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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扩张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动荡的火种
日 02:13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李平民
本文摘自上海财经大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公共课& 作者：李平民 原题为：列强扩张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动荡的火种
1.1.列强与奥斯曼帝国&遗产&之争
地处欧、亚、非三大洲地带的中东[1]，是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和古代文明（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巴比伦、古亚述）的发祥地。这里的大部分地区曾先后属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自古以来就强者逐鹿、兵马驰骋之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众多民族、各种文化在这里是冲突、交融，众多王国或帝国的版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化，形成历史上极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
似乎历史上每一位企图控制和占有这里的强者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理由。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伊拉克是他们的故土，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据圣经记载，大约早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犹太人就在其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从现在的伊拉克&渡河而来&到巴勒斯坦，并由此而得名&希伯来人&。亚伯罕的孙子雅各曾因与上帝摔跤而得名&以色列&。因逃避饥荒，雅各带领族人逃到埃及。为逃避埃及法老的迫害，先知摩西率领希伯来人从埃及逃回巴勒斯坦。途径西奈山时与上帝立约，以《摩古十诫》而传诸后世。据历史记载，在大卫和所罗门为王时（年），犹太人的历史辉煌一时，他们在约旦河两岸建立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建立膜拜上帝的圣殿。所罗门死后不久，王国一分为二，北部的以色列王国于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南部的犹太王国于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之后数百年，犹太人先后处于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约在公元前165年，爆发哈斯蒙家族（或称马卡比家族）领导的犹太民族大起义，解放了耶路撒冷，再次建立犹太人王国。公元前63年，罗马皇帝庞培率军攻占耶路撒冷，建立罗马统治，扶植傀儡政权，受罗马驻叙利亚总督的监督。在罗马人统治时期，犹太人争取独立的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数万犹太人被杀，幸存犹太人或被卖为奴，或被迫流散世界各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犹太教成为流散犹太人的精神纽带，耶路撒冷和那里的锡安山成为他们团结统一的象征。
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并不亚于犹太教。基督教由犹太教发展而来，圣经中的旧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信奉的神圣经典。据圣经记载，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地，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的地方。由于公元4&&7世纪中东大部分地区曾经属于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西欧封建主为了控制地中海中部沿海和东西方贸易通道，掠夺东方的财富，就以解放&主的墓地&和保护圣地为号召，发动了长达200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年），并在巴勒斯坦建立长达140年之久的耶路撒冷王国（，年）。耶路撒冷有许多大小小的基督教堂、修道院和教会学校，他们分别属于东正教、天主教或新教。
对阿拉伯人来说，从遥远的古代开始，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东部一带就成为他们的先民繁衍生息的故乡。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它起源于阿拉伯半岛。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半岛。经过100多年的征战和，阿拉伯人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疆域东部曾与中国的唐朝接壤，西达大西洋，南达非洲北部。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在阿拉伯帝国治下的广袤土地上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传统而阿拉伯化。对伊斯兰教徒来说，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三大圣地。麦加的克尔伯神庙里供奉着天降神物（一块巨大的黑色殒石），是穆罕默德修行九年、按受安拉启示、创立伊斯兰教的地方；麦地那被称为先知之城，是穆罕默德建立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和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中心；耶路撒冷是阿拉伯国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扩张、建立阿拉伯帝国的要道口，据说是穆罕默德&夜行登宵&、聆听安拉启示的地方。
公元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分裂为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黑衣大食和以科尔多瓦的白衣大食；9世纪中叶，又分裂出以开罗为中心的绿衣大食。之后，阿拉伯世界出现混战和四分五裂的局面。从11世纪开始，突厥人向西大规模迁徙，西欧封建主发动200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13世纪中叶，蒙古西征，在西亚建伊尔汗国。14世纪中叶，以奥斯曼为首的一支突厥人在小亚西亚兴起，经200年之久的征战，16世纪中叶，又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阿拉伯人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之下达400年之久。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苏里曼一世的统治下（年），奥斯曼帝国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它的疆地从多瑙河伸展到波斯湾，从南乌克兰伸展到埃及，囊括今欧、亚、非40多个国家的土地，面积达600多万平方公里。但苏里曼大帝逝世之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惊人的速度继续下去的&。它的衰落引起西方列强瓜分其&遗产&的斗争，通过战争强占它的领土，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汉外法权。加上巴尔干被压迫民族谋求独立的起义，最终使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
从17世纪初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西方列强在&和平&、&正义&、&保护弱者&的旗帜下对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展开激烈的争夺，导致所谓愈演演烈&东方问题&。由于觊觎的目标不同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所寻求的盟友和所打的旗帜也有所不同。俄国所觊觎的目标主要是巴尔干半岛、黑海海峡和巴勒斯坦，由于它是一个东正教国家，所心它的借口和所打的旗帜是&拜占廷帝国的继承人&、&东正教徒的保护人&和&泛斯拉夫主义&。英、法、德所觊觎的目标是主要是北非、西亚，尤其是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由于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它的借口是保护十字军东征以来的&传统利益&，打的旗帜是&天主教徒和圣地的保护者&；为了对付英国，也打&同情犹太人&的旗帜。英、德在中东侵略扩张的借口是&维护正义&，因为他们都是新教国家，而教教势力与东正教与天主教相比，在中东影响较小，所以英、德所打的旗帜都是&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朋友&和&同情犹太人&。在对付法国和俄国的竞争时，英国常常以主持&正义&的姿态，一面强调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一面又积极倡导&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但为了对付德国的竞争，鉴于德、土的&友好&关系，英国则更多强调的是阿拉伯人的&利益&。新兴的德国在与老牌的英、法、俄竞争时，表面上强调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友好&，以&穆斯林的保护者&自居，但暗中却支持锡安主义，[2]对锡安主义采取&默认&的政策，使锡安主义运动在德国的畅行无阻，使德国成为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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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统一过以色列吗
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的时候与以色列是什么关系
我有更好的答案
当然当时阿拉伯半岛四分五裂，巴勒斯坦地区属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混居区，政治上隶属于拜占庭帝国，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多次向拜占庭帝国开战，夺取了大片土地，巴勒斯坦也在其中（公元638年）。一开始穆罕默德很瞧得起犹太人，称他们为“有经书的民族”，并从政治上拉拢他们，可犹太人以信仰不同为由拒绝了穆罕默德的吸纳政策，导致了穆罕默德的不满，犹太人便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这种情况持续了近千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经历了好几个穆斯林政权，甚至还被蒙古人统治过。后来就是近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欧洲的犹太人陆续返乡，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一起建设新家园。当时的巴勒斯坦是英属殖民地。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后来犹太人与当地阿拉伯人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摩擦，直至双方开战，英帝国管不了，便主动放弃了巴勒斯坦。这种无政府状态更加加剧了当地冲突。然后就是二战，二战后大批犹太难民离开欧洲前往巴勒斯坦，然后建国，然后中东战争。。。。。。。。。。。。。。。
采纳率：28%
阿拉伯对外征服战争是公元7—8世纪，穆斯林的统一国家——阿拉伯帝国形成后，以“传播伊斯兰”为口阿拉伯轻骑兵号，攻入西亚、北非和西南欧大片领土的军事行动。公园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在鹰旗旗帜下，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于拜占庭（Byzantium）和波斯（Persia）的南部边疆。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阿拉伯人始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囊括西亚，席卷埃及。倭马亚王朝的时期（661—750），阿拉伯统治者继续大张挞伐，攻城略地。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阿拉伯军队继续征服，通过血与火建立了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庞大帝国。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阿拉伯领土达到2339万平方公里，是人类历史上领土东西跨度最长的帝国，其面积大小仅次于蒙古帝国。[2][5][编辑本段]战争背景
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人还处于氏族社会，主要信仰多神教，所居住的阿拉伯半岛土地贫瘠，气候严酷，居民多数是游牧民，逐水草而居。公元6世纪起，阿拉伯西部成为拜占庭和波斯争夺的对象，两个帝国相互厮杀元气大伤。相传，610年穆罕默德40岁时的一天，当他在麦加城郊希拉山的山洞潜修冥想时，安拉派天使伽百利向他传达“启示”使之“受命为圣”。此后，他宣称接受了安拉给予的“使命”，便开始了历时23年的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经过阿拉伯半岛统一战争，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阿拉伯帝国，随后，阿拉伯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征服运动。[2][编辑本段]战争过程
阿拉伯对外征服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
战争第一阶段（634—656年）
战争第一阶段发生在634—656年，穆罕默德去世后，其继承者继续执行其对外军事扩张的 “伊斯兰远征”计划。在平定了内部叛乱后，于公元633年秋，组织三支阿拉伯军队， 每支7500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经叙利亚沙漠攻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这是的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因长期战争两败俱伤，无力抵抗阿拉伯人的进攻。635年，哈里发的军队同时对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展开了进攻。被称作“安拉（Allah）之剑”的哈立德·伊本·瓦立德（Khalid，？-642）将军，率领阿拉伯人迅速通过人迹罕至的叙利亚沙漠，在雅穆克河（Yarmuk River）畔一举歼灭了拜占庭5万大军，占领了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Damascus）。636年，阿拉伯军队又向伊拉克、叙利亚进发，首先攻克加萨尼王朝都会巴士拉；尔后占领外约旦 的斐哈勒，并乘胜直趋大马士革，围城6个月攻陷该城。此时，东罗马帝国调兵5万人， 解救大马士革。哈立德被迫放弃大马士革撤至约旦河东支流雅穆克河畔，以2．5万人采 取以逸待劳的战术，打败了拜占庭军队，重新收复大马士革，占领了整个叙利亚，面对阿拉伯人猛烈的攻击，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悲哀说道：“叙利亚，如此美好的锦绣河山，还是归于敌人了！”。哈里发军队的接连胜利，迫使被围困两年的耶路撒冷（Jerusalem）于638年请降归顺。
阿拉伯军队在进军叙利亚的同时，还向波斯和埃及发动了进攻。633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伊拉克南部的希拉后，开始进军波斯。波斯军队用战象作为突击力量，大败阿拉伯军队，曾一度使阿拉伯人深感恐惧。637年6月1日，阿拉伯军队在获得增援后取得卡迪西亚会战胜利，轻取波斯帝国首府泰西丰，缴获大量战利品和珍宝。随后，又攻占摩苏尔和讷哈范德两城，将波斯并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639年底，阿拉伯军队对埃及突袭成功，一举攻克皮卢希恩，640年，又在开罗大败拜占庭军队。尔后迅速前推，于642 年9月占领亚历山大里亚，进至昔兰尼加，从此，拜占庭失去了埃及。643年阿拉伯军队 攻占利比亚，647年又侵入拜占庭在北非的领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地。为 了进一步控制地中海，阿拉伯征集小亚细亚沿岸居民，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并迅速占领了地中海几个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到7世纪50年代，阿拉伯军队向西进占了北非部分省份，向东已逼近印度边境，向北突进至亚美尼亚以北，控制了拜占庭帝国在近东的 大部分领土，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新帝国。659年，由于阿拉伯贵族内讧，阿拉伯军队暂时停止了进一步扩张。661年，倭马亚王朝以叙利亚为基地建立起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在平定内乱后，阿拉伯人又重新组织对拜占庭发起新的进攻。 [4]
战争第二阶段（668—750年）
战争第二阶段发生在668—750年，阿拉伯军队首先以拜占庭帝国沿海城市为进攻目标，派舰队渡过爱琴海，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在基齐库斯城建立军事基地。673— 677年，阿拉伯舰队连续在每年夏季进攻君士坦丁堡。由于拜占庭军队做好了充分准备， 精心布置防卫，并采用一种叫“希腊火”的液体燃烧剂，有效地击退了阿拉伯舰队的进攻，保卫了君士坦丁堡。677年6月，阿拉伯舰队被迫撤离君士坦丁堡，在途经小亚细亚南岸海面时，遭到风暴袭击和希腊舰队阻截，几乎全军覆没。陆军在小亚细亚也遭到惨 败。678年，双方再度签订和约，阿拉伯国家被迫向拜占庭纳贡。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却进展顺利。697—698年，夺取迦太基，从而结束了拜占庭对北非的统治。709年，阿拉伯军队进抵大西洋沿岸。711年春，一支由300名阿拉伯人和7000名信奉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组成的部队进入比利牛斯半岛，很快就占领了半岛大部分地区，建立起阿拉伯人的统治。732年10月4日，阿拉伯军队在普瓦提埃与法兰克人交战，结果阿拉伯轻骑兵不敌法兰克重骑兵。由于比利牛斯半岛人民的顽强抵抗，驻西班牙的阿拉伯军队内部各部族发生矛盾，阿拉伯军队于8世纪中叶被迫退出高卢，停止了向欧洲的进军。至此，阿拉伯人达到了向西征服的地理极限。
705—715年，阿拉伯军队侵入中亚细亚的费尔干纳和锡尔河流域。为了占领这些地区，阿拉伯军队与突厥族游牧部落进行了交战。711年，阿拉伯军队进入印度， 这支军队虽不足6000人，但装备精良，有可拆卸后用骆驼运载的掷石器和攻城器等。阿拉伯军队连续击败印度人后，将印度河谷并入阿拉伯帝国。此后，印度河谷地区长期成为以后突厥政权哥疾宁王朝、古尔王朝、德里苏丹国）入侵印度的前沿阵地。
717年，阿拉伯军队分水陆两路再次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陆路以骑兵和骆驼兵为主，号称12万人，越过小亚细亚，从阿拜多斯城跨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大陆，包围色雷斯；水路1800艘战舰从叙利亚和埃及港口出发，直驱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20艘各载100名重装士兵的大型战船紧随其后，准备登陆作战。拜占庭军队采用诱敌深入， 聚而歼之的方针，拆除设在进港海口的防卫铁链，任阿拉伯舰队驶进港湾。然后，出其不意地发出火箭、火船和火矛，投射“希腊火”。阿拉伯舰队在突然袭击下大乱，在熊熊烈火中几乎全军覆灭。陆路一支因阿拉伯士兵不耐严寒，且供应不足，加之时疫流行，战斗力锐减，被拜占庭收买的保加利亚人乘机进攻，重创阿拉伯军队。另两支运送武器、士兵和粮食的阿拉伯舰队也被击溃。至此，围攻君士坦丁堡长达一年零一个月的阿拉伯军队，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君士坦丁堡会战之后，拜占庭开始向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展开全面进攻，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转折，拜占庭转为战略进攻，阿拉伯转为战略防御。746年，在塞浦路斯附近 的大海战中，拜占庭击溃了拥有1000多艘战舰的阿拉伯舰队，夺回了塞浦路斯。8世纪后半期，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屡获胜利，把阿拉伯人赶到小亚细亚东部，重振了“帝国”的声威。750年，阿拉伯帝国内部矛盾激化，阿拔斯王朝取代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迁都巴格达。此后，拜占庭与阿拉伯争夺的重点主要在小亚细亚和上美索不达米亚、黑海 沿岸及地中海东部和意大利等地，虽然战事连绵不断，但规模不大。
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占领坦桑尼亚的桑格几布群岛。公元751年，阿拉伯帝国军队与唐朝军队在中亚城市怛罗斯交战，结果唐朝战败，造纸术由此西传。[2][编辑本段]阿拉伯对外征服胜利原因
阿拉伯人的对外扩张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取决于拜占庭和波斯帝国连年战争，导致国力衰竭，内部党争不已，阶级矛盾突出，军队成分复杂，又在几个方向抗击阿拉伯的进攻，常常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无力抵抗阿拉伯人的进攻。阿拉伯是游牧民族，而且阿拉伯人始终忍受着阿拉伯半岛恶劣的生存环境，性格异常坚忍、朴素。
其次，阿拉伯军队组织严密，骑兵部队机动快速，从而能达成作战的突然性。在战 术上为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战斗队形借鉴拜占庭和波斯军队的长处，沿正面和纵深分 为前卫、中军、左翼、右翼和后卫几部分。两翼用骑兵掩护，并掌握强大的预备队。当出现胜利希望时，迅速将主力投入交战；追击敌人时要求迅猛异常，穷追不舍，以便不 断扩大战果。
另外，阿拉伯对外扩张战争加速了阿拉伯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建立起一些神权专制式的中央集权封建主义国家，扩大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阿拉伯军队以骑兵和骆驼兵为主， 主要武器是投枪，擅长沙漠作战，但不善用弓、剑、长矛和攻城器械，作战主要依靠骑兵的冲击力以及勇猛精神。攻城的方法只是强攻、策反和封锁。因此，在战术上并不占优势。[2][编辑本段]阿拉伯征服战争的历史贡献
阿拉伯人征服扩张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宗教将松散的部落文化联合起来，并通过征战使各个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播、交流。
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在被征服地区，非伊斯兰教徒并没有被强迫改变信仰。事实上，阿拉伯统治者往往并不鼓励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改信伊斯兰教，因为阿拉伯帝国向非伊斯兰教徒征收的赋税，要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一些，如果人民大量皈依伊斯兰教，则意味着阿拉伯帝国的财政收入将大大降低。所以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基本不存在宗教迫害。各种文明，各种信仰相互杂居，文化的多样性得以延续。
经过78年的扩张，公元634——712年征服运动的高潮时期，阿拉伯帝国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阿拉伯部落联盟的酋长，而是一位东方的神权君主。建立在官僚体系和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广袤疆域内各个迥然不同的古典文明逐渐融合，最终于几个世纪后形成了全新的阿拉伯文明。举世闻名的新月沃地是阿拉伯文明的肇兴地；也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作为阿拉伯帝国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伍麦叶王朝历位哈里发曾从此发布敕令。指挥亚欧非三洲的运作。以后的阿拔斯哈里发则迁都于巴格达。[1]
穆罕默德时期，犹太人并没有分布在现在的以色列，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出现是二战之后。古罗马时期在巴勒斯坦地区，曾经生活过以色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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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定居与迁徙
一 规模与趋势
<p data-pindex="0" data-bookid="83936" data-chapterid="90～1920年，黎巴嫩近1/3的农村人口陆续移居海外，其目的地主要是美国和埃及。导致大规模移民的原因是黎巴嫩国内的内战乱局，与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背道而驰的经济萧条状况，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政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以及来自移民目标国的强大吸引力。但是，即使在如此极端的形势下，仍然有2/3人口选择了留在家乡。古代民族史学界对跨国界人口流动并没有太多的意识，而世界史学者则恰恰相反，有时候，后者眼中所看到的，甚至只有迁徙、网络化和世界主义。实际上，这两类人群同样都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19世纪所有社会中的少数移民，以及在原居住地生活的大多数人。
如果离开数字，一切都只能是空谈。然而对19世纪而言，人口数据在很多时候仍然是未知的。当年的塔希提岛曾是人们心目中富有“哲学”意境的人间天堂，按照18世纪末到塔希提旅行的游客们的猜测，当地居民数量是在1.5万到20.4万之间。后来，人们根据所有掌握的资料重新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大约7万多人。19世纪90年代，当民族主义思潮在朝鲜蔓延时，令这些早期社会活动家感到恼火的是，竟然从来没有人曾经对王国的臣民人数做出过统计。据不确实猜测，这一数字应当在500万至2000万之间。直到1913年，日本殖民者才通过调查得出了确切结论：朝鲜人口大约为1500万。在中国，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衰落，人口统计的水准也在不断下滑。根据历史统计，1750年和1850年的中国人口数量分别为2.15亿和3.2亿。这两个如今经常被引用的数字，比另一个年代较晚的数据——1900年的4.37亿至4.5亿——更具可信性。
各大洲的人口比例
自古以来，亚洲一直是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个大洲。但是随着年代的更迭，亚洲人口的领先优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表1）。
表1 亚洲占世界人口的比重
在17世纪和18世纪，亚洲人口的相对优势日益明显。从欧洲旅行者对中国和印度等地“人满为患”景象的充满感叹的描述，便可以使这一点得到印证。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人口众多是富裕的一种标志。亚洲各国君主往往将臣民数量的庞大视为炫耀的资本。进入19世纪后，亚洲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急剧下降。当年，那些认为亚洲“停滞不前”的欧洲人，是不是因为对这一变化已有所意识呢？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并没有人曾经对人口动态做出过统计。亚洲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迄今再没有恢复到1800年的水平。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亚洲人口的相对优势受到了动摇呢（表2）？
表2 世界各大洲占世界人口比例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亚洲人口数量优势的下滑是随着欧洲或整个西半球的崛起开始的。600～1700年，非洲人口规模有可能一度超过欧洲，但很快便重新被欧洲超越。在非洲人口增长陷入停滞的同时，欧洲人口规模却在急剧扩大。年，欧洲（不包括俄国）人口数量从9500万增长到1.38亿，而非洲人口则仅由1.07亿增长到2.95亿。至少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9世纪包括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移民国家在内的整个“西方的崛起”，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从全球范围看，人口增长路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这一时期，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比20世纪末人们习惯的速度慢得多。年，全球人口数量年均增长约0.43%。19世纪下半叶，这一数字仅仅提高到0.51%，与20世纪70年代1.94%的增速仍相去甚远。
即使在进入19世纪后，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人口很少的小国。1832年建国时，希腊人口数量尚不足80万，仅相当于英国大都市人口的一半。1900年前后，瑞士只有333万人，与半个大伦敦区（Greater London）的人口规模（658万）大致相当。19世纪初，生活在加拿大辽阔地域上的欧洲裔居民人数大约为33.2万，直到1830年，才突破百万大关。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大大推动了澳大利亚人口的增长，到1858年时，澳大利亚人口已超过100万。位于世界人口谱系的另一端、人口数量众多的大国又有哪些呢？1913年的人口数据可以为此提供最佳答案。在帝国统治的世界里，如果把今天的民族国家作为衡量标准，未免有些不妥。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以政治联合体或大的联盟作为单位，对相关数据进行比较（表3）。
这张统计表有哪些明显特点呢？这就是，所有大国一律被定义为“帝国”。在这些国家中，大部分的确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名号，而美国则是唯一一个没有以帝国作为国名的大国。但是从国家结构来看，美国理当被视为帝国的一员。从人口数量来看，1898年主权被美国所控制的菲律宾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殖民地之一，尽管从实力来讲，它远远无法与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两大殖民地相抗衡。其850万的人口数量仅略少于埃及，但超过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德属东非。在既没有海外殖民地亦非地域庞大的多民族帝国的主权国家当中，人口数量最多的是墨西哥，其人口数量约为1500万，面积与尼日利亚、越南等中等规模的殖民地相当。但是早在1913年，这个国家便因革命和内战而走向分裂，因此无法被视为领土完整、政权稳定的民族国家典范。在欧洲，人口数量最多的非帝国性质的国家是瑞典（人口数量大约600万）。
表3 1913年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的政治实体
人口规模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实力。在工业化时代里，人口的绝对值已不再是政治实力的保障。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有过先例。中国在1750年前后仍然是欧亚大陆势力最强的军事大国，但是到了1913年，中国在外交上几乎已没有任何行动力，其军事实力甚至还不及小国日本（人口只有中国的12%）。因为印度的庞大人口而跃居人口排行榜之首的大英帝国，在现实中也并非在各方面都领先于世界的“世纪末”超级大国。但是作为帝国，它毕竟掌握着雄厚的人口和经济资源，并且懂得如何在关键时刻运用这些资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优势得到了充分展现。这份统计表虽然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各国实力的排列次序，但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形势，却可由此略见一斑。在1913年前后，英国、俄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以及作为国家特殊形式的哈布斯堡王朝，是当时世界仅有的几个大国：既有雄厚实力，也有对相邻领土以外地区发动侵略的意愿。
在这份统计表上，还有一些特点值得我们注意：荷兰虽是欧洲小国，却拥有大面积的殖民地。其中，居民人数多达5000万的印度尼西亚在人口规模上超过了英伦诸岛，仅比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口略少，从人口数量来看，相当于荷兰本土的8倍。奥斯曼帝国在统计表上的落后排名未免有些令人意外。这是由领土持续萎缩、人口自然增长率偏低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果。鉴于巴尔干地区人口数量有限，因此失去巴尔干领土对奥斯曼帝国人口的影响实际并不大。而埃及在整个19世纪期间（直至1914年沦为英国保护国）虽然在名义上隶属奥斯曼，但始终游离于伊斯坦布尔的有效控制之外。因此，如果抛开埃及不计，那么在1878年柏林条约导致奥斯曼领土大规模丧失之前，其全国人口大约只有2900万。仅从人口角度看，这个早期近代史上的地中海和西亚强国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便已失去了往日的雄风。
如前所述，在亚洲居高不下的人口绝对值的背后，是人口相对优势的下降。19世纪期间，无论在世界任何地区，人口增长率都没有达到我们记忆中的20世纪“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水平（表4）。
表4 世界主要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阶段平均值）
这张统计表上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是“维多利亚时代”中国人口的负增长。在之前的早期近代阶段，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远远超出了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并不是中国人的生育习惯出现了改变，而是由社会动乱造成的。年，中国各地战乱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在整个19世纪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动乱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反抗清政府的捻军起义、西北地区和云南省的回族暴动等。受太平天国之害最深重的5个省份（安徽、浙江、湖北、江西和江苏）的人口，在年期间由1.54亿减少到1.02亿。到1953年人口普查时，这些省份的人口才重新恢复到1.45亿的水平。回族暴动最集中的3个西北部省份（甘肃、山西和陕西）的人口，由1819年的4100万减少到1893年的2700万。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及清政府残酷镇压下丧生的受害者人数，是一个需要仔细斟酌的数据。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很难判定，到底有多少人是直接死于战乱，还有多少人是死于革命和内战所引发的饥荒。据专家保守估计，总人数应当在3000万左右。
亚洲相对较低的人口出生率之所以令人感到意外，不仅是与20世纪下半叶相比较而得出的印象，同时也与欧洲人对亚洲根深蒂固的模式化印象有关。伟大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就19世纪前的西欧特别是英国人口发展状况做出的分析，大体是经得起推敲的。但是他同时还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民族没有能力像欧洲人一样，有意识地控制生育行为（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并以这种方式避免因食物匮乏而导致的灾难。每隔一定时间，无节制的人口增长与固定的粮食产量极限值之间便会产生冲突。之后，人口只能通过以饥荒为形式的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得到平衡。中国人没有能力做到通过理性限制生育（例如通过晚婚）的手段，制止这种恶性循环。这种观点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预设的人种学判断，即认为“亚洲人种”具有缺乏理性的先天特征，没有能力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文明过渡。在1798年该观点问世后的两百年里，马尔萨斯学说在未受质疑的前提下被人们反复引用，就连中国学者也把自己的国家描绘为一片被贫穷和饥荒所困的土地。
今天人们对此已有不同看法。19世纪中国人口的非正常低增长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但究其原因，马尔萨斯的解释却是令人怀疑的。中国人口绝不是盲目受本能支配而无节制地繁衍，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再通过大自然的无情杀戮，使人口过剩得到抑制。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在生育问题上做出决策，最主要的办法是通过溺婴和弃婴。当时的中国农民显然并不把这种行为视为“杀戮”，因为在人们看来，人的“生命”是从出生后第6个月才开始的。溺弃女婴、婚内生育率低、收养率高以及婚姻市场性别失衡，成为19世纪中国应对恶劣生活环境的特殊人口模式。“正常”的人口低增长率在经过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战乱之后转为负增长，其根源来自人类对资源日趋匮乏的有意识适应。因此，将理性、有节制的欧洲与缺乏理性、受本能支配而走向衰落的中国相对立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关于日本，人们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8世纪上半叶，在经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国内和平环境下的对外扩张之后，日本人口增长率出现了下降趋势。导致人口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并非饥荒和自然灾害，而是人们保持或提高现有生活水平，并以此维护自身社会地位的愿望。与中国一样，杀婴在日本也是一种常见的控制人口的手段，但是在这里，杀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规划未来生活，而不是为了适应物质紧缺的环境。1870年前后，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前不久，日本终于告别了贯穿其“漫长”早期近代史的人口稳定状态。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年二战后期曾一度中断），日本人口进入了持续增长期。在最初阶段，高出生率、婴儿死亡率下降以及人均寿命的提高，是促进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其背景，一方面是医疗卫生条件的进步，另一方面是本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粮食进口的增加，使全民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改善。后德川时代日本人口的稳定状态并不是马尔萨斯人口抑制理论的一种表现，而是人们努力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所导致的结果。当年日本人的生活虽然清贫，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却是令人羡慕的。1870年之后日本人口增长的恢复，是现代化的一个副产品。
欧洲最令人意外的变化是英国社会的生物性激变。截至1750年，英国（不包括苏格兰）仍然是欧洲政治大国中人口最少的国家。当时，英国人口仅有590万。法国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人口数量是英国的4倍。甚至连拥有840万人口的西班牙，在人口规模方面也远远超过了英国。然而在之后的一百年间，英国人口却迅速膨胀，不久便超过了西班牙，并大大缩短了与法国之间的差距。到1850年时，法国人口已不到英国人口的两倍（法国人口大约3580万，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人口总数为2080万）。1900年，英国（3700万）与法国（3900万）的人口数量几乎持平。在整个19世纪期间，英国人口增长率（1.23%）在欧洲国家当中遥遥领先，将位居第二的荷兰（0.84%）远远抛在了身后。
美国人口始终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在19世纪人口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直到1870年，美国人口规模仍然在德国之后。然而到1890年时，美国人口却已超过了除俄国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在年期间，俄国人口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与英国的人口膨胀几乎同时。沙皇俄国与英国在人口增长方面拥有一个共同特点：俄国对中亚与东亚地区的殖民扩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极其微小，因为这些新增领土大多是人口稀少的地区。可以说，俄国，特别是其农村地区，几乎与日本同时进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期。在19世纪下半叶，旧政权统治下的俄国农民成为全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社会群体。俄国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是这一历史时期十分罕见的一种现象。
如果要把这些以国家为单位的量化数据，概括为标志年一个世纪的本质性特征，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覆盖全球各大洲的三种不同类型：
爆炸式增长：这种现象发生在那些实行大规模边疆开发的气候温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原有人口的基数较小，因此从表面的统计结果来看，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例如，美国人口增长了10倍，在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新欧洲（所谓西方旁支国家［western offshoots］，以往更多被称为“白人移民殖民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极端现象。
另一种极端是近乎停滞的人口缓慢增长，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印度中北部地区和中国（以及1870年之前的日本），同时也出现在欧洲腹地，特别是法国。在1750年前后，法国的人口数量仍然位居欧洲之首。然而到1900年，意大利的人口数量几乎与法国持平。导致法国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外部因素的影响。尽管在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经历了严重的人口危机，其程度之深在整个19世纪期间，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可与之相比。战争、内战和瘟疫，使法国每年的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超出近50万。即使在年二战期间，人口的赤字也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但是，法国人口减少是一种非典型的特殊现象，而不是持久性危机的一种表现。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出于各种难以解释的原因，法国很早便遭遇了低生育率的问题。根据经验，生育率的下降无一例外总是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密切关联。但是，早在1800年以前，法国便已出现了这种现象，而英国和德国则是在1870年之后。在法国，“人口减少”成为一个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公共话题，特别是1871年其在普法战争中失利之后。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同样也出现了人口增长过缓的现象，而这三个国家并不属于现代化先驱国之列。因此，人口增长的迟滞不能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标志。
人口高速增长的现象出现在欧洲（英国以及1860年之后的俄国欧洲部分）、南美（巴西）以及非洲（特别是1870年之后的阿尔及利亚）和亚洲（爪哇、菲律宾以及1870年之后的日本）一些地区。人口增长相对较快但并未达到英国水平的国家是德国和荷兰。19世纪人类的繁衍规律既不符合东西二分法，也与大陆宏观地理甚少关联。将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一边是充满活力的欧洲，另一边是停滞不前的“其余”世界——这种简单化判断至少从人口发展史的角度看是难以成立的。
人口灾难与人口过渡
<p data-pindex="28" data-bookid="83936" data-chapterid="世纪的人口灾难也并不总是局限于世界上的某一个地区，然而与其他大陆相比，欧洲经历的灾难显然要少一些。爱尔兰是19世纪欧洲的不幸儿，是欧洲唯一出现全国性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在1780年前后，爱尔兰进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期，然而年的一场大饥荒，却使爱尔兰原有的人口状况发生了彻底改变。引发饥荒的原因是由霉菌导致的马铃薯歉收。在这场饥荒中，至少有100万人丧生，这一数字相当于爱尔兰人口的1/8。此前已经出现的移民群体如潮水般暴涨，在年期间，每年大约有20万人离开爱尔兰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爱尔兰人口由1841年的820万减少到1901年的450万。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是天主教会和地主阶层提倡的晚婚。在19世纪下半叶，爱尔兰经济呈现复苏的势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移民潮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收入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与意大利或中国南方一样，海外移民汇到家乡的资金对爱尔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饥荒过去短短几十年之后，其悲剧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人们所克服。
在拿破仑远征结束后，战争和内乱作为导致欧洲人口下降的因素，其重要性远不及18世纪以及后来的20世纪。严重的大规模暴力冲突都是在欧洲以外地区发生的：
·革命性质的内战，如年的中国，或年的墨西哥；
·分离战争（Sezessionskrieg），如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仅阵亡的士兵人数便高达62万人）以及世纪之交的南非战争；
·殖民侵略战争：年在爪哇（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20万），1830年之后在阿尔及利亚，后来在非洲其他很多地区。此外，还有持续整个世纪的白人移民及其背后的国家机器对美洲原住民的排挤和屠杀；
·欧洲以外的大国冲突，如年发生的影响深远的日俄战争。
在上述战乱发生的同时，欧洲却是一派和平景象。从1815年直到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欧洲不曾发生过任何战争。而克里米亚战争和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也比不过欧洲以外地区的军事冲突，与早期近代史上的历次战争或20世纪的大规模战争相比，更是远远不及。1500年之后死亡人数最多的10场大国战争中，没有一场是在年发生的。年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其残酷性在欧洲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在战争中死于各大战场的人数多达120万。与年发生的历次战争相比，19世纪的欧洲更显得一派祥和。在这些战争中，仅阵亡者人数便超过250万。从欧洲与全世界人口的比例来看，18世纪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是19世纪的7倍。
“微生物袭击”与暴力屠杀
<p data-pindex="35" data-bookid="83936" data-chapterid="世纪，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因为“微生物袭击”而导致整个国家人口近乎灭绝的事例仍然时有发生。在塔希提岛，由于病菌传入而引发了一连串瘟疫。1881年，塔希提人口减少到6000人，与18世纪60年代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和霍克船长初次登岛时相比，只剩下不到1/10。同样也是因为瘟疫，法属新喀里多尼亚（Neu-Kaleonien）原住民人数在19世纪下半叶减少了70%。在斐济岛，1875年暴发的一场严重流感夺去了20万～25万人的生命，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在北美洲，无数印第安部落被天花、霍乱和肺结核吞噬。在19世纪，几乎每一场全球性瘟疫都会使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受到波及。除瘟疫之外，更多是由于“淘金热”给印第安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数量在年期间由10万～25万减少到2.5万～3.5万。这些数字的背后，同时也意味着恐怖和屠杀，甚至是种族灭绝。年，塔斯马尼亚（Tasmanien）居民数量由2000人减少到零。在1850年前夕的澳大利亚，当没有法律的年代逐渐走向终结时，白人统治者开始了针对当地土著的“合法”迫害行动。当发生命案时，如果被杀者是土著，杀人者将不会受到任何追究。由于土著居民往往会不顾一切，拼死抵抗，因此白人在各种纠纷和暴力事件中丧生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据估计，在当时所有“非土著”居民死亡案中，有1/10是由暴力事件直接导致的。1789年，在欧洲人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短短几个月后，第一例天花病例便被确诊。天花病毒的蔓延，物质生存条件的恶化，再加上文化上的排挤和迫害，导致澳大利亚土著人数急剧下降。直到1788年，生活在澳大利亚各地的土著居民还有近110万人，而到1860年时，却只剩不到34万人。
由欧洲殖民扩张所导致的人类死亡数量，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数字。但是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从生命损失的角度，对殖民扩张的代价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这其中也包括西方的损失，特别是那些被派往热带地区作战的军事无产者。日内瓦历史学家博达·埃特迈德（Bouda Etemad）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年，有28万～30万欧洲或北美士兵在海外殖民战争中（后者在菲律宾）丧生，这些人或死于战火，或死于疾病。对当时的欧洲士兵来说，印度和阿尔及利亚是最危险的战场。此外，在支持殖民者的地方军队中，也有大约12万人在战争中死于非命。据埃特迈德猜测，在抵抗白人侵略的战斗中阵亡的亚洲和非洲士兵人数，大约在80万至100万之间。而死于战场之外的非欧洲裔平民，则更是不计其数。埃特迈德同样认为，年印度人口的高死亡率是“殖民冲击”（choc colonial）造成的后果，并且猜测，由饥荒以及新型“疾病生态”（Krankheits?kologie）等外部因素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为2800万。但是，印度高死亡率的根源并非英国殖民者的屠杀或其他有预谋的暴行。在埃特迈德看来，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由严重饥荒导致的死亡率上升比例最多为5%。印度人口的高死亡率，更多是现代化的一种衍生现象。其原因在于，现代化发展（铁路与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人口流动的增加，落后卫生条件下的城市化发展）为疟疾以及其他本土（非外来）疾病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只有考虑到印度的自身因素以及各种间接影响，才能为5000万～6000万非欧洲“殖民侵略受害者”这一庞大数字找到合理的解释。埃特迈德的观点虽然指向“殖民屠杀”，但他本人却并未直接得出这一结论。
与1492年之后的美洲、早期近代史上的锡兰以及前文提到的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在19世纪欧洲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侵略过程中，由病毒输入所导致的“微生物袭击”并没有给这些地区带来太大的影响。实际影响更多是反向的，因为欧洲人对殖民地的某些本土疾病往往缺乏抵抗力。然而在殖民扩张所波及的每一处地方，当地的政治、社会与生物学平衡都必定会遭到破坏。殖民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同样有可能导致严重伤亡的“平暴运动”，也就是殖民者对抵抗运动的镇压，其结果不仅使当地的生产遭到破坏，而且还迫使大批人背井离乡，并以此为地方性疾病的传播和蔓延提供了机会。因此，由欧洲殖民侵略而导致人口减少几乎是一种必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年期间，这种现象的发生十分普遍。然而在殖民扩张的第二阶段（非洲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大规模战争的平息以及殖民医疗政策的推行从总体上讲则为当地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不同地区，殖民侵略的破坏程度也不尽相同。在年柏林非洲会议上被划为利奥波德二世“私人殖民地”的刚果自由邦，情况尤为恶劣。残暴的殖民政府对老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而一味将其视为剥削和压榨的对象。在年期间，刚果人口有可能减少了一半，尽管这一猜测并不能为当今国际舆论流行的1000万刚果人“遭屠杀”的说法提供可靠依据。在阿尔及利亚，残酷血腥的“平暴运动”持续了30余年。在年期间，当地人口数量以每年0.8%的速度递减。此后，特别是年，干旱、疾病和蝗灾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直到1870年之后，人口的持续增长才逐渐恢复。另外几场从残酷性和伤亡人数来看极为惨烈的战争是在苏丹、象牙海岸和东非等地发生的。当地民众的反抗越激烈，战争持续的时间便越长。例如，年，由2万人组成的英国殖民军在乌干达发动了一场异常残酷的战争。尽管英国人投入了机枪等新型武器，但这一仗却赢得并不轻松。在战争中，英国人采取了“焦土战术”，其目标是彻底摧毁当地平民的生存基础，特别是畜牧业。年，在德属西南部非洲，当地的德国“护卫队”（Schutztruppen）以及德国本土派遣的海军陆战队以极端残酷的手段对当地赫雷罗（Herero）和纳马（Nama）两大族裔的抵抗展开围剿。当非洲人在军事上彻底落败之后，以平民和战俘为目标、针对非洲的种族灭绝式战争却仍然没有停止，其手段包括将非洲人遣送到沙漠地区，逼迫他们在生不如死的环境下从事强制性劳动。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统计，但据估计，由此导致的死亡至少有几万人，“种族屠杀”一词用在这里毫不为过。但是，这场发生在西南非洲的种族灭绝战争并不是无数类似事件中的一个插曲，从德国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恶劣性来看，这次事件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其背后的动机，并非置殖民地臣民于死地的“殖民主义逻辑”，而是对劳动力的需求。
世界人口的发展变化是否有某种统一的模式，只是各地在时间上有早晚之分？就此，人口统计学家提出了“人口过渡”的说法。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人类繁衍行为从“前现代”到“现代”秩序的演变过程。最初阶段的特征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出生的人数很多，寿命很短。在“后转型”时期，即人口发展达到某种平衡之后，出生率和死亡率大体持平并保持较低水平，而人的平均寿命则大大提高。这一模式将人口从初始到终端平衡之间的过渡划分为几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呈现巨大的差异：首先是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并没有随之降低。新出生的人口越来越多，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口也因此迅速膨胀。“人口过渡”模式并非一种凭空的推测，而是人们根据对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观察研究，从中摸索出来的规律，之后又通过其他实例加以验证。从历史角度看，它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看到，许多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曾经历相同的变化：家庭的规模不断扩大；婴儿夭折的比例越来越小；随着寿命的提高，人类对生活的规划有了更远的时间纵深。这些经验原则上应该是相似的，但是涉及每一个具体事例，人们可以发现，导致这类发展趋势的不同因素之间的关联却是千变万化的。生育和死亡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机械式的联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某些独立的决定性因素所左右。
首先，以死亡率下降为标志的转型期在不同地区，其延续时间的长短也不尽相同：英国用了200年（），丹麦用了160年（），荷兰用了90年（），德国用了70年（），而日本则用了40年（）。只有少数欧洲国家以及被称为“新欧洲”的海外殖民地，早在1900年便已进入了这一人口变化的转型期。在美国，这种变化早在1790年便已显露迹象，并一直持续到人口学意义上的“长”19世纪的结束。然而在美国，这一过程还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征：在整个人口转型期，出生率始终呈现下降的趋势，甚至比死亡率下降出现的时间还要早。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模式与欧洲的特例法国有相似之处。从世界范围看，在“维多利亚”的19世纪，大部分国家或者仍处于前现代的人口发展阶段，或者正处于人口过渡的转型期。如果要找到一个出生率与不断下降的死亡率实现平衡的转折点，我们便会意外地发现，这一转折点与“世纪末”的开始是同步的，至少在欧洲是这样。除法国之外，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70年代之后，人口发展的转折在其他地区才得以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确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已实现了家庭规模的个人规划，其原因是复杂的，也是颇有争议的。我们只需看到一点：人类经验史上的一条基本规律对此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从无序到有序、从浪费到节约的过渡”。
早期近代远距离移民的遗产：克里奥尔人和奴隶
我们想象中的“人口”乃至“社会”，往往是与某一片土地相关、地点固定、可以在地图上加以标识、相互间有着明确界线的概念。特别是对于19世纪而言，这种理解乍看起来似乎再恰当不过。因为19世纪正是统治趋向领土化，人类借助技术性基础设施在土地上扎根立足的一个时代。人们修建铁路，挖掘运河，为开采矿藏而无休止地向地球深处掘进。但是，19世纪同时也是一个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年代。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人口流动方式，是远距离的迁徙：一些人走过持久而漫长的路程，跨越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边界，将生活重心从一地迁移到距离遥远的另一地。这种远距离迁徙与少数先行者率领的以开拓“不毛之地”为目标的边疆移民（Frontiermigration）存在本质的区别。19世纪，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亚洲一些国家，远距离移民逐渐形成气候，并成为影响社会的一大因素。推动移民的主要动力，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扩张所导致的对劳动力的需求。移民涉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阶层以及不同的性别，其背后既有物质动机，也有非物质动机。无论是移民输出国，还是移民接受国，都无一不因此而发生改变。
在19世纪，世界各地的民族史书写往往都将迁徙活动的结束视为民族形成的起源。这一段段历史就像埃涅阿斯（Aeneas）传说一样，充满了神话色彩。传说中，这位特洛伊英雄当年是经过漫长的辗转流亡后，最终在意大利落脚。无论是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部落，还是希腊的多雷尔氏族（Dorer），或者是1066年征服英国的诺曼人，这些与民族迁徙有关的故事早已成为各国民族史上的重要篇章。亚洲民族同样热衷于关于民族起源问题的考证，并对祖先的迁徙之路充满丰富的想象。他们大多认为，自己的祖先最初是在北方生活，比如说越南人，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最早来自中国。在19世纪的定居社会里，人们将迁徙奉为民族的起源；而同样是在19世纪，对澳大利亚等新兴国家而言，人口流动却是正在发生中的现实，是这些国家赖以形成的根基。“移民社会”是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之一。对近代移民社会来说，迁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进程，它包括密切相关的三方面内容：离开故土，创建新的社会共同体（如“五月花”号），通过后续移民并最终通过对空间的扩张性占有使其生存获得保障。19世纪的人类迁徙可以有三种不同时间层面的解释：首先，它有可能是刚刚结束的早期近代史进程所带来的以迁徙为形式的结果；其次，是从旧的历史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人类活动，例如奴隶的强制性迁徙；最后，是由19世纪新生势力所引发的移民潮，这些势力包括交通运输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移民潮的兴衰与政治史的变迁并不总是吻合。例如，对许多地区的移民来说，1914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然而对移民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
欧洲海外移民的早期近代史背景
在早期近代，海外移民已然成为欧洲区别于其他大陆的一大标志。当中国和日本等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百姓离开自己国家到海外谋生时，欧洲人的足迹却早已踏遍了全世界。英国和荷兰是海外移民比例最高的两个欧洲国家，其中英国的移民目标主要是美洲新大陆，而荷兰人的目的地则更多是亚洲。位居第三的是西班牙，而法国这个沙俄帝国以西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移民排行榜上却默默无名。许多移民后来又回到了家乡，他们从海外带回的经验为丰富本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年被东印度公司派往亚洲的97.3万欧洲人（其中一半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至少有1/3最终又返回了欧洲。并不是每一位留在海外的人，都能安度一生并建立自己的家庭。
在热带地区，完全依靠内部繁衍的欧洲移民寥寥无几。在新大陆定居的75万西班牙移民大多搬到了高原地区，因为这里的环境给健康带来的威胁相对较小。他们在这里组建了西班牙社群，并通过自然繁衍——与当地妇女结合生下混血儿（métissage）——以及随着时间逐渐减少的后续移民，成功地在这片土地上立足。葡萄牙的经验则与此截然不同。从人口规模来看，葡萄牙要比西班牙小得多。在1800年之前，葡萄牙的人口数量从没有超过300万的大关。据猜测，在年期间移民海外的葡萄牙人，最多有可能达到150万，这一数字相当于西班牙移民的两倍。16世纪是葡萄牙的黄金世纪。在这一世纪里，葡萄牙人在亚洲、非洲和巴西海岸等许多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比墨西哥和秘鲁的高原地区更加恶劣。此外，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输出海外的移民更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这一点与荷兰相似），在此基础上，很难形成自己的“克里奥尔”社会。而荷兰人采取的战略是，在向环境恶劣的热带地区派遣人员时，更多会选择外国人。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整个殖民史上，除了被殖民者和来自殖民国家的国民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来自“第三国”的人口群体。例如在19世纪末，在阿尔及利亚某些殖民部门工作的西班牙人数量甚至超过了法国人。
<p data-pindex="45" data-bookid="83936" data-chapterid="世纪的英国移民（同样也）是有选择性的。到环境恶劣的热带岛屿生活的英国人，只有为数极少的种植园管理者。与北美南部殖民地一样，在种植园里干活的都是从非洲运来的奴隶。而北美边疆的开拓则像以往一样，仍然是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事情。在年期间移民美国的英国人大多受过较高的教育，并将古老的移民核心区和城市作为移民的目标。在1800年之前，英国在印度的人员需求，远远不及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需求。当荷兰人在德国北部和萨克森地区为本国的殖民军招兵买马时，英国早已将印度人，即所谓印度兵（sepoys），纳入了自己的殖民队伍。从整体来看，最初热衷于移民的只有西班牙人，在当时的整个欧洲，人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对原则上同样有移民意愿的其他西欧民族——如英国、爱尔兰、苏格兰和德国——而言，直到18世纪中叶，北美才成为充满魅力的移民目的地。其原因在于，这时候无论在哪里，人们都能找到办法，把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儿交给非欧洲人去做。在从欧洲向海外的连续性移民模式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特殊模式：身为17世纪中叶荷兰移民后裔的南非布尔人已不再通过新的移民，而是完全依靠地方繁衍，延续着部族的血脉。同样，19世纪的法裔加拿大人（1881年约有136万人）大都是1763年法国结束殖民统治之前移民北美的法国移民的后代，而后来的新移民的数量则为数寥寥。
因此，人们在研究19世纪社会史时，必须将刚刚结束的前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类迁徙活动，作为观察这段历史的前提。许多社会诞生的基础并不是在古老的“民族大迁徙”时代，而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奠定的。因此，从19世纪初的视角来看，它们是一批年轻的社会，与拥有悠久历史的地中海或中国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由外来移民为起源的民族生成（Ethnogenese）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现象在全球堪称独一无二。拉美国家的社会构成包括三个部分：在殖民掠夺和瘟疫侵袭后幸存的剩余原住民，来自欧洲的移民，受奴役的非洲裔移民。通过这些群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从早期近代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一直到19世纪初西半球海外移民的总体进程，对四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构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奴隶贸易与新大陆的社会构成
第一种社会形态出现在巴西。在这里，一个巴西葡萄牙社会逐渐形成，其构成包括葡萄牙殖民者与移民的后代，以及一半由非洲人、一半由印第安人组成的奴隶群体。在这些大的群体之间，还有形形色色的中间群体。他们的肤色深浅不一，从出身来看，既有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也有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而在这些在法律上享有自由的社会阶层之间，也和他们渐变的肤色一样，并不存在清晰而明确的界限。尽管在整个18世纪期间，以“开拓者”（bandeirantes）自诩的殖民军在不受法律约束和政府监管的条件下对印第安族群实行大肆剥削和奴役，然而巴西的种植园和采矿业却依然对非洲奴隶“进口”有着严重的依赖。由于在这些大多从安哥拉贩来的奴隶当中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现象，再加上由恶劣劳动条件所导致的高死亡率的影响，巴西的非洲奴隶群体完全无法通过自然繁衍得以维系。年，从非洲贩运到巴西的奴隶人数接近190万。但是直到19世纪20年代，奴隶贸易才以年均近4万人的规模达到了高峰。巴西的奴隶进口一直持续到1851年，这时在拉美大陆的其他地区，奴隶贸易早已被废止。与新大陆的其他奴隶社会相比，生活在巴西的奴隶可以通过赎买或放赦的途径，较容易地获得自由人的身份。这些拥有自由人身份的黑人和混血儿，因此成为巴西所有社会群体当中人口增速最快的一大群体。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之前，巴西始终是一个具有浓厚奴隶制色彩的国家，这也是早期近代强制性移民所导致的结果之一。
在终止奴隶贸易之后，各国的奴隶制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美国在1808年停止奴隶进口后，直到1865年才正式宣布奴隶制的非法性。在停止奴隶进口之前的7年中，从非洲贩运到美国的奴隶人数达到15.6万，并以此创造了纪录。美国与其他奴隶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国际奴隶贸易废止之前，这里的奴隶人口便已通过内部的自然繁衍实现了快速增长。1808年之后，一个自我延续的奴隶群体在美国已经形成，而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在其中只占少数。人们无须再通过进口奴隶来满足对非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奴隶贸易则日渐兴旺，一些特殊的生意人——所谓投机者（speculators）或“灵魂驱动者”（soul drivers）——以此大发横财。拥有自由人身份的黑人被拘役和贩卖，一个个奴隶家庭被活活拆散。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植园主专程前往弗吉尼亚州或马里兰州，为自己采买新的家丁。在年期间，大约有100万黑人在违背自身意愿的前提下被迫从一个联邦州迁到另一个联邦州。美国的国内奴隶贸易使奴隶制最嚣张、最丑恶、最令人发指的一面得到了充分暴露。几乎与此同时，随着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非洲大陆内部的奴隶交易也变得更加活跃。
人口迁移与社会形态关系的第三种模式出现在墨西哥。新西班牙（墨西哥）作为西班牙帝国的行政中心，虽然与整个新大陆一样也实行了奴隶制，但从未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奴隶制在这里并不像在巴西和美国南部诸州一样，成为一种影响社会所有领域的一体化制度。这并不是因为西班牙人对这种奴役体制有某种特殊的反感。同样由西班牙人统治的古巴，直到19世纪70年代仍然是一个奴隶制高度发达的殖民地。其原因更多是在于墨西哥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大规模种植园经济在这里是无法立足的。与巴西和美国不同的是，墨西哥早在1800年前后已不再属于移民国家之列。从18世纪初到1817年禁止奴隶贸易，被贩卖到墨西哥的非洲奴隶数量最多不超过2万人。印第安人口在经历多次严重衰退后，在1750年之后开始缓慢回升。根据1793年人口普查结果，黑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仅有0.2%。位居倒数第二位的人群是出生于欧洲的西班牙人（peninsulares），比例大约为1.5%。占墨西哥人口比例最大的是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52%），其次是所谓“criollos”，即出生在墨西哥的西班牙后裔。1800年前后的墨西哥是一个被跨洋移民潮排斥在外的国家，其人口繁衍只能依靠自身的生物资源来维系。
第四种模式的代表是英属和法属加勒比国家。在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上，当地原住民早在第一次欧洲殖民潮期间便已被屠杀殆尽。进入17世纪后，随着国际市场的形成以及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蓬勃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在这片杳无人烟的土地上应运而生，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外族人。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地方传统的百分百的纯移民社会。为满足其生存之本——以种植园为形式的糖业生产，只能源源不断地从非洲进口奴隶。这里从没有像美国南部诸州一样，最终实现向依靠自然繁育维系奴隶人口的过渡，从而替代以进口满足劳动力需求的原有模式。在经历17世纪初期来自英国、法国与荷兰的移民潮之后，欧裔人口的增长陷入了停滞。实际上，在整个18世纪期间，尽管很少有出身上流社会的欧洲种植园主移民到这里，但来自欧洲的技术工人和受雇监工却从未间断。但是在这里，白人始终是一个少数群体。在18世纪法属圣多明戈、英属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等“蔗糖之岛”上，黑人奴隶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0%～90%。
在加勒比地区，奴隶很难像在巴西等地一样，通过赎买或放赦的方式获得自由。因此直到奴隶制结束，有色自由人（free persons of colour）这一社会中间阶层依然相对薄弱。1800年前后，巴西近2/3人口在法律上都是自由的。在美国，自由人在所有人口当中始终占据多数。这也是这两个地区与加勒比“蔗糖群岛”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最大差异（巴西的自由人大多是黑人或混血儿，而美国的自由人则主要是白人）。加勒比模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加勒比地区比巴西和美国更早地废除了奴隶制，部分是通过奴隶革命（年在圣多明戈/海地），部分是通过宗主国颁布的法律（1833年在英国，1848年在法国，1863年在荷兰）。奴隶解放运动结束后，加勒比各国相继进入了自己的“19世纪”。对这些国家而言，作为新纪元的19世纪是随着奴隶制的废除才真正开始的。在奴隶贸易中止之后，自由移民对社会的影响已微不足道。在奴隶革命与解放运动时期，曾有众多白人逃离了加勒比地区。只有古巴对那些希望借制糖业发财的人仍然保持着吸引力。在年期间，大约有30万新移民来到了古巴，其中大部分是西班牙人。在古巴以外地区，白人或不受欢迎（如海地），或对这片经济萧条的岛屿的未来前景不抱太大的希望。因此从总体来看，19世纪加勒比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慢于18世纪。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从早期近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其规模和数量在“鞍型期”达到了顶峰，并为奴隶制的存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至于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直到奴隶贸易中止几十年之后，才最终被废除。19世纪中叶，西半球移民国家的形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跨大西洋强制移民的规模大大萎缩。但是，每一位到安的列斯群岛、巴西或美国旅行的游客都会一眼发现，19世纪的美洲简直就像是非洲的翻版。
二 流亡与流放地
西伯利亚、澳大利亚与新喀里多尼亚
在19世纪期间出现了哪些移民史发展的新迹象呢？让我们暂且将“边疆移民”抛在一边，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后面的一章专门进行论述。另外，关于各个地区或民族国家的内部移民问题，也不在本章的讨论之列，因为人们很难从中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说到19世纪的移民史，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些特殊的移民形式，而逐渐兴起的流放地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人们用孤独、穷困和极端恶劣的气候作为惩罚罪犯或政治异己的手段。西伯利亚早在1648年便已成为沙俄的流放地，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也曾被用作战犯的囚禁地。在沙皇俄国，有可能被判处流放的罪名不断增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犯人中，有谋反的奴隶（1857年之前）、妓女，还有不守乡规的刁民和流浪汉（19世纪在某些地区，后者一度在被流放者当中占据多数）。在1800年之后，连续三年逃税的犹太人也成为被流放的对象。在18世纪，强迫罪犯在国家建筑工地上从事苦役（katorga）的做法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直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北亚大陆才成为政治犯的重要流放地。从统计数字来看，这些人的数量最初并不是很多。沙皇尼古拉一世实行专制镇压政策，以此来恐吓臣民，使其不敢对国家政权提出挑衅。一批又一批反抗沙皇专制的激进分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80年前后，这里还有许多1863年波兰起义的流放者，如今，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并非每一位沦落到西伯利亚的流放者都能得到像巴枯宁（Michail Bakunin）一样的优厚待遇：作为总督的亲戚，后者甚至被允许出入当地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其他流放者当中，很多人只能在煤矿或金矿做苦工。正常情况下，流放者并不会被关在监牢里，而是过着某种形式上的社会生活，有些甚至还有家人陪伴左右。
在19世纪最后30年，每年平均有人被沙俄法院判处流放。根据官方统计，1898年1月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人数为29.86万。如果将随行家眷计算在内，所有流亡人员的数量至少有40万，相当于西伯利亚总人口的7%。19世纪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的人数逐渐下降，但在1905年革命之后又再度上升。在西欧国家里，人们总是把流放西伯利亚当作抨击沙俄统治“野蛮性”的证据。但是如果换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标准来衡量，从数据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19世纪末沙俄执行死刑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这里的死刑执行率是俄国的10倍！）、普鲁士、英国和法国。而流放犯人的死亡率与法国热带殖民地相比，也远在其之下。从逻辑角度来看，流放西伯利亚作为一种刑罚机制，既可以被看作为改造政治异己和社会不良分子而设立的“没有屋顶的监狱”，同时也是为国家的殖民化和“文明化”宏大计划解决劳动力供应的一种手段。作为一项殖民开拓计划，它与殖民地的苦役制有更多相似之处，而与北美的西部大开发则有较大差异。相比之下，后者更多是一场受市场力量和自主意愿驱使的拓荒运动。
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流放和强制劳动在西欧民众眼中早已被视为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极端不可理喻的刑罚。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人们对这种刑罚对国家统治的必要性以及合法性同样产生了怀疑。在中华帝国，这类做法最常见的时期是18世纪。1759年，乾隆皇帝在平定西部边疆叛乱之后，开始尝试将偏僻荒芜的边陲地带作为流放地之用。在此后几十年中，数以万计的人员被流放到现属新疆的这一地区。这些人成为一种刑制的处罚对象，这种刑制与俄国的流放制度十分相似。在中国，流刑制度的实行与边疆开拓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清政府的流刑实践大约持续到1820年，在1911年清朝灭亡之前，尽管流放之刑并未被废除，然而由于国家内外交困，开垦边疆所需要的大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因此，这种刑罚渐渐地不再被朝廷所重视。中国的流放制度有许多独特之处，例如：在被判处流放的人员中，文武官员占很大比例，另外，还有连坐制以及对品德改造的重视等。有的官员在西部边陲度过3～10年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之后，又返回内地重入仕途，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帝制中国在对待死刑的态度上，比旧政权（Ancien Régime）统治下的许多欧洲国家更加谨慎。而流刑，可以说是一种最常见的死刑“变种”。运送犯人或流放人员前往回疆地区服刑的整个路途都经过周密的组织和安排，是清朝行政机制运转最高效的环节之一。但是，与此相关的具体数据却并不多见。
法国政府在年国内动乱之后，同样采用放逐手段来处置不受欢迎的政治异己。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后，法国政府用19艘船将3800多名叛乱分子运送到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岛（Neu-Kaledonien）——从1853年起成为法国殖民地的一个岛屿。将巴黎公社社员流放到这里的初衷，是对当地原住民，即所谓土著，以及这些被放逐的法国革命者一起实行“教化”。事实证明，这一设想的确得到了兑现。在此之前，法国政府曾试图通过移民对这个岛屿进行开发，但由于当地的恶劣气候，计划最终流产。在1898年之前，每年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的犯人平均为300～400人。法国的另一处流放地是位于南美洲西北部以卡宴（Cayenne）为首府的法属圭亚那。与新喀里多尼亚相比，这里的气候条件更加艰苦。1895年，法国上尉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因犯叛国罪（后查明是一起冤案）被装在铁制囚笼里，运送到圭亚那沿海的恶魔岛。从此，这块全世界最偏僻、最荒凉的地域逐渐被世人所知。20世纪初，法属圭亚那已建立起一整套监狱和劳役体系，生活在这一体系中的人口占整个殖民地人口（不包括印第安部落和淘金者）的比例将近1/5。直到1936年，判处流放“胡椒岛”的刑罚才最终被废除。
澳大利亚曾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放地。日，由11艘船只组成、载有759名囚犯的“第一舰队”（first fleet）驶入悉尼附近的植物湾（Botany Bay），并以此开启了澳大利亚的殖民史。自从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英国政府在无奈之下不得不另外寻找一处流放地，用来囚禁那些被判处流放的犯人。在一些极端建议——例如把犯人流放到西非冈比亚河中的一个小岛——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被否决之后，人们忽然想到了1770年库克船长发现的植物湾。尽管不排除与法国争夺海上霸权等其他方面的动机，但假如没有80年代中期英国监狱人满为患所导致的危机，这种将犯人流放到万里之遥的匪夷所思之举是很难想象的。澳大利亚成为殖民地之后最初40年的历史，几乎是一部纯粹的流放地史。这里的第一批移民，全部是被法庭判处流放大洋洲的苦役犯。
在1868年最后一批犯人抵达澳大利亚之前，陆续被流放到这里的犯人总数大约为16.2万。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是英国早期工业化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产物，例如入室盗窃犯，小偷，骗子，等等，只有一小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被判刑的人员。从19世纪20年代末起，政府开始鼓励老百姓自愿移民澳大利亚。与此同时，被判罚流放的人数也依然没有减少，甚至恰恰相反：88%的流放犯人是1815年之后才来到这里的。19世纪30年代，被流放者的人数规模达到了高峰。仅年，便有133艘平均载有209名犯人的轮船在经过4个月海上颠簸之后抵达澳大利亚。但是，流放犯当中大多数人仍然拥有英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在选择职业时也有一定的自主权。正是基于这一重要前提，澳大利亚才能够在没有经历大的风波和动荡的情况下，逐渐完成向公民社会的过渡。
自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In der Strafkolonie，1914年创作，1919年出版）问世后，“流放地”已成为人类记忆中难以湮灭的概念。它是一种遍布世界的特殊地域类型，是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之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在来自欧洲的移民群体中，流放者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流放地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西班牙的流放地是古巴和北非，葡萄牙是巴西、果阿（Goa），特别是安哥拉。在百慕大和直布罗陀地区，同样可以找到英国流放者的踪迹。甚至连殖民地的臣民，也有可能被判处流放之刑。例如，一些印度人被流放到缅甸、亚丁、毛里求斯、明古鲁（Bencoolen）、安达曼群岛，或是地处马来半岛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与流放有关的各种初衷，未必都能够如执政者所愿得以实现。无论是从警示世人，还是从“教化”罪犯的角度看，其效果都是令人怀疑的。从总体上讲，劳役制或许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一些殖民地，例如缅甸、毛里求斯等，殖民地管理机构愿意接受的只有那些年轻的壮劳力，而对普通的印度囚犯则毫无兴趣。只有当人们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劳动力时，强制劳役的合理性才能得到体现。
政治流亡作为某些个体或少数群体的命运，并非19世纪出现的新事物。在任何一个年代里，都会有逃亡者为逃避战争、瘟疫和饥荒而踏上流亡之路。在近代历史上，尤其是在欧洲，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难民类型，这就是宗教难民。他们当中有西班牙穆斯林和犹太人，有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徒（Hugenotten），还有拒绝信奉英国国教的非圣公会教徒（Nonkonformisten）。虽然这方面的数据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规模空前的难民潮相比，19世纪的群体性迁移还远远谈不上是人类迁徙的最主要形式。尽管如此，19世纪群体性迁徙的重要性却明显超出了以往。其原因有三：①在由世俗因素引发的内战中，意识形态的氛围导致对政治异见者的迫害日益加重；法国大革命便是最早的一个例子；②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自由度差异，使得其中一些国家成为人人向往、在有限范围内对移民持欢迎态度的自由庇护所；③富裕程度较高的社会拥有相对优越的物质条件，可以为外来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提供谋生的机会。
与接下来的一个历史时期相比，至少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19世纪的突出特征并不是以群体形象出现的流浪人群，而是拥有清晰个体特征、大多出身于高贵富裕阶层的流亡者。在大革命的狂潮中，类似的流亡者不断涌现，其中包括：1776年逃离刚刚宣布独立的北美殖民地、流亡到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的大约6万名英国王室的效忠者（1791年之后到第二次革命爆发，一些逃亡到加勒比地区——例如圣多明戈/海地——的人不得不再次踏上流亡之路）；1789年，效忠于波旁王朝的流亡者（émigrés）；年欧洲革命失败后的镇压行动的受害者。自1848年之后，瑞士接收了大约1.5万名流亡者，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将近4000名德国人流亡到美国。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以及1878年的《反社会党人法》导致一部分人做出了流亡的选择。从法律史角度看意义最重大的事件是1830年“七月革命”。这次事件发生后，以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将政治庇护——即保护政治犯不被引渡——正式纳入了法律条款。在年欧洲大革命期间，这项条款在大部分地区被付诸实施。该条款还涉及通过国家财政拨款为政治流亡者提供经济资助，以及对后者的行为直接施加影响的可能性等。
流亡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1830年的法国革命唤醒了其他民族对自由的渴望，并鼓起了他们反抗统治者的勇气，同时也为法国成为流亡者寻求庇护的目标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1830年波兰反抗沙俄统治的十一月革命遭到镇压后，波兰的一大批政治精英——大约9000人，其中包括2/3（出身庞杂的）波兰贵族的嫡亲——穿越德国，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法国，其中大多数人最终在巴黎落脚。这次大流亡（Wielka Emigracja）将丰富的文化创造力和政治理念带到了国外，在流亡者眼中，它被看作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重任”，是为欧洲所有被压迫者做出的自我牺牲。为了让这些流亡革命者当中的活跃分子有用武之地，法国政府于1831年专门成立了“外籍兵团”（Fremdenlegion）。在19世纪，许多政治上的重大决策是在流亡中拟订的，这是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被称为“一人之国”的“波兰无冕之王”恰尔托雷斯基亲王（Adam Czartoryski）在巴黎操纵着针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欧洲反抗运动，制定相关的政治纲领，以期将人心涣散的波兰同胞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战略和目标而战。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以及数度流亡的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都是在流亡期间积极投身政治运动，而希腊反抗奥斯曼统治的起义也是在国外酝酿的。反过来看，奥斯曼帝国并不仅仅是专制主义的庇护所，其本身也有可能成为受压迫的自由斗士的流亡地。1849年，当匈牙利独立运动被外来的沙皇军队镇压后，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带领数千名追随者逃到了奥斯曼帝国。英法两国外交界鼓动苏丹王室，以遵守“文明世界”惯例为由拒绝俄国人提出的引渡要求，于是，奥斯曼帝国就这样被破例纳入了文明世界的行列。
<p data-pindex="63" data-bookid="83936" data-chapterid="世纪后期，亚洲帝国也成为海外流亡者密谋颠覆的对象，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的以往历史上鲜有发生。例如在17世纪的中国，那些主张反清复明的前朝遗老从没有想过到海外去建立行动基地。从1850年持续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流亡的残余势力也没能在海外形成自己的阵营。在19世纪，虽然不断有身在海外的土耳其人对奥斯曼帝国发出反抗的声音，然而在最初，这些只不过是少数政治流亡者的个人行为。早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实行独裁统治之前，以诗人和政论家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为代表的一些富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便被流放到外省（如塞浦路斯）或国外。19世纪90年代初，这些人以“青年土耳其党人”（Juenes Turcs）为名在巴黎掀起了反抗哈米德二世暴政的反叛运动，并联合奥斯曼军队中的谋反者，组织发动了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内瓦、第比利斯等地成为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摇篮。在中国，主张效仿西方的反清人士利用地理优势，在紧邻国境的周边地区密谋发动政变。革命领袖孙中山及其同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从1895年起首先在英国殖民统治地香港，之后在美国特别是日本的华人社会中，秘密策划推翻清政府的行动。甚至连国际（或者说西方）监管下的上海公共租界，也变成了反政府的组织与活动基地。1898年，在年轻而缺少政治实权的光绪皇帝支持下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百日维新”），由于慈禧太后操纵的保守势力的反扑而遭到失败。之后，几位维新派人士在英国人保护下逃亡国外。其核心人物康有为在印度大吉岭写下了世界著名的乌托邦作品之一——《大同书》。美国同样也成为以推翻旧政权为目标的流亡运动的发源地。例如，弗兰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将支持者召集在一起，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秘密进行筹划，并于1910年发动政变，将多年的政治对手、自 1876年起统治墨西哥的老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赶下了台。这些流亡者和流亡运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成功利用了国家之间的自由度差异，同时也没有让自己沦落为大国干预别国事务的工具。
“流亡”为相关人员逃避其反抗对象的迫害提供了某种程度上（即使并非百分百）的安全保障，同时，它还为那些善于利用现代媒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积聚和扩大自身势力的机会，以及赢得外国同人和私人捐募者支持的可能性。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流亡政治是一种“现代”产物，其出现的前提是通信技术的进步与国际社会的形成。为这些不肯沦于边缘的流亡活动家提供机会的，往往只是极少数地区。例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流亡者，最初大多都集中在科布伦茨地区。在进入19世纪后，伦敦、巴黎、苏黎世、日内瓦和布鲁塞尔才逐渐成为流亡运动的重要根据地。当我们今天回过头看时，不禁会对许多流亡政治家在当局（例如法国）严密监控的环境下所享受到的自由感到惊讶。在整个19世纪，没有一位来自欧洲大陆的政治流亡者在入境英国时受到阻拦或被遣返。从没有人想过，要向流亡伦敦的马克思或流亡巴黎的海涅颁布禁言令。当时，各国政府之间尚未就有关司法协助问题签署过任何协议。有关调查反政府人士的请求总是遭到拒绝，或干脆得不到回复。即使是针对其所在国英国的帝国主义制度的批评，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来加以限制。从总体上讲，这些热衷于政治的流亡者既不会被看作本国外交的反叛者，也不会被视为对所在国安全的威胁。
在流亡者当中，不仅有革命者、殖民统治的反抗者（如阿尔及利亚的阿卜杜勒·卡迪尔［Abd al-Qadir］和高加索的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同时也有被赶下台的执政者。一些默默无闻的小地方——例如囚禁过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正是因为流亡者的踏足，才被载入史册。1833年，当夏多布里昂（Fran?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携孙儿在空寂无人的布拉格古堡里散步时，竟然与三年前被迫逊位的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不期而遇。后者的继承人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1850年在流亡期间，死在英国萨里郡的一座庄园里。阿根廷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Juan Manuel Rosas）在倒台1/4世纪之后，在英国南安普顿默默离开了人世。整个19世纪期间，君主专制者流亡的最奇特场景，是于1807年11月出现的。这一年，葡萄牙摄政王若奥六世（Dom Joao）为逃避拿破仑军队的侵袭，带着所有王室成员和大部分幕僚共1.5万人，乘坐36艘船只，一路乘风破浪，来到殖民地巴西。在此后13年里，总督辖区首府里约热内卢成为整个葡萄牙世界的中心。从两方面来看，这一事件都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它不仅是整个权力体系流亡海外的第一例，同时也是欧洲海外扩张史上一位在位君主对所辖殖民地进行的首次造访。在大革命年代里，这个后专制主义王朝不得不冒着风险，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政治环境里扎根落脚，并在自我保全与爱国大义的纠葛中挣扎。这种兼具悲剧性与合法性色彩的流亡，使人们对君主制的革新与复兴再次萌生希望，并幻想着能够以经济富足的巴西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1815年葡萄牙-巴西联合王国的成立，正是人们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出的尝试。然而这次尝试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三 集体性逃亡与种族清洗
高加索、巴尔干与其他驱逐地
假如说政治流亡以及由此衍生的英雄式流亡是最早在欧洲、后来在其他地区出现的一种19世纪所特有的标志性现象，那么成千上万的难民背井离乡、集体到国外谋生的景象，则更多与“全面战争”（totaler Krieg）以及以种族歧视为背景的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年代紧密相关。然而事实上，由国家行为导致的跨国难民潮在19世纪也并不罕见。在这一时期的几次重大行动或国家行动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残酷的现实。比如说，希腊独立战争与其说是以拜伦勋爵为代表的满怀热忱的亲希腊志愿者以及古波斯勇士的希腊后裔所发起的一场英雄行动，不如说是后来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种族大清洗的一个先兆。1828年，希腊人口由1821年的93.9万减少到75.3万。土耳其人的逃亡和被遣，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而土耳其人自己也于1822年在爱琴海的希俄斯岛（Chios）发起暴动：信仰基督教的居民一部分被屠杀，一部分被贩卖为奴，另外几千人则被迫流亡，并在伦敦、的里雅斯特和马赛等地形成了希俄斯移民群体。
自18世纪末起，克里米亚鞑靼人陆续离开其居住的克里米亚半岛，移民奥斯曼帝国。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俄国人对鞑靼人生活方式的歧视，对鞑靼人土地的侵占，以及反伊斯兰主义风潮的日益猖獗。这场流亡是在年俄土战争期间开始的，并在1783年克里米亚汗国被沙俄吞并后达到高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至少有1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包括几乎整个克里米亚上流社会（die Notabeln）在内，陆续移居到安纳托利亚（Anatolien），成为鞑靼人所说的“第一次流亡”（sürgün）的中坚。对留在半岛的鞑靼人来说，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被俄国人视为其仇恨的奥斯曼人的“第五纵队”。早在战争结束前，便有近2万鞑靼人以难民身份被各国船只运送到沙俄领土以外地区，另外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鞑靼人通过其他途径逃离克里米亚半岛。19世纪60年代初，从克里米亚逃亡的鞑靼难民人数大约有20万。但是在19世纪后期，沙俄政府更多是希望将鞑靼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留在自己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政府并没有通过政策的制定，对这些民族进行系统化驱逐。更大规模的流亡，是高加索穆斯林民族的大逃亡。它是在沙米尔（Shamil）领导的抵抗运动1859年被沙俄军队镇压后开始的。俄国人在占领和“平定”高加索期间，不惜一切手段在该地区实行种族清洗。年，至少有45万，甚至上百万穆斯林山民被赶出了家乡。在逃往苏丹帝国的路途中，数万人因为饥饿、疾病或意外而丧生。1860年，40万车臣人选择了流亡。此外，格鲁吉亚的穆斯林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留在了家乡。鞑靼人在不幸中的万幸，是能够在邻国找到避难所。他们当中越来越多人逐渐将这个收留自己的国度，看作宗教意义上的故乡。另外，对神圣“哈里发王国”的向往也成为推动流亡的另一动因。流散地信奉弥赛亚的人群，更将流亡称作一种回归。
而另外一些受迫害的族群，却未能幸运地找到一个类似的可供避难的容身之地。1877年5月初，经过多年的反抗斗争，并在头一年的小大角河（Little Big Horn）战役中大败美国军队之后，残余的印第安苏族人在坐牛酋长率领下，越过了被他们视为生命线的边境，来到“白人国母”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国家。据说这位女王对待臣民的态度比华盛顿的“国父”更仁慈，在她领导的国家里，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加拿大，坐牛酋长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白人的礼貌款待，并以为自己从此可以将信任交予对方。然而外交的算计却使他的希望化为泡影。美国人从内心里仍然将这些奄奄待毙的苏族人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要求加拿大政府下令拘捕他们。在饥饿的折磨下，再加上美方的不断施压，这支稀稀落落的印第安人队伍，历史上曾经强悍无敌的苏族人的后代，最终被迫回到了美国。在这里，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与战俘没有两样。
在民族主义思潮日渐盛行的欧洲，跨国难民潮是武力胁迫或政治约定的驱逐行动所导致的结果。德法战争爆发后，8万名德国人被法国驱逐出境。相反，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将阿尔萨斯-洛林（Elsass-Lothringen）割让给德意志帝国后，13万不愿受德国人统治的居民离开了这片曾经属于法国的领土。在东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