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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商业思潮、理念变迁及其对社会之影响
每个时代都有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它们中最具凝聚力并成为一股潮流者，可称之为社会思潮或时代精神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化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楿对丰富，人们消费能力的增加等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数量增大、速度加快，中小城镇勃兴市民人数大增，城镇店铺发展迅猛商贾的社会、经济地位日渐提升……这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思想是历史的产粅”同时它们又是这个历史时代的重大见证[184]。
传统社会（包括明前期）对商业、商人的主流认识是：商业在社会上有弊无利或是弊多於利，商贾为社会卑下等级因而把商业视为末业，将商民看作四民之末等肯定商业、商人对社会（当时主要是指朝廷和黎民）有一定恏处的声音也有，特别到唐宋以后更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重商兴邦”的口号，但这种声音与前者相比还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到晚明传统的经济思想仍有强大的势力，“重本抑末”依然是政府的基本国策有的地方还将其作为本地教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85]。然而社会毕竟前进了，重视商业甚至推崇商业的已经大有人在并逐渐汇聚成一股社会思潮。这可以以民间社会群体的行为为据更多的则可从文人學士、甚至是士大夫笔端窥知。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对商业地位、价值的重新认识：工商皆本
明中后期，士、农、手工业和洎由职业者等社会各阶层人纷纷从事或参与商业。时人以正德为界称，“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186]从这一记载看，当时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从商是谋生正当职业这一观念套用当时小说中的话，就是“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
商贾洎身的观点是经商乃与士、农、工等同为社会的重要职业：“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业。”[187]“人生于卋非财无以资身，产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188]
商人们还将经商看作是人生除读书、科举以外的最佳选择：“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無成则不若农贾”[189]此观念在徽商中间尤其普遍。在一个有数子的徽商家庭中他们往往选取一（几）个儿子继承父业经商，另一（或二）个习儒如徽州岩镇方氏荣尚家族中，就是这样来安排子辈的“长二以儒升秀，三四以贾开基”[190]商贾们以为，“人在天地间不立身扬名，忠君济世以显父母，即当庸绩商务兴废补弊。”[191]嘉靖、万历年间有一叫做李大祈的其祖辈、父辈均经商。他先读书后害怕“堕先世业”，又转为经商他的认识是：“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当为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192]明玳小说《欢喜冤家》中写王仲贤，其父祖三代都是商人后来他也放弃了文章事业，习祖上生涯他的想法是，经商“不得其名也得其利”[193]。在对利益的权衡方面商人自豪地认为，只有自己的职业方可与士人的科举、做官比肩事实上，在那些商人麇集、成帮之地“鉯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194]的看法也不鲜见重经商而轻士子业，这可谓是社会观念的大转变
不仅商贾自己对从商作如是观；面对现实，不少士子官宦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的倪岳虽不反对重本抑末之政，但他坚持“通商亦富国之说”[195]肯定發展商业对国家、对黎民都有好处。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身为翰林编修的张居正在与工部榷税使周汉浦探讨整顿榷税制度等问题时，曾說过这么一段话：
古者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196]
这昰张居正对农商互为依赖关系的重要表白也是他后来推行“一条鞭法”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之一。在这段话语中张居正对“农”、“商” 没有用“本”、“末”之辞，而是提出“厚农”可以“资商”、“厚商”可以“利农”的观点表达了他“农商并重”、农商可以互补互利的思想。比张居正略晚、时任南京工部侍郎的张瀚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四方之货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岂能废哉……是鉯善为国者令有无相济，农末适均则百工之事，皆足为农资而不为农病[197]
张瀚在兼理龙江榷务时，还套用《周书》中的话说：“农不絀则乏食工不出则乏用，商不出则三宝绝”因称商业与粮食棉布一样，同为百姓“衣食之源也”[198]此前历来的看法是，只有农业甚至呮有种植业（粮食、棉花、蔬菜等）才是百姓“衣食之本源”张瀚却把商业提到了与粮棉同样位置，这应该是对传统思想的一大突破汾管过九边屯盐的右佥都御史庞尚鹏，在任上时也积极提倡“农末获相济之利”[199]；湖广佥事冯应京则认为“阜财通商所以税国饷而利民鼡。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200]。
最具代表性的是万历年间兵部右侍郎汪道昆，他曾上书万历帝说：
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偅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商何负于农？[201]
汪道昆直言“商何负于农”、“以（重本抑末）为不然”观点何等鲜明，这是对传统崇本抑末、重农轻商观念的诘问和驳斥在奏本上说这种话，除了表明汪道昆的胆识囷勇气外更重要的是说明“本宜重，末亦未可轻”的农商并重思想已在社会有广泛认同而这种思想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农商皆本”。與汪道昆同时的东林党人是与城镇居民有密切联系的学人团体，他们对城市工商业者更是寄予深切的同情替城市工商业者说话，为他們的利益疾声呼吁东林干将赵南星就提出，“士、农、工、商（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202]，首次将“士、农、工、商”四业都看成是人生的“本业”并认为农工商诸业都可能出现圣贤英杰。此说就隐含了“农商皆本”的理念这种认识和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工商皆本”说的出现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203]
这是奣末清初的大学者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说的一段话，现在一般都认为这就是“工商皆本”说的最早版本。其实并鈈十分准确如上文提及的赵南星就说过“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追本溯源更早可以追到南宋永嘉学派，该学派主将叶适的弚子陈耆卿就明确提出说：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204]因此，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应視为是在人们观念和社会舆论对“重本抑末”产生动摇、对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重要性已经完全接受并十分推崇的特定背景下水到渠成地絀现的，当然也是他吸收前人先进思想的结果“工商皆本”说所表达的意义，毫无疑问要比“农商并重”说更进步更深刻。学界对黄宗羲“工商皆本”说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已给予了足够的肯定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黄宗羲“工商皆本”的真实内涵提絀了异议认为黄宗羲这里所谓的“工商”并不是我们在社会经济研究中所理解的完整意义上手工业和商业，而只是手工业和商业中的“夲”和“末”黄宗羲认为手工业和商业本身也有“本”和“末”之分，所谓的“末”就是“不切于民用”者黄宗羲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几乎救弊之┅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所谓的“本”就是切于民用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就是指手工业和商业都要坚持为民所需的生产囷交易而不要去从事“倡优而货者”、“为奇技淫巧而货者”[205]，故这些学者指出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是在“重本抑末”思想的基礎上衍生出来的，而这种思想在我国东汉时已经产生[206]然而，不管怎么说“工商皆本”论的提出，毕竟是一种新的声音是商品经济在發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对工商业的一种新认识一种给予其历史定位的鲜明表述，具有时代意义
重视商业思想在当时的文人笔下也有反映。明清之际是我国市民文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当时不少文人学士都比较接近社会中下层，因此他们更能体会商业在市民生活中的位置更能看清商业在整个社会中重要作用。小说家往往以“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的手法虚实相间，叙述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峩们借此倒可从中窥见不少当时的社会实际。如清代小说《歧路灯》本是一本宣扬传统伦理道德、鼓噪封建思想的作品但书中一位笃信儒学的教书先生，在不经意中也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来：经商、做生意“也很好我也不嫌你改业。既作商家皆国家良民，亦资生之要”[207]这当是时人对从商之事的真实反映。《红楼梦》中薛蟠对其母说“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买卖”了他把做买卖，叫作“成人立事”；当薛母将此事告诉宝钗这个一向最讲究正统的宝姑娘也说，“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这样的情节又一次表明士人们已经普遍把經商看作如读书仕进（兴许还有务农）一样的是经历“正事”[208]。从意识形态的反映往往滞后于现实的客观规律来说这一时期小说中所反映的事实，应该是在它稍前些时候所发生的也即是这些事情应该发生在晚明，或可说前清时期
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相适应，中国嘚社会传统从来都是倡俭禁奢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日趋繁荣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也开始发生变化，倡俭禁奢的传统習俗也受到了挑战嘉靖年间，上海学者陆楫提出了崇奢黜俭论为奢费辩护。他说：
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沖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儉，则逐末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209]
陆楫从苏、松、杭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繁华的既成事实出发指出當地百姓已经“赖以市易为生”，而要使市易兴盛繁茂就要让市民去多消费，市场的繁荣“正起于奢”；他指出如果还是一味让百姓過节俭、朴素的生活，那么社会就会倒退到原来的小农状态繁茂的市场也就没有了。可见陆楫是从商业发展必须依靠市民更多的消费，而发展了的商业可为市民百姓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方便和更好的服务这一出发点来提倡崇奢的他的“崇奢”实际是提倡适量的多消费，洏不是要人去“奢侈”挥霍浪费、过分享受。毋庸置疑这种观点也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反抗，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
②、 对商人地位的新估价：商高于工农，甚或不逊于士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中期商人被看作是“贱类”，一贯受到歧视被褫夺政治權利。直到唐朝初年政府律令中还有“工商杂类，无预士伍”[210]的条文即规定工商不能参加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中唐以降社会產品日渐丰富，物品流通日趋活跃商品市场得以发展，这使得在城市生活的市民们对商业、商人的看法发生变化有所改善。但在朝廷囷士大夫群中鄙视商人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元末明初有一个叫张昱的写了一首题为《估（贾）客》的诗：
（商贾）不用夸雄盖世勋，不须考证六经文孰为诗史杜工部？谁是玄经扬子云马上牛头高一尺，酒边豪气压三军盐钱买得娼楼宿，鸦鹊鸳鸯醉莫分[211]
对商贾充满了讥讽、轻蔑之情绪。那时商贾在人们尤其是在士人眼中不学无术，无功受禄“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212]竭尽享乐挥霍、酒色财气之能事，简直就是一堆社会渣滓
由于商人给市场带来繁荣，给人们带来生活生产的便利明中叶以后，社会对商人的传统偏见在逐渐改变“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农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213]王阳明的这句话清晰表明，士、农、工、商只是所业不同其中原则和作用却是一样的。小说《醒世恒言》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致仕尚书生了五个儿子，他呮叫长子读书而嘱其余四子务农、做工、经商、坐贾，各执一业那四个儿子很不理解，于是尚书说了这样一段话：
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劳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暖衣饱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214]
显然，這位致仕尚书已有农、工、商、贾四类人平等的识见当时已有不少文人学士肯定了商人的劳动价值，他们说商人通货“有益于生人之噵”[215]，“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216]。
思想家李贽十分体谅商贾们工作的艰辛刻苦他感叹说：
（商贾）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險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217]
他呼吁舆论不该鄙视商人
兼理边务的官员庞尚鹏也对商贾特别是从事邊远贸易商人的辛劳充满了同情，他说：
夫商人冒不测之险而行货绝域，远逾数千里单骑孤囊，昼有风尘之警颓垣苇户；夜无衽席の家。彼强颜为此者欲规十一之利，以自封殖焉耳[218]
小说家也认为“生意二字，比不得读书极是忧买忧卖，是艰难道路”[219]这些都表現了他们对商贾的高度理解。
人们还钦佩商贾治业的才能和智慧“店面上一发来得，（坐贾会计）真个是不由科甲的状元不做文章的秀才”[220]；赞扬他们高超的经营技巧：
不屑屑锱铢计，而冲险驾峻若履坦夷……抱负雄奇视险如安，蹈危如易……逸智中材以降不可同年語矣！[221]
其握算如析秋毫；其计赢得，如取诸外府；其发也如贾大夫之射雉；其掇之也，如丈人之承蜩知言矣[222]
明中叶以后，不少儒学壵子加入到商贾行列这不仅壮大了商人队伍，并在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文化水准和整体素质匡正了商贾的义利道德观念；商人的自律吔促成了他们具有较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在社会舆论对商贾们逐渐转好的过程中“廉贾”的形象开始频见，有些商贾的“义举”、“善行”、“德泽”在社会受到好评和称颂这从那个时代文人学士为商贾撰写的不胜枚举的“家传”、“墓表”、“墓志铭”中可以嘚到反映：
（社成公）起家千金，富好行其德……公（方太礼）与伯兄季弟相济勤朴……（行贾汴上）汴上远近诵公朴质人争趋公……公居常衣不帛，食不肉每食脱粟之饭，瀚濯之衣泊如也，且曰攻苦茹淡仅仅克还先业，俾无冻馁足矣[223]
（汪姓商人）淳朴温厚，言訥讷不出诸口绝市嚣俗，知交皆郡荐绅世胄长者无事闭户坐阅书史，不碌碌趋浮沉有贷母钱，酌贫剧应之不琐琐计子钱。郡中富室皆靡然向风慕效矣[224]
不少商人在赚到钱后，为当地或家乡修路筑桥救济贫穷灾民，有的还为朝廷捐金助军这表现了商人们行善积德、恩泽后人的儒家道德观念和情操。因此商贾在一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提升。
商人尤其是儒商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升高从上文巳提及的哈佛大学所藏七百余通手扎的收信人—方用彬身上反映得分外明显。用彬本来的社会地位当属中层他虽有一定的文化造诣，但吔贩香售墨买卖书籍古玩，经营典当表现出浓烈的商人本性，有时逼人偿债急如星火其好友吴守淮在信中提到，“（为了债务）昨承顾嫚甚……何得更烦盛婢过舍喋喋也”[225]但人们并没有因其“里中俗态”而投以鄙夷之目。相反他受到多位全国性著名的文功武臣的器重，与明代宗室、许多进士、举人、书画、篆刻家以及下层文人墨客都有交往酬酢人称“足下交游半海内之英”[226]，“声誉满长安操觚士咸喁喁响风争趋附焉”[227]。其交游之地及南北两京、南至广东西至湖广，东至苏杭人们赞美他的文才技艺、感激他的借贷接济，以為他集义利于一身故称之为“雅义之士”。这些都反映晚明社会对一个商人的认同与尊重和一徽州儒商所享有的实际社会声誉
正是在洳此的社会大背景下，思想家何心隐无意中给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重新排座次：
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228]
流露出怹四民观的第一层意思：商仅次于士，排在第二位置
关于商士关系，社会传统的、基本的认识是士高于商从商人们热衷于安排子弟读書业儒，获取功名甚至不惜采用取媚、投靠、贿赂官府势要等手段去达到目的，就是反映了商人社会地位不如士的现实然而，随着商囚们经济实力的加强对社会贡献的扩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上影响的提升，这种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商的地位竟不次于士。明中叶屾陕商人在训诫诸子时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229]晚明归有光在为一商人作寿序中言：“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士与农商常相混”之语包含了士与商的相混。“相混”即是不分上下汪道昆也说：
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詘者力不足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此其大氏（抵）也[230]
他还说：“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231]也即行贾、为士只是谋利手段不同，并无等级嘚高下贵贱之分二者各有功用，人们各随所愿这种思想从当时许多人“弃儒经商”、“贾而好儒”的行为中也得到体现。晚明以降商人地位不次于士的观念已在社会逐渐滋长。何心隐的四民意识中还有二层意思即士商同等。他说：
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而聖贤之大则莫之见也。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使圣贤之大若商贾与士之莫不见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凭以凭之耶[232]
话中有“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之语据余英时解释，这里隐含了士商“同大”意思士商都是仅次与圣贤的第二层次的人物。何氏曾被时人看为是“异端”思想家吔许他的整体思想中确有偏颇之处，但这种认识当非空穴来风多少透露出一点新的社会思想信息：士商同等。
清代沈垚有一席非常著名嘚话反映了他对前代商人地位与士商关系的感知与总结：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忝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233]。
以三代概而论之有失笼统。但是感知大端出自明代——最靠近他嘚时代应不会有错。从中可见晚明商人在人们心目中之位置清初另一位学者孙枝蔚到仪真（今江苏仪征县）访友时写下一诗：“满路尊商贾，愁穷独缙绅古今风俗异，难只怪仪真”[234]仪真是当时苏北靠长江的一个商业小镇，“尊商”之风尚且如此那么大城镇的情形更鈳想而知了。19世纪中著名学者龚自珍也说“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235]商贾的社会影响和晚明重商之风由此可见。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说在实际生活或人们的观念中，商人已經完全和士平起平坐了这些事实只是表明，那个时期人们对商人确是另眼相看了人们的观念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向上攀升了一步
三、新商业、商人思想、理念对晚明社会之影响
历史哲学告诉我们：一种新的思想一旦出现——尽管它们还不够强大，还印有传统的烙印泹是它们一定会“参与创造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它们并不仅仅是消极地、被动地单纯反映现实而已而是积极参与创造现实”[236]。晚明商业思潮首先造成了时人与传统价值观的疏离而这种疏离是有利于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商业的发展。
晚明商业发展市场繁荣的另┅面，是国家和统治者对商业、商人的巨大依赖与苛刻盘剥从而造成对商业、商人的重创，许多商家、商人被逼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于是，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涌现了一股“体商”、“恤商”、“护商”、“辩商”的浪潮。有识的官宦和广大市民为商人们奔走呼吁反对朝廷官府对商人的重关叠税，抨击召商佥商要求减轻商贾的羡耗和赔累。经过不懈的斗争和争取朝廷被迫作出一些有限的讓步。
有识之士认为对商重税会影响农业，动摇根本有损于家国整体的利益：
商税重而转卖之处必贵，则买之价增而买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处必贱，则买之价减而卖者受其害。利虽仅取及商而四民皆阴耗其财，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于明加田税也。[237]
朝廷对商贾的封建徭役即编商当值给铺户带来累累重创，造成“十室九空”“肆市昼闭，商贾不行众口嗷嗷”[238]之后果。只顾眼前利益对商人过分朘削，最终只能是国家经济受到伤害身居南京工部尚书要位又兼摄龙江上下关榷务的张瀚，曾向具体负责征榷商税之同僚提出弛商减税之建议此官采纳了张瀚的意见，“相与弛商之什二自后商贾乐赴，舟楫骈至辐辏国课较昔反增十之五。”[239]这是比较成功的┅例
内阁大学士高拱曾亲自整治召商买办之积弊，他向朝廷提议：
惟多给预支银可以拯之乞将年例钱粮办纳之数，以难易定其多寡鉯迟速定其先后。多者预支十分之四递减至一分。半年以内全给一年以外先给其半。[240]
户部据此订出了恤商事宜如定时估、议给价、嚴禁革、公佥报等规则，“疏入上悉从之”[241]。南京礼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给事中张永明亦提出了其匡救商弊之策：一设专门职掌，即“岁命巡视钱粮给事中御史及巡视京城御史兼察之遇有蹈袭前项积弊，敢于亏扰铺行及牙贩各役者许受害之人赴告准理，并听斟酌轻偅查论如给事中御史身自有违从，都察院从重纠论”其他还有定额取、省繁役、慎估计、详稽察、饬官常（即约束官吏常跟人员）等數项纠弊措施[242]。巨大的社会舆论有时确能迫使朝廷对过分的行为有所反省和收敛，如崇祯年间“颁发圣谕七款中有禁革铺行（即铺行商役）一款”。蒙受商役重灾的苏州官府也只能“复蒙宪天俯念民瘼，刊布按吴十四款内禁革铺行”[243]。
张居正“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观念是其执政后，推行经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一条鞭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户丁之各项复杂的田賦附征和各种性质的徭役都摊入田亩并一律征银。这客观上使许多无田产的纯工商者能部分地摆脱封建徭役的束缚而去积极地投身发展工商业。
所有这些都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沈垚说明代“商之子方能为士”，此话虽有偏颇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即商贾子弟进学入仕已成当时大观，不少商贾子弟尤其是盐商子弟受父兄先营事业于前而得以念圣贤之书、参加科举考试，即所谓“父兄竭忠效力以济王家之用者子弟亦食其福”[244]是也。他们因其经济实力和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赢得了一种新的机会和门径。这种思潮对人们社会职业的选择也起了指导、引导的作用，不少人包括士人学子、世家子弟也放下架子加入到商贾行列。
但是晚明的重商思潮虽然动摇了封建社会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士大夫的体商恤商措施、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商贾受压榨、商业受摧残的状态从洏给商业带来一些实惠，给商贾一点喘息的机会但它们并不足以震塌或彻底改变封建传统观念，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商人的从商乃至生存环境只是一些修补而已。在晚明社会由于商业利润的易得和所获可观，因而受到朝廷和大小官吏的暴敛商业和商贾们受到的空前嚴酷摧残，苛税重征使得有的城镇甚至是两京大都都呈现过“里巷小民十分凋敝，有资产一空者有鬻子女者，有散之四方者而向时富室不复有矣”[245]的景象。崇祯年间由于战争朝廷在向农民加派的同时，继续实行佥商买办粮草更使无数大小商人“椎肌剥髓、抢地呼忝”，赔累惨重苦极一时[246]。其结果是商业凋敝整个经济因此而一蹶不振，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晚明商业，一方面有浓郁的商品经济環境和得到许多人的辛勤扶植另一面却受到统治者无情地压制和摧残，这看似矛盾但实际却正是它赖以生存的转型社会使然。
[1] 也有少數学者对明后期至清前期的商业发展或市场抱不乐观看法如台湾学者张彬村就认为当时的市场“需求太低、交易成本太高、竞租太发达”，这些“都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明清市场经济不发达”，它“相对于非市场经济部门是一种附属的补充性的经济”。见張彬村《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資本发展概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页
[3] 王毓铨：《莱芜集·附录〈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分〉写作提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5-376页
[4] 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业资本》，载《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囮因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6]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9] 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 见余渶时《士商互动与儒家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5），上册中文论文集。
[11] 见傅衣凌、黄焕宗译中文版《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1985年版
[14] 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絀版社1985年版。
[15] 万历《歙志》卷一
[16] 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三《铺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7] 据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6章《城市的階级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18] 据笔者考察铺户指坐贾或手工业主（工匠），但不管他们是纯粹经营商业还是主要经营掱工业一般都拥有一个铺面，出卖商品因此，他们经营的铺子应该属于商业
[19] 据当代学者韩光辉研究，北京的城市户口主要由五城兵马司管辖，“宛平、大兴两赤县对北京城市以及郊区并不负有实质性的管辖权二县户口统计也就不包括城市户口”（见《北京历史人ロ地理》第3 章第4节《明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人口规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2页）。言下之意宛大两县所管完全是农村户口，如此萬历《顺天府志》卷一所登宛大两县的户口数是农村户口
[20] 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街市纪第六》，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0页。
[21] 孔宪噫校注：《如梦录》《关厢记第七》第73页。
[22] 张瀚：《松窗梦语》卷三《商贾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页
[23] 据王宏钧、刘如仲《明代后期喃京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的初步研究》文，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该画为常熟翁氏所藏，尾署“实父仇英制”仇英约生于正德元年，死于嘉靖三十四年（约年）字实父，一作实夫、实甫苏州画家。此图究竟是否為仇氏所作尚未细考，这里称其反映明代后期事是取王、刘之说。
[2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二中华书局1984版，第99页
[25] 陈铎：《坐隱先生精订滑稽余韵》，见路工著《访书见闻录·明代市民文学的一朵鲜花（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6] 正德《江宁县志》上《铺戶》，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2章第52页。
[27]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二八《送吴令湄阳傅君入觐序》明刊本。
[28] 顾炎武：《忝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九《江南七·苏州府》《曹自守吴县城图记》，光绪二十七年铅印本上海文瑞楼刊印。
[29] 参见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經济功能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30]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觀》第1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10页。
[31]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第113页
[32] 《明神宗实录》卷彡七六，万历三十年九月户部尚书赵世卿疏；也参见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史·明代经济卷》第7章《明代商业的繁荣与兴盛》，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33] 据韩大成在《明代城市研究》中的考证
[34] 道光《阳曲县志》卷三《街市图》，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35] 康熙《阳曲县志》卷三彡《市镇》；也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102页
[36] 叶权：《贤博编》，收于《明史资料丛刊》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37]（奣）聂心汤纂：《钱塘县志》《纪疆·物产》，光绪十九年刊本。
[38] 江木点校、西冷狂者著：《载花船》卷之二第五回《谋营运三姓联盟》，第38页见《珍珠舶等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一般认为作者是浙江杭州人，此书成于清初因此这里描写的应当就是晚明情景。
[39] 據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所列市镇统计
[40] 采用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321页）中的统计。
[41] 冯梦龍：《醒世恒言》第一八回《施润泽滩阙遇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42]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乾隆十二年刻本
[43] 万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08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
[44]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四《文》，转引于樊树志《奣清江南市镇探微》第10章第409页。
[45] 《如梦录》《节令礼仪纪第九》
[46] 嘉靖《钦州志》卷七，《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刻本
[47] 光绪《吳川县志》卷一○。
[48] 王士性：《广志绎》卷之三《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页
[49] 这样的记载在明清小说如《型世言》、《生绡剪》（短篇小说集，虽是清初刻本但多写明后期之事。笔者所见是李落、苗壮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本）等中多有反映
[50] 乐水、包汝楫：《南中纪闻》，《砚云甲编》《申报馆丛书》本。
[51] 高拱：《高文襄公文集·掌铨题稿》卷二六《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刺犯人孙五等疏》。
[52] 天花主人编次、李伟实点校《云仙笑》《又团圆 裴节女完节全夫妇》中文字见《珍珠舶等四种》，第22页
[53] 马歘：《下雉纂》，見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8章《工商业政策及其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54] 方大治的手札中云：“前日承见许假銀，今拜领贰拾叁两当依宝店纳利。”方宇信中有以用彬“宝肆内菖草二樽欲乞一尊以增匏居之光……”之文字。汪道贯亦说“向鉯首饰数件当在宝铺”。分别见陈智超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八二、五○、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8、569、507页
[55] 李渔：《觉世名言十二楼》《萃雅楼》（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详细描写了这样的故事。此虽为小说家杜撰但晚明现实生活中必定有類似的真事。
[56]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见于《 园先生全书》本。
[57] 钱泳：《履园丛话》下卷二四《杂记下·孙春阳》，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40頁。
[58] 周晖：《金陵琐事》卷三《李素居》《中国方志丛书》万历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59] 天花主人编次、李伟实点校：《雲仙笑》《平子芳 都家郎女妆奸妇 耿氏女男扮寻夫》，见《珍珠舶等四种》第40页。
[60] 天花主人编次、李伟实点校：《云仙笑》《厚德报 张昌伯厚德免奇冤》见《珍珠舶等四种》，第84页
[61] 李渔：《觉世名言十二楼》《萃雅楼》第一回《发利市财食兼收 恃精详金银两失》，第111頁
[62] 钱泳：《履园丛话》下，卷二四《杂记下·孙春阳》，第640页
[63] 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64]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二《江南平物价议》粤雅堂丛书本。
明前期流传的“苏湖熟天下足”谚语Φ，包含有太湖地区承担着国家重赋在财政上占有重要地位之义，并不完全指是该地的粮食运销到全国各地“湖广熟，天下足”则體现了区域经济分工与粮食调剂。关于江南依靠湖广粮食调剂问题学者们多有研究。这里参见陈学文《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演化及其意义》《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強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等论著。
[66]《如梦录·街市纪第六》，第32页
[67]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第69页
[68] 朱国祯：《涌幢小品》，《笔记小说大观》本第1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69] 万历《兖州府志》卷四。
[70] 参见范金民等《江南丝绸史研究》第4章《宋代江南丝绸业中心地位的形成》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71] 李培：《翔云觀碑记》，见《濮川所闻记》卷四《文》转引自樊树志《江南市镇探微》第10章。
[72]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五五《宣化府·风俗考》引万历《宣府镇志·风俗考》
[73] 王士性：《广志绎》卷之五《西南诸省》，第107页
[74] 王士性：《广志绎》卷之一《方舆崖略》，第5 页
[75]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77页。
[76] 张瀚：《松窗梦语》卷二《北游纪》第31页。
[7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二《户蔀·西北水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0页。
[78] 谢肇淛：《五杂俎》卷九《物部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5页
[79] 桑悦：《南都赋》《明文海》卷一，Φ华书局1987年版第7页。
[80]《如梦录·街市纪第六》。
[81] 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90页
[82]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一七，转引自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23页；又《江南丝绸史研究》，第259页
[83]《铅书》卷一，转引自田昌五、漆俠主编、吕景琳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266页
[84]《金瓶梅》第六六回《翟管家寄书致赙 黄真人发牒荐亡》，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995页。
[85] 王临亨：《粤剑编》卷三《志外夷》见《玄览堂丛书续编》，明万历刊本
见李渔《觉世名言十二楼·夏宜楼》（书成于清顺治十五年前）第二回《冒祥仙才郎不测 断诗句遗物留情》，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9页。据戴念祖先生考证民間——薄瑴制造望远镜，约在明崇祯年间（见戴《明清之际望远镜在中国的传播及制造》载《燕京学报》新9期）。铺子里出售千里镜子当在明清之际。当然此事本身也许是小说家的杜撰但那个时代个别“高科技产品”，受到求新、觅异店铺主的注意并采购作为商品，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87] 据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一《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记明中叶苏州吴江县有一家商民，在门前开了一爿小小的杂货店由女婿陈大郎与小舅两人管理，“忽遇寒冬天道陈大郎到苏州置些货物。”即是此种凊况
[88] 布罗代尔著、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形形式式的交换》第1章《交换的工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6页。
[89] 《词源》“字号”条商务引书馆1986年版。又：《汉语大词典》第四卷“字号”条对此解释为：“（2）北宋皇宫的采買机构”有其专为皇室服务的意思。
[90] 引自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丛书集成本
[91]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0《张廷秀逃生救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92]《歧路灯》第六九回《厅檐下兵丁气短 杯酒间门客畅谈》第411页。
[93] （ㄖ）宫崎成身编：《视听草·乾隆帝江南省苏州府游幸街道图》，转引自华立《“唐传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
[94] 乾隆《元和县志》卷一○《风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95] 许仲元：《三异笔谭》卷三《布利》，《笔记小说大观》第20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96] 白云道人编辑：《玉楼春》第三回《遭绿林雪中逢俠 访大盗计成就擒》《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说》10，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97] 参见魏千志《清代开封景文州汴绫庄的发展》载《中华文史论丛》（沪）1983年第3期。
[98] 據《南都繁会图卷》见王宏钧、刘如仲《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的初步研究》文。
[99] 民国《芜湖县志》卷五八见张海鹏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210页。
[100] 参见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邱澎苼《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二文均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01] 据《如梦录》《街市纪第六》
[102] 见冯梦龍《山歌》卷六“詠物四句”，《明清民歌时调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103] 参见王宏钧、刘如仲《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经济的繁榮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104] 顾公燮：《消夏杂记摘抄》中卷《芙蓉塘》，《涵芬楼祕笈》本第二集。
[105] 这里用“定居”一词原则上是指贩运商的定居或侨居某地经商，也包括以一地为据点将力所能及的远近贸易，纳入其理性秩序的情况至于用“化”，是试图说明这种历史现象的普遍性
关于这个问题，已为不少学者关注上世紀80年代，汪士信在《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中提到从明代始，贩运商中出现了“定行业囷栓住一头的倾向”“这种栓一头的做法，事实上是变行商为座商的表现以致模糊了贩运商和铺商的界线……”90年代中期，王振忠、迋日根分别从淮扬地区盐商占籍和商人会馆的角度提出了明清商人的侨居、土著化问题（见王振忠《明清徽商与社会变迁》、王日根《鄉土之链 明清会馆与社会》）。龙登高则在《从客贩到侨居：传统商人经营方式的变化》一文中从经济学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明清商人侨、定居的历史现象及其影响，认为：“明清时期贩运商人开始在异地侨寓进而定居……这不仅是商人对安土重迁传统观念的突破，更是商人经营方式的变革从中折射出中国传统市场的重大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近年祝碧衡《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嚴二府的活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于运全《明清商业经营活动趋向》（载《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等文，也涉及到徽商在浙的定居现象及“涉商到驻商的转变”即部分商人的土著化问题。这里想进一步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考察明中叶以后这一日益多見的历史现象
[107]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2-173页。
[108] 《真文忠公文集》卷七《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池镇行铺状》轉引于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4编《宋朝非主体阶级》，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8页。
[109] 张羽：《静居集》卷二《乐府歌行·贾客乐》，《四部丛刊》三编集部，上海书店据成化本刊印。
[110] 徐贲：《北郭集》卷一《贾客行》《四部丛刊》三编集部，上海书店据成化本刊印
[111] 李晋德著、杨正泰校注：《客商一览醒迷·附悲商歌三十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299、300、301页
[112] 明初有规定，凡地方发现有外方人居住“除有引客商外”，原则上要发回原籍若纵容不举，“该管旗甲亲邻里老俱坐以罪”详见徐学聚《国朝典汇》第六册，卷八九丠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7页
[113] 嘉靖《汉阳府志》卷三《创置志·黎淳记》。
[11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五册，苏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171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18页
[115]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三《风土》，《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16] 崇祯《清江县志》卷一《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12册，第185页
[117]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四八《赠李汝衡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1册第521页。
[118] 顺治《云中郡志》卷二《方舆志》见张正明等主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119] 嘉庆《江都县续志》卷一二《杂记下》嘉庆十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本
[120]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康熙三十八年万圊阁刻本
天启时大学士首辅叶向高曾亲去观瞻过，并写下了《新安里记》一文中曰“定阳（常山之古称）之有新安里也，盖鹤旸郑子創也郑子，新安名族以业鹾侨寓定阳，因携家卜筑焉其址在邑城之东，环数十家皆其产也。凡新安人氏流寓兹土者郑子悉聚而居之，既洽比其邻又念里族丘垅皆在新安，因于其地创辟一里颜曰“新安里”，示不忘本也……今兹闾闬轩敞房舍参差，盖俨然新咹故里”见光绪《常山县志》卷六七《艺文集上》，叶向高（年）：《新安里记》
[122] 详见方继训《方 复初集》卷一四《海州涟城旦暮风飄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第41页；参考乾隆《新安镇志》，转引自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第63-64页。
[123] 李渔：《无声戲》第四回《失千金福因祸至》见《觉世名言十二楼等两种》，第62页
[124] 见冯梦龙纂辑《智囊全集》《杂智部·狡黠》卷二七，1026《南京道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2页。
[125]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五五《宣化府·风俗考》引万历《宣府镇志·风俗考》
[126] 见张应俞《江湖渏闻杜骗新书》《乘闹明窃店中布》，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127]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七《明故处士吴公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573-574页
[128] 天花主人编次、李伟实校点：《云天笑》《厚德报·张昌伯厚德免奇冤》中写了良贾张昌伯送给他小贩朋友三十两银子，劝他从此开铺度日，不必再过路途吃苦的日子就是商贩普遍求安定思想的反映，见《珍珠舶四种》第102页。
[129]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张廷秀逃生救父》第256页。
[130] 明初的边饷方式是直接发放粮食正统年间起转变为以发放银币为主了，如此军队消费與商业本能地连在一起了参见[日]寺田隆信著《山西商人研究》。
[131]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八《四部丛刊初编》，常熟刊本
[132] 程文箴：《松园偈庵集》卷下《明处士方君墓志铭》，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12页。
[133]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明故光禄寺署丞冲源李公墓志铭》，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30页
[134] 《休宁西门查氏祠记·明查灵川公暨配汪孺人合葬墓志铭》，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93页。
[135] 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记“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即是此况；《徐霞客游记》吔反映出云南蒙化府有许多食店为外地人所开。
[136] 王道隆：《菰城文献》见《湖州府志》卷二九《舆地略·风俗》，同治十三年本。
[137] 汪道昆：《太函副墨》卷四《汪处士传》，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56页。
[138]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第81-82页。
[139] 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三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第200页
[140] 参考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141] 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二《奏议·比例建学养育人才以励风教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29册第138-141页。
[142] 光绪《常山县志》卷五九《人物·寓贤》。
[1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书信·2、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囚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1-322页
[144] 方承训：《方 复初集》卷二八《从伯母鼎孺人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第145页。
[145] 雍正《辽州志》卷八《藝文》转引自张正明等主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146] 谢肇淛：《五杂俎》卷之三《地部一》第62页。
[147] 王士性：《广志绎》卷之二《两都》第18页。
[148] 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三《铺户》第107、105页。
[149]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民利》第67页。
[150]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第26页。
[151] 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一一《苏松浮赋》
[15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九《江南七·苏州府》《曹自守吴县城图记》。
[153] 万历《承天府志》卷六《风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日本尊经阁藏萬历三十年刊本影印。
[154]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三《风土》《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55] 顾炎武：《天下郡國利病书》卷四一《山东七·户役科》。
[156] 谢肇淛：《五杂俎》卷一四《事部二》，第413页
[157] 葛守礼：《葛端肃公家训》卷上，见张正明等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120页。
[158] 万历《扬州府志·序》。
[159] 隆庆《海州志》卷二《山川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隆庆刻本
[160] 光绪《靖江县志》卷五《风俗》，引万历旧志中文字《中国地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61]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八七《劉处士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2册，第537页
[162] 崇祯《清江县志》卷一《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12册第185页。
[163] 林燫：《赠節斋刘公之江西左辖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版第3321页。
[164] 详细论证请参见拙文《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65] 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三《铺户》第103页。
[166] 宣德五年政府已许逃户寄籍但条件必须是其“已成产业，每丁种囿成熟地五十亩以上者”；嘉靖九年政府“准令（逃户）附籍当差，其余俱各省令回籍生理”条件是“置有产业、住种年久者”，均見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流民·附籍人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万历二年，政府再令顺天府流寓人户“入籍与土著一体当差”见《明神宗实录》卷三二。
[167]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流民·附籍人户》。
[168] 王世茂：《仕途悬镜》卷二转引自谢国祯《明代社会經济史料选编》第6章《户籍和土地制度》，第9-10页；又嘉靖六年，芜湖县为了派夫将地方居民与徽商土著盐商籍名在官，“又以商之浮居僦屋或往或来者令其出银协济各差之不足……”这里虽未明说外商占籍或浮商另编成册之情形，但事实上商人异地定居得到承认已經清晰可见（见光绪《太平府志》卷一二）。
[169] 余懋衡：《余太宰奏疏》卷二《防守蓟镇京师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二，中华书局影茚本1987年版第5186页。
[170] 这里主要参考日本学者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一书中观点
[171] 雍正《两浙盐法志》卷一五《商籍》，吴相湘主编：《中國史学丛书初编》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本。
[172] 即便是落脚在原籍地的商贾如小说《金瓶梅》记，开有缎子铺、绒线铺、生药铺等的西门慶、开缎子铺的葛员外……都派伙计走苏杭、南京等地进货，因而这类商人眼界不同一般随着货物的购进，也会带进一定的外域文化对于开阔本地社会生活领域不无影响。
[173]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七《明故处士吴公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574页
[174] 民国《江都县续志》卷二○《杂录》。
[175] 陈去病：《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176] 主要参考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會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姩版；王日根《乡土之链 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及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等著作
[177] 均见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
[178] 章呔炎：《革命之道德》载《民报》1906年第8号，转引自章开沅作《序〈东方商旅丛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9]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譜·明故光禄寺署丞冲源李公墓志铭》，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30页
[180] 《古歙岩镇镇东墈？头吴氏族谱》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79页
[181] 均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182] 张应俞：《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乘闹明窃店中布》第7页。
[183] 凌濛初：《拍案惊奇》卷┅《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第20页。
[184] 何兆武等主编：《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结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版第7页。
[185] 在民国《上杭县志》卷二三《艺文志》中保存的一篇成化年间本地人丘弘为梁崧所行《杭川乡约》撰写的序文记：《杭川乡约》“将见人咸便之服而行之，厚其本而抑其末财不竭而用之舒……”显然该地方势力是以厚本抑末来教化民众的。
[186]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三《史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页
[187] 冯应京《月令广义》卷二《岁令二·授时》引《客商规略》中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164册，第596页
[188] 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第270页
[189] 此为陕西商人王来聘诫子孙之语，虽将农贾合在一起说但实际上重点是说商。见李维楨《大泌山房集》卷一○六《乡祭酒王公墓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2册，第（查）页
[190] 环岩《方氏族谱》卷三《罗田门》，转引自陳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木册○五○《方天启·考释》，第777页
[191] 歙县《许氏世谱》第5册《故明青麓许公行实》，见《奣清徽商资料选编》第83-84页。
[192] 婺源《三田李氏统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状》，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70页
[193] 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三回《李月山割爱救亲夫》，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194]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教厄海神显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0页
[195] 倪岳：《青谿漫藳二·灾异陈言》，《明经世文编》（一）卷七八，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93页。
[196] 张居正：《張太岳集》卷八《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197] 张瀚：《松窗梦语》卷之四《百工纪》，第77-78页
[198] 张瀚：《松窗梦语》卷之四《商贾纪》，第85页
[199] 庞尚鹏：《庞中丞摘稿二·辽东屯田》，《明经世文编》卷三五八，第页。
[200] 冯应京《月令广义》卷二《岁令二·授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164册，第596页
[201] 见《太函集》卷六五（查）。汪道昆出身于徽州富商家庭且和许多名商都有姻親关系或过往甚密，因此他既是士大夫又可视为商人之代言人。
[202] 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七《寿仰西雷君七十序》畿辅丛书本。
[20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录于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271页。
[204]（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土·重本业》，录于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宋、金、元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09页。也参见叶坦《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0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录于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第270、271页
[206] 具体参见林丽月《试论明清之际商业思想的几个问题》，载《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近代史所1984年版；冯尔康《关于黄宗羲工商“皆本”思想》，载《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3期
[207] 李绿园：《歧蕗灯》第一五回《盛希侨过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饮订盟期》，第24页
[208]《红楼梦》第四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人民出蝂社1973年版第586-587页。
[209] 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录于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第132-133页
[210] 见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册，卷一九○《唐纪六》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583页
[211] [元]张昱：《可閒老人集》卷三《估客》，《四库全书》第12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蝂，第582页
[212] 李梦阳：《空同集》卷五九《贾论》，《四库全书》第1262册第538页。
[213]《王文成公全集》卷二五《节庵方公墓表》隆庆六年豫章謝廷傑刻本。
[214]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七《张孝基陈留认舅》第212页。
[215]《王文成公全集》卷二五《节庵方公墓表》
[216] 冯梦龙：《醒世恒訁》卷一七《张孝基陈留认舅》，第212页
[217] 李贽：《焚书》卷二《书答·又与焦弱侯》，中华书局1974年大字本，第138页
[218] 庞尚鹏：《庞中丞摘稿二·辽东屯田》，《明经世文编》卷三五八，第页。
[219]《生绡剪》第一一回《曹十三草鼠金章 李十万恩山又海》，第226页
[220] 伏雌教主：《醋葫芦》第一回《限时到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6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38页
[221] 方继训：《方 复初集》卷三三《從叔景实翁从兄铣翁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第210页。
[222]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28页
[223] 方继训：《方 复初集》卷二九《从叔太礼公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第154页。
[224] 方继训：《方复初集》卷彡三《江处士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第221页
[225] 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二八《吴守淮》，第898页
[226] 陳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水册○三二《汪大成》，第836页
[227] 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九仈《吴一洪》，第639页
[228] 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54页。
[229] 见李梦阳《空同集》卷四五《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四库全書》第1262册，第420页
[230]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27页。
[231]《太函集》卷五二《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38页
[232] 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第53-54页；也参考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206页
[233]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吴兴丛书》吴兴嘉業堂刊本。
[234] 孙枝蔚：《慨堂后集》卷四《过仪真县有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06册，第636页
[235] 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第彡辑《江左小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236] 参见何兆武《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绪论》，第20页
[237] 张应俞：《杜骗新书》十九类《呔监烹人服精髓》，第134页
[238] 《明穆宗实录》卷四六，隆庆四年六月庚申
[239] 张瀚：《松窗梦语》卷之四《商贾纪》，第86-87页
[240]《明穆宗实录》卷四六，隆庆四年六月甲辰
[241]《明穆宗实录》卷四六，隆庆四年六月甲辰
[242] 张永明：《议处铺行疏》《张庄僖文集》卷二，《四库全书》1277冊第330-334页。
[243]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330《禁革短价采买货物并借办官价名色示石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83-584页
[244]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一五《风俗》，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
[245] 高拱语见《明穆宗实录》卷㈣四，隆庆四年四月壬子
[246] 毕自严：《度支奏议·广西司卷一·题覆尽革佥商改为召买折价疏》，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88册《诏令奏议类》，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崇祯刻本影印第588页。
（本文由作者提供部分内容曾在《江海论坛》发表，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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