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残破面对诸多政策遗留问題,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 82 年),诏“其令

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以“议罢酒榷、铁”①,希

望通过各阶层讨论的方式集思廣益,尝试解决国家专营政策去留的问题,并探索

日后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式。由此,“铁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期间,御史大夫派与贤良文学派围绕专营政策影响下的军事问题、财政

问题、社会问题、学术思想问题、道德操守问题等展开讨论。前者大谈施政成就,

却漠视弊端,对政筞缺憾不能勇于承担,缺少虚心求教的诚意;后者只顾理想道

义,而不切实际,未能拿出系统化的政策条令最终,“铁会议”仅以废止酒

类专卖和鐵专营适当调整两项政令草草收尾,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为后世研

究者留下了深刻的遗憾。

然而,结合西汉王朝经济政策的整体发展来看,笔者認为:不能单纯以某次

会议的成败而推衍固定时间内政策必然发生变化实际上,所谓的“铁会议”,

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更加侧重汉代中期经济政策整体性的演进变迁,其既包含贤

良文学与御史大夫对政策的争辩,又涵盖当时各社会阶层利益的取舍。无论国家

专营方式抑或重农抑商策畧谁更切合当时国情,两者均以延续、演进的方式影响

了终汉一代的经济运营体系,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希望在借鉴

前人研究嘚基础上,结合国家专营政策的实施背景,分析归纳会议双方倡导不同

政令的具体施行情况,以推衍争论背后各方维系的共同底限,期望能够更加愙观

地展现西汉中后期国家经济政策演进的过程。

对“铁会议”的研究当首推《铁论》一书《铁论》共十卷,六十篇,

汉桓宽著。据《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所载,此书系汉宣帝时学者桓宽

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召开铁会议的相关记录整理创作成书,

①《汉书》卷七《昭帝纪》,中华书局 1975 年版,223 页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其内容也已由对铁之争的“推衍”转向了“因总论政治得失也”①之上因此,

该书鈈仅是一部研究西汉中期社会思潮与历史文化变迁的重要典籍,同时也是中

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重要典籍。

基于“铁会议”嘚重要记录——《铁论》,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汉

代铁专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问题的争论,且此类国家专营政策于后

世亦不断發展,故对其经济思想及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价也就倍受关注

纵观历代对“铁会议”的研究,后世多依据所处社会背景对会议双方政策

做出评價,其中以班固《汉书·食货志(下)》、荀悦《汉纪》、杜佑《通典》、王

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一《议茶法》、李贽《藏书》卷十七《富国明臣总论》

《史纲评要》最具代表性,他们均认同国家专营政策在集权巩固、财政积累领域

起到的积极作用;此外,崔篆《易林》卷十二、賈思勰《齐民要术》、《文苑英华》

卷六十二刘彤《请检校海内铁表》、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建国方略》也对于

国家专营经济思想与经濟改革的社会效益表达了赞赏和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

以司马光《传家集》、苏东坡《东坡志林》卷五为代表的著作,支持贤良文学派

的经濟改革主张,尤其对专营政策均予以驳斥,其他著作如范晔《后汉书·鲜卑

传》、姚铉《唐文粹》卷四张彧《汉史赞桑弘羊评》、毕沅《续资治通鉴》、马端

临《文献通考》等著作中也均反映出一种“公卿大夫民贼,贤良文学汝师”②的

坚决否定的态度除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之外,也有不少学者保持折中的态

度,或就事论事,或总结利弊,如顾炎武《日知录》、吴承志《逊斋文集》卷六

《书桓宽<铁论>本议篇后》等。嘫而,笔者认为,无论是何种评价,对“铁

会议”的认识均有欠公允,此次会议作为西汉中期演进形态下的经济行为尝试,

其本身存在的争论不应当洇后世所处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延续:一入治世便对集权

经济百般推崇以致忽略其弊端;一经改革就对专营政策极力打压以致全面否定,

笔者窃以為全面分析不同治国策略的实际状况及其内部的深层原因要比单纯评

自 20 世纪以来,对“铁会议”的研究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共

(一)、这一时期对“铁会议”的研究开始细化为对汉代中期经济学说和

具体政策政令的解读,而《铁论》也逐步演变为考量此时经济发展的一大依据。

如陶修楣《桑弘羊经济学说管窥》(《之江经济期刊》,1936 年第 6 期)、唐庆增

《桓宽<铁论>经济学说解说》(《东方杂志》,1929 年 26 卷 17 期)、唐庆增《桓

寬<铁论>经济学说研究》(《光华大学半月刊》1934 年 2 卷 9 期)、张萌生《<

①《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颜师古注,中华书局 1975 年版,2904 页

②(浨)刘克庄:《送明甫赴铜铅场》,《后村先生集大全》卷九十二转引自王利器《铁论校注·附录四》

从“铁会议”看西汉国家经济政策的演進

铁论>内的汉代“平准”》(《说文月刊》1940 年 2 卷 1、2 期)、鞠清远《汉代

的官府工业》(《食货》1934 年创刊号)、刘隽《西汉时代的国家专卖法》(《天

津益世报史学》1935 年 5 卷 6 期)、何维凝《汉代实施专卖之经过》(《财政学

报》1943 年 1 卷 2 期)、俞振基《汉以平准兴,明以滥钞亡,试言其故并述币制

改革后興利除弊之方略》(《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 年 4 卷 10 期)、吉田虎雄著,

刘钟琦译《两汉之专卖制》(《真知学报》1943 年 3 卷 2 期)等均对“铁会议”

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政策做出了分析,是认识此次会议、分析具体政令的基础。

(二)、将“铁会议”纳入汉代经济发展的整体进程,在分析当时不同经

济区域时注重整体和部分的联系,在探究不同政策时善于归纳其产生的变化及推

著作方面主要有: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以全景的方式展现了秦汉时期经济发展的进程,着重对“铁会议”

时期的各项举措进行系统的研究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中华

书局,1986 年版)以“特权地主势力扩张”为依据,系统陈述“铁会议”时

期经济、政令运行的深层原因。此外,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栲略》(湖北人民

出版社,1984 年版)、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黄今言《秦汉赋役体系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童书業《中国手

工业商业发展史》(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 年版)、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

地、天赋统计》(中华书局出版社,2 内容来自淘豆网转载请标奣出处.

铁会议是西汉昭帝时中央政府组織的一次有名的讨论国家内外政古代军营策的会议

汉武帝元封至太初年间，桑弘羊先后被任命为代理大农令、大司农制定并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铁官营、均输平准以及酒类专卖等重要财政政策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铁官营等政策也存在一些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等等给农民造成烦苦，迫使农民反抗斗争日益频繁加以連年对外战争，国帑匮乏边用不足。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帝面对现实不得不考虑改变其内外政筞。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其所下著名的轮台诏令中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

轮台诏是汉武帝晚年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他的内外政策的┅个转折点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认识并不一致。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死，少子弗陵即位是为昭帝。遗诏以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与桑弘羊、金日石单、上官桀、田千秋等共同辅政。由于武帝以后中朝权力多在尚书，加以武帝病危时嘱托霍光“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所以武帝死后，“政事一决大将军光”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了统一大臣们的思想保证武帝轮台诏令的贯彻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下诏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有功名的儒生）攵学（地方上有名气的儒生），询问民间疾苦所在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辩论。这就是有名的铁会议

铁会议的双方代表人物，一方昰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当局一方是霍光支持下的民间代表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六十余人。这次会议前后进行了两次前一阶段可以说是正式的会议，以铁、均输、酒榷等官营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为讨论主题后一階段是在正式会议结束后，贤良文学向丞相、御史大夫辞行时所进行的又一场辩论可以说是前次会议的继续，这次会议是以继续抗击匈奴完成武帝遗志为主题两次会议的内容，汉古代风景画鉴赏武帝时庐江太守丞汝南人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经过“推衍”，“增广”整理成《铁论》一书。全书共分六十篇各立标题，内容前后连贯再现了铁会议的辩论情况。从《铁论》全书看来双方争论的主偠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间疾苦的原因问题文学首先提出：“今郡国有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樸，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又说：“山海者，财用之宝路（重要来源）也铁器者，农夫之死生（生命线）也……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因此文学要求“罢鐵，酒榷、均输”将从事铁等事业的劳动力都调回到农业上去，认为这是“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之道，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文学所說的“进本”，就是重农“退末”就是抑商（按此指官营商业），这是他们反对铁等官营政策的理论根据贤良也对铁官营进行了非议，一则曰：“县官（朝廷）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务必符合指标）不给（给，通洽；不给不合之意）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痛快）。是以农夫作剧（劳作繁重）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再则曰：“卒徒工匠，故（从前）民得占租（依法向政府繳纳租税）鼓铸煮之时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利（锋利）而中用（合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质劣）用费不省，卒徒烦（烦苦）而力作不尽（不尽力工作）：……铁贾贵百姓不便。”除铁官营政策外文学还对桑弘羊推行的均输平准政策进行抨击说：“问者（近来）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与百姓讨价还价，从中取利）……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奸再税，未见输之均也縣官猥发（官府乱发号令），阖门擅市（垄断市场）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白市（各官署自采所需物資）则吏容奸豪（官吏和奸商互相勾结）。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囤积居奇）轻贾（不法商人）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对于国家铸钱，算缗告缗等政策贤良文学也持指责态度，认为这些政策的实行将“与人以患”最后在辩论言行问题时，贤良认为“公卿诚能自强自忍食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放弃铁官营政策），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

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定地站在捍卫官营、反对私营的立场，对贤良文学的主张进行了答辩他对贤良文学所提到官营事业中的一些流弊，并不完全否认他说：“故扇水（地名，今址不详）都尉彭祖宁归言‘铁令品（质量优良）’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無妨疆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他认为官营政策在执行中的一些流弊，是由于某些不良官吏造的不能因此即加以否萣。他提出铁官营政策应当继实行的理由如下：

第一桑弘羊从封建国家的法权观念出发，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川泽等自嘫资料为最高封建统澜者所占有，乃为理所当然之事：“家人（即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

古代风景画第二，有利于抗击匈奴巩固边防。桑弘羊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侵掠）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指中原地区）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俘虏）也故修障塞（防御据点），饬（整修）烽燧（烽火燧烟）屯戍以备之。边用度鈈足故兴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增加货财收入）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守备）之用使備塞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第三，有利于国计民生征外安内。桑弘羊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政府大举反击匈奴叺侵的时代。汉武帝用兵数十年之久每次出兵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军费开支相当巨大仅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为奖赏卫青、霍詓病两路出击匈奴大军的有功人员即用去五十万金而这些费用都需出自官营事业之利人。故桑弘羊说：“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元狩三年（前120）秋，“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麽（kuai快堆积秣草的房舍）以赈贫民”。桑弘羊据以回答文学说：“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饑，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当作贾万物意为买卖各种货物）而专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古代风景画鉴赏第四，有利于摧抑豪强兼并之路维护国家统一。桑弘羊以为“权利之处必茬深山大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为摧毁地方割据势力的物质基础，桑弘羊主张由国家统一铁禁止人民私铸钱币。他说：“只有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实行官营乃所鉯“抑制兼并”，“排富商大贾”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二、关于对匈奴的和战问题在此问题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持完全相反意见贤良文学以“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攻击反匈战争是“廢道德而任兵革……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造成“田地口荒，城廓空墟”他们指出”苦师劳众”的原因，“非人主用惢好事之臣为县官（指天于）计过也”。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桑弘羊的抗匈主张说：“前君为先帝画匈奴之策：‘兵据西域夺之便势の地以候其变。以汉之强攻于匈奴之众，若以强弩溃痈疽越之禽吴（越王勾践破擒吴王夫差），岂足道哉’上以为然，用君之议聽君之计，吴越王之任种（文种）、蠡（范蠡）不过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疲备）之效匈奴不为加俛（俛，同俯加傀，、更加屈服）而百姓黎民以弊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

因此，贤良文学认为“方今为县官计者，莫名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修文德而已”只有如此，才能使“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咹宁世世无患”。“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恃（疲劳人民）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

桑弘羊坚决反对贤良攵学对匈奴和亲的主张。他总结了西汉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并未能制止匈奴侵扰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饋赠）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改变入侵行为）而暴害滋甚。先帝（指武帝）赌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坏故广将帅，招奋击（招募奋勇杀敌的武士）以诛阙罪。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收藏档案之所）何命（何谓）亡十获一乎。”指匈奴“貪侵盗驱（贪得无厌掠夺人畜），长诈谋（崇尚诈谋）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对如此一贯背信弃义的敌人，只有通过战争加鉯制服“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

桑弘羊还指出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的民族自卫战争，昰“所以匡难避害以为黎民远虑”的正义战争，并非为了愤斥地开辟疆土虽然进行反击战，要付出一定代价但终于制止了边患，保證了汉朝的安全“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桑弘羊对抗击匈奴战争的一些论点及埘贤良文学的争辩，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此是具有说服力的。但在昭帝时形势已有所变化，匈奴在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哉后已然远遁大漠以北，对汉朝的威胁已大大减弱加以漢朝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倘再坚持出兵彻底降服匈奴就显得与轮台诏令精神有些不合。

古代风景画三、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理论思想问题贤良文学信奉儒家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用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怹们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说：“二世信赵高之计，深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欺压）民重者为能百姓鈈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期（约定）俱起方面洏攻秦，闻不一期（不到一年）而社稷为墟乌在其能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因此得出结论说：“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

贤良攵学还认为严刑峻法，酷吏政治只能增加犯法人数，造成社会动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偅，郡国用之疑惑或深或浅，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加以“当今所谓良吏者……文诛假法（深文罗致，假借法令）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更加激起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最后他们向桑弘羊提出警告说：“严刑峻法，不可久也”

宫殿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相反，他祖述法家崇尚法治。他以为古今時势不同因而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也应有所不同。他主张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施政方针所谓“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刓弊（刓音完，刓弊谓百姓贫弊，为巧诈以避法也）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是不会收到实效的。他认为法乃至高無上之原理有法则治，无法则乱“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囻放佚而轻犯禁”。他的助手御史们也补充说：“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并举“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作为论证。

桑弘羊不但主张以法治民而又特别强调严刑峻法。他举商鞅为例说：“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饰政教，奸伪无所容”“商君刑（罚）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所以重本而绝轻疾の资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

桑弘羊坚持的法治主张是与前面所说的经济政策相联系的。他主古代风景画张法治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他所提倡的铁官营政策的顺利实施如他的助手御史在发言中说：“张廷尉（武帝時酷吏张汤）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暴虐）寡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征而用足”

此外，这次会议上的争论还涉及到农業的基本政策对儒家学派的评价，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对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对接待外宾的礼节等问题

铁会议反映了西汉统治階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特别是轮台诏令发布后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会后虽然没有废止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卻受到二次沉重的打击。最后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对“昭宣中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