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花环来之不易。戴上它，能感受到光彩夺目的荣耀，也能感受到沁人心脾的警醒。那里面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值得思索、也不能忘却的事情。

不能忘却之一：为什么卢沟桥竟然成为中日战争爆发地点？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年年月月，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如果有一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发问： 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我们这些懂事的大人，该如何回答？

孩子问得对。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1937年7月7日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卢沟桥事变，别说不懂事的孩子、连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了：华北地区全部日军最高统计数字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29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人不但已经如此深入了你的领土，还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一个月时间令华北沦陷，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当时东北地区日军1万余人，张学良的东北军人数达19万。19万人也未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宁，三个月占领整个东北。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我们必须直面那些令人不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000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开辟空前的割地赔款。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10天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亿5千万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 “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

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最初约定驻军人数为8200人，日军400人。后来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日本明里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暗中则扩大编制，一步步将驻屯军由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国家本应拒对手于千里之外的核心区域，战争发生以前竟然人家已经久据于此，形成“卧榻之上他人可以酣睡”、“卧榻之上他人长期酣睡”的局面，这是多么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

中国近代历史，往往是先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下一场灾难。正因为面对侵略一败再败，才签下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正因为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才酿成七·七事变前略者已经挺进到眼皮底下的局面。

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当年中国政.治有多么腐朽、中国军事有多么衰弱，就不会明白腐朽与衰弱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灾难。

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

从1937年7月的“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我们常说的8年抗战。从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则是更加真实的14年抗战。但是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却只有短短的3年零8个月时间。这是怎么回事？

七·七事变之后10天，即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态度不可谓不坚决。

为什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了10年零3个月，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全面抗战已经开展了4年零5个月，国民政府才终于正式对日宣战？

无须讳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参战了：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于是才终于有了12月9日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如今天很多国人未想过为什么卢沟桥是战争爆发地一样，很多国人也不知道迟至1941年12月9日中国才对日本正式宣战。 卢沟桥作为战争爆发地是耻辱，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就不是耻辱了么？

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Unconditional 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执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了，竟然还未向对方“正式宣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

首先出现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又出现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要“蒋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

1939年3月又有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本方面在香港悄悄谈判，得到消息的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谈判才夭折。

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被日方列为“桐工作”，称“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当然应该理解当时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困难局面。也不能说与对方接触不包含权益之计而都是出卖与叛变。毕竟国民政府苦撑到了最后日本投降。毕竟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国”。

当时所说的“弱”，是指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至于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则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承认。

8年抗战也好，14年抗战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虽然有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1935年5月“张北事件”、1937年7月“七·七事变”，但 没有一个事变使国民政府痛下决心与侵略者彻底决裂、撕破脸皮正式宣战，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

再也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退人之兵的了。直到美国对日宣战，才看到有胜利希望，最终鼓足勇气“对日正式宣战”。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中日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该怎样了结？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警告美国人时讲过一段话：

“ 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真实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扎人的荆棘，不是妩媚的花环。

不能忘却之三：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在显露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伪政权内部矛盾丛生。而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将王克敏管辖的华北地区实权悉数收回，用另一个大汉奸王揖唐去取代，弄得王克敏在周佛海面前大倒苦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

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抗战期间中国出汉奸很多，为什么？

一是弥漫于统治阶层的失败主义。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的当时大有人在。

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别人面前。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别人一切都好的心态，当时十分普遍。

臭名昭著的日军生化部队

三是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只知个人，不知民族。

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周作人不签。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过汪伪政权北大图书馆长聘书，后来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

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衬和帮凶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气节么？

四是长期封建社会影响，只知小家，不知国家。

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这段话极其深刻。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从来是“家天下”，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

不能忘却之四：为什么日本侵略者以为短时间可灭亡中国？

以上几条，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轻视中国了。长期以来有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说法。准确的说，只有日军参谋本部《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出现类似描述：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当然根据他们的逻辑，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就相当于征服中国了。

侵略者轻看中国，源于中国统治者阶层抵抗意志薄弱。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清政府为息事宁人，付50万两白银让日本退兵，默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当时英国人李欧尔卡克就说：“台湾事件是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但是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

1875年日舰闯入汉江河口，朝鲜还击，日本派人来华试探态度。总理外交事务大臣奕欣告之：“朝鲜虽属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自行专立，中国从不与闻”；不但将自己藩属国出卖，更为后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埋下伏笔。

侵略者轻看中国，还源于两国工业能力的差距。

到1937年全面侵华前，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一架也产不了；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一辆造不出来。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火炮口径和装甲厚度优于日本联合舰队，却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覆灭。1937年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年代更为巨大了。

侵略者轻看中国，更是看透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

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坂垣征四郎说过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个“中国通”的这番话，真正戳到了我们痛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个元凶石原莞尔，在中国搞化装侦察，穿着破烂扮作苦力，几次被当地警察扒光搜身，抄走最后一个铜板。石原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结论：中国官府对民众苛刻，一旦有事，民众不会站到官府一边共同担当。此人一到东北就口出狂言：“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

另一个也是“中国通”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1932年“1·28事变”后描述自己赴上海参战的心情“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子飞到淞沪战场”，周围则是“怀着必胜的自信心，抢着同中国军作战的陆军兵将”。

这些人就是以这种心理状态，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的。他们看透了中国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带来的软弱，看透了民众与政府的游离与对立，看透了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的首领率领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

“落后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就如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经唱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不能忘却之五：为什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短时间灭亡中国，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掌握的有限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华北战场几乎一溃千里，华东和华中战场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也未挡住日军进攻。事实很明显：仅仅靠正面战场和正规军队，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取胜。

真正发现全新取胜资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说得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还有一句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了：“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触到了中国至弱的根源。

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上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摧残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麻木、散漫、冷漠甚至无为的绝望。

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对这一精神状态的传神描述。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由于未能认识到普通民众中蕴藏的伟力，不把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唤醒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重点。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再到孙中山组织的一次又一次会党起义，基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改造，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 是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空前地动员与组织起来。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各自分工合作，为抗日救亡努力。

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儿童，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由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结成的铜墙铁壁。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样，被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心底。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不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而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那里有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和唤醒。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那些洋洋自得、以为短时期就可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巨大悲剧所在：原来以为对手只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现在发现还必须面对觉悟的、有组织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

曾在中国尝尽甜头的侵略者跌入它们最大的战略失算：完全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力量。由中国共产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

不能忘却之六：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回答“蒋廷黻之问”？

纪念抗日战争从来不乏争论与设问：谁领导了这场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哪个作用大？国共双方都打了多少战役？各自歼灭多少对手？……仅仅把抗日战争看作是一场军事冲突，似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物那样讨论：你的多？还是我的多？这些问题争多少年，也没有一个能超过“蒋廷黻之问”。

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历史把它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几千年不曾认识的自己拥有的力量。这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民众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迈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

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1912年成立的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余年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历史证明： 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全民抗战中的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摇篮。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繁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今天回顾可以清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的到来。

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同样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 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这句话说出了一百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2014年3月，我们领导人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也讲了一句话：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1926年2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朋友反对，住进协和医院，施行割肾手术。不料，所割除之肾，经检查并无病变，而尿血症也未见康复。于是医生又说病因在牙齿上，拔取牙齿七枚，而尿血症依旧没好转。医生们只好又改称毛病在饮食，把梁饿了数日，尿血症更甚，最后溘然长逝。虽未被西医救起，然而临死前，梁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西医。

　　◎ 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义无再辱”的遗笔自沉后，梁漱溟闻讯赶往，“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 蒋介石掌权后，多次要吴稚晖出山。吴表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吴一生有许多官衔，但多是虚职。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倒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并未到职。

　◎ 1927年底，蒋介石娶宋美龄而舍陈洁如。与其说蒋与宋美龄联姻，不如说是同江浙财团联姻。据载，蒋介石为了与宋家挂钩，在孙中山去世后，一度还曾向宋庆龄求婚。宋庆龄在一次与斯诺的谈话中披露了这件事，斯诺在文章中写道：“孙文于1925年逝世后，蒋介石透过媒人向她求婚。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就一口回绝了。”

　　◎ 在举行婚礼的当天，蒋介石发表了《我们的今天》一文，以表革命、爱情两不误之意：我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从今开始我也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深信人生若没有美满姻缘，一切都无意味。所以，革命应当从家庭开始。我们今天结婚，就是为了建筑我们两人革命的基础。

　　◎ 结婚前蒋介石曾登报声明：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称“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云云。蒋、宋婚事，党政要人争送厚礼，而李宗仁认为：“我们革命军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因此，唯独蒋的拜把子兄弟李宗仁没有送礼。

　　◎ 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制造了安庆惨案。郭沫若溜出安庆，来到南昌，在朱德寓所里，写下了讨蒋檄文：“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尤须急于地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 唐生智一个手下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介石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 1922年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80岁的外交总长伍廷芳逃出火海后，坚持登上“楚豫”舰，对孙中山说：“恐怕我没有替你出力的时间了。”几日后，伍在陈炯明的炮火声中因惊愤成疾，亡故于广州。孙得到噩耗时，伤心不已，对左右说：“陈逆叛乱，祸国殃民，但总长忧劳过度，遂而不起，我们后死者，应同心努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真灵，完成革命大业。”

　　◎ 陈炯明死后，吴稚晖写的挽联是：“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 叶德辉最后一次向世人显示他的存在是1927年。当时北伐军胜利推进，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戏作一副对联给农协：“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批是：“斌尖卡傀”。竟然骂农民协会是杂种、畜生，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之东西。农民兄弟自然饶不了他，将这个不与时俱进的大地主给结果了。

　　◎ “前门送走老虎后门来了狼，齐燮元赶走卢永祥呀，又来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接着又是孙传芳，走马换将，鸡鸭鱼羊一抢光！”军阀混战时期，瞎子阿炳经常如此自编自唱。这也是一介草民的历史观。

　　◎ 一次吴稚晖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谈笑，他毫无架子，所以人家也不知道他就是吴稚晖。忽然一个人认出了他，说：“你莫非是党国要人吴稚老？”他说：“无锡老头子，面孔都是一样的，你不要看错人哟。”

　　◎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称，“独裁制度是和平、安宁、秩序、公道的破坏者”“无论在开明或黑暗的独裁制度下，它最大仇人是思想自由。独裁制第一步工作，即在用一个模型，重新铸造国人的头脑，这就是思想统一运动”。独裁制的结果，是使“国民成为绝无思想的机械”。

　　◎ 抗战前，商务印书馆执全国出版界之牛耳。张元济任商务总经理。商务系股份公司，不明真相的人却以为是他的私产。社会上还谣传他女儿出嫁，陪嫁就达银元30万，所以他一直是绑匪心中的大肉票。1927年，几名绑匪劫持了张元济，索赎金30万。几经周折，弄清楚张的经济情况后减为4万，最后以1万赎出。

　　◎ 华罗庚幼年家贫，经常辍学。多年以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学数学设备简单，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而已。1929年，华罗庚19岁的时候染上了极其可怕的伤寒症。由于没钱根治，导致左腿残疾，他走路要左腿先划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他戏称自己走路是在做“圆与切线的运动”。

　　◎ 1929年，上海大中华、百合影业公司摄制完成古装宫闱历史片《美人计》，这是中国第一部古装宫闱历史片，改编自《三国演义》，由朱瘦菊编剧，陆洁、史东山、王元龙、朱瘦菊联合导演，总计拍了24大本。但因耗资过大，公司竟没有捞回本钱。

　　◎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厘定官员薪级。冯玉祥当时任军政部长，级为特任，月薪800，公费1000。冯认为太多了，只要200，余款1600捐充图书馆费用。其实国府委员乃是拿钱不做事的官，800一月还有人提议要加薪。冯知道后说：“日本人出兵山东，没有人敢说句话。我们连猪也不如，猪吃了主人粗糙饲料，还生肉长毛！我们凭什么要拿主人许多钱不做事。”

　　◎ 1928年，蒋介石夫妇到开封会晤冯玉祥。冯玉祥夫妇率各机关公务人员往车站欢迎，冯带头高呼：“欢迎蒋总司令来领导我们！”“欢迎蒋活财神来救济我们！”他称蒋为“活财神”，含调侃之意，同时还暗示河南很穷，不要指望河南向南京交纳钱款。

　　◎ 1929年，陈寅恪在《北大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说：“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1929年，张宗昌挟直鲁联军总司令之威，进入北京，先杀《京报》社长邵飘萍，继杀《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以威慑批评军阀的北平新闻界。各报对暗杀行为敢怒不敢言，唯《世界晚报》成舍我以头条大字新闻揭露军阀。成当晚就被捕。与邵、林被捕当晚即被害不同，那天正好是张娶姨太太，无暇顾及杀人。成舍我夫人求做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孙宝琦保救。经孙说情，成得免一死，由张的副官持名片押解，名片上写“送去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也回以“收到成舍我一名”。

　　◎ 张宗昌本是一介武夫，数学学得极差，人称其有“三不知”：不知手下到底有多少士兵，不知腰里有多少银子，不知房中有多少小老婆。据说此人爱好诗文，还出过一本诗集，这首《咏泰山》就是他写的，不知是真是假，如次：“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真是个天才！

　　◎ 1923年秋，张作霖派郭松龄到张宗昌部校阅部队，实则要遣散张宗昌所部。郭到后便大挑其刺，张憋了一肚子气，对着参谋长骂郭“真是个傻”，不意恰巧被郭听到，就质问：“你在骂谁？”他反应敏捷：“傻是咱的口语，不是骂人。”郭愤然道：“我操你亲(ma)，这也是我的口头语！”搞得张龇牙咧嘴。

　　◎ 刘玉章，老粗也，却也不失为至性之人。有一次部下认为不公，有怨言，他挺身而出，大骂道：“我爱你们，我是鸡(ba)，你们是鸡(ba)毛，拔哪一根我都疼，我对谁都一样，绝对公平，都是他妈鸡ba毛给我下去！”这一骂，将部下骂成了下部。

　　 ◎ 张宗昌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次周转不灵，军饷发不出，部下闹，他大骂：“混账！王八蛋！发不发饷能闹吗？我爱你们，我是嫖客，你们是biao子，嫖客会欠biao子的钱吗？饷会发的，都他ma的biao子给我下去！”

　　◎ 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了讨蒋的中原大战。阎、冯两部预定在豫、晋交界处的沁阳会师，以求一举聚歼驻河南的蒋军。谁料想，冯的参谋在拟制命令时，误将“沁阳”写成“泌阳”，正巧河南南部的泌阳一地，与沁阳相隔百里。结果冯部误入泌阳，贻误了聚歼蒋军的有利时机，使阎、冯联军处处陷入被动，一撇之误，导致反蒋失败。

　　◎ 北伐时，孙传芳听从丁文江、蒋百里劝告，袖手了一段时间。北伐军到了武汉阶段，孙大帅可战可和时机已到，丁文江前去见他，劝他不要与二张（作霖、宗昌）合作，孙说：“我不能不与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了。”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得着许多了。”接着便起身到天津去看张大帅了。

　　◎ 曹聚仁说吴佩孚是山东蓬莱的秀才，在北京城外摆过测字摊，“他的学问再好也是有限的”。吴佩孚向秦德纯解释易经“亢龙有悔”，亢即过也，离开了法度，一定会陷于悔。他举张勋为例：“段合肥继袁项城掌握北洋兵权，门生故吏遍中国，假如其公忠体国，一秉大公，则直皖战争就不会发生。但合肥后来闹参战借款、扩充军队、铲除异己，就是‘亢’；我们挥师北上将其摧毁，就是合肥的‘悔’。”

　　◎ 1928年7月15日，胡适谈《贞操问题》：“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失身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娶一个被污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何区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 吴宓恐离婚有损名声，想娶两个老婆，以此求教于陈寅恪。陈告诉他：“应持道德，悬崖立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陈先生在美国初识吴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

　　◎ 1928年1月，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开始围攻鲁迅，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

　　◎ 1928年，唐生智派出代表宴请胡适，想请他出山。胡坚辞不就，并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这样勾搭我，是没有用的。”

　　◎ 徐志摩为《新月》所写的发刊词开头引述了两句话，一是《圣经·创世纪》中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二是雪莱《西风颂》中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928年2月，李叔同因政界失意，在杭州灵隐寺落发为僧，法号弘一，后到浙江慈溪伏龙寺做客师和尚。次年，他把一生诗作精心挑选，认真誉写，汇编成册，藏于高柜中。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史良、邹韬奋、沙文汉等人屡上伏龙山拜见法师，希望能将诗稿付梓，但遭到弘一的断然拒绝。于是丰等人就用食物贿赂一个叫小玲的小姑娘，叫她帮忙把诗稿偷了出来。这姑娘年方8岁，深得法师疼爱。丰把弘一法师的每首诗都配了画，由邹负责，交商务印书馆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书名为《护师录》，并将新出的集子及稿费18700元邮寄给弘一法师。法师十分恼火，写信把丰臭骂一顿，使丰再不敢上门。

　　◎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据说对西安事变他晚年心生悔意，说自己对不起蒋先生，后来中共再三邀请，终不履故土。

1991年5月，邓颖超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正在纽约的张学良，邀他回大陆来看看，信中有云：“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张学良回复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话虽如此，但终未踏上故土半步。

　　◎ 1932年6月，汪精卫指责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其时汪精卫民族气节犹在。

　　◎ 金岳霖谈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

　　◎ 王国维号“观堂”，罗振玉号“雪堂”，董作宾号“彦堂”，三人均为精研甲骨文的名家。后来郭沫若在日本潜心钻研甲骨文，自号“鼎堂”，其意就是表明自己要赶追王、罗、董“三堂”。

　　◎ 曾约农在长沙树德中学兼课时，养有一只狼狗，高大威猛，他天天带着狼狗安步当车前去教课。讲课时，此犬就蹲伏在讲台旁边，对着学生，一动不动，宛若文殊、普贤菩萨法座前蹲伏的狮虎，据说课堂纪律颇好。

陆征祥四度出任外交总长，正是他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也使其外交理想彻底破灭。退出外交圈后，陆皈依基督教，入布鲁塞尔圣安德鲁斯修道院当修士。一次，国民政府驻日内瓦国联代表颜惠庆专程去拜访这位老上司。一见之下，大吃一惊，此时的陆一脸营养不良的样子，简直和街上穷困潦倒的老人没有区别。颜马上拿出钱送给陆，陆婉言相拒，称自己立誓安贫从教，如收钱也将交院长。1949年1月，陆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 1929年春天，唐生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谭延闿偶然向唐生智流露了自己的为官心态：古人所称“允执厥中”的“中”字是第一要诀，此外还有个“混”字是第二要诀。谭死后，胡汉民送去的挽联是：“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在眼中。”

　　◎ 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罗颇有一些抱负，开始招收女生，淘汰了一批教授，大量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当时蒋廷黻正任教于南开大学，颇有名望，罗有意请他，遂亲赴天津。而蒋在天津住惯了，不愿走。罗左右搬不动他，只好耍无赖：“先生若不去清华，我就不走了，一直坐在你家。”说完就坐在蒋家熬了一夜。蒋被搞得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去清华。

　　◎ 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仿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留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脸面，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 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志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这话让胡适极为不受用。

　　◎ 沈尹默大师多寿，84岁才谢世。他做北大教授多年，晚年在上海鬻书自给，近视近2000度，对面不能见人，却能写蛛丝精楷。

　　◎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逻辑上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 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教授张弓在报刊发文，指北大教授郭绍虞所著《修辞学》一书，系抄袭他的旧作。郭闻之，乃在津报登大幅广告，列举两书之不同，说明绝非抄袭，最后称：“君名为张弓，亦不应无的放矢。”

　　◎ 一次，梁思成作学术报告，拿自己的假牙现身说法：“我是个‘无齿之徒’。牙齿都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了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无一天中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他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签发中共中央文件，陈独秀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自称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对斯诺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 “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辅仁是座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这是“七七”事变前流传于北京各高校的女生择婿标准。北大的学生年纪一般都比较大，而且书生气十足，老气横秋；师大由于是免费入学，所以生源家庭一般都比较贫困；辅仁大学学生比较严肃，没有恋爱气氛，像座和尚庙；只有清华和燕京比较让人满意，学生青春活泼，家里又有钱，毕业又大多留洋，是择婿的最佳选择。

　　◎ 北大洋教授和土产教授的收入区别很大。金克木回忆说，有一位40多岁教师讲的“公共英语”，此公讲得飞快，下课铃一响，一句话还没说完，抓起书就冲出门去，转眼不见。原来这位教师没有留过洋，只能做讲师，拿不到教授一堂课两块钱的兼课费，只好多兼课，忙得像京剧角儿赶场一样。

　　◎ 陈立夫对林育楠说：“陈胜、吴广胜利了吗？李自成、张献忠胜利了吗？洪秀全从苦难走向欢乐了吗？你们这帮人想得很美，喊得很动听，那不过是痴人呓语罢了！”

　　◎ 陈独秀对朱德外形看不上眼，朱德黑黑的，颧骨太高，其貌不扬；陈认为朱德曾是国民党员，还是西南秘密社团哥老会的成员，且结了四次婚，太复杂了，旧习气太浓了……

　　◎ 罗家伦去职后，阎锡山派乔万选去清华做校长，却被师生坚拒。1931年蒋介石将吴南轩提拔为清华校长。吴声称“奉党国命”，要“恪遵蒋主席整顿学校意旨”以治理清华。他一上任就独断专权，受到师生一致反对后，竟然携学校印信和重要文件，跑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妄想依托外国人维持校长地位，后被革职。

　　◎ 潘光旦在清华时说：“第一流的老师是教人的，第二流是教书的。单是有点学问就来做老师这一行，实在是没什么……”

　　◎ 鲁迅1932年2月16日的日记：“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去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了酷刑。但他每次醒过来，总是这样一句话：“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别的一概不知。”临刑前，李从容不迫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 绞死李大钊的那个巨大阴森的绞刑架，还是段祺瑞政府刚刚从德国引进的死刑工具。李受刑22年之后，解放军进北京，一支小分队迅速开始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寻找绞死李的那个绞刑架。现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它被列为001号文物。

　　◎ 李大钊一生节俭，疏财助人，妻子又卧病在床，致死家人竟无钱为他买棺殓尸。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因无钱下葬，遂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1933年，李大钊逝世六年之后，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13位发起人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10元。在上海的鲁迅捐了50元，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这张捐款清单现保存在首都博物馆。

陈独秀所结交的朋友随他的政治主张而变换：“五四”时期，他的朋友是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后来分了手，陈走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他的朋友变成了周佛海、李达、施存统、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后来又与张国焘以及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郑超麟说：“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

　　◎ 庐隐丧夫后一度过得极为苦闷、颓废，常常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还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开口求婚，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轰出门去。后她在师大附中教书，认识一个清华学生比她要年轻十几岁，颇负异才，庐主动架起丘比特箭，与其结婚。

　　◎ 刚从日本回国不久，蒋光慈找到南国社主任田汉说：“我需要一个爱人。”于是，田汉把南国社的演员吴似鸿介绍给了他。两个星期后，从不喝酒的蒋喝了一点酒后，兴奋地对吴说：“我现在是非爱你不可了。”第二天，便叫上一辆出租车开到吴似鸿的学校里，把她的行李一股脑儿地塞上车子，拉上吴就去他的家里。当晚，两人同居。

　　◎ 1930年10月，“革命加恋爱”的创始人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理由是不参加组织生活，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夏志清说“他确实是最早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同时也是那时期的一个最多产的作家”。其实蒋是很大方的一个人，据亚东书局的人说：“往往当我们把版税算给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这么多钱，怎么用得了，吃、吃、吃，大家吃！’”

　　◎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18岁时，羡慕侠气之士，改号蒋侠生。北洋时期，愤而想当和尚，又自号“侠僧”。1922年第一次署名蒋光赤，“光者光棍也，赤者赤化暴徒耳”。大革命失败后，为避文字狱，改为蒋光慈。鲁迅则有时称他为蒋光X，或蒋光Y，蒋光Z。

陈独秀所结交的朋友随他的政治主张而变换：“五四”时期，他的朋友是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后来分了手，陈走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他的朋友变成了周佛海、李达、施存统、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后来又与张国焘以及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郑超麟说：“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

　　◎ 庐隐丧夫后一度过得极为苦闷、颓废，常常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还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开口求婚，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轰出门去。后她在师大附中教书，认识一个清华学生比她要年轻十几岁，颇负异才，庐主动架起丘比特箭，与其结婚。

　　◎ 刚从日本回国不久，蒋光慈找到南国社主任田汉说：“我需要一个爱人。”于是，田汉把南国社的演员吴似鸿介绍给了他。两个星期后，从不喝酒的蒋喝了一点酒后，兴奋地对吴说：“我现在是非爱你不可了。”第二天，便叫上一辆出租车开到吴似鸿的学校里，把她的行李一股脑儿地塞上车子，拉上吴就去他的家里。当晚，两人同居。

　　◎ 1930年10月，“革命加恋爱”的创始人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理由是不参加组织生活，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夏志清说“他确实是最早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同时也是那时期的一个最多产的作家”。其实蒋是很大方的一个人，据亚东书局的人说：“往往当我们把版税算给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这么多钱，怎么用得了，吃、吃、吃，大家吃！’”

　　◎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18岁时，羡慕侠气之士，改号蒋侠生。北洋时期，愤而想当和尚，又自号“侠僧”。1922年第一次署名蒋光赤，“光者光棍也，赤者赤化暴徒耳”。大革命失败后，为避文字狱，改为蒋光慈。鲁迅则有时称他为蒋光X，或蒋光Y，蒋光Z。

　　◎ 有一次，沈从文去北京香山的小屋中去看丁玲和胡也频，发现二人生活实在拮据，除了一张床，别无值钱物件。后来连雇来的奶妈也因主人太穷而换主。尽管如此，二人依然浪漫，往往是胡去山下买东西，两人反复吻别后，丁还是奔去与丈夫同行。回来时，两个人会跑到什么地方去疯玩一阵，像一对小男女。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 胡适说：“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 徐悲鸿与宜兴望族18岁少女蒋碧薇私奔。蒋家觉得很不体面，也不好向已经定亲的查家交代，无奈之下，只得宣称蒋小姐已因疾病身亡，并在宜兴家中设了灵堂。出殡时，为免他人起疑心，还在棺材里放了石头。后来徐悲鸿遇到了女学生孙多慈，而蒋碧薇则给时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写了一大堆情书。

　　◎ 徐悲鸿与蒋碧薇结婚时，二人各写一联以表心志。蒋写的是“言出必行，行必不改”；徐写的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还是泰山经石峪刻注的墨拓本大字。二人之殊，实如谶言。

　　◎ 傅抱石和夫人罗时慧都爱好绘画。结为夫妇后，傅对罗说：“你我对书画都是半瓶醋，你要是把你的半瓶醋倒进我这半瓶，我可能就不再是半瓶醋了。”罗领会丈夫深意，从此不再写字作画，一心操持家务，让丈夫全身投入绘事。傅果然有精进，直至与齐白石齐名，号称“南傅北齐”。

　　◎ 徐志摩出国之前即在北京见过林徽因，那时徽因尚小，但已经很动人。林徽因欧游，梁公子（思成）去送她，她还是两个小辫在头上甩来甩去的。蒋百里说：“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很快的，尤其是海风一吹，经过一阵阳光，经过一阵雨露，开了，开了，天生成了尤物，到世界上来找美的，找情的……”此时恰遇徐志摩，于是“好极，好极，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成就了一段佳话。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执意请老夫子梁任公证婚。梁任公竟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道：“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事后梁启超写信给他的女儿梁令娴，说：“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赓的夫人。与志摩爱上才和王赓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志摩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将来痛苦会接踵而来。所以不惜声色俱厉地予以当头棒喝，盼能有所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

　　◎ 郁达夫说：“志摩热情如火，小曼温柔如棉，两人碰在一起，自然会烧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了伦教纲常，更无视于宗法家风。”

一个徐志摩的段子：徐诗人好动，近于顽皮。有一次半夜，徐乘兴去看梁实秋，见其窗尚有灯光，便想吓他一下。徐突然把门打开，谁知，徐拔腿便跑。原来徐看到了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从一个单人沙发上受惊跃起！其时，梁某已在楼上熟睡，受惊的是楼下的一对男女和徐某人自己。于是，徐转身朝另一位单身朋友家走去。徐从后门溜入，径自登楼，看寝室黑黝黝，心想吓他一吓，顺手打开电灯，不觉又失声大叫。原来床上睡着两个人。这一惊非同小可，踉跄下楼跑回家去，乖乖睡下。曹聚仁调侃说，“这位诗人，才知道黑夜并不如他想像的那么简单”。

　　◎ 弘一法师曾作诗《春游》：“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 有一个叫翁端午的苏州人，人风流，善推拿。陆小曼常常要翁为她推拿，后翁又教会陆吃鸦片。这样，两人一会儿上下其手，一会儿吞云吐雾，连旁人都看不过去。然而徐志摩仍以赤子之心为娇妻辩护说：“夫妇的关系是爱，朋友的关系是情，罗襦半解、妙手摩挲，这是医病；芙蓉对枕，吐雾吞云，最多只能谈情，不能做爱。”

　　◎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胡适论《信心与反省》：“我们近日之所以还要郑重指出八股、小脚、扳子、夹棍等等罪孽，岂是仅仅宣扬家丑？我们的用意只是要大家明白我们的脊梁上驮着那二三千年的罪孽重担，所以几十年不十分自觉的努力还不能够叫我们彻底翻身。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种历史的知识上获得一种坚强的信心：三四十年的一点点努力已经可以废除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这还不够使我们更决心向前吗？”

　　◎ 蒋介石会客，客人说话，他不说；汪精卫会客，客人说一半，他说一半；胡汉民会客，客不说，他说；而孙科以脾气大著称，会客时则两不说话。胡汉民补充说：“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因此有革命脾气；因为他是国外长大，因此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因此有大少爷脾气，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候两种，有时候三种一起发。”

　　◎ 鲁迅说：“……所谓‘黄祸’……那时候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去做欧洲的主子。……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碍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现在好像是什么了？”

　　◎ 1931年9月，胡适曾写诗曰：“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胡适就在那时打算从权门清客成为政坛要人。

　　◎ 1932年11月28日，胡适与蒋介石首次会面了。胡对蒋颇有好感，他写信给罗隆基称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胡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虚君”的治国之道，并对蒋进行了民主主义教育。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胡，令胡大为不悦，好感尽失。

　　◎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并邀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

　　◎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之后，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2月8日，爱因斯坦给蒋介石发来电报：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 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陈“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他摆出了三条反对国民党的理由：一、现在的国民党正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却只知敛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三、全国人主张抗日，政府却步步退让。

在法庭上，审判长认为“托派”（指陈独秀）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是危害民国。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老友章士钊大律师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陈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

　　◎ 1933年，刘海粟从欧洲回国，在监狱与陈独秀见面，两人谈笑风生。刘对陈说：“你伟大!”陈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刘向陈索字留念，陈命笔赠刘一副对子：“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11月，刘从黄山归来，再去探监，以《古松图》与陈共赏，陈触景生情，为画题诗：“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图。”

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一些极右分子呼吁国民党“立即处决”。陈作为要犯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在沪宁车上，陈酣睡如常，一时传为佳话。陈获刑13年，后减为8年。来狱中看望陈独秀的人很多，胡适和他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

　　◎ 1933年，萧伯纳访华，前往迎接的林语堂说：“今天天气真好。萧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能在多雨的上海见到这么好的太阳！”不料萧伯纳答道：“不是萧伯纳有幸在上海见到太阳，而是太阳有幸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南京市民张钧霖想开办一家婚姻介绍所，呈请内政部立案，内政部批斥不准，理由如下：“我国婚姻素重媒妁之言。媒之言谋，妁之言酌，合二姓之好，正人伦之始。历来为媒妁者，率亲戚故旧，未闻以媒妁为职业，等人道于驵侩。至于周礼设媒氏之官，所掌皆国家之法令，所司如现今之登记，自由政府筹统一之办法，决非人民所能私自仿效。且现在男女订婚，以当事人自行订定为原则，又岂能执途人而与之为媒，使之任介绍之责？……”总之，“揆之古义，按之新制”，概不批准。

　　◎ 1931年，一家报纸发起“如意郎标准”征集活动，结果搜集标准共八条：一、面貌俊秀，中段身材，望之若庄严，亲之若和蔼。二、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三、高尚的人格。四、丰姿潇洒，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服饰洁朴。五、对于女子情爱，专而不滥，诚而不欺。六、经济有相当的独立。七、没有烟酒赌等不良嗜好。八、有创造的思想和保守的能力。

　　◎ 20世纪30年代，胡适有“五鬼乱中华”之说，五鬼者——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之类。李泽厚认为胡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都极其浅薄，如“五鬼”之说，“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

　　◎ 戴望舒喜欢上了一个名叫施绛年（施蛰存的妹妹）的女学生，因为自己长得丑，所以追得很苦，迟迟不能到手。有一次，戴望舒把刚写情书误作诗稿寄了出去，却把诗稿寄给了施小姐。报馆编辑接到情书后，看写得文采飞扬，情感浓丽，遂照发不误。这件事使施家很是羞窘不安。施小姐一方面觉得面子攸关，另一方面也为戴的诚意所感动，最终和戴结成伉俪。

　　◎ 杜月笙曾对一知己说，自己就是河浜里的一个泥鳅，先要有1000年修行才能化身为鲤，再修500年才能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做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譬如说我们两个都垮下来，你不过还是你的鲤鱼之身，而我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了。”

　　◎ 潘光旦脾气好，遇事好商量。在一次清华迎新会上，话题说到“世界上最丑的东西”时，就有个学生站起来说，世界上最丑的事物乃是潘先生的牙齿（潘吸烟多年，满口牙齿黄得发黑）。潘光旦毫不动怒，笑嘻嘻地表态说：“我的牙齿的确不好看，但是否是世界上最丑的事物，还有待商榷。”

◎ 冯友兰1933年游历英国后，发现英国人惯于将传统改造一番，“旧瓶装新酒”，认为是其一大优点。“中国常有一些人用这句话嘲笑讽刺一些改革不彻底的事情。我想，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有什么不可以？”

　　◎ 闻一多在《论郭沫若的学术精神》中说：“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 国民党元老林森自称一生有“三好”和“三不”—— “好佛”“好古瓷古玩”“好客”；“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食素”。林偏好风景，捐资修建了庐山山道，并在路旁修建了不少石凳，并且在每条石凳上刻上“有姨太太者不许坐”字样。林森和林夫人成婚虽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恩爱弥笃，素来讨厌纳妾之人，固有此古怪之举。

　　◎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来演讲。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上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 蒋廷黻与翁文灏、吴景超等著名学者弃学从政，进入官场后，胡适曾用杨万里“在山作得许多声”的诗句，劝他们回来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蒋廷黻说：我个人的去留无关宏旨，这也未必就是理想的“出山”机会；但我认为，如果非要等到理想的时候再“出山”，“恐怕大事已去矣”。这多少有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况味。

　　革命第七（12）◎ 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虽多了几分洋气，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曰：“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于是做了一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 陈独秀去世前，曾著有一篇文章，油印了几份分寄给朋友，论及世界局势，他认为：“此次若德俄胜利了，人类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

　　◎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书，班上有个叫做张兆和的学生，虽然长得黑些，但不失为一位美人。沈从文爱在心里，毫不顾忌地写了一封信给她，单刀直入说“我爱你”。张不胜其扰，告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却大赞沈是个天才，并言沈对她“崇拜到极点”。沈最终抱得美人归。后人问及何以被沈攻破芳心，张一言以蔽之：“他信写得好。”

谭延闿接人待物非常谦恭圆滑，喜怒不形于色。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以谭为内政部长。一天，某湘籍人士向孙力言谭不可靠云云，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孙未置可否。避在后室的谭延闿、胡汉民均听得清清楚楚，谭始终面不改色。之后胡汉民非常钦佩他的“休休有容”。人家说他久居官场，靠的就是一个“混”字，而谭自己竟也公开承认这一点，还说过“混之用大矣哉”，于是在他死后，上海某小报登出了一幅对联：“混之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

　　◎ 1930年，蒋梦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甫一上任，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开始重振北大。

　　◎ 1936年２月，蒋介石与竺可桢单独谈话，希望他能“允任”浙大校长一职，竺表示“尚须考虑”。经过慎重考虑，特别是与蔡元培等人一再商量，竺才答应出任浙大校长，但有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得到允诺后，竺走马上任，没想到一干就是13年。

　　◎ 竺可桢在《常识之重要》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

　　◎ 竺可桢在浙大任校长，深受师生的爱戴。一天，在联欢会的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一项。竺感到在联欢会上来个“训话”，实在不妙。于是，他在讲话时说：“同学们，‘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巧妙遮掩过去。

　　◎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先生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出神入化，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课前两分钟，陈总会笔挺地走到黑板前；下课铃一响，话题正好打住。为此陈的讲堂经常爆满，而且前几排总是挤满了女学生。

　　◎ 潘光旦和罗隆基是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未出国前，有一次潘批评罗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反唇相讥：“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 1923年4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

　　◎ 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鲁迅先生曾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 1933年，在回答《东方杂志》关于对“未来世界”的梦想时，周谷城说：“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画家钱君陶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 柳亚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发起新生活运动。他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他还特意编了一首《新生活歌》：“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以身作则，推己及人。转移风气，同声应，纲乃正，教化明，复兴民族新基础，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 1935年，上海有妓女10万，相当于妇女人口的10%。当时上海有10%—15%的人口患梅毒，50%的人患淋病。1927年，苏州、北京、上海军队、警察中性病的感染率是35%，商人31.8%，一般人19.5%。

　　◎ 1935年，23岁的朱生豪在上海担起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重任。直至1944年，朱译《莎》10年，贫病交迫，心力交瘁而死，时年33岁。在写给朱清如的信中，他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1935年秋天，长****中的红军无意中缴获了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陕北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结束长征，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红区。而《大公报》上陕北红军的消息，均为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所写。于是毛与范开始书信交往，彼此称兄道弟。毛还发电报说，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其欢迎范。后来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举行欢宴，执意要《大公报》记者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 谢觉哉在其《文集》中回忆长征：“有人喜欢说爬雪山、过草地、挖野菜、煮皮带如何艰苦等等，谈起来有点使人色变。……翻过一架雪山，不过几十里，鼓一把劲就走过去了……草地比较长，要走几天或十几二十天，但是我们有准备……没有听说哪个单位没有干粮。真的像传说那样，干粮袋是空的，那倒毙的岂止一人，何况那时还要打仗。”

　　◎ 鲁迅在《隔膜》写道：“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

　　◎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 1935年，罗念生与梁宗岱在北京一见面，便就新诗的节律问题进行辩论，结果因各不相让，竟打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罗回忆说。

　　◎ 吴稚晖在《官气与洋气》中说：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气、忍气、下气；当了大官以后要使气，大发脾气，又要小气。

　　◎ 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胡适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个桌上听到了，特地走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

　　◎ 章士钊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陈独秀、章太炎、李根源。”但章与此三人却至交适中，秘密就在于章的“无争”。但有一人之“无争”更甚于章氏，那就是黄兴，因此章说：“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

　　◎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 20世纪30年代，上海妇女杂志《玲珑》介绍一个舞女的生计：房租25元、饮食30元、应酬20元、衣服54元、供给家用（此系虚账）200元、储蓄25元，按月总计支出354元整；每日工作5小时分得舞资洋8元半，按月总收入255元整，收支相抵尚欠款99元整。李欧梵点评说：“此种欠款如何解决，哑谜而已。”

梁实秋的“雅舍”座落于山城重庆北碚。梁回忆道：“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在当年雅舍的聚会上，谢冰心是常客之一，并给主人留有题词：“一个人应该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一位临场记者这样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之后，在刀枪环布之下，瞿秋白手挟香烟，缓步走向二华里多外的刑场。作为《国际歌》的翻译者，他用纯熟的俄语，沿途唱《国际歌》……到达刑场，他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便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 瞿秋白狱中留言：“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连豆腐都留恋，可见其恋世之深。

　　◎ 瞿秋白绝笔：“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 瞿秋白是“龚（定庵）迷”，他认为定公的诗意义含糊，正可利用来表现我自己的思想。他曾集了一首诗咏农民暴动，其中有句“忽闻大地狮子吼”。他在临枪毙前几日还集了几首定公的诗，而且把“莫抛心力贸才名”改成了“莫抛心力作英雄”。

　　◎ 1936年，艾青出狱后回家。有一天，在赶集的路上，他的父亲对他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在他父亲的意识里，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

　　◎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 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即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当时有一副对联讽之曰：“主权零趸，坚持不抵抗主义；良心批发，发扬大无畏精神。”横批：“中正不正”。

　　◎ 1931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有这样一段：“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 九一八事变后，一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时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 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

　　◎ 九一八事变时，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被日本关东军扣押，软禁三个月后，他不遵母命，投降日本，任伪奉天省长。据传其母为他送饭，碗底暗藏大烟膏一块，试图让他吞烟自尽，以保全名节，可臧还是把碗送回了。其母失望至极，投缳自杀，以身殉国。

　　 ◎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拉拢张宗昌，但张毅然从东京返国，身穿大礼服，头戴大礼帽，召开记者会宣布：“咱家可不会钻烟囱（做汉*）！”

　　 ◎ 九一八事变后，蒋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举国大哗，蒋决定让张学良来充当替罪羊，便对张说：“你我现在同坐在一条船上，忽然狂风大作，船不稳，必须跳下一个人。是你跳，还是我呢？”张会意，遂出国。

　　◎ 傅斯年说：“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另两件是世界大战、俄国革命）

　　◎ 1931年底的一天，留学法国的艾青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法国醉汉走过来，向他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一句话，艾青好像被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转年他便回国，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改绘画为写诗，有诗句：“为何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 朱湘虽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拉丁、希腊多种文字，却无处就一教职；虽然在文坛上负有才名却无处发表它们。1932年夏去职后，他飘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终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1933年12月5日凌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他喝下半瓶酒后，纵身投江自杀，其地点就在李白投江时的采石矶。

　　◎ 弘一法师填写的骊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 1932年初，林森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实则无一点实权。时人对林森的挂名主席不无讥讽，南京一家报纸就公开出联征对，上联为：“林子超，主席国府，连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不久，便征得下联：“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易君左是当时的一个文人，曾著《扬州闲话》一书。

　　◎ 费正清描述上海的惨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环卫车每天早晨在马路上捡走已死亡的女婴，因为溺杀女婴对许多穷苦人来说似乎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城市里只好靠工部局来履行其收敛的勤务了。”

　　◎ 费正清来中国后，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成为朋友。他似乎对梁启超更感兴趣，并对其评价极高：“梁启超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譬如说美国的律师和政治家埃利·胡鲁特、小说家海明威、哲学家兼教育家约翰·杜威和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合在一起的作用。”

　　◎ 1928年前后，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32年逝世前，曾撰联自挽云：“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 1933年1月，由陈蝶衣发起组织的“电影皇后选举大会”共收到选票数万张。明星公司的胡蝶当选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一届电影皇后”，第二名为陈玉梅，第三名是阮玲玉。

　　◎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上海新闸路沁园村的住宅服安眠药自尽，年仅25，死前留言“人言可畏”。消息传出，上海10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先生奋笔写了著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到海外考察，代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 1933年萧伯纳访华前夕，上海《大晚报》呼吁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因此而暂行停止，并把77岁的萧伯纳称为“和平老翁”。

　　◎ 1933年，溥仪的弟媳跟着一位厨师，卷了3万多元钱从伪满洲国逃到关内。结果，中华民国的法庭把她缉拿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

　　◎ 针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何香凝长叹道：“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

　　◎ 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

　　◎ 梁寒操《题南京鸡鸣寺》：“在甚么地位说甚么话；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梁挽胡适：“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 储安平在《观察》发刊词中说：“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害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 民国金融界流传曾流传一则民谣：“子文不文，陈行不行，徐堪不堪，祥熙不祥。”此四人分别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次长、财政部长。

　　◎ 1933年，王宠惠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会上，日本代表问：“你是代表南京中央政府呢，还是东北满洲国政府？”王答：“我代表贵国所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

　　◎ 冯玉祥因看不惯国民党内部争斗而隐居泰山。日本情报部门头子土肥原贤二数次拜访，冯玉祥根本不予理睬。土肥原也是个固执之人，往往一坐就是数小时。一次，土肥原知道冯生活俭朴，常年以大饼为食，便故意带大饼前往充饥以示同道。冯先让他枯坐了两小时，自己却独自看起书来。又过了两小时，冯对土肥原说：“今日精神不佳，请改日再谈。”即令卫士送客。

　　◎ 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杀，终年54岁。

　　◎ 蒋廷黻认为，中国近20年的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文人在一处不得志，往往群集他处，造出种种是非，尽他们挑拨离间之能事，久而久之，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

　　◎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1935年,韩复榘视察临沂县，审问一个仇杀案子，唐姓一家民国14年（1925年）被王家杀死6口，民国19年（1930年）唐家复仇，又把王家杀死7口。韩稍知大略，便问唐家：“你家有多少人？”唐家说，有11口。韩略假思索说：“把姓唐全家全部拿下，一律枪毙!”县长一旁说：“主席，王家也杀人了。”韩说：“民国14年我还没来做主席，王家杀人我管不着。民国19年我才做山东主席，唐家敢于乱杀人，那是不成的。”吓得县长没敢做声。此事近于传奇，不知是真是假。

　　◎ 1935年，东北军一个团长高福源被红军所俘，受到优待，主动要求回去宣传红军抗日主张。高回去后向当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说明了红军的诚意。经高穿针引线，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内秘密会面。一夜长谈之后，双方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当即以私有的2万银元支援红军，随后张又送法币20万。

张申府早年毕业于北大，初读哲学，后改数学，据说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20世纪30年代，张在清华教逻辑学，课堂上常宣扬反蒋言论，听课的学生很多，座无虚席，场场爆满。有学生赠他一幅漫画，画上是两个人同时举手枪朝张射击，题曰：第三党。张曾在1925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后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张说：“说我是第三党，大概是因为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是我要说明，在认识邓先生以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最后他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 张申府曾指出：“只靠斗，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是奋斗。”他奋斗了一生，但晚年遇到“文革”，依然没能够逃脱“被斗”的命运。

　　◎ 张国焘回忆：“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

　　◎ 鲁迅《算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 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何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 鲁迅称郭沫若式的革命文学家脚踏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待到革命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变成纯文学家了。

　　◎ 1936年春寒料峭，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 川中军阀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商讨内战后安靖之策。然拥兵者各为私谋，纷纷不决。书家赵尧生甚为不爽，戏书一联贴在门外，拂袖而去：“‘善’无如之何，‘会’放狗屁； ‘后’来更不了，‘议’个鸡ba。”

　　◎ 吴佩孚喜欢养鸟，尤其是下野之后，日日以逗鸟自娱。1935年，日本特务头目土肥贤二原登门拜见吴，请其出山。吴托辞不出。土肥原碰了个软钉子，仍不死心，一语双关地说：“笼中之鸟，困于斗室，若不投林，终此一生，岂不悔恨。”吴顺手抓起一只画眉，置于掌上，只见鸟儿呼唤跳跃，终不愿飞开。土肥原见状，深知吴决不肯出山，只得怏怏而退。

　　◎ 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 吴佩孚做五十大寿时，将领和政客们纷纷送厚礼，当时还算其下级的冯玉祥却只送去一坛清水，以示“君子之交淡如水”。

　　◎ 阎锡山面目复杂，他深谙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抗日初期，他一方面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他说：“中央军、共产党、日军，我们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踩破。”

　　◎ 冯玉祥最恨部下吸烟。一次到一幕僚房内，闻烟味甚浓，便以八股声调朗声诵曰：“您的屋子，又薰又臭，又臭又薰，既薰且臭，既臭且薰，薰而又臭，臭而又薰，薰薰臭臭，臭臭薰薰，亦薰亦臭，亦臭亦薰。”念毕一言不发而去。

　　◎ 冯玉祥反蒋失败后居住泰山读书反思数年，1935年下山到南京后，白天走进主席府，却手持点燃的灯笼，见旁边的人惊奇，便连连说：“太黑暗了！太黑暗了！”

1936年10月，鲁迅致台静农信中说：“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又在致曹自信中说：“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此时距鲁去世不足半月，依然一个也不原谅。

　　◎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曾写过三副挽联，其中一联是：“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 孙伏园挽鲁迅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孙时任《晨报》副刊编辑，鲁的不少作品都是经孙所编辑发表的。此联甚恰。

　　◎ 胡兰成论鲁迅：“鲁迅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悦，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很多不对。”

　　◎ 清末才子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1931年，溥仪瞒着陈宝琛潜往东北。出于对故主的眷恋，陈跟踪而至，但在郑孝胥的排挤下，陈已失势。被逐出东北时，陈泣不成言，只说“愿皇上保重”。1932年伪满成立，陈又前往东北探望溥仪，与友人对酌时作一对联曰：“日暮那堪途更远，中干岂察外犹强。”讽刺日本入侵者。

　　 ◎ 1935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师陈宝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临终他给溥仪的遗折上写道：“衔悲以入地。”

　　◎ 1936年，罗家伦选定希特勒的《我之奋斗》为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之一，并作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 1935年冬，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开枪打死了阴谋策划政变的孙传芳。施剑翘的父亲，山东省第一军军长施从滨于20世纪20年代被孙传芳杀害，枭首示众。剑翘怀着为父报仇的决心，经过多年准备，终于得手。打完三枪后，剑翘自己打电话报警，投案自首。入狱后，经冯玉祥、李烈钧等人多方努力，南京政府迫于社会和舆论对剑翘的同情与支持，对她做出了特赦决定。

　　◎ 胡兰成论鲁迅：“鲁迅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悦，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很多不对。”

　　◎ 清末才子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1931年，溥仪瞒着陈宝琛潜往东北。出于对故主的眷恋，陈跟踪而至，但在郑孝胥的排挤下，陈已失势。被逐出东北时，陈泣不成言，只说“愿皇上保重”。1932年伪满成立，陈又前往东北探望溥仪，与友人对酌时作一对联曰：“日暮那堪途更远，中干岂察外犹强。”讽刺日本入侵者。

　　 ◎ 1935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师陈宝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临终他给溥仪的遗折上写道：“衔悲以入地。”

　　◎ 1936年，罗家伦选定希特勒的《我之奋斗》为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之一，并作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 1935年冬，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开枪打死了阴谋策划政变的孙传芳。施剑翘的父亲，山东省第一军军长施从滨于20世纪20年代被孙传芳杀害，枭首示众。剑翘怀着为父报仇的决心，经过多年准备，终于得手。打完三枪后，剑翘自己打电话报警，投案自首。入狱后，经冯玉祥、李烈钧等人多方努力，南京政府迫于社会和舆论对剑翘的同情与支持，对她做出了特赦决定。

◎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 有人拿华北的“汉*三大王”，比做科名里的状元、榜眼、探花：状元是王克敏，榜眼是王揖唐，探花是王荫泰。

　　◎ 张学良以敢作敢为著称，其做派连戴笠也为之胆怯。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见戴，就问：“雨农，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西安这样大的行动，事前竟丝毫没有察觉。”戴回答说：“对副司令我们不敢做特务工作。”

　　◎ 张学良胸怀坦荡，用人不疑。骑兵团刘桂五是东北军中的神枪手。张学良临潼拘蒋，就是用他打头阵。为了使刘熟悉地形并认识蒋介石，张头一天便带了刘去华清池见蒋。张托词说刘一心想抗日，自己说服不了，请委员长亲加教训。刘后来回忆说，副司令胆子可真大，把我介绍给蒋后，径自去邻室和蒋的左右闲聊，竟不怕我告密！

　　◎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仲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道：“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至遭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也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得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 1937年，竺可桢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桢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 竺可桢研究物候学，曾引用李白诗《塞下曲》中的“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明长江黄河流域海拔四千米处不但无夏也无春秋。

　　 ◎ 戴望舒代表作《雨巷》为叶圣陶赏识，始发表于《小说月报》。叶称赞其诗“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戴由此得“雨巷诗人”雅号。

　　 ◎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甚恰，曾被收进《英国谚语》。

　　 ◎ 唐人卢纶《塞下曲》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华罗庚写诗质疑道：“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但也有学者说：“北塞早雪尚有雁，雪光映天雁可见。”

　　 ◎ 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了一个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 1937年5月5日，黄炎培不顾风险，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不仅与他们合影，还赋诗一首：“锁铜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叩圜门。长城万里梅千树，随意挥毫见国魂。”

　　◎ 对于议政，周作人说：“有话未必可说，说了未必有效，何况未必有话。”

　　◎ 鲁迅熟知其弟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叫三弟周建人转告他：“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1932年回北京省亲时，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但大哥担心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 周作人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中写道：“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罢了。”

　　◎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曾多次引用《东山谈苑》一典：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在晚年他更是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激赏不已，并多次表示“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

　　◎ 1938年，已经随校南迁的叶公超回到北平，敦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周作人两位到昆明。周作人说：“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他还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叶听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不禁愕然。

1936年12月8日，叶公超写下了《鲁迅》一文，对鲁迅作了全面的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其中有：“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 作为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回国之初，曾被闻一多戏称为“二毛子”，意思是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学会了，可是中文并不怎么样。陶希圣说叶“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 叶公超曾对学生讲：“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

　　 ◎ 1937年2月，孔祥熙由南京政府派遣访英，作为特使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蒋介石在上海东平路私邸设宴为孔饯行，孔在席上要蒋颁给他文职最高勋章，以增加他当特使的体面。蒋便对旁边的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说：“何先生，你就关照一下，给孔博士颁勋章吧。”勋章颁发，受勋者须有功勋。孔凭空索取，蒋即口谕照办。何认为：“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有一天，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到院内某处。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改变了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小处不可随便”。

　　◎ 国音字母，大多是从陈望道那儿学来的，而陈又是从吴稚晖那里学来的。有一次，吴与国语学家王璞为了国音字母的事争辩起来，各不相让。王气急，拍案大骂：“王八蛋！”吴缓缓站起，说：“鄙人并不姓王！”

　　◎ 吴稚晖生活清苦，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住在小旅馆，像个土老儿。他在北京时，有人送他一辆人力车，他就拿锯子将两条长把手锯掉，搬到书房里当摇椅！在陪都重庆时期，他住在一家小商店的后房，睡在一张双层的木板床上，房间又黑又小。蒋介石到那里去看他，“犹如亚历山大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

曹聚仁说，一个瘦诗人若再配上一个结实的美人，一定会经常闹牙痛，甚至离婚。郁达夫和王映霞便是一例。郁瘦得可怜，王却丰满，结实，也妩媚。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于是瘦诗人和胖美人闹翻，郁还特意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缉拿逃妇王映霞》，开头一句便是“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据说郁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正合卓别林大师所言：“诗人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住在楼上就是一个疯子。”

　　◎ 郁达夫《乱离杂诗》之一：“飘零琴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乱世桃源非乐土，炎荒草泽尽英雄。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 范爱农性格倔强，脾气古怪。鲁迅诗云“白眼向鸡虫”。最后被排挤得穷极而死。周作人哀范爱农诗曰：“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生，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何为。”

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顾有口吃的毛病，再加上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块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他的朋友钱穆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 熊十力通脱旷达，不喜雕饰。一次王元化来他家拜访，正巧他在沐浴，让朋友进去，熊坐在澡盆里与王谈话，颇有点魏晋人风度。废名亦是怪才，十分尊重其同乡前辈熊，但在学问上则常与他争执不休，有时双方闹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发生扭打，废名往往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废名再来，两人又和好如初，谈笑风生。

　　◎ 有一次，熊十力在一个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熊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将熊十力和梁漱溟、马一浮称为“三圣人”。熊的学问做得很出色，性格却怪得出了名。他说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有一次，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发生了争论。熊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乘梁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 1933年，陈三立的好友、同光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

　　◎ 辛亥革命后，旧派人物陈三立选择了“遗老”的身份，“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此时，居住在北平的陈三立已经85岁了，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占领北平后，陈三立终日忧愤，病重，拒不服药，绝食五天后辞世。

1936年10月18日，巴金高兴地告诉他的好友曹禺，鲁迅愿意在自己的寓所里会见巴金。巴与鲁见过面，但那通常只是在宴会上，巴还从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