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如何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领导干部在大变局中应该怎么做？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研判当前国际局势及其发展态势的一个重大论断，对我们认清我国的外部环境，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深入全面理解这个大变局，对新时代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至关重要。　　一、大变局的寓意何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命题本身就蕴含着深刻寓意。首先，这里所说的“世界”是当今世界，大变局指的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事情，而不是很早以前就发生着的事情，不是“百年以来的大变局”。其次，“百年”不是具体的时间，不是“一百年”，而是泛指较长时间，至少是近百年以上，也可能是几百年。由此，大变局所指的事情一定是近百年以来未发生过的。类似经济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东剧变、“9·11”事件这样看上去非常动荡、惨烈的事情，都是近百年来发生的，大变局肯定与这些事件及其影响大不相同。最后，“变局”不是一般的变化，不是简单量的变化，而是能导致“破局”和“立局”的趋势性变化。　　二、大变局的现实基础是什么　　当今世界处在总体和平的状态，因此这个大变局一定是以和平的、渐近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破旧立新、改天换地。要深入理解大变局，就必须了解大变局发生的现实基础，知道大变局从何而来。当前大变局的现实基础就是现存的世界体系，它是逐渐形成并完善的。　　1500年前后，西方大航海开启了世界近代历史，为近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一方面，大航海使地球上的不同人群连到一起，实现了地理全球化，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大航海开启了西方兴起的进程，从此，西方开始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西方运用武力、商品、资本以及宗教、法律、文化等软硬实力建立起遍及全球的殖民体系，一些古老文明被毁灭，未被毁灭的也遭受西方的蹂躏。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标志着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体系在欧洲形成。这个体系逐渐扩散，直到20世纪才成为世界性的体系。不过，实际运行中，大小国家是不平等的，只有大国才能真正享有主权。这是强权政治的体系。　　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在极大地促进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促使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马克思所说的由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启的“世界历史”出现。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扩张势不可挡，其他文明甘拜下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降临。　　西方列强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战争。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再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列强们都试图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但成效十分有限，到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体系也带有强权政治色彩，在核毁灭的威胁下，美苏两大军事政治集团选择了冷战对抗，而不是会共同毁灭的热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发生显著变化。联合国成立开启了新的世界秩序，强权政治受到约束。民族解放运动终结了西方殖民体系，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　　在以往的世界体系中，世界格局都是多极的。只有雅尔塔体系中的世界格局才是两极的。苏东剧变终结了两极格局并出现“一超多强”格局。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试图打造单极世界，而其他大国则主张多极化。从发展态势来看，多极化在不断推进。　　截至21世纪之前，世界体系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主权国家是基本行为体。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珍视主权，将维护主权独立视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二是经济全球化是大趋势。虽然历经多次重大挫折，比如两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大危机、冷战，但是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未变。　　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不断深化。冷战结束以来，虽然存在着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但是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状况向好。求和平、谋发展是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　　四是世界格局多极化不可逆转。美国的单极梦越来越遥远。随着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非西方化与多极化相互促进。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国家都谋求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文化多样化成为大趋势。　　五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总体有效。当今的世界秩序尽管存在诸多不公正不合理因素，需要改革，但总体上是有效的。在这个秩序的作用下，国际关系也在不断进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在现有世界秩序下，全球治理在曲折中推进。　　三、大变局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当今大变局是在现有世界体系的基础上发生的，“变”的只是体系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这些变化已经发生了，只是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正加速发展，并且到了一个重要节点，即将要引起“破局”和“立局”的节点。　　第一是经济全球化之变。一方面，全球化在信息化的推动下更加迅猛。信息化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新高地，数千年未有。信息化使全球化如虎添翼。另一方面，原来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西方大国，有些丧失了推动全球化的动力甚至出现逆全球化浪潮。这是数百年未有的现象，将为全球化带来不确定性。不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都支持全球化，愿意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量。全球化有可能出现新面貌。　　第二是世界经济格局之变。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85%，发展潜力巨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长期高于发达国家。量变必定导致质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南升北降”提速。按平价购买力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与“南升北降”相应，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出现显著变化，东亚已经分别超过北美和欧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中心，太平洋世纪到来。这是继20世纪末美国超越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后的又一次世界经济地理变局。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相伴随，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以往几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是西方国家唱独角戏，而这次则不同，发展中国家有了重要一席之地。　　第三是世界文明格局之变。西方国家秉持“西方文明优越论”，试图用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然而，随着非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不断壮大，非西方文明的复兴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越来越强调文化自信，印度人民党领导下的印度也更加重视发展民族文化。　　第四是世界政治格局之变。经济格局变化必然带来政治格局变化。二十国集团的崛起表明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西方不可忽视的力量；金砖集团由概念变成现实，体现了发展中大国加强团结协作的意志，也反映了它们的自信。在非西方化的促动下，发展中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上升，多极化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第五是世界秩序之变。世界格局变化往往导致世界秩序变化。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集团是以联合国为载体的世界政治秩序的补充，将对世界政治秩序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作为世界经济秩序重要载体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启了西方国家不情愿的改革，两个机构都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秩序有这样大的影响力，是西方兴起以来的首次。世界秩序变革的序曲已经奏响。　　第六是全球治理之变。在以往的全球治理中，西方国家一直是关键主体，发挥着核心作用。然而目前，作为西方世界领头羊的美国却失去了推进全球治理的动力，甚至频频制造“退群”事件。这是数百年未有的新情况。但是硬币的另一面，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壮大，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主体结构的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全球治理机制、理念、规则等一系列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拉开帷幕。　　从上述大变局的表现可以看出，大变局只发生在世界体系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世界格局方面，而世界体系的基本行为主体和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在这个大变局中，以社会信息化为助力的全球化新阶段是大变局的物质基础，世界格局变化是大变局的核心内容，世界秩序之变和全球治理之变能够往好的方向演进是大变局最让世界人民期待的方面。　　四、中国在大变局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在大变局中的表现非常抢眼。在世界格局变化中，中国是最为重要的角色。中国既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又是主张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更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一直充当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者、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中国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愿意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可以看出，中国的作为加快了大变局的进程。尤其是，中国的作为极有可能促使大变局朝着世界人民所希望的方向演进。回顾历史，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再到冷战结束后所谓“美国霸权”体系，都是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既缺乏公正合理性，又难以有效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中国一直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要做一个不同于西方大国的新型大国。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体系良性演进指明了方向。　　五、大变局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任何变化都会带来不确定性。世界大变局肯定会给世界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既有可能使世界更加美好，也有可能使世界重现动荡甚至战乱。在大变局中，最为不确定的因素是西方大国特别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美国能否审时度势，顺应潮流，理性应对大变局，实现“优雅体面地霸权衰落”是决定大变局进程的重要因素。当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美国有可能释放的负能量只能延缓大变局的进度，不会决定大变局的方向。　　对中国来说，大变局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挑战主要来自于大国战略博弈。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强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应对好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是对中国的严峻考验。此外，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和治理体系改革过程中，能否确保不战略透支，也是对中国的一个重大考验。　　大变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更应值得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大变局时通常都与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论断联系在一起。回想100年前，先是八国联军联手侵华，后是巴黎和会使中国遭受屈辱。而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堂堂正正的世界大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曙光初现，中国的世界地位举世瞩目。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短短几年间就硕果频现。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运转良好，就连美国的反华政客都难出微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带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功能，它们由中国倡导并推动，这也是数百年未有的景象。如果联系到一些西方国家顶住美国的压力加入进来，就更显示出当今世界的人心向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倡导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浪潮，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可以想见，随着大变局的演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更为密切，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会进一步改善。　　在世界体系演进过程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由运动到制度，由一国到多国，逐渐成为影响世界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世界历史”虽然总体上还处在“资产阶级时代”，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成为影响世界体系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也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力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苏联东欧剧变后跌入低谷，但并未迎来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所谓“历史的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能够在世界大变局中表现不凡，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着密切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大变局也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时代”尚未到来的前提下推进“世界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目标，它有利于“世界历史”向着“无产阶级时代”演进。　　六、领导干部在大变局中应该怎么做　　领导干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少数”，他们的作为对我们党应对好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更好地抓住大变局所带来的机遇至关重要。领导干部应当全面、深入理解大变局和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而更好地树立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在工作中要提高站位，有大局意识，自觉地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同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联系起来统筹考量。不做那种从本位出发看是好事但却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此外还要引导舆论和教育民众。在信息时代，民众很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从而形成对国家外交工作的错误认识，甚至会从事某种对国家形象不利的行为。领导干部有责任去引导、教育他们，让他们理解、支持国家的对外政策，从而营造对国家外交有利的国内舆论环境。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责编：毕阳）}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从2008年开始进入第五次长波下行期，中国经济也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也衍生出很多问题，经济脱实向虚、房价暴涨、生活成本增加、结婚率和生育率下跌等问题。1.长波经济周期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与去产业化——缓解长波下行期3.改革开放——欧美日韩产业向中国转移4.中国特殊的资本积累体制与市场体制5.中国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资本积累体制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双重影响6.中国发展中积累的矛盾7.应对百年变局的一些思考8.小结一、长波经济周期荷兰学者范·盖尔德伦于1912年在荷兰一份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春潮》的文章，文中提出长波理论。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926年一篇文章中也证明了经济中长波的存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简称康波周期）长波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长期波动的特征，大约每45~60年是一个长波周期，包括一个上行期和下行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分别从利润率理论和技术变革视角来解释长波。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和谢克都主张利润率下降趋势是长波下行期出现的根本原因。曼德尔将利润率的变化视为长波转折点的决定因素，并且运用外生的超经济因素来解释长波的上行期。谢克主张运用抽象了产能利用率波动的利润量变化作为长波转折点的决定因素，并且他仅依赖于利润率下降趋势来解释长波下行期和上行期的转折。演化经济学对长波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主张每一次技术革命对应了一次长波。在技术革命前期，随着新的产业部门和新产品的出现，技术创新伴随着需求增长推动经济走向繁荣，使得经济出现了长波上行期，但随着创新活力的枯竭、需求增长的放缓，经济会陷入停滞，进入长波下行期。演化经济学的解释可以和基于利润率分析框架的长波理论结合起来。在技术革命前期，产品创新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会暂时扭转资本产出比上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后期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利润率下降趋势会再次凸显。近代史上共有五次技术革命，而五次技术革命恰好对应五个周期。由图表可以看出，目前全球正处在第五次长波周期的衰退阶段。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与去产业化——缓解长波下行期为了应对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扭转利润率下降趋势和长波下行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实施了金融化和对外投资等修复手段。（一）金融化修复在经济停滞趋势的影响下，实体经济缺乏足够的盈利机会，再加上国家对金融领域的管控放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资本流向了金融领域，推动了经济的金融化趋势。经济金融化刺激了各种资产价格的上涨，金融部门占总利润的份额不断提高，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提升至50%，非金融企业更多地投资于金融资产而非工厂设备，其收入增长也越来越依赖于金融来源而非生产性活动。经济金融化的重要表现包括企业债务尤其是金融公司的债务增长迅速，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上升并超过了制造业，金融工具激增和金融泡沫扩张等。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润率的下降和长波下行期。一方面，经济金融化促进了利润实现，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吸收大量经济剩余的重要手段。据美国NIPA统计数据，金融公司价值增加值在企业部门占比从1948年4%提升至2021年14%，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温和的增长，之后经历了更为陡峭的攀升，至2008年短暂下滑之后出现了新的上升；金融公司利润占总利润份额的演变轨迹更为震荡，但整体而言也呈现上升趋势，从1948年7%提升至2021年23%。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化时期的可贷资金过剩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实施，大幅降低了利息率，这也提升了经利息率调整后的净利润率。1947—1981年间，美国利息率从1947年的0.59%上升至1981年的14.03%，提升近24倍，但自1981年以来利息率急剧下降，从14.03%下跌至2011年的0.06%，其他OECD国家的利息率变化趋势同样如此。（二）空间修复：对外投资——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结合起来，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来提振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这被称为空间修复。一方面，雇佣劳动关系的全球化使得美国国内工资报酬的增长逐渐放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美国剩余价值率出现了显著的提高，这为利润率的回升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使得美国跨国公司直接占有了大量的海外利润。空间修复推动形成了产品内的垂直国际分工和体现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全球价值链。三、改革开放——欧美日韩产业向中国转移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长波下行期，企业利润率下降。1947-2011美国实际利润率和反事实利润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修正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的问题，采取了金融化和产业转移政策（二中所描述的政策）。欧美产业开始向外转移，转移对象包括亚洲四小龙（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新兴工业化国家（匈牙利、印度、埃及）和实行进口替代国家（巴西、墨西哥）。中国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改革开放国策，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恰好与发达国家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后的国际资本流动需求相一致。为了获得外国资本的技术转移和外汇储备，中国向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开放。为了利用全球劳动套利，外国资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强劲的势头流入我国，从最开始的合资合营领域和部分地区到拓展扩张至各个领域和地区，将我国作为其海外生产中心。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中国主动融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外资本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将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至中国，这些外资企业从欧美进口关键零部件，将加工组装后的制成品出口至欧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价值作为外国资本的利润来源。国外资本通过劳动套利占有了中国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放缓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在短期内缓解了发达国家的长波下行期。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纺织品生产的每小时工资维持在30美分，墨西哥和韩国是2.75美元，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5美元左右，而美国本土要超过10美元。简单来说，就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高利润率。最终在国内户籍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的配合下，我国逐渐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道路。四、中国特殊的资本积累体制与市场体制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党和国家嵌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经济治理发挥全面领导作用，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和竞争性地方政府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体制。一、国家着眼于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将产业、区域、城乡和环保作为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为整体资本积累提供基础设施、基础科学知识和新市场，降低宏观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稳定汇率、保证关键原材料和能源的海外供给，支撑出口导向型增长。二、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和竞争，既有效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伴随着房地产行业发展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大量土地租金的生产性积累。国有资本和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推动大规模投资，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关系提高所有企业的竞争效率。在这一市场经济体制和积累体制的主导下，中国经济呈现出了一种投资率增速高、生产率增长快、以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据统计，在1952—201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和10.8%，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率提高导致工业品价格更加廉价。自1952—2018年，整体经济的总支出、总消费和总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7.1%和10%，投资增长率显著高于消费增长率。1855-2018中国、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利润率1960—1980年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为29.9%，大于高收入国家的27%，1981—2017年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比重进一步提升达到40.1%，与发达国家23.2%的比例进一步拉开了差距。中国高于欧美的利润率是拉动中国资本积累率的关键。而中国经济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更快增速和不断提升的收入份额，取决于中国的资本积累率高于发达国家。经济的高积累率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方式导致经济形成了双顺差格局，即在国际收支中同时出现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五、中国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资本积累体制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快速扩张，这一体制的崛起通过双顺差格局缓解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和长波下行期；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利润率下降的推动下走向积累体制的调整，这一调整过程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价值分配格局的变化。中国积累体制的调整寻求在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提升分工的地位，这将加剧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海外关键金属和能源产地的竞争，对数字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品等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竞争。这些竞争从更根本的层面而言，意味着改变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价值链，剩余价值由中国向发达国家转移的局面，进而重塑现行的国际价值生产和分配格局，这种价值生产和分配结构的变化必然将引致剧烈的政治经济冲突，最终引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中国积累体制的调整将动摇现行国际价值生产和分配格局，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向发达国家的劳动价值转移和剩余价值转移在这一格局中占据很高比例。如果中国变为中心国家，这意味着现有中心国家需要放弃其从外围国家攫取的大部分剩余价值。（这是中国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从国际贸易体现的价值转移来看，2017年中国的出口提供的劳动量为9 100万单位，进口获得的劳动量为4 400万单位，净转出劳动量为4 700万单位，占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净转出劳动量（1.84亿单位）的26%。美国占有了这些全球净转出劳动量的1/3，其他高收入国家共占2/3。如果中国从半外围国家变为中心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净转出劳动量的提供者，假如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类似，那么，中国需要获得的净转出劳动量，相当于现在除中国以外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的净转出劳动量之和。六、中国发展中积累的矛盾2008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制造业，转变为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联合推动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利润率出现了下降趋势。一方面，产业后备军的逐渐萎缩改变了剩余价值率在2008年之前的上升趋势，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2008年后外需疲软，中国依赖于大规模投资拉动国内需求，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引致利润率进入下行阶段。随着经济的利润率下降，首先，经济体内资本为了寻求盈利能力更高的投资机会，逐渐由实体经济进入金融投机领域，经济显现出了脱实向虚的趋势。2000年至2014年，金融、房地产和商业这些非生产性部门从经济中获得的利润份额已经从20%上升至超过30%。中国经济自2014年以来不仅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而且经济增速呈现出了缓慢的下滑趋势。在出口和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消费需求的刺激，但我国大量非正规劳动力的存在，以及基于之前的增长模式所形成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结构导致了结构性的内需不足问题。有学者很早就提醒中国经济在未来可能将面临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巨大风险。如果在利润率下降阶段不能通过新技术革命寻求重大产品创新，从而实现积累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中国经济被拉入长波下行期的概率将提高。七、应对百年变局的一些思考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水平虽然处于低水平，但却在各种修复机制的影响下长期保持稳定，这表明发达资本主义的下降并非呈线性趋势。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资本主义采用了技术革命、金融化和空间修复等多种修复手段。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灵活性和调整能力，在其长期下降的历史阶段中，它也必然通过各种技术和金融等手段维持其利润率，逆转其长期下降的趋势。2.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利润率的回升依然将有助于缓解发达资本主义的积累矛盾。我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模式，意味着进入金融化阶段的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寄生于我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资本积累。如果我国在国际价值体系的分工没有根本性变化，那么国内的经济繁荣和利润率回升也会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起到支撑作用。3.借鉴发达国家黄金时代的历史经验，推动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同步增长。“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了一系列经济制度，创造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黄金年代，其中关键在于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同步增长，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大规模生产才能伴随着大规模消费，大规模消费反过来会促进大规模投资和技术革新，形成一个经济变量相互影响的正反馈过程。4.为了维持长波上行期，在提高利润实现率的同时需要吸取发达国家忽视工资和利息率对利润率的负向影响这一教训。美国政府在黄金年代期间实行的大规模刺激性政策一方面消除了大量失业，倾向于提高工资份额；另一方面投资需求的上涨提高了融资需求，产生了推动利息率上升的压力，这两方面都对企业利润率有负向影响。为了避免刺激性政策降低企业利润率，政府需要同时控制价格和工资，使工资保持增长，但增速不超过生产率的增长，同时将利息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通胀的上升和新一轮增长率的下降。5.积极推进创业型国家建设以寻求重大产品创新，不断扩张已有的社会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并提升劳动生产率以降低资本产出比，力求在下一次长波上行期的开启中发挥主导作用，以从根本上恢复国内利润率。6.借鉴美国政府的技术创新经验，要以催生新科技、新产业和新市场为目标推进创业型国家建设，摒弃投资的短视行为，从长远眼光评估政府的各种投资，确保这些投资具有战略意义、灵活的应变性和使命导向。美国运用政府的力量将大量公共资金投入极具风险的科技创新项目，在创新周期不确定性最大的阶段进行投资，成为因特网、生物技术、页岩气等先进技术产生的关键推手。八、小结1992-2022是风云激荡的三十年。在1992-2008年之间崛起的一批人除了部分是幸运儿。绝大部分是提前观察到了经济发展规律，提前发现了机会，并且坐上了时代列车。每个经济周期的长度大约是45-60年，本轮经济周期下行期开始于2008年。推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新能源和量子技术已经出现，预计距离下个经济上升期还需要10-15年左右。目前新一轮产业转移已经开始，中国利润率过低的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欧美利润率过低的产业则开始向中国转移，本轮利用的是技术红利。而一些可以忍受高人工成本的制造业则开始向美国转移。这是修复全球经济下行期利润率过低的一个办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共分7个板块、100个问题，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今天，“学习时间”栏目与您一起学习《如何理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何处？》20世纪的世界，风云激荡。两次世界大战重构世界格局，西方资本主义历经危机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走过高潮和低谷，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21世纪的今天，世界又迎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对于指导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言习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能否应对好这一大变局，关键要看我们是否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大变局孕育于其中，演进于其中。15世纪至16世纪，新航路开辟和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人类历史迈出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第一步。17世纪，欧洲主要势力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搭建起一个有限的国际格局，但其他地域还没有纳入国际体系。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迈上了加速发展的轨道，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既有格局。从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其背后反映了世界大变局的演进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但世界各种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多极化趋势愈加清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遭遇曲折到奋起振兴，也深刻影响世界大变局的演进过程，引领世界不断朝着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世界大变局的调整呈现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特征新表现。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前所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发生重大转变，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世界经济重心加快“自西向东”位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不仅有力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而且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给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带来广泛深远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前所未有，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实力相对下降，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体系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扩大，全球治理越来越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人类前途命运的休戚与共前所未有，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成为世界格局演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中国从100多年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中国进入世界创新力排名前15位，在科技革命中的角色由跟跑者、参与者向并跑者、变革者转变。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承担更大责任、发出更多声音，成为多边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文明多样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可以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美国大规模骚乱等“西方之乱”不断上演，其背后是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问题。特别要看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变量、催化剂。这次百年一遇的大疫情，不仅让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它凸显出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国际体系的严重弊端，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加快了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使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显著，推动大变局不断向纵深发展。纵横不出方圆，万变不离其宗。从根本上说，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向。这个大变局，是从事实上“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的转变。单边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多极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大变局，是现代化发展路径从一元走向多元的转变。在世人眼中特别是在西方人眼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展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可能。这个大变局，是从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向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勃勃生机的转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人迫不及待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也带来大机遇，我们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要心怀“国之大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辩证关系，立足大局、统筹全局、引领变局、开创新局，努力实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变中取胜。要清楚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绝不甘心和坐视主导地位的丧失，必然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打压中国。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决不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决不吞下任何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越是乱云飞渡、惊涛拍岸，越要处变不惊、沉着应对，把握战略主动，发挥制度优势，更好引领世界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进步的方向发展。资料来源：学习强国版权声明：除原创内容及特别说明之外，推送稿件文字及图片均来自网络及各大主流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认为内容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