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在上海上小学，因为口吃极少有朋友

东方卫视 名家访谈 陈丹燕

1972年，在上海上中学，开始写作并开始在《上海少年》上发表少年习作。以少女题材小说为主。

1978年，就读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2年2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士学位，毕业论文是关于西方儿童幻想文学作品的研究：《让生活扑进童话：西方现代童话的新倾向》，获全国儿童文学优秀论文奖。同年，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开始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并从事英文儿童文学的翻译。

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4年，第一篇散文《中国少女》发表于上海《少年文艺》，获上海青年作家作品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第一篇小说《当有人遇到不幸》发表于上海《少年报》，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1986年，发表小说《上锁的抽屉》，结集出版第一本青少年文学短篇小说集《少女们》。同年采访了一个上海女中学生的自杀事件，写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女中学生之死》，发表于《中国作家》杂志。

198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8年，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说集《女中学生三步曲》，获上海青少年推荐

1990年，发表第一部成人生活题材的中篇小说《寒冬丽日》，开始涉及都市生活题材的文学创作。同年翻译出版《黑珍珠》（司格特·奥代尔着）。

1991年，《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由日本福武书店出版发行，访问日本。《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先后再版七次，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本世界儿童文学作品。《产经新闻》、《朝日新闻》等有好评。同年中文繁体字版《女中学生三部曲》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发行，先后再版六次。写作并出版了第一部都市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心动如水》。

1992年，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向意大利波罗尼亚国际书展推荐中文参展图书，并演讲中国独生子女文学。同年写作长篇小说《一个女孩》。并写作发表了一系列欧洲生活和欧洲知识分子的采访记。

同年11月，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开设青少年节目《十二种颜色的彩虹》，圣诞特别节目筹得善款和捐助，在上海儿科医院儿童白血病区建立无菌层流室"12色彩虹屋"，使用至今，用于救助白血病患儿。节目获得上海市政府新闻奖二等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1993年，游历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沿途采访并为东方广播电台发回报道。

1995年，《一个女孩》德文译本《九生》在瑞士出版发行，数周后，被德国之声电台选为最佳童书。《法兰克福汇报》、《苏黎士日报》均有好评。

1996年，《九生》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读物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读物银奖，德国青少年评委金色的书虫奖。出版散文集《精神故乡》（与陈保平合着）。

1997年，《九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德国柏林市政府了解外来文化图书1997年特别奖。出版《独生子女宣言》，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策划五集电视记录片《独生子女》，与上海电视台记录片编辑室合作完成。

1998年，出版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发行十六万册。《九生》的德国版由费舍尔出版社在德国出版发行。

1998年，出版《我的妈妈是精灵》，是作者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新颖之作，被香港《文汇报》书评评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儿童幻想小说”；在国内儿童文学理论界获得一致好评，被认为是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在艺术文体上的重大突破。2011年，本书入选2011年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

1999年，出版传记小说《上海的金枝玉叶》，发行十四万册。长篇小说《一个女孩》在中文繁体字版由台湾《民生报》出版，获得同年中国时报1999年最佳童书奖、联合报1999年最佳童书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宽容”文学金奖。

日文版《独生子女宣言》在日本出版发行，《朝日新闻》和NHK亚洲人物栏目报道了新书的发行。

2000年，出版传记小说《上海的红颜遗事》，发行六万册。出版欧洲游历系列散文丛书《今晚去哪里》、《咖啡苦不苦》。

2001年，出版散文《上海色拉》。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参加柏林国际文学节。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获得台湾年度好书奖。

2002年，出版欧洲游历系列散文《木已成舟》、。《上海的金枝玉叶》获得榕树下网站，周末画报和非利普公司联合评选的全国十本好书奖。

2009年，短篇小说《雪》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2010年，散文《春日探寻聚源中学》，获2009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

2014年4月13日，陈丹燕在上海图书馆与主持人张颖做了一场名为“看透风景，一个作家正在旅行”的讲座并谈新书《我的旅行哲学》。该书系浙江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的陈丹燕旅行文学书系12种的第一本。

《少女们》（获文化部新时期十年儿童文学二等奖）、《女中学生三部曲》（获全国妇女儿童题材作品奖）。80年代后期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绯闻》、《一个女孩》、《慢船去中国》和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散文集《写给女孩的私人往事》、《唯美主义者的舞蹈》、《长裙上的花朵》等。《一个女孩》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宽容”文学金奖。

《灾难的礼物：陈丹燕获奖小说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

《心动如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女中学生传奇》，安徽少儿出版社，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精神故乡：陈保平陈丹燕散文40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与陈保平合着

《遥远地方的音乐声》，文汇出版社，1996年

《上锁的抽屉（A Locked Drawer）》，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希望出版社，2009年

《晾着女孩裙子的阳台（Balcony and a skirt）》，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

《你将要去的那些地方》，新世纪出版社，1998年

《一个女孩》，明天出版社，1998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

《清瘦的日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青春的翅膀能飞多远》，明天出版社，1998年

，明天出版社，1998年

《我的妈妈是精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2008年；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1年

《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1998年，2000年，2001年，2008年

《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金色枝玉叶（Shanghai Princess）》，作家出版社，1999年，2001年，2009年

《上海的红颜遗事》，作家出版社，2000年，2001年，2009年

《女人二十》，与王安忆合着，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

《唯美主义者的舞蹈》，文汇出版社，200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上海色拉》，作家出版社，200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精神故乡：陈保平陈丹燕访俄散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与陈保平合着

本书收录陈保平、陈丹燕访俄散文30余篇,包括《春天别来得太快》、《第一印象》、《餐桌上的绿树枝》、《杰米和雪前的深夜》等。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作品集：陈丹燕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咖啡苦不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今晚去哪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今晚去哪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百合深渊》，花城出版社，2002年

《像鸟儿那样飞过》，沈阳出版社，2002年

《鱼和它的自行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

《木已成舟》，作家出版社，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天使肚子痛》，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X的肖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慢船去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慢船去中国·范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狗仔》，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

《灵感之道：中英作家列车在线（Writer's Train）》，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

《陈丹燕和她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

《梯形教室的六个下午》，接力出版社，2005年

《漫卷西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起舞》，作家出版社，2006年

《广场空荡荡》，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2010年

《永不拓宽的街道》，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陈丹燕经典少女小说》，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

《赤子之心：汶川地震青年志愿者访问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女中学生三部曲》，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怀旧版，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

《跑进阳光里：成长爱系列》，与曹文轩合着，北

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

《我要游过大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莲生与阿玉：关于信仰的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年华如歌》，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

《迷失上海》，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

《热的心》，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

《走呀》，与陈太阳合着，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1年

《于是有了一朵玫瑰：陈丹燕寄小读者》，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

《蝴蝶已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问问陈丹燕（Ask and answer）》，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

《我和精灵》，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

《中国少女（The girls）》，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

《我的旅行哲学》，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

《小老鼠斯图亚特》，怀特·。

　　“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从8月开始，不管是出入机场的候机大厅，还是乘坐出租车穿梭于城市之中，甚至只是在高档写字楼的电梯间等电梯的间隙里，人们都会看见这句意味悠长的短句醒目地印制在一张明红底色的宣传海报上，而海报的左下角那四根门柱耸立的古罗马式建筑正是华东师大校内最古老的建筑――原名“群贤堂”的文史楼。原来，这是一张庆祝华东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的宣传海报，简单的宣传语，简单的建筑一角，并不华丽浩大甚至不算太喜庆，可是却已经准确无误地传达出了这所高校的精神核心――人文精神。而海报上的文史楼正是这种精神的物化丰碑――自建校以来，吕思勉、施蛰存、王元化、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一大批人文学科的泰斗都曾在这里执教，这里是华东师大的文脉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早已不仅仅是中文系的符号建筑，更是华东师大人文精神的发源地。
　　“华东师大不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学，但‘华东师大作家群’是全国唯一的。”
　　在上海的四大高校里，论综合也许华东师大并不算领头拔尖的，可是在上海的文化界特别是文学界，华东师大的名头却是响当当的，而说到这个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因为他们或意气阔达或温婉细腻的文字，使得这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了诸多文学作品里的经典场景，甚至让“丽娃河”这条校内的小河成为了各地文学青年们心中的朝圣地标。
　　“华东师大作家群”其实早有传统，但真正得以冠名，还要追溯到1995年前后，根据前华东师大出版社总编辑王铁仙的回忆，最早是因为1995－1996年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5本的本校中文系6位校友作家的选本的缘故。这套丛书是当时出版社的副总编阮光页提出的选题，而阮光页正是本校著名的“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他的那个年级，拥有赵丽宏、王小鹰、孙?、陈保平和陈丹燕等作家，而他们中的很多在求学时就写了一些作品，其中孙?、赵丽宏、王小鹰更是在进校前就已发表了很不错的小说和诗歌，早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诗人了。就是这一批学生，在校时就勤于创作、百花齐放；毕业后的十余年中依旧新作不断，仍是一派方兴未艾的样子。于是1994年，作为编辑和同学的阮光页忽然想到：何不让他们各自编一本近作，集中推出，以形成一种景观呢？继而想到校友中沙叶新、戴厚英等人更是久负盛名的作家，一时虽不及细想，但已产生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概念，于是决定先限于“校友”范围来着手编辑这套丛书。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这套丛书推出之后，意料之中地得到了上海文学界以至社会各界的瞩目，人们很快认可了这个作家群体的冠名，因为它的确名副其实。于是出版社便开始进一步“名正言顺”地充实这个概念，先后加入了比沙叶新更年长的鲁光，加入了同是七七级的周佩红，加入了比七七级还要年轻些的李其纲和徐芳……
　　前辈们的积累加上后辈们的勤勉，再加上出版社有意识的归总，“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成员组成可谓群星璀璨，作品更是精彩纷呈：施蛰存是中国现代心理小说的代表作家；格非是与苏童、余华并列的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品；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等话剧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反响；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在当时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起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品；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与北方的《北京人在纽约》一起，成为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品；赵丽宏的散文、王小鹰的《你为谁辩护》、王晓玉的《紫藤花园》、陈丹燕的《独生子女宣言》《上海的金枝玉叶》等作品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李洱的长篇小说《花腔》入围第6届茅盾文学奖并获首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与莫言《檀香刑》分享此项殊荣……可以说，“华东师大作家群”的耀眼之处不仅在于一校拥有知名作家最多，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拥有的是一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可以留下影响的作家。
　　提起当年作家群的盛况，如今已退休在家的王晓玉很有感怀，她说：“华东师大不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学，但‘华东师大作家群’是全国唯一的。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可以作为理论问题探讨，而讨论这个作家群的文化现象的关键是如何延续下去。”王晓玉还认为，“华东师大作家群”这个群体跟别的群体不太一样：他们一方面形成群体，一方面身上却有一种独特的气韵。首先是有骨气，第二是很正派，长骨头也长肉，有肉还有心。“徐中玉先生，90多岁了，形也好，神也好，照样站得腰板笔直。还有钱谷融先生，柔性在外，刚性其中。他们身上的那股气韵就是华东师大的那股气。”虽然自己早已为人师多年且桃李满园，但是提起前辈师者，王晓玉还是满心敬畏：“文学道路千万条，但层次总是有的，层次体现在你有形、还有神；你有肉、还有心。我想，也正因为这些，‘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才能得以长久地存在、延续和流传。”
　　那么，为什么华东师大会出现作家群，尤其会在七七级比较集中地出现呢？针对这一现象，中文系元老钱谷融先生分析说：“这个群体里成了作家的，大多是属于‘老三届’中人。他们在进大学以前，早已或在工厂，或在农村，或在部队，跌打滚爬了好多年，目睹了国家和人民所经历的种种折腾和灾难，饱尝了生活中令他们永世难忘的各种各样酸甜苦辣的滋味。他们的心头已积满了许多使他们既兴奋又不胜怅恨、既厌弃又无限怀恋，纠缠不请、欲诉无门的思想感情，一旦进了中文系，朝夕与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伴，这些思想感情就忽然增添了异样的活力，在他们胸中翻滚涌动起来，终至冲破了无形的闸门，一泻而出了。我相信，在这个特定时期内，国内其他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中，一定也有许多成为作家的人，不过数量上可能不如华东师大中文系那么多而集中罢了。”
　　对于钱先生的这番分析，王铁仙作为在华东师大出版社亲眼目睹这一文学群体形成、壮大的“守望者”深表赞同。他认为，从共性上说，我国高校七七级的学生，集中了许多因为“文革”爆发、停止高考而被积压了十年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学又长期颠沛于社会底层的“知青”，他们不同于“文革”之前的和以后的在上述两方面都显得浅狭的学生。但是他同时提出，既然全国的七七级大学生都存在这一共性，那么为什么最终形成的是“华东师大作家群”而不是其他任何大学呢？这里面显然还存在着一种特殊性――就是因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七七级，从一年级起就形成了一种文学创作的氛围。这“氛围”两个字非常重要，对于学生的个体来说，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对于学生的群体来说，氛围是最好的向导，最强大的推动力，最有魅力的“首席教授”。王铁仙如是说：“当时的中文系七七级里，赵丽宏、孙?、王小鹰三人实际上已可称为作家，他们与同学们朝夕相处，大家耳闻目睹他们的言谈、文章，不禁会产生‘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予乃不能是’的争胜之心。何况他们三人，待人诚恳热情，乐于指点，而毫不自视特殊，拒人门外。这样，原来就热爱文学的许多同学的心里，升腾起创作的欲望，又从他们身上依稀体悟到在课堂上书本里得不到的某种创作的门径，同时发现了自己本有的创作的潜能，也写起东西来了。”例如陈丹燕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培育出来的“后起之秀”，现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还有方啸、戴舫、陈洁等，也大致如此。其中戴舫，本专注于黑格尔美学和一些文艺理论的研读，在这种氛围下，最后也写起小说来。毕业后，他赴美国求学并获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文学和古汉语课程，但一直保持着在“七七级”形成的习性，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用中、英文写出了很多小说，至今乐此不疲。除此之外，华东师大教师中拥有享有盛名的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等老一辈作家和学者，亦对新生代作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同学们终日与名师和名著为伴，不禁升腾起创作的欲望，发现了自己创作的潜能。这种正面的力量蒸蒸日上，正应了沙叶新的戏语――师大出大师。
　　作为七七级的代表人物，赵丽宏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促成某种氛围的关键因素，他认为“是母校和文学把我们这一代代的写作者联系在了一起”。赵丽宏说：“我们七七、七八、七九级是二十七八岁进的大学，那时候作家是很受尊重的。当时报纸种类少，出书难，但是大家对文学的热情是很高的。环境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相信适度的贫困和痛苦对创作是有好处的――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有一种对文学追求向往的创作态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经历，即使生活平淡无波澜，也可以写得很深刻，比如《追忆逝水年华》。”赵丽宏认为，虽然他们那一代人是经历过坎坷的，比如遇到文革下农村，生活很忧郁苦闷，而写作是当时唯一可以打发时光和寄托理想的，但那只是外因。内心里对文学的坚守才是形成“华东师大作家群”和延续这种精神的内因。文学在于心。哪里都可出作家，不在乎丽娃河，即便是荒凉的大漠也可以产生莫高窟那样的艺术精华；而面对现实中的景象，你用什么样的目光决定了你是否有不一样的感悟，从这一点上说，华东师大就是传承这种“眼界”或者说“心境”的宝地。赵丽宏殷切地说：“现在的华东师大作家群，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然延续到了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身上了，而他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是并不想做专职作家的，但我希望他们要一代一代不断代，以不变应万变，坚持最初的理想，坚持自己的风格。如果为了迎合出版商和读者而不断改变自己，最后这个作家一定会消失，最后整个作家群也将不复存在。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好的作品了。”
　　“什么时候，高校的中文系再能养育出一个新的‘作家群’呢？”
　　赵丽宏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见证了中文系七七级辉煌的孙?和王小鹰都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孙?说：“华东师大出了好多作家，作为华师大的校友我们都很自豪。不过当时的环境确实和现在不一样，那时的社会比较单调，文学是青年们的集体爱好；而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生活压力或者各种原因，可能喜欢经济、金融的青年比喜欢文学的要多一点吧。”而王小鹰则表示：“我们这一代人是用生命来写作的，不平则鸣，文学对于我们真的是在生命的困境里对精神的抚慰。然而现在的文学没有精神的痛苦，也不需要生活的经历，仔细想想，也许说明文学的路宽了。只希望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们能保持文学的崇高性，不要为了迎合书商而低俗化。”事实上，“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虽然在理论上说是延续至今的，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名声赫赫的“华东师大作家群”里走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名字：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沙叶新、戴厚英、王智量、鲁光、赵丽宏、王小鹰、王晓玉、孙?、刘观德、格非、李洱、徐芳、陈丹燕、周佩红、戴舫、陈洁……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传承着师大文脉的那一批生于七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如殷健灵、缪克构、汤涛、田健东等，和前辈作家相比，无论是群体规模还是个人成就或者说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号召力都有所不如。无怪乎早在1995年王铁仙为“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写下序言的时候就已经忧虑丛生：什么时候，在高校的中文系或在中文系的某一年级，能重现一种真正热爱文学、钟情创作、求索真谛的氛围呢？什么时候，高校的中文系再能养育出一个新的“作家群”呢？
　　事实上，作家影响力下降的背后，所反映的正是文学影响力的下降，而文学影响力的下降在高校的具体体现就是人文学科的式微，而人文学科的式微所带来的后果则不仅仅是影响着高校院系，它更深远地影响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盛衰，而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之盛衰，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远虑，而是近忧了。去年的10月23日，在中国的第一个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之际，针对“人文学科的时代价值在哪里”的审视和追问就已经在学界和社会引发关注。北大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在回答记者关于“百年”之后中文系以及人文学科如何面对困境的问题时表示，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求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不是不要专业，而是在专注专业的同时，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陈平原教授认为，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人文学”如何被边缘化，正是目前中国教育过分市场化的结果。现在，我们的教育走进了一个误区，即把大学当成职业学校、培训中心来经营，宣扬“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忘却了大学的责任。大学教育是为一个人一辈子的知识及精神打底子的，并不是现学现用的职业培训。而任何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师生，所从事的更加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而是一种包含着价值、立场和责任的思想文化建设。
　　遗憾的是，放眼当下的高校，还对“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保留有热情和责任的年轻人早已少之又少，高校里的人文学科也早已被逐步“边缘化”了，有的中文系开始被肢解，种种“学院”和“中心”山头林立；一些思想深邃、理论精深的学者不得不饮恨别离，“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高校这个以产生“精神贵族”见长的地方，竟越来越鲜见有人去报考文史哲，倒是那些毫无学科积累的、技术性的、实用性强的系科年年呈现爆满趋势。一时间，满目都是“低头找钱的人”，难觅“仰望星空的人”。功利主义如铁流长驱直入，销蚀着民族灵魂。正如陈平原教授所感慨的：“我做过西南联大的研究。看那时的老照片，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在天地间，着实让人感动。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多了，但是否还有那么一股志气、意气、豪气？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三气’，人文学才可能做得有滋有味。”
　　“这个偏向造成的后果，今天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社会正在为这些‘虚’的东西的恶化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很显然，七七级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是具备这“三气”的，所以那一代的“作家群”才能够那般的风声水起、气象万千。在著名学者王晓明的回忆里，那个时代的中文系俨然是有志青年的精神高地：“我是大学恢复高考以后的七七级的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2月进华师大，当时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校园里面很多地方还是稻田，所以我们进大学以后的第一个暑假的劳动是在校园里面割麦子。当时我们华东师大新派来了一位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老干部，而当时大学中层的行政管理层干部基本上都是文革期间上去的那些人，他们或者出于思想观念的原因，认识上比较糊涂，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利害关系，对新来的党委书记的改革――比较尖锐的改革，首先把大学弄得像大学的样子――是有抵触的。所以就变成了‘剃头担子两头热’，我们学生很起劲，党委书记等最高的领导很起劲，可当中这一大层推不动。怎么办呢？当时的党委书记想了一个法子，他就在全校的每一个班直接找一个学生担任代表。当时华东师大有多少个班，就有多少位学生代表，而这些学生代表是直接跟他联系的。他每个月开一次会，把这些学生代表请来，各个处的处长也全部找来，大家就坐下来听这些学生代表说，说食堂怎么怎么不好啦，宿舍卫生怎么怎么差啦，课程设置怎么怎么有问题啦……我们七七级那一届人数很多，中文系一个年级一共150个；学生当中年龄相差也很大，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17岁，因为是10年没有高考了。学生当中有一部分胆子很大，是有社会工作经验的，而且确实敢讲。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会开得都非常热闹。我不是我们班的学生代表，但是我们的学生代表每一次去开会之前，我们都先到他的房间里面跟他讲，然后大家讨论，最后他再把很多同学的意见带到会上面去。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上下夹攻，这对学校的改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回想起那个时期，也就是八十年代的初期和七十年代的晚期，那个时候的华东师大真是充满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景象。学生真的是感觉到，我是这个学校的主体。”
　　回顾过去的中文系，让人热血沸腾的正是师生们发自内心的那股志气、意气与豪气，然而最近二十年来，大学里的风气却逐渐沾染了社会的急功、好利、投机之气。对这种现象，王晓明语气里充满了遗憾，他说：“我们的社会在很多方面花了很大的精力改革、投资，但是对那些无形的精神的领域却明显是忽略了，好像那都是不重要的事情，至少不是现在紧迫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边去。这个偏向造成的后果，今天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社会正在为这些‘虚’的东西的恶化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在今天，我们不但需要合理的制度，也需要能与这合理的制度相适应的精神上的某种根据。如果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不断恶化，再好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因此，当前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是制度性的改革就能消灭的――当一个人为了很小的利益就可以对别人施以凶残的伤害的时候，光靠利益、靠惩罚、靠奖励，靠诉诸他以利害的心，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如果大多数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即使有了一点富裕的生活也不可能长久。王晓明说，有一次在课堂上，有个学生告诉他，某位老师居然对他们说，你们读什么书啊，大学四年，赶紧考一些有用的证书，毕业以后能找到好工作就行了。王晓明对此深感震惊：大学的教师居然这样来教导学生！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人心”的恶化，是到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地步了。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王晓明说，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严刑峻法，先秦和秦代的法家就是搞这一套的，用严刑峻法威逼利诱，诉诸人的趋利避害之心，结果如何？二世而亡。然而面对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似乎你不用严刑峻法还真没办法――于是这就成了一个困境。可这个困境是怎么造成的呢？王晓明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少年来我们的社会忽略了无形的东西。比如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比如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比如对生存意义的理解，比如对人文精神的追问、探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中，人们忽略了对所有这些抽象的东西的重视，认为人的幸福是可以用钱来确证的，除了钱，除了各种实际的利益，其他都不重要。结果正是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小问题，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积少成多，最后把我们逼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困境里。
　　中国文化是“有无相生”的文化，“有”是硬的，“无”是软的，现在的人们只相信“坚硬的力量”，很少相信“柔软的力量”。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光靠GDP是不够的，还得提供价值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说，“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的这番话影响很大，代表了西方世界对我们的整体判断。这番尖刻而尖锐的话，足以引起我们反思，让我们重新去关注那些精神深处的“柔软的力量”。现在，我们应该正本清源、恢复传统了――中文系，目光聚焦于中国的语言文学，而心系语言外壳下的人文内涵、思想体系，这是中文系责无旁贷的天然使命。参与建设中国的人文思想建设，是中文系的神圣天职！“妙手著文章”者，首先应该是“铁肩担道义”者，这是时代之托、民族之托。
　　中文兴则人文兴，人文兴则国家兴。
　　“华东师大新生代作家群”再续传统
　　有些学者认为，“华东师大作家群”属于一个时代，不会再来了，现在的学生已经不再热衷于文学创作。然而曾经亲手打造了“华东师大作家群丛书”的资深出版人阮光页却认为：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文学创作者对时代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作家群出现与否和时代无关，只和出现什么样的作家群体有联系。阮光页说：“我可以理解这些人对‘作家群’文脉继承的焦虑，但是他们的论断似乎有些太过悲观。事实上，正如我们期盼的那样，一批‘新生代作家’承载着我校的传统和时代的精神，已经诞生了，并且开始在全国青年文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正又一次汇聚在丽娃河畔，形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华东师大新生代作家群。”在他们中间，七十年代出生的殷健灵、缪克构、田健东、汤涛等人的文字具有显著的兼容性，既有老一辈作家的社会责任心，同时也积极面对新的社会体验，传承特点明显。而八十年代出生的许佳、苏德、小饭等2000年前后入学的一批人，深受新思维、新表达和真体验的三新定位影响，寻求某种反叛，目光更多地带向自我情绪。阮光页对这个新的创作群体的未来很有信心：“华东师大新生代作家群虽然还不及老一代作家们的成就，但是没有人敢置疑他们的潜力。他们已经形成了校园文化里的一道夺目的风景线，成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精神的续谱者。”
　　汤涛：（70后，著有《窗外雨季》等）：我认为自己不能称为作家，我仅仅是个创作者，我的文学创作远未成熟，作家对我来说是很奢侈很崇高的概念。创作就像行路，人的生命没有到尽头，创作就不会有结束。
　　“华东师大作家群”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早在中学时候，像沙叶新、戴厚英等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就已经很熟悉了。到了大学后，为了实现个人拜见他们的私望，我骑着自行车奔钻在上海的街头，敲着作家的大门去采访他们，访谈除了在学校的报纸发表，还供稿给《新民晚报》的文学角、《公关信使报》等报刊，甚至还逃课去听他们的文学讲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校园文学热慢慢退温，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创作热情的高温期。与我同时代的一起写作的七十年代生人，有一批实力很强的新生代作家，譬如田健东、殷健灵、廖增明、缪克构等，早在中学时就发表过大量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大学还是进入社会后，创作一直十分旺盛。
　　许佳（80后，著有《我爱阳光》等）：我已经有一两年没有写长篇了，一是工作忙，二是没有积累。我觉得自己心底的看法还是和以前一样的，但是以前我可以把握的很少，现在成熟了，也眼高手低起来。我不喜欢被书商、读者催着写，我的每一部新作品都要看得到进步。我这几年是在体验生活。过去，1995年的时候，我认为成年人懂的我都懂，现在不是了，发现以前喜欢看的东西，每看一遍总有新的看法。
　　苏德（80后，著有《威马逊之夜》等）：师大给了我四年很好的创作时间，2004年我的创作达到巅峰状态。谈到创作，我的创作不是从校园文学开始的，而是一上来就关注社会，写别人，没写过多少校园的东西。我一直在想到底作家是什么？我们其实是被卖出来的一代，出名太快了。2005、2006年畅销书市场萎缩得厉害，过去的作家市场很规范，有作协，我们这一代没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状态，我们的写作环境非常动荡，太多诱惑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际遇在未来可能有所好转，但现在的日子是很难过的。一直以来，我始终告诉自己：坚持。
　　葛圣洁（80后，著有《女儿香》等）：其实当年我第一志愿报考华东师大中文系，就是看重“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氛围。我初中时作为《解放日报》和《当代学生》的小记者采访过离异家庭的子女，在《少女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两部长篇小说《爱是永远的――少女的呼唤》和《女儿香》。我觉得自己的两部作品，前一部还是虚幻的成分比较多，后一部风格就转到了纪实和心理上。创作长篇涉及很多我原本陌生的领域，为此我去了super model现场，还看了很多生意上的书。进入了华东师大以后，中文系的老师很执著于学术，给了我很多文学上的培育。
　　刘?（80后，著有《难为情》等）：我其实一度是离文学比较远的。1998年许佳出版《我爱阳光》的时候，我还在参加物理竞赛。直到我做了文学社社长，才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当时作协为了推出“韩寒第二”，为我的小说《难为情》还专门开了一个研讨会。在考上华东师大的研究生以前，我以为大学会磨灭创作的灵性，今天我站在丽娃河畔，感受着人文氛围，倾听着作家群的声音，再没有那样的顾虑了。作家群的气韵培养的就是一群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写作者，他们这个群体是可以进入历史长河的。最近我在写一部新小说，讲述了走向社会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方式，主题是反媚俗的。我是不承认自己是80后的，怕平庸的80后会掩盖自己的光辉和个性。文艺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坛各领风骚、此消彼长，愿华东师大作家群比一万年还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