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我不是什么伟大的科学家，我只是世俗社会中一个基本细胞，以我的俗目与陋见，依托人类天生的灵感，有积累，似乎又有些顿悟的得到了些许人类进步的故事，并忠实于自己，把它记录了下来。这就是这部书成书的背景。
比较现代东西方文化，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重此并非无彼，而只是说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偏倚。
原始社会以降，人类的发展事实上一直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推动下，无论是原始的狩猎、采摘生济发展，还是最初的原始宗教图腾，两者始终是相互伴生的。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物质生活相对较为匮乏，宗教的发展还非常原始，那时的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互依存性强，矛盾对立的方面极少，处于一种中庸的状态之下。
随着这种依存共融状态的存续，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最先受益的方面，经济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农生与原始畜牧业的分离，这种经济发展上的细化分工，使得物质发展出现了一次强力攀升。这时，物质产品的丰富，使人类毅然摆脱了物质与精神的原始合作状态。君王时代出现了……
走进君王时代，人类进入了空前的一个物质生产发展时期，这时物质的崇拜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的思想意识给予物质比精神宗教更崇高的地位（年代约在奴隶社会前后，需进一步考证）。所以我们说，这一时期是人类社会摆脱原始的物质与精神中庸状态的首次物质的发展阶段。
自基督教诞生前后，人类在一定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向更高精神追求的意识倾向，许多原始图腾的地位逐渐被较为系统的基督教所取代（当然还有相当部分的保存）。到了公元三世纪，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就开创了一个真正的宗教统治发展时代。我们发现基督教教皇统治地位，渐渐地胜过君王，在西方最终取代了君王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由开创时期依附君王的政教合一形式，走向了政教分离，独立发展的阶段。在此之前，东方的佛教就开始被东方人广泛接受，并占据相当的社会地位（参考印度佛教的发展史，进一步论证）,加之七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在东方的强大统治，甚至扩展到西方，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一个伟大的宗教统治时期，而无论是这种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交替为统的局面，一直贯穿整个中世纪。那时候，宗教中的有科学发展的成分和科学自身的发展进步，在教会统驭的宗教体制中是一体的。
十六世纪，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创了宗教与科学分离的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随着哥白尼的被打击，伽利略的被焚烧，宗教开始走向了排斥现代科学，打击现代科学的道路，而现代科学也在这种打击排斥中迅速的独立、壮大、发展起来，形成了影响人类发展，决定人类命运的独立门类，逐步走上了辉煌的现代发展时期。我们看到，最近五百年来，最近一、二百年来，人类的所有进步，可以说都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中世纪时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具有了现代宗教的意味，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我们看到，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中世纪发展时期以后，进入了空前的工业发展时代，而工业化发展对现代农业的推动，又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的转变，我们甚至会发现现代的人已和以往的人类有了许多截然的不同。
由于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人类的物质财富绝对量空前的丰富，人类正在逐渐摆脱对物质资料的绝对依赖，而在发展中更多的依赖精神产品的成果。无论是信息产业、海洋工程，还是遗传工程、电子工业等等一切现代生产的发展，物质资料的因素已降至最基本的层面，而成为整个发展中的一个次要成份。而人类的思维产品，信息、方案、科学成果、技术水准、统筹驾驭、协调发展的整合、分流管理的能力，已经越来越成为发展中的主导因素，并占据了决定性的主要地位，成为发展成功的基础层面。我们惊喜的发现，人类社会正在结束自己漫长的物度发展阶段，进入了崭新的以精神产品为基础的精神发展时代。
如果说，把原始社会人类摆脱蛮荒，进入以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物质文明时代（无论是君王时代，还是宗教发展时代，发展中都不得不付出较大的精力投入物质生产，否则社会难以存续），称作第一次人类社会的飞跃。
那么今天，人类正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进入以现代科学成果造福人类，涵养地球，向宇宙空间探索的新时代，则可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它是人类理性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开始，是人类又一次飞跃性发展的开端。虽然这种发展在我们今天看来还略显模糊，但是历史的嬗变总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当我们以后开始认识、总结这个崭新的时代时，它早已划过了最初的时空，逝向远方……
睿智的人类：让我们睁大自己的双眼，洞见这时代伟大的飞跃吧！
第二次飞跃不是一个瞬忽即成的变化，它是一个渐近的过程，由发生、发展、最后生成几个阶段构成。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它正在发生的历史阶段，在这历史阶段中，人类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文化到宗教进程，在自然与科学之间，在逻辑与道德之间，在哲学与神学之上都出现了许许多多概念上的转化与实质性的变革。
第二次飞跃开始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呼唤宗教与科学的再度重合，这是第二次飞跃发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没有宗教精神指导的科学是盲目的，最终将呈现泛滥之势而不可收拾，事实上，这种泛滥之势已初现端倪（爱因斯坦等科学人物在思想上已呈现回归上帝的趋势）。
宗教是人类精神的皈依，是人类精神的家园，无可替代，也不可替代。宗教同时也是历史，是人类历史的精神侧面，是人类的精血，维系着人类物质躯壳的存续。历史的看，这精血中既产生了神灵，又产生了科学。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哥白尼太阳中心说之前，宗教与科学是重合的，两者的发展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精神上都在同一个框架下存在、发展。历史上虽然不断的出现唯心与唯物的哲学纷争，但那终究是纯理性范围的争论，没有使自然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似乎唯物更倾向于科学，唯心更倾向于宗教，但只是倾向而已。
在人类宗教的发展史上，宗教精神一直是种学发展的引路灯与助推器。人类对于宗教历史与宗教现象的思考，不断的引领人类向着科学探索。宗教的发展最初借助的是自然力，由于人类认知水平的浅陋而对自然现象的无法解析，为宗教提供了神秘力量的来源，但是这种“神秘”的维系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随着各种“神秘”现象的不断重复，人为的“神秘”难免会出现纰漏，自然的“神秘”越来越引发人类的思考，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与人类认知水平提高的交互作用，许多自然的神秘现象被解析了。这种解析事实上是对宗教的一种批判和揭发，可是为什么那时的批判与揭发没有引出科学与宗教的根本对立与分道扬镳呢？
首先，当时的认知水平虽然解析了一些神秘现象，但并不能解析宇宙生成，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宏观领域的大问题，而这些大问题恰恰是宗教的核心问题与起源的基础，所以宗教的基础没有动摇，宗教的“愤怒”也就没有达到十分强烈的程度。
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记载与宗教的传承文献中，让我们做一个浪漫的想象与推理，远古那些伟大的先知确实有足够的睿智，他们对于自己创造的神秘和自己借助的自然神力地被揭穿、被认知，并不是采取一味消极愤怒的态度，而是由此得到了警醒，意识到自身所维护的宗教体系还存在着许多的不完整、不缜密的地方。这种不完整或不缜密如果不及时地调整和补充修订，而是一味地遮盖，自己的精神地盘与宗教的传承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他们在一个个科学新发现的警醒中，以伟大的、睿智的胸襟与气魄，不断的完善发展了人类的宗教，以至于祂可以延续至今。由此，我们也深刻地看到，人类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遵循这种变化发展的规律，从确立到认知到修正调整后再确立、再被认知，这其中调整与修正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最伟大的态度。如果失去了或放弃了这种不断调整、修正、自我完善的态度与作风，人类将面临死亡。
正是由于这些伟大的先知的睿智与“容耐”，再加上人类对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强烈渴求，使得人类的科学得以在宗教的体系中萌芽、发展与传承。科学“孕育”于宗教之中，并非真正的脱胎于宗教，而只是一种重合的关系。之所以给人以“孕育”的假象，其中微妙的原因是因为先知们是最早归纳、掌握、传承人类知识的人，这就使得人类文化的发展成形最早起源于宗教，以及宗教人士。在古代社会，大部分生产劳动者对文化是默然的，他们不重视、不渴望文化。古代的农业生产把占社会绝大部分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思想局限在土地中，这样就使得他们在生产劳动中发现总结出的一些科学知识或经验难以形成系统或做理论上的归纳，所以理论归纳与形成系统的责任就落在了先知们的肩上。他们发现劳动者中被反复印证的规律，有些规律虽然与宗教原则相悖，但由于它合理的存在力量，逐渐被先知们接受了，并对宗教进行调整，与之调合。这样，宗教与科学的一度重合就诞生、发展起来了。
一度重合后的真正发展阶段是在奴隶社会与中世纪农业社会时期（原始社会中晚期是开始重合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宗教与科学平和发展的时期，它们之间绝少拼死的冲突，但同时也没有突破性、飞跃性的进展。这也是中世纪使我们感到沉闷的原因之一，即使在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异常活跃的奴隶社会，我们看到更多的也只是君王政权与宗教势力争夺权柄的斗争，无论是政权的分合与宗教教派的分立，都是形式上的交替与转换，在理论与精神实质上都未出现飞跃性的变革发展。
十六世纪，哥白尼提出的太阳中心说，以大量科学事实与合理推证重重撞击着当时宗教的基础理论“地心说”。这一伟大的学说开阔了人类的视野，使人类对于宇宙空间有了崭新的认识，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但同时由于它的确立将打碎几千年来宗教理论的基础，所以也就走上了和宗教根本对立的道路。这种根本对立的形成，枯竭了伟大先知们对科学性、物质性认知的想象力，也剥夺了他们在一度重合中享受的“科学权威”的权利。从此，人类的物质发展走上了逐步摆脱精神控制独立发展的五百年，而宗教也越来越向纯粹精神领域攀升。
事实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结果，曾经有一度，宗教离开了与科学性、物质性的合作发展，在纯粹形而上的层面上发展，就像一枝无土之花，虽然不失水性之润，但终难结果，几尽枯萎。而科学在摆脱了宗教桎梏之后，使得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出现了较之以往的跨越性进步，这一进步持续了五百年，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准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进步虽进步，但这种物质性的进步虽以它社会基础的优势地位取得了一段时间的发展成功，但空前发展中孕育的疯狂已彰显无疑。
我们看到二战以后，美国社会这个物质发展的领头羊，从政府到人民在追求物质、享受物质的时候，开始重新寻找宗教的归属感，宗教的社会地位在被冷落了几百年后，又显得日益重要起来。人们发现，随物质发展而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其难以控制、难以驾驭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人类缺乏了宗教的归属感，失去了自己精神家园的缘故。人类本身就是一种在物质条件支持下的精神动物，祂的精神性是使祂区别于所有其他物种的根本基础，失去了精神的人类成为真正的行尸走兽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所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呼唤宗教与科学的二度重合，宗教需要科学的支持使自己日臻完善，科学需要宗教的指引才能从日趋纷乱、几尽疯狂的发展状态中整合出一条科学的发展之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人类科学的科学整合是人类自身避免物质发展产生出的负面效应的恶性膨胀爆发而摧毁人类的唯一有效途径，更是人类向一个崭新的飞跃性发展时代飞升的唯一方法。
人类社会的发展呼唤宗教与科学的二度重合，但是否已经又一次重合了呢？还没有。第二次飞跃的发端是否要等待宗教与科学二度重合才开启呢？决不是。
第二次飞跃的发端起乎于人类信息产业的发展，随着人类科学的爆炸式发展以及成果被普遍的应用，人类广泛、及时、有效的信息交流成为可能。当我们惊呼地球成为一个村落的时候，事实上是信息交流的顺畅使我们目力、耳力正在无限的伸长，而“目力耳力的伸长”又使我们的感知力、认知力、想象力在迅速的增强，具体到社会应用中则是人类整合力的急剧提高。这种整合力力的提高为政治上的无下为公，为社会组织形式上的世界大同的可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更为人类超越物质时代的全面观念更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类只有在异常强力的整合基础上，才可能合理的运用自身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才不至使物质财富的两极分化（贫富）阻碍飞跃的进程。也只有在物质财富能够全面服务于大众的情态之下，才能促进人类精神世界的进一步整合。
人类精神世界的整合是第二次飞跃以后，人类超越物质发展时代而进入精神发展时代的一个重大的任务，所谓精神世界的整合决不是统而为一，它是充分彰显人类个性，又能保持社会整体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协调共生的状态，是逐渐消除人类精神世界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第二次飞跃发端之时，人类还没有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虽然社会财富总量已远远超过了供应地球全体人生存的数量，但由于巨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民族差异、国家隔阂、宗教纷争使得人类在物质生活上的两极状态越来越明显，成为人类物质发展时代后期的最主要矛盾。不突破这个瓶颈，第二次飞跃就只有发端之时，而不能完成“发端”的完整过程。
在第二次飞跃完整的发端过程中，人类将以科学为基础，以信息产业为链条，以海洋工程、遗传工程、基因工程、电子物流产业的高度发展为纽带，用物质财富的进一步扩大弥合贫穷落后的疮口。在物质高度发展的状态下，以经济组合为先导，逐步完成政治上的重新组合。由于物质财富的作用，也由于后工业时代出现的宗教弱化的趋势，人类将放弃无谓的宗教纷争，民族隔阂，统一在同一个“上帝”之下，为社会组织形式的高度整合时代提供精神思想上的条件。
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个过程中，贫富差距、地区差别、民族差异、国家隔阂、宗教纷争都在物质财富的作用下消退，这也是后物质发展时代，物质财富最辉煌的顶峰。在此之后，人类将真正进入崭新的精神发展时代。
在人类真正进入精神发展时代，也就是进入第二次飞跃的发展阶段之后，人类是不是就进入了天堂乐园，消弥了一切矛盾呢？决不是！
人类战胜了物质财富对自身的束缚，而并没有完成精神境界的发展，相反是进入了一个更急剧的精神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将出现的人类新的主要矛盾，是精神上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拥有极大精神财富，如远古的先知一般在精神上快乐的生活，他们将主导人类新的发展时代，领导人类走向新的辉煌。他们聪明、睿智，把握全部新观念的内涵与外延；他们有强烈的宗教归属感，肩负地球的责任，放眼宇宙的未来；他们倾其一生无私的为人类、地球、宇宙的发展而奋斗；他们引领人类进入了又一个伟大的英雄时代。而另一部分人，他们在物质财富的充分享受中，越来越丧失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保障，满足于各种娱乐享受对自己感观的刺激；他们仅存的那一点人的精神已不成其为精神，只如行尸走兽一般，在那里做苟延残喘，而自己却全然不知。他们不会与“英雄”争权，因为那个时代的权利只是奉献的通行证，所以他们根本不屑去争，他们将越来越消沉、腐朽、没落，最终在向动物性退化一般的演变中逐渐消亡。在这个时代，同样有最广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是走向没落，还是进入先进，也就是说他们是堕入“贫穷”，还是跨入“富有”，取决于“英雄阶层”的引领和他们的自觉是否能被唤醒。我们期盼着能有更多的人成为精神时代中英雄阶层的富翁，推动人类、地球、宇宙的发展……
再远的预测我们不敢想象，也难以预料。历史的发展有它大的规律，更有影响它的关键的细小的变数。我们可以把握时代的脉搏，但不能预见每一个“细胞”的变化。
人类进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物质财富生产能力高度发达的后物质发展时代，却最终将摆脱物质财富的束缚而进入精神发展阶段，这是第二次飞跃最主要的标志。
由于机械力的发展，甚至机器人的普遍使用，在未来的社会中人类将会摆脱体力性的劳动，而只从事进一步的智能开发性劳动，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脑力劳动。这种脑力劳动对大脑需求的增强，势必促进人脑更进一步的发展，而身体四肢等其他的各种行动机能相对减弱，这是人类劳动形式转变（由体力劳动时代进入脑力劳动时代）带动生理机能转化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要理想化地以为体育锻炼、娱乐、半娱乐等等方式可以阻止人类除大脑以外其他机能的减退，因为社会的唯美观将出现新的走向，那就是向于智力，而厌恶体力，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缺乏审美的支持和现实功用的诱惑，体能锻炼将没有任何乐趣和意义。那时的人类将会认为只有大脑就足够了，而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愚蠢的。当然，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完成第二次飞跃发端阶段，进入发展阶段后逐步呈现的。我们之所以把它率先提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在下一步理解各种观念逐渐更新的过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这一发展趋向的伴生作用，从而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各种观念全面更新的深远意义和其更新的必然性。
在第二次飞跃的飞跃阶段（发端），人类从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化、世俗情感、社会整合等等方面，越来越打破以往的观念，冲破传统的界限，而相互融合，彼此印证。
我们在推翻以往旧观念时，也在努力寻求建立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新概念。这也使得在最初的“打破阶段”，出现一种貌似混乱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待它，就会发现这种混乱是暂时的，是必然的。
我们人类以往从未经受过如此强烈的，如此全面的精神变革。因为一切构成人类精神的现象都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变革的最大特点是广泛的包容性，每一学科，每一领域，每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想一囊而括人类的所有精神概念，而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秩序体，这个秩序体是它们各自想象的人类社会的新秩序。
在这种发展状态中，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任其发展是危险的，任何一个学科门类一统天下是幼稚而不现实的。人类必须给自己即将到来的精神发展时代，一个科学完整的新秩序，才能使人类真正进入精神发展时代。而这个新秩序应该是以人类理性为基础，以集聚整合力的哲学思想为统领，带动其它门类共同建立的一种人类大社会科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哲学的统领地位将被重新确立，而不是如当今时代各门类逐鹿，争霸问鼎纷争不堪。我们预见这种发展方向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因为只有哲学才能最透彻、最权威的代表人类理性，而它带动其它科学的发展与飞升又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实质内容，也是人类精神发展时代的最高发展阶段，人类进入自由王国将是人类遨游于宇宙空间，最终顺应其发展的开端。
第二次飞跃以后，由于大规模统计、计算、分类、分析、整合资料的能力已达到空前的速度和相当的准确率，且由于世界经济共同体的成熟完善，使得世界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成为可能。世界政治的重新组合也为这一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并同时向着全面整合方向发展。
二十世纪苏、中在并不富裕的社会财富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使得计划经济这一马克思论证的社会主义标志性的经济体制得到了初步的尝试。苏虽然在科技开发、军工生产、物资调配等方面体现出了一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优越性，但由于获取信息资料的不完整性，缺乏时效性，更由于分析处理，整合资料的能力水平较低，使得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出的还是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破坏和阻碍，中国建国之初无论是从文化背景、生产力水平，社会财富的状况都比苏基础更为薄弱，更为落后，对于向现代化发展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设想的适应力更差，虽然苏中两国领导人后来意识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财富积累不足，对全面施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构成了强大的阻力，但苏中分别由于列宁之后新经济政策的停止与中国建国后的实际情况，都没能做出决定意义的调整。所有这些使得计划经济体制在许多东西方人的思想上蒙上了阴影，尤其是在众多普通大众心理产生了不理解。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因为一种经济体制的诞生与发展、存在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符合相当的客观规律性，任何一种政治上的尝试，无论它成功与否都不能决定经济规律，这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孰先孰后，谁决定谁的社会自然法则问题，不是人力可以擅变的。
在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中，社会主义要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当然亦应如此。马克思曾深刻地阐述无产阶级不是要建立什么，而是要把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的，被资本主义压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从而更好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所以说，计划经济体制在苏中两国的两次尝试，不是主义的问题更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它只是人为超越历史发展时期改造经济体制的结果。而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并能把握好这一历史契机，那么人类就会向着自己更高的生存层面发展。
也有人悲观地担心人类的“愚蠢”可能会错过发展时机，更可能由于人类的疯狂导致物质成果的毁灭，现代科技让人类随时面临崩溃或大踏步倒退，甚至回归原始的危险。但我们不能以一系列的假想和可能来判断历史的发展，预测人类的未来，概率极小，破坏性极强的事件固然可以减慢人类发展的进程，但不能阻断人类进步的历程。只要我们冷静地站在时代的潮头，深深的回眸人类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火药的诞生，还是飞机、大炮的出现，无论哪一次人类的重大进步给人类自身带来的惊异和恐惧都是空前的。虽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的发展与以往不同，它更全面、更深刻，更具立体性，但我们应该坚信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人类能够经受瘟疫的肆虐，炮火的洗礼，同样可以在只有可能没有必然的核战中站立起来，谋求更新更高的发展。我们应该乐观的坚信物质不灭，放眼宇宙，奋力去争取做宇宙发展的助力者。
从计划经济体制谈到人类在宇宙中的命运似乎离题太远，其实不然。因为在这人类历史发展经历第二次飞跃的关键深刻，如果不能正确地预见人类发展的未来，那么对现代科技成果的恐惧对曾经有过的所谓计划经济体制的不确信，就会让人们，尤其是东方的人们失去对计划经济这一美好的伟大时代等待的耐心。
人类的悲观总是源自以往的失败，源自对未来的迷茫，而源自失败与迷茫的悲观又将消弥人类自身的力量。一个缺乏力量的物种是不能把握任何历史规律的，无论这种规律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
最终决定计划经济体制在人类社会成功的因素有两个：人类的财富和人类的精神。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但我坚信它们最终的统一。
我们在这里为什么用产品，而不用产物，这是因为第二次飞跃以后人脑形成一个自然的生产机器，它产生各种思想意识。人脑的所有产物包含许多杂乱无章、琐碎繁复的东西，这一点从二十世纪初詹姆斯。乔伊斯用意识流派的笔法为我们勾勒人类思想状态开始，已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产品脱胎于产物，它是经过人类理性整理、加工、检查的能够正常服务于社会生产、人类生活的合格品。当然也有残次品，但那终究是非主流的，且有相当的残次品是会被人类发现拣出的。
人类在完成第二次飞跃以后，物质生产能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机器化大生产已全面推向人类物质生产的各个产业，机器人将代替人类从事具体的操作劳动，它们可以自己生产自己，从而使人类真正摆脱具体的劳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人类第二个奴隶社会发展时代，机器人沦为“奴隶”，人是“奴隶”的主人。财富的概念与标准全面转换。
人类以往物质时代发展的几千年，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以物质资料提供的生产要素决定的，以前所有的科学进步都没能把人从物质资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所有的科学技术的应用都要依赖于物质资料的发现与使用，才能显示它对现实社会作用的真正意义。
人类只有在进入精神发展时代才彻底摆脱了物质资料的束缚，把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降至纯粹机器生产的地位，成为第二个“自然界”。
那时，人类的精神将主宰一切，精神产品（方案、信息交流、整合力等）将成为社会生产的最基本要素。人类将从对两个自然界的不断改造中推进自身的发展，从而向更高的目标－真正地融入宇宙生命进军。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个作用于人类社会发展，一个作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而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又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具有相当的反作用力，从而影响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整体水平的提高和进步。
在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以后，我们发现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对自身社会发展的调控整合能力的增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作用力正在不断增强，大有占据主导地位之势，且这种趋势在第二次飞跃中越来越突显出来。
当人类完成第二次飞跃，进入精神发展时代时，他们将最终实现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次螺旋式的上升，在经历了一个螺旋之后，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将占据经济基础与生产力的社会理论基础地位，成为人类精神发展时代的发展基础，而在它们过去的定位线上旋升－个定位点的位置，将由比现实宗教更加科学的宗教——“人类精神”来对它们实施反作用力与引领作用。
这一旋升在第二次飞跃中是伟大而卓越的，这一全新概念的形成是人类精神时代发展的理论基础，而这其中“第二自然界”的形成将决定旋升的彻底完成。
人类在完成第二次飞跃，进入精神发展时代以后，人类对机器智能化的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但普通的生产机器高度智能化，而且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可以使机器人完成机器操作生产的全过程，甚至连机器人本身的制造生产也由机器人独立制造完成，从机器人的生产到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所有物质产品都已形成了一个自动的生产链条和全面的生产系统。这个生产系统由于它高度的自动化，以及它对物质产品生产的全面覆盖力，形成了一个自主新陈代谢的社会物质层面，几近于自然界的自然生存繁衍，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第二个自然界。第二个自然界的形成是人类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结果，它使人类彻底摆脱了物质产品生产的束缚，把人从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人类的职业选择将只在脑力劳动与精神劳动的范畴进行，如从事理论研究，探索宇宙空间，从事神职工作等等，人类的生活内容将由脑力劳动和体育、休闲娱乐组成。当然，我们讲第二个自然界的“自然”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它并不是真的自然，而是在人类的掌控之下，它的生产、消耗等“代谢”活动是根据人类的需要进行的。这个社会物质层面的构成是机器人。它有些近似于人类奴隶社会中奴隶，手持生产工具，面向自然为他们的主人生产积累财富。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代称为人类精神发展时代中的机器“奴隶”社会时期。
在人类物质发展时代的奴隶社会中，奴隶的生产劳动曾经助长了奴隶主人性中存在的惰性，而奴隶主阶层惰性的增强，又铸成了他们对社会的发展不再有睿智的进取精神。同时也由于对奴隶的长期机械性役使，使得奴隶主阶层逐渐丧失了对奴隶阶层的人文关怀、情感体验的兴趣，从而使得两个阶层的情感对立增强，加之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最终使得这种生产关系走向没落。在这个没落过程中，奴隶主阶层－部分在堕落与奢侈中走向衰亡，一部分在社会发展的动力推动下接受了新思想，继续承载人类社会发展的使命。
我们不必担心“机器奴隶社会”会重复奴隶社会没落的悲剧，人类这一“奴隶社会”时期与彼奴隶社会时期大不相同。在上个奴隶社会时期，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还极为低下，人脑理性思维的开发还有相当的局限性。因此，人类理性对惰性的抵御能力还远远不够，剥削与奴役铸成悲剧是再所难免的。“机器奴隶社会”则与此完全不同，机器人能够高度智能化，而难以高度情感化（起码情感化的历程要相当漫长），人脑的理性思维能力已得到空前的开发与发展，人类处于脑力劳动社会的社会状态，使得人类以往的生产生活概念全面更新，从而影响人类以往的“食、色性也”的人性构成，人类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推使人类向宇宙空间进军，人类宗教与科学的二度重合，都将催成人类形成不断创新的精神追求，告别以往的错误。
人类理性的发展将使人类摆脱盛衰没落的悲剧，在发展中及时变革，在变革中谋求发展，从而加速开发宇宙空间，走向自身永久强盛的道路。
现代人类研制的“深蓝电脑”大有超越人脑之势，但人脑的进化也正处在量的积累过程中，究竟电脑与人脑谁发展的更快、智商更高，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我们坚信人类的智能终将是世界命运的主导者。
继佛洛依德之后世界又一位著名的心理分析家、社会哲学家弗洛姆，在进行大量的观察、研究，并参考了许多科学实验成果后得出如下结论：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他（指人类）的社会环境虽然有益于人的智性与科技的发展，却有害于人类天生的潜能。环境因素对人格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这些因素对头脑的成长有直接的影响。正是由于环境对人脑作用的这种结果，使得人类天性中的潜能越来越衰微，从而最终走向消亡。
以“食色”这－东西方哲人、科学家都认可的人性两大基本特质来讲，当今社会食品业、餐饮业、色情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似乎使这两大人性的彰显达到了空前鼎盛的时期。然而事实上，我们根据事物发展波浪式前进，盛极则衰的历史规律性来看，“食色”属于支持人类物质发展时代的人性特质，可以断言，它也必将随着人类物质发展时代的结束而同步没落。
面对人类食色之性的高度彰显，我们以理性的目光审视之，会发现它将退出人性舞出的必然性。人类智能越发达，对食品的需求越理性，越来越倾向于营养量的追求，越来越摒弃以往奢华的形式，向实用性发展。同时，人脑在环境作用下的进化，将越来越于适用于智能理性的发展需要，从而淡化对性的追求。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比方说在我们运用头脑进行高度集中理论思考时，性对我们的诱惑几乎是不起作用的，你会以一种理性的冷静，默然视之。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类生存繁衍形式的变化：由于人类生物基因工程的高度发达，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克隆技术已能更科学的为人类的繁衍提供更优质的子孙，使人类的性欲转移成为可能。我们讲食与色的消亡，严格的讲应该是一种转化。食欲催生人的占有欲，性欲导出人类爱的热情。而在人类理性高度发展以后，人的占有欲将催成人类向宇宙空间进军，把控宇宙的雄心。人类的性欲将催生人类泛爱的热情——从爱自然到爱宇宙，从爱异性到一切生命。
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发现：当我们察看个人与群体行为时，食色的满足只构成人类动机的一小部分，人大部分的动机是他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热情。而我们可以轻松地推证出“食色是人本性中的根本”这一结论，因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人类热情是由“食色”派生的。
在人类进入精神发展时代后，“食色”的作用弱化消遁，人类的热情成为人性中的主导因素。当然，这其中合理的热情与不合理的热情同时存在，害生的不合理的热情也会由于理性的蔽荫不够而滋生，爱、关切、团结、自由、追求真理与自恋、妒忌和野心的斗争将长期进行，它将贯穿人类精神发展时代的全过程，直至人类取得理性胜利向更高的发展层面迈进为止。
再远的未来我们不敢奢谈，更难以展望，强作“上帝”只会是愚蠢而可笑的。以我们今天的陋见凭眺第二次飞跃后的人类精神发展时代的图景已显唐突，但我们敢保证我们的凭眺是认真的，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我们相信以人类天生的灵性——可以预见未来……
在第二次飞跃中，人类的娱乐形式也将发生许许多多的改变，而赌博这一源自原始卜筮的自古娱乐将会被延续下去，只是赌博的形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在人类的物质发展时代达到鼎盛时，各种牌类已成为了最主面的赌博形式，无论是吉普赛的扑克牌，还是中国的麻将牌，都以其千变万化的牌艺形式赢得了亿万赌徒，几近发展的顶峰，而这也正预示着它的没落。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高科技手段进入牌艺世界，许许多多以往的以牌艺为基础的赌博形式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因为“出千”（做鬼）已变得防不胜防，人们对赌博的公平性越来越不信任，所以由不信任到最终放弃这种赌博形式，而选择其它形式来满足人类的嗜赌心理是必然的趋势，更由于人脑在环境作用下的不断开发进化，使得人类必将越来越厌恶这种低俗的娱乐形式，而去崇尚高智能的博弈较量。
高智能的博弈较量将为新的赌博形式提供发明的土壤，能够保证基本公平的高智能的赌博形式将由此诞生，并由于它的适时性而迅速在全世界得以传播，成为人类精神发展时代的一种主要的娱乐消遣。
我们不能断言它的名称，也不敢妄设它的形式，但我们敢于推断牌艺世界的没落，它的必然诞生。相信，历史会给以最好的证明。
同命运的斗争改变了一个人对人生各方面的看法，因此只有生、死和存在等主要问题才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其他一切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简·霍金《霍金传》
人类的本性是原始的的动物性，一切人类社会认为善良的品格都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依据大自然的生存法则时无可厚非，它是顺从于自然，为自然界的总量平衡而存在的，今天的人类之所以对那些人类自身的本性反映产生排斥、否定、厌恶的作法，是因为我们把这种本性放错了位置，而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认识标准来评判“本性完全暴露的生存时代“（原始时代）的是非功过，如果一定要评价，就必须把它放置在历史的位置去审视，才能做出公正、客观、历史的评判，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人类认知方式的伟贡献。
人类的本性具有相当的趋同性，在社会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本性是同质的。在社会化之前，人类的许多本性是总体相同，缺乏个性的区别，直到现今社会，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中，人类的本性反映一直没有出现“离祖”的现象，至多只是个别“返祖”现象的出现。而现今社会化中的人与人的区别，是个性的区别，不是本性的区别，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地形成，发展的。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个性化越来越隐藏本性，但仍然是依据本性的个性化。我们看到，现代社会中，人的任何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脱胎于原始的本性，无其它本源。具体在昆德拉在《本性》中描述的两性之间的相互认识，更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原始社会后期以来），有爱产生的结果。这时候，两性之间的认识才脱胎于出自动物本能的雌雄依恋，而产生了真正人的感情，这种感情发展的过程与人类社会化发展过程是同步的，越来越貌似超脱了人的本性，正像佛洛依德的三我化分（本我、自我、超我），使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人类越来越呈现自我（个性鲜明）的现代特征。
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我们依据原始社会自然状态完成一次螺旋式上升是人类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预见人类的个性化发展，在经历了漫长的文明过程之后，必将有一次再度走向同质，也就是貌似回归原始人性同质化状态的一次升华，人类这种升华后的本性趋同性，必将促使人类最终进入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第二次飞跃后的时代）。这个文明时代，是超越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时代，也就是在人类“物质趋同性”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文明，当然，人类社会在后物质时代形成的第二次人性的趋同性，必须依赖大量的社会物质产品，在大量的社会物质产品满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需要（起码是总量满足），人类进入“物质安全时代”以后，人类的精神时代才有了发展的基础，才真正叩开了精神时代的发展之门，与之相符的，也只有在人类的精神代中，被人类社会忽视的物质性，才会更加趋于同质，而隐蔽起它们日渐微小、不再重要的差别，这种差别会被精神现象产品的海洋淹没，但依然是人类发展的潜在动力。这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发现物质的“潜意识性”，这将是一次完整的螺旋式上升，物质存在与思维意识在一个旋圈中交升了自己的作用位置。新物质存在 —人类的“思维意识产品”取代原有物质存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旧物质存在潜存于新物质存在的深处，以固其本。
有神论和无神论应该同样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分别适用了人类社会的不同领域，一个是倾向于情感、精神的慰籍，一个是倾向于理性的科学，都为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历史地看，宗教神学也是对远古的一种追忆与联系，它是人类情感（包括认知情感）发展的见证。人类需要它对感情、精神进行调整和引领，理性的科学虽然也有引领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功效，但那需要起码几十年的后天教化，而人类对宗教神灵的归属感，由于它的历史性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先天的亲和力。作为现代人类，处在第二次飞跃的历史关头，宗教与科学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应该再去做那些无谓的争论，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宗教的看待理性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两者在人类不同层面的共同作用，必将推动人类社会的飞跃性发展，走向更高的进步。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无论是阶级斗争学说，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这些明显都是人类社会化性格托衬下产生的社会学说所阐述的社会动因，都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因，而只是一些社会化的表面性状，真正支持人类社会发展的是存在于人类本能之中的生存欲望。
依据人类神经生理学的现代成果，我们已经发现在人类的神经生理运动中存在着利好选择的倾向，也就是说人在遇临各种事物时神经会做出本能的趋利避害的反应。我们不要用人的许多错误选择来否认这个科学的结论，因为人的错误（不利）选择事实上是社会化后天教化的结果。人的社会后天教化的不同决定了人选择能力的高低。即使人在选择错误的时候，神经上的利好选择并非不存在，而是被后天性格所掩盖，而深存于潜意识之中。这里要强调一下的是，神精生理上的“利好”选择，这个“好”是以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维护生存”而决定的，也就是说是利生的，还是害生的，是决定它的标准。这样，我们就看到人的生存欲望是推动人类生存发展的动因，这个推动力不但是性格上的，更是生理上的，而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则是由生存欲望而派生出的各种欲望体系推动的。
人的生存欲望存在于人的本能之中，由此而派生出的各种欲望体系主导着人的社会性格，在各种欲望作用下的人的社会性格的集合体强力作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由人的生存欲望最先派生出的欲望即是食、色，食欲与性欲最直接、最强力的体现着人类生存繁衍的欲望。食欲是个体的生存欲，性欲则是群体繁衍的种群生存欲。个体生存欲、种群生存欲，加之人类神经生理上的利好选择，使得人类懂得发展是个体、种群得以存续的最佳手段。
当发展的欲望作用于生产力，势必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而生产力的进步就要求管理生产与财富的秩序，以利更好的，更进一步的发展。由此，政治欲、法制欲、权力欲、财产占有欲、求知欲、享乐欲等等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初期的各种基本欲望产生了。这些基本欲望又派生出许多更为具体的，更具各时期特色的欲望，与之一起共同推动着人类物质文明时代的发展，最终催成了我们今天的文明与进步。
随着第二次飞跃时代的到来，社会发展的惯性越来越带动人的欲望体系的变革。食、色这两种基本欲望将越来越隐化，生存也不再是对人构成强烈刺激的问题，随着电子还原技术、克隆技术、分子排列、基因组合的科学成果的日益完善，将使人不再惧怕死亡，发展跃居于欲望体系的主导地位，发展欲将支持人类向宇宙空间迈进。由于发展欲地位的提升，它以下的欲望体系也将重新组合，生成新的欲望组，掌控欲、精神渴求欲、无限欲、圣神欲、自然欲等将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强力支柱。
和第二次飞跃以后许多社会基础概念的隐遁一样，人的生存欲望也将隐遁，但绝非消亡，而是深植于人的潜意识之中，在第二个自然界大环境的挤压之下成为新本能之本能，退隐深山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历史，永无复出之必要，发展欲成为人的本能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