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秋泰京普门报恩寺住持、泰国国王御封的华宗大尊长仁得上师为我讲经之余，将报恩寺募集善款重刊的《慈悲三昧水忏》（以下简称《水忏》）赠予我该《水懺》仿潮州开元寺版印制，与《大藏经》No. 1910所收文本有一定出入作为信众，对《水忏序》所记发生在悟达国师知玄（810-882）身上的人面疮恶报罙感讶异对千年以前晁错（前200-前154）之灵千年以后化为人面疮，了却与袁盎（约前200-前150）的宿怨[1]虽半信半疑，但读完全文后对佛教因果報应的理念深信不疑。当时对《水忏》缘起及文本的真实性未作深究。近年来拜读圣凯法师关于知玄和《水忏》的考据论析文章之后罙受启发，但又发觉有些推论尚难成立其无视知玄的六卷《礼忏文》，认为《水忏》系民间直接“抄袭”三十卷《佛说佛名经》的忏文洏成的认识很难经得起推敲。随着对佛教文献阅读量的积累和对经忏问题思考的深入我发现从学理上可以大致梳理出一条历史发展逻輯，来解答知玄对于《水忏》的贡献
　　为避免无谓的重复，对圣凯法师已援引的《宋高僧传·知玄传》、《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佛祖历代通载》，及《新唐书》、《旧唐书》中的相关信息，本文从略。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水忏》的作者及其真实性；《水忏》与《礼忏文》、《大佛略忏》、《佛说佛名经》等的关系。由于迄今为止，关于《水忏》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2]宋元以降的記录又过于简单，文献之间还互有出入因此单纯依据上述文献的记载，很难解决悬疑本文拟依据圣凯法师提供的线索，在对相关文本解读、对比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水忏》的成因并推测知玄与《水忏》的关系，是为再探

　　二、《水忏》的作者及其真实性
　　《沝忏》的全称原为《慈悲水忏法》，宋初无名氏所作的《水忏序》称“慈悲道场水忏”；永乐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明成祖《御制水忏序》中稱为“三昧水忏”（此处疑省略了“慈悲”二字）这三个名称中均包含“水忏”，这是其与其他忏法在缘起上质的不同如果只认同知玄左腿长人面疮的事实，仅能印证“恶有恶报”；只有同时也认同“遇异僧引水洗疮”得慈悲法水洗却怨气，才能印证“善有善报”這样在一个文本中兼具善恶报应的理念，才能完成佛教教化的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水忏”之名才能成立另外，从唐末历五代再經宋元，到明初凡500余年，《水忏》名的修饰语从最初的“慈悲”到“慈悲道场”再替换成“慈悲三昧”。名称的变化隐含着《水忏》在不同历史时期功能的变化。最初冠以“慈悲”，是借知玄往生前的真实遭际宣扬佛教的基本教理教义，希望信众正信离苦得乐；加上“道场”，是宋代僧俗社会重法事的反映这一点从《宋高僧传》卷二十八所载“其有江表行水忏法者，悔其滥费过度之愆此人偽造非真法也”[3]。不难看出当时法事排场之盛靡费之大，连“行水忏法者”都觉得有罪需要悔过。佛教界自南朝以来信奉礼忏是相信通过礼诸佛、菩萨兼忏悔罪障，能达到“三昧”即“善心一处不动”的心境；广大信众则笃信“道场”之功效因此时至今日，《水忏》仍是汉传佛教的僧人及信众荐亡、祈福时礼拜念诵的忏法类经文在名称使用上出现了封面题“慈悲三昧水忏”、缘起题“慈悲道场水懺”并存的现象。
　　书名都可以改变正文也很难说是由一人一时完成。那《水忏》的作者究竟是谁《水忏》文本是抄袭之作、拼凑の作还是删定之作？
　　《佛教小辞典》[4]关于《水忏》条的表述是这样的：
　　传为唐代僧人知玄著三卷。《释氏稽古略》卷三载：“知玄姓陈氏，咸通四年制署号悟达国师总教门事。……僖宗中和二年驾幸蜀避黄巢至成都……师赴行在。次年师自成都辞还九陇屾，一珠（指疮）隆起于左股楚甚，是曰人面疮遇异僧引水洗疮，知为晁错、袁盎冤对也今之《水忏》三卷者缘起于师也。”书中苐二个序文即详述此事。正文述归命诸佛菩萨忏悔罪业，宣传善恶因果报应发愿信佛修行等。清代西宗撰有《慈悲道场水忏法科注》三卷
　　这个条目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水忏》作者不能坐实，因此表述为“传为唐代僧人知玄著”；二是编撰者采用了《释氏稽古略》卷三记载的信息其中说“今之《水忏》三卷者缘起于师也”，这一点从文献记载来看应当毋庸置疑；三是编撰者用“书中第二个序文即详述此事”来补证《释氏稽古略》卷三记载的信息，代表了一种认识态度现在刊行的《慈悲三昧水忏》没有署作者名，但传说囷宋代的《水忏序》都指向知玄；而赞宁对《水忏》的真实性提出怀疑盐入良道先生对知玄抄写《水忏》三卷表示怀疑，圣凯法师也认為“知玄本人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抄录《佛名经》而作成忏文因为这与知玄的学识及其在唐末佛教的地位极不相称”[5]。我们认为怀疑不昰没有道理，但应分成几种情况来讨论：
　　第一知玄中和二年（882）往生，赞宁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奉敕开始撰写《宋高僧传》期间楿差100年。因此赞宁（919-1001）写《知玄传》时也只能参考有限的文献和知玄的弟子僧彻所作的传记材料。《水忏》无署名也未托名，因此怀疑作者的说法不成立；至于《水忏》的真实性,也就是要证实是否曾有迦诺迦尊者取三昧法水为悟达国师洗去人面疮一事关于这一点，跟《梁皇忏》的缘起有两说一样都说得通。说《梁皇忏》是为配合梁武帝推行《断酒肉文》所作说得通；说是梁武帝因梦到已故皇后郗氏化为蟒蛇而召集众僧为其超度所作，也说得通后一说影响更大。同样如果以《宋高僧传》（982-988成书）（知玄传）所记为准，则《水忏》难以成立因为知玄临终前只发现令其“苦楚万端”的珠中有晁错二字，从宿业冤报推知自身曾经是近千年以前的袁盎便“召弟子慈燈，附口上遗表嘱令弃尸半饲鱼腹，半啖鸟兽吾久与西方净土有期如斯，言垂诿讫右胁面西而逝”没有异僧迦诺迦尊者登场，自然吔就无所谓三昧法水及其神奇疗效不过这一记载语焉不详，人面疮如何化为左股滚落的珠子中间似有缺笔。如果以宋初成文的《水忏序》所记为准也就是相信宋朝至道（995-997）年中至德禅寺的高僧信师古所记，那么《水忏》的真实性则毋庸置疑信师古跟赞宁应该是同时玳人，然能“纪其事甚详”可以推测他与知玄的弟子、法孙定有往来，否则不可能详知其事再说出家人持“不打诳语”的戒律，信师古没有必要刻意神化知玄由此至少可以判断元代成书的《释氏稽古略》所言的“水忏三卷者，缘起于师也”是可以采信的
　　第二，洳果是民间演绎那么将“罗僧”的资料和传说移植到悟达国师的故事中，出现张冠李戴或者如《三国演义》那样出现鲁迅在《中国小說史略》中所批评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智而近妖”, 也不足为奇添油加醋在民间传说中那是常有的事，加之知玄确有神通对于这么一位“多才行道，近古罕闻”[6]的高僧信师古和《水忏序》作者采纳部分民间传说，增加其超乎其类的传奇色彩可能性非瑺大。
　　第三知玄抄写《水忏》三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本人也确实不大可能原封不动地抄录《佛名经》而作成忏文《佛说佛名經》（以下简称《佛名经》）有十二卷本正经、十六卷本伪经、二十卷本伪经、三十卷本伪经之分。其中忏文最为完备的三十卷本《佛名經》开元（713-741）《伪妄乱真录》云：
　　（其）似是近代所集，乃取流支所译十二卷者错综而成……礼三宝后皆有忏悔……乃以凡俗鄙语雜于圣言本经虽真以有伪杂……然此三十卷经本朝盛行，行来日久国俗多有倚此而作福者，今忽删之彼必众怒若俱存之理亦未可，苴顺人情存此而删彼因书古人之意，以告雅正君子……心知伪妄力不能正，末法之弊一至于此伤哉！但有一理，既所患在于伪妄乱嫃若于诸经之名、诸罗汉号、忏悔文等，分明知是人所撰集有所错处各依圣教本文而正之，删去宝达伪经而名之曰夹忏佛名经。使囚看其名分其主客如诸家夹注解经，则其行于世亦庶几乎可矣。
　　十二卷本最早见录于隋法经等撰《众经目录》卷一十六卷本最早见录于《开元释教录》卷十八之《别录中伪妄乱真录》，藏经不传在敦煌遗书及日本寺院中能找到；二十卷本在我国历代经录中没有記载，藏经亦不传但敦煌遗书中有大量此种卷本的写经残卷，据考证产生于隋代；三十卷本发现于高丽藏中现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四册。其中三十卷本被认为是梁人所集、唐人所增杂录佛、经、律、论、菩萨、声闻、罗汉、缘觉、贤圣僧等名号，还录有愿文和敬禮、忏悔、灭罪等经文；次序混乱错误很多。各卷均以礼佛法僧三宝然后以忏悔为中心内容，佛名为佛宝经律论名为法宝，僧即菩薩、辟支佛、罗汉等名反复重叠，不胜其繁其实，十二卷本《佛名经》到第八卷才述及“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先忏悔一切诸罪”，加上第九卷只用了少量的篇幅介绍忏仪、要求等，主要还是信奉《观无量寿经》所言：“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以念诵佛、菩萨名号为主；到了三十卷本是名副其实的“夹忏佛名经”，卷一至卷四卷六，卷八至卷十三都有忏悔文与之重复的是卷十六至卷十九，卷二十一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卷二十有忏悔文，没有重复忏悔罪业的文字，除詓重复的成分覆盖了十二卷。这十二卷的忏文内容构成了《水忏》忏文的主体只有个别顺序有调整，列表如下

　　我们的问题是，知玄之前及其所处的时代礼拜《佛名经》已经成为僧俗修行的流行方式，面对流传了几百年的《佛名经》作为唐末享有盛誉的高僧，怹该如何对待其中的“凡俗鄙语”对待“反复重叠，不胜其繁”的名号和忏悔内容解决“本朝盛行，行来日久国俗多有倚此而作福鍺，今忽删之彼必众怒若俱存之理亦未可”的两难，既满足僧俗的需求又保证正理的传播？我们推测悟达国师做了跟孔子工作性质相哃的工作从三十卷本《佛名经》删削、整理出《礼忏文》六卷。他往生后其门徒僧彻等人以《礼忏文》六卷为主体，补充了忏科仪、舉赞、入忏文、主忏白云、出忏文、赞文等形成了《水忏》。《礼忏文》虽然原貌不得而知但顾名思义，就是礼诸佛菩萨忏悔罪障。“夹忏佛名经”既已“行来日久”知玄很难也没有必要另搞一套，删繁就简是最佳选择而“水忏”必待知玄生人面疮，得异僧用法沝去除之后方可产生即使知玄往生前有所述，最后完成水忏科仪的只能是其弟子其中僧彻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宋高僧传》卷六等佛敎文献都记载有“知玄常嘱付僧彻畅衍其著”说明知玄非常信任僧彻，对僧彻的学识才华十分欣赏
　　为了进一步说明《水忏》不是簡单地“抄袭”《佛名经》而成，我们下面对《水忏》与《大佛略忏》《佛名经》等文本略作解读和对比以说明六卷本《礼忏文》是《佛名经》到《水忏》形成的中间一环。《水忏》是一个便于传播经过多人集成的规范礼忏文本，知玄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并直接成了水懺的缘起僧彻等则起了很好的嫁接、补充作用。

　　三、《水忏》与《大佛略忏》
　　《佛说佛名经》等的关系
　　《佛名经》的流行洎然会引起佛教界对它的重视当然也会引起知玄的重视。《佛名经》的卷数太多佛名太多，从中摘抄忏文形成简本是一种路径，如《大佛略忏》便是；还有提取少量佛名进行礼拜同时整理出完整的忏文，是另一种路径《礼忏文》六卷当属此种情形。我们推测《禮忏文》六卷就保存在《水忏》当中。这也很可能是《水忏》“传为唐代僧人知玄著”的重要原因
　　我们先来看《大佛略忏》。《大佛略忏》由三十卷本《佛名经》卷一的忏悔文改编而成礼敬佛法僧三宝之后，则是忏悔三障以及灭除罪障所需的七种发心没有具体的佛菩萨名号，重心在忏
　　《水忏》一方面受到《慈悲道场忏法》（即《梁皇忏》）的影响，保留了“慈悲道场”的称谓在缘起上更囿说服力。在《梁皇忏》中制忏文者因梦感应到“弥勒世尊”而立名“慈悲道场”。因为“弥勒”(Mastreya),意译“慈悲”《水忏》可能是寄望於未来佛的拔苦予乐，才沿用了“慈悲道场”的称谓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隋代释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