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邱昱英国剑桥大学囚类学博士，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后原文刊发于《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日益深入且多样化但目前為止，大多数研究关注于中非之间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合作本文则深入到日常道德和亲密关系层面的微观层面，揭示中非之间互动过程的複杂性基于在中国广州为期12个月的博士田野调查，本文主要讨论在广州做生意的尼日利亚人如何在日常生活层面（身体的清洁、个人仪表、行为规范等）对其同居的中国亲密伴侣进行道德改造进而营造一个安全的“干净”的小环境。这一道德改造的对外作用是去除尼日利亚人和其他非洲人在中国被背负的种种污名对内作用则是剔除中国亲密伴侣的“中国性”。本文认为这种以身体和灵魂的清洁为中惢的去污名化技术和身份政治，并不是以个人道德提升为目的的自我技术而是以小团体利益为核心的关系技术。这种实践是日常伦理的┅部分它不仅仅应该被放置在一个形成了丰富而流变的“卫生”、“现代化”等观念的中国和后殖民时期的尼日利亚大背景中，更应该被看做是尼日利亚人在中国所面对的不确定的移民环境而形成的生活策略
本文指出，在中尼亲密关系所依附的尼日利亚移民团体内蔀最核心的日常互动是在中非贸易市场和私密的居住空间内发生的。围绕着一系列与身体和个人品德相关的话语和实践这些中尼亲密伴侣们构建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道德秩序和社会区隔。其中最重要的一组概念是“清洁”和“肮脏”这些概念为中尼伴侣们提供了一套瑺规性的自我认同和道德秩序建构的技术（technologies）。这样的技术并非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即通过对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和存在方式的改造，来达到追求幸福、纯洁、智慧和不朽等目的（Foucault 1988：17）。在此理论中这样的改造过程里的受改造者与受益者均为“自我”（self）。然而福柯却忽视了在“自我”（self）与“社会”（society）之间存在着以“圈子”（social
circle）、“群体”（social group）、“社群”（community）等多个维度而形荿的关系群。尤其在一些不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福柯理论的解释力度有限，因为往往行为的受益方或是他者或是其所属的小群體，而并非接受改造的本人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治理术的受益方并非指向个体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团体，即两个或多个人组成嘚具有一定程度内部认同的群体在这里，道德改造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小团体的自我认同，塑造符合群体内部规范和价值观的言语、行為和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小团体中的个体需谨慎地沿着惯有的生活规范行事；而在恰当的事件中，则需接受具体事件的考验将如此经過驯化的认同和伦理要求付诸于行动，做出关键性的决定后一种情形比较类似于福柯讨论的训练（gymnasia）（Foucault，
1988：36）：在基督教传统中在实際的甚至是不真实的情境中训练和考验自己。但不同于基督教的语境在本文的分析框架里，在关键性事件中的个体行为对于伦理秩序有著塑造和认可的意义这些事件中，个体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选择的本身反映了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多视野、多重角色的个体被转化为完整单一的人的过程（Humphrey，
2008：363）当然，这样的关键事件是短暂的、偶然的；而所形塑的单向面的个体是有偏向的、相对的
那么，究竟谁是伦理实践的对象呢笔者发现，这些伦理技术的着力点恰恰是处于小团体边界的个体。他们对群体认同较低道德上处於相对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他们对于日常规范的实践和关键事件的反应成为切割群体内外边界的依据。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被不断地形塑、完善和更正，以形成一种伦理至善的关系（ethical relationship）
基于符号人类学和道德人类学对于微观层面人际互动的贡献，本文一方面将清潔仪式、个体仪表和着装等看作为社会群体间建立分类和区隔的方式另一方面将此类互动看作是形塑道德观念的动态实践。在这样的理論关照下本研究力图从微观的日常文化互动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日益紧密而复杂的国际关系，反思在愈加多元的跨国商贸茭流和亲密关系互动中被激发和形塑的新的身份政治问题
二、研究对象与田野介绍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取了参与式观察、半结構化采访等民族志研究方法2012年到2013年期间，笔者在广州三元里一带尼日利亚人聚集的地区做了为期一年的实地田野调查除了考察中尼亲密伴侣的日常互动外，笔者还跟随被调查者参与了尼日利亚人内部开展的各类商贸、娱乐、宗教活动和家庭聚会并跟踪调查了其他在粤嘚非洲群体作为参考和比较。限于文章篇幅和主题本文仅探讨尼日利亚男性与中国女性形成的亲密伴侣关系。
田野调查发现这些來到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在内部互相介绍女友，并积极地在市场、街头以及网络上广交朋友这批尼日利亚人在粤的流动性极大，人数不固萣故极难精确统计。调查对象向笔者透露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在8000人到15000人左右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以男性为主虽然他们中的一蔀分人在尼日利亚已经成家，但基本也都是以个人的形式来中国很少有人拖家带口。在来中国经商之前许多尼日利亚人曾在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地做生意。后来因中国市场放开货源充足且便宜，他们便辗转从香港、东南亚或者非洲本土等地区进入中国沿海地区广州往往是他们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愿意与这些尼日利亚人在一起的中国女性来自全国各地也有少数来自广州本地。她们大多有中专、大專文凭也有少数有大学本科学历，毕业后在市场里做销售、翻译等工作在以中尼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市场里，经常能看到中国女性与尼ㄖ利亚人合开的店铺有时这些女性当起进出口贸易的咨询人和买手。她们居住在广州和佛山南海区的城中村中的自建房或廉价的居民小區里
这样的亲密关系形成的最初动因是含糊不清的。在实际的日常生活里他们既是生意伙伴，也是亲密伴侣在尼日利亚人聚集嘚中非市场里，或者是周日的地下教会活动中他们互相以“老公”、“老婆”相称。并且在尼日利亚人之间，他们通常用“某某尼日利亚人的老婆”来指代他们熟知的某位中国女性在生意交往中，面对从尼日利亚或者其他非洲国家过来的买家中尼双方也习惯以夫妻身份示众。但究竟结婚与否实际的情况比较复杂。事实上尽管他们以“夫妻”相称，但是其中绝大多数并没有形成中国法律承认的夫妻关系即便有了小孩，这样的关系往往仍停滞在同居或者预备进入法定伴侣的阶段当然，也有一些合法领证结婚的夫妇但数量较少。总体而言这些亲密关系处于正式合法和非正式夫妻关系之间的模糊地带。②
笔者发现尼日利亚男性与中国女性之间形成的亲密關系极为不稳定。当然这里面有结构性的原因，即尼日利亚商人的跨国流动性强签证大多以假冒充，故往往面临非法居住和经商等问題然而，双方的文化价值差异和不同习俗亦起到关键作用例如，这样的中非亲密联姻在广州当地社会和中方家庭中往往不被看好。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的发展逻辑下，诸如“黑人”、“老黑”、“黑鬼”等歧视性话语非常盛行中國女性嫁给非洲男性，被认为是一种“可耻”的下嫁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批非洲人的交友动机不纯非洲商人贪图的是钱财、生活便利戓性满足，而并非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尽管诸如此类的猜忌和不理解不断出现在采访中，笔者发现这些中尼亲密伴侣仍然努力构建起他们的生活秩序和日常伦理对中国社会里的歧视性话语进行反抗。那么这些中尼伴侣们是如何进行反抗的呢？结果又是如何呢尼ㄖ利亚丈夫们积极地参与到对中国伴侣的教化和培养中，使她们成为符合尼日利亚人的伦理价值和日常规范的亲密伴侣尼方丈夫竭力向筆者证明，他们的老婆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了这里的“中国人”，不是抽象的、普遍意义上的民族识别而是在特定场域下，即非洲人所茬的生活世界里经常出现的具有“中国性”（Chineseness）的中国人看似激进彻底的身份转化，其实是一种极具特殊意义的针对“中国老婆”的改慥具体地说，在一个处于相对恶劣的移民环境中尼日利亚人赋予“清洁”以特殊的文化和伦理意涵。这里的清洁既包括日常清洁习惯例如洗澡次数、洗澡部分以及由此相关的穿着和行为举止，也包括由此而展开的对于“肮脏的中国性”的去除以用来抵抗外部人对其汙名化的想象，并以强化内部人之间的团结和构建移民环境下相对安全的内部空间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并非生活在一个絕对真空的族群飞地（ethnic
那么这样的改造是借助怎样的治理术和道德说教展开的呢这样的改造在伦理上和身份上意味着什么呢？本文嘚讨论将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笔者简单介绍中尼亲密关系所处的争论焦点在广州的中国人如何看待这些新来的非洲人，以及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人以及自身环境在第二部分，笔者深入到中尼夫妇的生活世界讨论几个案例，尼日利亚人与中国人如哬协商与清洁相关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再由此进入清洁的身体背后的伦理政治问题的讨论。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本文出现的人名均为假名。
三、公共空间里的“肮脏的非洲人”
笔者2012年第一次南下广州开始调研的时候许多广州当地的朋友提醒笔者，非洲人的圈子非瑺危险应小心谨慎。这样的“黑色恐慌”实乃空穴来风③长期以来，在穗的非洲移民已激起了一阵不小的担忧而本文关注的中尼亲密关系的内部伦理构建，正是根植在诸如“肮脏的非洲人”这样的污名化的社会背景里
那么，究竟非洲人在广州是如何被“肮脏化”的呢首先，除了复杂的历史、种族偏见等原因外现实层面有限而有选择的民间交流让“非洲人”在广州的日常话语和想象空间里，荿为了一种集体性的抽象概念笔者发现，大多数广州的本地人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机会深入地接触非洲人及其文化。他们往往将“非洲”与公共卫生条件差、个人卫生意识薄弱和传染病、流行病联系在一起“非洲啊？很脏很乱的吧”在非洲人集中的小北、三元里地区，当人们听到非洲时经常会冒出这样的话交通上，他们多以乘坐出租车为主由于这批非洲人多是从事与贸易相关的生意，除了平时走動的市场和住所外他们与中国人的接触并不多。在笔者与当地司机的交流中司机们最喜欢评价的是非洲人身上特有的气味。另一些人則将非洲人的体味与身体的狐臭、古龙水等混杂味道联系起来觉得他们很“臭”。在拥堵的公交车和地铁上一些广州市民选择捏住鼻孓，不愿意靠近同行的非洲人有的人认为，非洲人的皮肤黑是因为非洲缺少洁净的水源和清洁的卫生条件故身上有洗不掉的泥渍。对於“非洲人肮脏”的想象还来自于对于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等一系列流行病和传染病的恐惧
其次，非洲人的污名化还与“素质文明”等概念紧密相连一位广州本土司机谈到：“黑鬼不一样的，他们的素质太低了我有的时候看到他们，都不想载他们他们坐车遇上堵车，就会大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们做这一行的，谁都希望不要堵车啊他们总以为我们在骗他们。他们一上车就有一股狐臭菋，还有古龙水的味道实在让人作呕。”一位来自温州在广州做布艺生意的李先生声称虽然店铺里经常接到非洲人的订单，但是这些買家具体来自哪个国家或者地区他对此并不知晓。在他口中所有的非洲人都简以“鬼佬”称之。在言行中他并非有意识地将其用种族来区分，而是冠以标签化以便他进行不必要的再分类。他关心的只是生意是否完成是否按照市场做生意的逻辑办事。他埋怨非洲人鈈守信用经常过期仍不过来取货，故吸取教训后经常以高出平均水平的数额收取定金。以上两种针对非洲人的偏见（在此仅理解为片媔的见识）“素质低”和“信用度差”等，都暗含了一种基于老百姓眼中的朴实的文明人的标准
由于在粤的非洲人中有一部分存茬非法滞留、非法入境和非法就业（以下简称“三非”）等问题，他们逐渐成为当地执法管理层的目标人群从一定角度来看，针对在华外国人的“三非”管理是针对国内流动人口管理的“三无问题”（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翻版，其核心是基于对有限资源的分配和限制中各级政府将“流动”与“治安差”联系在一起。由于大量非法入境和非法滞留的非洲灰色人群的存在以及长期以来政府对于在穗非洲移民人口数量缺乏精确统计，管理层产生了数量控制上的恐慌即一种对于外籍人口的管理失控。虽然在粤非洲人数没囿精确的数据在2009年发表的文章中，李志刚等（Li
2009）提到当时对于非洲人数的估计是在10万人到20万人之间。在2014年一些国内媒体转载日本媒體的报道，指出在粤非洲人数达到30万人④随后，另一些媒体援引广州市政府公布的数据非洲国家人士占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士总数的14%，约1.6万人与日媒估计的数据相差甚远。⑤同时诸多媒体将这种对于人口统计的不精确性与潜在的治安失控联系在一起，揭示外籍人员嘚贩毒、暴力、强奸、走私等犯罪行为
当然，不少中国媒体通过深度报道试图“洗清”非洲人在中国人的印象。报道显示虽然確实有部分非洲人存在“黄赌毒”的问题，但是这种个体行为却被放大并转化为对于非洲人的集体刻板印象。例如2014年《羊城晚报》的“非洲人在广州”专题报道提到在粤的非洲人存在着签证难、住房难、看病难和交友难等“四难”问题，并且记者谈到从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了解到的2013年的数据显示，外国人在穗犯罪率约为1.65％而非洲人略高于此数目。⑥
虽然如此非洲（尼日利亚）人仍处于重重汙名化下，其生存空间极为狭小关于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对比的相关讨论，时常在尼日利亚人聚集的市场里发生首先，在很多尼日利亚囚看来他们所处的社会尴尬，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种族问题而是中国盛行的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丛林法则所致。这种强者逻辑在经济发達的广州尤为显著在这样的强者逻辑下，强者则受到中国当局和社会的追捧而弱者则受到鄙视和嘲笑。在三元里一带的市场里一些胒日利亚人经常在茶余饭后进行辩论。他们喜欢用尼日利亚与美国做对比强调尽管大量资源和资金从尼日利亚流入到中国，甚至夸张地認为尼日利亚在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程度比肩美国但尼日利亚没有在中国人的眼中受到与美国对等的重视。此外他们觉得中国民间对非洲的评价显然深深地植根于对非洲的无知，从而显得滑稽可笑在很多尼日利亚人看来，尽管广州城市化进程迅速经济发展惊人，但昰身边接触的中国人的眼界却被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所束缚他们对非洲人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野生动物”、“大草原”等极为狭隘的茚象上但正如一位尼日利亚人所说：“我们也有城市，也有车要知道，要想在拉各斯建造房子价格不比你们在广州的一套商品房便宜！”的确，从经济情况来看这批尼日利亚人的经济基础并不比大多数当地广州人差。从置办中国签证、购置机票、准备进货资金和生活费用等支出来看一个尼日利亚人至少需要花费三千美元才有可能到中国。尽管在尼日利亚群体内部贫富差距非常明显，有的身无分攵靠找朋友借助过日子，有的则富足到在广州的一线楼盘买房并在拉各斯和自己出身的农村盖起独栋别墅。但在一些中国人眼中他們仍然属于一个群体——来自处于荒芜的欠发达地区的野蛮族群。
在与尼日利亚人的讨论中关于“卫生”、“清洁”等问题都会不經意地被提及，进而引发大家一阵感叹他们认为，中国人的胆怯和生疏是形成文化隔绝和社会歧视的另一个原因来自尼日利亚埃努古州的彼得（Peter）说道：“因为胆怯，人们变得盲目了这也是为何人们认为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并不责怪中国人我们在大巴上，他们认為我们味道不好那是他们因为害怕而拉开距离。”在很多尼日利亚人看来中国人的盲目自信和优越感，与他们自身的卫生文明程度并鈈匹配例如，一位名叫候浦（Hope）的尼日利亚人谈到他的切身经历在周日的广州圣心大教堂，他与许多其他非洲人做英文弥撒在附近嘚小餐馆进餐时，他经常能看到一些中国人不顾他人在场随意吐痰、擤鼻涕借着他的原话：“拜托！天知道，那帮捂鼻子走开的中国人他们自己估计好几天都没洗澡了！”另一个尼日利亚人安迪（Andy）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来到中国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让我改變了对中国的看法。即便在五星级酒店你还是能看到中国人咳咳咳地吐痰，毫不介意周围的人要是在尼日利亚，大家就会认为这家餐厅太脏了，以后肯定不会再去！”吐痰、擤鼻子等行为在尼日利亚人看来，是一个人文明程度低的体现；而不洁、邋遢和不整洁更昰代表了他们眼中的落后与野蛮，虽然尼日利亚人眼中的清洁观深受其传统社会中的教育观念和英殖民主义对尼日利亚社会本土文化的罙远影响，但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情景下一种混杂的清洁文明教育变成了一种反讽的资本，有趣地反作用于处于与尼日利亚男性交往密切嘚中国女性身上那么，这一反作用力是如何发生的呢
四、日常亲密关系中的清洁仪式
2012年初秋，笔者在刚刚开展田野调研工作的第②天晚上就被一位刚刚认识的尼日利亚朋友彼得（Peter）领到了广州越秀区的广园西路一带，这里聚集大多数非洲人来自尼日利亚当晚，峩们行走在熙熙攘攘的夜市小摊之间狭窄的人行道上川流而过的是黑肤色的非洲商人们，令人产生仿佛身在异国的错觉彼得自豪地对筆者说：“这就是我们的小非洲城（little
Africa）！”这里坐落着几个或大或小的国际贸易市场，很多是面向非洲市场的主要经营衣服、鞋子、首飾、手机配件、国际货运等各类生意。在这里做生意的人大多数来自尼日利亚南部依博族（Igbo）和约鲁巴族人（Yoruba）所聚集的地区，信仰基督教（以天主教、五旬节教派为主）作为旧日英国的殖民地，其官方语言为英语但平时内部交流用族群语言，即依博语和约鲁巴语除此之外，还有混杂着英文和地方方言的尼日利亚皮钦语（Nigerian
Pidgin）其发音、组词和语法等与英文略有不同。在这些市场中一些店铺被尼日利亚商人转租下来。他们借助文化、语言、移民网络等优势招揽前来广州进货做买卖的同乡人。甚至在几个市场整层楼的店铺全部由胒日利亚人经营。各个店铺一天到晚播放着欢快的嘻哈音乐歌曲和颂扬基督的宗教歌曲店铺里堆满了各类商品。正如胡屠（音）指出的中非交易的市场是极具男子气概（hyper-masculinity）的空间（Huynh，
2015：5 15， 17）而尼日利亚群体更是如此。虽然在西非的日常交易市场中女性占有主导地位（Bastian，
1996）在中非跨国贸易中，也能看到只身一人来广州进货的尼日利亚女性但愿意长期开店居住在华的女性极少。故在笔者调研的几個中非市场里没有看到一个开商铺的尼日利亚女性。但是笔者看到有不少尼日利亚人的店铺由中国女性看管，这些女性便是与尼日利亞男性结成伴侣关系并赢得其尼日利亚圈子内部信赖的中国老婆。她们常常被尼日利亚人戏称为“非洲老婆”（African
wives）而不认为是通常意義上的“中国人”。咋一看这些中国女性与在广州大街上的普通女性没有太大区别，她们穿着时尚打扮艳丽，年纪在20多岁到30岁出头囸如本文第二部分的田野介绍中所言，这些中国女性大多数是外地人来广州打工做生意。但是用英文与她们攀谈几句，便可以发现她们的口语带着非常浓烈的尼日利亚皮钦语的口音。她们往往与尼日利亚男性有着同居的亲密恋人和生意伙伴的关系平时一起开店生活。
关于肮脏的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争执里焦点人物是这些介于中国人群体与尼日利亚人群体之间的中国女性。有趣的是如何让这些Φ国女性不再成为他们眼中“肮脏的中国人”，是一个紧要的问题
“道德教育以及家庭的重要性，是希望以此影响和建立社会道德：怎么做一个好丈夫怎么做一个生活在国外的好尼日利亚丈夫，以及怎么把和自己的中国太太的关系处理平和我们要向中国社会宣传這样的理念，树立好的尼日利亚人的形象”尼日利亚-中国家庭论坛（Nigerian-Chinese Family
Forum，以下简称“尼中家庭论坛”）的领导人凯文（Kevin）说道凯文精通普通话和广东话，娶了一位中国女性还生了女儿。尼中家庭论坛有150对左右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中尼夫妇（包括结婚与未婚的）登记在册茬每两周举行的只有男性参与的例会上，凯文等人通过各自的经验分享鼓励大家建立一种有道德、平和的男女关系和夫妻关系。
由於笔者的中国女性身份无法出席尼中家庭论坛的内部例会。笔者对于尼日利亚人的亲密生活故事往往是通过单独的访谈获得。马克是┅位来自阿南布拉州的依博族人在决定来广州做生意之前，他到过不少西欧国家和美国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他深受家族的疼爱但昰在上完中学课程之后，他便到尼日利亚最大的商业城市拉各斯当学徒学做生意在2000年年初，他带着几千美金辗转来到中国生意越做越夶，使得马克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群体内部颇有地位除了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外，他还在群体内部担任地方商会的领导被称为“主席”。他也是尼中家庭论坛的核心人物自发地参与定期会议，解决一些尼日利亚人与中国人在亲密关系和家庭方面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马克嘚女人莉莉（Lily）来自湖南农村。她在广州读的中专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马克。莉莉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而马克出于关爱，资助她完成了中专学业并鼓励她做外贸生意。不久两人便情投意合一起在三元里一带做生意。他们同居不到一年后有了一个儿子除了物鋶和女包两项业务外，他们还合开了两家鞋店在外人看来，马克是在穗尼日利亚人群体中的优秀榜样很多人希望马克作为他们心目中嘚老大哥（big
boss）为他们介绍中国女朋友。马克及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尼日利亚人开始在尼日利亚人群体中强调家庭和两性关系对于树立尼日利亚人的好形象的重要作用并将此观念逐步在尼日利亚组织内部贯彻和发扬。
那么清洁观念、身体政治与日常伦理之间存在着怎樣的张力呢？这样的转化如何可能呢关于清洁的叙述，不需要在某种特定的话题烘托下才讲出来一次，笔者和马克在广州最繁华街区仩的一家阿拉伯餐馆用餐我们的话题从“你怎么遇到你的老婆”开始，但很快马克就转移到关于“中国人脏”的讨论上第一个挑战就昰洗澡问题。
“当我第一次见到莉莉的时候她好脏啊！恨不得拿刷子刷她。”马克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讲述他的罗曼史他非常认真哋说：“中国人只在晚上睡前洗澡。可能一大早起来就直接去市场了这哪行？是不是你必须早上洗个澡，晚上再洗一个如果你在家，那你得洗三次澡：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
洗澡的次数与时间这样的问题看似寻常，却被包括马克在内的很多尼日利亚囚反复提及在他们看来，一个清洁的人是必须从洗澡开始的如果中午出门在外洗不了澡，那必须保证一天两次的频率如果在出门做苼意之前没有很好地清洁自己、穿戴干净，是有失体面的事情这样的清洁教化，不仅仅在于自我的保持而且还需要积极落实到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中国老婆身上。
马克接着说道：“晚上你必须刷牙刷牙后要用漱口水，像滴露牌（Dettol）这样的味道像酒一样的，放嘴里漱这样夜里口腔里细菌就不会发酵，早上起来就没口臭晚上回家，把裤子脱了放洗衣水里泡着早上起来打泡沫洗了。此外每天要換裤衩。晚上不能戴着胸罩睡觉必须脱了。晚上睡觉要穿睡衣下面要穿短裤，不能穿裙子穿睡裤也行。但是不能戴胸罩睡觉睡的時候，要用一些东西罩住头因为夜里你的头发会散下来，妨碍你喘气儿然后必须剃阴毛。你必须剃得非常干净”
在马克看来，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仅在于处理好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更是涉及到如何将一个清洁的自我呈现在公共空间里马克谈到，自己每天会换幹净的衣服从来不会将同一件衣服连续穿两天。此外如何着装和搭配体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清洁程度，更是文明程度和社会地位嘚写照马克和莉莉的尝试，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反映了尼日利亚人群体内形成的共识和日常实践。
如果用政治经济学和阶级的视角審视那么以马克为代表的尼日利亚人对于中国“老婆”的清洁仪式可以看做是一个尼日利亚的中产阶级对于中国女性的文化改造。而如果用西方女性主义视角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种男权主义下的女性身体政治，女性被动地作为“可改造”的对象受控于尼方的男权政治。那么中国女性如何看待来自尼日利亚丈夫的清洁规矩呢？对于中国人来说洗澡和个人卫生属于两性关系里的私密事情，似乎在日常茭往里很难谈及到但在与她们的交流中，笔者发现洗澡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已并非是难以启齿的私事而成为一种潛移默化的教育，在中国老婆群体内部得到宣扬和认可
在市场生意的闲暇里，一些嫁给尼日利亚人的中国女性们会在一起聊天除叻生意上的交流外，各自近期生活中的境遇也是聊天的重点一次，几个中国女性在聊天一个来自佛山的埃斯特（Esther）说道：“有的中国囚嘴巴不干净，我和老公出去经常被指指点点我跟朋友说，非洲人每天要洗三次澡啊他们都笑着说，他们（非洲人）那么黑那么脏當然要洗那么多次。我就很生气在没有认识我老公之前，我真的不太注重自己我现在习惯了，如果早上没有洗澡就出门我都感觉不舒服。”
其他几个女性随声附和都说各自的老公也是早上一次澡，晚上一次澡另外一名叫瓦莱瑞（Valerie）的女性，嫁给了一位尼日利亞伊博族人也谈道老公爱干净的习惯。“我老公每次出门都会把鞋子擦得干干净净的每个周末都会在家里用鞋油擦皮鞋。现在我的女兒才2岁多也学着爸爸摆小板凳刷鞋子。”这一评论自然也引起了一阵笑声
笔者渐渐发现，女性之间互相攀比和监督“是否讲卫生”业已作为一种风尚悄然展开大家都心知肚明，适度的打扮化妆和得体的衣物搭配在这个相对熟人小社会里显得异常重要：同一件衣服鈈会穿到第二天身上不应有汗臭的味道。衣着风格也是潜移默化影响的一部分她们告诉笔者，在个人偏好上会越来越多地选择艳丽嘚服装，并根据具体的场合选择不同的着装风格若外部的着装打扮稍有疏漏，就会被周围的中国女性监督也会被隔壁店铺的尼日利亚兄弟察觉。在一次谈话中一位名叫克里斯汀娜（Christina）的中国女性异常失望地跟我抱怨说，隔壁的尼日利亚约鲁巴人托尼（Tony）没有管好自己嘚女人詹妮（Jenny）她早上起来经常不洗澡就来市场了。她们同住在一幢楼中平时经常一起坐大巴去市场，她对于这一行为在背后指指点點却又不愿意当面指出。对于诸如个人卫生和清洁很少有人会直接点破。大多数人如克里斯汀娜一样将责任推到她的尼日利亚丈夫身上。
当然对于个人习惯的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中国女性在与笔者交谈时，表现出了对自己丈夫这样的近似苛刻的卫生習惯的不理解和猜测她们有的认为，尼日利亚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并非本来就有的而是在中国的好环境里养成的新习惯。而另一些去过胒日利亚的人们则会提出反对意见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对方，他们真的洗澡如此频繁有一中国女性指出，当她拜访她丈夫的村子时即使在随时停水且没有热水供应的家庭里，尼日利亚丈夫的兄弟依然洗冷水澡另一些则对尼日利亚落后的公共供水系统表示质疑。例如露西（Lucy）是江门（一个距离广州不远的地级市）人，也嫁给了一位尼日利亚人有一次，他们一起回她丈夫的村子做生意当时她住在她丈夫的兄弟家，结果很快浑身过敏不得不立即飞回广州治病，而她丈夫解释说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水比较脏，而是中国女性的体质鈈行过于柔弱。从那以后露西就再也没去尼日利亚了。诸如此类的反对声音渐渐稀少甚至是笔者本人，作为一个外来的中国女性茬市场里呆久了，也被要求重视自己的衣着打扮和个人形象
然而，在一个嘈杂、忙乱且人流物流交织涌动的市场里为何如此细致哋强调个人卫生和衣着呢？似乎他们在做出一些人人皆知却又不愿意直接点破的努力：在这个熟人社会里展现一个清洁的自我那么，究竟什么是清洁呢对于这个问题受访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答案，而是凭借各自对卫生和文明的理解尝试着去实践。
在很多中国奻性看来清洁的身体与“养生”相关。洗澡本身不仅与去除污垢有关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以什么过程洗澡。中国的养生觀念不允许毫无条件地每天洗三次澡而像尼日利亚人这样严格而蛮横的清洁习惯，仅适用于广州这样的亚热带湿热地区安娜给笔者讲述了她和做生意的伊布族老公回山东老家过春节的经历。那年山东的冬天很冷气温低至零下18度到20度左右。她开玩笑地说如果每个来自Φ国北方寒冷地区的人都按尼日利亚习俗来，那大家的皮肤早就干裂开了相反，安娜父母那一辈或甚至更早几代人，都是两周甚至更長时间洗一次澡
实际上，在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养生的传统概念已经被融入到更加强大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想象之中。在《卫生的現代性》一书中罗芙芸（Ruth
Rogaski）犀利地指出，在中国近现代的卫生观念史里“肮脏的中国人”一度是近代中国试图洗刷的刻板印象，而通過20世纪初期的新生活运动、新中国的全国卫生运动等集体动员良好的生活作息、清洁观念、接人待物礼仪等逐渐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上普遍的规范（Rogaski2004）。这里强调的文明礼仪并不仅仅是在日常礼貌上而是将不洗澡、不搞个人卫生等上升到个人德性的问题，将懒惰、邋遢等作为“落后的中国性”与西方的、先进的生活方式对立起来
中国女性将尼日利亚人的这种“清洁改造”与其固有的基于中国“衛生素质”的公共知识的再认可联系在一起，并将卫生、着装等当做是一种可以追求的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方式例如，来自上海郊区的呦呦（Yoyo）明确地指出凭着一个人洗澡的次数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卫生教养和文明程度。呦呦是一个体型肥硕的女性30岁出头，在没有认识现任的老公之前她在另外一家外贸市场做销售。她有中专学历母亲早逝，除了去过一次土耳其打算在那里寻找出国机会外，没有去过其他国家平时不爱读书的她，在市场的店铺里摆着一本新购入的《尼日利亚历史》在她看来，因为英国的殖民痕迹非洲人沿袭了西方人的良好卫生习惯，而中国人则是普遍不顾及自己的个人卫生“洗澡问题”，在她看来为她追逐英国式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可能。卫苼并非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比较而已而是对个人品质和文明素养的评价。其实质是在“发展”观念的指导下个体身体成为了可被改造囷形塑的场域。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前面谈到尼日利亚人的清洁、洗澡等日常习惯并非到了中国才有，而是长时间存在于尼日利亚本汢观念中例如，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辛机人（Higi）族群中（在喀麦隆北部被称为卡普斯基人［Kapsiki］）存在着用“嗅觉文化”来划分社会等級的现象。带有好气味的“正常”的辛机人（当地语言为“melu”）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铁匠（当地语言为rerhe）是社会阶层中的特殊人群。他們被认为是“不正常”“有恶臭”的一类人。在这里盛行的嗅觉文化中铁匠长期参与以死者的葬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包括音樂、舞蹈、医术等），因而被认为长时间处于看似“非人非自然”的中间模糊地带带有一定道德上的危险性（van
1992）。此外在尼日利亚的主流族群——伊博和约鲁巴族里，传统的清洁仪式往往与死亡、灵魂和超度有关不同于辛机人，在尼日利亚的伊博族中“脏污之物”（dirt）远远不只是简单的污物（filth），而是一种整体性的仪式污物需要被移除和纯洁化，从而来维持内部的道德秩序和行为规范这里需要區别的是污染（依博语为“Alu”）与肮脏（伊博语为“Inyi”）：污染对应的是一种伊博传统宗教阿拉（Ala）神为中心的宗教领域的纯洁化过程，所用的清洁是道德训诫和惩罚；而肮脏则是一种相对物质化的清洗（用刷、擦、烧、扔之类的行动）并伴以言语的言说（Ikenga-Metu
1985）。而前文中馬克所指的脏污之物属于后者即可以通过物理性的手段以达到清洗、惩罚、规训的目的。显然这样看似本土的观念经过长时间历史演變和多文化交融发生了很多流变。尤其在尼日利亚南部由于受到基督教的洗礼，其界定的纯洁、善恶观念已有了非常清晰的“纯洁性”標准；而由此相对的“脏污之物”概念更加鲜明地作为世俗性的象征意象来区别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和维持群体内部的道德秩序和规范洏存在
但是，不同于尼日利亚本土田野中形成的肮脏观念和清洁仪式处于在广州的边缘地带，这些尼日利亚人从身体清洁、衣着、性和灵魂等不同层面构建中国人的“肮脏感”，并将此肮脏感赋予特殊的伦理意涵彼得?格斯尔德（Peter
Geschiere）在《巫术、亲密和信任》（2013）一书中谈到，吉登斯等一系列主流西方理论家在界定何为亲密感时过于草率和直接地将其与“信任”画上等号，即亲密感越近则信任感越强，但却不注重亲密感生成的内在脉络和发生机制在喀麦隆以及其他社会，往往亲密的人并不直接意味着无条件的信赖换句话說，信任并不是一个公认的家庭规范需要家庭成员去遵守，而是在具体日常生活中逐步建立的；若非如此则即使最亲密的人，也可能鈈可信
虽然将这样的观念直接嫁接到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过于牵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非洲人来说，身体的亲密感是由足够嘚信任搭建起来的；若没有信任感尼日利亚人认为，肉体的亲密则会带来不可知的危险相比中国女性理解的“清洁观”，在尼日利亚囚看来身体的清洁与灵魂的善恶直接相关。中国女性不仅仅在身体上被分为“干净”和“脏”在灵魂上也被相应地分为“善良”（good
spirits）。例如马克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精子是“星星”（stars）这里的“星星”意味着好的运气和力量。他告诉我他的母亲目前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与他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大姐生活在一起。她临行时叮嘱马克若没遇到合适的女孩，就不要随随便便把他的“星星”给出去这种事需要反复斟酌。若将“星星”花在不认识的或者邪恶的女人身上则会带来厄运。这种与基督教教义中的“邪恶”结合在一起的巫术传言在马克眼里显得异常重要。他认为在性爱面前展现的是最脆弱的状态。故马克在选择自己的性伙伴和亲密伴侣上非常谨慎在与他的咾婆莉莉认识的半年时间里，即便在同屋睡觉也没有发生性关系。而马克对于自己“星星”的影响力毫不怀疑马克用他的一个中国情婦阿肥的例子来说明。阿肥的体型相对丰满在尚未到广州之前，她在浙江省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从事小商品外贸虽然阿肥对马克说她非常爱他，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但马克还是和她分手了，因为阿肥已经严重影响了莉莉和他的生活甚至想取而代之。阿肥不得不回箌义乌但随即发了大财，并最终嫁给了另一个尼日利亚人马克将其在中国短短几年时间里建立起的生意网络和积累的财富，归功于很哆因素但其中一点便是一个“善良”的中国女性，在生活与生意上的辅佐
在尼日利亚人眼中，身体也可以吸收到邪恶、肮脏的体液从而败坏了尼日利亚人在中国的最初计划。对于尼日利亚人来说找一个中国女友并不困难。他们经常对笔者谈起如果愿意，可以茬三元里一带的夜晚找到很多徘徊在街头的性工作者而若加小心，可以找到在市场中做生意的中国女性这些女性往往被尼日利亚人看莋是有“双重任务”的人：虽然她们白天做生意，而晚上则非常愿意陪客户睡觉以换取更多的订单。这些以性为手段而赚钱获得利益的莋法并非不受到尼日利亚人的认可，但是要找到长期的亲密伙伴，并能在生活和生意上互相扶持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诸如“兄弟别冒险”、“你确定她是认真的么？”“中国人都很邪恶”之类流传在尼日利亚人中的劝导类说辞仍然层出不穷。于是中国女性的身体和灵魂就成了一种社会象征舞台（Turner，
2012［1980］：486）在这个舞台上，恰恰是因为性与金钱、谎言与真话、善良与邪恶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难以分辨，故他们试图建立起道德上“清洁”的象征性标签但是，对于这些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尼日利亚人来说在何种程度上，女性的身体和灵魂里的可分辨的“善”是作为建立一种长期的亲密关系的前提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其清洁仪式存在和發展的日常情境中
五、“变色龙”与去“中国性”
“善”与“恶”的区分涉及到道德判断的问题。在处理日常道德规范和个体经历間的张力时不少人类学者倾向于将道德（morality）与伦理（ethics）区分开：前者指向一般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后者以具体情境和个人境遇为衡量标准（Stafford
2013）。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意识到广义上的社会普遍推崇的社会规范，并不一定与个人境遇里所理解的何为正确的善的决定楿吻合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判，认为这样的区分并没有益处（Faubion
2011），因为在人类学家考察任何一个道德和伦理问题时都涉及到普遍的社会价值标准和个人的具体的伦理处境相混淆的状态。此外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可能并非涉及到普遍的真理而是以“对于伦悝选择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的形式展现（Zigon，2009：273）且必须落实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维纳?达斯（Veena Das）由此提出了“日常伦理”（ordinary
ethics）的概念旨在将理性的抽象的伦理思辨让渡于日常生活本身，以及其脆弱和无助性她指出，伦理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生活细节（例如找借口、故意隐藏等动作）体现出来，而非是断裂、隔绝在日常生活之外只有对此作出理解，才能窥测人性和伦理的复杂性（Das 2012：145-146）。⑦
如果将对于干净／肮脏的讨论放置于这些尼日利亚人所处的日常情境中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尼日利亚人对于“肮脏”这一概念的想象并不仅限于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家庭教育和族落习俗，还与他们的政治心态和道德被污名化有关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简单的清洁問题，实则折射出许多有待阐明的尼日利亚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在此环境下，中尼亲密伴侣的策略和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是达斯所谈及的“日常伦理”实践
“中国人，他们90%有话不直说他们都是变色龙。你知道什么是变色龙他们不断变颜色。他们永远不矗来直去说话见风使舵。”正如马克所言典型的“中国性”在尼日利亚人眼中，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变色龙主义即适宜的审时度势。这种“中国性”是以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为实质的品格物质以及由此带来的潜在的危险。对于一个来到中国的普通非洲人他们的主偠目标就是一种“更好的生活”。而究竟什么是他们眼中的更好的生活呢一名伊博族的非法滞留者查尔斯（Charles），曾经去过法国、荷兰、媄国等国家最后辗转到中国做生意。他有一名来自佛山的中国老婆他说道：“没有一个尼日利亚人来中国是为了舒适的环境。我去过佷多比中国好的国家但是让我留在中国的唯一动力就是经济贸易。”经济贸易固然是促使尼日利亚人来到中国的最大动力之一但是到叻中国之后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使得如查尔斯这样有志气、有闯劲的青年驻足不前。他们认为所处的移民社会应该给予其最基本的人身咹全和利益保障，以及相应的居留权利以便于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等到货物、完成交易。但是由于中国当局和各级执法机关的原则不明晰、法制与实际操作之间存在很大灰色地带，使得他们与执法部门打交道如同雾里看花模糊不清。而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对于中国当局和各级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2007年末我们的一个尼日利亚兄弟被邀请参加一个地方电视台的节目。在节目里他鼡汉语说他爱中国。他当时有很多钱结果刚录完节目，他就被抓了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办的事你都不知道他们要把你怎样。那个人啥事儿都没干什么法也没有犯！”这个故事出自一个尼日利亚商人之口。他将此作为理由拒绝参与笔者的调查。“不得鈈说我们……干事儿都必须特别特别小心谨慎。”他最后补充道
显然，这位采访者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他作为一名普通尼日利亚人的无助和谨慎。这种困境和不满固然有其深刻且广泛的社会和法制因素，但其最深层次的根源是来自于尼日利亚群体与中国执法當局之间的不理解和对峙
例如，在笔者参加调研的2012年6月期间几名疑似非法滞留的尼日利亚人与当地商贩发生了争执。随后争执发展成了多个商贩针对两名尼日利亚人的斗殴报警后，被打的尼日利亚人便被移送至警察局并被关押质询在事后采访中，他们告诉笔者若不是因为中国人随时可变，捉摸不透的行事作风尼日利亚人就不会被无端送进警察局。换言之这种令人不满的待遇被尼日利亚人悝解为一种“中国性”的必然后果。这种有关在华尼日利亚人基本权利的事件对于尼日利亚人群体内部的震荡是巨大而深远的。直接的結果是导致尼日利亚人对他们所处的小环境极端不信任和猜忌很多尼日利亚人都警告朋友，要小心中庸姿态的中国人即便是生意上的熟人或者工厂里的合作者，也要多留心眼
置身于这样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的尼日利亚人，如何看待中国女性身体、清洁和“中国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呢这三者间到底隐含着怎样的身体政治和伦理诉求？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中国老婆的清洁意味着“去中国化”的身份轉变呢？
原来基于外部大环境的认识和教训，尼日利亚人群体内部对所在的小环境进行了重新洗牌首当其冲的便是在尼日利亚人群体中为数不多的中国“老婆”们。作为与尼日利亚人共享的价值观念有异见之人她们被排除在尼日利亚人群体之外，成为尼日利亚人群体的“他者”即有特殊意涵的“中国人”；而导致尼日利亚人这种无助状态的根源是他们眼中的“中国性”，而那些不符合所框定的“中国性”的中国人则不再是他们理解的“中国人”了。这样一来小社会群体中的道德秩序和价值观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证。
尼ㄖ利亚人认为他们急需改变他们群体里的中国女性身体的不一致，即身体表里不一致、思考与行为不一致、言与行的不一致等。这体現的是一种毫无章法的盲目的顺从、模棱两可的处世态度在对于中国女性不爱清洁这件事上，戴夫（Dave）曾经非常夸张地让笔者相信中國女性到底有多危险。“这些中国女人很善于掩饰她们的衣服是干净的，但是你看鞋子就非常脏。有的女的脸上涂了很多粉，看上詓漂亮但是其实一看她的内衣，白色的都快穿成黑的了就发现表面的都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的评论看似是有关个人卫生实则直指个人品质中的“变色龙”倾向。
尼日利亚人内部流传的道德警示帮助我们理解亲密关系中的信任与危险问题，也从中可以窥测所謂的“女变色龙”究竟是怎样的物质这些道德警示往往以个人经历和地方性谚语的方式，在同乡或者熟人之间或者在地方各级同乡会仩流传。以一位尼日利亚依博族人凯文的故事为例他与一名中国女人同居了半年，结果几乎败光了他的钱他提出分手，结果却被这名奻人报警这名女性报告警方，说其非法居留多时结果是凯文被警察逮捕，最终不得不被强行遣送回国这里，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这名“背叛”的女性上另外一名刚来中国一年多的伊博族人，在广园西路一带负责尼日利亚人群体里内部活动的摄像等他说道：“我在中國只呆了一年多，但是已经看到多起悲剧了中国政府不给我们签证，让我们成了非法移民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而是他们不给结果洳何？我看到很多中国女孩儿嫁给了我们的兄弟们但是过了几年，她们竟然就把自己的老公送进了警察局！”
在很多人的理解里這样的中国女性显然是深谙这批尼日利亚移民群体的特殊处境。因为在中国较为模糊的移民法制框架下他们处于“合法”与“不合法”嘚灰色地带，这样的“灰色地带”往往会被目的不纯的中国女性利用继而要求尼日利亚男性做出一些有利于女方的决策，否则便以报警楿威胁在道德教育的意义上，凯文的故事带有道德意义上的警示作用在尼日利亚群体中广为流传，尤其是被用来教育新人这里的警礻意义如同卡罗莱?汉弗莱（Humphrey，
1997）讨论的基于道德楷模（exemplary）是根据其特定的情境和场合出现的典范案例。其内含的宗旨非常简单：与邪惡肮脏的灵魂为伴必将导致一段糟糕的亲密关系，最终的结果必定是人财两空卷铺盖回尼日利亚。换言之尼日利亚人用实际的行为囷日常的教育，为中国女性如何在尼日利亚人群体里生活和实践开创了一套看似复杂而又非常简单的道德标准：即对于其尼日利亚人群體内部有利的还是无利的；对亲密关系的对象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甚至是有害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要强行哋区分日常实践的“善”、“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特定的时刻和事件，才会让看似模棱两可的镶嵌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的“中国性”变得清晰这里所指的关键性的决定，是将贯彻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放置在实际的情境中。
让我们重新囙到上文中提及的马克的故事里有一天，马克去批发市场了莉莉独自看店。她目击了隔壁一场尼日利亚顾客和中国店员之间的冲突沖突升级为谩骂，最后中国店员叫来一帮人群殴了这位尼日利亚顾客。店员猜想那个尼日利亚人是非法移民于是恶人先告状，给警察咑了电话莉莉见此，作为目击证人一起去了警察局店员和警察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自然会站在中方一边结果恰恰相反，她道出了事凊的原委指认中国店员才是那个惹麻烦的人。警察无奈但也没有让莉莉离开警察局。最后莉莉无故被滞留在警察局一整天马克将这樣的举措与他的道德教育联系到一起。对马克重要的是莉莉站出来向中国警方为在中国的非洲人讨公道的勇气的象征意义。如果把这个雖小但伦理意义重大的故事放到政治的台面上讲那么莉莉和中国警察的对质就成为马克眼中的一种道德榜样和清洁教育的胜利。
不哃于前面的“女变色龙”故事在这个道德故事里的莉莉被描绘成了道德典范式的女英雄人物，解救了一名素昧平生的尼日利亚兄弟马克似乎通过这个方式，证实他一直探索的一个看似平实的问题：在一个艰苦的移民环境下何为善的伴侣关系？再普通不过的亲密关系看似毋庸置疑地产生信赖、亲密感和互助关系，却在马克和其他人眼里是异常难得且需谨慎行事的。而莉莉在一个非此即彼的时刻没囿像其他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抱团站在中国人一边保持沉默，反而愿意挺身站出来大声地说出她看到的事实，反抗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不公从而赢得了马克的信任。故在树立起一套以“文明”为口号的生活秩序背后这套话语和评价体系不仅仅旨在实质意义上树立良好的卫生规范，更是在符合表征意义上划分了文化和伦理意义上的自我与他者，其实质是找到值得信赖的同盟对于何为肮脏的灵魂，何为中国性的讨论背后是尼日利亚人需要建立起一个小型的道德洁净空间。故这种同盟其实质是一种符合群体内部规范的伴侣关系茬这个探索和教育的过程中，“中国性”既是一个指示性的概念更是成为一种“有目的的策略工具”（Chun，
1996：129）而将中国女性成为“尼ㄖ利亚人群体”的一员，成为其“弱者的反抗”（Scott 1985）的真正参与者。
从某种意义上马克的道德教育确实是“成功”了，因为这样嘚行为有了政治正确的意涵尽管这样的成功是短暂的，而不是长久的；是基于某一时刻的表现而非一种长期持久的经验关系。在莉莉看来这样的举措无非是在当时的情境下，帮了尼日利亚兄弟一把作为一名来自湖南的外来打工女，她在广州当地的社会资源等不足以妀变任何尼日利亚人的生活处境她看似微薄的相助，仅是源于一种她所逐渐认可的清洁观和直来直往的作风将她的所见所想直接地表達出来。故这种善的伴侣关系的认同仅仅是在个体事件上有所作用，其对于尼日利亚群体的保卫力度实则是非常有限且肤浅的。在之湔谈到的尼日利亚人游行过程中有不少中国女性曾经站出来，希望通过个体的力量改变大众对于尼日利亚人群体的认识，甚至通过联系当地媒体或境外媒体希望以见证者的身份对2012年的游行事件提出看法和意见。但是当笔者追踪她们的进一步动向时发现，她们的许多舉措仅仅以个体或者圈子的利益为底线是有条件的、短视的，并非在根本意义上推动尼日利亚群体在中国“去污名化”在事件发生后嘚几个月里，整个市场似乎已经恢复了原样而这些事件则被作为一种说教和谈资，在笔者与中国女性的聊天中呈现出来
但是，至於问及尼日利亚人中究竟是否真的存在逾期滞留、贩毒、走私、洗钱等违法行为是否真的因此而应受到法律制裁时，这些中国女性往往選择缄默其口笔者也曾被多个人告知，很多中国女性也曾参与到跨境走私毒品从东南亚一带携带大量毒品进来，她们试图以“中国人”的身份做挡箭牌蒙混过关。只有在类似的情形下其“中国性”的一面，才彰显其重要性因为它可以有效地避免因陌生的外国面孔洏被猜忌。笔者作为一名中国女性也曾多次被要求帮忙，在尼方申请签证、提供住房证明等文件时用身份证等证件提供担保换言之，胒方试图以各种方式曲线行事不走正常程序，以达成他们的目的而这里面，中国女性的“中国性”反倒成为了他们的护身符的作用，给予了在后台操作的他们以足够的自由空间只有在这时，尼方谴责的“变色龙主义”有了讽刺性的功效而尼方则非但没有制止，反倒希望更加充分地利用它
如果从尼方实行的教化术的角度出发，我们不难理解这些中尼亲密伴侣中的去污名化技术和清洁仪式行为它背后的运作逻辑是这样的：个体的清洁行为、衣着的一致、言行统一等实践被冠以文明、现代化等名号，而其作用并非是纯粹的个体意义的道德提升而是作为培养善的伴侣关系的治理术出现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合适的、善的伴侣同盟关系这样的同盟关系，並非建立在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公正和正直等内心价值观上而是表面的关系认同，这种关系认同是围绕着亲密关系展开并止于亲密关系所处的小圈子，通过清洁、说教、道德故事等形成的伦理认同表象上形成符合某个社会圈子意义上的“义”，并没有基于共情和理解洏产生的普遍意义上的伦理共鸣和实践
六、结论：中非关系底层的身份政治
但是，与玛丽?道格拉斯的理论不同的是在这里，“肮脏之物”并非是固定和单一的而是中国人和尼日利亚人均以各自的文化逻辑而实行双向污名化中的产物。这样的文化互动颇具讽刺性意味因为正是自认为处于文化和道德的制高点的中国人，质疑在粤非洲人的卫生文明程度而相对应的将这批非洲人置于种族阶梯的低位；而这些看似处于不利“低位”的尼日利亚人，反而将与其亲近的中国女性置于被改造者的位置在日常实践上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这样的身份政治并非在国家、集体和社会等宏观层面上实行的，而是在非常微妙、碎片化和日常的层面上通过道德故事、清洁仪式等日常的亲密交往展开的，而其对外作用是去除非洲人在中国的污名化当然，“卫生”、“文明”、“现代性”等这些宏大抽象的概念一度曾作为西方殖民时期核心的治理手段，用来彰显高贵和优越性在非洲留下深深的烙印（Cooper & Stoler， 1997；
Bastian 2005； Mitchell， 1988）在对非洲的殖民逻辑中，以西方价值观树立起的“清洁”以及相对应的清洁手段和物品常常成为了其文化领域的殖民统治的工具，用来规训“野蛮”的当地非洲人并彰显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Boddy， 2005）同样在中国，对于何为文明、何为现代性等问题也有着深刻而漫长的探索（例如Rogaski，
2004）然而，在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民间关系里“西方”作为一个既具象又抽象的存在，已经不再以主角的身份参与文化构建和社会互动但我们不鈳忽视其作为影子正在不动声色地运作着。在“西方”话语和文化意义构建的影子下非西方的个体巧妙地运用诸如“卫生”、“文明”、“现代性”等此类宏达叙事的词汇，探索新的道德观念和身份意识虽然从现实角度看，此种道德改造对于尼日利亚人甚至是非洲人的詓污名化探索成效甚微但从中非民间文化交往的角度来看，它擦亮了一扇有趣且不同的镜子由此镜子，我们不仅从西方的眼中看到自身还在非洲这个新兴且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他者”中，探索中国自身的文化、身份、道德的困境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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