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美国陆军的一名官员表示，美国军队需要31亿美元来购买155毫米炮弹，以迅速补充乌克兰和以色列的炮弹消耗。这已经不是美国人第一次弹药告急，早在去年，美国的大口径炮弹就已经不够了，甚至一度从韩国临时购买和租借了一批炮弹紧急调往乌克兰。要知道，不论是乌克兰还是现在的以色列都仅仅是一场局部战争而已，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并不高，很少有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就这样居然让美国连炮弹都无法充足供应了。其实，除了炮弹，美国在其他军事领域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比如美国军事力量的象征——航空母舰也出现了问题，美国现在11艘航空母舰，10艘都是冷战时期的老军舰，最早下水的“尼米兹”号已经服役了48年，其他几艘舰龄也在40年左右，而稍微年轻一点的新一代“福特”号航母，在电磁弹射等方面也是问题不断，还不能完全形成战斗力，至于与“福特”号同一级的“肯尼迪”号航母早在2015年就已经开工，原本是要2022年造好，可到现在却是一推再推。还有更离谱的事情，之前美国的军火商雷神公司收到国防部1700套毒刺导弹的订单，毒刺是很老式的肩扛式导弹，1978年开始生产，因为在阿富汗战争中表现出色而备受关注。雷神公司接到订单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的工程师已经看不懂当年的图纸了，原因不是毒刺有多先进，而是毒刺的基本电路图都是50年前的模拟电路，现在使用数字电路的工程师已经看不懂这种电路图了。雷神公司没办法，只能返聘退休的老职工来生产这种导弹，而这些老工人的年龄太大了，据说最年轻的都在70岁以上，所以这批武器的交付时间被推迟到了2026年，也许等到那个时候，战争早就结束了。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军事工业的产能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军事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综合体现，这一切，都跟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有关。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却迎来了自己的超级周期，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的投资额在2022年底是1300多亿美元，到今年的5月份已经增加到了1943亿美元，制造业厂房投资增长了80%，拉动了GDP增长0.4个百分点，大量的芯片、电子和计算机产业回流美国，总统拜登一度高调宣布，“美国制造业回来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制造业绝对是有问题的，军事工业就表明了这一点，那么，美国这轮制造业超级周期，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吗？今天，我们就以史为鉴，讲一讲美国制造业，并做出一些对未来的判断。这篇文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美国制造业现状，到底是强还是弱？第二部分，美国制造业能回来吗？首先第一部分，美国制造业现状，到底是强还是弱？我的结论是：美国制造业回流基本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个幌子而已，更多的可能是让制造业体系重构，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的控制之下。很多人都在讲美国制造业在衰落，美国的制造业很弱，但其实，说美国制造业相对之前衰落还有一定道理，说它很弱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美国一直是个制造业强国，现在全球有三个制造业中心，一个是东亚，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国，在三个区域中，东亚处于中下游，欧洲处于中上游，而美国则处于毫无疑问绝对上游，特别在科技创新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得上美国。相比其他的发达国家，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很高，2021年，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24000多亿美元，基本相当于日本、德国、印度加上韩国的总和。在增速上，也比其他国家要高，200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日本和德国之和的132%，到2021年这一比例就上升到了142%。可以这么说，如果抛开中国，美国的制造业相比其他国家，可以算的上是统治级别的存在。不过，美国制造业强劲只是其中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的另一方面则是大量中低端制造业外流，制造业人口的不断下降，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有近2000万人，到现在就只有不到1300万人，减少了700万人，只占就业总数的8%，这个比例相对于美国来说非常低，要知道美国制造业最强的时候，制造业就业比例最高能达到32%。大量制造业工作外流导致美国很多地方开始衰落，“铁锈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面是制造业增加值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冠绝全球，一面是中低端制造业外流，铁锈带没落衰败，美国制造业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情况呢？起因就是80年代美国开始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将很多低价值的产业转移出美国。1985年，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提出价值链理论，他认为“在一个企业众多的价值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价值，只有那些重要的环节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这些环节被称为“战略环节”，只要抓住了这些战略环节，也就抓住了整个价值链。从这套理论中可以得出一个推论，那就是企业应该牢牢抓住战略环节，将其他低价值的部分外包，从而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基于这套理论，后来克林顿政府制定了“促使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并且将美国产业中的中低端非战略环节向中国转移”的国家级产业战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美国的确具有这样的资本，因为从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开始，美国就主导了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这些行业的信息通信技术，如果将产业看成是一个人，那么，控制了信息通信技术，就是控制了这个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信息通信技术就是所谓的“战略环节”，只要将它掌握在手里，那么其他脏活累活就可以完全可以交给其他国家去干。而且，在互联网时代，从来都是“强者越强，赢家通吃”，后来者很难撼动美国的地位，由于这样的网络效应，美国将牢牢占据人类金字塔的顶端。事实也的确如此，历史的走向也基本是按着克林顿预想的方向走，依靠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美国企业获得了天量的利润，这些利润最终又回到美国，支撑美国公司进行下一轮科技创新，持续获得竞争优势。但是，中国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价值链”理论的神话，凭借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逐渐在所有领域进行产业升级，尽管最近几年的速度在变慢，但总的趋势还要继续，这就对美国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为什么“价值链”理论不行了呢？因为所谓的“价值链”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它过于重视经济价值，忽视了低价值的制造环节，认为生产和研发是相互独立的，生产不值一提，而真正的可能则是，生产和研发相互促进，如果没有生产能力，则意味着研发落地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成本也会越来越高，研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斯克就说过：“如果你建造工厂，并将设计师的工作台放在装配线旁边，你就能够每小时都进行创新。”因此，他曾经在工厂地板上睡了三年，修理生产线，和整个团队一起工作，了解一辆的车的所有零件是怎么制造的。像马斯克一样的企业家毕竟属于少数，美国大部分企业家都只是在设计理念和软件工程方面努力，就像乔布斯，每天都呆在设计室里，几乎没有去过生产的工厂。乔布斯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手机的供应链比较短如果让他来制造汽车，多半就会有问题了。也正是由于只重视高价值的设计、研发环节，忽视低价值的制造环节，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在低价值低利润的领域选择了全盘放弃，美国在高价值高利润制造业领域，几乎占据统治地位，不过，这种统治地位随着时间推移，也变得摇摇欲坠。美国的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就是两个很明显的例子。美国的造船工业在巅峰时期相当强大，二战时期，美国170天造一艘重型航母，78天造一艘独立级轻型航母，7天造一艘驱逐舰，3天造一艘护卫舰，等到二战结束，美国光航母就有一百多艘，其他军舰有8000多艘。二战之后，美国的造船业就开始了衰落，到50年代的时候，日本造船业兴起，逐渐代了美国商船成世界第一，而美国这边呢，因为造船业生产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美国人不愿意向国内船厂订货，美国的民用造船业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0年，美国通过了《商船法》，开始大力补贴国内的造船工业，1982年，美国政府还做出规定，凡是国防部系统所需舰船的建造、改装、维修和设备更新，都必须在国内船厂进行。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不遗余力的对造船业进行补贴，前前后后总共投入了600多亿美元，在那个时代来说，基本是天价了。也就是在1979年，美国战后造船吨位达到了顶峰135万吨。不过，这种通过补贴发展产业的方式，最终导致美国造船业对于财政的深度依赖，虽然算是保住了美国的最基本的造船能力，但是导致造船行业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效率低，成本还非常高。所以等到80年代中期，美国人再也忍受不了造船业了，停止了对商船进行补贴，转而只对军用船只和关键航线的船只提供补贴。通过这种方式，美国人成功的甩掉了包袱，但是也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美国军用造船业的成本上来了。因为表面上看军用和民用造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但实际上，民用造船的存在，可以为军用造船摊平成本，比如工人的薪资福利，设备的修理保养，港口的日常维护等等，民用造船工业规模越大，军用造船成本就越低，相反，没有民用造船工业，军用造船的成本就会特别高。现在，美国造一条伯克级驱逐舰，成本是30多亿美元，是日本同类军舰的5倍，而中国同一级别的052D，成本还不到30亿人民币，只是美国的1/7，而美国的圣安东尼奥级登陆舰造价高达22亿美元，中国同一级别的071型登陆舰只要1.3亿美元，只是美国的1/17。由此可见，美国军用造船的成本有多高。至于美国还留着的造船厂，绝大多数都是军用造船厂，这种军用造船厂，因为完全依靠财政拨款，没有竞争对手，就养成了“国企病”，效率十分低下。如今的全球造船格局，欧洲主要负责的是高利润高附加值的豪华邮轮游艇，商船主要被东亚垄断，其中，中国的造船工业越来越强，市场份额占到全球的67%，前段时间，甚至造出了第一条大型豪华邮轮，而美国造船业呢基本不剩下什么，市场竞争力可能连印度、菲律宾都不如。为什么美国放弃民用造船，主要还是以为造船行业利润很低，而美国的航空工业呢，则因为属于高利润行业，一直是美国人重点发展的领域，也是现在美国制造业唯一的遮羞布。2022年，美国媒体发布了一份全世界战斗机产量排行榜，第一名是美国的F-35，后面的第二名到第五名都是中国战斗机，美国的F-35一年时间量产了140架，而第二名则是我们的歼-10C战斗机，只有50架，第三名是我们的歼-20是32架，第四名是歼-10，产量30架，第五名是骁龙战机，产量22架，我们这四款战机加在一起，也没有美国F-35战斗机产量高。而且，F-35战斗机的价格相对来说并不高，造价大概是8000万美元，而我们的歼-20造价则是1.1亿美元。之所以F-35战斗机产量高、价格低，很重要的原因是基础美国民用航空产业的发达。即便是在波音737MAX不断发生事故的情况之下，美国波音公司去年还是交付了480架飞机，相比我们刚刚起步的C919要高出太多，要知道，C919到现在也只有2架而已。但是，美国的航空产业如今也是问题重重，为什么波音737MAX之所以不断发生事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人，波音公司已经退休的雇员披露，波音出现了严重的工人短缺，机械工程师往往要连续上班七八个星期，他们因为工作强度太大，经常在工作中出错，而波音公司为了产量，还不断斥责员工速度太慢，敦促他们加快进度。最后，波音公司不得不返聘已经退休的机械师和检查员。媒体还在调查中发现，波音南卡工厂的机械工程师中，不少其实是先前的“街头小混混”，或者是在快餐店的店员，这些人生产的飞机当然会有问题。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整体制造业人才的断层，这直接导致航空产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所以，市场的趋势，并不是行政力量可以改变的，行政力量可以改变一时，但改变不了一世。第二部分，美国制造业能回来吗？2010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苹果的乔布斯有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乔布斯告诉奥巴马，在中国建工厂非常容易，这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主要是由于监管和其他不必要的成本。此外，乔布斯还抨击了美国的教育体系，他说美国的教育体系陈旧毫无希望，而且被工会掣肘，在教师工会瓦解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进行教育改革。第二年的2月份，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宴会，乔布斯又一次来了，到场的还有很多硅谷的科技巨头，乔布斯再一次建议奥巴马，对所有在美国拿到工程学位的外国留学生都应该颁发签证。奥巴马听到这个话，第一反应就是解释这不太可能，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只有小时候移民到美国，长到高中毕业后才能成为美国人，而这都是共和党人强烈反对的，更别说外国留学生了。尽管乔布斯非常气愤，但他还是转而劝奥巴马说：“苹果在中国的工厂雇佣了70万名工人，其中要有3万名工程师去支持这些工人，而你在美国根本雇不到这么多工程师，这些工程师不必是博士或者是天才，他们只需要掌握基本的制造业工程技术，技术学校、社区大学或者是贸易学校都可以培养，如果你能培养出这些工程师，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制造工厂搬到美国来。”从奥巴马和乔布斯的两次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那就是掣肘美国制造的最大因素，是制造业人才，是工程师，是技术工人。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现在所谓的“制造业超级周期”，很多半导体企业将制造工厂迁移到美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因为找不到足够多的熟练工来安装关键先进的机器，不得不从台湾派了500名专家到美国。而美国在EUV光刻机方面，也缺少专业人才，除了英特尔公司的技术开发中心之外，其他地区的美国人还没有安装过EUV光刻机，到时候又是一个问题。还有招工难问题，在台湾地区，半导体是支柱型产业，所以每年都有大量的工科毕业生去台积电和其他半导体公司，但是在美国则完全不同，美国的学生在毕业之后选择更多。对于他们来说，穿着厚重的工作服在工厂里全天候运转，连上厕所都要打报告，这种半军事化的工作方式几乎是不能接受的，这那有待在硅谷的办公室里面舒服。更不要说张仲谋所说的什么“十万青年十万肝”，鼓励年轻人熬夜加班，为公司创造价值，那更是想都不要想。而且，台积电在美国平均年薪是11.8万美元，而美国的软件工程师的平均年薪是15.6万美元，工资完全不占任何优势。据说最后，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两座工厂计划招4500名员工，现在招聘了2200多人，但几乎一半人都来自台湾。说白了，台积电本质还是一家制造企业，相比那些高利润的企业还是不够看，比如英伟达的H100芯片，官方售价是35000美元，市场上最高可以卖到5万美元，而它的成本是3000美元，利润足足有一二十倍。而台积电在给H100芯片代工的时候，不过赚1000美元而已，最多只占售价的1/35，可见二者利润的差距有多大，根本不是一个层次。这样利润上的差别，就决定了美国的年轻人很难选择半导体制造。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到2030年，美国半导体行业将新增11.5万个工作岗位，但其中60%左右岗位可能面临空缺。美国除了工程师短缺，就连产业工人也面临短缺。2022年初，英特尔宣布斥资200亿美元，在俄亥俄州建造两座芯片工厂，建这两座工厂需要7000名建筑工人，结果英特尔发现，因为建筑工人根本不够，即便是把薪水提高到12.5万美元一年，但还是招不到人。“用工荒”还困扰着汽车行业，有新闻就报道，说韩国现代汽车在阿拉巴马州工厂雇佣童工，最小的年龄只有12岁，童工的人数还不少，据说有50多人。而日本企业松下则说，他们想在美国本土进行电池生产，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工人短缺。种种“用工荒”之下，连美国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感叹道：“美国现在拥有空前的机会，但人们热情却如此之低。”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自从产业链转移之后，配套的教育体系和产业培训体系瓦解。由于美国过度金融化，经济脱实向虚，导致年轻人用脚投票，不再选择制造业。这种现象全世界都出现过，英国、香港、中国大陆都是如此，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去工厂打螺丝。那么，美国能建立相应的教育体系吗？能防止过度金融化吗？其实，在之前乔布斯对于美国教育体系的看法是准确的，在教师工会瓦解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进行教育改革，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的工会力量之强大，有目共睹，这段时间的美国汽车工会罢工就是一个例子，政府不敢管，企业没法管，最后不得不给工人涨薪，福特汽车表示，工人在未来四年半内将加薪25%。教师工会的力量也同样强大，美国政府很难有所作为。那过度金融化呢，只能说美国要想回到2008年之前华尔街主导白宫，可能性不大，但要想让金融完全退出，几乎是不可能的。说白了，美国因为现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僵化，不具备改革的能力，所以，我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看法是，短期可能会有效果，但长期来看，可能性非常小。拜登为制造业所做的种种努力，不过是一个裱糊匠在糊弄一个到处漏风的屋子而已。随着美国这一代技术工人、工程师退休之后，美国的制造业人才将会更加凋零，曾经能够诞生乔布斯、马斯克的地方，还能不能诞生新的乔布斯和马斯克呢，可能性估计非常小。回头看美国的“价值链”理论，我们会发现这种理论的短视，之所以会有这种理论诞生，一种可能是美国人太过于自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价值链”理论的出现，就是为了当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所服务的，美国上层利用这种理论，创造了一时的天量财富，却失去了长期的发展动力，最终的结果将是致命的。正如《美国制造》作者斯米尔所说的那样：“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而我们的全产业链模式，虽然也有种种问题，各方面困难重重，但毕竟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只要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就一定能突破封锁和脱钩，毕竟，时间站在我们这边，未来也站在我们这边。--来源网络，若侵联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