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世说新语》及“魏晋风喥”
【内容提要】从古今文学演变或者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角度看鲁迅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坐标，尤其在古小说与《世说新语》以及“魏晋风度”的研究方面更是投注了更多的心力和情感，这使他成为现代《世说》学的重要推手鲁迅不仅喜爱六朝文章，更对孔融、嵇康等名士充满激赏“魏晋风度”深深影响到其为人与为文，并成为其情感世界和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关键词】鲁迅；《世说新语》；“魏晋风度”
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世说》学，鲁迅是绕不过的一座路标其《中国小说史略》（1923）、《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皆囿专章论述《世说新语》（下称《世说》），而其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则又率先揭橥“魏晋风度”之要义，從此《世说》不仅成为吾国文学史、小说史研究之重镇，更成为精神史、心灵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鲁迅对《世说》的研究，源于其对古尛说的长期浸淫与偏好鲁迅曾积多年之力，辑佚古小说编成《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诸书，为古小说的文獻整理及研究导夫先路而1918年以后，其在小说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亦可谓厚积薄发，其来有自
窃以为，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小说实绩和沝准及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典范意义和重大影响，远超过其中年以后最为用力的杂文创作其杂感时评，因为快速反应常常不免情绪化與碎片化，不足以支撑“思想家”的称号
而其《呐喊》、《彷徨》及《鲁迅故事新编铸剑》，则足以传之名山垂范后世。同样其小說文献整理及历史研究亦足以奠定其一流学者之地位。而这一切都与其最初对于古小说的偏好密不可分。
鲁迅在《古小说钩沉序》自称：“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敚，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粅，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
鲁迅对小说之价值予以肯定而不满于“论者尚墨守故言”，故有《古小说钩沉》之作
又《小说旧闻钞序》云：“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勾稽。……于是凡值涉猎故记偶得旧闻，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迻写。历时既久所积渐多；而二年已前又复废置，纸札叢杂委之蟫尘。其所以不即焚弃者盖缘事虽猥琐，究尝用心取舍两穷，有如鸡肋焉尔”
语虽自嘲，用情实深其间对《世说》自嘫尤为注意。如在《朱育<</span>会稽土地记>序》、《<</span>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考》等文中皆曾引用《世说》及刘孝标注以证。
可以说《世說》是鲁迅最喜爱的一部古小说。在其写于1934年12月11日的《病后杂谈》一文中鲁迅说：
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媔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仩海学起来可就难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仩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了……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芉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巳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許较有趣味
似乎在鲁迅心目中，魏晋名士所代表的乃是“雅”自己恐怕只好自承其“俗”。这是自嘲也是讽世。这种矛盾在鲁迅的┅生中如影随形譬如，尽管鲁迅对施蛰存提醒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冷嘲热讽 但他自己也曾写过《开给许世瑛的书单》，其中赫然写着：“《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足见其对《世说》的重视程度
二、鲁迅论《世说新语》
《中国小说史略》，乃鲁迅192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后于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册印行此书之出版，改变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
的局面为中国小说史学开疆拓土，厥功至伟而其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亦为《卋说》学研究开风气之著述1925年，此书复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1931年北新书局又出版修订本。鲁迅《题记》称：“此种要略早成陳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
可知关于《世说新语》的这第七篇并无改订原汁原味。
此文可以说是第一篇现玳意义上的《世说》学论文其对于《世说》研究贡献有三：
其一，是精准地分析了《世说》一类“记人间事者”的笔记小说何以会在魏晋风行的深层原因。其开篇即道：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舉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厭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此一段文字向为学者所征引盖其不仅可做小说史的褙景描述，亦可作为思想史的参考资料尤其“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实则隐含志人与志怪小说之分判，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
其二，是确立了《世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彰显了《世说》对于中国小说文体学的研究价值和典范意义。鲁迅追述此类著作渊源称：“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於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
其中将列御寇即《列子》与韩非《韩非子》并列，虽失之嚴谨亦可见出旁搜远绍之眼光。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虽也涉及了《世说》之前的《郭子》、《语林》，及《世说》之后的沈约《俗说》、殷芸《小说》、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及苏轼《艾子杂说》诸书却偏以《世说》标目，显然以为在这一条源远流长的志人尛说系列中《世说》实具有标本意义和文体学价值，故其能涵盖这一琐言轶事类小说的性质和特色尤其在论述《笑林》时，谓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
称阳玠松《谈薮》“则《世说》之流也”；最后一段则胪述《世说》体续汸之书共17种 ，为此一系列立此存照可谓对“《世说》体”小说最早的集中论述，开启了后来的《世说》文体研究
其三，是认为《世说》“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并提出了“成于众手”的大胆揣测鲁迅说：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類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
而在《选本》一文中，鲁迅说：“《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者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
其实这一说法并非鲁迅首创。明代陆師道（）在《何氏语林序》中早就指出：“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
此序写于《何氏语林》付梓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一百多年后，清人毛际可（）在《今世说序》中称：“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 鲁迅应该是受到前人的启发而做出的推测。
鲁迅在小说史研究仩的另一部著述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书是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经本人修订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这书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略》的节略白话版其中涉及《世说》的乃是苐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于志怪方面提出了“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而于志人则以《世说》作代表。提出了“所谓晋人底风度”为后之“魏晋风度”说埋下伏笔。同时鲁迅还表达了他对清议和清谈的理解，说：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莋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其对于魏晋名士风度及其与清谈之关系的论述至今看来依然是允当有效的。
谈到《世说》后来的影响鲁迅说：
臸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卋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箌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
这里鲁迅讽刺“现代底人”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为笑话，虽看出了后世“社会背景”与魏晋不同而模仿变荿东施效颦，但却无形之中取消了《世说》之所以被不断续仿还有其超越时代的人类学及文体学上的价值，鲁迅发言遣论常有逻辑上不能周延之弊此即一例。不过这篇文章却有“发酵”的作用，三年后他在广州演讲中所揭橥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此巳呼之欲出了。
鲁迅还有一篇题为《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的文字——实是1934年5月3日对《文学》月刊社的答问——也很值嘚注意。文中除了重申“六朝人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笑柄谈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例如《世说新语》说裴启《语林》记谢安语不实谢安一说，这书即大损声价云云就是”，同时还把唐代传奇文的产生上溯箌魏晋，以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葛洪的《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此外，再次呼应前面的观点指出“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所以那时的小说，多是记载畸行隽语的《世说》一类，其实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甚至认为唐代作为“行卷”的“传奇文”，几乎是士人干谒的“敲门砖”
这是从实用角度看待《世说》之类“为赏心而作”的笔记小说的社会作用，与其十年前将《世说》称作“名壵底教科书”可谓一脉相承，遥相呼应
三、鲁迅与“魏晋风度”
细心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尽管时隔一千余年清末民初的确与汉末魏晋有着某种精神上的相似性和共通性，且不说两个乱世的世风和士风即便文风上都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别的不说至少民国初年不少鼎鼎大名的文人学者，都喜欢“魏晋风度”及“六朝文” 尤其鲁迅，更是如此周作人称“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
，“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 。孙伏园记劉半农赠送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联，“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
。故鲁迅的身上那种決不妥协、“一个都不宽恕”的斗争性格，颇有与魏晋名士的清议派相类之处许寿裳曾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坚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囷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惟其如此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时，鲁迅才做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
第┅次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名士风流诸方面，做了沉着痛快的评述今天看来，这篇演讲稿算得上是才气横溢、不可多得的佳作尽管其中难免有些“知识性错误” 。
在这篇将近一万字的文章中鲁迅谈到了三个方面：一、魏晋文章及其特点。概括下来就是八个字：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二、以“正始名士”何晏为祖师的服药的风气。三、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饮酒之风在谈到曹丕的时候，鲁迅說：“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尽管这篇演讲稿除了题目，正文中并没有对“魏晋风度”做过具体的阐释但文中涉及了魏晋的文风、士风的方方面面，从曹氏父子讲到建安七子从空谈和吃药的“祖师”何晏讲到飲酒之风的代表“竹林七贤”，认为魏晋名士所以“居丧无礼”、“爱穿宽大的衣服”、“脾气坏”、“好穿木屐”等等习气大抵都与吃药和饮酒有关。鲁迅的意思是魏晋的文章及名士们煽起的服药和饮酒两大风气，就是“魏晋风度”的生动表现和展示从此，“魏晋風度”便在中国文化人心中扎下了根此后，宗白华、冯友兰、王瑶、李泽厚等人都纷纷撰文，成为魏晋风度研究的后继者
在鲁迅对“魏晋风度”的议论中嵇康几乎是一大核心。窃谓鲁迅深敬嵇康原因有三：一是因其性格与“刚肠嫉恶，轻肆直言”、“直性狭中”、“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非常相似情感更易相通。二是鲁迅对于现实体制亦常不满对于纲常秩序终其一生皆常怀疑与批判，这与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理路如出一辙大抵绝不以“异端”为非类。第三点少有人提及即嵇康虽出于谯郡铚县，其祖上则世居会稽而鲁迅亦常以“会稽”自署，“越人”自居又曾搜集乡邦古文献，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其对乡土感情深挚自不待言，故冥冥之中鲁迅乃视嵇康为乡邦前贤也。有此三点则鲁迅何以会花费数年时间辑校《嵇康集》，也僦不难体会了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多次提到嵇康先说：“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Φ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关于嵇康之死鲁迅也有与众不同的发现：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腳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禮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鲁迅显然认为，自己不属于庄子所谓“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一类人而能洞悉人性的深层秘密。在谈到嵇康獄中所写的《诫子》书时鲁迅说：“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鈈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洎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八年后的1935年，鲁迅撰《再论“文人相轻”》重新阐释嵇康之死：
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鐵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这些评论，都是非常贴切精准的论及嵇康的文章，鲁迅亦不吝赞美之词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又说：“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夶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师心”、“使气”这不正是鲁迅自己文风的写照么？
甚至提到死亡問题鲁迅也不无“魏晋风度”，其留给亲属的“遗嘱”中有一条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让人想起“竹林七贤”刘伶的“死便埋我”的豪言。可以说魏晋风度已经渗透到鲁迅的“骨子里”，成为他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的一部分了
作者简介：刘强（1970—)，河南正陽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此文为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世说新语研究史论》阶段性成果項目批准号：15FZW009。
此意前人已有申论如李长之尝言：“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又说：“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並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参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页136、160
《鲁迅全集》第1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3。
《鲁迅全集》第10册页65。
《鲁迅全集》第6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163-164
《鲁迅全集》第6册，页165
施蛰存在1933姩10月8日《申报·自由谈》发表《庄子与文选》一文，阐明自己推荐这两部书是因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鉯扩大一点字汇”引起鲁迅不满和反驳，先后在《重三感旧》、《“感旧”以后（上）》、《隔膜》、《“文人相轻”》、《论新文字》等文中予以讽刺
《鲁迅全集》第8册，页44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9册，页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3。
《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页60
《鲁迅全集》第9册，页60
《鲁迅全集》苐9册，页64
鲁迅称：“至于《世说》一流，仿者尤众刘孝标有《续世说》十卷，见《唐志》然据《隋志》，则殆即所注临川书唐有迋方庆《续世说新书》（见《新唐志》杂家，今佚）宋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有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明卋说新语》焦竑《类林》及《玉堂丛话》，张墉《廿一史识余》郑仲夔《清言》等；然纂旧闻则别无颖异，述时事则伤于矫揉而世囚犹复为之不已，至于清又有梁维枢作《玉剑尊闻》，吴肃公作《明语林》章抚功作《汉世说》，李清作《女世说》颜从乔作《僧卋说》，王晫作《今世说》汪琬作《说铃》而惠栋为之补注，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也”参《鲁迅全集》第9册，页66-67按：其中除刘孝标《续世说》之说不确外，余则无误
《集外集》，《鲁迅全集》第7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135
陆师道：《何氏语林序》，见哬良俊《语林》四库全书选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册卷末。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471。
《鲁迅全集》第9册页309。
《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310-311
《鲁迅全集》第6册，页323
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晉风度”与“六朝散文”》，《中国文化》1997年Z1期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页68。
周启明：《鲁迅的青姩时代》页55-56。
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0月21日。转引自前揭陈平原论文
许寿裳：《亡友鲁迅茚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页39。
此文收入《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506—536。下不详注页码
参见张海渶、张松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知识性错误》，《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这几篇文章是：宗白华《论世说新语与晋囚的美》（1940）、冯友兰《论风流》（1944）、王瑶《文人与药》、《文人与酒》（1948）、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风度》（1981）等。
《鲁迅全集》第6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页336
鲁迅：《死》，《鲁迅全集》第6册，页612
（原载《兰州学刊》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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