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社会高速发展和科技进步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体育锻炼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由体育锻炼生发出的消费范畴并不局限于单纯的商品交易,人们通过消费实践获得身心状态改变和带有认同感的消费体验。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体育消费可以分为自目的性消费、辅助性消费和工具性消费三个类别。体育锻炼的具体行为深刻影响了消费的内容和种类。体育消费的类别因人而异,不同特质的青年表现出不同偏好。体育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互联网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体育锻炼;体育消费;自目的性消费;辅助性消费
大众体育的兴起，首先依托于消费社会的诞生。富余的闲暇时间与过剩的消费能力使得人们有机会从事到体育、旅游等文化休闲活动中，人们常说的“有闲有钱”正是对消费社会的形象描述。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消费革命催生了许多新兴的市场消费和消费者群体。以体育锻炼为载体的运动类消费的风靡体现了消费社会学范式的“实践”转向，使消费回归到生活的物质性和日常常规性[1]。近年来，随着体育锻炼被冠以先进的生活方式的标签，运动健身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尤其在青年群体中，这种身体活动已经不局限于“活动一下”，运动也要讲究专业性，健身也要有档次，一时间裹挟着各种专业知识的APP和网络达人、视频直播朴面而来。从什么样的身体是健康的，应该吃什么到什么运动锻炼哪块肌肉，运动周期和运动频率都有精心设计。体育锻炼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运动本身的目的，由此带来的运动消费也成为一项重要的体育产业。
体育锻炼与体育消费是一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不仅体现了运动者的主体性，也反映了消费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内容。事实上，青年的体育消费文化并非只属于青年群体，还成为社会流行趋势的风向标，并据此来建构个体身份。对于青年而言，消费的满足感是与自尊和自我实现相连的情感纽带，是创造自我认同和幸福感的一种呈现方式。因此，青年的体育消费不只是个体与市场之间的单向度关系，还蕴含着个体、群体、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多元关系。作为日常消费的一部分，青年在体育类别上的消费内容反映了惯习、认同感、阶层地位等特征。同时，作为青年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将青年的体育消费置于消费文化的整体视野之中，深入挖掘其兼具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的双重属性，才能更好地理解青年的行为和自我感知。这就需要在市场转型和消费变迁的背景中，重新审视个体、群体与体育消费市场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体育与消费社会的关系
西方社会将体育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划分为五个领域，社会阶层与体育、种族与体育、性别与体育、媒介与体育、全球化与体育[2]。其中社会阶层是理解体育的关键概念，布迪厄在《体育与社会阶层》中提出体育必须置于一定的“场域”中理解，并且与其他活动一样，是具有支配阶层的，有些体育项目是精英运动，体育参与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依赖于闲暇时间，经济与文化资本以及体育被附着的功能和意义[3]。因为人们处于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品味和文化资本，所以同一体育活动会被赋予不同的内在和外在意义[4]。随着体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研究者们也关注到体育参与对弱势群体的流动起到桥梁作用，成为他们向上流动的通道[5]，提升他们的自尊[6]，使他们获得更多社会资本[7]，并发展出积极的社会认同[8]。如何通过体育参与区分不同形式的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社会群体是体育社会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正如布迪厄所言，首先要为体育分析建立一个解释的情境，这为在消费社会中研究体育参与提供了理论依托。
早在上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重视体育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体育相关产业的消费额超过了直接的体育商品[9]。而体育消费始于对身体的研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分析了消费文化借助符号的力量，使身体成为生产符号的场所[10]。迈克·费瑟斯通则探究了身体在消费社会中如何作为自我被体验以及改造，认为消费的身体具有内外两重欲望，内在的身体需要物质享受，外在的身体需要美的展示，这两重欲望都需要消费来满足[11]。如今的消费社会也已经形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身体工业群，身体不再是一个空壳和一具皮囊，实质上它代表了对自我的关系认同，人们可以根据这种认同来判断其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换言之，身体就是看得见的自我，身体的外在形象严重影响着一个人的自信与意识[12]。体育参与是一种对身体的消费与形体的塑造—也是一种社会不同群体差异区分的依据之一[13]。参与某项体育运动的人凝聚的基础经常是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由此生发的情感，也如同认同的社会建构一样，是依照特定规则建构出来的产物，个人可对自身情感进行管理[14]。青年在体育参与中将自己的消费行为和过程嵌入在具体社会环境中，其自主性受到环境约束并在环境中不断适应和改善[1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研究了体育与社会的关系，身体消费与体育参与的区别与联系，并解释了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先天等级身份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消费成为人们构建身份认同的途径和工具。对于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消费无疑成为青年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来源，既可以为青年提供建构身份认同的手段和参照系，也可能加剧认同危机的产生。
2.青年群体的体育消费
青年的消费状况是洞察社会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有促进新消费方式的能力[16]，其当前的消费状况表达了他们想要成为某种角色期待的意愿[17]，是他们成为“自我”，区分“他者”，形成个体和群体认同建构的关键。
对于体育锻炼者来说，闲暇时间是稀缺资源，具有机会成本。同样，他们手中的钱也具有机会成本，把给定的钱用到了这里，就不能用到其他地方，消费者凭什么把时间和钱都用到健身上呢？近年来持续高温并有由大众参与走向专业化趋势的、以运动健身为主导的体育参与成为青年人热衷并为之乐此不疲地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消费领域，由此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例如，健身房、健身教练、体育器材、专业服饰、可穿戴设备，甚至还有功能饮料、营养餐等。
在消费社会里体育健身属于参与型消费[18]。进一步的细分发现体育消费的类别由于直接消费对象的差异还可以形成三个子类别。第一，用于自身身体健康的消费，我们称之为自目的性消费。“自目的性”指的是行动的目标就是行动自身，换言之，自目的性的活动指的是那些主要追求内在回报而非外在回报的活动[19]。体育锻炼最大的功能就是维系和增强个体身体机能，保持健康状态，以此为目的所参与的体育项目、培训课程的消费是自目的性消费的具体体现。第二，把体育作为一种爱好，为此付出的消费，我们称之为辅助性消费。因为其不直接与身体机能发生关系，其消费对象是自己的兴趣爱好。第三，用于支持体育锻炼必需的运动工具，比如服装、鞋、运动装备等，我们称之为工具性消费。消费工具的可供性对消费形式有显着影响，可以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性，降低消费门槛，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1]。根据体育消费对象差异划分出不同的消费类型，可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打下基础。
3.体育锻炼的中国现状
体育锻炼行为是指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利用闲暇时间，采用体育的手段和方法，为谋求身体健康或达到其他某种目的而进行的身体活动[21]。研究表明体育锻炼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有效提升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增加个体收入，为社交创造条件[22]。居住区域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体育锻炼行为，具有相似社会阶层、价值认识和消费行为的居民在体育锻炼行为上存在相似性[23]。一项针对广州市社区居民的调查显示，以健身为目的的体育锻炼行为最多，小球类项目、快步走、慢跑的体育参与率最高，健身房和小区广场是人们最常去的体育场所，体育消费水平与收入存在相关性，在对体育重要性的认识上存在阶层差异[24]。就大学生而言，广州的经验调查表明大学生体育活动等级处于中低等水平，运动强度小、时间短、频率低、运动量少，男生体育活动等级明显高于女生[25]。以上研究表明，体育锻炼不仅在促进人的身体健康发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个人实现阶层跨越提供巨大推动力。持续升温的体育健身在对身体进行规训的同时，也形成了消费分层，并产生相应的个体和群体认同感，人们在网状的社会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青年体育锻炼的现状进行深描，并将与体育锻炼相关的身体活动行为、对体育锻炼的态度认知，以及青年的个人特质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其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作用，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消费社会的丰富意涵。
三、调查数据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持的“青少年体育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课题的问卷调查。该调查在北京、上海、安徽、山东、湖北、福建、广东、重庆、云南和青海10个省市进行，采用规模等比（PPS）的多段随机方法抽取调研学校，并按照随机抽样原则获取学生样本，最终获得中小学生样本7651份，大学生样本6613份。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大学生样本。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青年的体育消费。在调查设计中，要求受访者根据不同的类别估算了自己的消费档次，从低到高依次为无消费，500元以下，501～1000元，1001～1500元，1501～2000元，2001～2500元，2501～3000元，3001～4000元，4000元以上，并分别赋值1～9分。体育消费共设计了8道题目，为了了解受访者体育锻炼情况与体育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8个调查题目的结果进行了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从表1中可以清楚看出，8个题目分成了三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受访者购买付费课程、体育培训、体育活动和体育器材的消费，我们称之为“自目的性消费”。第二个因子包括受访者参加一些体育赛事、观看体育比赛和租赁场地或器械的消费，我们称之为“辅助性消费”。第三个因子包括受访者购买运动服饰和运动鞋等的消费，可以称之为“工具性消费”。为了便于在回归模型中更为直观分析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我们运用公式把这三个因子转化为0～100的分值，作为多元回归模型的因变量[26]。
表1：青年体育消费状况的因子分析
身体活动：体育锻炼最核心的内涵是指身体活动，包括强度、频率和时间。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压力化生存成为广大青年在时间管理上的突出矛盾，闲暇时间是用来上网刷剧还是用来锻炼健身抑或是学习充电，每一项活动都有相应的机会成本。考察分配在身体活动上的时间安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青年身体活动的特征。本研究根据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特性将身体活动的测量界定为在常规体育课之外的体育锻炼行为，包括了每天锻炼的时间，坚持锻炼的时长（以年为计量单位），是否参加课外体育培训，以及是否利用运动类APP等问题。变量详细信息参见表2。
态度行为关系：体育锻炼的习惯养成与坚持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律性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本研究从“运动习惯”和“运动态度”两个维度对态度行为关系进行测量。首先，“运动习惯”是没有特定目的或意识的自发认知过程也有可能会解释的行为，对于经常从事身体活动的青少年而言，其参与身体活动的行为并非有意识决定的结果，而可能只是一种习惯的驱使或遇到了与参与身体活动相符的特定情境[27]。“运动态度”反映了行为执行的意向，反映了个人参与某项行为的意愿和对某项行为积极或消极结果的总体评价。因此，本研究根据问卷中“对以下体育锻炼行为和观点打分”的回答情况，通过因子分析构建了一个“态度行为关系”的变量，它折射出青年群体的体育锻炼习惯和态度。该题内容包括“我喜欢利用课余时间参与体育锻炼，我形成了规律的体育活动参与频率，我喜欢参与体育活动，我个人选择的课外体育活动能满足自身多元体育需求，我乐于付费参加课外体育培训”五个题目，答案分别为“1非常符合，2比较符合，3一般，4不太符合，5非常不符合”。这五个变量的KMO值为0.818,Bartlett's球形检验的结果小于0.001，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一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即“态度行为关系”因子。因子得分越高，说明运动积极性越高，表明运动自律性越好，态度越积极。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干扰，本研究将一组与受访者社会人口学特征有关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属性、就读阶段（分为大专、本科、研究生）。在大学生群体中，男性3782人，占57.2%，女性2831人，占42.8%。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比例分别为：18岁以下受访者占2.2%,18岁占29.2%,19岁占31.1%,20岁占19.0%,21岁占8.3%,21岁以上占10.4%。就读阶段为大专的比例为52.2%，本科为41.4%，研究生为6.4%。独生子女的比例为36.0%。家庭所在地为乡村的占比53.4%，县城为20.9%，县以上城市为25.6%。
在表3中，我们构建了三个模型。模型1考察了身体活动的诸项内容作为自变量对于自目的性消费的影响。根据前文所述，自目的性消费没有其他目标，就是对自我的消费，是个体投资于自身，出于身体和健康的需要。身体活动是体育锻炼的基础内涵，身体活动的时间、频率、强度均体现了个体对生物性身体的控制。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态度行为因子，该变量测量了个体体育锻炼的主观态度。模型3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三个模型的分析结果一致。每天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参加体育锻炼的延续性，以及是否参与专业性的培训对青年体育的自目的性消费都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那些每天积极锻炼并持久坚持的个体，以及受过一些专业培训的个体，相对于体育锻炼少的人而言，投资于自身的自目的性消费水平较高，前者可以称之为大众口中的“健身达人”，由此可见越是积极投身于体育锻炼的人越重视自我。在自目的性消费上，态度行为关系因子这一变量对消费水平没有太大的影响。从统计结果看，在控制变量中，就读阶段和家庭所在地两个变量对自目的性消费也有显着影响。也就是说，就读阶段越往上，自目的性的消费水平越高；家庭所在地越趋向于城市，自目的性的消费水平越高。
表3：青年体育自目的性消费的回归模型
辅助性消费并不是作用于个体自身的身体机能的，而是与体育锻炼相关的周边消费。可以是为某种体育爱好付出的消费，也可以是某项体育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表4中，我们同样构建了三个模型，在模型1中，同样是身体活动频率、时间、强度更高的个体对于辅助性消费的影响更大。在模型2中，态度行为关系因子的进入对辅助性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理解为对体育锻炼持积极态度的个体对体育周边的消费有正向影响作用。在模型3引入控制变量后，坚持参加体育锻炼的年限和态度行为关系不再显着，说明实际上这两个变量对辅助性消费没有影响，而是由控制变量的作用引起的。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就读阶段、家庭所在地和是否独生子女都对辅助性消费有显着影响。男性的辅助性消费更高；年龄越大、就读阶段越高，消费水平越高；家庭所在地越趋向于乡村，辅助性消费越多。我们的受访者为大学生，他们现在的生活地点为大城市，可以理解为从乡村走出来的学子们在大城市中可以把自己对于体育运动的热情释放出来，相对于原生地来说，大城市有更好的参与体育活动的物质条件，有利于辅助性消费的实现。独生子女的辅助性消费高于非独生子女，受访的大学生群体大多数为在校生，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原生家庭，辅助性消费相对于自目的性消费而言有一定奢侈性，因为是对爱好或者与自身身体机能相关性较弱的行为的投资，可以认为这是独生子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的优越条件，他们独享了家庭资源的供给。
表4：青年体育辅助性消费的回归模型
与前两类消费类型不同的是，工具性消费具有促进体育行为发生的作用。工具消费因子的两个变量分别为运动服饰和运动鞋。而这两种工具是常规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当它们与体育锻炼结合在一起时，则被赋予了更高的专业性内涵。工具的更新换代会带动体育行为绩效的提升，也会激发人们体育参与的积极性。特别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穿戴工具不仅具有装饰效果，还附加了许多专业性功能，例如防辐射、防晒、支撑肌肉、固定骨骼、运动排汗等。这就使得工具性消费的范畴更加广泛，不仅存在于专业的体育活动中，也在群众性体育锻炼中大量出现。在表5三个模型中，模型1显示的身体活动的特征均对体育工具性消费有显着影响。在模型2中，态度行为关系因子纳入方程后，其对工具性消费也形成显着影响，表明运动积极性越高的人用于工具性消费也越多。模型3加入了控制变量后，是否参加体育培训班对工具性消费的影响不再显着，说明这个变量对工具性消费没有影响，而是由控制变量的作用引起的。值得一提的是，与前两类消费类型不同，使用运动类APP这一变量检验显着，说明使用APP越频繁的个体进行工具性消费越多。运动类APP有鲜明的专业特色，不仅能够提供运动课程、计量个体运动特征、测评身体状态，还有用户互动区，运动用品售卖板块，甚至提供运动饮食搭配，更有食材一键加入购物车的功能。使用这类APP越多的人对它的依赖性就会越强，卷入度就会越高，工具性消费也就越多。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就读阶段、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几个变量都对工具性消费有显着影响。从分析结果来看，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工具性消费。通常来说男性比女性对体育锻炼更有积极性，在体能、力量、爆发力等身体条件上优于女性，对体育项目有更强适应性，这也促使男性在体育用品上有更多选择性，尤其在功能性的运动鞋和运动服上，因此工具性消费较高。就读阶段越高，所在地越趋向城市，工具性消费越多。就读阶段提升说明受教育程度提高，意味着个体对知识认知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改变，工具科技含量的提高是促进工具性消费提高的前提，知识认知能力的提升会对工具的高科技产生认同感，从而促进了消费的产生。城市相对于乡村有更多商品、更加开放并对新鲜事物有更强包容性，体育工具的发展是在有了一定闲暇时间和相对较好的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城市的工具性消费更高。对于独生子女在工具性消费上的较高水平的解释与前文所述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表5：青年体育工具性消费的回归模型
本研究基于青年体育锻炼的状况，探讨由此产生的体育消费问题。在当前社会高速发展和科技进步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体育锻炼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人们更加注重科学化、专业化的健身方法，讲求健身设备、着装与运动项目的适配性，更有一些体育爱好者关注专门的体育健身社区，仔细琢磨运动工具，在网络上检索各种测评报告，观看教学课程，其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参与体育锻炼的时候更加专业化和有意义，不是单纯的“到此一游”。以上种种行为都和消费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关联。在新形势下，由体育锻炼生发出的消费范畴不单纯局限于商品交易，人们通过消费实践获得身心状态改变和带有认同感的消费体验。通过对青年体育参与行为的数据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体育锻炼深刻影响了消费的内容和种类。体育锻炼是维系个体身心健康不可缺少的要素，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是多样的。个体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不同，对其消费的影响方向就会存在差异。有的是为了强身健体，有的是为了娱乐放松，还有的是为了提升外在形象，达到减肥健美的目的。不考虑个体差异，仅就体育锻炼行为本身而言，那些经常参与体育锻炼，注重专业性训练方法的个体在自目的性消费、辅助性消费和工具性消费几个维度都呈现较高的趋势，也就是说，体育消费的最强的影响因子在于身体活动行为。同时，对体育锻炼的主观态度也是影响其个体消费的重要影响因子。那些对体育运动感兴趣的人对辅助性消费和工具性消费有较强影响力，例如球迷，体育明星的粉丝，他们会喜欢观看球赛，去购买偶像的限量版体育用品，甚至打个飞的，只为给自己喜欢的团队/明星呐喊助威。对体育的喜好能够促使个体关注相关信息，并形成对周边产品的消费。
其次，体育消费的类别因人而异，不同特质的青年表现出不同偏好。通常来说，男性比女性在体育运动方面更有优势，但在自目的性体育消费方面，两者没有差异，在辅助性消费和工具性消费方面男性的消费水平更高。自目的性消费是为身体本身而进行的体育锻炼行为，只与个体的运动习惯、周期密切相关，性别在其中未能起到影响。辅助性消费和工具性消费受到性别上的影响更强，体育场馆被称为“男性文化中心”，男性参加各种体育比赛，许多体育运动都是男性创造并且是为男性服务的[28]。相应的，与体育锻炼相关的运动工具与男性的适配性也更高，所以，男性在辅助性消费和工具性消费方面表现出更高水平。除此之外，体育消费也存在一些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前者主要来源于社会变迁产生的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会流动、阶层地位等层面的差距。后者是一种文化资本的累积，本研究中的年龄差异是以青年的学业就读阶段来测量，年龄大意味着学业层次高，受教育年限长，掌握的文化资本更多。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看来能够增强和维持现有的阶级结构，消费品味与阶层地位密切相关，而消费品味的形成是通过教育系统习得的，尤其是高等教育[13]。体育消费作为大众消费的一个方面，也受到中产阶层消费文化的深刻影响[30]，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青年更加认同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消费方式上也逐渐向他们靠拢，体现出较高的体育消费水平。
最后，体育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互联网科技的影响。健身软件的风靡不仅形成一种新的身体规训机制，更是一种独特的消费实践[31]。本研究发现，健身APP使用频繁的个体尤其在工具性消费上表现出较高的消费水平。健身软件实现了个体不受特定空间限制又能接受“教练”指导的功能，让人们的碎片化时间得以利用，受到忙碌的上班族、学生族的青睐。在软件的协助下，使用者可以记录自己的运动规律、饮食状况、身体改观状况，很好检测健康，并允许使用者在软件内部的社区发帖、回帖、与他人形成互动。伴随而来的是使用者对健身软件的依赖，在大数据时代，个体在互联网上的使用习惯被记录，某一次感兴趣的物品在下一次浏览网页时就会被推送，人工智能通过算法掌握了个体偏好，人们在无形中被技术所控制。嵌入在健身软件中的商品迎合了使用者的需求，个体顺其自然地实现了这样那样的消费。
总的来说，在青年的体育消费问题上，我们需要探讨体育运动本身与消费的内在联系，而体育运动的内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专业化、竞技化的体育项目正在走入普通大众中，使人们有更多的渠道去体验专业运动员曾经参与而普通大众原本无法企及的项目，更多青年对多种多样的极限运动感兴趣，男性体验女性柔韧性的瑜伽、女性体验男性力量型的拳击，这在今天看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些互联网上的专门体育社区，给普通大众提供了了解专业信息的渠道，提供诸如运动鞋、羽毛球拍等体育工具的专业测评，让对此感兴趣的新手得到专业指导，增加了对体育项目的喜爱，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获得身临其境的使用体验，这是对传统的体育参与方式的变革。此外，体育消费也是区分身份、阶层的符号，是人们实现身份认同、提升获得感的渠道，这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借此洞察消费社会的变革，成为理解社会转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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