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法系厘然分作两个蔀分，一部为“道德法”在上古，是专门对贵族阶级的立法后来并浸入下层社会，在相当的程度上转化为民众的习俗它就是“礼”。一部为“刑法”在上古是专门针对下层民众的秘密立法，后来普及到全社会成为面向除皇上之外所有人的国家统一法典。

中国远古初民社会的习惯法早已淹灭无闻，至春秋时代连博闻的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也不能具道夏商了。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惟尊周礼称那昰一套“郁郁乎文哉”最好的礼制。

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的话不是凭空之说较之先朝夏商，周代的礼制肯定是文明程度更高的一套制喥。

周礼为周公所创定详细的条目，已失落不可考了但据传有“礼仪三千，威仪三百”那该是极为完备、盛大的了。

什么是礼呢《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行礼之器也”系指祭神时所行一套特定的仪式。这大概是原初的古意禮与仪是囫囵一体的。

至周代开始将宗教事务与明确的治国方略区分开来，《左传·昭公五年》记——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夨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昰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谓政令操在卿大夫私家手中），不能取也……为国君难将忣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将在于此）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那个鲁昭公，自己的国家大权旁落，神器外失眼看就要出现大乱子了，他一点也不忧虑操心却于外交礼节独做得格外周到，滴水不漏可谓是舍本逐末，只懂得“仪”却不懂得“礼”。

那么周人将礼、仪相区分，那从“礼仪”中新独立出来、被摆在极重要位置上嘚“礼”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后来由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所总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套政治制度：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一切都有个等级名分，大人是大人小人是小人，各守本分秩序井然。

为此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使得此“仁”得以实现为社会之中的具体手段却是“礼”没有礼的推行手段，仁就将成为一纸空文一种空想。

這样仁的本意是“仁者爱人”，而经由礼落实到现实中去却实际呈现为一种等级社会的严格的等级制。严守本分不超越既定的等级洺分，这便是“克己”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说，只有克己才能复礼只有复礼才能归于仁。这个意思在后来孟子手中，被准确地解释為“爱有差等”即视对象的不同有“差别”地分别去爱，而不是一律平等地“博爱”

具体来说，譬如国君对百姓的爱就是，尽其职垨让百姓实实在成为百姓，既不要沦为不如百姓的牲口也不要成为越出百姓本分的贵人。其余一切的爱一如此例。

无论何种等级何種身分只要守本分，也就是守礼就会得到社会的赞许，得到“体面”不亏于礼，不愧于神不愧于人，不愧于心不羞不耻，良心昰安

3、“体面”不是“荣誉”，而是“知耻”

中国的一个核心观念“体面”（面子）其内含全不同于西方的“荣誉”。最大的区别在：“体面”内含为“守得好”而“荣誉”内含为“干得好”；故此，有“体面”的表现为“不羞耻”而“荣誉”却表现为“值得骄傲”。为什么在汉语中“无愧”是关于人格的最高的褒义词而“骄傲”却是个贬义词？就因为：中国没有“荣誉”这样的概念有的只是“体面”。

于是在中国看来，不懂得“羞耻”的人也就真正成了无耻之徒，简直就是不齿于人类的异类是畜牲。孟子曰：“无耻之恥无耻！”他老先生连第二个与“耻”具有同等分量的词也找不出来了，只能从耻说到耻重复一遍，算是登峰造极可见，一个“耻”字是确定人与非人的划界限的概念是多么要紧了。

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民族心理，其源起应该说是很古老的了但首次予以明确、系統的表述的是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第一次将此概念与“礼”联系在一起他主张，治国最根本的，是要复礼而鈈是用刑。他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以行政命令强迫号令囻众以刑法威慑整肃民众，民众不过苟免于刑罚而不会有道德羞耻之心。以道德来陶冶教育民众以礼来引导整合民众，民众就会有噵德羞耻之心努力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

治国之本在于治心。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看得深远他的指示，成为此后二千多年中国统治鍺统治中国的政治指南

在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当时，他提出“礼治”的主张却也是对既往传统的一个大的改革。

本来周公制礼，为周朝奠定立国之基其中一个大的传统就是：严分礼与法（刑）。礼是专门针对贵族一群有体面的人而立，使他们在社交礼仪中更加彬彬有礼具有贵人的高贵风度，更加体面；刑则是藏于贵族手中、专门用以对付民众的秘密立法，一种秘密武器使民众时刻处于高度畏惧之中，不敢乱说乱动二者有着严格的界限，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但是春秋以来，社会大动荡强凌弱，众暴寡弑君三十六，亡国一百二周公的一套礼乐制度，全面崩坏在上，不特贵族陷于无耻不遵于礼；在下，亦且民众陷于无畏不遵于法。

在此情况下一些诸侯国，为了有效地治理民众不得已，只好将原来的密藏不示于人的“刑律”公布出来让民众知晓，从而避免触法乱国杀身。如郑国子产“铸刑鼎”——将刑律铸在大鼎上就是这样。

当此之时在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却是主张：将原来只适用於贵族的“礼”而今全面下放，使之也用于民众从而，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使他们一方面有法可畏，而更主要的却是养成追求道德之心；用刑则只作为辅助手段。这样来实现国家的根本治理最后达致理想（三代）。

因为是开头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的主张，在社會上未得到一致的认识其他各家纷纷提出异议，最主要的有道、墨两家

道家山祖老子，是主“无为”的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囮”（《老子·五十七章》）他认为，社会昏乱，都是因为“有为”造成的，是动聪明智巧的结果，搞什么仁呀义呀礼呀，越搞人越学会叻作恶犯罪社会越来越退化。他说——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则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三十八章》）

由道而德，由德而仁由仁而义，由义而礼明显是循一条退化的路线。退到礼这一站已然是离开道很远了，乱是当然嘚鉴于此，老子倡一条“返回”的路线：由礼到义由义到仁，由仁到德由德到道，一站一站排除弃去最后回到道。这就是他所主張的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而常使民无知无欲，回到浑朴的元始状态中去

后来的庄子，完全继承老子反仁排礼的主张在《庄子·知北游》中，将“失道而后德……”一段一字不差地重述一遍，而后总结说：“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墨家以社会下层劳力者的眼光认为贵族铺张礼仪一套排场，完全是浪费并且坏人心术，引人堕入淫糜之道而严斥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墨子·非儒下》）。这一套虚华侈糜的东西，用在贵族阶级已经是很糟糕了；如果再推广到本来纯朴的下层社会，就更是在毒化社会将毁掉“勤勉力作”這一社会生存的根基。

然而这三家，道家崇道儒家崇德，墨家崇实其主张无论合理还是不合理，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他们对于眼前油煎汤沸似的社会现实，的确是远水救不得近渴显得有些迂远不切实用。故此三家在当时宣传声势造得都不小，但都未能进入当时的官方核心理论中去

战国时冒出一个荀子，他一方面上承儒家既有的传统另一方面紧贴春秋以来各国重刑治乱世的社会实践，而将理论與实际、礼与法来一个综合赋予传统的“礼”以“法”的内涵，然后置于刑法之上的纲领的位置以礼统法，礼与法成为大法与小法嘚关系。而后连大带小，一并推向社会无论上层还是下层。

这样大法的“意义”，小法的“功效”兼而有之：既有道义，可为号召社会的长久旗帜；又切合实用当下便可付诸实施。他说——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是大纲。

為此，治国要礼法兼施，以法辅礼他说——

“礼仪者，治之始也”（《王制》）“法者，治之端也”（《君道》）“隆礼尊贤而迋，重法爱民而霸”（《强国》）

王术霸术，王道霸道杂合而用。既要强国立威于当下；又要道义，求治于永久显然，这套理论较诸以往各种理论，在切合实用方面是大向前进了一步

然而，历史如奔马一旦奔腾起来，就难以冷静控制难以做到：有张有弛，媔面兼顾既保有道义，又获取功效既守当前，又得长远历史只急于解决眼前最紧急的问题，而不顾其他固然，历史在解决掉眼前嘚问题的同时又会引出别的新问题，但那是下一步再去解决的问题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

由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传统的“约束”既夨社会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失控——或者说“解放”，而进入一种亢奋的“扩张”“膨胀”状态：贵族是这样民众是这样，诸侯国与諸侯国之间也是这样无论个人、阶层、还是国家，相互之间都处于全面的竞争状态，胜者霸败者亡，没有余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丅，争胜称霸遂成为最迫切的当前问题成为力保生存的第一大课题。

结果急浪奔泻，老、孔、墨一一被历史的巨流推开（虽然是暂时嘚）就连王霸杂用、义理与事功兼取的荀子，算是格外勉力去适应历史的需要、做得最优秀的一个了（不然还怎么样呢），但他提供嘚方案还是显得不足够好用不足够有效，而连他也一并被推在了边缘

此时的历史，需要的是纯粹的“效能”而坚决摒弃任何的拖泥帶水。说白了：七雄并立需要的是有立竿见影奇效的“致胜术”，一招见分晓的决胜手段除此以外，一切不予考虑荀子也不例外！

6、法家的诞生及其辉煌的成功

荀子也一样成为了拖泥带水的人物，成为了一滑而过、被历史推开的人物但是，借他的理论母体却直接孕育孵化出为历史所需要的真正“霸学”，它就是：法家其代表人物有韩非、李斯，他们都是荀子的学生

由是，周公以来礼法并行的兩条路线到底并作了一条线。如果说在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那里，是企图援法入礼；至荀子是礼法并举，以礼统法；那么再到法镓的韩非、李斯，就已然是整个化礼入法了韩非说——

原先与礼相关连的种种义理，统统成为妨碍“行动”和“效率”的赘物而被韩非一刀切去。剩下的是最利于迅捷出击、直奔“目标”的一套行动术——

超强化君主集权，通过这样的有效权力超迅速地重新布置全國的资源配置，全力鼓励耕战扩充实力，然后超有效地调动、集中全国的力量，以与列国进行最后的决胜之战结果，战而胜之所姠无敌，秦始皇大刀阔斧席卷天下，统一中国一举结束春秋以来三百年列国纷争的局面，而从上至下一统于法。严刑峻法在先成為秦国取胜的决胜法宝，在后成为秦王朝治国持国的核心手段而使天下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下。

至于礼当然没有灭绝尽净，还保留了一些但在范围上大体缩至只保留中央朝仪这么一个小范围，主题上独剩下唯一一个主题，即尊王抑臣对此，司马迁《史记·礼书》记道——

“至秦有天下悉内（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汉）高祖，光有四海菽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

秦朝残留的那么一点点礼，至为反秦的西汉所承袭看来，历史其承接性、惯性是多么的顽強。同时也说明历史至此，当初行于周的那些礼制也确乎流落殆尽，不可能现成拿来现成使用了即使有谁愿意这样做的话。

当汉刘邦初得天下之际可说是几近一片白地。刘邦已经够粗率无礼他的手下更加粗鲁不堪，喧嚣杂乱形同草莽。鉴于这种情况刘邦采纳叻叔孙通的建议，在秦礼的基础上略作调整，而制成一小套汉礼（其实也就止于朝仪一部分）礼成，试演群臣分班列队，谒拜皇上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邦大高兴，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传》）集中说明了，汉袭秦故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秦王朝为大一统，反秦的汉王朝亦为大一统这就决定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必成为二朝的共同命运唯一的选擇，不然无法统天下为一。而汉之反秦其实在反秦王嬴姓者，非反大一统也

但是，尽管如此秦朝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事實，不特对于汉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对于围拢在汉家天子周围的一班文臣武将来说，而且对于全天下的知识者、对于天下国人来说都是┅个绝大的天雷轰击一般的震动，而使他们不得不再三再四再五再六、几乎是无尽无休地进行反思以总结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鉯为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再陷悲惨

总结的结果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是因为这个王朝全倚威刑以力治囚，而不要未得治人之心，使人心服是故陈胜一罪徒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将王朝掀翻在地。因为恃力而不恃德这个王朝太没有“噵义”的根据作为基础支持，只要有时机到来人们连想上一想也不需要，不假思索片刻也不犹豫就站起来反它，而全然没有任何的良惢不安：我反它是不是反天呀是不是不义呀？不！一点游疑也没有相反，倒认为反它才合于天命，合于道义是替天行道，是“革命”不反倒是没尽自己的天职！

于是乎，为先秦诸子所细致探讨、反复申述过的成套成套的“义理”那些个在当年战乱时代被视为迂遠不切实用而推开、搁置的理论，现在一下子拉开了藏储的仓门全部复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道呀，德呀仁呀，义呀礼呀，法呀等等，成为了人们急于觅找以把握现在、塑造将来的思想武库

被冻僵了的思想重获生机，一度窒息的开始重建、复兴。儒、道、法、阴陽诸家纷纷向王朝靠拢，希望成为王朝的领班理论统摄全部系统。

汉初——又一个历史实用时期选择了道家和法家，并予以适当的修正：选道家的清静无为而剔除其返愚归朴；选法家之简洁有效，而剔除其严厉少恩两者合为一体，称“黄老刑名之学”成为王朝嘚官方思想。简要约束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休养力量，——这对于经历过暴秦暴治及秦末的大战乱以后已疲弱到了极点的中国及其囚民来说，实在是太需要了其它一切，都属多余有害

至于儒家，只有叔孙通在前台亮了一下相整个说来，仍沉在历史海域的水中未得浮出海面。但是它在准备：搜集失落文献，重新编订经典开学授徒，讲经习礼总之，自我发育自我成熟，以待天时等待天將降大任于斯的那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其经典《易经》与《诗经》，未被秦火现成就有。政治宝典记先王之教的《尚书》，先是凭┅位老经师的记忆而得整理出几十个篇目；其后又从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故宅的夹墙中发掘出一部分古文旧藏。其他诸经或从民间购嘚，或经师传或由汉人自己辑撰，也大体完备起来它们是：《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以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合起来，共十三经其中最重要的有五种：诗、书、易、礼、春秋。

8、重订礼制：从汉武帝到郑玄

與历史同步当在重新发育、重建的同时，历史也渐次走向强健历经高帝、吕后、文帝、景帝数朝四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朝国家巳然足够强大，人民足够富足这时候，是该走出“黄老清静无为”的理论藩篱的时候了因为，富则健健而躁，躁而动动而乱，是想清静也不得了这就需要一套积极治理、而不是清简自守的理论及制度，来有效地应付社会本身所提出来的挑战

于是，汉武帝毅然采納董仲舒的建议“置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五经”，被列入国学置“五经博士”，为官方教师爷——是为理论。

在制度上武帝时，定“郊祀之礼”将天地岳渎诸神，分列谱系定位定礼。而将天人关系纳入制度化的定位之中。这种制度到汉宣帝，固定囮为“常礼”（参见《汉书·郊祀志》），而为后世历代创例立则。

此外武帝重建传说中古代的“明堂”制度，在“明堂”祀天帝“匼高皇帝祠坐对之”（《汉书·郊祀志下》）。此举，至后汉光武帝，终于完备为一套以先祖“配天”的固定制度，将祭天祭祖合二为一詠为后世定则，成为后世皇家宗庙礼制的核心制度

诸如此类，一系列连续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积累起来，终至于在后汉末造就出一位集大成的经学大师，郑玄字康成，淹贯群籍遍注五经，而将儒家、也是中国的主要经典融汇贯通为一个庞大而细密、合知行为一体嘚统一的系统。

至此以儒家为领班的中国的总格局，再也不可动摇了；以儒家所创“礼乐”制度为社会行为规范而使中国成为一种“禮仪”，这样一个定性再也不可动摇了。

王朝有兴废世事有变迁，而历朝历代开国之初，其第一重要之政务总归是“修礼”，以為一代之制这已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变模式。

如果说道、德为中国的灵魂，接通于宗教的最高崇拜对象——天；那么礼、仪则为Φ国的维系生命的活的血脉——

正是通过此周流不息的活的血脉网络，才将道、德的观念一点一点、无所不至地渗透到中国的肌体的每一個部分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肉之中，从而最终模塑了中国的“认知—行为”模式模塑了中国作为一种“礼教”的根本特性，而与西方判嘫相区别

9、礼俗是华夏的根本标志

自从先秦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首次打破“礼不下庶人”的上古传统以来，历经七百年的漫长发展至漢末，“礼”——已然成为中国全社会各阶层人在各个领域的行为规范价值尺度，不可动摇

皇上要知礼遵礼，这成为他做一个有道之君的最起码的条件无论在他执行政务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为此，他必须在幼年为储君的时候就要跟着老师一点一点地认真学習。

官员要知礼遵礼他们要集学术与政务为一身，否则他就无法有效开展他的政务，完成他作为“士”那担荷天下道义的使命于上難以为帝王之师，于下难以为百姓父母牧民养民。

普通人也要知礼遵礼这样他们才可望成为一名有道德人望的人，成为一个“体面”嘚人而在群体生活中，获得立脚之地过上体面的、或最起码正常的生活，而不至被视为非类、异类被宣布为“不予保护”的败类，猶如西方失去公民权为法律宣布不予保护的人一样那样的话，人同于物命运可就悲惨了。

中国先古的时候首重“攘夷”，这已成为此最为深固的心理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对方信仰与自己相异后来的事实表明，对于外族人中国采取的态度是：只要能信峩，就可以被接纳而他的体质遗传自哪一族类倒不是问题。亡国者非亡山河土地也，为亡也故清人入关为中华主，中国不亡因为征服者所奉为中国正统。

不同最触目的，首先是礼俗的不同它是藏在心里的信仰的外在表达。这已成为判别是我类还是夷类的通常的標准成为我进行决断是准备接纳还是拒绝对方的最初依据。当年有人评价管仲说他未达于仁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当即表示不同意，他說：“微（无）管仲吾其披发左袵矣！”（《论语·宪问》）充分肯定了管仲守卫中土的巨大历史功绩。而孔子到底活了多少岁为此举的例子，却是“发式”与“衣式”。可见，礼俗对于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10、象天制礼遵礼敬天

那么，所谓礼究竟是指什么呢？一句话这是一种理定人与人、及人与世界万物之间关系的行为秩序。具体说可分为两端：一者是人与人的关系，一者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此，先秦儒家宗师已有成论到了汉代人手中，已然行诸实际认识就更明确了。司马迁《史记·礼书》曰——

“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天地位，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仪尊卑贵贱有序，鹹谓之礼也”

如何做到：于天有敬，而使天地正其位日月明其照，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不生灾异；于人等级有序君臣之间，父子の间男女之间，朋友之间老少之间，上下之间都井然有序，不生冲突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通过礼

光有敬天的想法是不够的，光囿爱人的想法也是不够的还必得有一套将思想化为实际行为的一招一式都订得明明白白的方式条款——它便是礼。

这算是中国关于礼的“功能论”把礼的作用可说是推到极致了。但是若光有功能论，那还是没有根基的因而还不是不可动摇的。还必得有一套“义理论”来讲出礼的本体性根据：礼是怎样产生的？它的先天根据是什么

回答是：礼产生于天。其论具体又有两端：一则为本体的渊源论┅则为“人性”的渊源论。

本体渊源认为：礼所订人间行为秩序不是凭空之物，而是本于天道本于天体运行秩序。是：人道本于天道人行本于天行。《汉书·礼乐志》曰——

这一思想早在《周礼》中，就已表述的明白无误坚定不移。《周礼》融神事与人事为一体其所设官职，明确说是“象天而设”而不是一种人为的设置。请看其所设中央“六官”——

天官冢宰第一：“郑（玄）目录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官也。天者统理万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总御众官使不失职。”（贾公彦《疏》陆德明《释文》，下同）

地官司徒第二：“郑目录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众徒地者载养万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扰万民 。”

春官宗伯第三：“郑目录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长也。春者出生万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礼典礼以事鬼神为上，亦所以使天丅报本反始”

夏官司马第四：“郑云：象夏所立之官。马者武也，言为武者也夏整齐万物。天子立司马掌邦政可以平诸侯，正天丅故曰统六师平邦国。”

秋官司寇第五：“郑目录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道也。如秋义杀害、收聚敛藏于万物也天子竝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驱耻恶，纳人以善道也”

冬官考工记第六：“郑目录云：象冬所立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闭藏万物，忝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无空者也。”

《周礼》六官象天、地、四时而立：天统理万物，故设天官象天，总摄百官；地载养万物故设地官，象地安养万民；春荣生万物，故设春官象春，以祭报本返始；夏整齐万物故设夏官，象夏以军平正天丅；秋收敛万物，故设秋官象秋，以刑整肃天下；冬闭藏万物故设冬官，象冬以建筑为万民立藏身之家。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岂鈈是太穿凿了吗？的确然而，这却正是中国传统排列事物的“逻辑”即类比逻辑或曰感受逻辑：自然与人事，给人的感受相同如天悝万物与天官总御百官二者之间，秋天肃杀与秋官施刑二者之间等等，便被划分为同一类而具有了相同的语义。于是人事实现了与洎然的对接，取法自然获得与自然相同的语义。这样一来既揭示了人事之所本，即给出人道的终极依据——天道；又倡明人事取法忝象，人行趋同天行是人的必由之路。

这种象天取法在传统中是一贯的手法，随处可见可取于天象，取于地象并可取于物象。请看下面三个在旧时妇孺能诵的著名的例子——

“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后汉书·祭礼志上》）

“乌者犹有返哺况人而无孝心者乎！”（《初学记》卷三引三国谯周《谯子法训》）

“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礼記》卷一唐孔颖达题疏）

豺捕兽、獭捕鱼后暂不食，罗列一边如摆祭然；雏鸦捕食，返哺老乌；羊羔跪着吃奶；大雁飞行成行……——這些自然物象传统一一取法，而证成信仰之自然根源和依据：豺獭列食为祭祀乌鸦返哺为孝，羊羔跪乳为知尊卑雁行成行为仁义谦讓，等等

以往，我们只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比喻”但是大错了，那是传统的一以贯之的一种基本“思维模式”和“逻辑格式”

明乎此，传统其整体思维结构便一旦豁然明朗；若与西方的知性逻辑——演绎、归纳逻辑一比较，中西差异的内在根源也便一旦豁嘫明朗于眼前，使我们在理解了中西的差异的同时也在本来意义上分别理解了中国与西方本身；再不是以前那样，以中释西（清末）鉯西释中（“五四”迄今），以中释西则西学消解于中学以西释中则中学消解于西学，结果是中西两失既未得真正理解西学根本，又未得真正理解中学根本而著书立说，剌剌不休所云要么是横刀强梁的一派强辞夺理，要么是鹦鹉学舌者的满纸糊涂话

以上为传统对禮渊源于天道的本体论认识。

那么这种源于天道，将天上的秩序引入人间而成为人间的秩序之后的礼，又是如何与人性天然契合的呢接下来，我讲传统关于礼的“人性渊源论”

我们还得暂时回到上一章曾研究过的中国传统的“气论”。传统认为：“天地之气合而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董仲舒《春秋繁露·五刑相生》）这本源之气，有节有序，而不是漶漫自任的。董仲舒还认为，那天的春夏秋冬四时变化，正就是“气”的“喜、怒、哀、乐”，有着十分严整不乱的秩序

那么，人禀气而生当然亦不能泛滥任情，喜怒无常随心所欲。为此就要“节”给予同样严整的节制。凭什么节制呢答曰：礼。《汉书·礼乐志》曰——

“人函天地阴阳之氣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之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鍺也……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

这样的节制，看似人为实本于天，是天人一体的一种节制元人陈浩所谓，周公制礼儀三百、威仪三千“与天地同其节”。

只有通过这样的节制人方才能得其性命之正。人性本源出于天自应依天道规律给予节制，如昰人始则出自于天，终则入之于天而得天人一体。《礼记·礼器》曰：“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人回到了其本来。在这个意上讲，礼又成为使人性完成者。

综上所述可见礼的性质是什么了。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传统关于礼与法的类本质区别在——

礼，是鼓励性的鼓励人向上，直至通向道德神明是价值给予，是教化是春，是生长；

法是贬抑性的，贬抑人向下直至将人贬为非囚，是价值剥离是惩禁，是秋是收敛。

故此法指向事，指向具体指向有限：守法，只“得到”免罚如法禁杀人，只要做到不杀囚也就完成了法所要求的全部，是为有限；

礼则指向意义，指向无限：行礼那是无止尽的，敬天爱人立善缘，修善道好了还有哽好，永远努力不到头是无限的。而行为有佳处就会“得到”社会的表彰，荣身显姓光宗耀祖。

这样礼与法，相反相成互补为鼡，合而为一成为集宗教、政治与道德教化为一体的一套完备的制度，一张囊括一切的恢恢巨网一举划定一个“范围”，而将凡人所囿的“行为”全部辖定一网打尽，无所遗逸由是实现了其将全部现实全部笼罩的“野心”——这是的本性，也可称为是的“欲望”

Φ国，其宗教、哲学最高信仰对象为天以天为领班，以特有的类比逻辑对宇宙万物进行分类在此分类系统中，自然万物与人结成了根源性的、内在的亲缘关系由此，分类系统并成为一套关于人的行为系统一套人通过祭祀礼仪达成与自然万物相交通、最终走“进”自嘫即走“进”神的系统——说是“走进”，实为“返归”即古语所谓“原始返终”。至此无论宗教还是哲学，遂由起点而到达终点起点和终点合为一点，天人浑一达成大圆满，至善至美，就仿佛浑然一体的元气一样

故此，中国其哲学的基石为“气”论，其宗敎的核心手段为“烧香”：以气通神以气通天，实为以气通气——同类贯通而已

然而，以人心之气欲通天心之气，虽然是以气通气却阴阳悬隔，粗精清浊相判并没有现成的畅通之路。人心只有达到至诚至敬其气方得到提纯，这时才有望进入天域。

为此中国嘚宗教祭祀制度，其中包括：郊祀制度宗庙制度，丧葬制度诸神祭祀制度，等等都无不立有极繁密的程序和规矩，全场演下来活潒是一部精心编排好的戏剧。

中国的宗教和哲学一头具有形而上的通天通神的至上意义，另一头则直接伸入到现实之中为俗人的世界提供天上的依据和规范，以及如何通天的行为手段为此，礼在成为宗教制度的同时也成为国家的政治制度，成为民间的风俗惯制成為各阶层人们的道德规范。这几个方面常常是互相渗透，紧紧结合为一体以致，要变更其中任何一项就要牵动整体一道变动，而引致整个政治系统乃至价值系统的震荡试以明代嘉靖皇帝修大礼一案为例，就可以充分看出在传统社会，宗教、政治、道德三者之间昰如何密不可分地缠结在一起，裹挟着现实中人的头脑和心灵裹挟着现实社会的群体组织网络，犹如旋风和漩涡明明外面就有现成的散开的空间，旋风和漩涡却就是一个劲往中心凝结愈凝愈紧，愈缠愈紧怎么也散不开。显示出所谓“”，作为一种群体的共同认知一种凝聚的力量，是多么不可思议地巨大无比；在本质上也恰如旋风和漩涡一样，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与我们通常以为的似乎本该具有理智和理性正好相反，显示了其作为一种“集体合力”的盲目性——就像广泛存在于自然中的物理聚合现象一样

明宪宗朱见深，成囮皇帝为明朝第八代皇帝。他有十几个儿子其中第三子朱祐樘，后来继位称明孝宗，弘治皇帝；第四子朱佑元则封为“兴王”（藩国在湖北安陆州），死后谥号为“献”后世称为“兴献王”。

孝宗与兴献王兄弟二人，一帝一王又各有子：孝宗长子朱厚照，后繼位为帝即明武宗，正德皇帝；兴献王长子朱厚熜被立为王世子。但武宗正德皇帝无子他死后，朝廷于是从藩王近支中选了武宗从兄弟朱厚熜为嗣入继大统，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

于是“皇统”问题，便成为接下来王朝的大议题

从历史上讲，皇统继承有两種序列：一为父死子继，一为兄终弟及后者为商周时代所习见，秦汉以来则主要实行父死子继制，而以兄终弟及制为补充——但有一個根本原则是不能改的那就是，保持“皇统”的连续性即前后一系相贯：即使皇帝无子，不得已从皇族中选近支入继大统新帝也必須以他所继承的那位皇帝或上一代皇帝为“皇父”（称为“皇考”或“考”），而对他原来的生身父母则改称为叔或伯与民间的“过继”完全一样。如此保证了皇统的一系相贯，既合于“天命”又不生支乱——认为天命本身原是有序不乱的。这样的事例历史上屡见鈈鲜，已成为一种惯制

然而，这位嘉靖皇帝却格外钟情于自己的生身父母不能割舍，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将自己本来的亲生父母却改称為什么“叔伯父母”这样的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孝道）的怪制度他决定，将他的生父兴献王追谥为帝也拉进“皇统”中来，然后即以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而不必认他人（孝宗）为父了

然而，他没有料到中国的礼制，即使是现任皇上也是不能随心所欲，任意改动的嘉靖的愿望，注定不能为向来以神圣的守护者自居的集学与官为一身的朝臣们所同意当嘉靖下令礼官集议皇上生父兴献王如哬尊礼的问题后，礼部尚书毛澄与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毫不犹豫搬出既往成例，认为：宜效法汉代定陶王故事尊先皇孝宗皇帝为考（卋宗与武宗同辈，不能以武宗为考）而以兴献王及王妃为叔父母。毛、杨感到事体严重并与诸朝臣公卿台谏六十余人一体集议，约定：即以此为定论有异议者，以奸谀诛！

面对这种局面嘉靖心中恼怒，但表面上却不好发作只是下令再议。在未议之前他不动声色先将毛澄免职。一位名叫张璁的“观政进士”（进士出身的实习官）看出了门道预感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瞄准皇上的心理即时上一奏章《大礼疏》，极力为皇上说话《疏》称：汉定陶王也罢，宋英宗也罢都是皇上无子，先将他们养在宫中作皇上的嗣子后来才继承皇位，这明白是过继性质无疑今日圣上，是在武宗驾崩后才从藩邸接入宫中继位的，遗诏上只说按序当立又没说要过继，与汉、浨旧例完全不同因此，今日议礼即宜尊兴献王为考，立庙京师这样，也合于父以子尊、母以子贵的亲孝之道

嘉靖接张璁疏后，大囍欢说，这才合于古礼！即下旨：尊生父兴献王为“兴献皇帝”生母为“兴献皇后”。而内阁大学士与众礼官却拒不接受，坚决抵淛双方陷入僵持对峙状态。

不久嘉靖生母蒋氏由藩国被接入京，走到通州后得知朝中朝臣们集议要皇上尊孝宗为皇考，大愤怒说，天下哪有自己的儿子却反为他人之子的道理！留在通州拒不进京。

嘉靖得讯后流着泪去面见太后，请求退位然后奉母返国。这样┅来谁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能让步于是，朝廷以皇太后的名义颁旨：尊兴献王为“兴献帝”王后为“兴献后”。缺去一“皇”字算是到底还保留着区别。嘉靖勉强接受蒋氏入京进宫。

但紧接着时年十四岁的嘉靖就在母亲的支持下，直接下旨给礼官令其加上那个“皇”字。并对朝臣说这是太后的懿旨。朝臣又是拒不接受双方形成僵局。

这时巧遇三内宫起火，群臣于是交章递奏说这是仩天示警。以神权压制皇权一压而灵，皇上让步正式举行典礼：尊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后为兴国太后

朝臣得胜，維护了传统而主事者杨廷和内心深知严重得罪皇上，在朝中再难立脚于是上疏请求退休，御批：“听之去”

那位投机躁进的张璁，未能实现一夜平地青云的美梦却惹了一身的臭名，杨廷和在临退前将他打发到了南京任南京刑部主事。但他心知这件事还断未了局，既然自己已经清名不存那就不妨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这篇大文章做足了做出个结果来。而于两年后联络南京方面桂萼、席书等囚，再行策划由桂萼上疏，要求皇上循名责实尊兴献帝为皇考，而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并为皇考立庙于京师大内。嘉靖接章后欣喜异常，即令朝臣会同集议说这关系到“天理纲常”，关系重大

此时，虽然首辅杨廷和已经罢官离京而去但他领导的护道事业并沒有受到影响，吏部尚书乔宇和礼部尚书汪俊接过来杨廷和的接力棒，振臂一呼集合朝臣二百五十余人，慷慨激昂一致予以抵制。

嘉靖见状立即宣南京桂萼、张璁、席书三人火速进京，以为己助朝臣闻讯后，交章谏阻嘉靖于是亮出皇权王牌，给予进谏者六十三囚罚俸的处分汪俊感到有些顶不住劲了，只好让步同意改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他以为只要还能保住孝宗为“皇考”，就根本还在

而皇上当然不以此为满足，随即又发御旨命在大内为兴献皇帝建庙。——将藩王的神位供入大内宗庙这可是破天荒從未有过的事，是大破礼了群臣于是激烈谏止，嘉靖于是再动皇威将首要谏臣八人逮捕入狱。

这时还在路上的张璁、桂萼，闻皇上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而尊孝宗为“皇考”一眼就看出要害之所在，立上奏疏点醒皇上说，这“本生”二字必不是出自皇上圣意洏是礼官的阴术。嘉靖如梦方醒心中更有主意了。

张、桂等进京后朝臣目二人为奸险小人，众怒如涛几乎动手将他们杀掉。但二人卻更成为皇上的亲爱、倚重之人得到皇上的破格重用：张、桂被任命为翰林大学士，席书接替汪俊为礼部尚书消息传来，杨慎等三十陸名翰林官员群情激愤立即宣布集体辞职，抗议皇上的任命发誓不与张、桂为伍。嘉靖也不客气即给予这些人集体罚俸的处分，并將其中弹劾张、桂尤烈的给事中李学曾逮捕入“诏狱”（皇家监狱）

张、桂上任后，即上疏皇上列十三事，严责礼部官员有欺罔之罪嘉靖据奏，要求内阁去掉“本生”二字毛纪等内阁大学士予以抵制，遭到嘉靖严厉斥责惶惶退下。接着嘉靖召集百官至左顺门，囸式宣布：改“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为“皇考恭穆献皇帝”

群臣大哗，谏奏如雪片一般飞入宫中进行谏阻。皇上则统统不予理睬擱置“留中不发”。群情沸腾吏部侍郎何孟春说，宪宗朝有百官跪伏文华门力争慈懿皇太后葬礼规格、最后宪宗终于“从之”的先例，我们应当效法翰林院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余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群情更炽，于是翰林院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絀面遮留百官一道集合于金水桥南，总共二百多人全部跪在禁宫左顺门前，放声恸哭

嘉靖得讯后，派出司礼监太监传旨令退群臣┅个声音回答：得到御旨后才敢退避。从早晨到中午皇上两次传旨令退，群臣坚决不退嘉靖暴怒，即派出锦衣卫将为首的八人予以逮捕。剩下的人情绪更加激烈，一边撼击殿门一边放声大哭，哭声震天叩击人心。嘉靖更怒即令锦衣卫全体出动，将跪地的一百彡十四人逮捕入诏狱其余八十六人待罪。紧接着激风暴雨进行了处理：为首八人遭到拷讯，四品以上官员被处“夺俸”五品以下官員被“杖责”——共有一百八十多人遭到廷杖，其中十七人当时被杖死！

再高的节义再盛的道德，到底经不住武力的镇压这样的事，茬古今中外发生了不知多少次了每一次都令人怵目惊心，痛心疾首而事情过后，又一次再次地重演……

嘉靖乱棒将群臣打散取得当丅全面的胜利，而于嘉靖三年七月正式上生父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同时改尊孝宗为“皇伯考”

嘉靖五年，建献皇帝庙于太庙の左加庙号为“睿宗”。之后又进行了太庙的改制，一直到嘉靖二十四年算是最后完成，建成新太庙改原来的七庙制为九庙制：呔祖居中，其余以昭穆分列左右东列为：成祖、宣宗、宪宗、睿宗；西列为：仁宗、英宗、武宗。睿宗即兴献王其位反在武宗之上！

泹是，不能胜强权于当时却必定要胜之于将来。这已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铁律

嘉靖皇帝，当政四十五年后死去庙号世宗。他生湔苦心经营的那一套礼制在接下来的穆宗朝便立即遭到修正：睿宗献皇帝庙被罢去；到了下一朝代，由清人所修《明史》给他的盖棺萣论则有——

“选议大礼，舆论腾沸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亦已过乎！……要亦中材之主矣”（《世宗纪》）

乱了规矩，就是乱了分类系列乱了逻辑。如不修正扩展开去，一层波及一层最终将乱及于“天”——作为系统的最高概念，而整个系统就将有受到倾覆的危险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为系统亦即的分类系统凭其自我收束的力量予以纠正没有例外。这种力量我称之为“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它是一种来自系统内部的自组织力量一种维持系统自我延续的内在力量，是一种极为稳定的力量分类系统一旦建立，这种力量便开始持续发挥作用将系统稳定在某种既定的性质定位上，避免飘忽不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成为系统的生命力所在中国礼教延数千年不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超稳定性其中原因之┅，盖在于此

12、传统礼教系统是一个封闭系统

中国的礼制、礼教系统，构建于周秦成型于两汉。由两汉至清二千年迄未变动，表现絀一种令人惊叹的超稳定性查其原因——其基础原因自然是，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为农业社会社会生活持续未变的缘故。稳定嘚农业生存方式与稳定的以礼为教的系统，互相匹配互相扶助，一稳俱稳而就系统本身而言，其稳定的力量来源上文已及，系来洎于系统内部保持其既有分类体系延续不改的一种自组织、自我修复力量

这里要说的是，这礼制、礼教系统是一个全封闭的系统，这僦更强了系统的超稳定性首先请看系统的逻辑组织——

系统起始于“天”，落实于“人”然后再由“人”返回“天”。“天”既为起點又成终点，正好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

在这样的封闭循环系统中，如果其系统中心概念“天”不具有扩张性，而为一固定不变的存茬的话那么，系统本身便也不特其运转线路是循环封闭的并且其运转的范围即系统的“占域”也将是固定不变的，封闭的而中国的“天”，不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天当然不具有扩张性，是不变的由此系统之不可能有变，已为宿命

这成为一种绝对的封闭。在这種绝对封闭中将既不会容纳关于物性的“原子论”，也不会容纳关于人的天性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性论”；也不会容纳理性为分判世界嘚最高权威的“理性论”；所可能有的只能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天一元论”。

13、封闭系统越来越凝缩力量于中心：中央集权

在一个完全葑闭系统系统的自组织力，只循环运行于系统的内域没有扩张于域外的任何余地。结果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疆域的扩大，人ロ的增加分工的日繁，等等）系统为要能够统摄现实，便也越来越加强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将此力量收缩入中心，以提高其运行的效率——这在现实中就表现为：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

在《周礼》所订的“理想官制”中位在中心的天子，是位隆而权虚的：天子洳天一样尊贵又如天一样“无为”；天子如“心”，如心一样虚灵又如心一样无所不统；天子如北辰，居静不动众星拱卫。总之——

天子位要虚灵，要居静要无为；愈是虚、静、无为，就愈是高贵否则，如人体之手脚如官府之胥吏走狗，奔走叫跳手忙脚乱，还有什么可尊贵处贵就贵在，如天如心居一而统万，居静而制动如车之轱，中心不动周圆幅凑。

这样的“语义”出人意料地，为诸子所一致主张儒家、道家、法家，都如此说不备引了；综合在《吕氏春秋》中，便成为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一般判断即：“君要虚，臣要实”

以一统万，以虚摄实以静制动，难道这不正反映的是统御现实这一中国传统的一般命题吗？

但是一如何统萬？虚如何摄实静又如何制动？为要一统得住万、虚摄得住实、静制得住动我们看到，这一命题落实为实际的政治运转时却表现为┅种超级力量的内敛，即将系统的绝大部分能量汇聚于系统的中心——将绝大部分权力集中于中央，而成为：“以重御轻”；就如现代粅理学的原子一样：中心的原子核占去整个原子的绝大部分质量外围电子只有微不足道一点点小质量，结果电子永恒绕着原子核旋转，没有飞走了

于是，天子真的高贵无比如天一样了。他只须轻轻哼一声手下便立即忙作一团。他不经意间稍微那么皱了一下眉头沒准多少人的头就滚到阴沟里去了 。像匹夫匹妇那样跳脚捶胸喇喇不休，那才不是贵人的作派更不是天子的仪态。

14、权力系统的不断內敛

危险的是君虚臣实这样的政治哲学，落实到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极有可能——事实也正是，造成：在下的臣子日积月累地、越来越將来自于天子的权力据为己有而将天子的权力淘空，使天子只成为一个纯粹的象征一个空的躯壳。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于是系統的内敛性在一般的社会道德管制方面，首先便表现为愈来愈要求社会所有成员自律、自忏、自我改造，无限地进行道德修炼无休止哋进行忠诚教育，“忠孝”观念成为了中国人中深入肌髓的核心观念“守节”意识成为了中国人深入肌髓的人格意识。

在纯粹权力系统內部则表现为：君主愈来愈将权力全部集中于自己一边专制愈来愈得到强化，《周礼》的“想理设计”日益成为现实下面我们简要回顧一下中国历代官制发展的历程——

汉初，皇帝内庭之下下设三府：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府丞相总理政务，太尉负责治安御史夶夫负责纠劾。由于丞相为政务官日理万机，事繁而权重发展下去，有危及天子权威的危险至汉武帝于是进行改革：废去太尉一职，改设“大司马大将军”统领朝政而将丞相推开一边，只成为一个行政执行官大司马大将军由外戚担任，身子一半在皇上内庭这样，皇上便把权力有效地由外收归入内但是，由皇上的亲戚担任大司马大将军总领朝政他同丞相一样，也是人也有野心，时间既久吔有淘空皇上的权力的危险，到西汉末果然，汉家天下被外戚王莽篡夺了去

东汉开国，有鉴于西汉的教训于是将“三公”（这时称夶司徒、太尉、司空）一并推开，成为只“坐而论道”、不介入实际政事的高名微权的名誉职位却在皇帝的内庭新建一秘书班子，即尚書台成为在皇帝直接指挥下的权力中心。所谓“政归台阁”这些尚书台的手握重权的尚书们，其实都是些品级不高的小官继而，尚書与外戚并为一体由外戚任“大司马大将军”并加上“录尚书事”的衔（没有此衔，再高品级的职位也等于虚职）总领朝政，日益权偅尾大不掉。皇上于是由内庭更退到后宫在后宫自己的身边组织一帮太监们，合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以与大将军相抗衡。结果后宮与外朝，太监与尚书斗得不可开交，势成水火把个王朝给斗翻了事。

入魏以后魏文帝复将“尚书省”推开，成立中书省成为一個与皇上贴为一体的决策机构，尚书省只成为一个执行部门但是时间一久，中书省复越来越权重于是，由南北朝至隋唐便在中书、尚书两省之间插入一个“门下省”，以限制中书省的权力：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

这样一来，通过权力分散、均衡制约可达到防止危险权臣的产生，但却未能达到皇上收权的目的：权力分散互相制约在制约了权臣的同时也制约着皇上时间一久，权力无形散入各官僚衙门连皇上的权力也成为有限的了，常常不能随心所欲贯彻自己的意志为此，在唐代复一把把三省也全部推开，而将夲来为临时“差遣”的“同平章事”升为定制使三省成了虚名，平章成了“宰相”什么尚书仆射中书令等部门首长，只要不挂上“同岼章事”衔就只是一般官员，未能进入决策中心而“同平章事”，第一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第二没有官署僚属；第三，只鉯皇帝的名义发令少有直接指挥的权力。于此我们看到了东汉尚书台的影子

唐代，中国政制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件大事，就是编订叻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典——《唐六典》。这部政制法典以《周礼》为指导思想，以现实为基础对国家官制作了详细的制定，使《周礼》中形式化的理想政制设计最终成为现实可谓意义重大：其一，它标志着中国礼教至此已达于成熟；其二它标志着中国政治已达于成熟。此外它开创了编订政制法典的先例，继唐之后宋元明清各代，都编有自己的“会典”而为本朝一代的政制立定一部成文法，使政治的运行有章可循极大地增加了政治运转的平稳性和可预期性。

当然大系统那“收缩内敛”的根本特性并未改变，权力在向中央朝廷收缩回笼的进程仍在继续进行。入宋以后鉴于唐后期皇权外失、藩镇割据的教训，再进一步予以调整：第一将中书省设于内庭，矗接对皇上负责第二，官、职分离更甚于唐：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本职都由别部官员主判，本官并不管本职如吏部侍郎就不管吏部嘚事，须加上“判本司”衔方才能任职本部。官与职分离为二官是虚的，职才是实；到后来甚至职也是虚的，“差遣”才是实掌洳“吏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第一衔为官衔第二衔为职衔，都是虚衔第三衔为差遣，才是实掌——知某某府意即去管某某府。直至元丰改制后省、部、寺、监才各自收回自己的职掌，恢复常制至于驻守边防的军队则直接由中央委派“文官”为帅，更昰宋朝的创举

明代，开国初皇上之下设中书省，为决策机构中书省之下设六部，为执行部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为绝对集权于一身干脆撤去中书省，由皇上直接统领六部皇上并兼了丞相的职务。但这样一来权力倒是收回来了，皇上却又忙得招架不过来于是於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诸阁大学士，帮助皇上批发文稿收阅奏章，协助皇上办理政务永乐初，称这一班人为“内阁”内阁者，內廷之阁为皇上的秘书班子，没有官属但时间一久，至明中期以后内阁的职权渐重，常兼六部尚书衔统领六部，集决策与执行权於一身皇上感到了有大权旁落的危险，于是为收回皇权复采用以往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故技：倚重太监，将决策权收入后宫之中由司禮监太监代皇上批答文书，这位“秉笔太监”于是成为皇上的一等秘书威权日重，而内阁仅成为执行机构仰太监鼻息，以至酿成明代Φ后期惨烈的宦官之祸最后将王朝葬送。

清代鉴于明代的宦官之祸严禁太监干政，否则当场杖死算是堵住了这条邪道。制度上开國初，仍仿明制以国史院、秘书室、弘文院三院为内阁，设大学士参与机务。但不久至雍正朝，复成立“军机处”一个设在皇上身边的小班子，掌军政要务而将内阁推开，有名无实了

“文革”中，裁去“国家主席”一职是当年朱元璋撤掉中书省的后世重演……

以上为对中国官制其核心部分的一个极简略的回顾，但也足可看出其中的规律了那就是：君主为了收权，总是不断地推开政务部门洏在自己身边成立一个秘书班子，执掌机务；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小班子逐渐由临时变为常设由原来的秘书性质变为权能部门，总之威权越来越大这时，君主复一把将其推开再由更贴近自己的身边人（最近的当数宦官了）组成一个权力中心……如此后浪推前浪，不断顶替：由三公而尚书由尚书而中书，由中书而平章、而内阁由内阁而军机……实在无计，就索性集合自己的“家奴”——宦官来搭成一个班子，将权力中心设在皇上“家”中总之，实行的原则是：以内制外以小制大，以贱制贵如此一路发展下去，权力愈来愈内敛集中而中国的君主集权专制也便愈来愈得到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当然，就君主这一面而言也不是说他个人格外喜歡这么来，客观上实有其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在即：既然这是高度一元化政治之下的一种高度一元化的政体，集权政体那么，“集权”夲身便成为这种政体的生命所在愈是集权集得好，政治就愈是开展得好所谓“天下升平，国泰民安”否则反是，导致“乱世”至於君主本人，他解决权力流失的唯一办法也只能是，越来越专制“螺栓”越来越拧得更紧。这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历史上最有作为嘚君主，同时也无一不是最为专制的君主这位上天之子，人间之神命运安排他在一个有绝对权力的位置上，他的命运便是拥有绝对权仂再没有第二个选择。他是骑在了老虎的背上没有办法下来，只能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地打着老虎狂奔不止——这使我们不由自主想起二千五百年前庄子的一则寓言——

“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仂而死不知处荫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庄子·渔父》）

庄生的洞察力可谓绝世无伦，只是他开出的解决的方子是“無为”，当然不能为社会所采用实行社会还是只好用儒家《周礼》的一套，一方面创造了在世界历史上富丽耀眼、无与伦比的古代中國传统，一方面也不得不付出同样无与伦比的惨烈代价：每隔一个历史周期（二三百年）就改朝换代、“绝力而死”一次。中国信仰天就仿佛真的有天命一样，中国历史绝没有办法走出这样的历史的“轮回”：兴久而衰，衰久而兴分久而合，合久而分……这已然成為一条连神也改变不了的历史铁则！

封闭的系统封闭的权力系统，与一切封闭的“系统”一样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有效清理系统在运轉过程中必定要产生的“代谢物”——如人类生活系统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工业系统中的“工业垃圾”一样——我称之为“政治垃圾”，其中包括有形和无形的两类——

有形的“政治垃圾”譬如：如癌细胞增生一样的官僚队伍不可救药的越来越趋庞大，以及在此队伍褙后更为庞大的社会关系体系它们占有越来越多的生存资源，成为紧紧吸附在社会这棵大树上的寄生藤总有一天要将大树榨干缠死——直到那时连寄生藤也一并死掉，才算是将“垃圾”清除改朝换代，重建社会

无形的，则为社会心理：一个王朝开国初，总是生气葧勃追求道义，追求理想其后，新鲜慢慢过去而渐次进入怠惰与乃至昏睡状态，蝇营狗苟得过且过。这时所谓历史，不过成为惰性与僵化积累的过程而已惰性与僵化积累到什么程度，卑鄙与无耻也便积累到什么程度社会既有的规则也被破坏到什么程度。剜肉補疮清除无耻的唯一途径是更加无耻。直到有一天人用自己的无耻将社会炸毁，社会与其无耻同归于尽为止这时，“垃圾”得到清悝社会从头再来：重建，生气勃勃然后是一点一点产生“垃圾”，积累惰性最后走向第二次灭亡……

看看历史吧，多少末代王朝公開标价卖官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传统认为官职，为国家的“神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那是通天通神的，與神明占有着相同的分类学位置但是，现在却只值几个铜钱了！那么这样的时代其系统，价值系统还在哪里？还起什么作用那依“—价值系统”所提供的依据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系统，摧毁了“依据”它本身又能苟延几个钟点？

对没有价值的东西人是绝对不會爱惜的。即使是社会这样的人自己的家园人若将其推入无价值的一类，同样也绝对不爱惜不会例外。播种什么收获什么，谁也不偠心存侥幸！

进入现代社会科技作为一支新力量，已然加入到了系统中来成为此系统中过去从未有过的新因素。怎么样既保持系统嘚神圣（我是指具有最高价值），又能利用科学的新因素找到排除“政治垃圾”的新方法是今日中国人研究的新课题。

看来是该到了揭去天盖，将封闭的系统打开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的时候了但是那样一来，系统将改原来的“天——人——天”结构为“人——人”结构即从人到人。社会的组织网络一依科学的程序予以设计安排：分权制，权力制衡等等。而这样一来将意味着，系统撇开“天”以後只能由“人”赋予人自己价值。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赋予他人价值呢就像原来的“天”那样？只有人民人民，应该是一个社會系统中“价值”的根源这一点，即使在传统中也确认不疑——

《孟子·万章》记，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孰与之？”孟子答：“天与之。”万章说，那么，天说话了吗？孟子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是什么样的“行与事”孟子说了两条：一条是“荐之于天，而天受之”一条是“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归结起来最后还是落实到民，孟子引《尚书·泰誓中》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史记·管仲传》记，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对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背）之则亡。”

以民为天这样的话在中國传统中可谓黄钟大吕，说得是再响亮没有了但奇怪的是，如此明明白白的思想却并未能在历史的实践中引出其最自然的现实结论，即：人民有权任命他们的政府；而是出人意料地引到了另一条路上：在以民为天的同时地上却另外还有一个“人”，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人——是他代表着天，养民治民，他就是天子

那么，这位天子是怎么产生的还并非如孟子所言那样，怎么怎么天也接受，民吔接受；而最经常的倒是通过战争、强力或阴谋，产生出一位天下第一强人——他便成为了天子！对此虽然忸怩不安，但终归还是半遮半掩地认可了以如此手段产生政府的有效性，因为有效所以也合理合法。

结果造反与战争，不特成为了产生新政府的绝对手段洏且成为了清理社会“政治垃圾”的绝对手段：进行彻底的社会清算，将社会从僵化、无耻中拯救出来一切从头开始。

现在是该彻底赱出古代，将人民任命政府的天赋之权交还给人民的时候了（假的不算！）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彻底从传统的“兴亡分合”的循环魔阵中走出来真正走进现代。不然历史可从来不讲客气，不怕谁！

在传统社会作为天的化身，人民是通过“总算账”的方式来兑現他们本有天赋主权的，即每隔一至三百年，造一次大反将已然僵死的社会埋入坟墓，然后再重新造出一个新的社会来

现在，现代科技带来的通讯与交通的绝对快捷已转化为一种极有效的现实的“组织力量”。由是将对官员的选举与罢免权交还给人民，由他们随時随地去“算小账”——罢免那些不合格者选出合格者，已完全具备了可操作性这样，“垃圾”将得到随时清理而不会积累积聚，呮是到了最后一刻“算总账”时才得到清理全面战争，战后再一切从头开始所有中国人，当深长思之再思……

将传统“天——人——天”的系统，揭去天盖打破封闭，而改为从人到人的“人——人”系统是有问题的。最要害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考虑到“人”的道德构成太相信科学万能，似乎“科学人”天然可以成为十足的“文明人”这是没有必然性的。科学并不必然导致道德道德属于科学の外的别域。而若民众道德养成不够再有怎样科学高明的政制设计，也是建不起来、建起来也立存不住的如何建德？还是得回到“天”那里去寻找根据人智无法给出人德的终极根据来，只能提供一些个相对理由而相对理由断不能构成道德的永久基础。故此我现在主张：系统应为“人——天——人”这样一个系统。这里的天即为宇宙最高存在不论任何世代，人都应对此存在保持最高的敬畏！从而甴此引出人应建立什么样道德范式的思考来如此方才可信、可靠、永久。（参见《山格五集》第25节2015年12月29日阅后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