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地理因素在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日渐强化，对现代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不断增强。正是在世界愈益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中，台湾因独特和重要的地缘位置在国家间权力的复杂博弈中获得了巨大提升，从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天下观中的边陲之地成为连接东亚地区以及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战略据点。就地缘观念而言，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面临的北部陆上边患远大于海上外患，保卫和延续政权的历史本位使其逐步形成“重陆轻海”“重北轻南”的战略传统，台湾因偏处东南海外自然易被中央政权忽视。即使中原王朝构建起庞大的辐射周边地区的权力体系，台湾在地缘、血缘和文化渊源上归属中国，但与内陆核心区的联系仍相对较少，地位不及中原其他省份和地区。15世纪欧洲国家开启大航海时代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文明和利益的碰撞中进一步凸显，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加速走进全球政治的视野，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之中。与此同时，台湾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对中国陆权的偏离，从此不断在中国陆权与其他海权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在统一与分离之间循环摆荡。当前我们所说的台湾问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的内政问题，其核心是中国国家统一问题。大陆和台湾虽迄今尚未统一，但绝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本书认为，这是立足于特定历史阶段、从相对狭义的范畴理解和界定台湾问题。若就广义而言，可将台湾问题放到更为宏大的国际体系结构和历史变迁当中去思考。台湾问题的本质是，相对于作为其主权归属的中国这一本体而言，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分离和统一过程中形成的涉及主权和领土等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下，笔者将按时间顺序分析历史上的台湾问题：17世纪殖民主义时代荷兰海权崛起及其对台湾的殖民；郑氏海商政权割据台湾，与清朝陆权形成分立和对峙；19世纪末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扩张海权并吞并台湾；国共内战和双方的政权之争以及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海陆关系调整对台湾问题演进的影响。本书采用广义概念，依循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发展，分析借鉴历史上台湾问题产生、演化和最终解决的地缘政治逻辑，研究和探讨当前台湾问题的发展走向。毋庸置疑，观察和研究台湾问题有诸多角度，影响台湾问题发展走向的因素亦十分复杂。本书主要立足于地缘政治的论述框架，通过追溯历史及结合现实，探讨台湾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所内含的海权、陆权关系因素，而其中的因果逻辑正是本书的核心。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见诸一系列重要历史文献。在现代主权观念形成、扩散并被普遍接受以后，中国完全拥有对台湾的领土主权。台湾不仅是反映中国国家兴衰成败的晴雨表，还将是未来中国走向陆权复兴和发展海权不可或缺的战略倚靠。从地缘上看，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战略上具有双重易受伤害性。台湾位居欧亚大陆东侧、中国东南海域，东向太平洋，南临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望，西与福建相隔台湾海峡，地理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中国内陆之屏障及海防之关键。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过程中，地缘因素对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当前台湾问题面临的最大外部干扰是美国因素，美国的地缘政治观念承袭了马汉的海权、陆权二元对抗思维。由于台湾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海权和陆权的交会点上，美国始终从海陆抗衡的视角审视台湾的地缘价值，认为台湾对于其维持全球性海权以及平衡欧亚大陆国家的陆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从地缘政治意义上看，在海峡两岸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以及两岸存在诸多尚难解决的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台湾仍处于在中国陆权与美国海权之间摆荡的不稳定状态，而海陆双方实力对比及相互关系的演变则成为影响台湾问题走向的至为关键的因素。研究当前国际大格局之下的台湾问题，吸收和借鉴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全球海陆关系演变和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合历史之间的关联性颇具意义。有鉴于此，本书将论述起始点设定在“哥伦布时代”开始之后，这是全球范围内的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碰撞的时代，亦是台湾被卷入东西方海陆二元对抗旋涡之开端。荷兰对台湾的殖民始于其作为一个新兴海权国家兴起后向远东拓展殖民贸易体系，其结果是以中国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体系与荷兰主导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对抗。体系秩序、文化与规则的巨大差异与冲突最终通过现实主义的权力原则化解了——荷兰在中国适逢乱世和陆权衰退的情况下窃据台湾，称之为“福尔摩沙”。台湾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被外来侵略者分割侵占，其对于荷兰海权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值得深思；而它给中国社会留下的警示是，浩瀚的海洋不再是保护中华文明的绝对屏障，在全球日益联结为整体的“哥伦布时代”，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已经空前提升。问题的核心在于，东亚体系之外的欧美国家开始以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从资本和战略的角度挖掘台湾的地缘价值，而中国陆权的治乱兴衰则从根本上决定台湾归属于哪一个体系，从属于哪一种秩序。从对荷兰海权扩张与殖民台湾的历史考察中又衍生出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即海权与陆权规模的不对称性以及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对台湾历史的影响。17世纪，荷兰的领土和人口规模与中国封建王朝相差甚远，在其制度和技术能力被新生权势挑战而步入权力日渐分散的衰退时期，中国便具备了集中陆权优势和配合运用海上力量收复台湾的条件，这就是17世纪60年代郑氏海商集团最终将荷兰人驱逐出台湾的主要背景。从荷兰开始，域外海权国家侵占或介入台湾，其结果一方面取决于中国陆权的兴衰，另一方面取决于海权国家能否持续保持世界领导者或重要权势者的地位，而这无一例外地需要有社会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优势以及坚持大战略的正确方向。19世纪末日本霸占台湾最终又在20世纪中期彻底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日本大战略的失误。回溯至19世纪中叶，东西方世界权力分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以西方国家为核心、亚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为外围的不平等结构。在这一轮竞争中，清王朝治下的中国在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均处于严重落后状态，一度兴盛并作为东亚体系中心的陆权国家再次步入衰落阶段。然而，就是在同一时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这一重大制度变革成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由此实现海权崛起。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大幅刺激了日本海权扩张政策，最终导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政府并侵占台湾。日本长久觊觎台湾，主要在于台湾正处于其拟构筑的从日本本岛、琉球到台湾岛、菲律宾群岛、中南半岛整个弧形战略框架的中心位置，对战略空间局促的日本拓展海权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价值。那么，在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间，台湾之于日本海权究竟呈现何种意义便值得深思。很显然，日本侵占台湾后进一步控制东亚海上重要航道并打开南进通道，开创了其在亚太地区海上霸权的新形势。然而，20世纪上半叶日本海权走向衰落，除霸权维持成本耗费巨大和殖民政策的非正义性等因素外，另一个关键因素还是大战略的失误。从海权与陆权二元对立的角度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形成与美国（海权）、中国（陆权）、苏联（陆权）的全面对峙，最终导致（日本）海权败落。正是在这一战争造成体系剧烈转换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一方并收复台湾重新实现一统。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后台湾两度被外来海权国家侵占又重新回归陆权中国的历史过程看，本书需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台湾的历史命运源自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缘位置，最终决定于中国陆权与外来海权之间的实力消长与兴衰成败。换句话说，“哥伦布时代”开始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合历史呈现出的是一幅充满国际权力斗争的现实主义图景。历史一再证明，台湾向来是陆权与海权展开较量的地缘焦点。1945年到1949年台湾与中国大陆仅维持了短暂的统一，1949年迄今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战遗留问题的形成使中国仍是一个尚未完全统一的民族国家。众所周知，台湾问题自其形成以来之所以无法解决，主因在于世界霸权国家美国的介入和干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它延续了17世纪以来海陆关系与台湾历史关联性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的适用性可以从冷战和冷战后两个阶段予以验证。按照海陆关系的两种模式，一是麦金德式的理解，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为海权国家及其盟国与陆权国家及其盟国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二是斯皮克曼式的理解，即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展开一定合作共同应对“边缘地带”寻求霸权的国家。二战后美苏关系承袭的正是第一种模式，且因意识形态因素形成更为强烈的对抗性。从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看，冷战期间陆权与海权的主角分别是苏联和美国，中国作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陆权国家与苏联结盟，台湾作为反共集团成员之一依附美国。然而，正是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演变中，台湾问题出现历史性转折，即美台[1]“断交”、废除双边军事同盟“条约”，中美建交进而巩固了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历史过程的基本背景如下。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全球意义上的海陆关系在大国权势对比变化中发生重大调整，苏联通过发挥制度和资源优势快速扩张国力，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强硬扩张的态势。美国的战略是防止欧亚大陆被苏联或是任何与美敌对的大国及其联盟所控制，而60年代开始中苏两个陆权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和破裂为美分化和裂解中苏同盟关系提供了条件。为牵制“心脏地带”国家苏联向外围区域的渗透，美国根据对中国战略价值的判断，寻求借助“边缘地带”国家制衡苏联。70年代开始的中美关系新局面和台湾问题新态势集中体现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上海公报》中，美国政府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立场，虽不愿设定撤军时间表，但表示了最终从台湾撤军的意向；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意实施“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在《八一七公报》中，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作出了“不超过”“逐步减少”“最后的解决”的三项承诺。自此，三个联合公报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构成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极格局下，美国最终决定与台湾“断交”，放弃在地处战略要冲的台湾的军事存在，从根本上讲是服务于其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大战略的，客观上直接减轻了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压力。然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其权力现实主义的均势思维和对中国国家战略走向的深层疑虑。在与台“断交”后，美国仍将台湾作为地缘政治上牵制中国的一张牌，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战略保留”，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进行两面操作。由此可见，二战后台湾问题的属性不再是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斗争，而是中国内战遗留的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对立，同时因掺杂复杂的国际因素表现为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在探讨冷战期间台湾问题的发展变化时，全球海陆关系模式的演进同样是至为关键的变量，如何把握和诠释这一大结构对事件的影响正是本书需要说明的。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终结引发全球海陆关系大调整大转型，确立了以美国为唯一超级海权大国的“一超多强”格局。苏联解体促使海陆关系的结构和性质发生转变，一方面，中国作为陆权国家力量快速增长，但海陆关系呈现美国主导之下单极化的严重不平衡；另一方面，海陆二元对立态势并未根本改变，但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色彩下降，经济、科技、文化因素的作用加强，合作与斗争越来越掺和在一起。美国地缘大战略的内在逻辑有惊人的连续性，仍然保留了冷战时期关于欧亚大陆总体战略的思考方向，即为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防止在欧亚大陆尤其是在“边缘地带”（西欧和东亚）出现一个能够挑战其权势的独立强权。也就是说，面对在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迥异的社会主义中国力量的迅速上升，美国在传统“以海制陆”思维下加大了对中国崛起的牵制和防范。与冷战时期相比，中国已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海权竞争的主要对象。从1989年政治风波到1995年李登辉访美引发第三次台海危机，美国对华政策遏制大于接触，在台海政策上偏向台湾。1992年老布什政府对台军售，1994年克林顿政府检讨对台政策，大幅提升美台实质关系，以及打破双方官方接触限制同意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均是其主要表现。从1996年至克林顿第二任期结束，美国再度调整对华政策，接触的“一轨”明显加强，台海政策开始倾向大陆，正式出台“三不政策”。90年代美国台海政策的调整，是在美中之间海陆关系变化、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及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变化的综合影响下完成的。在此，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冷战后以美中为主体的海陆关系与冷战期间以美苏为主体的海陆关系在大结构方面存在何种区别，而这无疑是决定不同时期海陆关系模式的重要因素。本书拟从地缘位置、国际社会性质、中国对外战略及中国传统文化四个方面予以解释。冷战后的海陆关系已逾越单纯的零和对抗模式，它体现的是一种在全球化结构和国家大战略影响下的斗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型模式。其次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台湾当局在地缘战略上推行“远中亲美”出现不同于冷战时期两蒋时代的重大改变，即李登辉分裂路线的形成和裂解“一个中国”的公开化，这一态势对台湾问题的发展具有何种深层次的影响。再者，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自其形成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大陆对台方针政策的深刻影响。从宏观上看，随着90年代陆权稳步上升，中国大陆综合运用战略资源降低美国因素干扰台湾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在通过发展中美关系限制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官方关系发展和“台独”分裂活动上取得了较好成效。从微观上看，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均有新突破，有效巩固了“一个中国”框架，压缩了“台独”分裂活动空间，扩大了大陆对台湾社会的磁吸效应。21世纪初全球海陆关系承袭了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结构特征，同时又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从陆权方面看，全球化进程和开放战略的结合促成了以中国为首要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在全球政治中的发言权、影响力明显提升，参与和改造国际体系的能力得到加强。从海权方面看，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进入低迷阶段，在战略上因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耗费了大量资源，并因执意推行单边主义导致国家的“软实力”受到削弱。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困境，美国维持霸权的成本和国家实力之间的矛盾在上升。综合来看，国际格局出现了“美降中升”的发展态势。基于本书对海陆关系与台湾问题走向的基本逻辑，21世纪头十年美国因素和中国大陆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确实出现较为明显的“此消彼长”形势，这也构成了本研究中要予以说明的一个重点。首先，影响台湾问题走向的重要变量是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从根本上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也即处理好大国关系，维护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针对陈水扁当局推行“台独”路线，大陆加强“反独遏独”，推动美国对民进党和“台独”势力进行管制，防止发生重大“台独”事变导致中美对抗。2008年国民党在岛内重新上台执政后，中国大陆及时调整对台工作重点，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积极发展两岸互动合作模式。其次，一个重要变量是美国对华及台海政策。美国台海政策从属于对华政策，因而当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时，美国的台海政策偏向于台湾当局，所以有“协防台湾”之说；当小布什政府对华战略需求提升，以“利益攸关方”定位中国时，其台海政策转而偏向中国大陆，所以有管束“台独”的做法。同样，奥巴马政府继续执行接触与防范相结合的对华政策。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政策，但对华倚重态势进一步加深，在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下，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鼓励态度，同时通过对台当局施压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速度和幅度。最后，台湾当局大陆政策亦影响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走向，这在陈水扁与马英九执政期间表现得尤其突出。结合历史上台湾与大陆分离和统一的经验，综合全球海陆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态势，本书最终尝试回答的问题是：第一，中美之间陆权与海权关系的深刻变迁，将对中国大陆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形成何种影响，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的美国因素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第二，未来台湾当局可能面临是回归陆权还是依赖海权的战略抉择，中国陆权崛起及与美国权势差距的缩小对这种抉择将起到何种作用。目前，学界关于台湾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角度，一是立足于台湾内部政治经济生态变迁和两岸关系的演变发展来研究台湾问题，二是从国际背景因素来探讨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这都有助于厘清各自方面的问题，但如何将二者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仍有拓展的空间。近几年来，国内学界也在尝试将内部与外部因素统合起来综合研究，并做了很有意义的尝试，但尚未有专门从海陆关系角度进行研究的先例。总体上，现有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陆权、海权概念并对其进行中国化。迄今国内学界已对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中的陆权、海权进行了详细介绍和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专著和学术论文，其中有不少学者借鉴西方地缘政治理论，根据时代发展并结合中国实际，对陆权、海权概念进行了中国化的解读和延伸，为进一步从海陆关系的视角研究台湾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二是从海权的视角对台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国内研究海权的学者多将台湾问题纳入中国海权及其战略发展的讨论范畴，对台湾的地理位置、台湾在近代以来国际政治博弈中的地位、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等进行了探析，这为本书从海陆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基础。三是从影响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出发，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探究。综合分析以上研究现状，本书致力于研究的课题尚未获得充分阐释和说明，本书的进一步补强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探讨历史上台湾在海陆关系演变中的角色和地位。台湾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与扩张而被逐步纳入国际体系中的，体系的性质、特点、实力分布和发展趋势直接影响着台湾在海权和陆权国家较量中的角色和地位。现有研究较少从世界体系和海陆二元关系的视角出发，而观察台湾与中国分合的历史事实，至少可以从殖民主义时代、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三个体系坐标来考察。厘清体系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海陆关系变迁中的台湾问题。第二，立足于中国陆权和海权观念来探讨台湾问题。目前学界对中国地缘政治观念的研究比较成熟，如何进一步将其与台湾问题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和说明问题。第三，从中美两国海陆关系的变化调整来探讨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从地理上看，中美之间是相隔太平洋的“大两岸”关系，大陆和台湾则是隔着台湾海峡的“小两岸”关系。剖析中美双方实力变迁造成的“大两岸”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小两岸”关系以及中国国家统一形势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来自经验的实践，是一种抽象和系统的认识，目的是对经验现实作出解释和一定的预测。就目前台湾研究领域看，一些研究成果从地缘政治角度切入，但多限于粗线条的勾勒和原则性的说明，立足大历史背景，从海权、陆权关系的视角来审视和分析台湾历史的仍少见。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提出海权、陆权关系与历史上台湾问题形成、演变之间的逻辑关联，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第二，拓展地缘政治理论在台湾研究领域中的运用，立足海权和陆权，结合国际体系和现实主义理论，探究近四百年来台湾问题的地理根源；第三，在借鉴西方海权和陆权思想的基础上，对海陆关系进行时期划分，从殖民主义、冷战与后冷战三个历史阶段，对海陆关系的性质和内容进行概括，并将其运用于台湾问题研究。从现实层面看，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结构）对民族国家（单元）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入，国际体系逐步推展的进程亦是民族国家主动或被动卷入其中的过程，特别是处于体系边缘或外围的后发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往往易受到破坏和侵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依其自然地理特性、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战略依托，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但为捍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发展海权是势之必然。观诸历史，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及西方海权兴起之时，明朝和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奉行陈旧的“华夷秩序观”，实施封闭的禁海政策，严重忽视海权建设，制度和器具的双重落后最终导致中国领土台湾在海陆对抗中先后沦为荷兰和日本的殖民地。民国创立后，中国统治阶级和智识阶层重新认识和理解海陆关系，但受时代所限，关于中国海权的认知仍然存在很大局限性。二战时期日本战败投降后台湾重归中国，但随后国共内战造成台湾与大陆再次分离。与先前不同的是，美国霸权因素的介入使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面临更加复杂而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二战后，美国海权全面扩张，具有重要地缘价值的台湾被纳入美国全球战略框架，作为牵制中国陆权复兴和发展海权的工具价值大幅提升。国际格局的演变对台湾问题向来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由两极对峙逐步走向“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时代，台湾岛内亦从两蒋时期的威权独裁统治走向政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台湾在中美竞争与较量中的角色出现调整变化。其间，中国大陆为推动统一进程，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不断创新对台工作思维和方法，相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论断，妥善处理了台湾问题与中国发展和崛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加之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海峡两岸建立了基本互信，维持良性互动，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的崭新局面。从海陆关系的视角研究历史和当前的台湾问题，其现实意义在于：第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台湾问题的实质，准确理解台湾在近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认清台湾作为一个岛屿屡遭列强觊觎和抢夺的权力本质，提高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二，有助于中国大陆根据自身发展战略规划，并综合全球海陆关系发展态势，制定更加符合和平统一目标以及两岸关系实际的对台方针政策；第三，为中国大陆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和国家复兴之间的关系，以及更好地处理“大两岸”与“小两岸”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启示。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首先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其次吸收借鉴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包括现实主义理论、国际体系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此外，还借助比较研究法和联系的观点，还原、探究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与台湾问题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发展走向的关系，并重点结合国际格局、两岸关系和台湾政治三个层面的变迁对当前的台湾问题进行研究。[1] 此处的“台”指中国台湾地区，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