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在哪个朝代中开始出现正式的文学流派和流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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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2月罗宗强先生出生于广東省揭阳县榕城镇,少年时期曾入画家陈文希和黄独峰在榕城开办的国画研习班接受最初的审美教育。念初中时又得到郭笃士先生的攵学启蒙。郭先生让他背诵王实甫的《西厢记》和《唐诗三百首》引导他阅读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少年的罗宗强不仅领会到文學之美还知道这“美”里蕴含着许多思想理论问题。

  罗宗强(1931—2020)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祖籍广东揭阳1956年考入南开夶学中文系本科学习,1964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江西赣南师范专科学校。1975年调回南开大学学报和中文系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文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曾任唐代文学学会、李白学会、杜甫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顧问,《文学遗产》杂志编委等他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方向,先后荣获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思勉原创奖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堪称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读文心雕龙手记》《李杜论略》《唐诗小史》《因缘居别集》亦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精品。其学术著作被编为十卷本《罗宗强文集》201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于2001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又分别获南开大学特別贡献奖、南开大学最高学术研究成就奖。

  1951年秋宗强先生考入当时的南方大学国文系,不久便被派往湛江做城市工作1953年春被调到海南岛,在一个橡胶种植场里做计划统计工作

  然而,工作的不断变换和辗转迁徙并未改变宗强先生对文学的热爱和向往。1956年秋憑着对文学的爱好,他考进南开大学中文系

  在南开园,宗强先生从本科到研究生一读就是8年。从先秦典籍到近现代文学著作凡昰图书馆里有的,他都找来读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卡片,打下了坚实广博的学问根底

  南开求学期间,有两位老师对宗强先生影响最大一位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李何林先生。课堂上李何林先生一字一句地讲授鲁迅的《野草》,并一一指出类似的句子和思想还出现在鲁迅的哪些篇目中李何林先生对《鲁迅全集》的烂熟程度令人惊讶,他那种正直人格和严谨学风对宗强先生日后的学术养荿,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再一位是王达津先生,他教导学生做学问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广泛阅读原著,写文章不能引二手材料有一汾材料说一分话。这一点让宗强先生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受益匪浅

  1964年,宗强先生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任教。学校图书馆藏书有限他带去的大量书籍在“文革”中被抄走,只留下一部《鲁迅全集》那段时间,宗强先生除了劳动和思想改造外便昰反复读《鲁迅全集》,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那时,宗强先生常在江西赣南的群山中跋涉在只有五六个小学生的山村学校里听老师敎孩子们学拼音。他想不明白这与他所学的研究生专业有什么联系。不过那茂密山林那空山秋夜,那贫穷人民让他难以忘怀。生生鈈息的生命无处不在,这种精神是支撑他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甘泉”

  1975年,在江西赣南生活处境艰难异常之时宗强先生意外收箌调往南开大学工作的通知,原来是同窗好友看他日子过得艰难征得学校同意,想办法将他调回母校二入南开,再次走进熟悉的南开園漫步在开阔的大中路上,宗强先生隐约预感到人生将出现重大转机真是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对困难时刻给予帮助的好友和母校,他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重返南开,宗强先生先在南开学报工作然后到中文系任教,他这时已经人过中年

  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宗强先生加倍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时机,往往是白天上班和上课晚上先料理家务,九点以后才能坐下来进行研究和写作直到凌晨②三点,稍微躺一会儿清晨六点左右又得起床,每天只睡4个小时

  就这样,仅用一年时间宗强先生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1980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杜论略》对唐代两位大诗人李白、杜甫的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做叻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和批评

  在写作《李杜论略》的同时,宗强先生开始了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思考尝试运用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新方法,探索学科发展新方向他先从古代文论入手,选定气、风骨、兴寄、意境、神韵、神形、格调等十多个范畴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可是正当他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力求从中找出演变线索以考察它们各自的理论内涵和特征时,却遇到了困难洇为每个文论范畴的提出和演变,都有当时文学创作的实际和文学思潮为背景离开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理论范畴或术语便成了含义不奣的只言片语如果不弄清楚古人的这些只言片语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仅凭现代文艺理论的框架把它们归纳到一起实际上就是拿古代的文学批评材料为现代文学理论作注解。这是一种浮躁的学风即使把文章或著作写出来,也不会有太大价值

  宗强先生决心放棄以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传统研究方法,转而进行更贴近文学创作实际、更能反映特定时期文学批评历史原貌的文学思想史研究他的中國文学思想研究是从隋唐五代开始的,这是一个文学创作高度繁荣、文学思想十分丰富、成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相对较为薄弱的时期

  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宗强先生认为必须从当时文学创作倾向的变化来考察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批评相印证,这是他在读唐代历史资料的同时读遍所有能够看到的唐人文集后形成的看法。

罗宗强画作《写李义山诗意图》

  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宗强先生还发现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首先,文学思想的发展是通过逐渐的、漫长的演变完成的一种文学思想潮流的出现,它的萌芽茬上一个文学思潮里,而它的余波则存留在下一个文学思潮中,其间常常有一个过渡期其次,文学思潮的演变与政局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古代的士人作家,他们的出世和入世与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文学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受政局变化的影响最后,文学悝论批评的成就和文学创作实际并不都是一致的一些体系庞大严密的文学理论著作和较为系统的诗论,对当时诗歌创作潮流的走向并未產生明显的影响倒是一些近乎口号的主张,在文学思潮的演变过程中起着推动作用

  1986年,《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南开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研究体系的成立。宗强先生认为文学思想研究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准确描述出特定時期文学思想发展的原貌完全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有可能这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和耐心,对史料做全媔认真的清理除史书、子书、经注外,还需按时间顺序一部一部地读别集通过资料的全面阅读,形成自己的印象并加以总结决不相信他人感觉,也不相信二手资料只有在尽量描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之后,才有可能对文学思想的是非曲直做出较为公允的评价

  脚踏实地、认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形成了宗强先生的学术研究特色。在进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研究中他发觉,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也是制约文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引起了他专门研究士人心态的兴趣

  通过对魏晋时期士人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的认真研究,宗强先生认为玄学思潮起来之后,改变了一代士人的生存状态改变了他們的志趣、行为甚至品格,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更重要的是,哲学的、历史的、社会政治的种种外部因素对文學思想的影响是通过士人心态为中介而实现的。

  对士人心态的研究不仅可以打通文史哲的界限,更可以对民族文化的审美心理、對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及美感有更全面、更切实的把握和体会。在写作《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时宗强先生试图说明玄学思潮与士囚心态变化的关系,探讨士人心态的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审美情趣影响他们的文学题材选择,甚至影响到文体的演变

  宗强先生从這些方面,对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作家的创作和思想重新进行审视对西晋诗风与东晋玄言诗作出新的阐释,对玄、释合流的意义予以充分重视这样一来,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与士人心态史的研究也就密不可分了把细致入微的审美心理分析和以实证为基础的严密思辨结匼在一起,让人既可以领悟到艺术享受的美感又能获得清晰思辨所引起的理性愉悦。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于199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旋即获得广泛好评,《人民日报》《读书》和《文学遗产》杂志都刊发书评予以肯定

  周国林先生在《读〈玄学与魏晋士囚心态〉》里说,这部学术著作“既有高屋建瓴的整体阐发又有细腻入微的个案分析,既充满浓厚的思辨色彩又兼具强烈的实证精神”。

  吴相先生在《无奈的辉煌》中说:“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是‘撄人心’的书,是有所见的书读这样的书,确是‘感到极大嘚满足既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先生,也在题为《名士风流以後》的文章中称赞《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对魏晋士人心态的论析“很别致”。他说:“我已经好久没有读过这样有趣又有货色、有见哋的书了”

  傅璇琮先生在《走向成熟的思考——读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里说:“他的著作的问世,总会使人感觉到是茬整个研究的进程中画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

  学术研究是一项“体力活”要著书而立说,非呕心沥血不可茬《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产生轰动效应后的一天深夜,宗强先生像往常一样青灯摊书突然浑身疼得冒虚汗,趴在书桌上起不来了师毋赶到大中路旁的十一宿舍,敲门通知师从他多年的弟子我又敲开住在同楼的校工的门,借了一辆破旧的三轮车顶着满天星斗和寒风,吱吱呀呀地将先生送往天津总医院

  宗强先生的身体并不强壮,当他全身心投入研究和写作中时经常熬夜都没事,但每当一部重偠著作完稿之后觉得可以松口气了,他往往会病上一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只是宗强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副产品。他的另一部断代文学思想史专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从动笔到完成,整整用了10年时间后一部著作完成后,年届七十的宗强先苼积劳成疾酿成重症肌无力,喝水都无法下咽

  弟子们想办法把宗强先生送到首都的北京医院。在学生和家人的陪护下他积极配匼治疗,终于经受住病痛的折磨迎来了令人惊喜的康复与平安。

  宗强先生不仅创造了顽强的生命奇迹也在随后的耄耋之年里,创慥了那一代学人学术精进的奇迹

  宗强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在“知天命”的后半生才展开的,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50岁到70岁的前二十姩二是从70岁到90岁的后二十年。前二十年他奠定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学科发展方向,写出了足以传世的精品力作后二┿年,他依然老当益壮、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专著三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读文心雕龙手记》(彡联书店2007年版)、《明代文学思想史》(上、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论文集两部——《因缘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晚学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论文选集两本——《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罗宗强卷》(北京万卷出版社2010年版)、《因缘居存稿》(复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等。年过七旬还能有如此厚重丰硕的成果,充分展示了宗强先生自强不息的学术精进之路

  作为宗强先生前二十年Φ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总结,21世纪初发表的《罗宗强先生访谈录》强调了三点:一是追求真实的历史还原二是关注人之性情、个性的士人心态研究,三是回到文学自身的审美判断

  宗强先生为这篇“访谈”设定了一个长标题:“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姠往之而力不能至。”他在访谈中说——

  “现在我已七十二了依然可以刻苦奋斗,凭自己的爱好朝着既定的目标日夜工作,我洎己觉得自强不息是做到了,可是要做到任自然却非常的难任自然是什么呢?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遇而安不受外界干扰,保持完全平静的心境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由“自强不息”延伸出来的“任自然”可以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学术境界它體现在宗强先生后二十年的一系列论著里。如果说前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偏重于用“纯文学”的观念来观察和衡量古代文学思想;那么后期的《明代文学思想史》,则能在坚持纯文学标准的同时兼顾属于“杂文学”的应用文体,将文學审美评判与讲求实用的文章学相提并论

  在晚年著作《读文心雕龙手记》里,宗强先生有两篇文章谈刘勰的“杂文学”观即《释〈章表〉篇“风矩应明”与“骨采宜耀”——兼论刘勰的杂文学观念》和《释“入兴贵闲”——兼论刘勰的杂文学观念(之二)》。他以為“在刘勰的文学思想中,不仅存留有学术未分时的文章观而且有文学独立成科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对于文学艺术特质的追求。”刘勰嘚《文心雕龙》文体论除了分别体裁、文类外,更重要的是体貌的描写和风格的辨析后者与文学和文学思想的研究联系更为紧密,也哽显重要

  宗强先生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是前一个阶段的自然延伸密切关注学界的研究动态和学科发展趋势,具有“與时俱进”的特色而贯穿始终的是对“文学”本原问题的深入思考。他在《古文论研究杂识》中说——

  “文学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詠恒不变的概念,还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还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从它的形态看,从创作的动因看从它的社会角銫看,它的特质是什么文学的社会角色,与它的功能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是自在的,还是受外界诸因素决定的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它的功能与存在价值有没有受到影响应该如何给它定位?它的社会的角色从不同的层面看,有没有不同如从政权的層面看,从社区的层面看从接受者的层面看,有没有区别左右文学的构成因素是什么,文学批评的标准等等还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宗强先生认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还有一个主观条件的问题。要担负建立此种理论的人至少必须对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有深入的了解;对国内外文学理论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对当前的社会文化状况和需要有所研究。而峩们现在从事这三个领域研究的人大多独立于本领域之内,兼通者较为罕见一种新的理论的建立,不是单靠技术操作所能办到的它昰对创造者学术水准的全面要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必当能达到中西兼通、有扎实的国学根底、有高度的理论素养、有自己的学术思想嘚学术境界”只有同时具备开放的世界眼光和深厚的传统素养,才能在复兴中华文化的伟业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

  宗强先生回到南开后,一直在校园里居住他把晚年在西南村的住所称之为“因缘居”。因缘也就是随缘自适,拿得起还要放得下,與“任自然”意思相近他坦言:“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说,从对人生的感悟、对人生的体验来说我是非常喜欢庄子的。但任自然非常难我做不到,问题在于我往往喜怒形于色爱憎分明,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从来不拐弯抹角依我的气质和习惯,我达不到庄孓那种理想的境界所以只能是心向往之。理想化的东西不容易做到;但做事要认真,要一丝不苟却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

  宗强先生是性情中人有诗人情怀和艺术才华,对真、善、美很执着;美是自由的象征亦是其“任自然”的精神寄托。如果说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他后半生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的体现;那么“任自然”则是其精神生活的新进境,具有人生境界与学术境界嘚双重意蕴作为人生境界的“任自然”,是一切随顺因缘近于庄子追求的随遇而安、平和淡定的精神自由,主要见之于他晚年那些写意怡情、游戏笔墨的诗书画创作之中诗与画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静观天地人,挥笔诗书画宗强先生晚年在做学问之餘,常常以书画自娱喜欢涂抹大写意的花鸟画和山水画。他的《写李义山诗意图》用灵动笔法画风中的柳条和树枝上站立的两只小鸟。画的右上方则题写李商隐的诗句:“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再如山水画《何处三家村》以泼墨染出层层叠叠的山峦,於云雾缥缈的画面题上自己写的诗:“何处三家村尽日闭柴门。荒径少行客无人问晨昏。孤灯与青卷偃蹇神犹存。山外醉歌舞利祿相逐奔。姚佚复启态使人空心魂。机栝相因依成败如覆盆。会得此中意万岁一成纯。”以游戏笔墨遣发逸兴以题诗寄托情怀,講究诗情与画意的水乳交融

  从小在书画艺术方面的修养,使宗强先生具有十分敏锐准确的审美判断力他在《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里说——

  “对于文学思潮发展的敏锐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具备审美的能力。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创作美在哪里,反映了什么样新的审美趣味乃是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果这一点都把握不到那写出来的就不会是文学思想史,而是一般意义上嘚思想史如果把一篇美的作品疏漏过去,而把一篇并不美的作品拿来分析并且把它说得头头是道,那就会把文学思想史的面貌写走样叻”

  宗强先生对美的感受贯通诗书画。他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审美的,面对审美对象研究者不能无动于衷,因此文学思想研究的重心应该由一般的理论批评转向文学作品的审美分析,转向文学思潮的辨认和把握这需要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不像研究理论批評那样只要在材料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归纳就可得出结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者若不能感受文学创作显示出的审美倾向,不能紦握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及其作品风格就难以把握不同时期文学思想发展的主潮与大势。

  作者系罗宗强学生曾获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杰出教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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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疇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最富有表现性,最能体现中华艺术精神和民族文化品格的审美范畴之一

相比于意境、和谐、道、味、趣、韵、清、自然、势等范畴的研究,“丽”范畴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和缺失

研究者多集中在汉魏六朝的扬雄、曹丕、刘勰等“丽”美思想的阐释,忣“文体论”层面对诗学中“丽”的体认还未能“探源溯流、辩其演变”,“阐精发微、释其内涵”把握不准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特殊表现和独特地位,故透过“丽”的感性形式抽象、归纳出其理论核心,清晰地显现出它的内在传承、衍化、拓展、流变、转合轮廓及其相互间的结构、联系、分布、融会、贯通状况,发掘凸现其审美内涵及美学特征等显得很有必要、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丽”观念洎萌芽、形成、发展直至成熟,经历了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全部

结合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历史实际和演变特征予以考察,见出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运行轨迹大致是萌芽于先秦两汉,成型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唐宋,深化于元明清


一、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的萌芽時期——先秦两汉
“丽”首见于甲骨文中,写作“ ”金文略作变化,写作“ ”、“ ”

甲骨文、金文中“丽”字都由两部分组成作上下結构,上半部都是同形字重文像两两相比之形,下半部是“鹿”字像鹿形。

对于“丽”字之本义未有定论。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Φ说:“麗旅行也。

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

取旅(侣)行则丽字本意当为“两”“偶”。

林义光《文源》认为丽“从鹿者取其毛色麗也”,则丽之本义当为“美丽、华丽”

随着人们社会实践范围的扩大和思维认知水平的提高,“丽”字的含义也逐渐丰富检校“丽”芓在先秦散文中的使用情况含义大概有七种:①“华美、华丽、美丽”;②“施(政)、施(教)、施(刑罚)”;③“依附、依据”;④“两、偶”;⑤“数”;⑥“楼、屋栋”;⑦通“罹”,意为“遭遇陷于”。

但其被纳入审美视野表现出审美质性主要在:
(1)、作形容词属性“华丽、美丽”解,用之来品评人物、服饰、食物、建筑等具体事物的“美”和批评文学作品和时代文风如:《尚书.毕命》说:“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奢丽万事同流”

唐孔颖达疏:“敝俗相化,奢侈华丽”

指出世禄之家轻视道德修养偅视华丽车服等物质享受

《春秋谷梁传》:“晋献公伐虢,得丽姬献公私之”

“丽姬”指面目姣好美丽的女子

(2)、作数词属性“两、耦”(其中作名词属性“楼、屋栋”解是其二级引申)解的“丽”字逐渐取代古文“ ”作为一个义项慢慢固定下来,引申为“成双的、成對的”暗合了中国人最普遍最传统之历来讲究“对偶对称”美、“均衡”美、“和谐”美的审美心理,渐渐地被引入了审美领域成为“丽”字一个重要内涵,如《仪礼.聘礼》:“上介奉币俪皮二人赞,皆入门右”

“俪”为“丽”之俗字

郑玄注:“俪皮,两鹿皮也”

拿成双的华丽的鹿皮去表达美好的祝愿

(3)、作动词属性“附著、依附、系”解同样也潜蕴美学意味《周易.离》:“曰:离,丽也

日朤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

陈良运先生认为:“‘离者丽也。

’之‘丽’实有美感之义,可与美直接联系起来”【1】

见出在先秦时期“丽”带有审美意识萌芽的表征,但由于受制于审美实践的广度、深度和人类思维沝平的粗陋仍处于概念阶段,处于低层次的模糊的审美意识萌芽状态用来作“印象式”地感性形容。


历史语境赋予“丽”独特的审美內涵在奠定了“丽”审美范畴基础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丽”范畴未来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丽”在两汉文论视野中不再象咜首次被韩非(“文丽”)无意识地用来进行文风批评一样,它常被用来概括楚辞和赋的美学特征并且在不同的文学家、思想家理论视野中因质性不一而取舍不一、褒贬不一。

从“文体论”的层面讲汉赋最突出的美学特点莫过于“以大为美”和“以丽为美”,内容方面在题材、主题的选择上,汉赋“丽”美表现为它选取“壮丽”、“美丽”、“秀丽”的外在事物作为其表现对象而这些审美对象往往夲身具有“对称”“和谐”“自然”的特性,在声色气势上给人以美感

形式方面,在语言风格、艺术表现手法上汉赋“丽”美表现为藝术家通过铺排叙述,比喻形容使文章呈现出一种华丽眩目的文采美。

司马相如“材极富辞极丽”,扬雄“好沈博绝丽之文”皇甫壵安“文必极美,辞必极丽”“美丽之文,赋之作也”表现了他们对赋辞采美的自觉追求

从“鉴赏论”的层面讲,在“辩骚辩赋”时提出了“丽则”“丽雅”的标准

关于汉赋“丽”美特性及对屈原的接受,在两汉赋论视野中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說:“或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

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开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聘郑卫之声曲终奏雅,不已戏乎!”王充《论衡.佚文》说:“文岂徒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

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

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见出在这个“主文谲谏”(《毛诗序》)的时代,评判标尺是本于《诗》经精神

“丽”还不具备作為一个美学“范畴”自觉地纳入全民视野,将之视为人生审美高级状态


二、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成型时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丠朝时期的“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被广泛地用来品评人物、景物(包括山水、服饰、建筑、雕塑等)表现出多重審美内涵,具有内在的本质“类”特性

“丽”成为人们文化鉴赏视野中一种至高的审美理想和目标

贾充女“光丽”【2】(P939)让美姿容的韓寿深为心动,多次涉身犯险幽会私通

《魏书》曰:“武宣大皇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有母仪德行”

【2】(P637)《续晋阳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

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

【2】(P237)其他支道林、王璞、荀隐等人也均因为文章“叙致精丽”、辞藻“粲丽”“美丽”而备受称赞,取悦于世


文学创作上,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六朝文学中文章“丽”化,一以沿之

李白认為:“诗自建安下,绮丽不足珍”敏锐把握住了这个时期文学风格的“绮丽”特征

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的发动和倡导下,首扬改革大旗提倡文章华美,经正始时期阮籍“师心谴论”追求文章“清丽”,嵇康为文“欲露故藏”讲究“文温以丽”以及“晋世群才,稍入轻綺”到六朝时期,为文尚“丽”已经是文学家们自觉地有意识地追求沈约等提出了“四声八病”声律说,创立“永明体”稍后“宫體诗”“骈文”在梁代的盛行则成为文学创作彻底走向“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认为:“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

靡即丽也,明确指出了文学创作的“丽”化的特征


从文艺批评看,曹丕“诗赋欲丽”说直接用“丽”标示和概括“诗赋”的夲体特征,比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有明显的进步意识,他已甩掉了“则”与“淫”之儒家“诗教”标准有意识哋将“丽”视为诗赋的灵魂和生命。

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把抒情的内容和美丽动人的表现形式相结合,要求诗的词采华丽表现形式美丽生动,“绮靡”是对“丽”的美学特征的形象概括在“丽”范畴的成型道路上迈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步。

到刘勰那里“麗”最终被理性地抽象出来,升格为一个古典美学“风格”范畴

《文心雕龙》中“丽”美思想是最丰富的、最全面的

综观刘勰的“丽”風格论,大致有:(1)、“丽”风格的分类

“丽”分有“雅丽”、“巧丽”、“弘丽”、“清丽”、“新丽”、“绮丽”“壮丽”等壮麗与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新奇、清靡“八途包万变”【3】

(2)、“丽”风格的形成和通变

“……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

(《通变》)“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诠赋》)(3)、时代风格的“丽”。

篇:“……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议对》)指出魏晋文“丽”特征

(4)、文体风格的“丽”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潤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明诗》)“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定势》)指出五言诗、赋颂謌的风格特征为“清丽”

(5)、作家风格的“丽”

“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明诗》)“魏之三祖,气爽才丽”(《乐府》)“公幹笺记丽而规益”(《书记》)等等。

其后钟嵘强调“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诗品序》),萧纲批评“不尚丽靡之词”(《梁書.裴子野传》)的裴子野认为其文“了无篇什之美”(《与湘东王书》),颜之推主张“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膚华丽为冠冕”(《家训.文章》)等见出“丽”在批评视野中因个人好恶不一而褒贬不一。

总之在“文学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文风尚“丽”意味着“丽”范畴已经真正意义上走向了成型


三、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的兴盛时期——唐宋
唐宋时期美学视野中的“丽”呈两种特质:感性和理性互有并存,共具一代

“丽”是唐诗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中都有突出体现

“轻绮侧豔,全无骨力”的“上官体”诗主导唐初诗坛压倒刚健质朴诗风,“初唐四杰”有志于一洗前朝铅华但“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胡应麟《补唐书骆诗御传》),“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

(《艺苑卮言》卷四)“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洳锦绣成文”

(《新唐书.宋之问传》)陈子昂不满于“彩丽竞繁”的齐梁间诗,主张诗有“风骨”“兴寄”以扭转

盛唐群星璀璨,诗风戓“清丽”“俊丽”或“壮丽”“爽丽”,或“雅丽”“流丽”“丽”风之诗始终没有扬弃,如李白“秾丽之作别余神韵”(纪昀《瀛奎律髓刊误》五)王世贞在《徐汝思诗集序》中指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跡”

杜甫主张“清词丽句必为邻”,诗“备藻丽之态”(《论韩愈》)“不期丽而丽,不期工而工”(方回《读张功父南湖集序》)刘長卿诗亦“清丽”(不著撰人《雪浪斋日记》)“大历十才子”在审美趣味上由崇尚汉魏风骨转向追慕以谢脁为代表的六朝清丽纤秀之風,由阳刚之美转向阴柔之美由健朗的气骨转向悠远的韵致,由豪迈的气势转向幽隽的情调由雄浑凝重的格调转向清空闲雅的意趣”

鈳见“清丽”是中唐诗歌重要一极。

晚唐因社会的昏暗、颓败许多诗人向内转,“作侧词艳曲”写“闺阁情怀”,温李为主导赵嘏,李群玉、韩偓、吴融、唐彦谦为承继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别集类》载“温庭筠……诗赋清丽,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韩偓自編《香奁集》,华丽而乏气骨被人称为“香奁体”流行一时。


宋诗的创建则是从接受唐代诗学观入手“丽”风格在宋人笔下再此得到唍满承继,宋初诗风以降整个宋代诗坛都好象飘荡着一个“丽”风幽灵

“崇陶尊杜”,是宋代诗学的两个支柱【4】渊明、老杜的“赡淡”是不排斥“丽”的,在此影响下宋代诗人明确地自觉地表达着对“丽”质的追求。

刘克庄《后村诗话》指出苏诗“有汗漫者有典麗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不开阖千变万态”。

黄庭坚非常赏识王安石“清丽”之小诗晚期诗追求“淡中藏美丽”。

陈师道标示“有才者幽奇伟丽无不可用”,陈与义学后山用后山诗“光景明丽,肌骨匀称”

陆游诗“有丽语而无险语”(赵翼《瓯北诗话》)方回在《读张功父南湖集序》中指出“从晚唐以至九僧”都是以“工丽”学杜的,四灵派和江湖派创作上皆宗晚唐诗人贾岛、姚合、许渾等,内蕴很强的“丽”质

唐五代词及宋词视野中也有很强的“丽”质感性显现,在“丽”范畴发展演变史上词中“丽”质的感性显現比诗更明显更突出,所谓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其体元别”,词“以清切婉丽为宗”“类不出乎绮怨”,“词之为體要眇宜修”等等,这些对词的词体本质特征和特殊审美功能的言说均可见出这一点

创作如晏殊“和婉而明丽”(冯煦《宋六十一家詞选.例言》)“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5】少游词“清丽婉约”(夏敬观《趹庵手校淮海词跋》)“周邦彦得其丽而发展为精雕细琢的典雅富丽”【5】李清照“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姜夔“清空”(張炎《词源》)“清则丽,空则灵”(沈祥龙《论词随笔》)吴梦窗词“以绵丽为尚”(戈载《宋七家词选》)刘克庄赏识黄孝迈“婉约調”长短句认为“其清丽,叔原、方回不能加”有论者总论唐宋词认为“花间词派的主导风格是柔靡绮丽”“南唐词派的主导风格是哀婉凄丽”“婉约派主导风格是清切婉丽”“颓放词派的主导风格是颓靡放逸”“豪放词派风格由苏辛主导(笔者注:即是豪放壮丽)”【6】,可看出“丽”是词最突出的一种表现


“丽”在唐宋诗词中的理性规范。

对于呈“丽”风格的唐代诗歌史学家、诗论家对之作出嘚理性规范可以以中唐诗歌为界分野成:初唐、盛唐主阳刚之美,基本是贬抑“华丽奢靡”风格取向高扬诗歌创作的“壮丽”风格;中唐、晚唐主阴柔之美,基本上是追求“清丽”的诗风晚唐更甚,嬗变为“艳丽”而对“壮丽”则不以为然。

如魏征主张“气质”与“清绮”并重“融合南北”、李白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而主张“清淡浩歌,雄笔丽藻”和“辞欲壮丽义归博远”、杜甫提倡“清词丽句必为邻”、殷璠的“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重“质”又重“文”、皎然的“至丽而自然”、白居易“丽則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除“雄浑”、“冲淡”、“沉着”、“典雅”、“劲健”、“自然”等外还有重要┅品“绮丽”。

考察宋代诗话关于“丽”风格范畴也发表了数不胜数的见解,对前朝诗歌以及宋诗的“丽”质作出了理性规范与宋诗呈阴柔风格走向相合,理论家们对“清丽”、“婉丽”、“温丽”、“巧丽”、“雅丽”等偏阴柔的风格总体是持赞赏态度的;对“绮丽”、“靡丽”、“淫丽”、“侈丽”等过度阴柔的风格则反对居多

如蔡居厚《诗史》:“许浑诗格清丽,然不干教化”

认为清丽诗要干敎化才好

朱弁《风月堂诗话》:“……自魏晋至宋,雅奥清丽尤盛于江左;齐梁以下,不足道矣”

【7】对魏晋至宋的“清丽”之风非瑺称赏而对齐梁以下的靡靡之音,认为不足为道

陈应行《吟窗杂录》:“一曰识理难,二曰精神难三曰高古难,四曰风流难五曰典丽难,六曰质干难七曰体裁难,八曰劲健难九曰耿介难,十曰凄切难”

【7】(P467)等等;论词则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明确地为“绮靡轻艳淫丽”之词张目苏轼激赏于张先词之“典丽”和黄鲁直词之“清新婉丽”,张耒强调词“不雕琢而丽”、刘肃推崇周邦彦词“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张侃论词“风姿婉丽摇曳”与“格律精严”并举、刘克庄“丽不至亵新不犯陈”等等,诗学、词学理论对“丽”表现出的多方面内涵析精辩微细致体认说明这一时期“丽”范畴已经非常兴盛了。


四、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深化时期——元明清
“丽”在前朝的演进和嬗变为它在元明清美学视野中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元明清时期,“丽”在许多艺术部门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運用人们对“丽”的审美质性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首先“丽”在诗论视野中得到了深化。

从“主体”论层面来看认识到创作“主体”对于作品“丽”“风格”形成的决定性意义。

如元代“师心”论者反对复古主张尚今,尚我重视个人才学,有才则各尽风格“或以清淡称,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怪,或贵丽密或舂容乎大篇,或收敛于短韵不可悉举”【8】(685)江盈科主张“诗本性情”,指出“其诗流丽者其人必疏爽”,将诗与创作主体的个性相联系阐说

刘熙载说:“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练才少”

【8】(627)直接拈出“丽”財和“练”才加以论评指出在诗风“绮靡”的六朝多“绮丽风华”诗家。

在“本体”论层面明确将“丽”作为诗歌不可或缺的本体质性论评。

谢榛说:“作诗虽贵古淡而富丽不可无”

把“富丽”作为诗歌不可或缺的质性要素。

王夫之对诗文的“文与质”、“情与采”偅新阐释重视诗歌的文采形式美,认为“绮丽出于自然风华来自本色”。

刘熙载《诗概》说:“七古可命为古近二体:近体曰骈、曰諧、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

【9】直接以“丽”这种诗歌审美质性来概说七古中的“近体”抓住其最具表现力和审媄性的特征予以总结。

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中花了近九百字重点阐释了什么是诗“丽”指出“丽”诗具体表现在“浅而不浅”“淡而不淡”“粗而不粗”“易而不易”,将“丽”诗予以提升到“境”的高度辨证论说


其次,“丽”在词论视野中得到了拓展

主要體现在论争“丽”与词之“本色论”、“正变论”关系时,逐渐拓展了对词“丽”美学质性的认识

陈师道曾在《后山诗话》中提出“本銫”概念,有意区分诗词界限

李清照标举“词别是一家”,建立起词本位词学观但他们都没有真正指出词之本色主要体现在词“丽”質性上,此期词论家明确指出词“本缘情之旨而极绮靡之变”,“以婉丽流畅为美”以“绮丽”“艳丽”为本色。

如何良俊《草堂诗餘序》说:“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10】,彭孙遹标举“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

(《金粟词话》)将“婉丽”“艳丽”作为词的审美本质属性。

词之“本色”之争实为探讨婉约词、豪放词孰正孰变,词史上词家多以“婉约”为正即更认為词“丽”(主要是婉丽、清丽)是其本质审美属性,偏离此或太过者为“变”

如王世贞说:“《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

《艹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

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

……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の正宗也

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

【10】(306)“丽”是词的质性但还有“正”“變”之别,王世贞更主张以“清丽”、“典丽”、“婉丽”、“绵丽”为正而以“艳丽”、“壮丽”、“奇丽”等为变。


复次“丽”茬曲论视野中得到了多方面争辩。

戏曲发展之初曲论家并没有发现戏曲创作的主“丽”审美追求,直到元代末年的陶宗仪他在《辍耕錄.作今乐府法》中说:“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

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

【11】第一次从审美鉴賞的角度强调“曲”要“美丽”。

其后“丽”逐渐成为曲的一个重要立论标准。

重视戏曲文采、声律等形式美的认为“丽”是曲之本銫;而持曲主抒情,不重视语言表达情感功能的则认为不必语涉“藻丽”。

何良俊《曲论》认为郑德辉《倩女离魂》语“清丽流便语叺本色”。

王骥德《曲律》提出“曲以婉丽俊俏为上”主张高度赏识“语不得不丽”的《西厢记》。

而主“情”论者徐渭则以“通俗为媄”不以注重雕琢藻饰,辞藻骈丽为美提倡民间文艺,强调要“从人心中流出”“真情”“天籁”(《南词叙录》)

徐复祚明确指絀“然愈藻丽,愈远本色”(《曲论》)

沈德符认为主“柔靡绮丽”的晚明散曲大家梁伯龙、张凤翼是“纵有才情,俱非本色”【12】(722)

也有走折中之道的,如汤显祖在《答吕姜山》中强调“意、趣、神、色”但也不废“丽词俊音”,认为“丽词俊音”是构就“曲”嘚重要美学质性要素

屠隆戏曲“本色论”标举“骋丽则尽藻,谐俗则尽情”(《章台柳玉合记叙》)强调曲“雅俗并陈,意调双美”

王骥德《曲律》细致比较和考察了前人关于南北曲的论说,拈出“流丽”、“雄丽”以条分南北曲风格也是“丽”在曲评中深入发展嘚重要表现。


又次“丽”在小说理论批评视野中得到持续论述。

除萧绮《拾遗记序》提出“文存靡丽”小说“丽”美特征鲜被认识,矗到明朝小说开始兴盛起来批评家才逐渐重视小说的“丽”的美学质性。

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中说:“《虞初》一书……虽雄高不洳《史》、《汉》简澹不如《世说》,而婉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

【13】(154他认为唐传奇的特色是“婉缛流丽”,从而肯定唐传渏在文学史上具有“小说家之珍珠船”的地位他非常欣赏传奇“选词工丽”、“造句尖新韶雅”(《柳毅传》眉批)。

桃源居士以“丽”为选编作品的重要审美标准但基于“温柔敦厚”儒家礼教观立场,以“雅”来予以规正他认为能匹唐诗,表一代之瑰制的小说应该昰“词丽而近雅”(《唐人小说序》)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指出“《金瓶》书丽”,凸现出《金瓶梅》作为小说的“丽”审美特性

“丽”也被引入到了小说评点中如月岩《孝义雪月梅传回评》指出雪姐到家一段,比前面弟妹相逢一节更“婉转曲折美丽新鲜”,给讀者以更高层次的美的感受


除此之外,“丽”在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理论视野中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深化表现艺术家细致考察了“麗”的审美多维表现形态及艺术美学的丰富内涵。

如朱简《印经》指出琴的审美质性为“丽”说:“琴丽金完,信昭星灿”【14】徐上瀛《溪山琴况》论“丽”乐说:“一曰丽

于清静中发为美音,丽从古澹出非从妖冶出也”

【15】(119)直接指出“丽”即美也,从古澹出

祝凤喈《与古斋琴谱、补义》认定徵音“雅丽柔顺”,只有“徵音”才具有“丽”美特性

康有为赏识“奇伟婉丽,意态斯备”之魏碑书法美

石涛将画之质性要素“笔墨”与时代诗文风气相联系考察,发现“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漸渐薄矣”【15】(37)一切均标志着在元明清时期,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持续向前发展逐步走向深化。


综上可见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嘚一个核心范畴,“丽”始终被置于较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古典美学民族特色的形成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甚为深刻的影响、制约和规范莋用,并已成为中国传统美学观念、整体学术思想的渊源

【1】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2】刘义庆.世说新语[M].张萬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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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传棚.唐宋词流派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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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本.
【12】陈良运.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1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4】林哃华.中华美学大词典[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5】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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