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人翁同龢 甲午国难竟从私仇起
罪人翁同龢 甲午国难竟从私仇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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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日子，这场失败的战争而今看去仍是满眼伤痛。然而，习惯了线性思维历史教育的国人真的了解这场战争吗？在伤痛之余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泱泱中华为何会身罹奇祸？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却不能妨碍我们对中国的百年屈辱史进行理性的反思。甲午之败原因有二，内耗和体制，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特征至今依然 翁同龢，光绪时期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又是两朝帝师，权势可谓炙手可热。而依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而起家的李鸿章也是大学士。他们二人，亦由于太平战争中的一桩恩怨，结下了不解之愁。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倾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长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早年结下梁子
晚清以来的很多记载都说甲午之战虽由朝鲜而起，其内在的原因，则是由于翁李二人的仇隙。这段恩怨要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其时太平天国的活动已走向衰落，长江下游与浙江西部的军事行动却仍然在紧张的进行中。此时清政府倾一国之力来对付太平军，而对皖北的捻军未能尽力镇压，致使捻军与太平军结合进攻翁同书所在的定远县城，翁同书无力抵御，转到了寿州。定远失守，朝廷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寿州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攻，幸亏当地团练的竭力抵御，太平军才得以离去。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都是劲旅，投降反叛，其危害比太平军和捻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妥善解决，以免事态扩大而无法收拾。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的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龢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不过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而已，他并无投降的心思，首级交付以后，叛逆如初。
于是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忍无可忍，上书弹劾。可翁家乃名门望族，翁父翁心存亦帝师，仅凭一纸弹劾恐怕难以办到。但那劾词措词激烈，使皇帝和太后也无法为之说情。其中说：“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而这一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弹章，正是出于李鸿章之手。无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斩刑。翁父听到后气急身亡。鉴于此状，皇帝和太后以眷念师傅的名义，改翁同书的斩刑为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一纸弹劾而弄的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 掣肘海军
1894年5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他的惨淡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那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游弋，并受日本邀请，停泊在日本海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五百万军费哪儿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的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可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攻战斗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实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是没用的浪费。 借战争整治李鸿章
翁同龢在此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其不过是同李鸿章过不去。而到了甲午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翁同龢和其手下文廷武、张骞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王伯恭在其《蜷庐随笔》中专门对此进行记叙。王虽只是一名举人，却知敌强我弱，不宜开战。而军机大臣翁同龢却笑其书生胆小。且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平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对于结果，翁同龢不以为然，他说：“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与中日交战之际国事成败之时，不顾国家安危，宁可亡国，也要挟嫌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为其立传时论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龢所去急的问题了。”以一个秉执国政的人而如此自私自利，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李方有太后的干预，变着法子为其作保。而此时，以翁同龢为首的一伙人却然然不断地挑他的毛病。丙申年间，李鸿章出使欧美回来后，翁同龢以其“私游颐和园之细故，张大其词，使皇上明发上谕，斥辱甫息征骖之老臣。”由此可见翁同龢度量之狭窄，见识之浅显。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公任直督时，深受常孰（翁同龢）排挤，故然之颇切…在贤良祠时，一月，项城（袁世凯）来遏…欲进言…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而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臣身价耳…语未及亡，公即厉声词之曰：“止止，慰庭，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而？他汲汲想要得到协办，我形缺，以此推开，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叫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的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局话我还配说。 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项城出后，公即呼吁相告曰：“适才袁慰庭来，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为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由此可见翁李仇隙之深与李鸿章对翁同龢的愤恨。
然而，翁同龢此后在政治舞台上也并没有呆很久。1898年6月15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永不叙用。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赢得的下场。
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这大概是对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最准确的评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去权力，也失去了北洋海军；对于晚清，30年自强运动，至此，全盘破产。对于这个国家，这是真正的惨败。120年后，我们仍然以极大的投入来研究它，其实质是想追索：何以如此？其历史逻辑何在？　　李鸿章辞世，他的“政敌”梁启超在其撰写的《李鸿章传》里引用西方评论家对甲午战争的分析：“以一人敌一国。”——实则异常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国家结构性矛盾的关键。而且这种洞见，也开拓了从清朝内部认识其运行乃至失败的观察理路。“从中国发现中国”，这个样本很标准。　　自强运动，是晚清中国，从中央内部发生的一场主动引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它的实际***，在中枢为恭亲王奕訢，在外则为疆臣之首李鸿章。后来恭亲王被罢除，只剩下李鸿章独力支撑。所以，研究李鸿章，实则是理解这场运动，以及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何以延宕并失败的关键所在。一般批评，李鸿章重器械，尤重军械，但轻制度与思想。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所进行的“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可是，就是如此低层次的现代化改革，结果却以一场战争而告全盘失败，原因何在？这是我们追索的疑问起点。　　两次鸦片战争，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这是晚清中国重大的挑战：是否以及如何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　　到了甲午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竞争者日本，主动地挑起一场战争，希望借此战争来比较胜负。与这种寻衅求战相伴，清廷内部主战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形成主流。他们希望过去30年各种结构性的矛盾，由疆臣李鸿章领导现代化转型——所谓内轻外重格局种种，可以经此一役而彻底解决。有着多重含义与利益诉求的这场战争，无论李鸿章多么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国实力不济，无力对抗，却难以逃避战争来临。　　在相当的意义上，与日本之战，清廷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战”“和”选择之战，看似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外抗日本，内战“清流”，但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尤其是这后面的，清廷内部的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才是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庞大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过程中，掣肘何在约束何在。所谓传统中国，在此可以得窥。　　当然，两场战争，李鸿章都输了，既输给日本人，也输给了主战派。可是，这个国家也输了。由此，历史逻辑显示出它残酷的一面：满清政府领导这个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宣告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前提，则是清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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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放闲人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怎么样
　　翁同龢，是年间的协办大学士，也是军机大臣。他和的恩恩怨怨来自于一道奏折，也正是因为这道奏折，两个人彼此心存怨念，开始了相互斗争。　　　　在前后的时间里，翁同龢对李鸿章是百般的刁难，战败后的李鸿章被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翁同龢也被贬了官职。现在想想，翁同龢因为自己的一己思念与李鸿章结仇，他这样以公谋私的作为却让国家的命运备受挫折。而他的做法也正是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所以他之后被罢了官也在合理之中。　　在历史上关于他们两个人的恩怨有很多的说法，最多的就是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俩的对待战争的区别是：翁同龢表示主张预筹战备，来预防不测;但是李鸿章则认为有万国公法的制约，日本不敢轻易挑起战端;战争初始，翁同龢倾向于主要战斗力，而李鸿章则希望通过调停的方式来平复战乱;在黄海大战后，李鸿章仍旧相信俄国能够保护朝鲜，翁同龢却持有怀疑的态度，认为而过恐怕不会那么好心。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两的政治意见不同　　后来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有诸多的大臣上走弹劾李鸿章，翁同龢却站出来帮他说话;后又有官员准备罢免了李鸿章的官职，翁同龢同样站出来替他说好话，认为李鸿章在战争上的战术是别人不能代替的。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并非传言上的水火不容，只是部分意见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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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的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龢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不过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而已，他并无投降的心思，首级交付以后，叛逆如初。
于是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忍无可忍，上书弹劾。可翁家乃名门望族，翁父翁心存亦帝师，仅凭一纸弹劾恐怕难以办到。但那劾词措词激烈，使皇帝和太后也无法为之说情。其中说：&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而这一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弹章，正是出于李鸿章之手。无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斩刑。翁父听到后气急身亡。鉴于此状，皇帝和太后以眷念师傅的名义，改翁同书的斩刑为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一纸弹劾而弄的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
文章来源：1858年冬，李鸿章投奔老师曾国藩。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接连干了几件事，让他一会儿成了幕府中无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让他认清了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件事，李鸿章最擅长大笔一挥味同嚼蜡写奏章，这让他的政.务天分充分显现出来。而且他写的奏章，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曾国藩看了满意，一个字也不改就上报朝廷，朝廷看了也满意，立即准奏。于是曾国藩急忙上奏，央求朝廷准许李鸿章参与机要事宜的评论辩论。这让李鸿章一会儿理解理睬了，自己原是大臣之才，难怪找不到人推荐自己，原来是燕雀安知无所事事，寻常官吏怎能发现自己的超群才干？第二件事，是李鸿章的宏观思维显露了出来。曾国藩带着李鸿章，去宿松见同为中兴之杰的胡林翼，双方因为战略布局的观点不同而争论了起来。李鸿章在一边越听越烦躁，不由得吼了声：这事还不简单？怎么吵成这样，你们听我说……听完了他的战略分析，曾国藩一声不吭，胡林翼却是大为震惊，立即意想到李鸿章乃是罕见的战略型人才，急切要求曾国藩快点儿给李鸿章机会，让曾国藩好不别扭，好像是他压制了李鸿章一样。第三件事，是李鸿章的谋略天资显露了出来。当时，咸丰皇帝老师翁心存的儿子翁同书，出任安徽巡抚，因为处置不当激起民变，又在城破之前弃城而走，有失封疆大吏守土之责。曾国藩决定管管这事。但那翁心存以道德文章立世，在咸丰皇帝面前极受信任，门生弟子遍布朝廷，要如何措辞，才可以或许让咸丰皇帝大公无私地严惩自己的老师，同时又能让朝中大臣无法讲情呢？这个奏章不好写，曾国藩先是让幕府中的文章高手起草，写后拿过来一看，发现不成。于是曾国藩亲自上阵，写了一遍又一遍，却总是写不理解理睬，最后万般无奈，只好把李鸿章叫过来：少荃啊，你也来写写看。李鸿章拿起笔来，写道：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此言一出，大义凛然，又暗含了隐隐的杀机，不但让咸丰皇帝无法徇私庇护，还抢先一步堵住了所有官员的嘴，让他们不敢替翁同书说情。此折上奏，翁同书即刻被朝廷拿问，先定为斩监候，后被减免，发配新疆，老死戍所。这是权谋高手李鸿章首次出手，以一介小小的幕僚，不过是只言片语，就终结了最尊贵的帝师之子的仕途乃至生命，李鸿章的老辣权谋之术，因而可知一斑。第一件事让李鸿章对自己有了重新的认识，让他对未来充满决定信念的同时对自己的未来有了重新的定位，第二件事，让他人、且是朝中无足轻重的大臣认识了他，认可了他的才能。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刚进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做的这三件事，不亚于新官上任时的大动作，件件成功不说，迸发出的那种掷地有声的大气魄，颇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态势。三件事做下来，让李鸿章潜质中的政.务天分、宏观思维、谋略天资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且入了咸丰皇帝的龙眼。李鸿章和老师曾国藩自是特别很是高兴。但是，中国有句老话，祸福相依。李鸿章做的第三件事，让他入了皇上龙眼的同时，也给自己未来的仕途路上树了一名劲敌！此后，翁同书的弟弟翁同，在查清此事后，处处与李鸿章尴尬刁难。翁同与李鸿章的尔虞我诈，在李鸿章主政北洋海军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由于翁同的谋略与智慧都弱于李鸿章，情急之下，翁同索性拿李鸿章精心打造的北洋水师下手，在粮饷与军火经费上，从中作梗。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经由过程英、俄两国出头具名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公历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究其缘故原由，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念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在为慈禧准备的万寿庆典的颐和园中，清朝库银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颐和园，在财政绰绰有余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北洋舰队的进步前辈战备是不可能的。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设置装备摆设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翁同鉴于与李鸿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甲午海战以清廷失败而写入历史！回望1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战败的缘故原由固然有着多个方面，但是，翁同家族与李鸿章间的私人恩怨，在甲午海战所有失败缘故原由中占有几成，仍需史学家们继续论证！时过一百多年，我们才想起来劝说李鸿章不要轻启权谋之术，不免难免太迟了些。当家族恩怨与国家荣辱同时出现时，翁同们选择的不是摒弃家仇一致对外，而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处处要挟作梗！自甲午海战后，清廷与李鸿章便屁滚尿流！自甲午海战后，李鸿章便疲于与外国列强签下一个个条约，且都是不平等条约，因此，李鸿章一生背负了卖国贼的骂名！史学界在鞭挞李鸿章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将那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翁同也一并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呢？文：张再坤，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