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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书写材料,古文字有哪些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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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文字学答案2016 篇二：西南大学网络教育学院2016年6月考试题答案文字学答题卷篇三：文字学 文字学 一、简述汉字与汉语的关系。（25分）
二、汉字形体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在那些方面。（25分）
三、汉字的起源有哪些说法。（25分）
四、根据书写材料，古文字有哪些类别。（25分）
一、简述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汉语是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汉字是书写这种语言的符号系统,二者关系紧密而且是相适应的,汉字的创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是汉民族的智慧结晶。他有以下几个特点： 1.汉字跨历史、超方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们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辅助工具,它负载着特定的信息,而且能把这种信息传播千百年之后,这种符号不是最有价值的符号吗?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上古时代,人们“结绳而治”,“刻契”而记,可是“结绳”和“刻契”传达的信息很不清楚,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过了一段时间或换了一个地方,人们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谁知道五个绳结是代表五斗米?还是五尺布?还是要会见五个朋友?所以这种办法被人们抛弃了,代之以文字.而创造汉字的汉民族,以其聪明才智,创造出了这种以表意而不是以表音为主的文字,使信息交流不仅在当时可行,而且还能传以后代.所以我们今天读两千年前的古书时,还明白“于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如果用记音符号记录下来的话,由于古今语音的变迁,我们今天就不一定能读懂了。 这是一种奇迹.有一位外国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出千古不变的汉字,与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文明价值标准有关.中国人追求的文明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明价值为标准”的。他举例来说,中国人常说：“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友好下去”。“子子孙孙”这句话早在青铜器时代就是常用语.中国人把字铸在青铜器物上,铭文的结尾总是说“子孙其永宝用”.所以中国人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能超越时代而永久保存下去的东西,而不是只图眼前的方便。 另外,作为表意性质的汉字还有“超方言”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境内存在着多种方言,虽然人们的语音和说法有所不同,但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却是一样的,这就使汉语的书面语在不同时期、不同方言之间起得到了交际作用。 2.汉字与汉语相适应。 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汉语的词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与印欧语系有明显不同。比如,英语词有形态变化,像动词根据时态而变化,如,“eat”有“ate, eaten,eating”的不同形态.名词有数的变化,如,one table,two tables (加”s“）.形容词有比较级的变化,如,good,better best.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如,主格”I“ ,宾格”me“. 数词有基数和序数的变化,如,one ,first.汉语“吃”在什么时态用都是“吃”.所以汉语不需要有表示形态变化的语素符号,只有音节符号就可以了。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但汉字不是音节文字),一般一个汉字代表一个语素或一个词。它有一定的形体、一定的读音和一定的意义,这样,一个汉字既是语义符号,又是语音符号,又是语素符号,使用起来很是方便.这是汉字能长期作为表意文字而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汉字又可以克服因为汉语音节少而出现的问题。从语音角度来看,汉语一共有1600多个音节,这要表达复杂的事物,是远远不够的,而形体不同的汉字可以把口语里的同音词区别开来.“数目和树木”、“夕阳和西洋”、“中心和忠心”,在口头语言里是没有差别的,可用汉字写出来,意思就大不一样了，这也是汉字与汉语相适应的又一表现。 3. 汉字虽然数量很多,形体结构比较复杂,但有规律可循。 汉字并不是一些毫无规律、杂乱无章的方块符号,它是按照一定的构成法则而创制,按照一定顺序而书写的.早在西汉末年,人们就归纳了古人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就是“六书”理论.东汉郑众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后来又出现了全面研究汉字的巨著《说文解字》,以后各代都对汉字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中国文字学理论,使我们对汉字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二、汉字形体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在那些方面。 汉字形体的演变体现了汉字体系的发展变化，不同时代的文字资料中，同一个字的形体都发生了变化，有的甚至变得面目全非。然而，汉字形体的演变一直受到两条规律的约制，一个是简易律，另一个是区别律。 1.简易律是对汉字形体进行简化。是指将原来结构繁复的字变为相对简单、易写易认的字。即由图绘变为线条、由象形变为不象形、由较繁复的符号变为较简单的符号。它是汉字发展演变的主流。因为人们发明创造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实际的使用。 简化可分为三种情况。(1)将原来形体复杂的图形文字线条化、符号化，降低了写实性，增强了抽象性，便于书写。这种简化方式常用在古文字里。一些描绘事物实体形状的字，本来就象那个客体对象的形状，如马、羊、鱼、雀等字，后来也都线条化了，成为纯粹的文字符号了。 (2) 删去一些装饰性的符号，或删去用来表示多数的相同的形体，只保留能体现文字本义的基本部分。这种简化方式也常用在古文字里。例如甲骨文和早期金文“车”字，就象一辆车子的形状，结构很复杂，后来简省为只用一个车轮和辖来代表车。又如小篆“集”字，上部本从三个隹，下从木，以表示群鸟积聚的意思，后来也简省为集。金文雷字，下部本从三个“
”，后来也简省为雷。 (3)用一些形体简单的构件替换形体复杂的部分，从而达到简化的目的。这种简化的方式主要用在隶变楷化以后的汉字简化中。这种简化方式的结果，常会导致汉字形体结构的改变。例如，小篆从辵的字，如造，隶变以后绝大部分简化为从辶；小篆左边从心的字，如快，隶变简化为从忄。 2.区别律是对汉字形体进行繁化。汉字作为符号当然要越来越简单。但是字这么多，如果都要求简单，就没有办法区别了。所以为使汉字的形体明确，音义明确，以达到表达功能的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要对汉字形体进行繁化。 汉字形体繁化的目的：第一，强化字形间的区别度。在一个文字系统内部，一个文字只有具有区别于其它文字的特征，才易于被人识别。如果某一个字符区别特征不明显，造成相似，就会增加认知难度，不利于使用。第二，巩固汉字形义统一的关系。据义统形，形义统一是汉字构形的原则。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字符的形义关系逐渐淡化，甚至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繁化可以让汉字的形义关系得以重建。第三，增强匀称美。出于审美的需要，适度的繁化可以使那些缺乏平衡感对称感的汉字拥有匀称美。 繁化的手段有：1、添加笔画。2、附加字符。如“箕”字在古文字阶段就“其”，但后来它常被假借作虚词用（“他的”的意思）。为了区别字义，原先代表“簸箕”意义的“其”，反而要加上一个“竹字头”，写成笔画较多的“箕”。3、改异字形。 当然，汉字形体演变规律中的简化与繁化是对立统一的。在区别律后，简易律又开始起作用。汉字就是在这两条规律的作用下达到相对的平衡。 三、汉字的起源有哪些说法。（25分） 1、结绳（记事）说 关于结绳记事，是汉字起源最早的说法，这也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方法。《说文解字·叙》：“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周易·系辞》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孔颖达：“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结绳记事就是原始人用给绳子打结来记时间、人数、男人或女人，打结的位置和不同形状，表达不同的意思。结绳是帮助记忆，传递消息的方式，曾被广泛使用。但结绳是利用实物来记事，不能直接发展为文字，可以看作是发明文字前的探索。 2、八卦说 汉字由卦爻符号演化而来。甚至有人认为六十四卦本身便是一种文字体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八卦是古代的象形文字却很可信。我们看坎离二卦便知道，坎卦象水??”八卦比起结绳，其形更趋整齐，其意更趋复杂。可能它们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一种记事符号，究竟怎样成文字的，八卦说没有任何解释。八卦与汉字的起源无关。但八卦在个别与原始筮占术有关的汉字上留下痕迹。个别汉字的起源与整个文字体系的起源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3、仓颉造字说 这位史前传说人物，在我国古代战国以前的典藉中都从未提及。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荀子》：“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其后是《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和《韩非子·五蠹篇》也记载“古者，仓颉之作书也”。把文字的创造归功于仓颉。传说中这样一个超乎寻常的人创造了文字，可见文字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当然仓颉造字是传说，仓颉其人是否存在未知,甲骨文中无“仓颉” 字。文字不可能是一个人创造的，异体字的大量存在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反映。汉字不是个人发明创造，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历史上真有仓颉，可能也是文字的采集或整理者。 4、起一成文说 宋代郑樵《通志·六书略》中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是由“一”字演变而来的。根据是《说文解字》“始一终亥”，是建筑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哲学思想之上的。 5、契刻说 契刻是远古人类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创造的用于帮助记忆数字的一种方法，契刻是较结绳晚出的一种记事方法。契刻的作用主要是记数。《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更多的用作契约凭证的记载。《老子》：“是以圣人执右券而不责人。”《史记·三皇本纪》：“太昊、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由于数目记忆的困难，所以刻木来作为一种信约。古代文献有大量记载，如《管子?轻重甲》、《易林》、《曲礼》等，文字家们也对契刻说给予了适当肯定，认为契刻的“约定俗成”的性质已经十分接近文字，已经带有书写的性质。傣族的契刻 “地契”、甘肃出土的骨契图形、以及贵州博物馆的“姑舅结亲刻符”都是关于契刻的有力证据。这些都说明契刻是文字产生前主要的记事方法，但是并没有与语音发生联系。同时汉字的形体与结绳有零星关系，但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结绳。 6、图画记号说 图画记号说是由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提出的。图画说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内容上的丰富含义得到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认可，并命名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裘锡圭先生赞同“文字画”），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说到“文字的起源是图画”并用“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支持图画说。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画”说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图画记事的这种性质更接近自然语言记事的性质。与图画很相似的文字，大量出现于商周青铜器上，有时也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特别是作为汉字基础字的象形字，从其字形上可看出图画是汉字产生的先导。对汉字的起源，目前普遍认为起源于图画。著名的人射鹿图是个强有力的证据。只有当图画的线条趋于简单一致，能够读出音来，并表示一个确定的意思的时候，就成为最初的文字了。文字,尽管起初可能与图画很相似,可含义是通过读音来表达的。因此图画除了有形，还要有固定的音和义时，才算演变成了文字。 总体说来，（1）汉字起源有很多传说，影响比较大的有结绳记事说，八卦说，仓颉造字说，这些说法是不科学的；（2）汉字不是一时一地由某个人创造的，汉字是由汉族先民集体创造的，起源于6000年前，成熟于4000年前；（3）汉字来源于图画与刻画符号。 四、根据书写材料，古文字有哪些类别。（25分） 六国古文，又称东方六国文字，简称古文，是我国战国时代东方齐、楚、燕、赵、韩、魏等国文字的合称。根据六国古文书写材料的不同，可分为：简帛文、金文、货币文、古玺文、陶文、玉石文等。 （1）简帛文是简文和帛文的合称。简是简牍的略称，指狭长的竹片或木片。帛指未经染色的丝织品，也叫缣或缯。简帛文，就是写在竹木片或缣帛上的文字。 （2）六国金文是指战国时东方六国及相邻小国铜器上的文字。 战国时代，礼器铭文明显少于春秋时代，兵器铭文大量增加，多直接用刀刻在兵器上，铭辞多简短。但有两宗礼器铭文不仅字多，且字形和内容都非常重要。一是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的属于战国初期的几套编钟，总字数达2800字，属于楚系文字。 （3）货币文是指铸在钱币上的六国文字，又称泉文（钱文）。 春秋后期出现铸币，战国时广泛流通。其形式有： 布币：形似农耕具中的铁铲，主要流通于三晋。刀币：仿自手工作坊用的削刀，主要流行于齐燕。 圆钱：或圆廓方孔，或圆廓圆孔，主要流行于秦
国、六国北方。 金饼：又称饼金、印字金，是饼状或版状的黄金铸币。铜贝：又称蚁鼻钱，形似海贝。主要流行于楚。货币文字因铸造时要顾及货币的面积和形状，所以字数不多，一般铸以城市名称、或者加上币值面额，字体简略，笔画草率，变体字多。 （4）玺印文又称玺文，是铸刻在印章上的文字。先秦以前，玺是印章的通称，到秦始皇才规定天子的印章称玺，臣民的印章叫印，因此，先秦的印章都叫古玺。迄今所见古玺，大多是战国时代的遗物。 （5）陶文指刻或印在陶器上的文字。陶文在各种器物铭文中，算得上是最古老的一个门类。在陶器上刻画符号，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这里主要是指战国陶器文字。 （6）玉石文是指刻或写在石器、玉器上的文字。目前传世的玉石文珍贵资料有两种：中山国石刻和盟书。盟书是古代盟誓的誓词。出土的盟书多为玉质，也称玉简。现在所见的盟书有1965年在山西侯马出土的晋国侯马盟书和1982年在河南温县发现的温县盟书。 （7）《说文》和“三体石经”中的古文 东汉许慎《说文》中收录的古文，是汉代人所见的战国文字。古文主要采自“壁中书”和民间所献古文经。“三体石经”古文是三国时人所见的战国文字。石经是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刊刻的，也称魏石经、正始石经。原物共35石，用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对照刻写，内容为《尚书》、《春秋》及《左传》的一部分，共14.7多万字。本&&篇:《》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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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维吾尔族的书写文化*
作者：耿世民
内容 提要：文章根据作者多年从事古代维吾尔古 文献
研究 的，概述了古代维吾尔族古代文献的形式、种类、使用的文字、插图、记年，以及书写材料、使用的工具等。
关键词：古代维吾尔，书写，古代文献。 & 在世界二十多个说突厥语的民族中，只有维吾尔民族拥有前伊斯兰时期的古代文献（除蒙古草原发现的古代突厥文碑铭外）。这些用回鹘文、摩尼文、婆罗米文等文字写成的古代维吾尔语文献是维吾尔民族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一个多世纪新疆考古发掘和世界各国维吾尔学家多年研究的成果。下面我们就这一重要主题做一概括的介绍。 & 保存地点 大部分古代维吾尔语写本和印刷品现存德国柏林 科学 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和柏林国家图书馆，一小部分存于梅茵斯（Mainz）。绝大部分为格隆威德勒（A.&Grunwedel）和勒寇克（Le&Coq）所领导的四次德国吐鲁番考古队在当地进行考古发掘所得，只有少数购自吐鲁番绿洲。此外，在俄国彼得堡亚洲博物馆（现为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支所）保存有拉德罗夫（Radloff）、马洛夫（Malov）、狄亚阔夫（Diyakov）、克列门次（Klementz）、克罗特阔夫（Krotkov）等人在吐鲁番、乌鲁木齐和甘肃所得的收集品。斯坦因（A.&Stn）所得（多出自敦煌，少数出自米兰）现存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存有伯希和（P.&Pelliot）在敦煌所得以及哈甘（J.&Hackin）似在吐鲁番买到的两部写本（指回鹘文《玄奘传》等）。瑞典人在甘肃额齐纳（Etsen-gool）所获的一小部分写本现存斯得哥尔摩市民族学博物馆斯文·赫定(Sven&Hedin)收集品中。此外，黄文弼也在吐鲁番获得一些回鹘文写本，现存北京。日本大谷考查队的发现品现存京都等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民族学博物馆也存有一些回鹘文残卷。 & 发现地 主要是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南部的米兰也有一些）、甘肃的敦煌和肃州（今酒泉）以及其北面的额齐纳等处发现。虽然吐鲁番北面的别失巴里（Bish-baliq&）曾是回鹘王国（约850-1250）的首府，但并无回鹘文写本发现（可能因气候的原因）。库车和哈密因一度也属于回鹘王国的管辖范围，所以也有少量的写本发现。甘肃的敦煌和肃州一带因 历史 上也有回鹘和其它突厥人居住，或因和高昌（吐鲁番）回鹘王国的密切关系，所以也发现了不少回鹘文文献。 & 书写材料 吐鲁番出土的文献主要写在纸上。现存文献的纸质都已变黄，只有印刷品尚白。写本上面一般都涂有一层胶质的东西或用白粉打光。另一些写本则不做这种处理。也有一些写本使用粗劣的纸。纸为 中国 的发明。公元751年塔拉斯战役中中国和回鹘联军为阿拉伯和西藏联军所败。俘虏中也有一些造纸工匠。由此造纸术传入西方。古代维吾尔写本使用按东、西方 方法 造成的纸。摩尼教文献使用的小型、上面打光的纸，应来自伊斯兰世界。汉文写本一般不用这种纸。回鹘语“纸”一词为“kagda”，它来自波斯语kaghad。可能与和汉语中的“榖”（ku&kuk&k’ak）字有关。 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文字写在多面的木撅上（其作用尚不清楚）或木片上。一些中国式的铜币上铸有回鹘文。佛教壁画上常写有长短不等的题词。此外一些重要文字刻在石碑上（如高昌王世勋碑、土吐木萨里造寺碑、文殊寺碑等）。 & 墨 讲究的写本使用煤烟作成的黑墨，回鹘文叫&mak(a)&，应来自汉语的“墨”（mo&mak&）。用毛笔写成的字常呈灰色，这可能由于墨质不好所致。一些精致的佛教写本常用红墨书写章节名或佛、菩萨名。摩尼教文献最有特色，常用多种鲜艳的颜色装饰标题，在讲究的写本中有时三、四行都用鲜艳的颜色写成。 & 书写工具 所有文字形式的正式写本都是用劈开的苇笔或木笔写成，一些非正式的写本和壁画上的题词则用汉族的毛笔书写，前者叫qalam&&波斯语qalam&梵文kalama&希腊语kalamos。毛笔则称pir，应来自汉语“笔”pi&piet&的方言发音。古代维语动词biti-“写”似来自同一个字的另一方言（或 时代 ）的发音&*pit,&*bit。用苇笔或木笔书写的传统来自西方，毛笔则为汉族的传统书写工具。 转贴于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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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最新更新确定性”，因为在美学的领域里也许并不存在知识，但；Russull的启发；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的早期，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到柏拉；然而与此不同，确定性却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古代哲学追；如前所述，汉字最初是刻在龟甲兽骨或钟鼎等青铜器上；由于中国古代汉字书写困难，使得中国古代学者不仅必；子退朝后赶来问道：“有人在火灾中受伤了吗？”但他；除了确定性之外，分析是西方哲学的另一传
确定性”，因为在美学的领域里也许并不存在知识，但这并不影响西方哲学家在这些领域里寻找确定性，笔者认识到这一点是受到了Bruce
Russull的启发。）一是指分析的传统。中国哲学缺乏这两种传统，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书写语言。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的早期，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到柏拉图，确定性一直是哲学追求的目标。柏拉图之所以把数学当做最完美的知识就是因为其确定性。他强调对几何学和数学的研究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正是试图通过数学工具去理解自然最终导致了现代科学。正是因为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学派的影响下，哥白尼潜心研究数的和谐，从而发展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针锋相对的日心说。开普勒皈依哥白尼的理论仅仅是因为哥白尼的体系比托勒密的理论在数学上更加简单和谐。开普勒相信数的和谐能更好地解释行星的运动。这一信念促使他运用数学工具去分析其前辈第谷所留下的行星运动观测资料，从而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沿着同样的思路，伽利略认为地球上的局部运动也可能有数的规律可寻。他通过试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和伽利略关于自由落体定律和抛物运动的理论为牛顿的物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牛顿正是在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影响下，在其前辈开普勒、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的理论。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开创了现代科学的新纪元。
然而与此不同，确定性却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古代哲学追求的目标。中国语言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
如前所述，汉字最初是刻在龟甲兽骨或钟鼎等青铜器上的。这使得汉语的书写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中国人尽可能地用较少的文字去表达他们尽可能多的思想。尽管后来汉字可以写在竹简或丝绸上，但其书写和阅读依然困难，因为丝绸作为书写工具十分昂贵，而竹简又难于携带。这就使得汉字的表达必须言简意赅。而在古希腊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当时古希腊人已经开始使用纸莎草作为书写材料。以纸莎草为原料的纸最初起源于埃及，后为古希腊人所采用，到罗马帝国时已经得到广泛的采用。在纸莎草上书写和携带纸莎草纸的卷轴，相对地说，要容易得多。而且纸莎草纸的制造生产比丝绸的制造生产要容易和便宜得多。早在柏拉图时代，纸莎草纸作为文字的书写工具已相当盛行。（见Britannica，[1991]，vol．9，第132页，vol．29，第页）
由于中国古代汉字书写困难，使得中国古代学者不仅必须十分谨慎地选词用句，而且也必须很小心地去选择所记述的事情。因此他们所选择记述的事情所暗示的含义往往远远超出其直接的记述，正所谓“微言大义”。许多哲学家的思想或理论往往就隐含于这些简单的记述中。比如，《论语?乡党》中记载了孔子的一个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用今天的话可解释为：马棚失火倒塌了，孔
子退朝后赶来问道：“有人在火灾中受伤了吗？”但他却没有提到马受伤了没有。通过这一故事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是什么？为什么他恰恰选取这个故事？许多当代中国哲学学者认为这一故事体现了孔子的人道主义思想。但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希腊，柏拉图也许会写一段很长的对话，通过苏格拉底和格罗肯（Glaucon，柏拉图的兄弟）之间的对话，来详细地讨论这个故事所包含的哲学意义。他们也许会长篇大论地辩论孔子究竟应该关心马还是人，等等。然而在《论语》中仅仅用了12个字，其余的都留给读者去思考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字，特别是哲学的文字总是充满了暗示。冯友兰在阐述中国古代哲学家表述其思想的方法时说到：“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除了确定性之外，分析是西方哲学的另一传统。在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西方哲学家优先考虑的是演绎推理而不是归纳推理。演绎推理从本质上说是分析的。根据乔治?摩尔的观点，分析是概念或命题定义的一种形式。摩尔对分析的定义的主要精神是：“任何表达被分析项的表达式必须和表达分析项的表达式同义。”（见P.Schilpp所编的
《摩尔的哲学》[Ill.:Evanston,1942]，第663页）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和尤塞弗若(Euthyphro)关于德(piety)的定义的对话中找到类似的思想。（见柏拉图：《尤塞弗若》[Euthyphro]，5d-e，9c-e，和10d-11b）为了给一个词下一个明晰的定义，人们必须对其进行分析并弄清其外延。在西方哲学中，这种分析的传统导致了形成现代科学所必需的条件即形式逻辑的产生。事实上，正是对“是”(&is&)的分析，导致亚里士多德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逻辑（下面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哲学的传统与西方哲学的分析传统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如前所述，中国人在其语言的影响下习惯于综合思维。而这样一种综合思维的方法也反映在中国哲学中。正如陈荣捷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她习惯并擅长于综合思维。”（陈荣捷：《中国形而上学中的综合命题》，见C.Moore所编的《中国思想》，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32页）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哲学史通常分为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以某种形式的综合终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哲学中总是可以发现许多综合的命题，如：有和无，理和气，一和多，天和人，善和恶，知和行等等。
综合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特点，而且也体现在中国哲学的具体活动和哲学论证中。中国哲学史上的论证大都是建立在类比基础上的，而类比本质上就是综合推理。孔子对“仁”的论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仁的本质是爱他人。为什么我们应该爱他人？孔子关于仁的著名论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论证就是建立在自己和他人类比的基础上的。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哲学文献中比比皆是。
中国哲学家究竟做没做过概念或命题的分析，或运用过演绎推理呢？事实上，他们确实做过概念的分析并运用过演绎推理。这在儒家、道家、墨家、名家以及其他学派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一些初步的逻辑思想已经从他们的分析思维中形成，但是这些逻辑思想从来就没有机会发展为如同西方那样的形式逻辑体系。原因何在？古汉语即中国古代的书写语是一个主要的限制性因素。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可以证明：
首先，古汉语语法简单，这往往掩盖了在印欧语系语言如希腊文和英文中很容易就呈现出的一些语言的语法结构或逻辑结构，从而使得中国哲学家很难从其语言中发展出一套形式逻辑体系。至少比古希腊哲学家要困难得多。
前已指出，象形字是汉语的最基本的元素。但一个画面或一个象形字不可能有数、格、性、时态等的曲折变化，即使我们假定古代汉语的口语可以有这些变化。汉语中一个名词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也没有性的区别。古汉语中也没有被动语态和主动语态的区别。她也没有时态和虚拟语气，也没有标点符号。句子的不同部分之间也没有区别。比方说，名词和动词就可以互换。因此，一些在印欧语言中很易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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