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文化成就代表了全人类在封建时代所达到的水平,是世界科技文化发展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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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大家谈?）
人民日报：文化自信从何而来
――以中国当代美术为例
日05:08&&来源：
　　●我国传统文艺坚持的理论和在创作实践中取得的光辉成果，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心的基础，因为它们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回答我国乃至世界文艺遇到的现实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艺术的新，应该是对传统的补充，而不是抛弃和替代，更关键在于要有时代的气象和气度，有新的精神内涵，我国艺术家有数千年文化传统作支撑，在纷乱的当代艺术思潮面前能辨明方向，走自己的路，这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生动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文化自信，明确表达文化理念和文化观。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这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并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根本条件。
　　传统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启示
　　美术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以审美的视觉形式反映历史、社会现实和大自然，通过刺激感官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表现真善美，是一切优秀美术创作的宗旨。中华民族有悠久的美术传统，绘画、雕刻和实用工艺在我国拥有丰富的古代遗存，有延绵至今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历史。由历代匠师和艺术家们创造的艺术品，生动地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其核心是先秦诸家确立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文以载道”和“寓教于乐”是传统文化的理论根基。儒家有关“中庸”的思想，道家的道、气、有、无、虚、实等学说，佛家的“禅”理论，形成了包括美术创作在内的中国精神文化的基本面貌：讲究“中和”而不走极端，主张渐进，反对激进；反映现实，以自然为范本，又不以模仿自然为目标；在艺术语言上追求虚实结合、形神兼备的表现方法。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意象说和写意的艺术体系在世界艺坛上独树一帜。“道以技显，技因道进”揭示了技与道的同一性，使中国传统艺术始终重视在技艺完善的基础上追求观念和精神的表达，同时也强调只有对技术的超越，才能达到进乎技的道境。对艺术创新问题，我国古代文论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既提倡文学艺术不能一味仿古、踏步不前，也反对片面地追求形式怪异、荒诞和缺乏生活的无病呻吟。谢赫（南朝齐）《古画品录》中“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的论述，明确阐述了艺术创作不以古今而以水平和质量作为品评的标准。我国传统文艺坚持的这些理论以及在创作实践中取得的光辉灿烂成果，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心的基础，因为它们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回答当前我国乃至世界文艺中遇到的许多现实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近现代美术创新成就和经验的积累
　　我国美术界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心，还因为一百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探索，我们的近现代美术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中国画在西学东渐、西画引进的过程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文人画传统一度遭受挫折之时，中国美术界反思引进西画的得失，认真研究文人画的现代意义，重新讨论笔墨的价值，使中国画或沿着传统方向探索新途径，或借西画写生与造型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涌现了不少领时代风气的大师，如吴昌硕、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在中西融合过程中受益最多，以蒋兆和为代表的写实人物画家努力融西画素描造型于传统笔墨语言之中，创造了中国现代人物画长廊，丰富了国画人物画宝库。
　　一百多年前西方油画被引进到我国，我国几代画家认真学习和研究西方油画的观念和技法，并从本土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出发，努力注入中国智慧和情境，尤其在写实油画中融入了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创造了不少反映中国社会时代变革风云和描写本土自然风貌的优秀作品。在当今世界艺坛，中国油画已占有独特的位置。
　　中国现代版画和雕塑在“五四”之后得到长足发展，其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三点：以生活为创作源泉，引进外来方法不忘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艺术传统，探索艺术语言现代风采。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和鼓舞下，表现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艺术蓬勃发展，其中木刻艺术走在最前面，以古元、彦涵为代表的一批投身革命的青年木刻家深入生活，到民间采风，创造了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鲜明民族气派的作品，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永载史册的杰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为人民喜闻乐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中央提出的文艺的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推动了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我国的美术教育和创作努力探讨艺术原理，培养了各种门类的艺术人才并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
　　当代美术对于民族特色和气派的探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对美术家们创作热情极大的鼓舞与激励。美术家们在发掘传统和借鉴国外现当代艺术创作经验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民族文化的自觉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美术的民族特色和气派已成为艺术家普遍追求的目标。尤其是曾一度困扰美术家们的所谓艺术现代性或现代形态问题，大家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讨论，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艺术中的现代性或现代形态并不等于只追求形式的变化和表现语言的新，更不意味着要抛弃传统、抛弃艺术中那些珍贵的恒定性的因素如属于内容范畴的人性、爱、和谐等，以及属于形式范畴的经过历史冶炼的表现语言。艺术的新，关键在于作品有时代的气象和气度，有新的精神内涵。现代性或现代形态不仅存在于与传统形式不同的新的优秀艺术门类中，也同样见于正在发生变化的传统艺术门类中。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又相互激荡，使艺坛呈现无限风光。此外，每个民族的艺术现代进展取决于它的社会现实需要和传统文化背景，没有统一的标准。
　　受现代科技信息文明和激进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当今西方世界在文艺中广泛流行观念至上的思潮，观念、行为、装置艺术大行其道，传统形态的绘画雕塑艺术被认为缺乏所谓现代性和当代性而被漠视和冷淡。需要指出的是，观念、行为和装置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兴起有其必然性，是为适应环境和人们新的审美需求出现的新的艺术门类。这类艺术中的优秀作品采用新的科技信息手段，利用各种废弃材料进行创作，触及不少社会问题，不无现实意义；而在吸引观众参与艺术创作等方面所做的探索，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新类型艺术的出现应该是对传统形态艺术的补充，而不是对它的抛弃和替代。虽然激进的观念性艺术对用心、眼和手协作的传统艺术形式采取压制的态度，但手工制作的绘画雕刻等仍拥有广大的观众群。近几年来，即使在新艺术门类流行的西方世界，传统形态艺术复归的声音不绝于耳。
　　在我国，主流美术界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价值，坚持用与人的内心感情密切联系的“手艺”进行创造，探索它的现代拓展之路。即使一些从事观念性艺术创作的青年人也会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感召下，努力探索如何在作品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以适应中国这片土壤。所有这些都表明，因为有数千年文化传统作为力量支撑，我国艺术家在纷乱的当代艺术思潮面前能辨明方向，走自己的路，这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生动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文化艺术正迎来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当代美术创作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坚持弘扬真善美和在尊重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原则，在国家文化生活中成为一支活跃的力量，也受到世界艺坛的普遍关注，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我们社会主义的美术事业一定能蒸蒸日上，沿着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向健康发展，为国争光，为世界做出更大的奉献！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 人民日报 》（ 日 23 版）
(责编：刘军涛、文松辉)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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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5000多年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这表明：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应走入历史纵深，深入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土壤。
　　“百家争鸣”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
　　习近平同志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中法两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术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重要论断，立足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准确概括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及其时代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诸子百家，据汉代司马谈的看法，其中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共六家。诸子百家的“家”，就是指形成了学派，有理论、宗旨和传承。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号称“百家”。“百家争鸣”的出现，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迸发出耀眼光芒。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士”这个阶层特别活跃，他们大多积极参与和影响政治，也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士”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使“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解生民于倒悬，重建社会秩序。“士”的政治地位非常高，因为当时各方诸侯都在互相比拼，需要内政外交各方面懂行的人来辅助，而士人正是这些方面的行家里手。作为士人代表的诸子百家，于是竞相登场，各展所长。
　　就哲学思想而言，儒道两家各有侧重。孔子重视“仁”的思想，“仁”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君子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君子的人生价值正在此。老子哲学则不然，“天道”受赞扬，“人道”遭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人道”当效法“天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就政治主张而言，儒墨两家都倡导贤人政治。在贤人的来源方面，墨子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认为选拔官员要以德能为标准，哪怕地位低微，只要有德有能，就应选拔上来，委以官职，这样才能做到公道正派。在贤人的待遇方面，墨子主张“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也就是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信任、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营造鼓励贤良之士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用他们去治国就会显出成效来。这些选人用人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就自然科学而言，先秦诸子中研究最广泛、最深入的是墨家。墨子及其后学的文化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建立了严谨的逻辑体系，并将其应用于自然科学，对时空、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用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概括，体现了科学家和能工巧匠的创新思路，是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的一朵奇葩。
　　正如庄子所说，诸子百家的观点都体现了“道术”即宇宙真理的某一方面。虽然各家各派立论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对世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以诸子百家为重要代表的中华文化显示出强劲生命力，始终以开放姿态吸取各种养分，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论，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
　　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营造了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战乱和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关于这一点，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中有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正是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光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别是在近代，中华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共同的政治信念，极大地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能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仅是因为它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历史上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的时期，比如鲜卑（北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清）。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都处于比中原汉族低的发展阶段，因此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战国时代，我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汉并天下以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被肃清，地域文化也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与这个总的形势相适应，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才真正形成。这个文化共同体虽然以儒学为主导，但并没有阻碍其他学派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于是提出了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问题。在唐、宋时期，儒、道、释的融合会通，将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中华文化的形成、传播、发展与汉字息息相关。汉字源远流长，起源于模仿自然、图画纪事、表情达意的需要，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符号系统。经过长期的演变与实践，逐渐形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与假借六种造字法与用字法，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的人文情怀。汉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等多种形式。秦始皇一统中国后，为统一汉字书写，采用小篆。我国各地乡音不同，但书面语言相同，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坚实载体和重要保证。文字的统一，有效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国家政令畅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统一与各地方言乡音并存，在相同中保留特色，体现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
　　汉字的相对稳定，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作出了独特贡献。汉字具有象形与表意的特点，在表达人文精神以及人与万物关系方面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即使时过境迁，后来者在阅读古籍时同样可以由文辞而把握其道理与智慧，将世代积累的优秀文明成果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孔子对文字很重视，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思想要传播久远，需要有文采的语言文字记载。古人所强调的“三不朽”，其中之一就是“立言”，足见文字在文明传承中的重要意义。我国古代有“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传统，显示了文化典籍和语言文字在传承思想、培育人才与改善社会风气中的积极作用。
　　丰富的语言文字，需要相关的工具书帮助人们掌握。东汉许慎撰写的字书《说文解字》，通过剖析文字构件（文）来解说字义，对规范字形、字音与字义作出了贡献。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甚至成为显学，代表性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词书《尔雅》，保留了大量多学科（特别是博物学）知识，为丰富汉语词汇的语言形式、融会沟通词语的意义打下了基础，经过魏晋学者的努力，成为阅读《五经》的重要准备，后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中。
　　独特的语言文字、风格多样的书写形式，形成了符合人们审美需要和表达人们审美感受的书法艺术。书法以艺术形式表达人们的思想、修养、爱好与情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般于毫端”。因此，不同时期的书法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观、历史观与人生观，它们既受到历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又间接地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丰富内涵，如易学的阴阳相推思想、儒家的中庸学说、道家的相反相成观念、禅宗的顿悟静修主张等。书画同源，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对独特的中国国画（水墨画）的形成影响很大，它们共同成为中华文化殿堂中的璀璨珍宝。
　　在某种意义上，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古今传承，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对外域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语言文字的翻译，而且侧重思想内容的介绍与阐释，注意从整体性上加以理解，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是从整体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公元13世纪初，印度佛教式微以后，其中许多教派和经典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源头。这是中国佛教学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结果，对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博大精深的文献典籍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中华文献作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括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于我们从文献典籍的角度认识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指导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一般说来实行政教分离，没有形成像西欧那样的宗教黑暗时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我们可以看到，皇权统治以经学为工具，而民间亦以经学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经学有关。西汉时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后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十二经”加《孟子》，形成“十三经”。
　　儒家的经书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是社会演进的需要，目的是使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不致发生冲突。儒家经书既维护我国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又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儒家经典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适用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普及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其中的价值观进入当时青少年的头脑。应当指出，这些观念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今天不能简单照搬。除去儒家经书，中国还有史书，各个思想文化学派的代表作，以及个人的文集等。经史子集，汗牛充栋。
　　对文献的整理，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清代产生了“汉学”，众多学者精心研究整理古代文献，纠正了许多错误。学者们在研究中探索和掌握了一系列严密的搜集、排比、分类以及识别文献资料的方法，为保护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智慧和心血。（张岂之 思想史家、西北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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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重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浩瀚的历史长河，满载着人类数千年的发展与变迁奔流至今。孔子，这个儒家学派创始人，穿越了一个又一个的朝代变更，用纯朴而深邃的儒家文化，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古代，不乏众多帝王尊其为“万世师表”；而今，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孔子诞辰发表重要讲话，开创了新中国以来尊孔重儒新纪元。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智慧且生命力旺盛的民族。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五千年华夏文明，犹如镶嵌在东方世界的闪耀明珠，为世界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孔子及其弟子，以其高超的技艺、精美的墨笔，描绘出灿若星辰的儒家文化，毋庸置疑成为独特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早已烙进骨髓、融入血液，成为中华儿女不断开拓创新、奋勇向前的重要精神动力。习近平的讲话告诉国人，对中华文明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有理由为此自豪。
　　中华民族善于创造灿烂的历史文化，更善于继承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漫长岁月中，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绝对优势下，我们依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坚持集体合作、坚持共同富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自信，源自对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公有制的选择源于儒家“仁和”大一统思想，源于传统大同世界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习近平的讲话告诉国人，我们选择的制度与中华文化是相一致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我们不断吸收、应用传统文化精华，坚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以中华文化为精神，大步迈向民族复兴之路，才能继续盛开出更加灿烂的民族文明之花。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是其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称道的原因所在，更是突显了习近平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满满的自信！当前，伴随经济高度发展而来的是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官员权力腐败、道德败坏，许多地区依旧战火纷飞，种族、宗教问题严重。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所倡导的“仁”、“和”等为人治国理念，可以为解决道德滑坡、国际争端等提供新思路，为促进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作贡献。
　　有信心的民族才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如今，习近平站在历史的高度，发出了倡导儒家思想的最强音，不仅是其个人对儒家文化的深厚兴趣，更是对中华民族负责、对中华文明负责。他通过宣扬优秀传统文化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极大增强了国人的传统文化自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倍感自身肩负的文化使命――继而承之、起而行之、继往开来，将其发扬光大。（学习大军）
责任编辑：王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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