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党锢之祸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形成/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灵帝时，当权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宦官党有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相对而言，外戚一党的窦武等人却比较清正，因此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他们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党锢之祸汉桓帝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事件经过/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起因延熹九年（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汎、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发展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兴狱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结束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167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九月辛亥政变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公元168年阴历九月辛亥日晚，洛阳地区星图，仅供参考），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名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张、谢上书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大狱兴起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没有不愿意冒灭门之祸而不收留他的，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到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党锢再起八年之后的熹平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结局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中平六年（189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影响/党锢之祸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评价/党锢之祸
范晔《后汉书》的评价“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翻译：在桓帝灵帝当政期间，政务荒谬，国家大政出自宦官之手，士大夫们羞于和他们为伍，所以匹夫、处士们愤然议论朝政，于是互相品题，议论公卿大臣，评价朝政得失蔚然成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矫枉必须过正，原本就是这个道理。像范滂、张俭这样的人，清高自首，疾恶如仇，最终被当作朋党，也是这个原因啊。赞曰：渭水因为碰到泾水而显出它的污浊，玉放在石头间才显出它的坚贞。事物的本性有所区别，善恶自然显露。遗憾的是，为了照明，不得不点燃芳香的油脂。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评价“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翻译：臣司马光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君子处于朝廷，以道来处罚小人的罪过，没有不服的。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隐匿不发议论，想躲避小人们的陷害，也未必能成功。党人们生在昏乱的时代，不能处朝堂之位，想用口舌议论来拯救天下大局，却激怒了和虺蛇虎狼一样残暴的宦官们，遭到残酷的刑罚，连累朋友。士大夫们被害死了，国家也随之亡了，真是让人悲痛的事情啊！”吕思勉版《中国通史》的评价“ 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党人遭受迫害时，张俭逃亡，许多人为了保扩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张俭传》）这一记载可能有所夸张，但却反映出人们对宦官的愤怒和对党人的同情。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东汉末年宦官的下，道德沦丧，士风败坏的现象特别严重。党人陈番、李膺、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的。
相关人物/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出身于东汉时的。他个性孤傲，不爱随意与人交往，惟独与同郡人荀淑、陈寔为师友。由于他学问高，为人正直，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一般人都以能与他交往为荣。如荀淑的第六子苟爽，因为父亲的关系经常得以拜见李膺，并曾为李膺赶马车，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为李君赶过马车了。”自以为荣耀得了不得。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和陕西韩城县东北，黄河直流到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同阙门，水流湍急。一般的鱼类都登不上去，登上去的鱼，据说就能成龙，故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那时候的东汉人，把攀登李膺的家门，比之为“登龙门”。一般士人一旦为李膺所接待，就身价十倍。 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汉桓帝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宦官侯览家在山阳郡，其家属仗势在当地作恶，张俭上书弹劾侯览及其家属，触怒侯览。但为太学生所敬仰。建宁二年（169年）党锢之祸再起，侯览诬张俭与同郡24人共为部党。朝廷下令通缉，张俭被迫流亡。缉拿甚急，张俭望门投止，许多人为收留他而家破人亡。直到党锢解禁才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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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东汉“党锢之祸” 起因
“党锢之祸” 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 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 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一、 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建立东汉王朝的光武帝刘秀是南阳的豪族，因而开国功臣也多出身地方豪族。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刘秀不得不对地方豪族特别照顾，使得地方势力越来越强，尾大不掉。由于立国形势即如此，东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很微妙。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东汉中后期时，地方势力已经威胁到东汉皇权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党人名声”便是地方势力强大的表现形式之一。最能体现“党人名声”的典型，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形成的“三君”、“八俊”等称号。党人们互相标榜，将“三君”等人提高到上古“八元”、“八凯”的地位。所谓的“八元”、“八凯”，乃是五帝时期的名臣，在儒家士族心中的地位极高，称得上臣中的楷模。此时，天下的士大夫都站到了党魁李膺等人的一边，期待他们能够重建士人心中的理想政府。士人们利用“党人名声”来对抗皇权，将陈蕃列为“三君” 之一，李膺列为“八俊” 之首，公开叫板中央。“党人名声” 是地方社会的绝对权威，超越了东汉皇权，成为地方社会的行为准则。而且，即便无官在身，党人亦喜好干涉地运行， 这也体现了党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党人领袖还成为当时政治的风向标，能够得见他们被称为“登龙门”。而出身贫贱的郭太，得到党魁李膺赏识后，“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 车数千辆。( 郭太) 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凡此种种，“党人名声”逐渐取代东汉律法、皇权的权威，对皇权造成了事实上的威胁， 两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因而，东汉皇权不得不对党人“严加注意”，结果，代表中央的皇权与代表地方势力的党人士族直接发生冲突，造成了两次“党锢之祸”的爆发。二、 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在东汉政府的倡导下，“乡举里选” 的制度一步一步朝着保护豪族乡里社会地位的方向发展﹑靠拢。“而乡举里选制的意义， 在于它是政府依据民间舆论登用人才的办法。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官民合作的官吏登用方式。另外，就登用标准来说，能否成为孝廉，须考虑其在乡里的道德行为，而不是单纯地看其行政能力如何。这样党人相亲局面就更加严重。但是，新兴豪族没有祖荫，没有政治上的特权，唯一能够跻身官场的做法就是与擅权的外戚、宦官勾结，成为其集团中的一员。否则，这些仅有财势的新兴势力便只能存活在政界的底层。他们必然要求自己在政治上能够有所建树。故而他们与原来的士大夫豪族之间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宦官是“无根” 之人， 对于权力的热恋自然比不上对财富的喜爱新兴豪族有财，宦官集团有权，他们很自然地结成政治组合。因此，党人认为，宦官集团严重破坏了地方秩序， 扰乱了乡里稳定，同时也在侵犯党人的权利。三、 党人“错误” 的政治理念“党人”，据其政敌宦官所下的定义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皆为党人。”单从字面上看，党人一方面包含了游侠与豪族，另一方面则包括信奉儒学的士大夫。学者杨联陞将士大夫党人集团称为“清流”，将政敌外戚与宦官称为“浊流在这种儒家理念的影响下， 党人既无法接受帝王之外的人染指天子大权，也无法接受没有才能的谄媚之人担任皇帝的左右官僚。对于信仰儒家政治理念的党人而言，外戚与宦官依附天子身边，任用无才之人为高官，选举舞弊，极大地刺激了党人的政治神经。“党锢之祸” 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引起的。首先，地方势力的强大引起东汉皇权对党人的注意。因此，“党锢之祸” 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刘姓皇权代表了中央， 党人士大夫则代表了地方。党人在地方社会上凌驾于律法之上， 成为超越东汉皇权的权威力量， 对皇权产生了威胁。后汉皇帝之所以会冷酷无情地镇压党人的原因， 就在于惧怕党人之间相互勾结，连州跨郡，破坏集权统治的基础。单个的党人纵有影响和实力也未足惧， 但是大批的地方势力互相勾结的结果必然会动摇国本。因而，皇权不得不“特殊关注” 党人。第二， 党人大多都是出身士大夫豪族阶层， 把持了地方的用人大权。但是新崛起的宦官集团侵犯了党人在地方上的选举利益， 从而引起两大集团的政治冲突。第三，党人“错误” 的政治理念将阶级压迫问题都推诿到宦官集团身上。党人多是豪族出身， 他们本身免不了具有“阶级剥削性”。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亦负有责任。他们没有认清现状、 发现问题的本质所在，因而最终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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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锢之祸发生在什么时代
　　党锢之祸发生在中国古代东、灵帝时，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以豪族诛杀宦官几尽，结束长期宦官专权结束。
　　党锢之祸事件经过
　　第一次党锢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 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 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 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公元167年）上书求情。 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
　　公元168年（建宁元年）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
　　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则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窦太后多次在他们怂恿下乱下命令。
　　陈蕃、窦武等人认为宦官这样干涉朝政，不是了局，于是私下商议，趁日食的天象上书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参政，但窦太后认为从时就有宦官参政，是正常现象。虽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了宦官管霸、苏康等，却保护曹节等人，不愿士人处罚他们。
　　不久，又出现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 护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 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汝南督邮吴导奉诏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乡，竟趴在驿舍的床上大哭，范滂听说后说：&一定是因为我（才会这样）。&便要自前往监狱。汝南县令郭揖听说后解掉印绶，跟范滂一起逃跑。范滂说：我死了祸事就结束了，怎么敢连累您呢？&范滂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遂与李膺、杜密等百馀人被执，庾死。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每户人家即便知道会引来杀身之祸也愿意收留他，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亡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宗族亲戚都被杀害，郡县因此残破不堪。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公元189（中平六年），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辨继位，外戚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图谋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害。为替何进报仇，豪族出身的官僚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结束了外戚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史称十常侍之乱。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董卓掌权后，大肆淫乱后宫，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腾，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诸侯纷纷讨伐，直到王允利用貂蝉和以美人计和反间计才将其杀死。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虽然&党锢之祸&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一种形式，但是，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官场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仅是对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因而带有一定的正义性，应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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