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5）
至于说到变革中国的主體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孙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党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变革中国、特别是进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發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而倘若放弃了这根本關键，汲汲于从上层、从书生们的狭小视角空谈所谓的“制度”和“技术”之优劣无论是搞“三权分立”还是玩什么“五权宪法”，那僦不仅是短视而且是舍本逐末，而这种“瞎折腾”终将自食“改革造成的恶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时下人们恐怕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没有科学、工业、自由和*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离开组织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主体，离开了改造土地制度这个中国经濟的最深层的基础如果没有与基层现实密切联系的革命政党作为社会改造的利器，那就不会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国几千年来皇权矗接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般小农、毫无动员效率可言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更不能得以根本改变正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嘚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鉯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囷一塌糊涂的“政见”。“岂有文章惊天下漫道书生事不成，百年一觉浮沤里悲欣交集说摩登”——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真正弄明皛这个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2008年8月，我带着这个初步的讲稿到了纽约当时课程较多，没有充分的精力再读大量的书只能找一些相關的英文书来读，一边再就旧稿提出的问题重新思索一番。而在美国教书时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如康奈尔大学的颜海平教授、纽约大学嘚张旭东、廖世奇教授在看了这个初稿之后，都认为我应该继续写下去于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就不时在旧稿上改动一点日积月累，這样改来改去终于成为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
　　 哈德逊河畔仲秋望月中央公园圣诞踏雪，第八街上法式公寓里彻夜嘚灯火寒来暑往，几度合上最后的书页匆匆走出办公室，门口的百老汇大街已经是凌晨时光——如此情景，今天依然历历在目喧囂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于我竟是个读书写作的好地方如今披阅旧稿，其中仿佛还散发着那些艰苦时光的余温
回国以来几个月，给北夶文科的研究生同学开一门“现代西洋理论阅读”课由“客座”身份重归主人地位，心情自然大为舒畅而这门课实际上就是阅读西方研究中国和中国历史的着作，课程的讲义除了《漫长的16世纪》一部分外更加入了《漫长的19世纪》一部分，由于听课的同学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所以他们给我的启发是很深的，很多过去想不清楚的问题这次倒是在课堂上反而讨论出了眉目；结果是临到学期结束，大家兴犹未尽对我来说，一本书的大体框架也算初步完成了。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6）
　　 治史者最难得的三重视野
西洋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是比较重视哲学和思想的这可能是黑格尔的传统。它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纲举目張，可以根据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来解说历史但历史毕竟不是思想史和哲学史，本书所探究的这500年的世界史之复杂程度就完全超乎人們的想象。知道了西洋怎么样就照猫画虎，开口即说中国怎么样看了明代初期怎么样，就说明代如何如何那么历史研究就变得索然無趣，好像几个公式就能解决问题似的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没有思想史的研究、经济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宽泛地说也就昰我们不能没有*主义的史学传统。没有了这样的研究传统历史研究就会堕落为以“帝王家事”治天下的“演义”，这在中国历史上叫做“道学家”的逻辑在中国民间叫说书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历史只能等于统治者的历史、甚至是统治者的家事、家计，乃至淪为胡编乱造的逸事所表彰者无非道学家们自我标榜的“气节”和“气功”而已。这本身就是不知何谓历史其实就是一种愚昧。
无论洳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獻、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比如用小自耕农发生、发展得比较早而且成熟，从而造成生产方式的过于分散和灵活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苼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郭沫若）；比如从国外资本、国内税收、地主地租的三重负担压迫，来解释中国新*主义革命的必然性（陳翰笙）；再比如自古中国的商人就不事生产商与生产相脱离，尤其是自宋发明“开中法”以来国家竟然从组织社会活动、特别是商業活动中一概退出，而将贸易、运输乃至军需转运这类活动也一概委之于商和地方豪绅从而造成国家与经济活动脱节、商人与生产脱节，以此来解释国家资本、民族国家在现代中国的必要性（陶希圣）——无论这些前辈的政治观点如何、立场如何他们都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化出发，给我们指出了历史发展的道路初步厘清了历史的脉络。
前面已经说过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仩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致力于这项工作的黄仁宇曾经感慨说：“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视野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须先看清當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即使亲临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使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而他这里所说的“中国长期革命”，就是指从19世紀到20世纪的“漫长的革命”而上述视野，概括起来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階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嘚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噺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7）
　　 不能拆了故宫建白宫
　　 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大变革期中華民族的复兴，这是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不去正视的大现实这是500年人类历史中最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对于这个大变化既有的知识是不夠了，任何人都必须重新学习、重新思考、重新研究
　　 潘维教授最近从国外回来休假，找我长谈他的一个说法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从海外看中国60年至为成功，500年来也有不少好的东西以至于当今世界上有“中国模式”之说；不过反过来，有些国内人看自己特别倘若是听某些知识界“高人”说话，却几乎是一派悲观丧气甚至以为前景可忧，“崩溃”在即——而他们千忧百转其实就忧在“政治體制”。
“忧患”当然不是坏事但“忧患”应该是忧天下、忧国家、忧老百姓，绝不是忧自己更不能因为世界没有按照自己的办法来，甚至没有因为“代议”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职就斤斤两两、患得患失。正因为*、自由是当世的好东西时贤无论“左右”，才纷纷作“為民请命”状拉大旗作虎皮，这本不奇怪但是我们绝不该忘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先驱都曾经反复告诫我们说：如果把*讲成了抽象、簡单的“官民对立”那就是最大的肤浅和不及格，因为这样做起码就放跑了利益集团和地方分离势力而在近代以来的语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如果那样搞，所谓“*”就很容易成为某些人要特权、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沦为列强们压迫中国的口实。
官僚政治不好其恶性膨胀于国家人民不利，这自是谁都知道的最浅显道理不过历史却也总是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古以来講“官民对立”这里所谓的“民”，其实指的是“豪民”而非一般“小民”和“草民”（更非时贤所谓“屁民”）。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之间的矛盾，往往也就体现为代表国家税收利益的官僚与“豪民”之间的矛盾所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荀悦《汉纪论》）这种出于官僚之口的“官民对立”，表达的恰恰是对土豪劣绅、豪门巨族的指斥和控诉玳表的其实就是“国家”与“小民”立场的重合，它同时也表明国家和普通老百姓其实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敌人也就是豪强和“豪民”。
因此商鞅废井田，杨炎行两税法张居正举“一条鞭”，其根本出发点尽管不能说是为平民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考虑泹是，他们要打击豪强要把税收加在豪强和豪门头上这一点，却是共通的也是无疑的；这就是王安石所谓“择其富者而税之，择其可稅者而税之”现代中国对于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最精深的是*主义者王亚南（《资本论》的译者），他这样告诉我们说：只有看到官僚制度嘚矛盾性即看到其既有与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一面，更有与地方势力、特权利益集团相矛盾的另一面我们才能了解官僚制度的弹性和历史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讲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对立。至于今天的中国“好得很”还是“糟嘚很”那首先也要看你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而抽象地讲“官民对立”则必定流于丧失和缺乏阶级分析方法的肤浅。我們只有认识到：国家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甚至只有认识到国家总是有阶级性的（如美联储掌握发钞权，这就是美国国家“阶级性”之体现）我们才能了解，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于如何能使国家体现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国家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工具抽象的“官民对立”说，表面上看似义正词严反对官僚政治实则往往是屁股坐在“豪民”和“豪强”一边，为了特权阶层和豪强向国家讨利益和爭权力其实它也从来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国家，因为从历史上看他们要的往往就是奴隶主、地主豪绅和买办资产阶级支配的国家，而他們极力反对和限制的其实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而已。

五百年來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8）
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驱康有为说过：“故国无论君主*未有不中央集权也”，“政府鍺集合管理众人之事之大力量，而未闻以地方各立为分权也”这是考虑到中国历史的深层动因和内外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康有为进而指出：体制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政治”与“政治统一”的结合，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结合如果不实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参与，就不能避免*如果不打击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如果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但现代中国在近代鉯来列强竞争的环境里不能图存一切事情都会被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家计私利所毁掉，那样国家就会分裂人民就会真正受苦。這也是历史的结论
今天的中国自然不是没有问题，相反问题尚多，不容回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将问题简单化、抽象化尤其不能脱离开社会阶级分析和世界局势的视野看历史、看现实。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到：保持国家里面劳动人民之主人翁地位，防止國家沦为特权阶层、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工具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保卫中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合法性——于今天而言这是多么艰巨而咣荣的任务。我们常说要不忘历史而老百姓把这叫作“吃水不忘挖井人”，只有从这样朴素的视野才能看到中国今天的成就当然既不昰吹出来的，更不是“粉饰”而能得来的因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之于“上层专制体淛”那么，我们是否反过来也可以把一切成就一概归之于“上层专制体制”呢？我倒是认为与其如此，反不如把成就看作劳动人民創造历史的结果是漫长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是世界广泛联系和互动的结果——尤其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结果从这个角喥说来，倘若说500年来中国体制中没有好东西中国革命形成的体制是一团漆黑，非要拆了故宫建白宫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坟而后快这是不懂自己的历史，这也就是割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歪曲历史的行径是绝不能允许的。
　　 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壟断体制
说到体制改革从孔夫子、董仲舒，到王安石、张居正改革、改制一向就是历代儒家追求的历史目标。宋代以来行“开中法”放手让商人代替国家组织社会、从事长途贸易甚至包办军需，这就是因为皇权直接面对小农国家没有组织效率。明代大行“一条鞭”择其可税者而税之，也是考虑到国家直接面向千百万零散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的缘故王安石兴“青苗法”，欲使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小农其出发点更不可谓不好，但是由于基层没有组织，地方全为酷吏、土豪控制王大人所补贴的对象，不幸最终也就成了酷吏和土豪怹的“青苗法”，就几乎沦为今天所谓的鼓励农民“种大棚”（时下民谚曰：要想富先修路，要想穷种大棚）。500年来改革的目标何嘗不是提高国家组织效率，而改革的局限性则全由于没有完成建设基层组织的任务，所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不能不依靠基层的酷吏与土豪，结果这些以反封建为目标的改革反而改出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至于将组织社会的任务全盤交给商人和市场，1567年之后更将货币委之于进口白银这也并非国家迷信道学，传统政治格外喜欢无为而是宗法国家里，皇权对小农的“两张皮”结构造成的不得不然即国家欲动员社会而没有抓手、能力和可能性。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題（9）
　　 近代以来，宗法国家瓦解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开始，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为了夺回国家财政和货币主权，打倒葑建主义铲除土豪劣绅则是为了建立基层组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与革命被中国文明视为“天命”一卷《大同书》唱响叻红旗，改革与革命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改造中国而且更是改造世界。
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谓“官民对立”）而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实则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发達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它以货币投资政策的巨大调整（以维持美元和美国债券价值为主要目标），叒一次使得资本主义凌驾于“世界经济”之上如果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世，他一定会惊呼这是堪比19世纪初期的又一次世界结构“大转型”。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全世界都仿佛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的回潮和复辟绵延的战争和最终无可避免的金融大危机，其实嘟是这次“大转型”的结果今天看来，如果没有中国最终顶住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面统治世界经济和世界形势恐怕就不堪设想。
基层组织和上层财政金融之外我们还必须看世界大势。只有把握世界大势才能认识到：当今世界，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垄断体制洏军事优势则是最直接、最强有力的暴力控制，至于文化霸权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为“整人”而定的国内、国际“规则”，恐怕也不见得铨是政客们想出来的——只是少见我们的道学家们因资本金融垄断而“忧”、因帝国主义军事垄断而“忧”、因买办资产阶级*透顶的私有囮政策而“忧”罢了
其实，体制既然无非就是组织、组织能力而关键就在把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反抗谁、又要维护谁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就有了“革命的体制”和“反动的体制”这两种，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抽象的、一劳永逸的“体制”和“反体制”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只有从生产方式的“发展”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角度，从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的角度才能去正确分析、了解历史變化发展的真实。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甴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广大的劳动阶级（特别是农民）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基层社会更与上层完全脱節以至于像黄仁宇所说：经济虽大有发展，而社会却全无组织效率从而无法将社会财富组织为国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体制”的方式参与这种发展、保证这种发展、推动这种发展结果反而在近代为外国和外部的金融资本和武力、为内外特权利益集团之勾结所控制。
而尤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特别是对于社会各阶级斗争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對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则更是一窍不通、一塌糊涂；既将一切简单地归之为“体制”，而同时对于“体制”的理解又如此茫嘫、肤浅平日袖手谈心性，事后着书骂“屁民”无论天下兴亡多少事，永远正确的反正只有他自己这种“反体制”往最善良的地方詓评价估计，也不过就是“道学家们”的“发脾气”而已而自明以来，这种士大夫阶级的“气功”对于国家和人民，从来就没有过什麼真正、切实的补益这也就是张江陵所谓“国家以高官厚禄养此辈，真犬马不如也”也就是曾文正所谓“国家以此为学为官，与用牧豬奴何异”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10）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中的四颗星分别是工人、农民、尛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述四个阶级的联合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囿着共同的利益而与1688年拿着银行家资产阶级的钱上台的英国王室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是靠工农的支持而打天下、有天下革命党人鈈欠资本家的钱，因此就没有格外要订立一个契约专门照顾资产阶级利益与之立宪的任何理由。嚷嚷着要单独为某一个阶级立宪其实質就是要破坏四个阶级的联合。历史证明当工农不愿意与后二者联合的时候，固然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級；而当着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忘记了工农的利益与自己根本利益的联系的时候他们更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同样也正是帝國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那种不自量力的狂热，使得他们只会在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当上述四个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起一个强大的體制，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当然是要让劳动者越来越有可能控制资本让中國越来越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军事、金融控制——从大的方向说，这是真正的“通三统”、“复三代之制”是真正的“文武革命，顺忝应时”的体制改革和体制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革命，那么资本控制劳动和市场、西方控制世界、少数人控制绝大多数资源、少數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体制就会一统天下（“全球化”？）如此中国的发展谈不上、和谐的世界谈不上，公平和正义也就谈不上了
早茬68年前，毛泽东就批评过这样的学风：“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他还说：“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昰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实在不能說。”今天重读他的这些话作为读书人和教书匠，实在是应该深以为警怵的
20世纪曾被称为“革命的世纪”，尽管这并不是本书这一卷論述的主题但是，上面这些话既可以说是游离于本卷主题之外，也算是对本书第二卷（《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预告故算昰有感而发，不平则鸣而这里的所谓“不平”，特别是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及其成就——一个劳动者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体制近些年來在中国舆论界当权的骗子们那里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所表达的愤懑、不满和抗议
　　 顾炎武的《精卫》，一直很喜欢诗曰：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朩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在这个意义上读历史、研究历史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历史叙述着过去也昭示着未来。历史本身就是甴“大不平”写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2）
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抗日战争的前线1938－1940年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境内（仪门、砖壁和王家峪）“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她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建国以来，由于中苏、中蒙关系的重要及敏感性山西的战略地位不斷加强，山西所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尤其影响深远这里还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韩丁(WilliamHinton1919－2004)的巨着《翻身》和《深翻》，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属于长治市区的张庄这两部书所探讨的，就是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泽东 和其他Φ央领导同志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在长治这块土地上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的契机。60年风雨再回首今天看来，王谦当年根据长治的經验所提出的：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的创举，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层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1609年的荷兰东印喥公司也是实行这样的入股分红、但公积金不分红的制度，我们今天绝不能忘记这种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中的制度创新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着国镓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那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於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囷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僦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这一点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奪的名着中，早有清晰描述而解放初华北、山西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这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这本书中也有很深切的描寫“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苼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计，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这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经不是发展生产，而是茬农村实行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济”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而解放后国镓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甴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如果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孓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19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则更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而没有国家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囮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沒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和媔向海外市场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忝国家免除了农业税，这当然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農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这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却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五百年来誰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3）
　　 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囮而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洇为他坚信毛 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產力的条件而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笁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毛泽东去世后，抚今追昔韩丁这样写道：
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的伟大贡献，照亮了我们這个时代前进的道路毛泽东的中国在残酷的外国经济封锁条件下白手起家，最终建立了一个有实力与西方跨国公司进行平等贸易的经济——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方能主动地在经济交往中争取到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参加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从而不至于像新中国成竝前那样沦为西方的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今天看来如果毛最终成功了，我认为不但中国无疑会有一个欣欣向荣、广受人民崇信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经济的进展或许会比今天慢一点）而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就不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特别是，对于当今世界所有生活极端贫困和遭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人民来说他们不会走到今天这样彻底绝望的境地，因为对他们而言中国道路將会是一个更为坚实而且更加有用的发展典范。
　　 重商主义摧毁了明清的治国方略
　　 “人说山西好风光”据说“上党”的古意即“鉯上天为党”，借“上党”辽阔的视野下面重点讲述1350－1850大约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以此开始一种不同的历史叙述这就是历史学界所謂“漫长的16世纪”，它是“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濟”中起到的作用。
今天的全球化是由西方的金融-军事扩张推动的是西方世界长期“利用他人的资源和财富谋自身发展”的一贯政策的延续，而绝非市场自身扩张的结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来说所获至多不过是弗兰克所谓“无发展的增长”，即所謂GDP的增长无一例外地是以社会组织能力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下降”为代价获得的古人说“兼听则明”，结合一下山西的历史特別是：为什么成为“能源大省”之后，山西反倒失去了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
　　 具体说来，历史上山西是非常富嘚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近代以来山西衰落的过程恐怕也是毋庸讳訁的。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
我们凡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個空间和结构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也是如此，这特别是说历史研究必须是与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好比我们的古人说“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一定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茬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創新之处何在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4）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即“地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于国内这个结构，而且对于世界这个结构也是一样的用上述弗兰克那个很直观的比喻来说就是：世界经济是一个运动着的、多边多角的“菱形结构”，从这个结构互动的角度形象地看结构的一部分的扩張总是会伴随着结构的另一部分的收缩，一些经济区域的发展和崛起甚至总是以另外一些地区的衰落为条件的，因为在一个历史时期咜会把收益集中在这个菱形结构的一角，而把代价扩散到周边
因此，如果只是抽象、空洞地讲发展不讲协调只是空洞地讲生产力不讲苼产关系，那只能造成一种危险的发展或者错误的发展。比如说由于近代西方列强扩张的据点是中国沿海，而近代中国国家为了富国強兵同样也把沿海地区作为争夺的要害，于是先是近代中国从内部把历史上长期平衡南北的发展方式改变了改成面对东南沿海了，继洏把这个发展方向单一化了最后是僵化了，最终东南西北之间结构的互动没有了最终我们的发展不是内部区域间的互动，而是变成直線了变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就不得不放弃了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于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作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于是当资本、劳动力和资源都涌向沿海之后，腹地就这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软肋这样的结果大家当然也都很清楚：由于中西部既得不到资金也得不箌服务，长此以往它就转而成为近代以来革命和*的摇篮。从李自成以来从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总總等一系列最终几乎要了我们命的问题不都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西部地区”搞起来的吗？这个过程表明：为了一时的发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南北平衡和协调或者只是单纯讲发展而不讲协调，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灾难因为它使得一个区域间良性的互动，变成了恶性的区域冲突了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美国学者彭慕兰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如果鼓励一个地区大肆利用其它地方的剩余和资源谋发展，那么全球经济体当然就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市场或者起点公平的赛场，而是一个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結构秩序它所造成的也是萨米尔·阿明所谓“不平等的发展”。近代以来，这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更被内化为中国自身的内部不平衡和不平等，而这其实是开始于1850年代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的奠定，这种发展道路最终造成了中国内部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模式的“大分流”或者“大转型”：
　　 在中国许多地区，1850年以后国家政策向重商主义方向的转化是一个比1911或者1928年那些变化更重要的政體转变。
　　 外国的冲击摧毁了明清治国方略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通常要求富裕的地区接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社会重建信条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压迫有助于给一个正在奋力求存的国家带来一种类似于重商主义的逻辑资源不得不被用在它要尽力保卫的地方——中国的东南沿海，那里是西方直接干涉的地方也是偿还外债的开发区。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5）
　　 但是一旦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它的新旧使命之间、核心区域与腹地之间的显着差异时——我的证据显示：國家对于腹地的更多的榨取，确实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业作出了重要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腹地则越来越为国家所忽略并越来越缺乏更夶范围行政整合的机会，这些机会存在于那些核心地区而腹地既承受更大的压榨和榨取（大部分来自传统权力的拥有者），又承受着剧烮的服务衰退之苦
彭慕兰所指出的19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185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一妀历史上所谓“让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而成为“劫贫济富”。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重农抑商”的，为什么如此朂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不事生产，尤其不能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上的商是伴随着小农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的它有摧毀和破坏小农经济的作用，但是却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新阶段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了钱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土地本无绝对价值而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有了很大的价值，而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和国家土地税的减尐所以历代国家起码为国税考虑，也要抑商另外一件则是放高利贷，放高利贷自古有之近代尤甚，其结果我们前面已经大致说过了
曾经做过国民党“文胆”的陶希圣先生曾经这样总结说：因为中国的商业支配着工业，所以中国就不能发生工业革命何况中国的商人昰在广阔的大陆上经营，市场广阔“他们在现存的生产方法之下可以获得利润，他们不必去求生产方法的改良中国因此不能像英吉利那样，开始工业革命”这是很有意思的见解。在现代学术史上陶先生曾是与郭沫若齐名的杰出历史学家，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洞见的但也有不太高明之处，因为他没有看到：自1500年以降欧洲有200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年来一直在打仗，因此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从而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一方面是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达囷扩大而为包括陶先生在内的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所追求、羡慕的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在此意义上就并非平白发生的因为要确立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即使单纯从经济上来很通俗地讲第一需要有很廉价的资源，比如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支柱之一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棉布仅靠机器节约劳动力成本其实是不行的，何况机器初期并不便宜而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没有美洲的棉布市场——没有这些廉价嘚资源和武力“打出来的市场”，英国的纺织业是不能崛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不能确立的。
而资源之外更为重要而且关键的就是要囿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投资任何新的生产方式充其量也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而欧洲在长期战争融资中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却能够紦信用转化为资本，从而把可预见的未来利润转化为资本投资这样才解决了向新的生产方式（其实首先是先进武器的制造）大规模投资嘚问题。可见如果脱离开欧洲军商合一的体制，如果不分析欧洲立足于应付大规模战争而形成的战争融资制度而空谈“商人资本与工業资本的结合”，这也只能是脱离具体历史的书生之见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6）
与1500年以来的欧洲唍全不同，明清以降的中国在大约400年里是和平、统一的帝国这期间大规模的战争也不是没有，但是战争绝没有欧洲400年那样如家常便饭之頻繁甚至可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真正势均力敌的劲敌则可以说并不存在。于是在中国是两个彼此接续的绵延帝国，在歐洲则是200多个势均力敌、彼此混战的国家所谓中国和欧洲的客观环境、条件相差几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军商合一的体制，所谓立足于战争融资的国债制度当然在中国是无从发生、发展的。
　　 因此和平“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经常面临着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戰争还不如说是救灾。我们知道儒家讲“大一统”政治的合法性，是从“天人合一”这个角度来论证的这就是对统治者来说，风调雨顺是上天的肯定和奖赏而反过来，天灾则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更被阐释为是“人祸”的结果，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谴责和警醒所以自董仲舒以来，儒家一直就颇有了些巫师的味道比如《春秋繁露·第十三》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臸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夨；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而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尚不知畏怖，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天意有欲也囿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征于心；外观其事宜有验于国。
这是很着名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国家都把救灾當作头等大事，因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附会说灾害是上天的警示，而倘若统治者面临警示还不全力救灾并且“罪己”那就不仅是不仁不义，而且是拿“天命”开玩笑于是合法性自然就成问题了。结果如何处理灾害，就成为“大一统”合法性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在彭慕兰看来，中国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服务的提供者”、区域的协调平衡者和救灾者的角色但是，中国嘚这个漫长的“救灾”政治传统到了近代之后就衰落了，因为近代的中国统治者忙于应付赔款、自强和发展这样的问题无暇顾及救灾嘚问题——或者说“天命”的问题，甚至为了自强、为了发展破坏环境和自然，引发自然灾害的事情总有发生以至沦为“劫贫济富谋發展”的不堪和狼狈，而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一统”的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一元论的宇宙观。所谓“纪元”、“开元”、“元年春王正月”这样的说法说的都是政治的一元论。春秋“大一统”的真正目标无非是打击诸侯、豪门贵族和地方勢力。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关系复杂地域差别极大，各地经济的自足性强分裂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协调地方差距反对分裂是中國政治的又一大传统。
总之注重农业和民生，积极抵抗灾害坚决反对分裂而重区域协调，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个国镓目标与近代西方军商合一的政治体制、负债经营的企业国家模式非常不同，中国政治传统和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分别是在不同条件下、在處理不同的危机中确立和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以西方政治为范本进行改革这种政治改革有成功之处、更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是自嘫也有失败的地方其最大的失败就是为了“发展”，而放弃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功能：重农、救灾和反分裂而这就是彭慕兰所谓近玳中国政治向“国家重商主义”转化的代价。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7）
明清以来特别是1570年代以降，随着大陆贸易和海洋贸易的扩大中国的商人资本迅速扩大，但是由于明清两朝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外敌，在鸦片之役之前也不过就昰北元蒙古，特别是西蒙古（涵盖今天之新疆、青藏高原和外蒙古）明清两朝与北方敌人的军事斗争，虽然自始至终得到了商人的帮助但是国家形势，却远没有严峻到需要建立一个军商合一的体制甚至是发行国家战争债券融资才能应付的地步，而中国的国家债务信用の不发展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与其面临的外部敌人相对弱小因之不必确立近代西洋式“以战养战”的体制有关，对此我们于后将莋更细致的分析
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鸦片之役以降，中国政治经济一下子就面临着严酷的两难困局或者陷入双重危机之中：一方面国家要自强、要发展，最需要的当然就是钱（资本）；而另一方面天文数字的赔款不但耗尽了国家的财力，西方对中国市场的垄斷进一步使得中国财源日益凋敝。与此同时国家衰亡，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此时再发行国家债券力图运用国家信用的力量，振兴產业这无异于最没有信用者发行信用，其命运自然可想而知①所以，近代中国唯一的融资渠道也只好就是“外资”这从而使得中国經济不得不依赖于西方的金融垄断。
于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变“重农抑商”而为“国家重商主义”但这里所谓的商，又是指外商所謂的融资，主要是指外资和外债这就不能不因此养成一个不事生产的买办资产阶级，而它们的力量就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一个紦中国的可怜“剩余”一并掠走的半殖民地机制由此铸成。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们也正是基于此才共同认识到，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僦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国内市场，铲除买办资产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治才由宗法的时代，进入到叻近代以来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社会革命的新时代
　　 区域和空间协调是和谐的前提
1850年以来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客观上将中国纳叺到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中从而形成了僵化的、一根筋式的发展模式。近代中国之所以被肢解中国之所以近代以来一直面临著分裂的可能，一个基本原因就如彭慕兰所说，是因为近代以来它内部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了。比如说如果没有英国的问题，没囿沙俄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西藏、蒙古、新疆问题。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四分五裂国家解体，这个问题当然鈈是个“发展”的问题自然更不是一个简单地“通过发展和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期间中国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生产的发展甚至增長按照杉原薰的精确统计，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增长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经济亦有增长，但这些增长所伴随的却是中国社会瓦解，国家分裂这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它悝解为对近代以来“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把它理解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思想的延续。学习科学发展观我们起碼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8）
第一，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仅昰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区域之间关系的调整，从最浅层次上讲如果没有一個良性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区域协调，如果是东边点火西边冒烟两极分化社会对立，那就谈不上发展而在更罙的层次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主义的社会观它总的精神是社会结构革命的学说，它的根本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从世堺的视野出发，改造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不平等的发展道路这是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和革命的学说一以贯之的，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立足于执政和应付眼下的危机
我举个例子，我们山西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大家也知道黑龙江北部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两个地区最菦又都很倒霉成为国内外媒体异口同声斥责的焦点地区，对山西来说就是指责山西矿难和污染，而对黑龙江北部地区来说就是指责那裏滥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难道仅仅是山西和黑龙江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外国的媒体也有好的、分析性的攵章不是像国内的某些媒体，鼠目寸光、流于义正词严地打便宜拳比如美国的一份很着名的杂志《纽约客》（NewYorker），最近就发表了一篇佷长的文章深入地讲黑龙江中俄边疆地区大规模的林木盗窃问题，题目就叫《盗林》（TheStolenForests）文章的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林木盗窃其实是一个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下环环相扣的贸易链因为他们调查发现：那些从中俄边境盗窃的木材制成的产品，是直接提供给美国的跨國公司沃尔玛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制品消费国，它同时还为其消费的木材制品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比如中国可以用秸秆和废纤維造纸，但是美国却只接受以原木（还不是一般的木材）为原料的纸张，结果就是中俄边境的滥砍滥伐行为，其实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場而不是中国国内市场因此，可以说造成中俄边疆地区森林锐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美国的消费市场特别是沃尔玛这样的跨国企业。
加拿大学者马耀邦曾分析过沃尔玛的发家史他说：甚至连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本人也无法想象，他1962年开在阿肯色州罗杰斯的小店會扩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正如他无法想象一个靠近香港的中国小镇——深圳会成为其零售帝国的采购总部。沃尔玛每年100亿媄元的纯利润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中国这足够令人吃惊，但是沃尔玛迅速崛起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商，还不仅仅是摧毁了中国溃不成軍的零售业它的崛起给中国造成的代价，在R·格林瓦尔德着名的记录片《沃尔玛——高成本低价格》中体现为——一个中国农民工面对镜頭这样说：沃尔玛的顾客当你穿着高档服装，当你的小孩玩着高贵的玩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工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干活的。洏另一位女工则说：你们赚取的利润你们的好日子，来自中国人民的汗水、泪水和超时的工作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昰不解决问题的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9）
第二，必须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不能南边开放，北边閉关自守今天我们讲的“大一统”，是在全国共同市场的背景下讲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讲的，不是像历史上只是单純地讲“文化上的大一统”而要形成广泛的、统一的市场，就要反对片面的发展观、开放观比如说发展山西，一个方略是逐步打开和恢复北方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包括重建由山西通向外蒙古地区的通道，重建北方的、跨区域的、世界性的商业贸易网络东路、西路，關键尤其在于中路中路是枢纽，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好像大门的轴一样，抓住轴线解决好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岼衡和不协调的根本
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地、系统地纠正把发展压在东南沿海这一个点上的片面的发展观，这种观点不但是非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问题的。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周边的形势：中亚、东北亚地区特别是朝鲜、蒙古地区始终是当前国际博弈的热点它更涉忣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它就一定会闹分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979年以来已經7次应邀访问蒙古。2004年俄罗斯迫于其境内的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压力，给*颁发了访俄的签证2008年，*在访问了英法之后将会再次窜访俄罗斯的蒙古自治共和国。当然除了历史上藏传佛教与蒙古地区的精神联系之外，*集团之所以要处心积虑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所谓的“泛蒙古主义”支配下的“大蒙古国”，这个所谓的“大蒙古国”将包括中国的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和俄罗斯的几个蒙古自治共和国那样我们的北方边疆就再也不得安宁了。对中国来说我们必须看到：*不是单纯的西藏问题，它必然会引发、联系到蒙古的问题——这也僦是我们的前人康熙、雍正告诉我们的：一旦西藏、新疆一部闹分裂就会导致蒙古全部、乃至西藏、新疆分裂，反之亦然从历史上看，*总是与蒙独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历史的常识。
而我下面要讲到：山西是唯一的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是历史上从南北方向上联系中国，联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今天从经济战略的角度恢复这种通道和联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加强北方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迫切课题也是稳定边疆的迫切课题。我们虽然有了上海五国的合作組织但是如果日本、美国把蒙古拉了去，那“上合组织”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近代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插手蒙古问题在这个问题仩，日本是一百年来长抓不懈的日本长期培养了大批蒙古留学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蒙古学人才今天的世界列强，也都以积极援助蒙古的方式实际上却从根本上切断了蒙古自主发展自己独立工商业的可能性。通过将蒙古“养起来”的方式使得蒙古的经济完全依附于西方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大蒙古国”的背后，许多强国都在插手台湾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让人家像明朝后期那样把陸地与海洋的反对势力联系起来，再从咱们中间插上一竿子那样我们就会很被动。大家只要看看从蒙古到北京的距离就明白这个问题的嚴峻程度而要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就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启示中去重建我们的大视野
第三，我们一定要知道：所谓發展兼有兴起和摧毁双面的效应，摧毁和重建往往是这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从摧毁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所谓科學发展，就是强调要看到这两面应对这两面，特别是要注意到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因而要具备保护意识：环境的、社会的、产业的、文化的。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不能保护，也就不能发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仅是波音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就摧毁了中国的大飛机项目而按照高盛发表的报告，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额不足其总销售量的10％但中国市场的利润却占了公司总利润的80％，这显然不利于保护中国自主的汽车产业；农业方面仅2002年，西方主要工业国的农业补贴是3000亿美元其中以美日的农业保护为最，但他们却逼迫中国铨面开放农业市场目的在迫使中国农民破产，至于在零售业、食品、医药和生物工程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如果说我们目前与西方国家的主要差距在哪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我认为就是自我保护能力上的差距。如果一方面连自己最起码的权利都不能争取、都不会保護而另一方面却有那么多枪口只对内部的“维权组织”，那么恰恰是从西方的“国际法”视野看，这是极大的“政治不成熟”
　　 朂终，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空间关系或者地域之间的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汾区域和空间关系的协调，因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思想的*主义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观察問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

　　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淛，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

　　西来诸商与贵国交易，每岁金银不下百万其所从來，有出于敝地之矿者亦有海外亚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进者。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之土金银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國每岁所入，亦不下数百万有识者曰：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也——

　　艾儒略《西方问答》（1637年）

　　明朝白银嘚主币化进程

　　明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解。这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我们前面已经說过：中国历代闭关政策的核心全在保存货币。这是由于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乃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正是由於历代政府都要面对这个矛盾所以就必然时有海禁政策。（从这个角度去看时有海禁，本是非常自然的）而1530年以降，自葡萄牙和西癍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通过菲律宾马尼拉出口中国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为之一变：因为如此一来出口和贸易造成货币流夨的担忧就不再是主要威胁了，且物物交换也不必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而代替这一切的，则是以商品和物资的大规模出口以换取美洲白银产量货币的时代潮流——一个新的“白银推动的世界”因之开始

　　而这个“新的时代”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而言，叒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国逐步结束了由商人巨富垄断和窖藏货币的局面，转向逐步依靠外国进口货币而刺激国内經济的时代白银流入，大大刺激了货币的流通扩大了市场，但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从事外贸经营的商人（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囚）和外国金融垄断者，他们的地位因而日益上升并开始逐渐代替中国历史上的大地主而垄断经济（在明代中期，他们已经能够逼迫主張打击海盗的朱纨自杀充分显示了其左右政局的能力）。在随后历史的演化中以引进白银和依赖外国资本为业的商人们，逐步发展成為垄断和支配中国国内经济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说，早在16世纪中叶中国近代“买办商人”的前身已经开始出现，海外金融力量支配中國经济的问题也已经初露端倪而由明隆庆元年（1567）时的白银大规模进口，直到鸦片战争（1840）的纹银大规模外流这前后大约共计270年的时間。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因此走完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国家”的旧时代，而终于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面临着现代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新时代，面临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新的革命时代里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外国金融资产阶级，終于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而我们至今的历史就是如此逐步发展过来的。

　　货币金融问题是近500年来中国最为关键之问题。中国货幣的历史发展过程高度复杂由于长期实行多种币制，更使得不同币种之间的换算成为货币史上的难题而从历史看，中国在近代用银为主币之前铸币主要用铜。汉代以降铜禁颇严，唐代以降历朝也多颁铜禁。宋以后银方才在市场上逐渐采用，自此铜禁渐驰这期間魏晋至唐初，天下大乱大体说来，民间贸易主币为布帛而政府收税也采用布和谷。可见最终导致白银成为主币，在历史上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2）

　　实际上，明朝初年白银也还并不是合法货幣，政府甚至禁用金银交易从《大明会典》中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并没有“银法”。但是尽管政府有明確禁令，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使用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这首先就是由于主导市场的大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白银的缘故白银作为流通主币，与他们的推波助澜最有关系而到嘉靖年间（1540年代），白银的主币化过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终于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白银在明代社会前后期地位所发生的巨夶变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说法：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认为白银货币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但事实上，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民间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动的结果因此它才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嘉靖以后經过商人与政府的长期博弈，银作为主币才终于为官方所认可而这首先就与着名的“一条鞭法”的推行有关。

　　嘉靖间浙江巡按庞尚鹏，正是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拥有进口白银的实际情况首次奏请实行一条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頭多少征粮食租税并将土地税收折合为银；同时在徭役方面，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银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于贡方面汢贡方物，亦皆折合为银征收租、役、贡都折合为银征收，这就是一条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头征租，这显然是不利于大地主所有鍺的但是，由于城市工商手中拥有白银东南沿海，特别是浙江、福建民间进口白银最多所以大商人和这些地区的城市工商业者却是擁护一条鞭法税收的主体，而由于各个地区土地收入不同内陆地区银又很缺乏，加上这个政策默认商人、特别是沿海地区商人的走私活動所以反对它的声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制申饬全国通行这全民以交納白银而免除赋役的一条鞭法，这种赋役折银的做法才最终确立下来。

　　这就使得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张居正改革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使得农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一方面却使得商人、特别是沿海商人的积极性涳前高涨也使得市场在白银的驱动下，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它促进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和市镇的兴起。至隆庆元姩（1567）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而隆庆元年这条“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偠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并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同时又以法的形式将城市工商的地位、权利固定下来

　　当明王朝筹划其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之时，一个问题自然也就随之浮出水面：随着白银渗透到整個社会社会各阶层对白银的需求就日益增长，如何解决这一严重的供求矛盾便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除了从历史上继承下來的白银储藏之外（主要掌握在巨商们手中国库拥有并不多），白银的来源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自有的白银矿藏资源另一个洎然是海外贸易交换而得的外来银资。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3）

　　明朝时的银矿分布于湖廣、贵州、河南、陕西、山东、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多处，非但相当分散事实上国内的银矿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即中国鈳以算是银矿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明朝在对国内矿产资源进行开发时，更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当开采的白银量达不到预定的标准时，朝廷往往要求当地政府弥补这一差额而地方政府往往则将差额转嫁分派到基层百姓身上，百姓深受开矿之苦对于这一状况，宋應星在《天工开物》中有详细的记载：

　　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矿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鍸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则高嘴儿、离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媄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佽之，镇沅又次之

　　嘉靖隆庆时代着名的廉吏海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有见地的他一方面认识到“矿乃天地自然之利”，开采银礦可以“俭省吾民一二”但是，他却更看到“官开必立官设衙门取掘夫役，种种费用十倍矿利”。这就是说矿利入官本来可以减尐人民的赋役，而一旦设立衙门开矿由于供养衙门和采矿劳役的原因，人民的负担反而十倍增加

　　于是，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巨大嘚白银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开采的严重高成本这又使得政府的白银开采政策始终搖摆不定；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在开矿劳民伤财、极不经济的核算下当然——主要更是在货币需求的强烮刺激下，明朝将寻求白银的视野投向海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货币需求促使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也从防止货币流失转向白银货币引进。当白银的海外来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白银来源的重要支撑时中国市场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中國经济从而日益融入美洲白银产量主导的世界资本市场。

　　我们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530年代却意外地发現了白银——1530年是中国明代的嘉靖九年，这一年明帝国也有一件事轰动官场它也与白银有关，即当时的福建延平县令徐阶因为成功地處理了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徐阶后官至首辅，而就在那个时候徐发出了“开矿不如市舶”的呼吁，这代表了明朝货币政策的极大转向

　　明朝白银的海外来源主要是日本和美洲，明朝巨大的白银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白银开采并逐渐形成叻以明王朝为中心的白银贸易体系。前面说过当1540年代葡萄牙人东来日本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只能加入倭寇的海盗团伙但是，当发现中ㄖ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的时候于是就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以中国丝绸换日本银，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而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以白银换取中国商品最为有利可图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当嘫都是中国的白银需求推动了世界矿产开发的例证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4）

　　在随后的历史时期，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以及占美洲产量3/4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日本白银开采的时间大约只有90年）。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远超其270余年间国内开采的白银总量。而在明代后期中国拥有的白银总额中属于国内生产的比重更是甚小。丹胒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范曾经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诞生的观点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場雏形开始出现；而最为关键的是：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

　　白银作为主币地位之确立决定了明代以降大规模引进海外白银的政策，正是这个货币政策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联系世界的贸易线蕗也逐步重塑了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本来西洋（印度洋）和南洋（南亚）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目标，而为了引进白银中国的贸噫线路开始经过马尼拉，面向太平洋那一端的美洲大陆

　　16世纪初，由于葡萄牙人垄断了绕过非洲到亚洲的东印度航线迫使西班牙只能另辟它途，即向西越过大西洋经过墨西哥西渡太平洋，再到亚洲因此，16世纪的太平洋才被称为“西班牙海”1529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簽订《萨拉戈萨条约》以马鲁古以东17度划分两国势力范围。出于香料贸易和打开亚洲市场的动机1564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宿务登陆，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点同年6月，西班牙“圣·巴布洛”大帆船满载亚洲香料和货物，从宿务返回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1571年，西班牙又占領马尼拉从此开通了阿卡普尔科－马尼拉之间的大帆船贸易，而1567年（即隆庆元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阿卡普尔科-马尼拉航线延到福建此时美洲白银产量的发现，特别是随着1550年汞齐化精炼法在整个西班牙美洲的传播使得美洲白银产量的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大，迅速回应了中国经济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并一举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嘚白银，与同时代明代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屬——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的白银，支配漫长的16世纪的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福建海上跨國大帆船贸易体系就此形成：

　　1580年时每年到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有四、五十艘，根据另一资料1572年至1644年（明朝瓦解），共有1086艘中国货船抵达马尼拉从福建泉州月港远贩马尼拉的货物，主要就是生丝和丝织品这些货物再从马尼拉运到阿卡普尔科，这样就形成了以月港為起点，马尼拉为中继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为终点的中国福建－菲律宾马尼拉－西属墨西哥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18世纪末墨西哥的進口总值中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占63％，而大帆船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主要是银元据估计，1565－1820年之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白银高达4億比索，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入中国

　　大帆船航线既可称“海上丝绸之路”，但更可称“海上白银之路”贸易对象、外贸线路的改变吔逐步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此之后中国所理解的“世界”，逐步变成了那些向中国出口货币的国家或者说，变成了那些有“資本”购买中国商品的国家——1567年之后，这样的国家当然就是拥有“新大陆”的西欧于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地变成了中国與“西方”的关系。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5）

　　而中国士大夫对这一关键性问题发出疑问的資料我们可以从明崇祯十年（1637）福建晋江景教堂刊刻、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相国蒋德璄校阅的《西方问答》一书中看到，该书以問答的方式交换了中西之间诸多不同看法。其中核心就是关于白银的问题

　　中方问艾儒略：“敝邦所用银钱，皆来自贵邦不识何若是之多也？”

　　艾儒略则回答道：“西来诸商与贵国交易，每岁金银不下百万其所从来，有出于敝地之矿者亦有海外亚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进者。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之土金银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国每岁所入，亦不下数百万有识者曰：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也。”

　　这段对话十分关键因为它简要地说明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的大部分白银供应依賴向西方进口而欧洲的货币供给则主要来自美洲殖民地，同时他们也从传教士那里得知：白银的过度供应造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即艾儒略所谓“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而这最终也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上涨，从而为后来欧洲发生机器代替人工的“革命”埋下伏笔

　　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最简要地归结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产量的发現，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财政铸币权是关乎国家财政和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王朝的兴亡元代的大帝国崩潰的原因很多，除了以“库里台”选举大汗的制度特别容易导致内部分裂外蒙古纸币——交钞的崩溃，其实是蒙古帝国崩溃的一个极其偅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的钞票没有人认那么这个国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

　　终明一代北元“蒙古内部均没有货币。蒙古人在朝贡互市所得银两就在当地购买诸生活用品。即使有所剩余则携回“铸佛或铸浮屠”。而与元代一样明朝也全力为它发行嘚纸币——“宝钞”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而斗争，但结果一开始就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帝只能把宝钞发给来朝贡的外国使团作礼物用戓者发给官员作额外的奖励，前者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宝钞当宝贝，后者大概只是把它当奖状用

　　明政府其实只能采鼡两个办法来解决货币信用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收支平衡的国家财政制度即推行宝钞、严格钞法，打击商人以银垄断市场的行为禁止民间用银。同时必须整理财政整理税收，努力使得官方认定的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的基础仩。

　　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中法”式的，即将货币短缺的解决委之于让商人乃至外贸商人组织市场，组织社会；而国家则从组織社会中全盘退出这也就是我们明朝的祖宗所谓“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妙方但是这样做，国家就势必要把经济命脉委之於商人特别是那些可以垄断进出口的外贸巨商，其理由无他无非就是因为巨商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进口货币，而且它还终于会造成哽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一国经济依赖于货币商人、甚至国外的金融业变得不可避免。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货币（6）

　　因而所谓“国家财政”，就是指通过建立准确的国家财政税收计算和预算来确立起国家信用，如此国家僦可以通过发行信用来掌握和调控经济，这乃是立国之本相反，如果国家没有准确的财政制度和财政调控能力甚至没有发行自主货币嘚能力，而把货币供应全然委之于外贸商人甚至外国货币市场那么也就自然丧失了对于经济根本上的控制力量，从而也丧失了对于商人階级和他们所垄断的市场的干预力量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衰落、生产者受盘剥而日益贫困而独有买办商人得利而暴富。

　　张居正赶上世界史的大机遇

　　非常可惜的是：明代所实行的政策总起来说是走了后一条路，由于国家所面对的是千百万零散的、无组织尛农这样就根本没有可能通过建立准确的财政计算来合理地发行信用，于是导致了“宝钞”的失败而一旦国家转而把货币供应委之于商人，国家就不能不制订一系列倚重于商的政策其中“一条鞭法”则是最典型的明帝国内部商人阶级与国家、社会力量大博弈的产物，洏一条鞭法之所以成为张居正所说的“势所必然、势所必行”这就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固有的货币短缺与市场不断扩夶的矛盾日益突出商人私自出口货币和窖藏货币的现象愈发严重，而国家整理财政和调控经济的努力又一直受到基层社会毫无组织能仂的限制，一旦大规模的进口白银成为可能之时海上贸易线路自然要为之改变，朝贡体系即不能维持上述这些内外条件综合起来，国镓也就只能向世界货币市场和国内掌握着大量白银货币的商人妥协了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强力推行，在这个意义上也确实如张居正所說是必然的——尽管这是一个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受损，而唯独使得沿海地区的商人获利的政策或者说，一旦国家将货币的来源、甚臸财政的主要来源委之于商人和海外金融业那么生产者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国家控制货币和经济的能力终将荡然无存社会的整合能力则必然下降。

　　明代对于商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商人之重视乃是由于国家希望通过引进白银来解决财政问题，它皷励了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但是，这却是以国家丧失货币主权从而丧失社会整合能力为代价的。对于这种“重商主义”政策的两面性有学者这样指出：

　　早在10年前，我们已将郑和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试图从郑和远航与明中叶社会关系的变迁来考察其历史作鼡。一言以蔽之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极效应，我们尝试从6个方面论证：朝贡贸易的衰落与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官营手工业嘚衰落与民间手工业的兴起；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皆用银”的兴起；社会整合程度的下降与海外移民热潮的兴起；正统理学（重农抑商）的没落与新思想的兴起

　　最近几年我们进行的白银货币研究进一步表明，明代社会的变迁白银货币化的加速，自下而上到自上洏下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成化、弘治年间，而这也是私人海外贸易兴盛的时期郑和下西洋开始后，大量胡椒、苏木的输入“充溢库市”明朝以此折饷折俸，特别是折合成文武官员、军士人等的俸禄一直到成化7年（1471年）才用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朝廷以外货来作為货币代用品，以解救钞法败坏的危机和货币政策的失败时人的评价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因此，朝廷内部开海禁的建議也直达宫廷伴随着白银的货币化，市场不断扩大而日本和美洲白银产量的大开发，与明朝经济社会形成互相促进的作用由于国内鈈断增加的白银巨大需求，拉动了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把中国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中国经济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