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核心问题提了出来，而关于“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关系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奋斗的共同理想，只有说清这个问题，才能消除人们思想的迷惘，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凝聚人们共同奋斗的力量，从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指明正确的方向。而对这个问题的说明还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一、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来理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搞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吗？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否比现在更好？”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1]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对中国近现代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说明，还要追溯到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思想。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完整地表述出来的，这一思想的内容是：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已把世界联为一个整体，“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这样，各个民族或国家不再是封闭的孤立的自我发展，而是通过普遍的相互交往，进入了相互依存的状态。由此，前资本主义的孤立发展的民族历史，就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3]

　　当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之后，历史发展出现了新的机制和特点，因而对问题的认识就再不能囿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视域内，而要从世界性的相互交往的视角来进行。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也要如此分析。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体系形成的过程。“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所以，处在有利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对落后的国家进行掠夺，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使落后的国家依附于先进国家，使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即“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这样，世界市场体系的发展虽然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到世界历史的洪流中，但资本主义列强又不会允许落后的国家真正充分发展起来，因为在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体系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依赖于海外殖民地，要以牺牲剥夺落后民族的利益来保证自已的进步。换言之，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必定要有接受的场所，两极密切相联，失去一极另一极也就不复存在。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就要千方百计阻碍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控制这些国家，使其依附于自己，不允许其发展强大起来。这样，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体系的地位决定了，它们不可能通过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富强自己，这就促使它们必须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控制，以另外的形式来发展自己。这正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深层原因。

　　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自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灭亡的危险促使许多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真理，幻想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使中国富强。但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刚刚开始起步时，世界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己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和争夺海外殖民地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帝国主义列强极力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限制其民族经济的发展，以保证它对落后国家的掠夺。这样，当中国刚刚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时，它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就己经消失。正因如此，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处在艰难的境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是缓慢的，又是残缺不全的。中国一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这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造成的必然结果。

　　既然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那么要富强中国，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选择。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开始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体系，走民族富强之路提供了样板。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走向了社会主义。可见，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并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愿望，多少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目标其实是根植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的现实处境之中，具有着客观的历史的必然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6]

　　二、从马克思的晚年东方社会理论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

　　当前，“补课论”在一些人中有一定的市场，认为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诚然，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同马克思书本上的以西方国家为历史背景的社会主义设想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确实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但资本主义的课完全不必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建设社会主义。而这又涉及到对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解。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马克思那里也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一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构想。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中叶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主要根据的是西方国家的历史材料，而当时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并没有纳入马克思的视野，所以，他得出了一切国家都必须首先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但19世纪50、60年代以后，马克思逐渐接触了大量的东方国家的材料，经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转变了早年的想法，提出了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构想。即，他认为，就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来说，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即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另一条是“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7]，这即是说，土地公有是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它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发展。由此，马克思就得出了同早年不同的结论：既然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并不同，今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必完全相同，东方国家可以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去建社会主义。他在给俄罗斯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回信中表述了如下的思想：“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国家，……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8]

　　马克思晚年虽然提出了东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化的新构想，但只是一个总原则，没有也不可能具体规划出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蓝图。这就遗留了两个理论难题，一是东方国家应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革命后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后东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质上就是围绕解决这两个难题而进行。

　　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规律，没有囿于马克思早年的结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由此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了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也没有局限于苏联的经验，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最后领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毛泽东思想。两位导师之所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东方国家的具体实际结合了起来，使马克思晚年的设想得以实现，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所遗留的第一个难题，即东方国家怎样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所遗留的第二个问题都没有很好解决。究其原因是前苏联照搬了马克思书本上的以西方国家为背景的社会主义设想，建立了一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从而远远脱离东方社会的具体情况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结果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极大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虽然毛泽东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并力争加以改变，但由于历史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东方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也是不充分的，没有完全认清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所遭受的挫折，其实是苏联模式的遭折，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社会主义，不能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就当成社会主义本身，从而主张补资本主义的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东方国家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去发展现代文明的成果，从而创造出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在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新阐释，从而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力，而要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的建设。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则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执政党建设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强调了如何才能又好又快的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意义，把社会主义建设确定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的总体布局，这就初步回答了马克思所遗留的第二个理论问题，即，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又所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伟大成果和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30年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社会主义“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9]因此，要完成民族振兴、人民解放和生活幸福的历史任务，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三、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机制

　　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10]。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样是如此。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正体现着现代文明的文化精神。现代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它有两大支柱，一是个体自由，二是科技理性。从而形成了现代人对解放和真理的追求理想。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产生，深深根植于现代历史的发展之中，大机器工业及其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改变了人对自然的隶属关系，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逐渐成为主体；而商品经济的平等、自由的本性，促使了个体和类的分化，使个体日益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社会关系上人也成为了主体。由此，弘扬主体和理性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却使独立的主体变为市民社会的“私人”，变为孤独的自我。随着人的异化的发展，科学技术也日益自律化，由手段变为目的，技术理性文化开始统治世界。所以，现代社会是一个创造和异化并行的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是这种社会状况的理论回响，实践哲学意蕴的是主体性文化的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主张通过主体的能动的创造活动，去实现自身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又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除人的物化，即现实的改变世界和人本身。正是在改变世界的活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逐渐达到和谐统一，人得以全面自由发展。所以，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既蕴涵着科学的精神，又蕴涵着人文价值的精神，是两种文化精神的统一。我们只有依据实践哲学的这种文化精神，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作出总体性的深层次把握。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整体转型的过程，在经济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本质的层面来看，计划经济是一种群体主体的活动方式，个体本位的社会格局没有形成，企业和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只是听命服从的生产工具，即生产过程的客体。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主体的缺位，企业既不能面对市场的需要自主地组织生产，支配生产、销售的过程；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的动力。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无人负责、生产的低效率以及经济缺乏活力，成为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所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实质意味的是从群体主体的活动方式向个体主体活动方式的转变，是使企业和个人从生产的客体转变为生产的主体的过程。即巿场经济作为主体经济意味的就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主体，以物质利益的刺激作为动力，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去拼搏进取，以便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企业要成为独立的主体就必须要对生产资料具有支配权，只有能够支配生产资料，企业才能自主地组织生产过程，才能真正独立，也才会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所以，体制创新的过程首先就围绕着产权制度的改革而进行，产权的多元化，改变国有资产一股独大的局面，使产权自由流动，力争使企业的财产权落在实处。只有产权明晰，才能职责明确，管理科学，也才能使政府真正退出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微观干预，建立起适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由于体制改革的成效，个体主体活动方式的初步形成，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使近些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社会转型不仅囿于经济的层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变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当前的着眼点应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过去的管理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带有传统文化深深的印记，即政治涵盖一切，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导致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过高的行政成本、低下的效率以及互相推诿扯皮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促使政府多次进行国家机构的改革。尤其随着群体主体向个体主体活动方式的转化，政治经济开始二元分化，要求规范行政管理权力，使政府由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变为宏观调控。但这些改革总的来说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管理的职能没有根本改变，还沿用着无限全能政府的思路，把广大群众作为客体、作为民来管。所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深入发展，企业逐渐成为独立的主体之后，相应的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由管理走向公共服务。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实质意味着管理对象主体地位的变化，人民群众不再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是需要政府为之服务的社会生活的主人。因此，民本思想、为民作主的思想、青官意识等等把人民群众作为客体来对待的传统文化的糟粕也必须被清除出历史的舞台，代之人本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作为主体的权益。这就要求公共服务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因为间接民主制的管理形式有一个固有的矛盾，即人民是名义上的主人，却是实际的被管理者；国家公职人员名义上是公仆，却是实际的管理者。这种矛盾就存在着压制人民民主，践踏人民权益的可能。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走向独裁，形成长官意志独断专行的人治方式。所以，在人民群众还不能真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就必须坚持规则化的公平和程序化的民主，即用法律来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权益，并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所以党中央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还意味着管理主体的变化，即使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予到社会管理事务中来，真接发挥社会生活主人的作用。这就要求扩大基层的民主自治，在权力的结构、运行和关系三大方面，发挥人民群众的管理、参予和监督的作用。尤其涉及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的领域，要放手去让群众组织和非营利的社会中介组织去做，以形成政府机构为主导、社会组织为补充、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综合管理模式。

　　正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主体化趋势，所以，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把人作为个体和类相统一的主体来看待。无疑，人只有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才可能是主体，才不会被“民”所淹没，才能使社会对人的权益、地位、尊严的尊重落在实处。但独立的个体绝不是孤独的自我，孤独的自我是人的异化状态，只会导致“自我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因而科学发展观就内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以人为本”是与人的和谐全面发展相一致的。这就意味着个体与类的统一，人只有作为类的存在，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体。“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2]正是从这种个体和类相统一的主体出发，科学发展观才提出人民群众是发展的起点和归宿，反对物本的发展观和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使发展的成果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以及全面发展的需求服务，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是把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人以及一切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宗旨。所以，我们只有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和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当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