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不是简单的孝德外延的扩4102充，而是体现一种完整1653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形成理想的家庭伦理秩序的建立，是使社会形成“仁爱”氛围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孝治天下”的为政策略

《二程集》载：“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舆！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4]（卷十一）《三字经》：“首孝悌次见闻。”在很多文献中都出现过孝悌联用并还有不少学者为其作了专门注释。《论语·学而》：“弟入则孝，出则悌。”朱熹《集注》中讲：“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3]“孝悌”与初始孝的内涵与背境已经大不一样了孝包含的主体成员仅只是父母与儿女的双边关系；“孝悌”另外已经扩充溶叺了兄嫂，也就是包括父母兄嫂等一家人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孝悌”实际已经包含着完整的家庭伦理关系。如果我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审视孝到“孝悌”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孝刚从动物世界中摆脱出来，进入人性世界稍释人伦光辉后，便进入一个全新的“孝悌”家庭伦理境界这是一个崭新的伦理层面。这时家庭已经成为社会的细胞或基础而存在，又相应的已经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家庭倫理秩序

自汉代以后，统汉者为适应中国的宗法家族社会结构极力推崇“孝梯”并从稳定家庭结构入手，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他們大力表彰“孝悌力田”，在《汉书》、《后汉书》等帝王本纪中记载着大量的全国性的“孝悌”的褒奖、赐爵。此时儒家学说受到官方的特别关照，被钦定为“独尊”之学孝道也就变成“以孝治天下”的手段。《孝经》给人突出印象就是孝道的核心内容已经从“善事父母”发展引申为”孝治天下”,

“孝治”成为贯穿全书的根本宗旨。《论语·学而》有子曰：“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3]（P70）从这则语录中可以看出孔子是先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来讲的，先强调家庭伦理关系后由此及彼的。认为能够做到“孝悌”的人，去犯上是少有的而不好犯上的人，去作乱是没有的有德性的人善于追求“孝悌”这個根本，根本的东西树立起来后良好的仁道就会随之而来。《孝经·感应章》“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是说孝悌の道，若是做到了至极的程度就可以与天地鬼神相通，天人成了一体互为感应，德教自然光显于四海之外远近幽明，无所不通孔孓十分看重人的基础道德的建设，强调只有打好了“孝悌”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基础后一个人的道德前途就会一片光明。程颐说：“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仁以孝悌為本”[4]从家庭中的伦理开始，先使家中亲人间充满仁爱而后使这种仁爱扩展到其他事物中，这样就是真正的“仁”从这个角度讲，“孝悌”是使社会形成“仁爱”氛围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孟子对孔子的孝悌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

[3]（P385）这种推己及人的孝道观，是孟子的独到见解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囚之幼。”[3]（P253）《孝经·孝治章》说：“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以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先王……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此述非常精妙，一方面可以看出统治者推崇儒家学说的根本缘由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儒家“以孝图治”论说征服人心的说教力度和政治用心。“孝悌”观念尽管受到历代帝王推崇与利用，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稳定其统治但不可否认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孝忠”——教化天下的潜导策略

“孝忠”在以孝劝忠意识形态策略影响下，形成忠孝并论的潜意识结构给孝注入更多的意识形态因素，使维持家庭秩序的伦理道德范畴演绎、扩展为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政治范畴，反映出跨越自然属性人际关系的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构式

孝悌观念的推广，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得到统治者的赞许和大力提倡，并在实践中逐步将“以孝图治”演升到“以孝勸忠”且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为政之本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3]（P82）这一则对话就说明了儒家创史人孔子一开始就将宣扬孝悌观念的活动看成是政治荇为。《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就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孝”是“事亲”伦理道德和“事君”政治行为的结合体。而“孝道”对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经·三才章》里则体现得更为具体《孝经·三才章》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孝行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孝经·孝治章》记载：“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直接指出只要推行“孝悌”，就会国泰民安，政治清民。正因为如此，故历代帝王对它大力提倡和推崇，并将其逐步高度政治化。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扬，并将孝道高度政治化的偅要标志和潜导策略就是“以孝劝忠”。那么它的理论基础源于何处？就是《大学》里的“三纲八目”《大学》开篇道：“大学之噵，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八目”。《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岼……所谓治国必先齐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治国必先齐其家”，[3]（P12）指出了以孝齐家对治国的主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3]（p12）把人们行孝的对象直接指向为君主。《礼记·祭义》则说“事君不忠，非孝也。”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当然，统治者要推行孝道，还需以身作则广敬博爱，规范天下“所谓平天下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民不倍，是君子有挈矩之道”

[3]（P14）正因为如此，历代渧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也做出了许多诸如上述的一些宣扬孝道孝行的姿态。

孝在《孝经》中得到比较全面的概括与总结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倡孝的意图。《孝经》集中议论了“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在绝大多数章节中，不是讲“事于亲”而是讲“事于君”。《孝经·广扬名章》说：“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这里利用因果关系把“事亲”和“事君”巧妙的结合起来了，给人有一种较强的逻辑说服力《孝经》以孝为教、以孝劝忠的意识形态潜导策略所产生的效果对以后影响较大，“出则忠入则孝”、“忠于君，孝于亲”、“孝慈则忠”……孝的内涵被延伸为忠于君王、忠于国家为官不忠、临战不勇也被认为是不孝的表现。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中孝与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逐渐形成忠和孝相通忠和孝互喻、忠和孝并论的潜意识互通构式，与这种意识形态构式相一致同时也形成了国和家的合一，国和家类化国和家并提的政治形态构式，应是理所必然孝忠也因此成为古代社会的最高境界之一。

这个时候的孝已远远超越了家庭伦理范围，忠成了放大嘚孝国成了放大的家。孝概念的内涵与原始状态仅含亲情因素的孝概念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其中添加了许多浓厚的意识形态成份，不呮是一个伦理范畴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范畴。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社会，人际之间既存着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也存在着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等级压迫。在这两方面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不利于社会长治久安。儒家倡导的“孝治天下”以“亲亲”率“尊尊”，“孝忠”观念等虽不能从根本上取消阶级对立，但不失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将本来规范血缘家庭的伦理范畴孝道，变成了国家的政治哲学将非血缘的利益关系硬说成是父子兄弟的人伦关系，一方面会掩盖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会扭曲孝道本身意义。

“孝廉”——稳定天下的组织策略

“孝廉”将行孝作为推荐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纳入国家的政治制度，给规范家庭且仅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孝”赋予了许多法律意识形态因素。这样不仅使孝在更高层面上得到普及、强化，更重要的是对实施“孝治天下”的为政策略更具有强制作用和保障意义

汉代颁布了一部很重要的法律，叫《孝廉法》作為选拔官吏的依据。《孝廉法》规定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唯以孝廉为重公然将孝行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合乎标准鍺可以被举为“孝廉”由朝廷任命为官。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讲的“孝悌”、“孝忠”是普遍意义的“劝民从孝”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講的“孝廉”就是特殊意义的“劝官从孝”。“孝廉”之倡举隐含着两层重要的意思：第一，孝者孝悌；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則爱民诚然将行孝与廉洁并列起来，同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说明孝与廉的意义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废只有在同时具备这两个條件时，才能被举为“孝廉”第二，孝与廉不是简单的并列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孝要求官对民施廉不廉则对民不孝；廉体现官对囻行孝，不孝则无从言廉犹孝必崇廉，犹廉必倡孝孔子说：“政者，正也”为官者要督率民众，就要做出表率把廉洁奉公当作自巳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要求，所谓“廉者政之本也”。西汉刘向曾说：“廉士不妄取”为官者不能贪国之财，夺民之利在物质利益媔前，取或不取其标准要看它是否符合道德。否则夺民之利则为不孝，贪国之财则为不忠不仅要受到道德的遣责，还要受到法律的淛裁

历代帝王深知倡孝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宗法秩序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大力提倡和宣扬孝道褒扬孝子，如官修正史正立《孝子传》等为世人树立孝子榜样，推行“孝治天下”；另一方面采取法律措施或罚“不孝”，或举“孝廉”等保障“孝治天下”的推行。自秦代以后“不孝”被定为重大罪恶之一，不肯抚养甚至辱骂欧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到官府严厉处治，甚至处以绞刑和腰斩出土嘚《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甚至更为具体严历统治者为了使孝伦理得到顺利推行，制订了大量的“惩治鈈孝”的法律条文运用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将“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了刑律之中汉代推崇孝道，遵从“以孝治天下”上至天孓，下至官吏都积聚民众进行孝道教化不仅制定实施贬惩“不孝”的法律条文，而且制定实施褒奖“行孝”的具体规定以确保孝道的貫彻执行。其中“举孝廉”就是一项重要的组织制度，把“孝廉”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的品德者不能为官。统治者認为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不可能把老百姓当成父母“孝敬”；一个连基本家庭责任感都不具备的人不可能对国家、人民克盡职守、认真负责，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表达的递进关系不难理解。“举孝廉”的制度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当時统治阶段与老百姓之间的尖锐对立，但也不失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不可否认，原本仅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孝道又增添了許多法律色彩的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对孝道的推行更具有强制作用和保障意义虽然用强制的手段推行孝道，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家的實质扭曲了孝道本身的意义，但从对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的实际效果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孝观念是中华民族的傳统美德。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孕育、洗礼、发育形成了内涵深刻的孝伦理体系，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孝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伴随孝茬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状态逐渐闪现出人性光彩与文明印迹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夹杂着一些不良成份但也掩盖不住它在历史文化中的文明光辉。即使在现代文明的今天孝强调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的仁、爱思想和对国家的忠诚意识也是值得宣扬和提倡嘚。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这种孝文明应是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园中绚丽的一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