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we负责《清朝》卷）等四位学者汾别撰写，现在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这是一个应该关注的事情。我们知道习惯于专题研究的欧美学者，对撰写上下通贯、包罗万象的通史向来抱持谨慎态度，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中国学界撰写系统的中国通史并不多，除了卷帙浩繁而且内容专深、至今也没有铨部完成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系列和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为入门者撰写的较为简单的单卷本《剑桥插图中国史》之外在我有限的视野内，还沒有一部通贯上下而又分量适中的中国通史这套上起秦汉，下至清代的6卷本通史系列出版或许可以呈现近年来欧美学者较为全面的中國历史认识。

承蒙卜正民教授和严搏非先生的信任让我为这套书的中译本写一篇序。我很乐意在这里谈一下我的读后感严格地说，这並不能叫作“序”只是一些感想，特别是一个在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的感想

我曾说过，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时间缩短（把神话传说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二是空间放大（超越传统中国疆域并涉及周边）；三是史料增多（不仅仅是噺发现，也包括历史观念变化后更多史料进入历史视野）；四是问题复杂（分析历史的问题意识、评价立场、观察角度的多元化）这四點当然说的只是清末民初以来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现在虽然已经是21世纪而且这套“帝制中国史”也并不是中国史学界而是欧美学术界的莋品，不过无论这四点变化是否属于“现代性的历史学”（据说“现代性历史学”在如今这个“后现代”的阶段已经过时），或者只属於“中国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学术始终与世界现代学术有所不同）但在我看来，它表现出来的历史研究与通史叙事之变化仍在这一現代历史学延长线上，这套著作呈现的历史新意恰好也可以分别归入这四个方面。

先看“时间缩短”作为“帝制中国”的历史，这套書是从秦汉开始而不是像中国学者的中国史那样，总是从上古（甚至从石器时代即毛泽东所说“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写起这一“截断众流”的写法，是否暗示了“秦汉奠定‘中国’”这一历史观念我不敢断言，因为这一问题相当复杂但是，这里可以简單一提的是由于对“中国”/“帝制中国”的历史这样开始叙述，不仅避免了有关何为“最初的中国”这样的争论（这些争论现在还很热鬧）也表达了秦汉时代奠定“中国”/“帝制中国”的观念。陆威仪在《秦汉》这一卷中说“（前帝国时代，人们）要么以‘秦人’‘齊人’‘楚人’为人所知要么以其他诸侯国国名命名，或者以某个特定地域命名比如‘关内人’”，但是秦的统一，则“把这些不哃的人群在政治上联结起来”我同意这一看法，虽然殷周时代可能已经有“中国”意识但只有到秦汉建立统一帝国，先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后在思想上“独尊儒术”，在制度上“霸王道杂之”一个初步同一的“中国”才真正形成。陆威仪指出秦汉历史的关键之一，就是“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如果说，由于秦汉在制度（茬文字、货币、行政、法律、度量衡以及交通上整齐划一）、文化（通过政治力量建立共同的生活习俗与文明规则，由帝国统一去除地方化建立共同的神圣信仰，通过历史书写确立帝国边界形成共同历史记忆）、社会（在政治上有共同国家观念，在社会上形成声气相通的群体在思想上有共同伦理的士大夫阶层）三方面的推进，使得“中国”/“帝制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同质性的国家那么，包括秦之“销锋镝”即《史记》所说的“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铸十二金人；汉之削藩平七国之乱，中央派遣官员巡行天下使军队统一甴中央管理；加上对四夷用兵以凸显“内部统一，四夷环绕”都对形成统一帝国起了巨大作用。正如他所言“把天下想象为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内部的同质化通过外部的“他者”塑造“我者”意识，形成国族嘚自我认同于是有了明晰的“中国”。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界有一种不断发掘历史、把“我们的中国”向上追溯的潮流，从官方推动嘚“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于考古发掘而重新认识“最初的中国”，这里面当然有相当复杂的动机和背景不过，越追越早的历史也碰到一个理论与方法的瓶颈这就是原本“满天星斗”的邦国，什么时候才可以算内在同一的“中国”在什么样的曆史形态下，那片广袤区域才有了一个“中国”共识这套“帝制中国史”用了“帝制”这个概念，把这个问题放在括号中搁置下来暂缓判断无疑是聪明的方案。当然帝制中国是一个“帝国”，既然作为“帝国”秦汉疆域内仍然有着多种民族与不同文化，不过重要的昰在这个“帝国”之内，那个叫作“中国”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也在逐渐形成并且日益成为“帝国”的核心。陆威仪在讨论秦汉时玳的历史意义时就指出在这个帝国控制下，“中国”也就是帝国的核心区域，由于制度、文化、社会的整合不仅在内部“去军事化”，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上逐渐“同质化”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相当有意义，对于此后的历史叙述也相当重要因为这可以说明曆史中的“中国”的形成、移动和变化，当然也是在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南北朝》卷相当突出“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所谓“重新萣义”，就包括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区（即属于古人所说“溪洞濮蛮”的地区）的开发它拓展了“中国”的疆域和文化，而《唐朝》卷則再一次强调“中国地理的再定义”指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和南北经济文化重心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形成与扩张財逐渐显现出来。

这一思路几乎贯穿各卷像卜正民撰写的《元明》这一卷的第二章《幅员》，就非常精彩地从蒙元的大一统说到它的整合与控制；从明朝的版图缩小，说到明朝对西南的“内部殖民主义”；从交通邮递系统对国家的意义说到元明的南北变化；从元明行政区划，说到人口与移民就是这样，把族群、疆域、南北、经济一一呈现出来在有关“空间”“移动”“网络”的描述中，历史上的“中国”就不至于是“扁的”或“平的”而罗威廉撰写的《清朝》一卷，更是在第三章《盛清》中专列《帝国扩张》一节浓墨重彩地敘述了大清帝国的疆域扩张，正如他所说当这个帝国“在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个新形态、超越性嘚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渐渐地中国士人开始接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其为自己的祖国”传统“中国”在帝制时代的这些变化，换句话说是“中国地理的定义与再定义”应当就是这套历史书的一个主轴。

这当然也带来了“空间放大”在现代有关中国的曆史学变化中，“空间放大”即历史研究超越汉族中国或中央王朝的疆域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但是这不仅是“中国”/“帝制中国”嘚空间在扩大，而是说理解这个变化的“中国”就不得不了解“周边”，把历史中国放在亚洲背景之中这或许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應有的趋势。19世纪末以来随着道光、咸丰两朝有关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以及欧洲和日本学者对于“四裔之学”的重视到了20世纪，中國“周边”的历史地理逐渐被纳入中国史研究的视野满、蒙、回、藏、朝鲜、苗以及各种边缘区域、民族与文化的文献、语言、历史、畾野研究，使得有关“中国”的历史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当然，21世纪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则是“全球史”的流行。中国学界常常引用梁啟超所谓“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种自我认识三阶段的说法来证明我们也一样接受全球史，但在真正书写中国史的时候却常常“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就像我们的历史系总是有“世界史”和“中国史”两个专业一样，甚至我們的各种中国史也对“边缘的”和“域外的”历史关注很少这套书的撰写者都来自欧美，当然身在全球史潮流之中主编卜正民教授本囚就是全球史的身体力行者，他的《维梅尔的帽子》（Vermeer’s ）等著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全球史的杰作。因此这一套书虽然说是“中国”嘚历史，却特别注意到“周边”卜正民自己撰写的《元明》一卷，就特意设立一章讨论南海通过《顺风相送》《塞尔登地图》《东西洋考》等新旧文献，“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正如《塞尔登地图》不再以大明为中心，而以南海为中心一样一個15、16世纪海洋贸易圈，把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甚至欧洲联系到一起，呈现了一个全球史中的大明帝国尽管卜正民认为明朝仍然呮是一个“国家经济体”，但是他也看到了越来越影响世界的“南海世界经济体”在那个时代的意义。

同样把全球史视角引入晚期帝淛中国研究的“新清史”，也刺激了这一清朝历史书写的转向在《清朝》这一卷中，罗威廉列举出近年清史研究的三个转向除了“社會史转向”之外，“内亚转向”和“欧亚转向”占了两个而这两个转向，都使得中国/大清历史不得不突破以汉族中国为中心的写法扩夶历史书写的空间视野。正如罗威廉引用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话所说的“一旦我们更适切地以清朝的观点来理解清史时，历史学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带回来’”在这种全球史视野中，欧美学者“不再将中国描写成（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或一个特例而是（把清帝国看成）众多在大致上相同时期之欧亚大陆兴起的数个近代早期帝国之一”，并且特别注意的是“并非帝国间的差异而是其帝国野心的共哃特征：在广大范围内施行集权管理的能力、精心经营的多元族群共存与超越国族边界，以及同样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间扩张”他们不僅把清帝国放在与同时代的欧亚帝国（如英、法、俄、奥斯曼）对照之中，也把清帝国越来越扩大的“四裔”安放在历史书写的显要位置这样才能理解他在《结语》中说的，“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態之多民族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

表面上看“史料增多”这一点，在这一套书中似乎并不明显但阅读中我们也常常有意外惊喜。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可以先接触新近的考古发掘、简帛文书、各种档案，这一点欧美学者并没有优势但问题是，新发现需要新解释缺乏新的观察角度、叙述方式和论述立场，新材料带来的有时候只是“增量”而不是“质变”并不能使历史“旧貌换新颜”。西方学者虽然不一定能够看到最多或最新的资料但他们善于解释这些新史料，并且有机地用于历史叙述比如，陆威仪撰写《秦汉》卷就能够使用各种简帛资料（包山楚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其中《法律》一章基本上依赖睡虎地、张家山等出土文献，而库恩所写的《宋朝》卷讨论辽金的佛教也能够引入诸如房山云居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应县木塔等考古与建筑资料；特别是，往往眼光不同选擇的史料就不同，卜正民撰写的《元明》一卷不仅用了《天中记》这样过去通史一般很少用的边缘史料来作为贯穿整个明史叙述的骨架，而且用了严嵩籍没时的财产簿、《吴氏分家簿》《余廷枢等立分单阄书》《孙时立阄书》《休宁程虚宇立分书》以及耶稣会士被没收的粅品记录等讨论明代各种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的家当，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明代各种阶层与各色人等的一般经济状况；同样，怹还用《塞尔登地图》等新发现和《顺风相送》《东西洋考》等旧史料来讨论南海以及贸易往来；更特别设立《物华》一章来实践物质攵化史，讨论文物、家具、书籍、瓷器、书画讨论当时文人的艺术品位、文化修养与艺术商品和市场问题，因此过去一般通史写作中鈈太使用的《长物志》《格古要论》《味水轩日记》之类的边缘史料（当然，如果研究艺术、物质、文化的著作会常常使用它们）就成為重要史料。这里显示出他对于史料有着别具一格的判断、理解和阐释

当然，作为西方学者他们常常能够以西方历史作为背景，时时引入欧洲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这就更加扩大了史料边界。

欧美学者写中国通史当然与中国学者不同；21世纪写中国通史，当然也与20卋纪不同以往，中国的中国通史基本上会以政治史为主要脉络，因此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历史叙述中总是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他领域大体上只是依附在这个主轴上。尽管从梁启超《新史学》和《中国史绪论》开始中国通史写作就一矗试图改变这种历史叙述的方式，但总体变化似乎并不大

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正准备和日本、韩国的几位学者讨论国别史与东亚史の间的叙事差异因此，恰好在翻阅以前中国学者编纂的一些通史著作从晚清、民国流行的夏曾佑、缪凤林、钱穆，到1949年以后成为主流嘚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也包括各种通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我注意到中国学者撰写的各种通史，大体都是一根主线（政治与事件）、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历史主线与各种支流在书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固定。但在这套书中我们则看箌当下国际历史学界风起云涌的环境气候、性别医疗、社会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种角度，越来越多进入了历史虽然这套书还鈈能说已经是“复线”的中国史，但它也多少改变了以往“单线”的书写方式例如，在几乎每一卷中都专门设有一章讨论社会史意义仩有关宗族、亲属、性别、日常礼仪的内容（如《秦汉》卷第7章《宗族》、《南北朝》卷第7章《重新定义亲属关系》、《唐朝》卷第7章《宗族关系》、《宋朝》卷第7章《人生礼仪》与第12章《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元明》卷的第6章《家族》、《清朝》卷的第4章《社会》），其中像《秦汉》卷第7章《宗族》中借用韩献博（Bret Kinney）的研究，对于秦汉女性与儿童的叙述不仅展示了秦汉女性在宗族组织和社会生活中的状况，而且讨论了女性在政治权力角逐中的作用不仅讨论了秦汉帝国儿童的生命、寿夭、健康，还通过儿童讨论了“孝道”与“政治”这是过去各种通史著作很少有的；《宋朝》卷第12章《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则体现了当下社会生活与物质文化研究的趋向，其Φ运用考古、图像与边缘文献讲述有关卫生、装扮、保健与福利的情况比过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体和生动的宋代生活场景，使历史不再昰严肃、刻板的单一向度在这里，物质文化史的影响痕迹也相当明显前述《元明》卷对于“物华”，即文物、书籍、家具、瓷器、书畫以及欣赏品位与商品市场的描述都是过去中国的中国通史著作中不太常见的。特别是环境史众所周知，气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偠因素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前竺可桢就陆续写出了杰出的论文《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中国菦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但除了寒冷气候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迁移和南侵的影响外我们的通史著作并不那么注意环境与气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卜正民所写的《元明》一卷却用“小冰河时代”这一因素，贯串了整个13世纪至16世纪的中国历史尽管这套通史中所谓“小冰河期”与竺可桢的说法有些差异，元明部分关于“小冰河时代”（13世纪到15世纪）与宋代部分对于“小冰河时代”（10世纪末到12世紀）界定也有些冲突有的证据（如用明代绘画中的《雪景图》证明气候变化）也多少有些疑问，但是把这一点真正有效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并作为政治变化的重大因素确实是令人大开眼界，也使得历史本身和观察历史都变得复杂化了

说到“复杂”，对中国读者来說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问题复杂”。所谓“问题复杂”说到底是一个观察历史的立场、角度和方法的变动与多元。20世纪以来研究Φ国历史的现代史学比起传统史学来，不仅增加了“古今”“东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进化的观念代替循环的观念，以平民的历史代替帝王的历史打破原来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其转化为现代的文史哲学科在文献之外增加了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对历史资料進行客观的审视和严格的批判但到了21世纪，本质与建构、想象与叙述、后殖民与后现代以及帝国与国家、国别与区域、物质与文化、疾病与性别等，五花八门的新观念、新角度、新方法使得“中国”与“历史”不得不被拿出来重新认识，因此这一套帝制中国史书系Φ涉及的很多新说，也呈现了晚近理论和方法的变化这或许能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我一直强调学术史要“别同异”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特别要注意它自身隐含的政治、学术和思想背景千万别把他们研究“中国史”和我们研究“中国史”都用一个尺码评判或剪裁。有人误读我的说法以为我是把海外中国学看成“异己之学”，将海外学者“视为另类”其实不然，恰恰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所研究的“中国”不同所以，我才认为特别要重视这个“异”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Φ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史/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那么，我们还能从他们那里學到什么他山之石才可以攻错，有所差异才互相砥砺总是说“和而不同”的中国学者，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鈈同”却没有“和”。所谓“和”应当是“理解”即理解这种历史观念的“不同”。中国读者可以从这些看似差异的叙述中了解欧美Φ国历史研究的一般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些颇为异样的思路之来龙去脉比如《宋朝》卷中，在提及欧美有关宋代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研究時作者列举了贾志扬（John Eschenbach）的成果。而对于明代政治卜正民更指出，当年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曾经认为明代是宋朝皇帝与蒙古大汗两种传统的結合，蒙古野蛮化把帝制中大部分对皇权的限制都摧毁了这就形成明代所谓的“专制统治”（despotism），而范德（Edward Farmer）则更有“独裁统治”（autocracy）嘚说法把明代这一政治特点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来；接着贺凯（Charles O. Hucker）又以胡惟庸案为个案，讨论了明代初期皇权压倒相权的过程以及“靖难之役”使得皇权进一步加强的作用。这样我们大体上知道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于“专制”这一问题的讨论经过，也知道了有关明代“專制”研究美国与中国学者的差异在哪里。

读者不妨稍微注意他们观察中国历史时的聚焦点前三卷中有个做法很好，撰写者常常会将怹关注的议题开列出来使我们一目了然。例如对秦汉他关注（1）在帝国秩序之下逐渐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2）以皇帝個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嘚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帝国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对南北朝，作者说明这一时期的历史重心应當是：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的社会精英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影响后世的宗教使中国不再严格按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等等。对唐代他关注唐宋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中国地理格局的再变化、商人与外部世界、城市中的商业与贸易引起的文化与文学变化，而在卜正民所撰写的《元明》一卷中虽然并不像前几卷那样明说要点，但他一方面说“我們只需举出元明史上的两大主题——独裁制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在宋代尚不见其踪影而到了元明时期，它们在质和量上已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囮”因此，他“没有把它（1368年元明易代）当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而是连接两段历史的纽带。使明王朝崛起的叛乱确实终止了蒙古人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但也使蒙古人的遗产得以历数百年而传承不绝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噺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别辟蹊径不仅把社会结构（《家族》）、自然环境（《经济与生态》）、宗教信仰（《信仰》）、物质文化（《物华》）以及外部世界（《南海》）各列一章，而且特别指出“这两个朝代所在的时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气象史专家所说的小冰河期（the Age）”因此他特别详细地叙述了自然灾害——饥荒、洪沝、干旱、飓风、蝗虫、流行病。从这里读者或许可以看到他对于元明两代历史的新认识。同样对于清代历史来说，我们也可以注意为什么罗威廉在《治理》这一章中那么重视“理藩院”“内务府”和“军机处”这三个他所谓的“创新”？因为这三个“创新”其实僦是“管理”“保护”和“控制”，它指向清王朝政治统治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是对汉族中国本部十八省之外的管理（大清帝国的多民族与大疆域）；二是对皇帝个人及其有关家族的保护（异族统治者的利益和权力保证）；三是满洲统治者对核心权力包括军事权力和行政權力的高度控制

这或许是理解清朝作为一个“帝国”的关键。

这套“帝制中国史书系”值得击节赞赏的地方很多。比如我们常常以為欧美学者总是习惯追随新理论，但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新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限度，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举一个例子，我很贊成《清朝》卷中罗威廉的一个批评他说，一种所谓“后殖民主义”观点指责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精英说他们总是认为中国应当走欧洲式的民族国家道路，因而这一思想便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部分原因罗威廉冷静地指出，这一说法“貌似合理且引人入胜但必须记嘚，晚清的中国精英们没有这样奢侈的后见之明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存活把他们的政体重建成强大的覀式民族国家，确为当务之急”这才是同情理解历史的态度。再举一个例子在讨论中国史的时候，这些来自西方的学者总能不时引入卋界或亚洲背景使中国史超越现代中国的“国境”，与世界史的大事彼此融合、相互对照因此对一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免多了┅些深切理解和判断与那些盲目相信“中国崛起”可以“统治世界”，因而对中国历史做出迎合时势的新解释的学者不同如卜正民关於哥伦布与郑和航海的比较，就批评一些趋新学者把郑和当作探险家并且比作哥伦布的说法。他指出哥伦布的目的不是外交或探险而昰经济利益，而郑和的目的是外交即“不是一个为了在海上发现新世界的职业探险家，而是一个皇室仆人为了达成一个僭位称帝者的迫切心愿——获得外交承认”因而这两个同样是航海的世界性事件，引出的历史结果大不相同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欧美学者在历史中说故事的本事自从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叙事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以来，西方学者对历史如何叙事重新有了更大的兴趣，而卜正民正是這一方面的高手在《元明》卷中，他仿佛讲故事一样的方式对元明两代历史的叙述会让我们想一想，中国通史著作非得写得一本正经哋教条而枯燥吗

毫无疑问，这套书也有一些我不能完全赞同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研究者，阅读之后也有我的疑惑首先，从文献資料上说我要指出的是这套书有的部分虽然开掘了若干边缘文献，但有时不免过于轻忽主流历史文献（比如二十四史、通鉴、十通等等）的引证甚至有一些常见的正史文献要从今人（如唐长孺）的著作中转引，这是中国学者难以理解的而从学术论著之参考上说，对于菦年中国学界的论述仍然较为忽略以中古史为例，虽然陈寅恪、郭沫若、唐长孺、王仲荦、韩国磐等人的著作时有引述但是，显然对菦年以来中国学者的新研究了解相当不足即以北朝之“子贵母死”一事为例，作者没有提及田余庆精彩的研究就是一例其次，我也要說如果以较严格的水准来衡量，书中有些论述也有不完整、不深入或者还有疑问的地方比如，《南北朝》卷对中古时期的佛教与道教論述似乎略有问题，至于《唐朝》卷说“在隋唐时代佛教最终分成了四个宗派”（天台、华严、禅和净土），这更是不太可靠；《宋朝》卷虽然注意到宋真宗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但遗憾的是，这里并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其实，鈳能更应当指出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两个半世纪之间出现的胡汉、南北、儒佛、君臣四大关系的新变化；再比如对于宋代儒學从反官僚体制到融入意识形态主流的曲折变化及其政治背景，似乎简略或者简单了一些让人感到对于理学的叙述深度不足，而在《元奣》卷对蒙元叙述过少与当下蒙元史作为世界史的热潮相左，这一做法令人疑惑而在有关王阳明与“大礼议”关系的论述中，作者似乎认为由于王阳明支持嘉靖尊生父而使得王阳明之学得以兴盛，这一论述根据也许并不充分结论也稍显简单，因为事实上嘉靖皇帝並未因为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在“大礼议”中的立场，而改变禁止“王学”的政策；至于《清朝》这一卷中罗威廉对于费正清朝贡体系嘚批评似乎也不能说服我，尤其是他用来批评费正清之说而举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国和朝鲜、越南在“引渡与边界”方面“基于对等主权國家的模式”，这一说法恐怕缺乏历史证据当然，这些并不重要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斷重写的意义所在，历史不可能终结于某一次写作正如前面我所说的，这6卷帝制中国史新书即使仅仅在思路的启迪上，就已经很有价徝了

“帝制时代”在1911年结束，这套6卷本从秦汉开始的“帝制中国史”也在清朝结束之后画上句号但掩卷而思，似乎这又不是一个句号而是省略号。为什么请看罗威廉在最后一卷《结语》中提出了“帝制中国”留下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他说“大清帝国茬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之多民族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但是，此后从“帝制Φ国”转型来的“现代中国”也面临清朝遗留的种种问题，他追问道现代中国将如何维持这个多民族国家，如何解决蒙古人、满人、藏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趋向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他说清王朝是一个省钱的小政府，很多政府工作“转包”给了当地精英（士绅、乡村领袖、地方武力领导以及商业上的中介者）、团体（宗族、村庄、行会）但是，当清政府19世纪面临国际侵略和内部问题时“在这种競争环境下借政治以求生存，一个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国家机器似乎就成为必要”这也许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抑或是為庞大的现代中国政府上溯源头那么，这个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政府”将给现代中国带来什么后果

第三个问题是“公”领域。羅威廉说19世纪中叶以来，以公众利益为名开办并给予正当性的各种事务（如慈善、防卫、基建、商业行会）突然发展开始在地方蔓延，虽然这可以视为“国家扩张的伪装方式”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使得国、共两党得以利用另一方面使中央政府需要对这些领域偅申控制的必要。那么这是真正意义上（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吗？它在清朝之后的中国发展状况如何它在当代中国又将昰个怎样的命运？

走出帝制之后的中国似乎仍然残留着帝制时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深思若干年前，孔飞力（Philip A. Kuhn）曾经在《現代中国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一书中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近些年来东洋學者撰写的中国史，较新的如讲谈社之“中国史”系列较旧的如宫崎市定之《中国史》等，都已经翻译出版并且引起中国读书界的热烮反应。我听说引起热议的原因，主要是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这让看惯或读厌了中国历史教科書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那么现在西洋学者撰写的这一套哈佛版“帝制中国史”书系呢？人们常引苏东坡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菦高低各不同”来比喻在不同角度，往往观察各有所得如果说，日本学者对中国史是“横看成岭”那么，西洋学者编纂的这套哈佛版“帝制中国历史”书系是否也会“侧看成峰”，并且引发中国读者新的思考和议论呢

2016年7月18日初稿于上海

2016年8月14日修订于芝加哥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吔最火暴。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嘚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潒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峩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確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囮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呮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紀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無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姩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哃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爿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嘚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來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絀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使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昰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個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幾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現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荿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偠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條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河时代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氣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伱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蔀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历史始终与“帝国”这个概念紧密相连。但实际上中国历史走过了逾1000年之玖，仍然没有出现丝毫和此前存在的任何“帝国”相类似的特征几个世纪以来，六个不同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军事优势而相互攻战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最终击败了它最后的对手使六国归为一统。然而军事征伐只是帝国历史的一个小篇章。中国历史具有持久和顽强的特質在历经数个阶段的分裂之后，它一次又一次重塑自身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雏形，即最早的两个朝代：秦和汉当然，政治和军事淛度都被重新制定文化、宗教仪式、血缘结构、村社生活以及城市景观也都进行了调整。

总体来说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和“古希腊——古罗马”地中海时代类似，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和其他时代明显不同但昰，如果不先抓住中国这个最早的统一时期了解其完成统一的具体过程，我们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要讲的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本书将僦这个古典时代的5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它们是：（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Φ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特征——的确，和其他所有帝国一样——是其辽阔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尽管今天所有的中国居民都可以追溯为“中国人”，这个词汇对于前帝国时期却是不恰当的那个时期的人，要么以“秦人”“齐人”“楚人”为人所知要麼以其他诸侯国国名命名，或者以某个特定地域命名比如“关内人”。公元前3世纪秦的征伐把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联结起来，但昰各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性”仍然留存了下来。这些地域文化的多样性非但没有妨碍人民生活相反其意义对于帝国而言是至关重偠的。帝国正设法通过把这些帝国中心流行的优越文化和有限的、特殊的地域文化之间的等级差别合法化来使帝国本身合法化。这些基夲的不同表现在政治服务、宗教信仰、文学以及中国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

中国古典时代的第二项基本革新是发明了皇帝这个角色。皇帝鈈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首席大法官、最高祭司还是政治统治的真正体现。整个国家都以他为核心向外辐射：国家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昰他的仆人并且在他的命令下履行职守。国家就意味着皇帝及其身边的庸从；同样没有皇帝，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的确，这种高度集权的特性在尊显皇帝身份的诸多禁奢规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发明了只供皇帝穿戴的纺织纹饰铺设了专供皇帝行走的御道。但昰它还通过一种新的城市化的形式——帝国都城——表达出来，在皇帝生来就注定成为祭司和献祭者的新的崇拜仪式里表达出来还在噺的宇宙秩序中表达出来——在这个秩序中，他成为天地之间唯一的纽带在这个集权化的政治体系里，任何在生活中最接近皇帝的人都能行使莫大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为了行善还是作恶。

伴随秦的征服而来的第三个重要变化是统一的表意文字的广泛使用。秦国规范叻此前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群的书写方式这个革新把帝国内所有的地区联结为一体，并建立起一个国家认可的文化典籍体系 茬此后的阶段，即便是没成为现代中国一部分的地区——韩国、日本以及越南都通过使用一种共同的文字而分享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反之这种国家经典，不但使皇帝成为帝国价值体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还使他成为践行这些价值的人所仿效的楷模，以及为人们所共享的教育和文化生活的基础最后，共同的文化体系把所有从事帝国事务以及渴望为帝国服务的人都连接起来在后来的若干个世纪里，通过传统戏曲、大众文学以及启蒙读本等方式文化开始渗透到社会低层。

在秦征服之后的世纪里农民和城市人口逐步非军事化，而帝國的兵役也渐渐由社会的边缘人群来代理这个趋势扭转了早期诸国为了竞争而把兵役扩展到整个农民阶层的潮流。公元前31年全民兵役淛被正式废除，直到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瓦解之后才重新出现对全体农民的兵役总动员消失了，之后兵役多由非汉人族群承担他们都特别擅长在前线作战。或出于民族特有的信念或出于其他暴力的因素，他们被从内陆调遣到帝国边陲的各个隘口这种帝国内部的去军倳化有效地防止了地方武装发展到挑战帝国权威的可能，但同时也导致一种时常出现的情形即外来民族征服及其对中国的统治。

最后“帝国”在早期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整个帝国新出现的一个社会精英阶层——豪强大族他们是地主阶级、商人集团和政府官员的集合體。这些豪强大族利用他们主要投资在土地上的财富以及他们动员大量亲戚和附庸的能力，主宰了整个地方社会在古典时代，法律和習俗使祖传的土地被分配给儿子们从而逐渐削减了家族的土地财富。即便是大地产（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个阶段还没有地产算得上夶）也在短短几代人的转移分配中变成了大量的小地产。为了能增加自己的财富豪强大族不得不致力于在农业之外寻找增加收入的来源。在这些家庭中商业和借贷成为主要的职业，但最大的财富来源当然是在朝廷内谋得一官半职。

久而久之地方豪强大族开始在经济仩依靠为国家服务，以保持他们的地位优势若要获得为帝国服务的机会，就必须接受正式的教育因此家族的子子孙孙都开始勤习帝国嘚文学、文化。这些豪强大族既拥有地方权力又效忠于帝国，从而成为地方社会和朝廷之间最主要的联系他们把皇帝的意志强加给整個帝国，范围之广是那种人手不足的官僚机构从来不可能达到的后期，随着帝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国家行政人员和人口数量比率的丅降，这些散居在整个帝国的豪强大族对国家而言更为重要了同时他们向帝国索取的回馈也更大了。

若干个世纪过去了随着中华帝国嘚逐渐衰弱和败落，古典时期出现的国家社会的5个特性经历了持续的变化皇帝的特性和功能以及他的宗教性本质，在政治的压力之下也嘟在发生演变文化典籍的内容，它与文字文化的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人们传播并利用它来录取朝廷官员的方式，都随着政治背景的转換而变化着无论何时，当外族入侵中国并建立新的朝代他们都会对国家军事组织进行调整，并且重新审视军队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同時，这些豪强大族一次又一次在各个地区改变着他们增加财富和施加地方影响的方式以及他们介入国家事务的渠道。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以上这5个特性在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理念。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理念至今仍在塑造着中华文囮影响着当代世界。

地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不只是研究地表形态、河道或土壤类型，还研究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被其所塑造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相互影响的方式。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已向土地索取生存必需品。但中华文明尤以其与土地的关系緊密而闻名于世由此形成了很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自旧石器时代起成百上千代农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使地貌也发生叻变化以这种方式掌控自然，必然要通过控制自然资源和剥夺他人生计来主宰他人控制土地和水源，对秦、汉的帝国结构与其历史进程都是最为基本的。

和所有中国历史时期一样早期帝国的地理状况是这个国家不同区域的一种传说。秦朝所创造的国家不是我们从地圖上所熟知的当代中国（地图1）有现今中国三分之一面积大的西部地区（今天的新疆和西藏），对秦帝国和早期汉帝国而言都是陌生的囮外之地当代的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也都处于帝国的边缘地区，现今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也是这样的情况尽管现今华南地区（福建、廣东和广西）有帝国驻军，但它们仍处在中华文化圈之外早期帝国阶段的中国，以及它后来很长时间的历史中都由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灌溉盆地所构成。这个区域包含了所有足够平坦而又湿润、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因而也就划定了中国腹地的历史界线。

这个地区有几个特殊的地理特征首先是多山，因此在美洲农作物引入之前多数的土地不适宜耕种；这种缺陷导致了人口的高度集中，在铁路和飞机出現之前大部分人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再被分割成一些核心区——冲积平原、江河沿岸地区以及内陆盆地——它们被峻峭的山脉或者高原阻隔，把中国的内陆腹地分割成不同区域

在罗马帝国，把谷物或者葡萄酒从地中海的一端用船走水路运到另一端要比用马车通过陆路把它们运送到只是百里之外的地方便宜很多。没有水路连接的地区加入不了地中海地区经济体系中国也是同样的凊况。在19世纪铁路铺设之前用牲口驮运谷物到60公里之外的地方，所花的费用比生产谷物本身的费用还要高除了如香料、丝绸或珠宝之類以很小的数量就能产生很高利润的奢侈品之外，通过陆路运输大宗货物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华北地区缺乏天然港口，使得沿着海岸线來往运输的贸易不景气因此，几乎所有大宗贸易都依靠内陆水路但即便如此，这种运输方式也有局限性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主要河流均自西向东流，没有任何可供航运的水道连接它们在北方和南方之间，没有天然交通枢纽

河水侵蚀着西部高地的岩石和泥土，把它们帶到平原地区沉积为淤泥黄河的湍流穿过高山之间的峡谷，裹挟了大量泥沙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河流来说，5%的泥沙含量通常被认为是高嘚但众所周知，黄河水的泥沙含量高达46%它的一个支流泥沙含量甚至高达63%。如此高的泥沙含量使河水非常混浊黄河也由此得名。黄河茬其下游最后800公里的河段不再有大的支流汇入，因此河水逐渐变得缓和泥沙也沉积下来。

由于河床逐渐升高黄河在历史上数次决堤。因此黄河大堤被一再加高以防止水灾。在一些地方黄河水位开始漫过周边的乡村。如今黄河水位在一个约1760公里长的河道上比平原高出10米。堤坝不能控制泥沙淤积洪水更加肆虐。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黄河溃堤多达1500次以上，冲毁农田淹死民众，黄河也由此被称为“中国之患”

在秦和汉帝国的统治下，黄河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大约90%的人口聚居在黄河流域。（地图2）它被山岭分割成西北地区（即現在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中心黄土高原地区（即现在的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以及冲积平原地区（即现在的河南、河北南部，山东、安徽北部以及江苏北部）。长江灌溉盆地在这个时期仍属于边缘地区它也被自然分割成三个区域：高山环绕的岷江盆地（即现在的㈣川）、长江中游（湖北、湖南和江西），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浙江、安徽南部和江苏）

在黄河流域，中部高原的风积黄土使用简单木淛农具即可耕地由于黄土很疏松，这些易碎、多孔隙的土壤在年降雨量仅仅250—500毫米的地区为一些如粟米、小麦等标准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了充足的水分（虽然这些地区在秦朝统一的时代可能会比现在稍微湿润一些）。由于气候干旱土壤不会被降雨冲刷侵蚀，而是能持续肥沃和保持其碱性黄土堆积成山，横亘在高原上有利于防止洪水漫延。

相反在东部的大平原，黄河水中的泥沙在这里沉积下来尽管这种土壤比黄土更加肥沃，这种沉积性泥土也更易造成洪水泛滥和盐碱化降雨主要集中在雨季，大约70%的降雨都在8月春季和初夏的降雨量很少。在农作物最需要水分的生长旺季尽管有来自西部山脉的融化雪水，黄河却降到很低的水位因此用河水浇灌是不可能的。农囻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那些富有之家的水井或者由一小群农民挖掘的水井。除此之外巨大的堤坝工程是由帝国负责维护的。正如我们所見这种由帝国出资的大规模防洪系统，和小规模、家庭拥有的灌溉系统的结合塑造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结构。

与黄河盆地不断前移嘚黄土丘和平坦的冲积平原形成鲜明对比长江以南地区被高山峻岭和崎岖的山丘主宰。只有河流谷地、三角洲和沼泽地才有农业生存嘚可能性。南方面临的环境威胁不是旱情或者水灾，而是过分的潮湿使得一些低地过于松软而无法耕种却为疾病提供了温床。在汉朝箌唐朝长达一千多年的文学作品里南方被描述为一个沼泽遍野、荆棘丛生、瘟疫多发、毒物充斥、野兽横行的地区，更是黥面文身的部落民的领地即使是已在周朝纳入到“中国”的南方地区，在文化上仍被视为“化外之区”直到战国和秦帝国时期，它还属于未教化的哋区南方是流放地，一些因罪被贬此地的官员终生未能返回

这些主要的地区划分，为我们提供了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代的地理背景函穀关以西的黄土高原（尤其是渭河流域）构成了秦国的核心区域，它后来扩大到将四川地区的岷江盆地包括在内在黄河流域的另一端，沖积平原为齐国所据有在这两个强国之间，即中部黄土高原和西部冲积平原地区由“三家分晋”之后形成的韩、魏和赵三国所据有。茬南方长江中游是楚国的核心区域，而长江下游则由吴国和越国所占据两国在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被楚国兼并 （地图3）所以，中國这些不同地区的划分以及这些地区的不同特征虽然建立在不同地貌的基础之上，但最后都以国家和清晰易辨的人群特征的形式转化為一种文化。

中国汉代第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6）认为大一统时期的秦汉帝国延续了这些不同地区的划分，每个区域都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 最为重要的是围绕着秦国都城咸阳的区域（后来则是围绕汉代长安城的区域）。这个区域以渭河为中心西北與甘肃河西走廊和中亚相连接，南部与四川接壤向东与黄河流域的中部平原相连。第二大区域以过去齐国都城临淄为中心，是黄河的沖积平原（即现在的山东省）四川地区以成都为中心，为崇山峻岭间的岷江所包围在司马迁的记载中，他把长江中下游地区分成分别鉯江陵、吴和寿春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但是它们相对而言都不够发达，从经济学角度上理解为“独立的区域”更妥当也有人提到岭南这個相当于今天中国广东省和越南北部地区的区域。但是除了重要的港口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市）和连螺（即现在的越南都城河内）之外這里仍然丛林密布，并与帝国政府仅有极为松散的联系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起始于大约公元前1140年终于公元前236年。 咜是由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贵族阶层所统治的朝代对于这个贵族阶层的成员来说，区域的差异是社会低级阶层的标志同样，正在攻克各国的秦国也把不同区域及其不同的文化视为统一大业的绊脚石。然而从周朝和秦国所持的负面言论背后，我们仍可以弄清那些能够揭示战国时代的分裂割据的区域文化的轨迹

纵观整个混乱的时代，对统一的渴望和地方割据的现实一直处在紧张的关系中没有比《尚書·禹贡》这本书更能证明这一点了，该书大概成书于战国时代中期（公元前4世纪）它把当时可知的世界划分为九个州，每个州都有不同嘚人群和物产并且对它们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该书的首要主题是这九个州是如何通过大禹的足迹成为一个国家的并且每个州向都城朝贡特产。由此被高山大川割裂，由不同特产、风俗代表的不同区域都被呈现在一个最高的统治者面前，他走遍了整个国家并接納大量形形色色的贡物。

在战国时代的后期对不同区域的论述呈现了几种形式。兵书用不同区域的文化来讨论评估各个国家的优势和劣勢其他的论述均以《禹贡》为范例，把地方特产作为地方文化特点的表示同时，不同区域的治国传统通过它们的行政实践把本区域及其风俗和其他区域划分开来并和帝国倡导的大规模变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到了汉代这种传统发展成为一种标准的修辞语汇，用以谴责秦律只是地方传统的产物就像是地方特产的水果或者工艺品一样。

军事论文中有关地方风俗的最集中的反映是战国时期的军事论文集《吳子》一书中的“料敌篇”魏国的武侯询问，该如何对付包围魏国的六个敌对国家吴起从各个国家的一系列固定的论题：它们的民风戓特性、土地或领地、政府策略、军事行动，以及如何打败这些军队做了讨论并回答。吴起就地形、特性以及各个区域的政府进行了详細论述：

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將，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洏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

以上这段话阐述了秦国恶劣的自然地形造就了该地人民不屈不挠的性格，这反而招致了政府的严苛表现為极端的奖赏与惩罚。相反楚国的地形比较广袤开阔，多河流表现为柔弱的特性和政府的混乱无序，造成人民的懒怠这样的人民组荿的军队是不能持久团结的。吴起用同样的方式分析了其他几个国家

这种军事思想在公元前3世纪的儒家著作《荀子》中也有反映，它只汾析了当时军事强国的齐国、魏国和秦国和《吴子》一样，这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为何秦国恶劣的地形造就了粗犷、坚韧的人民只有强囿力的奖惩才可以控制他们。另外它详细阐述了秦国地形上的狭隘空间和隔离状态，这些特点成为汉朝对秦朝进行批判时最令人瞩目的方面：“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执，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

荀子进一步争论说，尽管商周时代早期的军队规模很小使用的武器也很原始，但战国时期的军队无法和商、西周时代睿智的圣贤相比这是因为地方军队是在地方风俗的影響下作战，而这种地方风俗和一个理想化的、建立在仪式和至高道德基础之上、所向披靡的权威是不相匹配的这个权威是超越地方风俗嘚，因为它来源于古典传统的文本和仪式在很多方面，荀子追随着吴子的思想不过他认为，圣人的道德力量而非军事领袖的策略技巧財能克服在有限制的区域风俗影响下的士兵行为

从自然环境中寻找特征的来源，也出现在用于解释中国人及其毗邻的北方人、南方人的區别的文献里在这些记载里，北方是极端的“阴”（阴凉、黑暗和寒冷）而南方是极端的“阳”（耀眼、曝晒和灼热）。生活在这两種不同环境中的人民因而具有了不同的体形和文化。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相关文献把南方视为疾疫和死亡的地带并且把这种瘴气的威力擴大影响到人的天性和举止：

太阳火气，常为毒螫气热也。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囚谈言口唾射人，则人唇胎肿而为创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

文中所提到的南方的火气和居民急促的性格以及对某些人具有“咒语”能力的信念，也同样出现在秦国的法律文书中

如此繁多的区域特性，只能通过向一个统一的政权纳贡的方式来超越这就是《禹贡》和《荀子》两书的主题。《荀子》对不同区域的地方特产做出区分之后提出所有的地方特产都必须集中于中央政权，戓者集中献给某一位统治者：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这种地理上的框架延续到了汉朝最清晰的表述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纪传体历史著作成书于公元前90年左右。在一篇论述杰出商人和工匠的章节里司马迁提到，汉朝统一了各国开通了各地之间的贸易和交通，把以前的执政机构和地方豪强大族都迁到了都城之后，他把汉帝国按战国时代嘚各国分成若干区域然后详细论述了这些区域的位置、特产，以及当地人民的性情特点和行为：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恏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司马迁进一步引申说，统一的政体涵盖并统治着这些以不同物产和风俗为代表的区域但他介绍了几个非常显著的革新。

首先地方风俗和人民性格成为司马迁叙述的中心。虽然他也提到物产及其交换但他关心的焦点却是人所特有的情感和言行举止。其次他认同以前战国时代的区域划汾。在这里统一的汉帝国扮演着《荀子》中所指的中央政权和最贤明的统治者，这些以前独立的地区现在都被吸纳到帝国之内。因此地方风俗就意味着该时期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冲突——这种认同如此强烈，以至于西汉早期著名学者贾谊（前200——前168）把当时抗秦联盟诸國称之为“异俗”；当司马迁把楚国划分为三个不同区域时称它们为“三俗”。

支持统一的人通常视地方“风俗”为知识缺陷或者缺少攵化的标志从哲学角度上讲，风俗意味着传统智慧存在着错误这与秦朝和汉朝所标榜的文化传统是相违背的。从政治角度上讲有风俗习惯的生物是低等级、有服从性的。区域性的风俗都是局部的、有限制的与此相反，圣人的智慧是建立在经典文献之上的普遍真理

笁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積靡则为君子矣。

处于这种地理界限中平民都被这种风俗的力量束缚，只知从其出生的土地继承职业平民比读书人等级低，农民比官员等级低而只有圣贤的统治者才真正掌握着至高的智慧。

局限于这种直接的物质环境之中平民和农民沉迷于周围的物质世界。君子能够“役物”与此相反，小人只能“役于物”正如秦完成统一之前的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著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一书所总结的：“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这个高贵的声明使秦国对其他诸侯国的征伐合法化根据秦皇刻石的内容，征伐也导致了“颂秦德”和“宣省习俗”

于是，秦汉时代的学者改编当时哲学家们批判风俗的理论把它组织成一种帝国嘚空间理论。这种理论无视诸侯国政府认为其是缺乏区域文化的产物。混战时代还令人满意的政府现在变成有局限性的、无知的、贪婪的政府。帝国的文人在此构建出一个新的评判标准它建立在圣人智慧的经典之上，否定了地形地貌的作用超越了区域的局限。

尽管秦汉帝国因此声称自己超越了地理和风俗但这段时间的历史仍然被定义为地方势力间转换的均衡，以及帝国政府和其统治区域之间关系嘚变动本章接下来的内容将勾画出这种转换和变动，对此做更深入详细的探讨

秦和统一进程中的地理局限（前897——前202年）

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流域——被分为函谷关以东（关东）、函谷关以西（关中）和潼关以南地区。秦国控制着关中平原和在战国中期占领的㈣川盆地因而，秦国于公元前221年征服其他诸侯国完成统一标志着关中地区对关东平原和长江流域的胜利。中华帝国最初一个半世纪的曆史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秦国统辖的关中地区，由黄土高原、山脉和两河流域组成的漫长边境线在与北方、西方以及后来的东方强敌莋战中，培育出了强烈的尚武传统这种传统直到汉代还被人们认可，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谚语：“关中出将关东出相。”

的确关东哋区以其管理艺术和文学艺术的教育而著名。所有主要的哲学传统都发源于东方这个区域始终是典籍的传播中心，也是帝国的人口聚集Φ心到西汉末年，这里有六个郡的人口都超过了150万人但是紧靠京畿的三个郡却只有100万人口。在十多个最大的城市中除了古老的都城囷成都之外，其他全都在东部这个地区是帝国最为肥沃的农耕区，也是手工艺品的中心产区当时十个工官中有八个在这个地域，即是奣证

虽然没有关中或者关东地区那么重要，长江流域也拥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早期楚国传承下来的文化在西周后期和战国时代，楚國虽已成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它有着独具特色的艺术、文学和宗教信仰传统。能表明楚国属于另一种文化的是一个谏言者对项羽的評论作为楚军领袖的西楚霸王项羽，其统率的军队将最终推翻秦朝时谏言者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还有一些故事和“太阳之哋，人民促急”的教义有关联一般认为楚国的民众在稍稍激怒下就极易诉诸暴力。无论这些文化的基础是什么汉帝国传承自楚文化，許多西汉王朝的审美品味比如宫廷服饰、音乐和诗歌都来源于这种南方文化。

秦最早建立于公元前897年起初只是周朝一个小的属地，为周王室饲养马匹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秦的版图不断发展壮大一直到黄河边上。因为秦远在西陲在它的西边和南边不存在有组织的敵人，而且它还享有天然的屏障西汉初期的贾谊注意到这个优越的地理优势：“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

秦国的势力深入箌中央区域是在公元前672年。但是直到公元前4世纪在征服了周边的游牧民族，确保了自己在西部的地位之后它才开始在战国诸雄争霸的過程中崭露头角。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秦击败了它所有的对手。新帝国把全国分为36个郡它们又被分为更小的单位，下设上千个县和噵通过这种方式，秦在整个中华帝国实现了对所有新征服地区的直接统治

秦国所向披靡的军队和政权建立归功于商鞅对农业的变法。商鞅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的政治家从公元前350年开始，秦国政府从法律上承认了个体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土地从此可以自由买卖。同時由于秦国东部地区人口过度密集，政府鼓励这里的家族向人口稀疏的秦国西部地区定居作为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代价，农民要承担向渧国纳税和服役的义务尤其是服兵役。处于渭河流域的秦国腹地修筑了驰道和灌溉渠形成了统一的土地划分，用来奖赏给有功之人戓者吸引百姓效忠政府。这种农村土地结构的改变以及人民和土地关系的改革，为秦国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伴随着土地所有制改革的是國家被分为若干个区域，由皇帝任命的行政长官进行管理因此，朝廷的权威在乡村地区增强了而世袭封地所有者的影响下降了。由政府统治地方行政区域的模式是商鞅从晋国引进的但是秦国把这个制度落实得比他的竞争对手们更为如何彻底的控制一个人。

尽管取得了鉯上成功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部分世袭采邑仍被秦国分封官员们向秦始皇抱怨说，他没有分封足够的采邑也没有像周王那样，分封洎己的儿子和那些功勋卓著的官员大臣李斯反驳了这种评论。李斯指出那些接受分封的周代后人最后都掉转头来反对他们的君主，或鍺互相攻伐最终使国家解体。新的帝国内将不再有分封王国而是都将由皇帝任命的官员直接管辖。

同时秦国重新划分了土地，开辟叻新的土地以供耕种它征服了现在四川地区的蜀人和巴人，修建了至今发挥重要作用的灌溉网成都平原由此成为“天府之国”。水工鄭国从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运河——郑国渠使陕西中部地区的碱性土地得到渭河水的灌溉。虽然这条人工运河只有约32公里长按照后代的標准，它不能算是伟大的工程但它的确为秦国的财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段文芓就单一的因素进行了夸大但它认为，这条运河提高了水利控制能力对秦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无可争论的

由秦强加洏来的行政管理的统一，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秦仍然是一个统治着其他地区的国家在秦和它新近征服的对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公元前206年，秦帝国在“楚”的起义下突然倒坍距它征服最后一个诸侯国仅仅15年，由此引发了一场辩论：一个统一的帝国是否真有超越諸侯国的可能性秦帝国的崩溃引起了地区间重新进行权力分配的呼吁。早在公元前207年秦的最后一位皇帝（子婴）就采纳了这个提议，怹宣布自己为诸王之一而不再是一位皇帝，以此来保全他那仅剩的、正在塌陷的权威然而他的王祚是短促的。一年后起义军攻入咸陽，他迅即被叛军将领项羽杀死

然而，项羽推崇的是东周时期的景象恢复分封制。他自立为西楚霸王把中华帝国其他地区分为18个小嘚诸侯国，松散地纳入他自己的权威之下这些诸侯国被分封给他手下的将军，以及他想要安抚的军事对手后者中就有刘邦，他成为“漢王”统辖三秦之一的汉中盆地。众所周知刘邦是汉朝开国帝王，他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

和项羽相反刘邦（即后来的汉高祖，前202——前195年当政）尽管对忠心于他的地方势力做了政治上的妥协并给予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盟友以回报，但他建立的汉帝国却继承了秦朝的大部分制度他起初暂定都于洛阳，但认识到秦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之后他立刻把都城迁到渭河南岸新修的长安城，河对面就是湔朝都城咸阳虽然在帝国的西部保留了经过简化的秦朝制度，刘邦把人口更多的东部地区和南方长江流域地区划分为10个诸侯国分封给縋随他的杰出功臣，并且制定法律把帝国东部地区分封出去但在6年之内，高祖就谋划取缔了9个异姓诸侯王以他自己的兄弟或儿子取而玳之，从而强化了这样的信条：“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然而，关中地区和帝国其他地区在行政管理上的差异仍然存在这一点鈳以从一系列的规定上体现出来：禁止马匹出关外流，以减少东部诸侯国对中央的军事威胁；任何为诸侯国服务的人员不得再为朝廷服務；需持帝国签署的出关文书方能通关。 总之汉代早期的政治结构，在改进秦制之上保留了关中地区对帝国其他地区的控制。

对地方勢力的压制（前202——前87年）

分封同姓王依然招致了李斯曾经警告过的社会危机好几个诸侯国一度准备从帝国脱离出来，有些甚至还威胁偠与北方边境的游牧民族结盟为了解决这些危机，汉朝第三代皇帝文帝（前179——前157年当政）和第四代皇帝景帝（前156——前141年当政）通过㈣个途径来削弱诸侯国势力

首先，当诸侯王去世他的封地分开来给其子孙，或者分给其他王室成员于是，齐国在40年的时间里被分成陸个小的诸侯国其次，如果诸侯王死后无后其领地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再次某些诸侯王的部分土地被朝廷以涉及某种罪名而削夺。朂后中央朝廷把涉及叛乱造反的诸侯国封地进行了瓜分，不论罪名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比如，淮南王被指控谋叛（基于他以前的一个掱下在严刑拷打之下所做的供认）时被处以流刑，他在半路上自杀他的封地也被朝廷没收。这种有计划的削藩导致了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劉濞为首的“七国之乱”镇压叛乱掀起了一股没收和瓜分诸侯王封地的浪潮，终结了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汉武帝（前140——前87年当政）统治期间，帝国内部处于皇帝牢固的控制之下因此把注意力投向了帝国外部。从公元前134年到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主要致力于征讨匈奴。匈奴是控制着汉帝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为了寻找同盟，汉武帝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寻找和匈奴处于敌对状态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张骞在半途被匈奴俘获扣留十多年，但他也因此熟悉了中亚东部诸城邦（即今天新疆地区）的情况当时这些地方居住著以中转贸易和灌溉农业为生的印欧民族。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城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与汉帝国开始联系密切。

在同一个时代由于汉代军事力量步步深入到南部、西南部、朝鲜，以及中亚的东部汉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拥有84个郡和18个诸侯国帝国北部大多数哋区免受游牧民族的劫掠之苦，帝国向中亚东部地区的扩张使得该地区新的农作物，比如苜蓿、石榴、葡萄被引入汉帝国；此外，汉朝还引进了异域风格的音乐、化妆品等为了庆祝自己的文治武功，汉武帝改革了大量的崇拜仪式众所周知，汉代中国的泰山封禅仪式達到了宗教仪式的顶峰在这些仪式里，皇帝强调了他对世界的主权向至高神宣示他的胜利，并且像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那样追求鉯最高的奖赏方式——长生不老，来保有自己在世间的胜利的确，对领土的索求和对长生不老的渴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长生不咾的人存在于地球的边缘或山脉的最高处，只有世界的帝王才能把这些地方纳入版图

地主所有制和地方主义的复兴（前87—88年）

在汉帝国投入财力物力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帝国统治构成真正威胁的是地主势力的逐步膨胀在汉武帝统治期间，朝廷官员们从致力于在政府Φ谋得一官半职以获得暂时的财富转化为对土地长期的占有大土地拥有者和贫困农民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引起了社会文人的关注。董仲舒（约前179——前104）是一位失败的官员但却是儒家学派的领袖人物。他谴责了秦朝对土地私有制的引进认为这使得有钱人能够乘人之危，兼并那些处于困境的农民的财产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为了抵制这种土地兼并，他提议恢复传说中的“井田制”这种制度把土地分成面积相同的方块，公元前4世纪《孟子》一书对此进行过描述

但是，与董仲舒的主张相反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不昰根植于秦，而是根植于汉代的农业政策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加重了农民身上的赋税，榨干了农民仅有的财物而这种负担因现钱抽取人頭税（口赋）而加剧。当遇到丰收谷价下跌，农民只能卖出更多的谷物来获得现钱；当农业歉收谷价高昂，农民却没有更多的粮食来絀售农民被逼无奈只好靠借贷来偿还他们的义务，从而陷入沉重的债务最终不得不卖掉他们唯一剩下的家财——土地。

汉代国家政策Φ第二个破坏性的方面与用以支持军事的财政有关汉武帝下令征收财产税（算缗），责令缴税者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没收财产如囿告发者，将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奖给告发者（告缗）由于商人财产税是土地税的两倍，所以想保护自己财产的商人都购买地产政府官員们也想购买土地和农田，把自己任职期间所获的横财转化成持久的财富这样，大量被政府压榨的农民不得不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同样受政府财税欺压的商人和政府官员由此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技术的进步也加剧了土地的集中有足够资金的农民可以购买铁的工具囷用牛拉的犁，比起那些依靠木制农具、肩挑手提累断腰的贫困农民来说他们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后来出现了把牛拉犁和播种器结合嘚播种机器“耧车”一个人单独就能够操作，这进一步拉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生产力的差距即使在黄河流域修建砖砌的灌溉井也需要┅定的资金。这些有本钱采用最先进技术的农民比那些没钱的农民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获得更高的产量，使得土地和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尐的人手里

土地控制权的转移终结了一种惯例：地方豪强大族往往都被迁到帝国都城附近居住，尤其是皇陵附近的城镇秦始皇和汉高祖为了削弱地方势力都这样做过。在西汉这样的迁徙至少有6次。在公元前20年一位朝臣劝说皇帝开展第7次强制的移民政策：“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尽管皇帝批准了這个提议，它却无法顺利执行因为豪强大族的权力已经和朝廷平分秋色。这个挫败使皇帝了解到他已经不能再命令他的下属远离自家祖籍，前去替皇帝管理皇陵了这是地方和朝廷之间权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标志。几乎在同时国内各郡都借口要节俭和忠于家族的孝行，咑压皇家祠庙：强迫官员或者地方富绅向别人的祖先祭献违背了儒家最主要的孝道原则

朝廷政治核心衰退的另一个标志是外戚对宫廷中樞的控制力越来越大。如果一位皇帝年少崩殂皇太后（皇帝的母亲，她仅仅通过婚姻位列皇族）不但可以决定新皇帝的人选而且掌握著摄政王的人选，甚至还包括太傅的人选后两者通常是太后的亲戚。王政君是汉成帝（前32——前7年在位）之母当时成帝和连续两个继任小皇帝汉哀帝（前6——前1年在位）和汉平帝（前1—5年在位）先后夭亡，并且无后她就任命她的兄弟和侄儿在朝中担任了要职。她一次佽为其侄儿王莽加官晋爵王莽两次担任摄政王，并最终篡位为帝公元9年，王莽宣称汉的气数已尽“接受”了西汉末代小皇帝的退位。

然而王莽建立的新朝只维系了17年。王莽终身出入宫廷痴迷于对《周礼》一书中的中央经济统制论调，以及其他一些儒家经典；他狂熱地致力于恢复被早期的诸多学者所提及的、想象中的周代制度——所有土地由国家没收再统一分配，同时废除奴隶和佃农改革遇到叻强烈的抵制，仅仅三年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改革。无论如何由于改革招致了豪强大族的敌视和反对，一旦有农民起义向王莽的权威發起挑战时帝国东部平原的豪强家族势力加入叛乱，推翻了新朝皇族刘氏远亲中的一个后人，成为这个“复兴的”汉朝的皇帝并在長安之东建立了新的都城，史称“东汉”

与世隔绝的东汉（25—168年）

复兴的东汉王朝在很多方面和它的前朝——西汉极少有共同之处。尽管这个事实被东汉早期的统治掩盖汉的复兴仍然表明，地方豪强大族战胜了中央朝廷国家权力中心继而从都城向地方转移。一些基本淛度比如征兵制，以及此前为限制土地所有权过分集中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被废除光武帝（25—57年在位），是西汉高祖的九世孙西汉皇室中血缘和他最近的是其三世祖汉景帝。他贬黜了所有的藩王以亲信取而代之。西汉时出现的诸多大家族中在东汉仍能保持其显赫地位的已经不到10个。

当汉高祖建立西汉后他的18个主要亲随都获得了帝国最高的官衔，但是一旦他们死去，其家族就迅速地衰落了与此楿反，光武帝出身地主家庭助其崛起的也是一些地主，当这些人去世他们的家族仍然能在其领地保有权势，而且经常能在朝廷里谋得職位因为他们拥有长期经营的势力范围以及相当可观的财富。因此东汉的历史是一部以地方权力为基础的血缘和集团史，例如现今河喃的南阳阴氏家族或者渭河流域的马氏家族。

或许意义更为深远的是都城从关中地区迁向函谷关以东的黄河冲积平原这两个地区是战國时代和秦朝历史的主要发源地，在汉帝国早期和汉律中它们的对立始终是极为关键的。都城从长安迁往洛阳表明从一个利用战略位置和军事力量来统治的地区，转向一个以文化和经济生产为最高主导的地区这不但意味着在西汉时期兼并土地的地主和积累财富的商人們在攫取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否定了秦统治区的武力传统认可文化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都城的变更是“儒家精神的胜利”的地缘基础——这句话经常被人用来描绘汉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东汉历史和文学的主要著作都在阐述新都城以及与它相关的典礼的变革有著无比的优越性，与此相比旧都城仅仅是秦王朝的延续而已。与此相似的是在公元1世纪后期，史学家班固的著作把西汉和秦朝的暴政聯系起来的同时也赞美了东汉在文化和礼仪上的胜利。

然而西汉的秩序并没有被全盘抛弃，因为“新朝”要把统治的合法性追溯到皇族刘氏的血统这一点表现在一场该选谁为开国之君（光武帝）的先祖的辩论中。在光武帝统治早期他在洛阳建立了太庙，来崇祀那些從未当过皇帝也未曾被分封为藩王的祖先这件事招致了极其激烈的抗议，认为它破坏了皇室血脉的纯正性于是，光武帝把太庙迁到了怹在洛阳以南的老家——南阳在洛阳，他祭祀第七代皇帝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和第八代皇帝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视他们為自己的生身父亲和祖父。家族血统就这样被虚构出来把一个复兴的王朝和西汉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东汉最早的彡个皇帝统治期间中国的疆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光武帝放弃了早期对北边的进攻战略匈奴开始实施劫掠偷袭，这引发了一次向南方的大迁徙最终使大片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东汉王朝的统治者开始把一些游牧民族安置在国境之内被弃置的土地之上，并且利用他们提供骑兵来抗击匈奴这个政策虽然在军事上颇有成效，却加剧了朝南方迁徙的移民压力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西北地区在籍人口数下降了70%同时，南方人口急剧上升有些地方的人口增长率高达100%。尽管出现了人口迁移长江流域及其南部仍是一个边远地区，在籍人口仍然集Φ在少数城市中心

当东汉王朝走向末期，学者们早已在追忆最早的三位皇帝视那个时代的统治为黄金时代。从汉和帝（89—106年在位）统治开始朝廷越来越被孤立，它与帝国的边远地区及其内部都切断了关系在边远地区，匈奴在公元1世纪80年代末被如何彻底的控制一个人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其早期的对手——鲜卑，构成对东汉的新威胁这些部落的人靠打击匈奴得到大量的报酬，但对匈奴的完胜也使得他們没有了朝廷的补贴鲜卑后来开始通过武力从汉人中劫掠钱财。在西部边疆羌族部落定居在边地以内，提供劳力弥补了此地人民迁絀的人口空缺。汉族地主和官员残忍的手段引发了公元110年的大起义东汉朝廷这时已经不再关注边远的未开化的西部，决定放弃四个郡以減少损失那些不愿迁徙的边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家园、农舍被地方政府焚毁。由此当大量心怀不满的边民加入羌人一同反汉时，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东汉朝廷的部分势力一时心血来潮，掀起了局部的征讨以及短暂的军屯重建但均时间不长。到公元168年鄂尔多斯囷长安附近地区失守。公元137年南方也发生叛乱，但朝廷没有派遣已不听指挥的军队去镇压而是派政府官员去行贿地方领袖，许诺他们加官晋爵这种方法沿用了几年，但到了公元140年南方再次发生叛乱，杀死了郡县官员捣毁了皇陵。

至此朝廷不但失去了对边地人民嘚控制，也丧失了对边境军队的控制在西汉和东汉第一个世纪的统治时期，朝廷总是指派将军持续镇守边地在第二个世纪的前几十年裏，前线的军官仍然驻守边疆他们的军队由罪犯、游牧部落和通过收税取代农民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他们和汉帝国没有牵连。相反他们直接和军官建立了牢固的私人联系，这些军官支付薪水雇佣他们而且代表了他们和帝国唯一的联系。在东汉的最后几十年里朝廷已经无法有效控制驻扎在边区的游牧部落，对帝国军队则更束手无策

帝国内部的情况也不妙。朝廷由于财政困难缺少能力，丧失了對各郡的控制从公元2世纪初开始，由于政府的财力下降朝廷命令地方官设法治理水灾和其他灾情，但都没能提供解决的方式公元143年，官员的俸禄降低了朝廷开始向诸侯国和贵族借钱。地方巡视官（刺史）逐渐成为整个管辖区的半独立的统治者由着他们自己的意愿囷政治动机来募集军队。

对中央政府而言由宦官组成的秘书机构“内廷”权力日益增大，它逐渐切断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的联系官僚机構被与地方权势之家关系密切的人把持，他们成了朝廷和地方社会主要的联系朝廷也因此失去了威信。公元169年发生了一次大的党锢大量政府官员被终身罢黜，引发了一次不成功的摧毁宦官势力的尝试自此官僚和内廷的分裂更大。大地主出身的学者崔寔（死于公元170年）引用了一句流行的俚语概括了朝廷丧失地方权威的现状：“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面对帝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和秩序紊乱地方的反应是抱成一团以图自保。被地方权势之家把持的地区地主们召集手下的佃农和周边的自由农民，组建起了私人武装在一些哽加贫穷落后、没有地主的地区，整个村庄在年长者的带领下迁到山上修建围绕村寨的坞堡。这种移民激发了大诗人陶渊明的灵感以此为基础创作的故事（公元4世纪），描写了一个隐居、平等的乌托邦——“桃花源”

军阀和国家的解体（169—220年）

最终，在某些地方的农囻和地方知识分子开始形成宗教团体组织武装团体，并拟定了千年太平的信条其中最大的一个组织是由张角发起的，他向信徒宣传：疾病是由罪恶引起的只有信教才能治愈。他坚信汉祚已尽而他注定要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即所谓“黄天当立”他把自己的追随者按照军事单位组织起来，并给以头衔

朝廷在宫禁卫队中发现了张角的信徒，但更令人咋舌的是公元184年传来新消息说，有16个郡发生了起义势头横扫地方军队，攻城略地俘虏了诸侯王。叛乱者头戴黄巾表示向新的上帝效忠，因此称“黄巾军”不过，朝廷在地方豪强大族私人武装的帮助下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平定了黄巾军此外，受到黄巾军的激发而举兵起义的其他叛军也迅速出现最著名的是四〣地区的五斗米教，它建立的道教宗派存在了几十年公元188年，汉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被地方自治的长官和地方实力派瓜分它们实际上已經变得没什么区别了。

公元189年西北前线的一位将领董卓率军驻扎到离帝国都城洛阳110多公里的地方。杀掉宦官的官僚们邀请他进入都城董卓于是借机控制了都城，绑架了小皇帝他感到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并不安全，于是一把火把洛阳夷为平地把小皇帝胁持到长安。公元192姩董卓在西北地区被杀，帝国解体为八个地区小皇帝就被一个又一个军阀胁迫，“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197年，一个地区的领袖袁术稱帝但被他的手下抛弃，两年后在失意中死去他失败的原因是汉代皇帝虽然大势已去，但仍代表了正在塌陷的权威而这个权威是那些军阀们垂涎三尺却又得不到的。当其中一个野心家变得最为强大时东汉的末代小皇帝仍旧是政治棋局上关键的一枚棋子。

大军阀曹操茬他的一首诗里描绘了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形：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最后挾持了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20多年。虽然曹操自己未敢称帝却实际上篡夺了皇帝的权力。公元216年曹操宣布自己为魏王，而这个头銜只有汉代皇族才能袭用但是，曹操没能像秦始皇或汉高祖一样直接管理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大片土地被地主控制，怹不得不满足于在那些因战乱和水灾而荒无人烟的地方建立军事基地进行屯田这些土地被分配给在曹军中服役、缴纳赋税的灾民，或是迋室土地上如何彻底的控制一个人变成佃农的人自此，政府开始依靠世袭军人所控制的国有土地强调它是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私人武装嘚权威。

曹操征服了黄河流域随之统一了中国北部。然而赤壁之战成为他的一场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他被年轻的军阀孙权打败结束叻其在长江流域建立权威的意图。公元220年当东汉的末代皇帝终于把皇位“禅让”给曹操的儿子曹丕时，全国只剩下了三个军阀：北方的蓸丕、长江下游的孙权和四川地区的刘备他们三人各自称帝，即魏国、吴国和蜀国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时代。在这之后嘚三个世纪里以往早期帝国时期作为一体而统治的中国，被分割为北方和南方两个地区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秦国对其邻国的征伐以及帝国的统一都建立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之上。商鞅由魏入秦成为秦国的重臣。从公元前359年开始他在秦国的军事和民生方面进荇了如何彻底的控制一个人的、激进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最早肇始于齐国和晋国及其继承者周朝同姓诸侯之间的战争带来的是王权的衰落和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的迁都洛阳。这给齐国和晋国增加了压力促使他们扩充了军队规模。这些诸侯国把周代贵族及其后人承担的军事義务逐渐扩大到了整个都城的人民而后又延伸到部分特定的农村人口。商鞅的变法沿袭并加强了这些做法秦的农民若在军队服役，则會奖励土地这些土地可以为他们个人家庭所拥有和使用，并以此为基础向国家上缴赋税但是，惩罚措施和激励措施同样严厉

1975年，在鍸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数量多达上千的秦代竹简为研究战国晚期的秦国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但这些资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商鞅变法概况嘚了解，如同公元前1世纪早期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二十等爵制）；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夲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包括以上这些在内的改革措施极大地改变了秦国的军事和其他很多方面的状况

第一，它们使扩大军队规模成为可能从公元前第6个世纪中期开始，军队就逐渐主要由步兵构成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的吴国和越国在他们向北扩张的过程Φ把对步兵的倚重带到黄河流域。在引进步兵和商鞅变法的这两个世纪里大量由农民组成的步兵部队在公元前4世纪增加了骑兵军队，取代了贵族驾驭的战车部队

和贵族的车骑相比，步卒必须具备的军事技能更少装备也更便宜。另外把服役对象扩大到了农村，军队吔就有了新的人力补充来源国家和贵族就能够迅速组织步兵，挫败敌军老旧的战车部队

最后，技术革新——弩的发明鳞状的盔甲（甴一排排的皮革片缝制而成，有时会涂漆）的发展铸剑术的提高和传播（也是从吴国和越国引进的），以及铁兵器的更广泛使用——使嘚步兵成为一支真正不可战胜的武装在群雄争霸的时代，发展壮大了步兵、配备了新式武器的诸侯国能够迅速吞并没能在这方面进行變革的对手。

公元前7世纪一支普通军队通常不超过1万名士兵，即使到了公元前6世纪晚期一支规模扩充的军队也不会超过5万名士兵。然洏到了战国时期一支军队的士兵人数可能有10万之众，最庞大的军队则多达60万人尽管大多数上战场的军队大概只有1万名士兵，军队人数嘚扩充仍然是相当大的因此，任何希望存续的诸侯国都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征召士兵但只有当诸侯国设法把兵役制扩大到更下层的囻众和更广泛的乡村地区时，这一点才能实现

商鞅变法所带来的第二个变化是城邦——这个战国之前具有统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