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曰。历史悠久，流传千载而不衰。张灯结彩，火树银花，老少同乐迎新春。但各地欢度春节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我记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故乡的春节，即我童年少年在湖北省京山县下洋港度过的春节。下洋港是一个小集镇，做小生意的居民较多，在本地和外地打工的人也不少。我家是开杂货铺的，招牌“阮宝兴”。父亲有高小文化，记账，写对联，谈古论今，坐茶馆聊天，都能来两下子。母亲是从离下洋港七八里的大树塆嫁过来的，是中等农户。所以，下洋港的春节内容和形式，有城乡结合、农商交织的特点。阴历最后一个月即腊月二十三，春节开始了。这一天是过小年。不管是城镇和乡村，都开始杀年猪。养猪的居民，请人在家宰杀，屠宰师傅成了大忙人。集镇上杀猪时的猪叫声，此起彼伏，男女老少忙里忙外。在木制大腰盆里，开水冒着腾腾热气。把放过血的猪投入木盆里，反复用开水浇烫，拔去猪毛，吹上气。然后把又白又壮的猪倒挂吊在木架上，开膛破肚，取其内脏。还要割掉猪头、猪尾，剔取龙骨、排骨。收拾完毕以后，户主要请屠宰师傅吃饭喝酒，左邻右舍相陪，大家欢欢喜喜过小年。如果请了帮工的（雇员、雇工）店主和农家，这一天，要给帮工结算本月和全年的工钱，并且请吃一顿饭，然后放假，回家过年。听我父亲讲，我家在20世纪40年代初，生意兴隆的时候，父母人手不够，加上三个孩子拖累，曾请了一个雇员站柜台，浇蜡烛，干杂活。每年腊月二十三要给雇员结算工资，请吃饭，然后放假。腊月下旬家家户户办年货，杂货生意特别好，需要人手。我是放了假的小学生，也要参加记账，站柜台，干杂活。如果雇员愿意留下继续干到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可增加工资。后来这位雇员挣了些钱，也学到了做买卖的技巧，于是在这个集镇上也开了一家杂货铺，参与市场竞争。愈到年底，集市上愈是热闹。办年货的，做买卖的，挤满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各种叫卖声，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汇成浩大的声浪，数里外都能听到喧闹声，真有万商云集，通达四海的气势。十里八乡赶集的人群络绎不绝，有骑着骡马来的，有坐着牛车来的，有赶着毛驴来的，有推着吱吱叫的独轮车来的，但大多数是携儿带女步行来的。他们有的割肉，有的买鱼，有的扯布料，有的买发卡，有的割红头绳。还有的称盐、打油、沽酒，买敬神用的香、纸、蜡烛。还有的买年画，请门神……他们不光是来买东西的，还是带着各种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来交易的。山区的农民带着兽皮、药材，赶着猪羊牛马到集市上出售后，买回平原地区农民带来的棉花、小米、芝麻、甘蔗、鱼虾。在这种万商云集的交易中，各种行会的经纪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粮行的经纪人双手举起木制的量斗，白米从方斗、圆斗中倒向购买者的大布袋，如同瀑布一样跌宕。伴随着量斗动作的是经纪人“一斗、两斗……”的唱叫声。他告知买卖双方，交易行为是透明的、公平的。牛马行的经纪人带着买主和卖主看牙口、讨价还价。棉花行、柴行、鱼行、藕行经纪人的秤杆、秤砣总是闲不住。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时，往往由经纪人来断个合理价格。柴行的经纪人叫胡荣华，30多岁，中等身材，圆脸，不胖不瘦，穿一身蓝色的长袍衫，戴瓜皮帽。他是一个瞎子，不用眼看秤，而是用手摸突起的秤心来断定柴禾的斤两。他的秤心摸得稳，交易公平，卖柴的、买柴的愿意付给他劳务费。父母有时让我到柴行买茅柴或者辟柴（把木材劈砍成一段段作燃料）。胡荣华把一杆大秤勾套在一担柴禾的扁担中间，他同卖柴人从杠子两头抬起称吊。胡荣华一手扶杠，一手摸秤心，移动秤砣，到秤杆稳定平衡时，他大声报告斤两，定出柴价和管理费。这时，下一个买卖双方又帮着他秤另一担柴草。年前十天半月，人们忙着交易产品，办年货，同时还要薰制腊肉、蒸馒头、做切糖、糊豆饼，一家老少又忙碌，又高兴。“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儿时的我当然盼望放寒假，过大年。因为过年穿新衣，戴新帽，吃鱼肉，尝糕点，还可看花灯，走亲戚，同小朋友玩耍。年前几天，我们家还要打“扬尘”，就是打扫清洁卫生，干干净净过春节。我和父母亲、姐姐、妹妹们齐动手，从上到下，打扫楼板和墙壁上的灰尘蛛网，扫除屋里屋外的垃圾。还要擦干净供桌上的锡香炉、蜡台、铜罄。我家的神龛上不是供的“天地国亲师”，而是挂的一幅中堂：“举案齐眉——梁鸿、孟光互敬图”。左右还有两条金色的对联，供桌上还立有一块人物陶瓷像，比一般生意人家显得有点文化品味。在抗战末期，即1944年有一位从大城市流落到下洋港农村的杨先生，常到我家与父亲谈书画，论时局，还常常教我画山水画。中堂和对联是杨先生留下的墨宝。打扫清洁卫生时，我用鸡毛掸子把中堂、对联上的扬尘轻轻刷掉。我家也同街坊一样写对联、贴对联。原来是我父亲写对联，后来我到十岁，小学四年级学生，毛笔字有些长进，父亲就要我磨墨、展纸、写对联。除了写自家的以外，还要给邻居写。光我们家的对联就有五、六幅。铺面的大门两旁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幅对联比我的个子还髙。两块大门的中缝贴上“开门大发”门签。门外的墙壁上要贴上条幅：“童叟无欺”、“招财进宝”。堂屋的墙壁上贴的条幅有：“童言无忌”、“黄金万两”（“黄金万两”四个字竖立套写）、“阖家清泰”、“和气生财”。在临街的柜台木门上，贴上四块斗方，一块一个字：“大吉大利”。在常开的两块大门上贴上门神：左为秦叔保，右为尉迟公。在我家的后门两旁的对联是：“前程远大”，“后地宽宏”，横联是“光前裕后”。正好我家的后门外，有一块较宽的空地，后来盖了房子。我父母房门两旁的对联是：“春风得意花千里，秋月扬晖桂一枝”。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些对联还牢牢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次信手写来一字不差。因为我喜欢这些对联，又反复书写，所以印象深刻。由此我体会到，童年、少年时代要死记、硬背一些书文，储存一些信息，到时会有用处。随着知识、阅历的积累，对书文的理解还会有“一旦豁然贯通焉”的效果。我家贴对联是在腊月三十的上午，从里贴到外，从前门贴到后门。临街的大门贴上“开门大发”的门签后，三十下午和三十晚上一通夜大门就不开启了，怕放走了财气。大人孩子只得从后门出进。大年三十晚上，全家老小吃团圆饭。在外地的亲人，出门的家里人，尽量赶上这顿团圆饭，过一个祥和、喜庆的春节。我们家在吃团圆饭之前，要敬灶神爷，先在灶头墙壁上贴上司命菩萨的神位。父亲很虔诚地燃香、点蜡、烧纸钱，然后作三个揖，祈盼灶神爷保平安。敬完灶神的父亲，转到前厅的供桌前敬祖先。先把准备好的“三牲”，即腌干的鸡、肉、鱼供奉在神龛上，然后点上一对红烛，插在蜡台上，再点燃五柱香，插在香炉里。这时，父亲很虔诚地、恭敬地双膝跪在圆形的蒲坛（或草垫)上，向天地、祖先行“三扣首”礼，即伏身磕三个头。此时，母亲在供桌旁敲击铜罄，清脆悦耳的罄声为家长行大礼奏乐，我也感受到一种庄重、喜悦的气氛。父亲礼毕后，全家吃团圆饭。我家六口人，还请来大房（我家是么房）的二位长辈入席。父亲和一位长辈坐上席，母亲和另一位长辈坐下席，我们四兄妹分坐两侧。团圆饭很丰盛。母亲和姐姐把腊月间烤制的腊肉、腊鱼、腊鸡，还有蒸肉、灌肠、丸子、点心等好吃的都上席了。因为我家生意小，人口多，平时很少吃肉鱼。过年有这么多好吃的，我们高高兴兴饱吃一顿。我是男孩,父母亲允许我喝点白酒助兴。当然，我父亲、大妈都能喝白酒。吃完团圆饭，已是晚上了。除了留一人守岁以外，其他人去睡觉。这时，不说睡觉，改说“挖窖”，意思是挖出金银财宝发大财。按我家的习俗，从父亲敬祖先、大家吃团圆饭以后，都要说吉利的话。平时说“针”，这时要改说“欢喜”，规避“争吵”，以免影响和气。把碗打碎了，说“岁岁平安”。总之，为了图吉利，要说好听的话。大约到次日即正月初一清晨5点左右，父母亲把我们叫醒，让我们洗澡（实际是擦洗），脱下旧衣服，换上新衣裳。那时，我是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过年，换上了新罩衣，新瓜皮帽和新布鞋。姐妹们每人都有一到两件新衣服和新鞋袜，还有红头绳、蝴蝶结。我们都懂点事了，父母为我们四个孩子换上新衣帽，很不容易，我们很少向父母亲提出过多的要求。因为我和姐姐在读私塾时，就背诵过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穿上新衣服，高高兴兴跪在供桌前，一个一个地给父母亲磕头拜年。乐呵呵的父母亲把准备好的压岁钱给我们，同时说一些鼓励学习、上进、清吉、平安的话。这些很少的压岁钱就成为我们买笔墨、买纸张的零花钱。我们给亲戚长辈拜年得到的押岁钱，如果钱较多，父母亲说，放在他们那里给我们保管，但往往作为家庭开支了。清晨五点多钟，我家“出方”，即到室外敬奉朝拜某方的神仙，以保佑全家平安、幸福。穿得很干净的父亲双手托起一个木盘，里面装有点燃的蜡烛和香柱的台子(蜡烛台和香炉台都是我们用泥捏成的)，从厅堂起步，走出大门，姐姐和妹妹左右各持一个灯笼伴行。我举起一枝两米长的竹竿，竿头挑起一卦红色的小鞭炮，随行其后。这个出方的队伍敬重地缓缓前行，离家约百米的地方，父亲放下祭祀的木盘，面向南方，点燃黄表、纸钱，作揖三个。此时，我点燃竹竿上的鞭炮，火星四溅，噼啪声清脆悦耳。告诉一方的神仙，我们为您祭祀了，请您保佑我们平安吧！父亲把木盘上的泥蜡台、泥香炉放在地上，全家人原途返回家门，插上门栓，准备与叩门拜年的街坊隔门对话了。这时，天已渐亮。全家人吃些切糖、麻果等家里自做的点心，喝些开水，准备迎接拜年的人，或者出门给邻居街坊拜年。不一会儿，左边的邻居贺三伯敲门了：“请开财门，给你家拜年了！”母亲教我推谢：“您三伯来到就是（行）了，还要您劳驾给我们拜年！”“还是开财门吧！”我说：“挡架了，谢谢你了”。三伯再三叩门，我就按家里规定，打开财门。三伯一进门，父亲必须出面陪同三伯在供桌前作揖，互相拜年、祝福。一个人可连续扣开十几家的大门，拜一个上午的年。上午拜不完，下午再拜。拜的都是亲戚朋友、街坊邻里。一般是成年男人出去拜年。孩子拜年，男女不限。我小的时候，父亲出去拜街坊；我长到十几岁时，父亲让我出去拜年。初一拜完本地的亲友。初二开始到岳父岳母家拜年。我从五六岁开始就随父亲一起到外祖母家拜年。外祖母家住在下洋港北面约8里路的大树塆。世代以种地为业。外祖父姓黎，去世已经10多年了。外祖父家是明朝嘉靖年间黎尚书的后代，在当地是旺族大姓，周围几十里黎姓同族的很多。我父亲要到四个村庄10多处黎姓家拜年，要花3天时间。记得在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春节，我才7岁，正月初二清晨，随父亲到外祖母家拜年。手里提着红糖、酥饼等礼品。出西城门，右拐过九贡大石桥，经过毕家咀、朱子庙，行8里路，到了大树塆。这是一个背依小山岗面向一片稻田的村子，10多栋青瓦土砖房掩映在一片高大的树林中，大树塆可能由此得名。塆子后面的岗上还有三棵姿态各异的大松树。外祖母家是一栋四进两个天井的“四合头”的大房子。外祖母只住了一角，大舅、么舅家各住另两个角，还有几间正房变成了牛房，宽阔的厅堂空着。从这栋房子可看出外祖父家上几辈的兴旺景象。我们住外祖母家，外祖母把平时积攒的那些好吃的东西都摆在席上招待我们。父亲还带我到同村的几户亲戚家拜年。白天，村里的村民自发地敲起锣鼓，玩彩莲船，村里村外的男女老少都来观看。彩莲船玩到哪家，户主都要出面迎接，放鞭炮，互致祝福。我和小孩们一起玩耍，看热闹，放鞭炮。晚上，村里没有什么文化活动，父亲就同另几位来拜年的亲戚打纸牌。外祖母忙着烧茶煮饭办夜宵。外祖母生下我母亲、姨母和坤舅以后不久，外祖父就病死了。外祖母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抚养大。母亲、姨母先后出嫁。刚成年的坤舅，在村头站哨时被土匪的枪子打死。外祖母只好招赘，同招来的舅舅、舅母生活，但经济上都是独立的。外祖母自己种地、养鸡、喂猪，日子过得还不算坏。当然，舅舅家要帮外祖母干一些耕地、挑肥等重体力活。父亲他们打牌，我在旁看牌，一会我就想睡觉。不看牌时,就把坤舅在生前读过的《论语》、《孟子〉、《幼学琼林》、《四字成语》等书翻出来阅读。因为我已经读了不少四书五经，能看这些书了，当然不懂其深奥的道理。大树塆过年的风俗习惯同下洋港差不多，贴对联，拜年，放鞭炮，喝年酒。但有一点不同，大树塆的每家大门横眉上都挂有“桃符”即桃弓柳箭，中间还有一面镜子，据说，是照妖驱邪的。后来，我读了宋朝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疃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就是描写中原农村新桃换旧符等过年景象的，作者在诗中所寓的思想，这里就不说了。第二天，随父亲到山岗背后的黎家畈给外叔祖父家拜年。外叔祖父黎章敬，家境较好，房屋很深长，有几个天井。厅堂里挂着几幅书法长联，小客厅贴着胖娃娃抱大鲤鱼的年画。这在农村里就算有文化品味的家室了。但外叔祖父却不识字，父亲背后说他是“瞎眼晴绅士”。40多岁的外叔祖父，人才一表，穿戴整齐、精神，很善言谈。族里族外的男女有什么纠纷都要来找他诉说、调解。他常常在宽敞的厅堂里来回踱步，不紧不慢地向来人做劝慰、说服工作，调解矛盾纠纷。外叔祖父的宅子里有一个大天井，村里的一些男女高高兴兴地在天井里围着一张方桌赌钱，押单双，赌注都很小。除了用新四军发行的纸币（边币，这里是新四军的势力范围）押赌以外，还有方孔铜钱和铜质的硬币。小孩们在大门里外打陀螺，放鞭炮，放“取火”（靠火药驱动升空的炮竹），很是热闹。我们在这里住一晚上，父亲参加打纸牌，或者同外叔祖父聊天，我就早早睡觉。第三天，随父亲到黎家畈两家亲戚拜年。吃中午饭后，北行5里路到邓家垸子姑祖母家拜年。这个村子紧靠山岗的西南坡，一条溪水从村头流过，然后进入纵横的渠道，常年不断地灌溉这里一方的农田。姑祖母家有一个土墙围成的院子，我和一个叫“三元”的小弟，在院里爬树，打陀螵，放鞭炮，很是玩得来。我们二人还溜出院门向高耸的牛娃山方向去探寻新的景观。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沿山路走了好几里，看到不少打仗挖的掩体、壕沟。山岗上山坡上尽是一片片又高又黄的茅萆。此时，冬日已西沉，沿路没有人烟，只听山风呼啸，茅萆起伏，使我们害怕起来。我们折转头，由原路又蹦又跳地回到村子里。几十年以后，想起这次无知的冒险，心有余悸。幸好没有碰上豺狼、豹子，因为当时的山里常有野兽出没。离下洋港15里的邓家垸子一带，是新四军控制的地区。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就在离此70多里的八字门，当时的司令员是李先念，政委陈少敏。我的一位舅舅当时就在新四军当兵，穿一身灰布制服，背一杆大枪，很精神的。在姑祖母的院子里住着一位新四军的工作同志，名叫刘生，大约30多岁，瘦个，白净脸，穿一身灰色的棉制服，有时还穿长袍，不带枪。讲话声音不高，人很和气。父亲同他交谈较多。当时国共合作抗击日伪军。刘生是做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的。他也同我说说话，还把一张小报给我了。我来不及看，有的也看不懂，就揣在口袋里。第二天早饭后，三天的拜年就要结束了，我和父亲还有一个亲戚离开姑祖母家回下洋港。当我们走出二里多路时，我突然触摸到口袋的报纸，就告诉父亲：“刘同志给我一张报纸。”父亲很警觉地问：“什么报纸？给我看看。”我把报纸给父亲。他看了一会说：“这个报纸不能带进下洋港。”随即把报纸塞在路旁的水沟里了。我也不在意这件事，也不问为什么。后来，即解放后，在20世纪60年代，我干新闻工作以后，才知道在湖北省京山县的新四军第五师，曾办过“七七”抗战报。父亲不让带进伪军驻防下洋港的那张小报，可能就是“七七”抗战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时，与一位离休的老新闻李野同志交谈时，才知道她当时在京山八字门第五师办“七七”抗战报。事情也凑巧，1997年我到江苏省盐城市参加《盐阜大众报》的读者日活动，在参观新四军事迹展览馆时，不光看到了对开两版铅印的“七七”抗战报原件（报头是套红的），还看到办报人的照片。（那时）身体结实的李野同志，约20岁左右，短发，头戴军帽，身穿灰色军装，腰扎皮带，裹腿打得很结实。她正在一个山坡上同几位男女同事说话，讨论什么。我当即拍下了这张“七七”抗战报和李野的照片展版。20世纪40年代拜年时的一张小报，引发起80年代、90年代办报人的故事，都由我这个当事人串连起来了，真是有缘、有幸。正月初四回到下洋港，拜年并没有结束。初五，我还要随父亲到杨家浲（集镇，日军驻地）姑夫、姑母家拜年。姑父家住在河东岸，是封火墙砖瓦房。他们家以打线、卖线等手工业营生，家境较好。姑母生下两位表姐，一位表妹。姑父姓吕，初识文墨，善交际，朋友不少，爱听围鼓（说唱）。杨家浲是汉（口）宜（昌）公路上的小集镇，交通方便，信息传递快，也比下洋港时尚。1938年武汉沦陷以后，当时国民党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同一批文人，就是坐汽车经杨家浲到沙市南下长沙的。在姑父家拜年，除了吃喝玩耍以外，还可看河岸景色。站在姑夫家后门的河岸边，看到运货的、载人的小木船在水上飘动，赶集的行人在髙架的木桥上行走，有一种立体的河岸图景，比我们下洋港有河港无船只的景色更好看，更热闹。有一次，我还亲眼看到木桥断塌，把十几个赶集的农民、商贩和牛马掉到河水里的情景。正月初六，要开集了，这是下洋港的惯例。于是我家的集中拜年活动告一段落。我们要为初六的开集做准备。组织货源，准备新的账本。初六一开门，人们见面，都要拱手拜年，送恭贺，送喜庆，然后进行买卖。集中的拜年活动减少了，但春节的社会活动开始了。首先是各条街道扎龙灯，准备龙灯比赛。下洋港城内有五条街，即东街、西街、大布街、篾货街、四方街。城外两条街：前坊、新街。七条街各扎一条龙灯比赛。一比龙身的长短，7节为短，9节、11节为长；二比龙头、龙尾和龙身的精致；三比龙衣质地的华丽。但最重要是对台比试玩龙灯的拼劲，看谁玩的时间长，谁的动作规范、精彩。龙灯还要走街串村，从正月初十，一直玩到正月十五元宵夜。龙灯由各街的男女老少动手制作。各住户摊钱买竹木、彩纸、布匹和蜡烛。我家住四方街，参加这条街的龙灯制作。有的承包龙头，有的承包龙身、龙尾。我家右边邻居何启荣家的大门口在扎龙头，几个手巧的伯伯、叔叔站在木凳上用篾片穿扎龙头、龙角、龙眼、龙舌。龙眼上下用细麻绳吊着，可左右上下转动。舌头是空的，吊在龙嘴里，可左右摇动。龙牙是用金色的硬纸折叠装上的。用细铁丝扭曲成的弹簧上装有两朵桃红色的樱花，插在龙头两边，摇晃颤动，十分好看。还有用彩色金银纸剪成的龙须，飘飘洒洒。龙头用半透明白色皮纸糊上，便于晚上插蜡烛透光。隔壁喻大妈有一手剪纸的好手艺。她剪出各种花样的图案，有菱形的、圆形的、长方形的，很是好看。我和姐姐，还有一些比我们大的男孩、女孩，动手刷浆糊，贴剪纸。七八个人要花好几天功夫，才能扎起一条龙灯。买龙衣要花较多的钱，由主事的男人们购买，妇女们缝制。我们四方街的龙衣是蓝花色的，足有三丈多长。大布街的龙衣是深红底小白花，很是耀眼好看。一条龙灯由9个精壮男青年把玩。他们头扎彩色方巾，穿颜色一致的短装，很是英武。玩龙头的青年都是身高马大的壮汉。正月十三，各条街的龙灯在一顆红绣球的引导下，摇头摆尾进入四方街（中心广场）列队。七条彩龙，并排展开；精壮的舞龙手，整齐排列；街头巷尾，人头攒动。随着一阵鞭炮震响，七个绣球，上下滚动，七个龙头，一齐翻飞。龙身游动，龙尾摇摆。助威的锣鼓声，人群的观呼声，震天动地，热闹异常。不一会，这七条龙，走出四方街，顺序到西街、大布街、篾货街、前坊、东街、新街游舞一番，展示各街的龙姿，向住户祝福。龙灯要连玩三天。第二天即正月十四，举行舞龙灯比赛。七条龙集中在四方街。两条龙对擂比赛玩。四方街的蓝龙同大布街的红龙出列了。两个举龙头的壮汉，登上了方桌。一个绣球高举在两个龙头之间。一声号令，二龙戏珠的舞龙比赛开始了。一只绣球上下滚动，两个龙头跟随起舞。比赛中，舞龙头的壮汉挥舞两臂，使劲拋起沉重的龙头。玩龙尾的好手，左右奔跑，两腿一刻不停。两边呐喊的，助阵的，此起彼伏。对擂的结果，一方的龙头举不起来了，龙尾不会摆动了，就算认输了。另外两条龙灯接着比赛。贏了的舞龙手，可以吃一桌酒席，庆贺胜利。玩龙灯的高潮是在正月十五的元宵夜。七条龙身，脱去了彩衣，点上了蜡烛，龙头、龙身、龙尾都是透亮的。七条龙灯先在四方街舞动一番，然后到其它街道穿行玩舞。我们这些男孩不够玩龙灯的资格，只是帮忙提蜡烛篮子，竹篮里存放几十只红色蜡烛。有一年元宵节，我提着蜡篮子随着龙灯行进，龙灯里蜡烛点完了，我赶紧送上新蜡烛，给插上。有时龙灯跑得快，我也跟着飞跑，不能掉队，要保证供应。这个晚上，我提着蜡篮随龙灯跑了四方街、大布街、东街，出东门又跑了新街、喻家畈、朱家台等周围的村子，直到深更半夜才回家，把我累坏了，也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50多年前的情景，晃如隔夜。元宵之夜，除了玩龙灯以外，下洋港还有民间灯会。家家户户都扎彩灯，有鱼灯、鼓灯、猪灯、羊灯，还有能转动的跑马灯，能摇头晃脑的人物灯。我父亲扎的鲤鱼灯，用细篾做骨架，糊上皮纸，然后把鱼头、身子和尾巴三节结成鱼灯，头和尾都能摆动。头上画有眼睛，身上画有鱼鳞，鱼肚里点上蜡烛。我姐姐高举着这条摇头摆尾全身通亮的鲤鱼灯，穿行在元宵之夜的灯海里。我跟着看热闹。春节期间，下洋港还玩彩莲船。穿红着绿的莲花仙子坐在彩莲船里（实际是把彩船用绳挂在“仙子”的腰间），一位船夫打扮的人，拿着一把桨，伴随锣鼓点子，在船边划动。有一年是邹大志扮演船夫。当彩莲船刚到我家大门口时，父亲放鞭迎接，我们一家人出门观看。文思敏提，口才很好的邹大志，顺口唱了四句祝词，大意是祝愿我家和气生财，生意兴隆，很顺口，很押韵。他划到另一户种地的人家时，又灵机一动，编了几句庆丰收的顺口溜。正月十五这一天，又是舞龙灯，又是划彩莲船，又是耍蚌壳精，还举行灯会，人们娱乐、欢庆到了高潮，春节也就到了最后一天。所以，下洋港把正月十五叫做过大年！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到正月十五过大年，人们整整欢度了23天的春节了。新春的到来，大地充满了生机，人们孕育着希望。春节以后，士农工商，鱼樵耕读，又各自忙开了。以上记述的是50多年前，即20世纪40年代我们家乡的春节景象。解放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春节的许多内容都革除掉了。改革开放来的20多年，农村集镇的许多传统的、健康的、人们喜闻乐见的过节形式又恢复了，而且增加了许多与时俱进的新内容，如看电视、玩电脑、听流行歌曲、跳交谊舞等，内容更丰富了。京山县档案局欢迎提供京山记忆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