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元大都遗址公园考古

原标题:走过京城这几座古桥,仿佛穿越过了宋元明清!

桥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坐标,

更是一座城市的前生今世,

在北京这座千年古都里,

有各式各样的古桥,有的已经上千年,

卢沟桥是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北京古桥,始建于1189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它被形容为一座巨丽的石桥,后来外国人都称它为“马可·波罗桥”,并且特别欣赏桥栏柱上刻的狮子,说它们“共同构成美丽的奇观”。两侧石雕护栏各有140条望柱,柱头上均雕有石狮,形态各异,据记载原有627个,现存501个。石狮多为明清之物,也有少量的金元遗存。古时,这里涧水如练,西山似黛,每当黎明斜月西沉之时,月色倒影水中,更显明媚皎洁,卢沟晓月从而成为古代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著名的“七七事变”发生在这里。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上;

交通:乘983、661、662、459、339、624、310、458、896、309路公交车或旅游车至抗战雕塑园站下车即到。

十七孔桥是古代汉族桥梁建筑的杰作。清乾隆时(1736一1795)建,是颐和园内最大的石桥。 桥由17个桥洞组成,长150米,飞跨于东堤和南湖岛,状若长虹卧波。桥上石雕极其精美,每个桥栏的望柱上都雕有神态各异的狮子,大小共544个。两桥头还有石雕异兽,十分生动。欣赏十七孔桥之美,有四时之美,有晨昏之美,但更重要的是从不同角度去领略,即站在园中各处望桥和站在桥上望园中各处。比如站在桥上眺望万寿山,这是十七孔桥的最好镜头。

门票:旺季(4月1日~10月31日)30元; 淡季(11月1日~3月31日)20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建宫门路19号;

交通:地铁4号线北宫门站或西苑站下车。

玉带桥于颐和园昆明湖长堤上,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单孔净跨11.38米,矢高约7.5米,全部用玉石琢成,桥面是双反向曲线,组成波形线桥型,配有精制白石栏板,显得格外富丽堂皇。蛋尖形桥拱,特别高耸,好似玉带。现在,桥头还留有乾隆皇帝的御题:东面是:螺黛—痕平铺明月镜,虹光百尺横映水晶帘。西面是:地到瀛洲星河天上近,景分蓬岛宫阙水边多。

门票:旺季(4月1日~10月31日)30元; 淡季(11月1日~3月31日)20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建宫门路19号;

交通:地铁4号线北宫门站或西苑站下车。

金水桥分为内外金水桥,建于明永乐年间,以元皇城的周桥为蓝本。

外金水桥:在天安门、太庙、中山公园前。共7座,三孔拱券式,南临天安门广场,北倚天安门城楼。桥栏雕琢精美,形似条条玉带,与古朴的华表和雄伟的石狮构成天安门前巍峨壮丽的景色。

内金水桥:在太和门前广场。共5座,单孔拱券式。造型秀美,同雄伟壮观的午门城楼和金碧辉煌的太和殿相映衬,引人入胜。午门之内,太和门前是青砖墁地的一个大广场,广场南部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着一条如弓形的金水河。河上并排横跨五座单孔石桥,是紫禁城内最大,也是最壮观,最华美的一组石桥。

门票:外金水桥免费;内金水桥位于故宫内,旺季(4月1日~10月31日):60元, 淡季(11月1日~3月31日):40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安门广场北侧

交通:公交 1、20、82、120、126、203、728路等至天安门东站下。

万宁桥是坐落在北京城中轴线上的一座桥,位于地安门以北、鼓楼以南,又称后门桥、海子桥。始建于元代,原名万宁桥,为元大都城内通惠河上的重要通水孔道,是元代大运河漕运的始点。因桥在地安门之北,地安门为皇城的后门,明清时期又被称为后门桥,2000年北京市对后门桥进行了整治修缮,毁坏的桥栏杆按旧样做了修整,桥洞下和河岸边的水兽被原地保留,并疏通了河道。同时,恢复原来的桥名“万宁桥”,建碑于桥畔。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外大街;

交通:地铁8号线什刹海站。

银锭桥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的前海和后海之间的水道上,始建于明朝,为南北向的单孔石拱桥,因形似银锭故称银锭桥,是什刹海的风景之一,燕京小八景之一。过去站在银锭桥上可遥望西山,故景名为“银锭观山”。银锭观山”是燕京小八景中的一景,在晴日的银锭桥上总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游人凭桥远眺,西山的轮廓在蓝天白云之下,美景蒙蒙;后海波光粼粼,两岸树影依稀,朴色悠扬。桥下水波粼粼,金光闪闪,桥畔杨柳夹岸,葱茏流翠;桥周围古宅相拥,胡同密集,古韵悠然;隐于浓荫中的王府、寺庙的屋顶飞檐依稀可见;桥的近处还有宋庆龄、郭沫若等多处名人故居,一派清雅幽静的氛围。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

交通:乘坐13、42、107、111、118、810、823、612路公交车,北海北门下车即到。

八里桥建于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南北走向,横跨通惠河,原名永通桥,后因东距通州8华里而被百姓俗称八里桥,为石砌三券拱桥。其实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可以和著名的卢沟桥相媲美,是拱卫京师重地的三座桥之一,长50米,宽16米,上有望柱33对,每个望柱上雕有石狮,石狮形态各异,不次于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八里桥不仅是风景名胜,还是古战场。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八月,三万清军曾在这里与英法侵略军展开了一场血战。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八里桥;

地铁:八通线八里桥站下车即到。

众所周知,北海公园最著名的的就是白塔和塔前面这座桥,没错,这就是著名的永安桥,同时也是北海公园内最大的桥。此桥原来是木桥,后来在乾隆年间改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桥,桥长85米,宽7.6米,连接着琼华岛(白塔)和岸边。每到盛夏期间,桥东侧的荷花大片大片的盛开了,白塔、荷花、大桥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相映成趣,美不胜收。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1号;

交通:乘坐5、101、103、109、124、685、614、619路公共汽车在北海公园站下车。

房山区境内最大的石拱桥,其规模仅次于卢沟桥。嘉靖二十五年建成。石桥南北向,横跨琉璃河上,全长165.5米,宽10.3米,高8余米,共11孔,中孔最大。拱券正中雕有精美的兽头。桥体全部用巨大的石块砌筑,桥上建有实心栏板和望柱,其上均雕有海棠线等纹饰,堤面铺以巨型条石。从修桥到路堤建成,前后20余年,琉璃河石桥,是北京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石桥之一。

地址: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北的京石公路上;

交通:乘835路、835路快、838路、917快、917路快车延长线、房27路、房28路到“琉璃河”站下即到。

图文均来源于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

原标题:寻觅宋元海上丝绸之路财富源头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最成功的时代。它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国家财政的增收以及本国人民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体现在通过海上丝路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促进了财富在沿线国家间的流动并持续增长,是始自中国惠及全球的千秋伟业,是中华和平崛起与世界携手共富的最好证明。

宋元时期特别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元经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工商业发达。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而在工商业的税赋中,对外贸易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而这一切,均要仰赖被宋元视为黄金生命线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以宋高宗赵构才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既然宋元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给沿途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财富,那么承载财富的主要商品是什么,其源头和起点又在哪里呢。

一、瓷器成为国库收入和世界各地创富的主要工具与载体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沿线国家也开始以陶瓷代称中国。自Seres(丝)到China(陶瓷)的称谓变化,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陶瓷在海上丝路中的主导地位。那时,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国的商船,船中大都是瓷器商品。

宋代记述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这样表述瓷器海运情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船舱的所有空间,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文宽研究员在《中国古瓷考古与研究五十年》一文中总结道:“中国瓷器可称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大、销售地点最广的商品。”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著述的《陶瓷之路》一书中,干脆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

探究瓷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大宗商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陶瓷的性价比高,需求量大,又极受国外欢迎,从业者能获取较大利润;二是海上运输方便,装载稳定后不易碎,运量又大,一些大船一次运载竟达10多万件。同时瓷器又是远洋帆船最好的压舱货物,装在底舱,还可以防止茶叶和丝绸等商品受潮,一举数得;三是自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开始的瓷器等商品可以代币直接博易等规定,也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极大地促进了瓷器的出口外销。

瓷器出口量虽然大得惊人,需求却还是远远不能得到满足。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的珍藏和身份的象征。为此,世界各国一些有心的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来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学习中国的制瓷技艺。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从仿制到创新,均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中国瓷器真正成了联通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帮助他们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二、龙泉青瓷成为宋元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瓷器的主要代表

青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所以青瓷有“瓷器之母”或“瓷器鼻祖”之称。龙泉青瓷,承自越瓷,始于南朝,兴于北宋,盛于南宋。龙泉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

烧制龙泉青瓷的龙泉窑既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又是宋代“龙泉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八大窑系之一。

“中国陶瓷研究之父”、原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馆长陈万里曾先后8次到龙泉大窑等地考察古窑址,他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

研究中国宋史的日本专家小岛毅教授著的《宋朝:中国思路与宗教的奔流》一书中明确阐述:“宋代陶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比起黑瓷和白瓷,当时的宫廷更喜欢青瓷。南方的产地是处州龙泉县,龙泉窑继承了自古繁荣的越窑的传统。”“因为占沿海的地利,所以出口量很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陈桥驿在为《龙泉县地名志》作的序中说:“一千多年以来,就是这个县份,以它品质优异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额财富,赢得了莫大的荣誉”,“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青瓷开拓出来的。”

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刘刚、李冬君夫妇发表的《宋朝的大航海时代》一文中指出:“宋代最为流行的不是景瓷,而是龙泉瓷,宋朝五大名窑,其中哥窑就是龙泉瓷的代表,其余四窑,都属于宫廷品位,不入西洋之流,不在外销瓷的范畴,唯有龙泉瓷,对内能满足精益求精的宫廷品位,对外能行销世界。那时,景瓷初兴,青白瓷跟着龙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

2009年9月30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是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

从出水的“海捞瓷”中也可以发现龙泉青瓷在海上丝绸之路所运载的瓷器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1984年,韩国考古界打捞出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在这艘船上,共发掘出了17000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就有12300多件,占比高达72%。

龙泉本土青瓷研究专家方海、方岳在《日本的“龙泉青瓷热”与其体现的禅意美学特点浅析》(《艺术与设计》(理论版2016年第11期)一文中也指出:“尤其是在日本出土的13世纪下半叶(元初期)至14世纪中叶(元后期)的中国贸易陶瓷中,龙泉青瓷已经占主流地位,成为中国贸易陶瓷的代表。”

三、龙泉及其瓯江两岸是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内陆地区最重要的起始地与财富发祥地、输出地

说起宋元时期最繁华富有的城市,人们自然会想到北宋开封、南宋临安、蒙元大都以及具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称的泉州等,但若论传统手工业特别是制瓷业的发达及高GDP,或当首推盛产青瓷宝剑的浙江龙泉及其瓯江两岸。

瓯江流域制陶业源远流长。瓯江的瓯,古时即指陶器。瓯人善于制陶,瓯江也因此得名。1997年遂昌县好川文化遗址发掘中也发现,处于良渚文化晚期的原始瓯人尤长于制陶,并在生活中广泛使用陶器。从制陶到制瓷,漫漫历史长河中,龙泉的匠人们代代传承,让青瓷的星星之火燃遍了瓯江两岸、漫山遍野。

宋元时期的龙泉城市面积达6平方公里,人口达十余万。街上商业兴旺,各种瓷器店铺林立,国内外来此做青瓷生意的商贩往来街巷,热闹非凡,是真正的瓷都。穿龙泉城蜿蜒东去的瓯江,全长达388公里,是浙江第二长的江。江两岸瓷窑星罗棋布,窑火相映成趣,十分壮观。

如果,能够梦回宋元,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龙泉及瓯江两岸,才是宋元海上丝路内陆地区最主要的起始地。

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大宗商品龙泉青瓷——从设计备料到生产制造再到装船运输的整个过程。这比起从海上港口算起的起点,从内陆主产地起始的起点,会让海上丝绸之路更加完整、更加丰富、更加波澜壮阔。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八百里瓯江》一书指出:“大量的史料与考古报告可以证实,宋元时期的瓯江沿岸航运业与造船业十分发达,港口兴盛,著名的龙泉青瓷成为早期海上贸易的重要物品之一。”“八百里瓯江,历来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节点。”

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刘刚、李冬君夫妇在上文中还提道:“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点转到了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走东洋,或经由明州转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广州、泉州转口。”文中明确提出“陶瓷之路的起点就在瓯江上游”。

如果,能够梦回宋元,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龙泉及瓯江两岸,还是宋元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财富的主要源头和发祥地。

龙泉市青瓷协会会长徐定昌曾在接受《浙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据史料记载,沿瓯江两岸共发现宋元时期青瓷窑址500多处。龙泉青瓷每年出产量达2000多万件,其中出口估计达1000多万件。”这个数量当居全国各瓷器生产地首位。

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在文中也指出:“在明代前期墓葬中,龙泉青瓷的出土量远比景德镇青花瓷为多,说明民间用瓷在明弘治年间仍以龙泉瓷为主。”

另据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8年1月2日报道,800年前龙泉是“国家级出口基地”,出口量达1000多万件。据《大明会典》第194卷载:当时外销青瓷盘每只价为150贯(宋元时期1贯为1两银子,1两银子约合现在500元人民币)。若按年外销量和平均单价均减半的保守估计,即年出口量为500万件,平均每件75两银子,则销售价值可达3.75亿两银子,约合人民币1875亿元,相当于2017年龙泉所处的丽水市1300亿元GDP的1.44倍。

龙泉及瓯江两岸成为宋元全国制瓷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内陆地区主要起始地和财富的发祥地、输出地,有其必然性。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具备了制瓷业迅猛发展的所有条件。

一是在制瓷材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龙泉山区土肥林茂,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十分方便。而到处都有的低丘缓坡又非常适合建造烧制青瓷的龙窑。特别是龙泉丰富的瓷石资源、瓷土和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为龙泉青瓷成为中国宋元时期瓷器代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水路交通十分方便。瓯江水道干流支流十分发达,水网密布,许多瓷窑依山傍水而建。瓷器成品出窑后,窑主可以较少的人力就能完成搬运、装船、运输等工作。这些瓷器等商品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顺流而下,然后转由温州、泉州等通商口岸,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

三是修生养息、躲避战乱的好地方。整个宋朝,硝烟四起,战乱不断。逐渐缩小的疆土,也是无处不被战争的阴云笼罩。而处州龙泉,山高林密,水深流急,易守难攻,既是南宋王朝理想的备选陪都,更是北方迁徙而来的士农工商躲避战乱、从事生产生活的佳境。龙泉市文联主席王振春在其主编的《还原繁华——宋朝的龙泉》一书中就提出,有“瓯婺八闽通衢”之称的龙泉实际上是南宋的“陪都”,在龙泉的下樟村目前还留有南宋行宫遗址。(作者

}

摘要:龙泉窑青瓷以其青翠如玉的釉色闻名于世,目前还未见到宋代以前记载龙泉青瓷的文献。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

龙泉窑青瓷以其青翠如玉的釉色闻名于世,目前还未见到宋代以前记载龙泉青瓷的文献。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王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似乎告诉我们龙泉青瓷早在五代就已被宫廷所青睐。上世纪90年代杭州南宋皇宫遗址大量出土南宋龙泉窑青瓷残片无可置疑地确定了龙泉窑的地位,元大都、南京、北京等皇家遗址都大量出土宋、元、明龙泉青瓷残器,足以说明龙泉窑贡瓷从五代到明早期从未间断,以满足于当时最高统治皇朝的需求。

  对于南宋时期在龙泉是否设置过官窑,在古陶瓷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曾有观点认为“南宋龙泉溪口窑黑胎青瓷与南宋杭州郊坛下官窑无论是造型和釉色难分伯仲,最大的区别是郊坛下官窑多数有支钉垫烧,而龙泉溪口窑是没有支钉烧制的”。我不知道这位学者对龙泉窑了解有多少,至少他没有见到过宋龙泉支钉烧,其实南宋龙泉溪口和大窑都曾采用支钉垫烧法,而且不但有黑胎支钉烧,也有白胎支钉垫烧。

  笔者收集了一些出自于龙泉窑址和杭州工地的南宋龙泉黑胎青瓷和支钉烧标本,这类龙泉黑胎青瓷做工之精致比之郊坛下官窑毫不逊色,有的精美度比宋官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胎釉特征为薄胎厚釉,紫口铁足,还有土黄与砖红足是窑温欠烧或过烧形成的,釉色有翠青、粉青、天青、米黄、灰青,多数开冰裂纹、鱼子纹,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百圾碎相似。

  支钉烧法早在唐代四川邛窑就已出现,五代耀州窑也有支钉烧法,北宋汝窑更是把支钉烧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细如芝麻,精致无比,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和汝窑的支钉烧法,而龙泉窑的支钉烧法显然是受宋皇室南迁的影响,在南宋前期的龙泉大窑就发现过白胎支钉烧的碗底,此碗底足外撇,六枚支钉垫烧,从削足技法看明显有北宋遗风。从制瓷技术工艺角度上看,支钉烧法是不利于成型的,应该说垫饼支烧更能提高制作成型技术。为什么当时龙泉窑工弃易用难呢?这些支钉烧制的龙泉仅仅是为了仿制官窑或汝窑吗?显然不是,况且龙泉支钉烧法不会晚于南宋官窑。我国一些著名陶瓷学者通过现代科学数据分析龙泉黑胎青瓷与传世哥窑的化学成分相差悬殊,由此推断龙泉哥弟窑之说纯属传说。龙泉这批精美绝伦的黑胎青瓷被否定哥窑后又有仿官窑新说,目前大多数古陶瓷学者都普遍认为龙泉黑胎青瓷是仿南宋郊坛下官窑。可是问题又来了,目前尚无人把龙泉黑胎青瓷和郊坛下官窑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其正确年代,如果龙泉黑胎青瓷早于郊坛下官窑,那么仿郊坛官之说的可靠性也不复存在,如果是同处一个年代你又凭什么说是龙泉窑仿烧郊坛下官窑呢?

  况且龙泉窑址从五代北宋至元明的堆积层从未断过,而郊坛下官窑只不过是宋皇室南迁后才建造的,如果龙泉青瓷排除仿官可能性,那么它是哥窑吗?根据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察结果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科学测定,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中出土的青瓷与传世哥窑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相同。这结果印证了元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载“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辩”’,恰巧说明了元代老虎洞窑是仿官之作,也可以推测文献上记载的宋哥窑就是龙泉黑胎类青瓷,而老虎洞元代仿官之作因历史上的战乱和古人的错误认识渐渐演绎成哥窑。其实李辉炳先生早年就提出,考古学者在龙泉窑址发掘的黑胎青瓷的特征与文献记载的哥窑是一致的。本来哥窑的面目已水落石出,可就是因为所谓的传世哥窑为老虎洞元代仿官的历史错误定位给哥窑蒙上一层面纱,使哥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反而真正历史上宋代龙泉烧造的哥窑一直被世界各地博物馆定为宋官窑,清官旧藏定为南宋官窑的至少有部分是典型的龙泉烧造,于是乎北宋官窑、郊坛下官窑、哥窑、修内司官窑、龙泉黑胎青瓷,完全混淆在一起难辨是非。

  有学者提出,最早谈及哥窑的是明宣德三年的《宣德鼎彝谱》,后来嘉靖时郎瑛所著的《七修类稿续编》载:“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唯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多断文,号曰百圾碎。”清光绪《龙泉县志》及《燕闲清赏》、《博物要览》等文献都提到哥窑,但是没有发现宋元文献提及哥窑,于是便否定哥窑是宋代的,这种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宋元文献尚未发现有关哥窑记载,但并不等于宋代没有哥窑。我想明代《龙泉县志》记载哥弟窑之说绝非是空穴来风,因古人编撰的县志往往最忠于前人之作,宋元明清相互继承,只可惜至今尚未发现宋元《龙泉县志》,也使历史上的宋哥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陈万里先生是我国陶瓷考古界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并把窑址实地考察与现代科学和书本知识相结合研究的开创者,他曾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交通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共八次去实地考察龙泉古窑址,这种对龙泉古瓷钻研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他在1941年9月19日的日记上这样写到“此次来龙,曾听某估(估当时是指古董商人)说龙泉古窑址出来黑胎物品,到了上海,专销几位研究古瓷的外国人,就说是杭州乌龟山出来的东西,并且说得煞有介事的,哪一处地方出土,出土的情形是怎样,当然还要编造一串假事实,于是一件龙泉黑胎物就可以冒牌出卖它一个高价。事情既然是这样,所以龙泉的黑胎,虽说是有了这样的幸运,其实可惜了龙泉的真价值,而竟戴上了毫不相干的乌龟山官窑的高帽子。”

  看到这里,我深感惆怅,因为陈列各国博物馆的很多龙泉黑胎青瓷至今还戴着杭州官窑的帽子,在学术界龙泉黑胎又戴上“仿官”之名称,大窑烧造的一批精细南宋龙泉又出现“杭窑”之说,现在龙泉哥窑之说又变得虚无缥缈,究竟龙泉黑胎瓷器的真正面目和地位在哪里?相信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以及考古界的努力,历史总会澄清龙泉窑黑胎青瓷的真实面目!

}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元大都遗址公园 的文章

更多推荐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点击添加站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