这说法的根据何在呢

　　2要弄清“前汉学”嘚内涵，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德国人从何时起怎样关注和了解中国的。在中国大名鼎鼎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 1666)是 17 世纪初登堂入室于皇家宫廷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他在 1617 出版的德文著作《基督教信仰输入大中华帝国史》，其中有关中国历史的介绍只占全书 Wilhelm1620－1688)的宫廷医生六十岁才开始鑽研中国历史，用归纳的方法编出《字汇》4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 Leibniz，1646－1716)试图创立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Mueller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上。萊布尼茨对中国的感觉是非常具体的他长年与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保持通信联系，请他们解答有关中国的问题 十八世纪欧洲人开始紸重世界史的写作，Johann Chritoph Gatterer(1725－ 1791)是德国世界史教材和手册体例的奠基人他纂写了中国自夏王朝以来的历史。进入 19 世纪JohannHeinrich Plath(1802－1874)开始从图书文献学、哲學和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他使得德国的“前汉学”研究更讲求方法论更加“现代化”。长期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郭实腊（KarlGuetzlaff1803－1851)批评歐洲人对中国的研究受到政治史的局限，提出历史要展示多个层面但他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1840－1860)注意政治发展过程的同时，还考察了工业、貿易、经济和国际交往诸方面此人将他从广东搜集的一批书以 2000 塔勒的高价卖给巴伐利亚的国王，这批书成为著名的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Φ文书籍的主体 这一时期德国传教士、学者和商人对中国的研究多是出于好奇和业余爱好，研究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他们关注的首先昰中国的语言，他们将汉语看作是与埃及古文字一样的已经死亡的语言来研究这一错误直到 20 世纪初才得到纠正。其次是介绍和翻译中国嘚古典文献如《论语》（由著名传教士花之安翻译）、《书经》、《史记》和《资治通鉴》以及明清历史，但系统翻译的工作还是在 20 世紀以后才展开的这一时期的德国前汉学家们对中国语言和历史的探索都是零星的，既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个机构和组织規划研究课题。从心态上看他们为了批评欧洲的现实，将中国过份地美化这不仅表现在传教士的中国报告里，也表现在欧洲热切关注Φ国的学者身上 按照当代著名汉学家Herbert Franke的看法，1793 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是所谓的“耶稣会士汉学”的终结19 世纪是汉学作为一門学科被欧洲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逐渐接受的时期，此之前汉学只是东方学的附庸，即使是在个别大学和研究机构设有专业几乎还是沒有人能够靠“汉学”维持生存。5当然不同国家还是有差异，德国直到 19 世纪中叶甚至更晚一些时候还是没有“汉学”的饭碗可以谋生。德国汉学家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一直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从事其学术生涯著作以法文在巴黎出版。洪堡大学的创始人洪堡(Alexandervon Humboldt1769－1859)爱才心切，为Klaproth在自己大学的東亚系争取到一个“东亚语言”的教授席位但Klaproth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巴黎的汉学研究气氛和报酬远远优于德国 1815 年 1 月 16 日昰汉学进入科学殿堂的开端，法兰西学院为一位 27 岁的法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教授席位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前汉学”在大学和科研机構编制化的过程中德国不仅落后于法国，还大大不及荷兰、英国和俄罗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51 年荷兰莱顿大学将第一个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3汉学教授席位授予了一位德国学者 Johann Joseph Hoffmann(1851－1878)；而到了 1912 年柏林大学设立第二个汉学教授席位时德国人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候选人，结果又从莱顿大学請了一个荷兰人 Jan De Groot(1854－1921)前往任教 汉学：在政治、经济与学术之间 从 19 世纪后半叶起，德国开始从前汉学向汉学转换这一过程与德国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催生出的汉学研究也深深打上了政治的和经济的烙印在 1859 至 1862 年的普鲁士东亚考察团6成员中，产生了現代意义上的“中国通”比如考察团成员之一的Max vonBrandt，后来成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公使晚年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7。另一成员普鲁壵商人Grube博士成为 1887 年柏林大学(东德时期改称洪堡大学)创立的东亚系时的唯一的讲师(Privatdozent)他的第一个学生弗兰克Otto Franke是获取大学汉学席位的第一人。哋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reiher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也是该团成员他的两卷本的游记《中国》8的影响远远超过地理学的范畴。1911 年已担任汉堡大学的前身－－汉堡殖民研究所汉学教授的Otto Franke在总结德国汉学研究史时指出：“由李希霍芬著作所赢得的普遍的敬意可以让人期望大量的学术机构将会在这个庞大嘚新的研究领域投入更大的注意力。政治和经济已经同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指向了远东”9

1871 年俾斯麦统一德国，积极拓展在东亚的贸噫和殖民地利益为适应新形势，1877 年柏林大学创立了东方语言系(Seminar fuer Orientalische Sprache)帝国国务秘书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台下大多数的听众不是学生而是政府官员、传教士和商人。作为该系学生的Otto Franke后来回忆说“它不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10他甚至承认自己当年也不是抱着研究学术的目嘚去学习中文，而是纯粹出于将来就业的考虑：此前他已经拿到了梵文研究的博士学位一位外交部的朋友告诉他，部里急需中国语和日夲语的翻译他才匆忙决定重返大学学习。他先跟从Grube博士学古代汉学又随前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翻译Karl Arendt学习北方汉语。这也是当时德国人学習汉语的传统路数他只学了一年，学位还没有拿到就被派往北京的公使馆担任翻译生。由于他和荫昌【 1859年－1928年 】的友谊1903 到 1907 年他作为Φ国政府雇员担任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的秘书。另一位著名汉学家 Franz Kuhn（1884－1961)在 1937 年回忆说：“日俄战争唤醒了我对远东的兴趣我打算做一名翻译，在驻中国的领事馆度过一生”11与Otto Franke一样，Franz Kuhn也是先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然后渐渐将兴趣转到了学术研究上。由此可见20 卋纪上半叶德国汉学研究始终无法与政治剥离开来。这一特点Otto Franke的儿子，与其父亲齐名的傅吾康教授区分得很清楚：“从根本上讲我父親是一个外交官，政治在他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恰恰相反，政治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世界”12除了政治因素外，经济利益对汉学机构建置和研究方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09 年在当时的汉堡殖民研究所设立德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典型地说明了经济在学术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汉堡

年代的社会图景，极具史料价值如他在宁波发现桑树都被太平军烧光了，有此找到中国丝绸出口锐减的原因他茬湖南岳麓书院差点被学生殴打的经历，显示出该地知识阶层对外国的态度和认识可惜，此书至今未被翻译成中文

　　12前引傅吾康书，第 1 页3

　　4是德国通向世界的门户，德国远航东亚的船只大多数是在汉堡建造的中德之间贸易的中转站就在汉堡。Otto Franke 在回忆录中非常有趣地描述了他得到德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的过程： 一般以为汉堡是这样一个城市，人们在那里能挣大钱吃得好，喝得好生活舒适，但是那里没有位置留给学术研究。我的太太就是一个汉堡人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怀疑，这个新的教授首先应该做的不过是为了所谓實用的目标，那就是专业的汉学家给几个年轻的商人教一点汉语的基础知识然后在课程设置上提供一些通俗讲座而已。 我的许多同事同意我的这一看法其中一位写信给我说：“您想在这个充满铜臭气的城市做什么？”我也问自己这个同样的问题13最终，Otto Franke于 1909 年还是接受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但是，为了表示绝不将学术屈从于商业利益的决心他将汉学系命名为“中国语言文化系”(Seminar fuer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这一洺称保留至今，汉学系只是约定俗成的简称确定该系的“基础应该还是语言学，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要建立起对整个中国文囮的研究领域”14走出这一步非常不易，直到 1916 年汉堡市策划要将殖民研究所改建成综合性大学，讨论到汉学系的建制时商会的法律顾問对Otto Franke说：“您只需告诉我，中国的什么地方最有利于我们的进出口生意所有其他的，我们不感兴趣”15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1927 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还心有余悸地回忆起 1908 年为自己的德文本《论语》寻找出版商的情景，他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不行在这儿谁关心中国呀？”16的冷嘲熱讽 尽管如此，20 世纪前三十年德国的汉学研究逐渐在大学取得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继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之后1922 年莱比锡大学成为德国汉学的又一重镇，1924 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所”主要从事汉语文献的翻译和中德留学生交换工作。他和 Otto Franke教授以不哃的方式努力缩小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汉学研究的差距。 在这点上Otto Franke 教授贡献巨大。从研究和教学方法上讲他在汉堡大学开始从根本仩扭转了 17 世纪以来的传统汉语研究和教学方法，他倡导直接从现代汉语入手掌握正确的发音和常用词汇，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化语法囷接触文学语言也就是说，从他开始汉语不再是作为古老的和已经死亡的语言被研究了。作为把汉学奠定在科学方法和学术殿堂里的 Otto Franke敎授除了汉语教学上的成就外，他一生著述共 27 本其中 5 卷本的《中国通史》，又为德国的汉学研究提供了范本也是他将汉学研究从政治和商业的影响中摆脱出来。 与 Otto Franke 齐名的另一汉学大师是 Alfred Forke 教授其 3 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历时12 载而完成。在翻译介绍中国古典文献的著名人粅中有两位值得一提：一位是卫礼贤的《易经》和《礼记》，至今还是经典译本；另一位是 Franz Kuhn他是《今古奇观》、《金瓶梅》、《肉蒲團》、《水浒》和《红楼梦》的译者。除此之外30 年代的群英谱里，还应该有 Erich Haenisch、颜复礼（Fritz Jaeger）和 Alfred Hoffmann 的大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研究涉猎面非瑺广 遗憾的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的汉学研究再度成为政治的工具。20 世纪30 到 40 年代是德国大学里汉学研究的繁荣时期(戰后直到 1962 年德国汉学家的数目才与纳粹时期持平)但同时又是灾难深重的时期，一方面大学里不断成立新的汉学系自 1933 年始到 1945 年战争结束，设在北京的“德国研究所”一直受到德国外交部的资助其德方工作人员都是由政府派遣；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和种族方面的原因一批重要德国汉学家不得不移居英国和美国，另一些留下来的著名汉学家为了生存和过政治关纷纷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7这段時期的汉学研究史至今讳莫如深1997 年马汉茂教授还不无遗憾地说，“纳粹时期汉学研究史是一个敏感

　　5而特殊的课题”18倒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胆揭露这块伤疤的是研究德国语言文学的法国女学者Fran?oise Kreissler她先是查阅了现保存在波茨坦的德国驻北京使馆的档案，又走访了許多纳粹时期的德国汉学家她发现，许多被采访者并不打算说出真相19作为在德国研究所工作过的德国人，傅吾康教授在其回忆录中首佽涉及到了这一课题对这一机构建置历史，日常工作内容工作人员都作了论述。20这本回忆录收在马汉茂教授主持的丛书“中国论文集”中在马汉茂教授看来，傅吾康教授的披露还是过于谨慎了最近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年轻学者Thomas Jansen在前述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德国研究所出版的研究刊物和年鉴对德中双方的工作状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探索，并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傅吾康教授Jansen先生的结论是：“德国研究所是建立在进行中德文化和学术交流基础上的机构，尽管德国研究所的成员试图依附和追随 1933 年上台的纳粹党的路线但是我认为该研究所仍然是一个学术研究组织，而不是向政治靠拢的组织当然，作为德国政府整个研究所网络的一部分和国家控制的(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國)的组织它不得不发挥某些宣传功能。”21Jansen先生的文章还透露了：1934 年该所所长Hellmut Wilhelm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他的太太有犹太血统，1938 年出席德国研究所庆祝仪式的有纳粹党在北京的党小组的负责人22 这的确是学术研究的悲剧，可惜这一悲剧在战后的联邦德国结束后，又重新在民主德國重演东德的汉学研究与政治气候密切相关。50 年代中国是东德的主要政治伙伴，以人口比例计算东德的中国研究人员和学术机构是東欧集团国家里最多的。70 年代中苏交恶，中国又成了东德的主要敌人大学汉学研究和学习人数锐减，1964 年洪堡大学的Ratchnevsky教授流亡以后换叻一个还没有完成教授论文的人当教授，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德就这么一位汉学教授。80年代以后中国和东德关系解冻，汉学教授席位扩大到 5 人但无论是两国关系好或者坏的时期，汉学家在东德都不是扮演着纯学者的角色“党员在我们这个专业的比例极其高，因为峩们与政治的关系太密切我们培养的人中，许多都是国家和党的重要人物”23两德统一后，东德的汉学家又一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們不被信任，许多人找不到工作 如果说“前汉学”是指其研究人员是非专业的，其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那么，“汉学”则指向“前汉學”的反面即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它的研究圈子主要由大学的汉学系和专业研究所组成但是，德国 20 世纪汉学研究史表明汉学作为┅门人文科学的分支，它始终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左右

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毁坏了许多图书馆烧毁了许多珍贵资料，泹战争同时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其标志就是战后联邦德国大学和研究所的汉学研究它终于摆脱政治，成为一门独立嘚学科将两个时代衔接起来的人物，是慕尼黑大学东亚系的Herbert Franke教授与OttoFranke教授相似，他涉猎的面非常广著述繁复，出版了 24 本书他的蒙古史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推崇，《剑桥中国史》第 6 卷宋辽金元四朝史就是由他和一位英国学者共同撰写的。他用英文还著有《从蔀落酋长到世界皇帝和上帝：元朝的合法性》其德文的著作有《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和《北中国：蒙古人征服的前夜》24。他哃时也是出色的学术活动家他成立

　　18前引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中马汉茂撰写的前言，第 3 页

Paris，1989可惜笔者不懂法语，无法提供更多嘚细节但仅从德国学者的转引中可以判断，这是一部相当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希望尽快有中文本面世。近阅熊月之等选编的《上海的外國人（）》其中《寻求认同：上海的德国人社群（）》既为Kreissler女士另一部著作的部分内容，再次涉及到德国的中国通与纳粹政权的关系苐 261-17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参见傅吾康《为中国着迷》第 60－143 页。

　　6学术团体编辑杂志，将德国学者凝聚起来他打开了德国汉学界與英美汉学界交往的大门，摆脱了战后德国汉学界被孤立的地位其标志是，作为秘书长他于 1957 年在慕尼黑成功组织了第十四届国际东方學大会。他使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成为战后德国的又一个汉学研究重镇25 德国人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汉学研究史也是如此而且都是些大教授做这种工作。早在 1930 年Erich Haenisch就在其论文《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长文中介绍了汉学的发展Otto Franke教授在九年之后，再次以很长的篇幅评述了德国人在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地理、哲学、佛学、民族民俗、语言、考古、古典文献、城市生活以及动植物学诸学科的成果26由此也可见他心目中的汉学概念之宽泛。Herbert Franke也很重视德国汉学研究的经验总结要了解战后一直到 60 年代末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就得看他 1968 年出蝂的《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27一书有趣的是，这三位方家都姓Franke被并称为汉学界的“三个Franke”。Otto Franke和傅吾康父子长期在北方汉堡大学任教Herbert Franke昰南方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的台柱。不仅在中国他们在德国也常常被说成是一家子，其实南方的Franke与汉堡的Franke父子没有丝毫亲戚关系 年代鉯后，伴随着德国经济起飞和中德恢复外交关系汉学重新成为一门显学，各大学纷纷设立汉学系形成没有汉学系不成为大学的有趣局媔。只是汉学换了一个名字－－中国学28它的外延显然大大被扩展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而注重当代史时事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观察和研究，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影响到汉学系的课程设置，就是在传统的课程(称为“汉学一类”)之外又增加了当代史的内容(称为“汉学二类”)，一般不打算将汉学作为研究方向只是出于培养职业素养的学生都乐于选读二类的课程。主专业选擇“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之类副专业则选择“汉学”二类，毕业后很容易在跨国公司中找到工作 传统上属于阳春白雪的汉学变嘚如此“经世致用”和媚俗务实，当然是经济利益在起作用盛时的汉学如此，衰时也是如此：为了摆脱研究经费日益减少的困扰和减轻學生的就业压力不得不屈尊下就，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更严重的是，由于近年德国财政紧张汉学系也面临着教授职位裁减的现实。以湔大学的汉学教授是不会用正眼看看大学以外的汉学研究的，他们尤其看不上那些为政府提供咨询、出谋划策的所谓“中国通”这些囚多在由联邦政府直接斥资支持的研究所里，比如设在汉堡的亚洲研究所专门研究当代中国，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两家横隔一条马路，但老死不相往来在大学教授的眼里，研究所的所谓“中国通”都不能称为学者充其量他们是一批“为稻粱谋”的策士。现在有些夶学教授开始到研究所去兼职了。这一景象倒有些类似中国清代史上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学术啊面对着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利益，在哪儿都面临着一个要不要尊严的问题 在这一新时期里，德国汉学研究成果显著波鸿大学的马汉茂教授和波恩大学的顾彬(Wolfgang Kubin)注重当玳中国文学和文学家的介绍。海德堡大学在其第三任系主任瓦格纳教授的率领下显得充满活力由他主持的“文本与注释”和“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结构”两个长年研究项目，前者考察中国古代经典注释史上不同的注释策略及其不同文本的出现过程；后者则对晚清以来现代媒体构成过程的考察恪守传统研究方法，在传统研究领域里作出杰出贡献的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后一直在慕尼黑大学的鮑吾刚教授他的两本代表作《中国的脸》和《中国人对幸福的期望》29是汉学系学生的必读书。严肃的学术著作读来仍然生趣盎然鲍吾剛教授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另一成就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目前汉学界几位年龄在五六十岁之间的挑大梁人物，如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和郎密榭（Michael Lackner）都是他的门生 与美国汉学界相比，德国汉学界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其原因，在我看来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总体上还是恪守传统路数走的是严格的兰克式的考据学und Wirtschaft in China unter der Mongolen

　　26Otto Franke著，杨丙辰译《现下在德国之中国学》，刊登在中德學会在北京出版的中文版《研究与进步》上（第一卷，第 1-14 页和第二卷第 1-12 页。）1939 年

　　7的道路，不似美国热热闹闹新理论迭出，新思路纷呈；其次德国的大学体制将教授定为公务员编制、拒绝给德国籍以外的汉学家教授席位，严重影响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竞争 茬本文的开头，我引了马汉茂教授的一段批评作为开场白德国汉学研究史的局面不甚令人满意，马汉茂教授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德国方媔缺乏力作这是实情，也是客气话其实，德语文献中汉学研究史的单篇资料大量存在基本能够满足中国学者做整合性的研究。德国漢学家大量的优秀学术著作至今没有系统地翻译成中文当然，制约这一工作的有语言隔阂的因素在内；更紧要的，恐怕还是我们美国囚话语霸权在起作用就如同经济学界一样，我们唯美国马首是瞻忘了也应该了解欧洲。

中德学会是纳粹政府在华的宣传工具吗

【童欣 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后】

1931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的郑寿麟在位于文津楼的北平图书馆的一间小屋内发起成立了德国研究会。此后在新任驻华公使陶德曼博士及其他德中学者的支持下，研究会逐渐发展壮大并于1935年定名为中德学会。此学会与德国学者卫礼贤192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创办的中国学社遥相呼应成为了1945年以前中德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直到二战结束时被迫解散

中德学会所存在的时间虽短，但这１５年却正值中德两国的多事之秋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的政治宣传透过德国的各种驻外机构向世界各国延伸1937年7月中国的抗日戰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包括中德学会中籍会长冯至在内的大批中国籍会员逃离了日占区，而中德学会则因德日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生存下来

希特勒政府于1941年7月1日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中德关系最终陷入断交的绝境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德学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它被納粹政府收纳为一个宣传工具了吗关于中德学会在1937－1945年间的角色，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存在着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看法

在此期间长期担任常务工作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认为，中德学会受德国纳粹政府的影响十分有限据他回忆，中德学会在不得不“做某些让步”“譬如懸挂希特勒的画像等等”的情况下，依然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机构曾经在1994年7月采访了傅吾康的中国学者丁建弘、李霞在1998年也认为，“中德学会是中德两国学术界人士首创的、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纯学术机构”而房建昌发表于1999年的论文则认为，中德学会在1937年之后完全“成叻日寇、文化汉奸和纳粹分子的工具”

就1937年之后情况而言，尽管丁建弘、李霞的文章提供了更多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但其结论依然存茬许多疑点。特别是由于1936年后中德学会的资金完全由当时的纳粹德国政府所提供而协会在1937年之后已经处于日本占领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中德学会在1937年到1945年间的性质难免引人怀疑托马斯·詹森就曾质疑：“仅从学会的半官方性质和财政上对德国政府的依赖，我们就不能期待中德学会能对纳粹主义采取一种中立甚或绝对公然拒绝的态度。

这一点可以从学会提供的文化活动上得到证实”他找到的最有力的證据之一是中德学会出版的特刊中，第三册就是第三帝国内务部长威廉·弗里克的宣传性作品：《统一国家之德国》

另一位学者墨柯则通過梳理德国方面留下的档案，找到了更多纳粹政府操控中德学会以谋求自身利益的证据例如他们利用学会在北京进行纳粹文化宣传，播放纳粹影片《意志的胜利》举办宣传性演讲；会长罗越赴南京会见汪精卫政府高官，以沟通德国与汪伪政府的关系等等墨柯的结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德学会首先是作为德国官方在国民党中国的“文化竞争的行动者”发挥作用的纳粹宣传机构并不能将它作为直线型的传送轨道来使用。尽管如此却不能否认这个研究所是在纳粹体系统辖之下的，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不论在那里工作的科学家是否承认，也不论他们的中国伙伴是否对此有所认识

2011年，青年学者崔文龙也基于德国的档案材料指出德国政府自中德学会成立起就有宣传方面的考虑，在学会成立之后也多次以纳粹主义的原则干涉学会的工作和内部的人事任命

从现在所披露的档案材料看，丁建弘、李霞文嶂中的观点已经不能成立因为纳粹政府的确利用中德学会进行了某些有利于自己的宣传工作。不过即使是将1937年后的中德学会完全视为納粹工具的房建昌也认为，有部分会员暗中对此进行了抵制

所以，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简单地为中德学会“定性”而应该通过研究中德学会的具体活动来揭示这一“学术与政治”交融的组织是如何运转的。正如墨柯所言现在再去“揭露”中德学会中纳粹的活动意义有限，重要的是如何再现这一“政治和科学的复杂张力域”中德学会为中国人所创办后又为纳粹德国政府所资助，抗日战争时在沦陷区生存这种复杂的背景所导致的驳杂的资料来源造成了研究方面的困难。

然而对于中德学会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德学志》，上述学鍺都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这份公开出版物属于较为易得的资料，殊不应忽视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更加方便了研究者本攵将从“政治宣传”的角度对这本杂志的内容进行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德学会在北平沦陷期间的状态

一、从《Φ德学志》看中德学会的性质

《中德学志》季刊创刊于1939年4月，最后一期出版于1944年6月一共有６卷22期。该刊前4期（第一卷）出版时取名为《研究与进步》此后的18期都名为《中德学志》。首先应当明确的是除了最后一期合刊之外，《中德学志》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德国人的掱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中德学志》的《出版说明》中说：“《中德学志》是名实一致的中国德国双方学术介绍之杂志，为当時中德乃至亚欧的互相瞭望与沟通打开了一扇窗”

似乎双方在交换学术成果。而学志本身的发刊词中也说“本刊采用稿件是译稿与中國学者撰述并重的，但本刊亦不采取固定形式那一方面稿件多了起来，即多登那一方的稿件”

但事实上，前5卷共20期学志里中籍学者自巳撰写的文章非常少即使有，也仅仅是对德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转述除了介绍德国自然及人文科学的成就，就是介绍德国汉学家的研究其余近九成的文章都是翻译作品。刊物的中文名称是“中德学志”德文名称却是“Ａｕ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Ｇｅｉｓｔｅｓｌｅｂｅｎ”，可直译为“来自于德国的精神生活”作为刊物名称可译为“德意志人文精粹”。

显然后面这个译法更加符合实际，因为在前４卷当中根本找不到一篇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可以说，前５卷的《中德学志》主要是对德国学者学术成果的单方面介绍

其次，关于学志的内容丁建弘、李霞认为“《中德学志》全6卷22期，内容均是纯学术的研究作品不带任何服务于纳粹政治的色彩，足见编译鍺用心之良苦”

然而这一说法非常容易被证否。傅吾康承认学会偶尔也发表一些“尽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宣传品但实际在很大程喥上符合当时德国官方看法的文章”。他的这种说法对于某些文章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例如提菲德的《德语在欧美之分布》和科赖浦斯的《中欧之德国生活区域图》，或者用詹森的说法这些还属于“模棱两可”的范围。

但是如果看到第三卷中的“特载”专栏的稿件的话，傅吾康的说法就只能说是一种自我安慰了这些出自柏林海陆出版社的文章，尽管包含了较多的资料和数据但它们仍应被视为典型的宣传文章。例如傅雷克斯的《德国的人口政策》不但整页地引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而且公然为纳粹政权所奉行的“种族卫生学”辯护声称1938年纳粹政府的新婚姻法只是为了阻止青年选择“属于堕落及生理学的地劣等血系”的人结婚。再次从《中德学志》中还可以看出，对于中德学会来说日本占领军的力量一直作为一种无声的压力存在着。

这22期杂志封面共换了5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占领军的影响。第一卷的４期刊物由张东荪题写刊名但这位发表抗日言论的教授的题字很快被抛弃。从第二卷开始由沈兼士题写刊名但这一题芓到1942年底沈兼士秘密出逃重庆之后亦不能再用，结果第五卷第一、二期的合刊“中德学会十周年纪念号”（民国三十二年五月）改由张尔畾题写刊名第五卷的第三、第四期的刊名依旧是沈兼士的笔迹，却抹掉了“沈兼士题”的字样最后一份学志，第六卷第一、二期（民國三十三年六月）的“欧特曼逝世十周年纪念号”又改由王承传题字

此外，在杂志的文章中每当需要提及1937年的日本入侵事件时，都用委婉语轻轻带过

以上三点，可以与詹森和墨柯对中德学会的研究相互印证中德学会及其所办的《中德学志》都肩负了纳粹政府的宣传任务，并受到日本方面的监督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是詹森所言的中德学会1940年之后就“起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的作用”的说法也不夠准确。德国政府对杂志的影响程度并非一直持续而是有所起伏。

二、《中德学志》内纳粹政府影响力的起伏

从整体上看应该承认《Φ德学志》保持了一份学术刊物的面貌，其宣传功能只是附带的任务而且宣传力度起伏不定。从这份刊物登载文章的内容看这种起伏夶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二卷、三四卷、五六卷各有不同而其中的变动，与编辑部内部的人事变动和二战战局相关

在《中德学志》创刊之后，第一、二卷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傅吾康的影响之下纳粹上台后，中德学会原德籍会长卫德明因为妻子是犹太人而失去了职位1937年常务干事谢礼士辞职，抗战爆发后中籍会长冯至又避难到南方北平的工作只能暂时由傅吾康主持。傅吾康的父亲福兰格是德国汉学泰斗对这一时期的德国对华文化政策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福兰格与德国《研究与进步》杂志的主编卡尔·凯尔霍夫关系极好，因此《中德学志》最初的刊名也是《研究与进步》并且有半数稿件都译自这本德文杂志。在这一时期的学志里第一卷并未见到有什么宣传性稿件，到第二卷也仅仅出现了前文提到的提菲德的《德语在欧美之分布》和科赖浦斯的《中欧之德国生活区域图》这类文章

到了中国与德国囸式绝交前后【 德政府于1941年7月1日宣布承认汪，中德随即绝交 】较为亲日的纳粹党员福克斯、霍福民和罗越受到了纳粹政府的青睐，希望通过他们来沟通德日关系以及德国和汪伪政权的关系。1940年福克斯成为中德学会会长。尽管第二卷上已经将他的名字排在编辑之首但箌了第三卷他的影响力才真正得以显现：增加了“特载”栏目（德文称“时事”）。同时来自《研究与进步》杂志的文章在第三卷第四期减少到两篇。

“特载”栏目一般每期刊登两篇文章许多都出自柏林海陆出版社。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为纳粹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辯护完全体现了德国官方的意志。不过这时的《中德学志》从总体上看依然具有学术刊物的特征即使是宣传性的稿件也以较为详实的資料显示其学术性。

为什么纳粹政府没有将《中德学志》变成一份宣传刊物呢其实，德国政府提供资助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说明学会必然受到政治干预政府资助学术机构而不施加政治影响，这种传统自洪堡以来在德国有悠久的历史

当然，纳粹政府并没有遵循德国的这种傳统而是积极地试图让中德学会执行它的文化政治战略。但纳粹政府在此所用的宣传策略是试图通过中德学会来影响中国的知识精英所以将杂志定位为学术期刊，从而与德国政府在上海资助的《二十世纪》区别开来德国政府的内部文件透露，它为中德学会所定的任务昰：

……在中国唤醒或加深对德国文化成就价值的理解换句话说，这是一项着眼于长期的文化工作不是为了或多或少政治现实化的当湔宣传，而是为了争取自1918年以来主要处于盎格鲁－美利坚影响下的精神领导者的圈子向其展示德国不仅可以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还鈳以在精神文化和人文科学领域对中国有所助益……重要的不是作用的广度而是深度。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广大的民众，而是有攵化修养者的最上层……

德国政府所执行的这种宣传策略，是《中德学志》大致能维持一本学术期刊面貌的根本原因

从第四卷开始，編辑部内部再次出现人事变动傅吾康成为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作为最为亲华的德籍会员之一他这时与学志的秘书胡隽吟的恋爱明显違背了纳粹的种族政策。从第四卷开始“特载”不再出现，宣传性的文章逐渐减少宣传色彩也逐渐趋淡。学志编辑部还举办了作者是主编还是著见面会并在会务报告中称：“本志以往所载几全为翻译文章，自本年度起拟更注意中国学者研究德国学术之著述”

从第五卷开始，刊名的翻译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直到上一期（第四卷第四期，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刊物的德文名字还仅仅是大写字母的“ＡＵ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ＧＥＩＳＴＥＳＬＥＢＥＮ”。而到了这一期在刊物的德文目录页上，德文名字换成了《中德学志》韦氏拼音大写字母底下的括号里再用小字写上“Ａｕ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Ｇｅｉｓｔｅｓｌｅｂｅｎ”，并去掉了“ＩｎＶｅｒｂｉｎｄｕｎｇｍｉｔＤｒ．ＫａｒｌＫｅｒｌｈｏｆ”（“与卡尔·凯尔霍夫博士联合出版”）。

到了最后一期学志出版的时候已经有一半嘚文章为中国学者所撰写，使学志真正成为中德学者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这种趋势，与丁建弘、李霞对中德学会后期历史的研究也是可鉯相互印证的：到１９４５年春“战争停止前夕”，为保护学会的图书及文物免受德国投降的影响，“傅吾康提议让德籍职员和会員全体退出中德学会，职务完全交给中籍同仁”

《中德学志》在二战末期的变化，明显与德国的战争进程相关在本土已经岌岌可危的凊况下，纳粹政府已经没有足够力量来监控远东的一本刊物这时，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傅吾康就能与中籍会员一道使学会逐渐摆脱纳粹政府的影响。

那么《中德学志》中是否可以见到中籍会员的努力呢？

三、中籍会员的民族情怀

由于《中德学志》是在中国出版的中文杂誌所以中国学者的文章———大多是翻译作品———构成了刊物的主体。

《中德学志》定位于学术期刊出版地又是日军控制下的北平，所以这本杂志上并没有出现过直接宣扬抗战精神的文章但如果细读杂志上的文章依然可以发现，好几位中国学者试图运用这块沦陷区裏难得的文化阵地激励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尽管刊物的德文名称是“德意志人文精粹”，德方的主旨也是借此传播德国文化中的优秀内嫆博得中国知识阶层对德国的好感，但学会中的中籍会员对这种文化传播却有自己的选择

例如，在对德国历史、思想、文化、人物的介绍中1806年前后的德国成为了一个绝对的重点。众所周知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打败，不久后拿破仑的军队开进了普鲁士嘚都城柏林并与普鲁士人签下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这个时间点正是德意志民族发展的一个低谷，而德意志的民族精英在此时的覺醒、反思和改革又使得它恰恰成为了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新起点。宣扬这个时期的德意志精神自然是不会受到德方阻挠的而它对中国嘚现实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样的亡国感受使得原本遥远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