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段氏家族与地域文化
临淄段氏家族与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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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淄段氏家族的家族文化风尚，随着其生活空间由边陲迁徙至内地的变化，受制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由崇尚武力到渐进为崇尚文化的转型之特色。段氏家族不同时期的文化名人在辗转各地为官摄政的同时，也在各地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化遗迹，为当地地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段氏家族&文化转型&地域文化
作者许智银，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河洛文化。
临淄段氏家族因为不同历史时期所生存的地域环境的迁徙变化，形成了段氏家族不同时期的家族风貌。在由边陲到内地的迁徙过程中，不同的地域文化对段氏家族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段氏家族由崇武到尚文的转变。与此同时，随着其家族历史地位的上升，段氏家族对后世各地的地域文化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段氏家族
一个家族的发展盛衰受制于多种因素，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之外，地域环境对家族的发展也起着关键作用，一些家族就是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下形成了家族的社会文化风尚，并且随着家族的迁徙而发生家族风尚的变化，这在段氏家族数百年的历史演变中得到了真实体现。段氏家族从远在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所产生的崇尚武力，至唐代迁居内地后渐进为崇尚文化，以文化立家，显示出地域文化对段氏家族家风的深远影响。
（一）汉代西北地域文化的风貌与段氏家族的崇武风尚
段氏家族崇尚武力的家族风尚之形成，与段氏家族在西北地区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西北地区复杂的环境造就了段氏家族尚武的风尚。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北地都尉段卬因为对匈奴作战战死朝那塞，其子段单被汉文帝封为缾侯。这是段氏家族作为边地守将第一次进入历史的视野。关于段卬的籍贯，史书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他活动的北地使他处在抗击匈奴的最前线。到了西汉竟宁年间，段会宗进入政坛后又立功西域，维护了西北边陲的安全。而段会宗的籍贯，《汉书·段会宗传》则称其为“天水上邽人也”。其历官先后担任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沛郡太守、雁门太守等，其中两次出任西域都护，并在最后病亡于乌孙国。段氏家族在段会宗之弟段贞时迁居武威，所以段颎作为“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其籍贯为“武威姑臧人也”（《后汉书·段颎传》）。段颎一生最大的功绩是担任护羌校尉期间，镇压羌人的叛乱，并且立功受奖。段氏家族在两汉时期都是以武功而引起后人关注的，可以说与其家族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为了说明段氏家族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以武立家的家族传统，我们有必要对段氏家族在两汉时期活动的空间加以研究。
临淄段氏家族与地域文化《史记·货殖列传》在论述关中习俗时称：“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这一地区在秦国时期经历从秦文公开始到秦献公的经营，出现了“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的景象。西汉定都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在介绍关中习俗后，司马迁进一步写道：“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从司马迁的记述可以看出，段氏家族活动的天水地区作为从先秦以来形成的交通要道，对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成为富商大贾的云集之地。又由于少数民族的影响，天水地区成为各方习俗的汇聚之地。班固在论及天水、北地的习俗时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书·地理志下》）班固还指出段氏家族活动的地域以勇武为风尚的将领“不可胜数”，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宋乐史还据此将武威一带民俗总结为“金气坚刚，人士慷慨”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陇右道三·凉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36页。。除了上述带有典型意义的总结之外，在两汉的史书中亦有许多关于这一地区民风强悍的记述。汉武帝出兵进攻匈奴时，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大军进入西域腹地，西域郁成国王不支援汉朝大军，并且杀了“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李广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前往攻破郁成，郁成王逃奔康居，最后被擒获，当上官桀令四骑士将郁成王押送李广利处时，四人决定杀死郁成王，“欲杀，莫敢先击”，只有“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因为这个缘故，赵弟被封为新畤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由此可以看出，赵弟作为天水上邽人，也已经濡染了当地的豪侠风气，所以敢于担当。上官桀也是“家在陇西。以善骑射从军”（《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昭帝的上官皇后，“祖父桀，陇西上邽人也”（《汉书·外戚上·孝昭上官皇后传》）。关于陇西一带崇尚勇武的风气，《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可以说这些人的生存环境与段会宗是一样的，是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段会宗立功异域的精神品格。再如，武威姑臧地区，是在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后，元狩二年秋，“置酒泉郡，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汉书·西域传上》）元鼎六年秋，“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事详《汉书·武帝纪》。。而在此前这里是属于匈奴族所控制的地域，处于匈奴族铁骑蹂躏下的汉族民众，为了生存只得以武力对付兵火侵袭，所以这里的民众养成了崇尚武力的风习。《汉书·地理志下》云：“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随着汉政府不断向这一地区移民，这里才逐渐摆脱原匈奴族控制之下的社会风习，内地的礼仪习俗才逐渐传播并影响到这一地区，到东汉时期西北内陆地区已经逐步受到汉文化的浸润，成为汉文化盛行的地区。
两汉之际，中原地区陷入兵燹之灾，而河西地区则在窦融的保护下，保有了一方平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窦融曾描述武威一带的情况云，“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窦融占领这一地区后，“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后汉书·窦融传》）。东汉以后，武威作为汉政府的属郡，受汉文化的影响渐深，段颎的身上就融合了边域与内地各种文化因素，“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能文能武的性格，使他在战时能够驰骋疆场，太平之时可以为政富民。在任辽东属国都尉时，“鲜卑犯塞，颎即率所领驰赴之”，对于追赶的鲜卑士兵，段颎设计诱敌深入，“悉斩获之”。在永寿二年，又镇压了泰山、琅邪等东郭窦、公孙举领导的三万多人的农民起义。从延熹二年任护羌校尉后，在西北地区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后汉书·段颎传》）。正因为成长经历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段颎凭借镇压羌人叛乱最后进入政坛的事实。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特殊的外部环境，使这里的民风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抵抗少数民族的不时入侵，获得生存空间，民众崇尚武力成为时尚，这一习俗对于生活在此的段氏家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汉时期的段氏家族从段卬抗击匈奴、段会宗出使西域立功边疆，都是这种社会习俗影响的结果。而到东汉时期，随着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占领，汉文化在西北地区逐渐流布，民众或多或少地都濡染了汉文化的因素，讲求礼仪，追求政治上的升迁，这从段颎的人生经历即可反映出来。总之，尚武风尚的形成体现了段氏家族受地域文化影响较大的一面。
（二）十六国北魏段氏家族与地域文化
作为活动在西北偏远地域的家族，在魏晋十六国动荡环境下，段氏家族的发展也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至北魏时期段氏家族的文化风貌渐趋鲜明。
段晖、段承根父子早期的成长与生存环境与河西地区的文化氛围就有很大关系。崔浩曾经说：“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魏书·张湛列传》）段承根父子的儒学修养是在河西地区形成，并随着北魏占领河西地区移民至代京而引起崔浩重视的。下面择要对段氏家族所生活的河西地区的文化环境加以评述。
众所周知，西晋末年中原地区的战乱，使大批民众或逃往江南，或逃至河西躲避战火。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这些人均是对中原文化耳熟能详的士人，由于张轨前凉政权对汉族士人关照有加，结果，“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张轨乃“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晋书·张轨传》）。这些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士，有许多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翘楚，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日趋成熟的文化，使这里成为中原文化中衰之后的又一个文化中心。《魏书·术艺·江式传》记载，江式的六世祖江琼，“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延昌三年（514）三月江式在上表中也曾云：“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官至太子洗马，出为冯翊郡，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再比如杜骥的曾祖父杜耽，在西晋末年动乱中，“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而杜骥的高祖为西晋的杜预，官至征南将军（《宋书·杜骥传》）。《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轨）礼而用之，子孙相继，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正是因为中原士人的到来，才使河西地区在十六国中原地区动荡的环境下，成为学术薪火相传的一方圣地，河西学术成为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国学术鼎盛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种情况下，河西地区的学术呈现出区域范围内的兴盛局面，出现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大家。如在河西地区颇有影响的经学大家刘昞，既具有家学渊源，其父刘宝“以儒学称”，又在15岁时跟随经学大师博士郭瑀学习，“时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刘昞学成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他一生著述丰富，“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北魏平定凉州以后，刘昞本应迁往代京，因年老而留在姑臧。刘昞在北魏末年仍然有较大的影响，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魏孝明帝在次年六月的诏书中称刘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使“河西人以为荣”（《魏书·刘昞列传》）。刘昞在河西地区产生如此的影响是与他的家学渊源和跟随郭瑀学习分不开的，而郭瑀则是“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郭荷是略阳人，其家“世以经学致位”，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前凉张祚曾征为博士祭酒，“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还，祚许之，遣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晋书·隐逸传》）。从刘昞受业于郭瑀，郭瑀受业于郭荷，可以看出中原文化西传至河西地区的过程。刘昞的助手索敞，“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太武帝平定凉州后，“入国，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魏书·索敞传》）。可见随着河西的平定，河西学术出现了北传平城的潮流。
除了上述三人之外，索靖与索綝父子、索袭也都是以儒学相传而成为一代名族。另外，中原地区迁居河西地区的名家大族，经过数代的潜移默化也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文化家族。《魏书·儒林传·常爽传》云：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世祖西征凉土，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世祖嘉之。从常爽家族在魏晋十六国动荡环境下的迁徙也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西传过程。归附北魏后，常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厉有方”。他不仅教授门徒众多，而且著述丰富，被当时人称作“儒林先生”。
在北魏初年，将河西地区众多儒生迁往平城的浪潮中，段承根父子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还有索敞、程骏、宗钦、阴仲达、赵柔等也是河西地区重要的文化名人，在迁居平城之后开始将河西儒学带往平城地区，以之教化当地民众。过去我们在讨论鲜卑族汉化过程时，往往很少讨论河西儒学发挥的作用，究其实，河西儒学的北传、河西学人在平城以及洛阳地区传播儒学，特别是向北魏上层传播儒学，应当看做鲜卑族汉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段氏家族虽然仅仅只是发挥了部分作用，但是，我们应当将段氏家族特别是段承根父子的作用纳入到整个现象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够对段氏家族受河西地域文化的影响之深，以及段氏家族对北魏鲜卑族汉化所发挥的作用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三）唐代段氏家族的文化转型与地域文化
段氏家族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家族，真正实现家族的勃兴则是在唐朝初年，段志玄开其端，段文昌、段成式父子以文守之，并且加以扩大，从而使段氏家族成为声名远播流芳千古的著名家族。探讨段氏家族在唐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发现，其与孕育段氏家族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考察段氏家族在隋唐时期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在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段氏家族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地的社会环境对段氏家族的社会崇尚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就段偃师和段志玄父子活动的太原郡来看，他们是受北方地区社会习俗的影响而最终参与到反隋战争中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云：“四世孙后魏晋兴太守纷。五世孙偃师，徙河南。”究其实，晋兴郡是西晋永嘉五年（311）前凉张轨在晋兴县所设，其辖境相当于今青海乐都县以东和兰州市以西湟水两岸地区，北魏时期废弃。这里所说的段纷曾任晋兴太守，或许是在这一地区担任职务，亦未可知，但也反映出此时期段氏家族仍然活动在西北地区。段志玄的父亲段偃师，“隋末为太原郡司法书佐，从高祖起义，官至郢州刺史。志玄从父在太原，甚为太宗所接待”。段偃师从太原郡迁居临淄，是段氏家族史上的重大变化。而且根据段偃师从太原郡起家，跟随李渊父子打天下，可以推测在段志玄身上既有太原地区民情风俗的影响，也有临淄所在地区社会环境的影子。《隋书·地理志中》云：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这一记述告诉我们，在太原周边的地区因为长期处于与少数民族作战的前沿阵地，加之隋代突厥的兴起，这里的民众“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具有善战的特点。再加上隋代杨谅在这里的经营，使太原地区成为武风盛行的地方。杨谅曾建议隋文帝杨坚“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为了谋反，杨谅“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隋书·文四子·杨谅传》）。这些聚集起来的亡命之徒对于太原地区强悍的社会风俗自然产生很大的影响。段志玄跟随父亲在这里长期生活，应当深受这种风俗的浸润，再加上他本人所具有的“以票果，诸恶少年畏之”的个性，所以才能在隋末动荡的环境下脱颖而出。
关于临淄所在的青州之地的社会环境变化，对于此后段氏家族文化风尚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隋书·地理志中》云：在汉之时，俗弥侈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舒缓。其为失也，夸奢朋党，言与行谬。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祝阿县俗，宾婚大会，肴馔虽丰，至于蒸脍，尝之而已，多则谓之不敬，共相诮责，此其异也。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仔细考察齐地的风俗可以看出，从姜太公开始已经为齐地“尊贤尚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唐初撰写《隋书》时，这里的风俗依然如此，所谓“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正反映了“崇尚学业”的风尚，可见代代相沿的传统对于齐地社会价值的取向影响极深。对于齐地风俗的演变，《通典·州郡十·古青州》“青州”条云：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而兴霸。人情变诈，好行机术，岂因轻重而为弊乎!固知导人之方，先务推以诚信。逮于汉氏，封立近戚。武帝临极，儒雅盛兴。晋惠之后，沦没僣伪。慕容建国，二代而亡。今古风俗颇革，亦有文学。自国初立都督府，命亲王镇之。汉氏之制，信可取也。从杜佑的描述中我们看不出临淄所在地的风俗演变，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儒雅”之风渐缺，但民风中还有“文学”因素，所以在唐人的眼中，临淄地区仍然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骆宾王云：“邹鲁旧邦，临淄遗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称一变之风。”（《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七《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这就是为什么段氏家族会在唐代出现产生巨大影响文学家的原因之一。
段文昌所居住的荆州的社会环境与青州相比又有很大的不同。《隋书·地理志下》云：“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当地人为了纪念屈原，在每年的五月十五日举行的“竞渡之戏”，为了纪念楚国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的“牵钩之戏”，以及当地的丧葬风俗习惯等，都反映了荆州地区社会环境的庞杂性，这些庞杂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荆州地区“信鬼”的习俗，对此后段成式的创作应当有一定的影响。杜佑在总结荆州习俗时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左，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通典》卷一百八十三《州郡十三·古荆州》）因为民风“率多劲悍”之故，再加上地理环境特殊，所以“称兵跋扈，无代不有”，唐朝在这里设立山南东道节度使加以管辖，于是荆州成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战略要地，因为节度使多文人，所以才有段成式等人汇聚在徐商幕府，吟诗唱和，留下了《汉上题襟集》等诗作的佳话。
从汉魏以来，荆州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纯粹意义的文化上，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汉代末年荆州——襄阳地区以刘表为核心的政治文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标志着荆州地区文化的凸显。在刘表集团中以刘表为首的士人群体在汉末儒学僵化的局面下，开辟了儒学阐释的新渠道。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以刘表为代表的荆州学派的形成与汉末动荡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动荡，迫使大批士人或逃亡幽州，或逃亡荆州，并因此开启了中国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分张，逃往幽州的士人以代表当时正统的名教政治旧学宿儒为主，而逃至荆州的士人则以新经学为主流。这其中以宋忠为代表的士人，在新的环境下以经世致用的精神批判旧儒学创立新儒学，以标新立异来革新政治的创新效应解决社会的政治腐败现象。但是这种努力在东汉末年的环境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的深层文化原因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可以这样认为，东汉末年的动荡对于此后荆州地区的社会风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应当是荆州地区社会风俗庞杂的重要原因，也表明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地域文化变化的重要阶段。这种变化也应当是段文昌父子文化态度转变的深层次原因。这种影响力再次展现了荆州地域文化的无穷魅力。
东晋南朝时期，荆州成为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军事堡垒，也因此聚集了一批在后世颇有影响的文人，他们的存在对于荆州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唐朝，荆州地区作为中原通往南方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王文楚：《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成为往来文人的荟萃之地，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这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也因此引起了风俗的大变。宋乐史云：“荆之为言强也，阳胜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唐至德之后，流傭聚食者众，五方杂居，风俗大变。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风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到唐肃宗“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湖，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山南东道五·荆州》，第2833页。。除了这种在时人看来庸俗的风俗外，“江陵，衣冠薮泽。谚云：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清光绪：《江陵县志》卷二十一《风土一·风俗》引《朝野佥载》，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可知唐代荆州的都会江陵是文人荟萃的渊薮。况且在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襄阳、邓州地区成为唐王朝所依赖的重要物资供应来源，顾炎武云：“安、史构祸，汴、洛沸腾，而襄、邓无虞，故东南之资储得以西给行在。梁崇义拒命于建中间，未几丧败。及淮西寇暴，实藉襄、邓之力为之犄角焉。”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00页。这是对襄、邓地区经济战略地位的高度概括，唐王朝在这里设置重要的官员驻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于荆州次政治经济重心的形成，文人荟萃使这里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在这种大的氛围影响下，段文昌、段成式父子在这里生活乃至于活动就不难理解了。
二、段氏家族对地域文化的影响
段氏家族作为在汉唐之间逐渐兴盛的一个家族，其家族的发展历史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社会环境的变化给段氏家族的文化转型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汉魏晋时期的尚武到唐代崇文的变化，可谓与其家族生存空间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段氏家族作为一方名族，对于其曾经生活过的地域文化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中有的甚至波及后世。
（一）段氏家族对西北地域文化的贡献
段氏家族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对于西北地区的地域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从历史遗留痕迹来看，对地域文化内涵的丰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学术界研究，段卬在北地都尉任上战死，其子段单被封为缾侯，在汉景帝前三年因谋反被诛。段会宗曾两次出任西域都护，在西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竟宁年间第一次任西域都护时，“西域敬其威信”，以至于在阳朔四年再次出任西域都护，是由于“西域诸国上书愿得会宗”的缘故。他在出使西域时，甚至受到“诸国遣子弟郊迎”的礼遇。因为段会宗再次担任西域都护，所以“城郭诸国闻之，皆翕然亲附”。及至他最终病死乌孙中，西域“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汉书·段会宗传》）。可见是段会宗的人格魅力，扩大了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影响，才会使西域地区诸国诚心归附。史书有“会宗勤事，疆外之杰”的记载，足见段会宗的影响之大。段会宗不顾个人安危，出使西域，赢得了边疆地区的安定，对于丝绸之路的畅通起了重要的作用。
段会宗之弟段贞曾任武威太守，子孙便定居武威。至九代孙段颎，在汉桓帝二年（148）任护羌校尉，至允吾（读铅牙，今青海民和下川口，一说今甘肃平番县南，一说今甘肃省永靖县，辖区约为今青海民和县与甘肃永靖县西北等地）、罗亭（今青海尖扎，一说今青海化隆境）平定羌人之乱，维护了地方治安。后世移民中段姓先民来青海已形成四个段姓村庄，分别是乐都县高庙镇段堡子、段家堡、段家掌村，互助段家台村。
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的段氏家族开始被迁往代京，随之引起了河西文化向北迁移的浪潮。前文的论述告诉我们，在实现了对河西地区的占领以后，河西地区崇尚儒学的士人开始大批被迁往代京，《魏书·赵逸列传》所记载的赵逸、胡方回、胡叟、宋繇、张湛、宗钦、阚骃、赵柔、索敞、阴仲达等人，以及段承根父子即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北迁也将河西地区业已成熟的儒家文化带往代京，促使了这里儒家文化的传播，同时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过程。如崔浩在《易经》注的《序》中云：“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段承根与阴仲达甚至被崔浩推荐给太武帝，称颂“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他们在被迁到代京以后，于此开馆授徒，传授儒学，为代京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段氏家族作为其中重要的名门望族，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和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二）段文昌对地域文化的贡献
段文昌作为有唐名相，在其一生中并不是一直在长安为官，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为相，其他的时间特别是早年经历坎坷，在各地辗转为官，每到一地都留下了一些文化遗迹，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光绪《荆州府志》卷七《古迹》在记述荆州的“段文昌宅”时引《录异记》云：“唐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拓荆楚间。常半酣，靸屐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门枕流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屐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清光绪《荆州府志》，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录异记》是五代杜光庭所著，在清代人所著的府志中还可见段文昌宅第的记载，可能当时仍然是当地的文化景观，至少说明段文昌宅的遗迹还存在着。
大和九年（835）九月，段文昌最终亡故于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因为其祖坟在荆州，《旧唐书·段文昌传》云：“又以先人坟墓在荆州，别营居第，以置祖祢影堂，岁时伏腊，良辰美景享荐之。彻祭，即以音声歌舞继之，如事生者，搢绅非焉。”对于段文昌的这一举动，清顾嘉蘅、李廷指出：“习礼者讥其非”。根据祖坟制的原则，段文昌亡故后，应当葬在其家族的墓地中，所以在荆州有段文昌墓，清胡在恪云：“段文昌墓：文昌镇荆州。卒于官。故墓在荆州。”清康熙《荊州府志》卷二十一《陵墓》。清顺治《云中郡志·坎集》卷三《建置志·陵墓》云：“段文昌墓，城东八里，唐人。碑已剥落。”（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据清顺治《云中郡志》点校出版，第157页）。清黎中辅纂《大同县志》卷五《营建》云：“唐段文昌墓：《府志》云，在城东八里东塘上，唐人碑已剥落。按：文昌，齐州临淄人，褒公志元矗三世孙，卒于西川节度。其先墓在荆州，具见《唐书》本传，未闻其葬云州也。考段秀实之孙、文楚，咸通末为云州防御使。李克用引兵攻之，死于斗鸡台下。《唐书》本传、《沙陀传》及《五代史·唐本纪》皆合。盖其时，国昌父子构祸方亟，文楚仓猝遇害，不得归葬卅阳，固其宜耳。昌、楚音转字讹，踵诬袭谬。若此之类，当亟为更正。”清黎中辅纂、许颠玺校注《大同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对这段文字之所以这样标点，是因为段文昌曾经镇守荆州，而亡故于成都，因祖坟在荆州，所以最终埋葬在荆州，否则只能理解为胡在恪的记载有误。清顾嘉蘅、李廷对胡在恪的记述作按语云：“按《唐书·文昌传》太和四年帅荆南，后复节度西川，九年卒。其反葬江陵，理或然也。”清光绪《荆州府志》卷七《古迹》，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可以说这种认识即是建立在终葬祖茔的成规上而来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认识，清顺治年间孔自来认为：“段墨卿墓：文昌镇荆，于太和九年卒于官，故墓在荆州。岁时享祀，荐以音乐歌舞，习礼者议其非。”清道光《江陵志余》卷九《志墟墓》，清道光四年（1824）重刻清顺治七年（1650）本。关于段文昌墓，到清乾隆年间有更确切的说法，黄义尊云：“段文昌墓，相传在段家垸，太和四年，文昌镇荆，后复节度西川，九年卒，返葬江陵。”清乾隆《江陵县志》卷二十六《名胜四·冢墓》，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本。清乾隆《江陵县志》卷二十六《名胜·冢墓》也有相同的记载。也正因为段文昌不仅早年生活在荆州，并且晚年曾担任荆南节度使，在为政两年的时间里（830~832），“州或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霁。民为语曰：‘旱不苦，祷而雨；雨不愁，公出游。’”（《新唐书·段志玄传附文昌传》）以故《荆州府志》将其列于名宦之属，并在《人物志一·名臣》中专列“段文昌”予以介绍清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十六《职官志九·名宦》与卷四十七《人物志一·名臣》均有段文昌的事迹实录，可以反映出段文昌在荆州人心目中的地位。，清乾隆《江陵县志》卷二十七《人物·贤达》也有专条介绍，尽管其资料取材于《新唐书》本传，但也能说明段文昌在荆州和江陵所作的贡献已经渗入到当地人心中，后人是将其作为当地的名人来看待而载入地方史册的。
段文昌因为信仰佛教，除了在大和四年任荆南节度使时将“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赎为浮图祠”外，还亲自建有寺院。江陵的菩提寺，“在城东五里，唐建。依古大堤，堤为节度使段文昌所修，又曰段堤寺。荆寺虽广，而此刹较称净僻，畸人傲士，时多游息”。此寺至光绪年间已经毁坏（清光绪《江陵县志》卷六十四《外志四·寺观》）。段文昌到成都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还曾著有《菩提寺置立记》，由段文昌的文章可知，成都的普提寺位置非常优越，位于“蜀城正南，当二江合流之上，万井联甍之内，独有冈阜，回抱数里，地形含秀而高坦，木色贯时而鲜泽”。成都普提寺的兴建时间应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天宝末，元宗巡狩此方，崇护法教，度僧建寺，大启休福。至德二年，长史卢公元俗奏置此寺，以菩提为号焉”。到了唐代宗大历初年，“节度使相国崔公宁，以此寺创名，修建未就，乃迎彭州天饬山惠悟禅师以居焉”。由于惠悟禅师的入居，“经始之制，于兹复兴”。段文昌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普提寺兴建的过程。可以说寺院因名人而兴，又因名人而留下了种种奇闻趣事，而段文昌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重要代表之一。这一兴建于唐代的普提寺，历经世代风雨，到清代也已只有遗迹留存，“普提寺，在县南，唐时建，今废”清嘉庆《成都县志》卷二《寺观》，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
除了信仰佛教而留下寺院等遗迹外，段文昌对本土道教也很重视，贞元十五年，段文昌西游岷蜀之地，至忠州停舟江岸，游览仙都观，“诣诸洞所”，于是“书名而去”。大和四年，段文昌任荆南节度使，听到从仙都观来的客人谈及道观的破败景象，并言及“当时题纪文字犹在”，遂主动捐款修复仙都观。段文昌“乃舍一月秩俸，俾令修葺。子来同力，浃旬报就”。大和六年十一月，段文昌再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路过三峡时，“遂命笔砚，志于岩谷。时大和七年正月五日记”。《全唐文》卷六百十七段文昌《修仙都观记》。《段相国报愿修忠州仙都观验》云：“相国邹平段文昌，旅寓之年，邅回峡内，时因登眺，炷香稽首，祝于二真曰：苟使官达，粗脱栖迟，必有严饰之报。自是不十岁，拥旄江陵。视事之初，已注念及此。俄梦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及顶，乃阴君洞门矣，二真亦不复见。翌日，施一月俸钱修观宇，一月俸为常住本钱。常俾缮完，以答灵贶。”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八十一。《蜀都名胜记》卷十九《丰都县》引《舆地纪胜》云：“仙都观，在平都山。唐建，宋改景德，又名白鹤观。”今本《舆地纪胜》记载，“丰都景德观唐碑”留存有“凡十碑”，其中排名第一的即是“段丞相修观记”王象之编：《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三《忠州·碑记》，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
段文昌在成都任职期间，曾经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这也成为成都地域文化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读书台。《唐诗纪事》卷五十《段文昌》云：“文昌，字墨卿，有别业在广都之南龙华山，尝杜门力学于此，俗谓之段公读书台。”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点：《唐诗纪事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1354页。宋何耕《题段文昌读书台》云：段公曾此读群书，读破应须万卷余。
家礼一传为杂俎，稗官收采附虞初。宋郭震也有《题龙华山诗》云：昔年曾到此山回，百鸟声中酒一杯。
最好寺边开眼处，段文昌有读书台。段文昌在龙华寺南的别业读书台俗称读书堂，其地在顺圣寺南，民国时该寺犹存《历代诗人咏成都》（上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此处原有几百间房屋，1960年后相继损毁，现仅存几间房舍，为成都市崇州市东关乡大雨村果园驻地《四川省崇庆县地名录》，崇庆，四川省崇庆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1987年，第134、171页。。
作为一代文化名人，段文昌不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晚年为官荆南节度使，带头抗击水涝灾害，使当地民众对他心怀感念。而且在辗转各地为政一方期间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迹，这些无疑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丰富当地的地域文化平添了许多人文景观，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段文昌的文化贡献，不仅应当考察文字性的记述材料，更要结合历史文化遗迹，如此才能全面认识段文昌的历史功绩。
（三）段成式对地域文化的贡献
段成式是段文昌之后在段氏家族中影响及于后世的文化名人，不仅如同其父亲一样，于辗转各地为官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文化遗迹，而且凭借一部《酉阳杂俎》记载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成为后世了解唐代地域文化的重要著作。
段成式在其父亲于大和九年亡故后回到长安，开始了一生的仕途生涯，在京洛供职期间乏善可陈，似乎没有留下为后世所称道的业绩。但他在辗转各地为官期间所留下的一些文化遗迹，却成为丰富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唐宣宗大中元年，段成式出任吉州刺史，对境内的寺院等名胜古迹多有游览。宋周必大《游记》云：“隆兴元年十月戊午朔丙寅，游青原山净居寺七祖大师行思道场也。”文中还记载：“唐大中五年四月前刺史段成式《寺记》云：景龙三年为兰若，天宝十载为寺。所载亭台颇多，今皆不可考。成式文务奇涩，或不能句。”清康熙《庐陵县志》卷三《地舆志二·山川》，清乾隆年间据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版增刻。从段成式《塑像记》所记述的“庐陵龙兴寺西北隅，先有设色遗像，武宗五年毁废。至大中初重建寺，其处为僧乾立所居”，可知段成式曾亲自参与此寺院的修建。龙兴寺在后世多次改名，宋黄庭坚《祥符寺仁寿塔记》云：“吉州东山慈恩寺，治平皇帝赐名也。寺有江南李氏保大中刻石，曰龙兴寺。”（清康熙《庐陵县志》卷十二《祠祀二·寺观》）清乾隆年间钱时雍对龙兴寺的沿革兴废记述道：“慈恩寺，在习溪桥北，仁寿山与祥符寺接壤，南唐保大中名龙兴，一名发蒙。宋治平二年乙巳，改额慈恩，有仁寿塔，黄庭坚记。明洪武五年壬子重建，嘉靖间，知府何其高迁西街草马巷内。颜曰：古寿山以旧寺址建白鹭书院，旋废。国朝顺治间僧行证葺新。”清乾隆《庐陵县志》卷十《建置志四·寺观》，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除了此本记载外，清道光《庐陵县志》卷三十九《寺观志》，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清同治《庐陵县志》卷四十五《寺观志》，清同治十二年（1873）。民国《庐陵县志》卷十三《礼典志·寺观》，民国九年（1920）刻本等也有相同的记载。尽管段成式最后由于被人诬告而离开庐陵，但他在庐陵所参与兴建的龙兴寺，经过历代整修而流传下来，无疑使这座名刹平添了几多沧桑，增加了人文气息。
大中九年，段成式出任处州刺史，对造成水患灾害的恶溪进行治理，使其变成遗惠百姓的好溪，因而在后世的史志书籍中对好溪的情况多有书写。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三《两浙路下·处州》“缙云县”条云：“有好溪，本名恶溪，多水怪。唐大中，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怪族自去，因改曰好溪。”宋祝穆云：“好溪，在丽水县东五里。旧名恶溪，内多水怪。唐段成式为刺史，有善政，怪族自去，改名好溪。”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九《浙东路·处州》，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57页。元人在记述处州的历代名宦时也提到“段成式，守”刘应、李原编，詹有谅改编，郭声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下《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0页。，将段成式做过缙云郡太守的事情作为重要的历史来记载。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四《浙江六·处州府》“丽水县”条云：“好溪，在城东五里。源出缙云县之大盆山，西南流至府东为东渡，又东南达于洞溪。今亦曰东溪。本名恶溪。谢灵运云：‘出恶江至大溪，水清如镜。’《舆地记》：‘恶江道间九十里而有五十九濑，两岸连云，高岩壁立，有七十余滩，水石濆薄三十里，至箭溪，王羲之游此题突星濑处也。唐文明初，溪水暴涨，溺死百余人。大中间，段成式为刺史，有善政，百姓因呼为好溪。’《一统志》：‘突星濑，在府东四十里，一名箭溪，溪上又有琵琶洲，平沙满望，碧水环绕，以形似名。’”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22页。清雍正《处州府志》卷一《山川》云：“好溪，一名东溪，源自缙云大盘山，溪流为东渡，东折于大成。”清张铣指出：“好溪水，在县东二十里灵鹫山下，垒石为堰，障缙云水入渠，西流至浪荡口，分水坝析为东北二渠。灌田六十余顷。创于唐刺史段成式，后莫考其兴废。”清道光《丽水县志》卷三《水利》，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民国《丽水县志》卷三《山水》，1926年铅印本所记载的内容相同。清光绪《处州府志》对段成式任缙云郡太守之事也有详细记载。清光绪《丽水县志》卷十三《职官志上·文职一》，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
大中十三年，因为李德裕被贬的原因，段成式被迫离开缙云郡守的位置，闲居襄阳，依附于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的幕府，与温庭筠、温庭晧兄弟、余知古、韦蟾、周繇等人诗酒唱和。在襄阳也留下了段成式活动的遗迹。宋乐史云：“木香村。段成式别业于此村，村生异竹，成式图送徐商，商为称谢。”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山南东道四·襄州》“宜城县”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20页。清陈锷云：“宜城木香村，相传村中有段成式别业。”清乾隆《襄阳府志》卷二十八《寓贤·段成式传》引《广舆记》，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作为一代流寓名人，段成式颇被重视，至清代同治年间所修的志书中还有段成式的记载，李士彬引《文献通考》云：“段成式，字柯古，推荫为校书郎，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在襄阳与温庭筠、崔皎、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倡和，诗什往来简牍有《汉上题襟记》。”清同治《襄阳县志》卷六《人物·流寓》，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清光绪《襄阳府志》卷二十六《人物志四·流寓》也有详细的记载，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作为祖籍临淄的段氏家族，在当地也留下了一些文化遗迹，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人的记述中多次为段志玄、段文昌、段成式立传清康熙《临淄县志》卷九《人物》均收录有段文昌、段成式的事迹，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民国《临淄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一·先贤》、卷二十三《人物志三·宦绩·段文昌传》等都有其家族主要人的活动景象，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表明了段氏家族虽然至段文昌时期已经离开临淄而居住荆州，但在当地仍然具有较高的地位，因而将其作为故乡的名人来看待。在临淄也有段氏家族的文化遗迹存在，民国九年，崔象谷纂《临淄县志》记载：“段成式修行里，未详所在。于云牖《过修行里》诗：‘斜阳衰草冷平芜，千载人惊鬼董狐。留得《诺皋》一箧在，《厄言》尽可当三都。’”（民国《临淄县志》卷三《古绩志》）在山东邹平也有段氏家族的文化遗迹，清马骕云：“文昌子成式，有文名世传。文昌封公，遂家于邹平，今之段家桥是也。故成式著《酉阳杂俎》多记长白山事。然史无其事，不敢传疑，且淄青之地久为藩镇所据，即文昌未必非遥封也。”清顺治《邹平县志》卷四《封建》，清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清程之芳云：“段家桥，在城西三十里，唐平章段文昌封邹平郡公，家于此。”清康熙《邹平县志》卷二《桥梁》，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段氏故里在邹平县明集镇段桥村。张实居《长白竹枝词》（十五）云：“连年亢旱绿波消，一望平湖种麦苗。旧迹欲寻柯古里，居人遥指段家桥。”王士禛注云“段太长故里”张实居《萧亭诗选》卷三，雷梦水、潘超、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25页。。其《玩湖顶》诗又云：“会仙山北玩湖顶，十里湖光掩画中。小艇桃花波淼淼，孤树柳色雨蒙蒙。高风未见元真子，旧事依然白兔翁。更忆断桥柯古迹，夕阳一片远香红。”郭连贻、王红、杨景敏选注：《邹平历代诗选》，邹平诗词学会编，1989年，第50页。张实居之同族张尔奎，有《柯古堂诗文》四卷行于世。张实居、张尔奎仰慕段成式，也说明邹平县明集镇段桥村是段成式故里王红：《邹平文化源流述略》，《邹平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6年，第287~288页。。临淄周围有关段成式文化遗存的流传，表明了其家族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即便在段成式的笔下对于邹平的文化遗迹也仍然多有记述，其《酉阳杂俎》，“多言齐州事，如长白山、沙弥二桃之类，皆在邹平”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在《酉阳杂俎》中记载长白山、沙弥二桃的有卷二《玉格》、卷十三《冥迹》和卷十四《诺皋记上》等。。抑或段成式曾经回到故乡，才能够在《酉阳杂俎》留下相关的记述，抑或是其独有的故乡情结，使他更多地关注故乡的风土人情。
段氏家族以其文化风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从史籍所记载的关于段氏家族的文化遗迹可以看出，段氏家族于其生活过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对于深刻认识段氏家族的文化影响，弄清段氏家族在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要而言之，段氏家族的家族文化之形成与变化受制于其所生活空间的地域文化风貌，与此同时，其家族中的文化名人又对当地的地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02/11 00:35
大理:正史与小说之间的段氏家族
大理国是中国宋代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一带建立的少数民族国家,位于现在的云南省中部偏西.大理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山川秀丽,四季如春,是居住着汉.白.彝.回.傈僳.藏.纳西等26个民族的地区.现在我国大理州的州府所在地大理市,就是唐代南诏和宋代大理国500年都邑所在地,素称&文献名邦&,以&风.花.雪.月&闻名于世. 金庸先生曾在其武侠小说中描绘了大理段氏家族的恩恩怨怨,段氏家族真的是大理国的皇族吗?真实的大理国到底是
03/19 17:42
汪军:桐城方氏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
钱理群曾经说,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之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可以说,桐城方氏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在未来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了.过去的大家族具有一定的凝固性.传承性,传承性,现在是商业社会.城市结构,变迁大,人的兴趣爱好多样,一个家族的东西难以延续. ...... 汪军:我愿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汪军,1968年生,当代知名学者.企业家,桐城人,现移民加拿大,曾在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庆市政府开发开放办等工作,现任省内
04/08 07:23
大理国王段正明出家的苍山西坡护国寺 段联苏翻看段氏族谱 一双枯瘦.不住颤抖的手,在破旧.布满灰尘的大门上摸索了半天,终于把钥匙插了进去,扭动了几下之后,快要生锈的铁锁艰难地弹开. 2014年12月的一个下午,大理市喜洲镇文阁村(以前称阁洞塝村),大理段氏的后人,如今依然在段思平故居居住.段家&联&字辈的段联苏老人,为我们打开了段氏祠堂. 经过长年的风雨侵袭,这个祠堂已经如段氏族谱一样,残破不堪. 很显然,这已经是一个快要被人遗忘的地方,而昔日的皇族之后,&大理太和段氏族谱&
05/10 02:58
三教九流都为段氏所用 日 来源:齐鲁晚报 [PDF版] 新浪微博 QQ空间 腾讯微博 人人网 更多 ◥作为功臣,段志玄死后葬在陕西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 段志玄墓前的石羊.(本版图片均由许智银提供) 本报深度记者 张向阳 战争年代,驰骋疆场,和平时期,则要传递文化.历代世家大族多以文化影响后世,其家学也多以经学礼教为传统,但段氏家学传统表现出兼收并蓄相对开放的&杂学&特点. 段氏家族到官至宰相的段文昌始有文名,段文昌著有&食经&五十卷,惜已失传,其一篇&l
01/24 21:35
陕西省米脂县的杨家沟村,在19世纪中叶,是陕北最大的地主集团马氏的庄园.1947年,因毛泽东一行在这里居住四个月,把马氏的旧居作为总司令部,所以这个村子在全国都很知名,时称“小北京”.而且1930年,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访问了这个村子.
杨家沟村马氏新院建造者
马醒民先生
1942年秋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进驻杨家沟,通过对杨家沟一般情况特别是典型地主的调查,整理形成米脂县杨家沟农村地主经济的典型调查
11/05 13:55
段 氏 家 族 的 来 源 段旭初整理 公元二00九年四月四日 (一).修
文 吾段氏家族, 自清康熙年间,31派段苍凤,来仪公,定居湘潭县十四都(今湘潭县青山桥),至我共传至40派,到我儿子段豪已有十代.然世态炎凉,家道衰微,人丁不旺.自高祖父世汉,授内京太学生,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初二日戍时生,子二:泽先.泽香:36派我曾祖父段泽先,世汉长子,号逢春,行克一,清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十六日酉时生,子四:起富(字云彪).起贵.起荣.起华(字云峰).女二:37派我祖
02/05 21:26
作者为大理古城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理事.白族作家施怀基 (大理国皇家寺院,现大理灵鹫山无为寺净空法师亦是武林高手,每年在寺中学武者不绝) &只见段誉双手点点戳戳,便逼得慕容复纵高伏低,东闪西避.突然间拍的一声响,慕容复手中长剑为段誉的无形气剑所断,化为寸许的二三十截,飞上半空,斜阳映照,闪出点点白光.& 这是金庸先生在小说中写到的大理段氏的武功绝学&六脉神剑&. &六脉神剑&.&一阳指&的神奇,曾经令好几代年轻人心神激
04/01 18:28
郑国叔段 开创段氏 在线荐稿记者博客联系记者 河南商报记者 张君瑞 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大理国的王爷段正淳和段誉,可谓个性鲜明.别具一格.有研究者称,段正淳的得姓始祖正是当年逃到河南&共&地的共叔段.段姓的得姓始祖是谁?段姓中又有哪些名门望族.哪些家训良风? 得姓始祖 郑国王子,叔段逃&共& 提及段姓的得姓始祖,正在编撰&中华段姓统谱&的段建甫说,他走访了15个省的80多个县市.根据前期收集的资料,全中国90%的段姓人是共叔段的后裔. 郑国郑武公的妻
04/21 01:54
位于通海杨广镇的段氏宗祠(图片来源:资料图) 今年年初的一天,我走进点苍山圣应峰深处,叩开波罗寺的寺门时发现,波罗寺的主持崇钦法师,也姓段,叫段奇花.一千多年前,段思平在大理称帝,推崇佛教,广修寺院.而这几年,崇钦法师在大理名医段洪光家族的护持之下,先后恢复点苍山波罗寺.大云堂万佛寺等早已经被毁的古寺庙.虽然不知他们是否属于大理段氏的后裔,但是,其家族为修复波罗寺.大云堂两座古寺,捐资近千万元,崇佛之心,并不亚于大理段氏诸王.段奇花放弃其在正规医院的工作,恢复寺庙,出家修行,也与当年大理段氏不爱红尘爱青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