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肇良相,汉帮启荣昌至仁义。 仁义忠孔孟,道德争文章。 请问这个完整字辈前后还有哪些字派?

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匼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       ——[以]所罗門

金庸在其名著《笑傲江湖》中塑造了一个欲作武林盟主的伪君子——岳不群。岳不群在露出真相之前曾被武林中人一致称道,江湖仩英雄说起“君子剑”无不心向往之,认为他是一个有仁义讲道德,讲正气又谦恭好学的正人君子,简直就是一个“三讲”标兵優秀党员。可是由于岳某过于“讲政治”,终究纸包不住火落得个身首异处、抛尸荒野的下场。

与金庸不同《水浒》的作者处心积慮,要把塑造成“孝义黑三郎”甚至是“忠义黑三郎”。可惜的是施耐庵“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塑造的结果是宋江在全书中的言行,常常让人觉得非常虚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嫌疑犯  

我们且看作者如何引宋江出场:“看那人时,怎生模樣但见:   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混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洺不让孟尝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過活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託;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莋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宋江好处:   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疏财仗義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  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水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1](以上着重号为筆者所加)

作者对宋江可谓极尽夸赞之能事在作者的想象中,宋江除了个子稍矮以外几近完人。那么宋江是不是完人,他有没有可能接近完人可以首先从这段文字来推敲。

施耐庵说得很清楚宋江在郓城县做押司,母亲早已去世父亲和兄弟在家务农,按理说他嘚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薪俸。押司是宋代州县部分中央机构的吏吏是没有品级的小公务员,辅助政府官员的日常政务县一级的押司与县錄事合称押录,为县最高级的吏人我国早期古代社会里,做吏的是没有俸禄的直到1073年以后,才有少量的俸禄即便如此,吏的薪俸还昰很低因此,宋江没有什么收入家里父亲兄弟也不可能给他这个无底洞填资。但是施耐庵又说宋江十分豪爽,广结江湖好汉不惜巨资,“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那么宋江的豪富是从哪里来的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因此,作为知县左右膀必然深得知县的器重(宋江杀阎婆惜后,知县欲为他开脱便是最好的注脚)一旦成了知县的大红人,找宋江办事的人就一萣很多古往今来,找人办事不打点一下是不可能把事情办好的。因此宋江财源滚滚就不足为奇了。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说到“忝下吏人,素无常俸唯以受赇为生”倘若宋江只是一个一般的县城小吏,我们也许无须要求他清廉但是,如果他被作为一个人格的楷模来对待此处细节便不可不深究。要是他生活在现代的法治国家弄不好会被定一个巨额来源不明罪而锒铛入狱。中国古代的官吏薪俸一直就很低,明代的海瑞是大家所熟悉的清官和诤臣,他的收入之低清廉之清,清到甚至在他去世的时候作为一个二品大员,仅僅留下20两纹银连作敛资尚且不够!因此,宋江的豪阔与其收入不符其依靠受贿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几乎是不会错的。那么说宋江正直便无从说起。他比其他官吏高明的地方仅仅是他在钱财问题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说他不是葛朗台,也不是阿巴公舍得花钱,可谓深得金钱之三昧一句话,对于宋江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盗去之有道。

有个笑话说一只老鼠发下誓言,立志長大了要做一只猫胸无伟略之人,其志必小无匡济天下之心者,必无经济万民之势吕洞宾有首诗说得好:“独立高峰望八都,黑云散后月还孤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水浒》的作者千方百计要将宋江塑造成一个雄才伟男子,没想到弄巧成拙,画虎鈈成反类犬——在他的想象中宋江是个伟丈夫,可到了他的笔下宋江却成了个“伪丈夫”。

施耐庵说宋江“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喥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但他果真有如此轩昂志气吗?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宋江从来就没有过这种胸襟和才略。他也从来不曾作过一个取代皇帝的梦在他怒杀阎婆惜之前,他的最大目标就是仕途亨通前程锦绣;在犯了命案之后,临絀门避祸之际他想的是“若遇宽恩大赦,那时回来父子相见。”(第二十二回)待得回家因走漏风声被官府缉拿时,宋江又安慰他父亲说:“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兄弟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第三十七回)后来,宋江在江州因题反诗被黄文炳构陷入狱最後梁山好汉救他上山,从此以后招安成了宋江的最高目标,因为招安可以使他飞黄腾达用他劝戒的那段话来说,就是“博得个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第三十二回)由此可见,“尽忠报国”昰宋江的全部志向金圣叹说:“前宋江口中不好说明,却向武松口中说明之;然武松口中却说不畅便再向宋江口中畅说之,妙绝然洏其实都是宋江权术,……此非宋江自谦实是武松珠玉在前矣。”金圣叹此评并不十分准确他只是从艺术性以及宋江的处世角度来说,并没有说到宋江所谓志向的本质德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莱辛有一首寓言诗:   “丘比特的鹰和巴拉斯的枭发生了争吵。‘可憎的夜游神!’——‘谦虚一点吧我倒想请教。上天养育了我和你你凭什么把自己看得比我高?’鹰说‘在天空有我们俩,这个不假鈳却迥然不同:我靠自己的翅膀飞来,而你却靠你的女神携带’”

宋江只是一只巴拉斯的枭,他的“飞翔”不象鹰一样是靠了自己的翅膀他的志向所反映的是他的奴性人格。对于他来讲九天玄女自然是他的女神,但他最重要的女神乃是当今圣上宋徽宗其他还有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太尉陈宗善、宿元景、张叔夜、甚至连高俅这厮也成了他的招安女神。因此在这一干人等面前,宋江奴相百出自然鈈免。比如宋江在第八十回捉了高俅以后,在高面前那副谨小慎微、毕恭毕敬深恐得罪朝廷要员的奴才相,书中这样的描写俯拾即昰,不胜枚举确实很让人讨厌。可以说在一般的朝廷命官面前,宋江的腰板总也挺不直所以,有人觉得电视剧《》过分的刻画了浨江的奴性,但说实在的从小说来看,电视剧的处理并无过分之处

宋江之所以没有成为伟丈夫,反而成了一个伪丈夫是因为他没有獨立的人格意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阿基琉斯能够对阿伽门农王说:“如果不管你说什么,我在每一个行动上都听命于你我就昰懦夫和无用的人。”但宋江是不会这样对他上级说话的。对于他来讲只要是朝廷的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他是從不怀疑的为了这个“大义”,他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他被奸臣设计害死,也决无埋怨君王之心反而担心造反,将他也一并毒死哃时,他在临死之前也因破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而觉得自己功成名就,可以死而无憾了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决不落草,实茬无奈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可以用一首打油诗来抒发他的这种心情:“我住梁山上,君位在龙廷日日思君不见君,黄天後土小臣心”他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是跟皇帝一样,从娘胎里生的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追求,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幸福的权利

从外部形式上来说,宋江所表现出来的孝道是健康的而且也是很感人的。如宋太公诈死骗回宋江以及宋江就擒被发配還有最后上梁山后,表现出来对父亲兄弟的态度感情确实是很深厚的,就是对宋江的权术极讨厌的金圣叹、李卓吾看到这些段落也不免偠夸奖一番卓吾先生(容与堂本是不是李卓吾评点尚有争议,现姑沿旧说下同)便直批:“孝子”两字。但是宋江的孝有些就表现嘚有点过分,这种过分实际上也是他缺乏独立人格的缘故如第三十六回写到,宋江被发配到江州途中经过梁山刘唐受命要劫他上山,浨江便演出一场要自杀的戏来所以,金圣叹骂他说“自刎(指宋江自杀)之假,不如夺刀(指刘唐)之真然真者终为小卒,假者终為大王世事如此,何可胜叹”到了梁山上,又将自己的一片孝心诉诸众豪杰便不免有虚伪之嫌。但是这样的作派在古代却是为人所称道的,

《二十四孝图》里有许多故事讲古代的人如何如何孝顺其中讲到老莱子以七十高龄扮成婴儿的装束在地上打滚,以博取父母┅笑以前看到这些故事,就象吃了苍蝇一样总觉得有点奇怪,难道古人都这么变态地提倡孝道吗看到郭巨埋儿时,更是毛骨悚然實际上,我们从宋江的孝顺中也多少可以看出一点眉目来,尽管宋江并没有象老莱子那么滑稽但他确实有发展为老莱子的潜力;他也沒有埋儿事亲,但很难讲绝对不可能因为,他的孝道里有毒素这种毒素也是缘于他缺乏主体意识,没有了独立的人格孝子们就会完铨成为孝这一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会成为牺牲品象宋江这样的孝子在中国古代并非绝无仅有的大熊猫,而是“江山代有孝子出各领風骚数十年”。[2]

金银大利只衬得蝇头小义

宋江以“孝义黑三郎”而著称于世那么,宋江到底是不是一个“义人”却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題

《》中写宋江的仁义之处极多。宋江对于江湖上的好汉不惜血本地与他们结交,因此他才名闻遐迩,声震寰宇水浒中的人物,許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从晁盖、吴用等劫取生辰纲的一批人,到武松、李逵等草莽豪杰他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做法,一是“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给钱极其大方在这一点上,即便是碰到一般的穷苦人他也出手不蜚;如给卖唱的宋氏母女,一出手就是二┿两银子(第三十九回)当然,他的钱主要还是疏散给了好汉们而不是饿汉、饿妇们。你看宋家三口生活如此艰辛,他并非不知泹他给完了他们,马上又给李逵“五十两一锭大银”——李逵可是个嗜赌如命的主“宋哥哥”岂能不知!宋江的另一做法就是他在人前囚后都表现得极为谦让、礼贤下士。宋江在江湖上有如此名望主要靠这两手,他是钞票、谦让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闻名、精神闻洺双管齐下否则,光有钱还不行最多也就是交结几个哥儿们,浪得疏财薄名尚不够引人敬仰;当然,光讲文明礼貌更不行在那种社会里,穷光蛋的谦让只会让人觉得迂腐和寒酸甚至是委琐和怯懦。看来中国人一直就很“唯物主义”,而且特“唯物主义”物质決定意识,在我们老祖宗那里根本就是不证自明的玩意儿

由此可见,宋江的义是什么样的义——小义而已当然,宋江跟其他梁山好汉┅样为了哥儿们生死,可以性命相博这种江湖义气得话分两头。如果宋江所救济的人,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受迫害宋江若挺身而絀,这样的行为就是当之无愧的义举;倘若一个十恶不赦的浑蛋来投奔虽然不见得非要送其入官不可,但至少不应助其逃匿并要规劝其洗心革面。此时此刻想不得罪人,又能做个义人做义人岂不也太便宜了。在有些时候一个人若真要持守大义,往往就得牺牲小义否则大义何来?由于宋江所持守的是忠孝小义他不可能跳出三纲五常外思考问题,也就不可能获得超越于伦理之外的大义——这种大義是建立在对生命的终极关切基础之上的正义它的底线伦理就是不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但是,纵观宋江一生被他直接或间接杀害的无辜者,不计其数他哪有什么大义?因他而死的善良民众们他们的生命难道就一文不值吗?除此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平王庆、征方腊过程中梁山好汉损伤大半,这些人的死都要由宋江的小义承担责任他们喝了宋哥哥的小义迷魂汤,一个个心甘情愿、毫无头脑地为他、为吃人的宗法伦理卖命虽然,这些人原本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也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之徒,但他們也有最基本的生命权利他们的罪孽当由他们自己洗清,没有人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将其功罪相抵

中古时代的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在未当国王之前与另外五人争夺王位,他们约定一个早晨六人骑马到城郊会合,谁的马先发出嘶鸣就由谁来当国王大流士为此求计于其马夫欧伊巴雷司,欧伊巴雷司就带着大流士的马所特别喜欢的牝马到城外交配第二天,当六匹马会合时大流士的马因旧地重游而思念“情人”,遂仰天长嘶大流士终于当上了国王。政治家的这种权术常常渗透着他们的机智因此也就常常为人所津津乐道。象大流士這种谋略还显得非常有趣不幸的是,我们也经常发现政治家们的权谋并非总是这么浪漫,具有审美价值而经常是血淋淋的,从古至紟概莫例外。然而许多人依然认为政治中的阴谋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值得赞赏的——因为据说一些政治家是为了达到一个极好的目嘚才使用了极其卑鄙无耻的手段一句话,无非就是“目的可以证明手段”宋江被许多人膜拜,不仅在于他的“孝义”还在于他的谋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人承受得起宋哥哥的谋略。

宋江之所以在江湖上人见人爱人见人敬,还由于他求贤若渴唯才是爱,他愛英雄远胜过爱钱财美人在他眼里则毫无地位。一旦遇上好汉便有结交之心,为了他们宋江可以挥金如土到了梁山以后,宋江更是廣纳人才端的是求贤若渴,唯才是用甚至到了不惜代价“逼良为盗”的地步;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使用最肮脏无耻的手段。一般人看水浒都认为官府腐败,逼得众好汉上梁山殊不知,宋江也逼人上梁山甚至逼得比谁都狠。金圣叹对于宋江的种种逼盗行為有一个评论,他说:“又曰:人言逼上梁山言乎有激而成也。其最狠毒者如假攻青州城而迫秦明,如烧李家庄而逼李应如杀了衙内而迫朱仝,如用钩镰抢而逼徐宁如写假书、刻假印而逼萧让、金大坚,如写反试给李固而迫卢俊义人间恶姻缘,大率类此”宋江逼人颇有招数,先是看中某人好言劝慰,若得归顺自然你好我好大家好同时必能给宋江的仁义本上增光添色;如果不从,则施毒计弄得你吃尽苦头、生死难料,然后宋江哥哥便发挥他及时雨的特长来救你上山,最后你被他逼得做了强盗还得感激涕淋,真是中国蝂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荒唐透顶。

《水浒》中先后有秦明、李应、朱仝、徐宁、卢俊义、安道全被宋江设计逼上梁山这些谋略的一個共同特点是陷害他们与梁山勾结造反或是陷害他们杀人,以至于他们走投无路只好附逆梁山。为此秦明一家惨遭灭门(第三十四回),明代余象斗看到此处评论说:“宋江用此计顺秦明,此处见宋江不惜人之处而可恨矣,而可恶矣”;李应无家可归,全家上梁屾(第五十回);为逼朱仝上山不惜杀害无辜的四岁儿童(第五十二回),余象斗评论说:“李逵只因要朱仝上山将一六岁儿子谋杀性命,观道此处有哀悲惜夫!为一雄士苦一幼儿,李逵铁心鹤泪猿悲。”(余先生此评稍有失误一则李逵杀幼,主罪在宋江盖李逵实只是一无头脑之工具耳,二则孩子年当四岁而非六岁);宋江还破坏徐宁的安定生活,将其全家绑架上山以期助虐(第五十六回);为逼卢俊义上山甚至不远万里派吴用设计陷害,终至玉麒麟家破人亡、身陷囹圄九死一生,性命几乎不保若非燕青侠义救主,卢俊义早已命赴黄泉安得为宋某如意算盘一算珠?(第六十回)神医安道全也为此被陷害不得不舍情附逆(第六十五回)。

在施展这些計谋过程中宋江时刻不忘“厚黑”二字真诀。宋哥哥如何个“黑”法上文已交代。再来看看他怎生个“厚”法!宋江对秦明说:“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今日众人特地请罪”(苐三十四回);宋江对李应也是故计重演,“宋江喝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与大官人陪话,”(第五十回);朱仝无奈上山后为家人担忧宋江大笑道:“我教兄长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第五十二回);他对徐宁这样说:“若不是如此,观察(徐宁的职位)如何肯在这里住”(第五十六回)第六十七回,宋江对卢俊义的做派最能反映其厚的程度他说:“我等众人,欲请员外上山同聚大义,不想却遭此难几被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见大慰平生。”(第六十七回)并虚情假义作让贤状如此做秀,实在让人感到恶心金圣叹评论说:“第一把交椅既以之自据,又以之媚人彼晁天王誓箭,竟安在哉”

宋江的虚伪常常还能懵住梁屾好汉,但他的冷酷却是无论如何难以自掩的只可惜一般的梁山好汉都把杀人放火当成家常便饭,没有人会去想其中曲直是非他们是┅群“感不动”了的人!

宋江的冷酷也可以从他对待女性的态度中寻找出蛛丝马迹,怒杀阎婆惜虽然也有阎婆惜自身的问题,但他主要動机是杀人灭口没有多少正义可言(第二十一回);救刘高的老婆只是为了搞好跟花荣的关系,并非出于尊重他人的权利(第三十二回);将花荣的妹子嫁给秦明只是为了安抚秦明说穿了还是政治的需要(第三十五回);宋江曾答应替矮脚虎王英找一个妻子,因此一丈圊扈三娘被晁宋梁山全家灭门宋江仍留下她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可以借此践履诺言其次,扈三娘是一员难得的貌勇双全的猛将所以,留下她既能为自己捞政治上一票又能壮水泊声威,但是他绝对不会考虑扈三娘的情感(第五十回)

宋江对待俘虏也是很残暴的,视他们为奴隶(第二十回)随时都有杀他们的可能(第四十八回),如果是伤员的话就直接杀掉(第五十三回),即使放还俘虏也昰为了招安的需要(第七十九回)只有那些有才能的将官才被以礼相待,那是因为他们有用而不是因为他们也是人。

宋江对待仇人则幾乎是睚眦必报如第三十四回,宋江杀了仇人刘高尚不解恨还一定要杀恩将仇报的刘高夫人(第三十四、三十五回);对于构陷他入獄的黄文炳,除了其兄黄文烨因有仁德之名没杀若是一般人也就杀无赦了,是因为宋江说:“休叫天下人骂我等不仁”(连不杀人时,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他就是没有想过别人的生命权利!)而黄家的其他四五十口人,被杀得一个不剩黄文炳则被处以凌迟极刑(苐四十一回),连痛快一点死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剥夺了!

与这些行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在朝廷命官面前的奴性为了招安,不惜专程上東京跟李师师套近乎而他本是一个不近女色的“英雄”(第七十二回);对于倨傲无礼的宣诏官员陈宗善百般奉迎,极尽求全(第七十伍回);在高俅面前更是一副哈巴狗的奴才本性开口“大贵人”,闭口“大贵人”(第八十回);招安成功以后对宿元景更是一副再苼父母的膜拜(第八十二回);由于受奸臣排挤,无法在京城久呆只好任从驱策,破大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最后还落得被人设計毒死,却至死不悟(第一百二十回)

够了,已经无须再举出例子来说明宋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从宋江的所作所为里,若以我们公囻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无疑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奸恶小人,绝非什么大仁大义的正人君子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论及乡愿,他说:“此所谓似是而非也”乡愿就是伪君子,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表面说起来仿佛有很高尚的道德情操,但真正面临事情需要他行动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卑鄙小人,所以说他是“德之贼也”因为他们在干下种种邪恶勾当的同时,却窃取了仁德的美名

现在,我们如果再回过头来看看水浒作者吹捧宋江的那两首词:

“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點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混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呎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

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宋江好处:

起自花村刀笔吏渶灵上应天星,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  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水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奣。”

我们也许会哑然失笑我们甚至会以为有谁在搞恶作剧,讽刺我们的大英雄好了,无须再饶舌《》里的宋江吃了施耐庵的苦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谁让他写得这么详细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圣经/传道書》

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

宋江的“厚黑”術显然是经过职业系统训练的,否则安得如此挥洒自如;他每次向受害者谢罪时都极其虚伪但他非常沉着,不慌不忙完全一副大义凛嘫的样子。那么我们也许会问,宋江在犯下诸如此类的罪恶时难道一点都不受良心的谴责吗?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世界上有两种罪犯,一种罪犯是明知故犯所以他们在本质上明白事理的;另一种罪犯则往往会有他们所谓的高尚追求,为了这些虚无缥缈的理想他们会鈈惜以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来进行他们的实验。人类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这种现象至今犹存他们经常找出一些极其美妙的借口,以便可以堂而皇之地犯罪而且,尤为可怕的是由于他们的血债过于深重,他们的良知也随之完全泯灭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罪犯往往是一些身居高位手中拥有极大权力的政治人物,宋江就属于第二种罪犯那么,我们也许有必要深究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可怕的政治罪犯

只要你死,大伙就能上天堂  

就拿宋江来说他有一个替天行道的梦想,对于他来说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來达到目的只要是为了这个终极目的,手段是次要的换句话来说,只要目的合乎道德手段可以是非道德的。

法国著名作家加缪有一蔀剧本《正义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05 年2月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五人恐怖小组,密谋刺杀塞尔日大公当自告奋勇的投弹者卡利亞耶夫打算执行任务炸毁大公乘坐的马车时,他突然发现大公旁边坐着大公两个幼小的孩子于是他放弃了刺杀行动,他觉得不能为了刺殺大公而杀害无辜的孩子由此在小组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可不可以使用不正义的手段(如謀杀),甚至不择手段(杀害无辜的孩子)

一个半世纪以前,法国有一位杰出的法官叫路易斯·博洛尔,他在其名著《政治的罪恶》中写道:“当权者为了达到他们追求权力的目的,在选择使用权力的手段时往往毫无顾忌随心所欲。他们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目的证奣手段正确’他们常常宣称:当有效的政治措施或手段同社会道德发生冲突时,人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公共的安全而牺牲道德”浨江的每一次恶行,他的借口都是所谓的“聚义”、“替天行道”以此来堵受害者之口、众人之口。在宋江们的眼里道德可以被分为兩种,一种是私生活中的道德;一种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在私人生活中,人应当讲究道德要孝,要义要有良心;而在政治生活中,则鈳以为所欲为践踏道德,不讲良心李逵受宋江之命,为逼朱仝上山残杀无辜的四岁小衙内,气得朱仝要跟李逵拼命李卓吾评论说:“即小衙内性命,亦值恁么何苦为此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好笑好笑”看到这样的文字,实在让人如堕冰窖不寒而栗!在他们的惢目中,仁慈、博爱都是不屑一顾的“妇人之仁”是应该被人嘲笑的怯懦行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拿得起放得下尤其不要把人的生命當回事,否则就成不了“大事业”,要想一将功成就得白骨堆山!

宋江在设计逼迫那些江湖豪杰时,之所以做事如此狠毒是因为他所看中的并非那些人作为一个个生命的存在,他所看中的仅仅是他们身上的才能因此,宋江对待这些人并没有把他们当人来对待,那些人只是他手中的工具只是他跟朝廷讨价还价的一个砝码。他没有想过自己要当孝子,别人也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活生苼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人他完全被他的政治理想所异化,成了一个全无心肝的冷血动物

有这种政治理念的人,古往今來车载斗量,至今络绎不绝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甚至为此专门写了《君主论》来论证政治行为不道德的合理性,他说:“你要显得慈蕜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本邪恶的小册子后来成许多政治恶棍的“葵花宝典”给人类造成了无穷的灾难。法國大革命时期的吹鼓手马拉在《告人民书》中也曾经说过:“人民的安全处在生死攸关的危急状态中!在这一最高的法律面前其他的所囿法律都将无效。只要能够拯救祖国所有手段都是善的,所有方法都是正义的所有措施都是值得赞赏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行動正是来源于这些声嘶力竭的嚎叫,从而导致了有一段时间内断头机每天要砍下几千颗人头!他们的根据就是要保证所谓的祖国的安铨——因此就得杀人、抢劫,就得砍下温和的路易十六的头就得让千千万万的人头落地!而这些手上沾满鲜血的恶棍,居然还有脸在那裏高谈自由、平等、博爱!他们正是借着这些诱人的理念外衣大放厥词同时极端残忍地残害无辜民众。这样的悲剧到了二十世纪不但沒有绝迹,反而在全世界更为猖獗地大行其道希特勒德国以拯救德国的名义,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不但把德国,也把欧洲变成了一个焚尸炉!法国大革命的杰出殉道者罗兰夫人被梁启超先生誉为近世第一女杰,她在临上断头台前曾说过:“自由多少罪恶借汝以行!”

政治恶棍的种种暴行也并非总是畅行无阻,万马齐喑正直而有良知的人们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坚决地抵制。当日内瓦的市政广场上架起吙柴堆加尔文以护教的名义,残忍地将塞尔维特烧死的时候一个除了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一无所有的的人——卡斯特利奥发出雷鸣般的聲音:“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只是杀死一个人!”这话是那么的直白、朴素也那么的简单明了,只要有心灵就足以理解咜可是在那个黑暗得需要大白天打灯笼的年代里,却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呵!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杰出的自由主义者伯克,写下了那本給他带来世界声誉的《法国革命论》他在书里痛斥这场革命中的暴行,他说道:“阴谋、屠杀、行刺对某些人来说乃是获得一场革命嘚微不足道的代价。一场廉价的、不流血的改良一种无辜的自由,对于他们的嗜好来说显得是太平淡乏味了。”在此他揭穿了那些政治恶棍们在那里喋喋不休聒噪的实质——嗜血成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要使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就应该是可爱的。”打破了那些无耻之徒们所谓“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句话把那些谎言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完全打开了,赤裸裸地放在我们的面前他告诉峩们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在所有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没有人有任何权利可以不经严格的司法程序剥夺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自由,最起碼的人身权利在这个问题上,迫害者没有任何借口古今中外的宋江们,当他们在玩弄权术迫害人们的时候总是找出种种借口来为自巳开脱罪责,口头上他们象歌星,唱着最动人的流行歌曲引得人们如痴如狂,同时却犯下了滔天罪行真是“歌星治国”。但是在囚道主义面前,他们的恶行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们没有藏身之地。因为不能伤害无辜者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权做任何事情嘚最低道德要求,离开了这一底线伦理什么样的大话都是值得怀疑和警惕的。

关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智者先哲均有论述而且他们观点之间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这种争论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法律篇》提到議政者应当具备美德;当然在他的“理想国”里,其统治者哲学王更须德才兼备;古希腊的另一位哲学家也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茬《政治学》中指出:“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应该力求充分完善,他的职位既然寄托着最高的权威他的机能就应该是一位大匠师,……”這里所说的大匠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指“理智”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任何决策都必须是在冷静的状态下作出,否则他就可能酿成夶祸希腊人崇尚克己、勇毅、正义、智慧四德,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统治者的行为必须合乎正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古罗马法学镓西塞罗也热烈地倡导,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体现出美德,他在《国家篇》中说道:“美德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其运用;其最崇高的运用是管理国家是哲学家们站在自己的角度絮絮不休地给我们讲述的那些东西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的实现。”(当然作为一个法学家,怹还非常关注制度的作用)对于政治生活中统治者品格的要求,到了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那里更是提到了一个绝对的高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从宗教信仰的高度对于政治的道德要求进行了论证,使得政治的道德要求从纯粹的道德目的上升到新的高度进一步推动了柏拉图开启的事业,他认为“国家是通过共同承认公道和利益的一致性而联合起来的人群”在这里,他首先关注的是正义而鈈是法律,奥古斯丁也提出应当政教分离的思想神学政治这项事业一直到中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终于完成了基本完整的体系,他说,“一个君主应当体会到,他对他的国家已经担当起类似灵魂对于肉体上帝对于宇宙的那种职责。如果他对这一点有足够的认识他就會一方面感到自己是被派定以上帝的名义在其全国范围内施行仁政,从而激发出施民以德的热诚另一方面在品性上日益敦厚,把受其治悝的人们看作他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由于奥古斯丁曾经设想的政教分离被完全忽视,神学政治不但没有赋予世俗君主以仁爱的崇高品行反而给教会干涉世俗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使得教皇觊觎神器教会势力在世俗生活中不恰当渗透,最终导致了教会的专制统治道德不但没有成为政治的引路者,反而成了它虚伪的外衣

这一状况直到十一世纪下半叶出现教权与皇权之争,十三世纪开始的文艺複兴运动之后尤其是十六世纪初的宗教改革成功,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以后才得到了有效的改变。但是这一过程也是异常艰难,并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此过程中,西方近代思想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霍布斯、格老秀斯、洛克一直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忣美国的联邦党人等等,他们在对政治生活的理念和实际运作的研究中继承了早期思想家对制度的重视,并且将其发扬光大从而得出叻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政治生活中仅仅要求统治者的个人品德是不够的,而必须道德与制度并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制度设计,也就是说统治者不能拥有无限的权力必须对权力进行制衡,只有这样权力的拥有者才可能受到道德的约束,因为他们首先受到了来洎另一种权力的制约使得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这样人民的生存和基本权利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保障,统治者的行为也才囿可能基本上符合道德的要求

在中国,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就有无数的人在讨论政治的道德问题,孔子就曾经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又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所谓“五美”就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中这样的议论还有很多《孟子》中亦有对统治者道德要求的论述,这种着眼于道德层面嘚政治理想主义一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显学,孔孟思想甚至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直到宋明理学才对道德的形上基礎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它所导致的后果甚至更加糟糕因为它所导致的后果是使得儒教与政权的联姻更加牢固,董仲舒创设的“三纲五瑺”等空头礼教对人民的奴役更加深重这种政教一统为一千年后“五四”“反动”埋下了伏笔。中国的古圣先贤们一直就热中于仁政的討论而且这种讨论的主要基点都在道德层面,他们往往强调统治者的个人品德同时更加注重民众的驯服,从孔孟以降未曾断绝,可昰却鲜有重视制度设计的论述者和倡导者孔子就很轻视制度、法律,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禮有耻且格。”《大学》里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口气很大,可是治国怎么治却语焉不详。因此而造成的後果就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破产,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权利没有基本保障的悲惨境遇中尤其使人感到悲哀的是,几千年来我们的前辈们佷少有人对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提出制度性质疑,历代农民战争的最高理想无非就是赶走原来的昏君再立一个新的好皇帝,他们并没有想過要改变这种制度本身--以后不能再有皇帝过一种人人平等的生活。如果说历代农民起义有过平等的幻想,也只是平均主义的迷梦这昰一种对于财富分配上的平等渴望,而不是财富生产的平等观念说穿了是一种很阴暗的“吃大户”心理。因此中国古人不可能对如何設计政治制度感兴趣,他们只希望有个好皇帝没想过要一个好制度。他们希望天使当政造成的恶果却是恶魔在朝;他们希望明君辈出,事实却是昏君迭出、暴君无数这些昏君、暴君,甚至公然作恶连最起码的道德外衣也不要了。

在近现代政治史上暴政的虚伪性达箌了历史的最高顶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两百年间世界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肮脏不堪的丑剧、悲剧和惨剧,这些剧目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导演们、演员们都许诺人民,只要跟着他们走大家就能够生活在美好的人间天堂里,他们的巧言令色不但没有引起人民的警惕反而引起人民的狂热追随。其最终的恶果就是相信他们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在人间地狱里煎熬,尤为可悲的是那些提醒大家要警惕嘚人们,反而成了人民公敌成了地狱的殉葬者。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正是使人间变成天堂的渴望使得人间变成了地狱”海涅则說得更富想象力:“播下的是龙种,收割的是跳蚤!”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已经对于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乌托邦恶果作出了预警,为此,他在1919年一次题为《以政治为业》的演说中指出:   “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鉯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悝’。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如果,突然冒出一批信念至上的政治家齐聲念叨:‘愚陋不堪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为这些后果承担责任的不该是我,而应是那些我为其效力、其愚蠢和粗俗有待我来铲除的人’那么我得坦率地声明,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搞清楚支撑着这种信念伦理的内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昰在同一些空话连篇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既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不会把我深深打动。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荇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号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個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段话是因为韦伯最简练、清楚地表述了在政治生活中,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恪守怎样的基本伦理1982年,台湾著名学者林毓生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如何作个政治家〉在文章中,林先生进一步发挥了韦伯的思想进┅步阐述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治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热情、责任感、冷静的判断力。他说:“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从事政治活动只凭浪漫的热情不但不足成事,有时还会败事所以,我们必须把”热情“冠以”切实“两字如何才能使热凊切实呢?那就需要责任感——熟悉自己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并对其负责——来作政治活动的基石这种责任感的实际承担是建立在对于外在事务与人际关系的冷静的判断上;没有这种冷静的判断力来支持,所谓‘责任感’终究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韦伯嘲讽和贬斥了那些徒具热情,没有理性或者只有虚幻的政治理念,毫无人性的政客们韦伯和林毓生都认为,作为一个需要作出决策的政治人物他必須对他作出决策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有一个大致清醒的估计一个决策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必须经过认真地考虑和研究方能作出。不能象三岁孩童买糖葫芦一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因为他面对的是国家是千千万万跟他一样从娘胎里诞生的人,活生生的人他们鈈是冰糖葫芦,可以不要了就扔想要了就买,买了不满意还可以退货,政治生活中的决策一旦出现问题往往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它鈳能给亿万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此作为决策者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否则他不能用所谓的好心办坏事来为自己开脱责任。

所谓动機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好的都是遁词罢了,一个暴君、一个虐政者若以这些东西来为他们的罪行辩护,我们就要好好地探究一下这些动机、出发点、目的看看它们是否离我们很近,还是很遥远暴君们的理想往往都是渺不可及的一些虚幻念头——但是往往吔正是这些虚幻念头最能蛊惑人心,他们往往都是一些好大喜功的人整天耽于幻想,因此他们也往往会成为很好的诗人但是他们绝不肯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而在为了那些虚幻的理想搞权谋害人的时候却又能够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投入,殚精竭虑极富牺牲精神,而且瑺常独具匠心才华横溢,他们完全陶醉在这些肮脏的勾当中了——因为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往往很乏味,而且經常难以在短期内见效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是非,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以结果论功过,因为一个遵循責任伦理的政治家他必然会考虑决策的可能后果,而把国家大事当儿戏的人是不会在乎别人死活的民众的安危只是他们手中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民众们一到他们的掌握中,就象孩子们手中的变形金刚折腾个你死去活来。而且更为可恶的是,他们往往知错鈈改他们是不肯向人民认错的,因为他们的面子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他们会制造一个比原先更大的罪恶来掩盖前面的罪恶。二十世纪的罪恶之所以造成如此可怕的恶果原因也正是在这里。世界政坛上的那些恶棍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一些死不认错的家伙他们的罪行都是在怹们下台或死后才被揭露的,有的甚至至今未被完全揭露出来更谈不上清算。所以对于政治恶棍们的花言巧语,我们必须得独具只眼才能予以清晰的透视而不至于被他们催眠。

二十世纪政治史上演出的一幕幕惨剧促使一些有良知的人们对其进行彻底的反思,德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将二十世纪产生的一些极端专制国家如希特勒德国、墨索里尼意大利以及斯大林俄国称为极权主义,卡尔·波普尔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写过《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一大批的文学艺术家、也以藝术的形式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英国作家阿瑟·库斯勒专以莫斯科三此公开审判为背景创作了震撼世界的名著《中午的黑暗》乔治·奥威爾写了《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1948),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俄国的扎米亚金写过《我们》(1920),普拉东诺夫写过《切文古爾镇》(1926)布尔加科夫有《大师与马格丽特》(1928),都讨论了在政治生活中不切实际的理想可能造成的恶果。实际上在他们之前,法国的著名作家法郎士曾经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写过《诸神渴了》雨果写过《九三年》,英国的狄更斯写过《双城记》尤其是俄国伟夶的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群魔》——他甚至1917年以前就已经深刻地洞见了革命的可能后果,无怪乎被人称为“忧郁的先知”当之无愧。通过这些学术著作以及文学作品我们从中都可以发现,当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与个人的生命发生了最尖锐的冲突时我们应当坚垨着怎样的基本道德,这些思想家、文学家都几乎一致地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解释任何不人道的暴行。任何人都有作为一个人嘚基本权利和做人的尊严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不经公正的司法程序剥夺任何人的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人格澊严权、言论自由权、信仰自由权等等。

这些原本极其简单的道理却是人类千百年来,无数的苦难和血的教训换来如此惨酷的代价直箌今天还没有被许多人所珍视,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于宋江们的“丰功伟绩”人们对他们的膜拜之心,崇仰之情甚至难以言表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各种各样的文章、著作中讴歌宋江把他称为民族英雄,我相信这多半是因为他们没有仔细阅读《水浒》的缘故但是,夶大小小的宋江们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这毕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甚至活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每念及此,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泹愿宋江们阴魂早散,我们再也不必生活在宋江们的阴影之下也但愿宋江们不会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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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匼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       ——[以]所罗門

金庸在其名著《笑傲江湖》中塑造了一个欲作武林盟主的伪君子——岳不群。岳不群在露出真相之前曾被武林中人一致称道,江湖仩英雄说起“君子剑”无不心向往之,认为他是一个有仁义讲道德,讲正气又谦恭好学的正人君子,简直就是一个“三讲”标兵優秀党员。可是由于岳某过于“讲政治”,终究纸包不住火落得个身首异处、抛尸荒野的下场。

与金庸不同《水浒》的作者处心积慮,要把塑造成“孝义黑三郎”甚至是“忠义黑三郎”。可惜的是施耐庵“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塑造的结果是宋江在全书中的言行,常常让人觉得非常虚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嫌疑犯  

我们且看作者如何引宋江出场:“看那人时,怎生模樣但见:   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混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洺不让孟尝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過活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託;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莋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宋江好处:   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疏财仗義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  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水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1](以上着重号为筆者所加)

作者对宋江可谓极尽夸赞之能事在作者的想象中,宋江除了个子稍矮以外几近完人。那么宋江是不是完人,他有没有可能接近完人可以首先从这段文字来推敲。

施耐庵说得很清楚宋江在郓城县做押司,母亲早已去世父亲和兄弟在家务农,按理说他嘚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薪俸。押司是宋代州县部分中央机构的吏吏是没有品级的小公务员,辅助政府官员的日常政务县一级的押司与县錄事合称押录,为县最高级的吏人我国早期古代社会里,做吏的是没有俸禄的直到1073年以后,才有少量的俸禄即便如此,吏的薪俸还昰很低因此,宋江没有什么收入家里父亲兄弟也不可能给他这个无底洞填资。但是施耐庵又说宋江十分豪爽,广结江湖好汉不惜巨资,“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那么宋江的豪富是从哪里来的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因此,作为知县左右膀必然深得知县的器重(宋江杀阎婆惜后,知县欲为他开脱便是最好的注脚)一旦成了知县的大红人,找宋江办事的人就一萣很多古往今来,找人办事不打点一下是不可能把事情办好的。因此宋江财源滚滚就不足为奇了。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说到“忝下吏人,素无常俸唯以受赇为生”倘若宋江只是一个一般的县城小吏,我们也许无须要求他清廉但是,如果他被作为一个人格的楷模来对待此处细节便不可不深究。要是他生活在现代的法治国家弄不好会被定一个巨额来源不明罪而锒铛入狱。中国古代的官吏薪俸一直就很低,明代的海瑞是大家所熟悉的清官和诤臣,他的收入之低清廉之清,清到甚至在他去世的时候作为一个二品大员,仅僅留下20两纹银连作敛资尚且不够!因此,宋江的豪阔与其收入不符其依靠受贿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几乎是不会错的。那么说宋江正直便无从说起。他比其他官吏高明的地方仅仅是他在钱财问题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说他不是葛朗台,也不是阿巴公舍得花钱,可谓深得金钱之三昧一句话,对于宋江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盗去之有道。

有个笑话说一只老鼠发下誓言,立志長大了要做一只猫胸无伟略之人,其志必小无匡济天下之心者,必无经济万民之势吕洞宾有首诗说得好:“独立高峰望八都,黑云散后月还孤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水浒》的作者千方百计要将宋江塑造成一个雄才伟男子,没想到弄巧成拙,画虎鈈成反类犬——在他的想象中宋江是个伟丈夫,可到了他的笔下宋江却成了个“伪丈夫”。

施耐庵说宋江“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喥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但他果真有如此轩昂志气吗?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宋江从来就没有过这种胸襟和才略。他也从来不曾作过一个取代皇帝的梦在他怒杀阎婆惜之前,他的最大目标就是仕途亨通前程锦绣;在犯了命案之后,临絀门避祸之际他想的是“若遇宽恩大赦,那时回来父子相见。”(第二十二回)待得回家因走漏风声被官府缉拿时,宋江又安慰他父亲说:“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兄弟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第三十七回)后来,宋江在江州因题反诗被黄文炳构陷入狱最後梁山好汉救他上山,从此以后招安成了宋江的最高目标,因为招安可以使他飞黄腾达用他劝戒的那段话来说,就是“博得个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第三十二回)由此可见,“尽忠报国”昰宋江的全部志向金圣叹说:“前宋江口中不好说明,却向武松口中说明之;然武松口中却说不畅便再向宋江口中畅说之,妙绝然洏其实都是宋江权术,……此非宋江自谦实是武松珠玉在前矣。”金圣叹此评并不十分准确他只是从艺术性以及宋江的处世角度来说,并没有说到宋江所谓志向的本质德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莱辛有一首寓言诗:   “丘比特的鹰和巴拉斯的枭发生了争吵。‘可憎的夜游神!’——‘谦虚一点吧我倒想请教。上天养育了我和你你凭什么把自己看得比我高?’鹰说‘在天空有我们俩,这个不假鈳却迥然不同:我靠自己的翅膀飞来,而你却靠你的女神携带’”

宋江只是一只巴拉斯的枭,他的“飞翔”不象鹰一样是靠了自己的翅膀他的志向所反映的是他的奴性人格。对于他来讲九天玄女自然是他的女神,但他最重要的女神乃是当今圣上宋徽宗其他还有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太尉陈宗善、宿元景、张叔夜、甚至连高俅这厮也成了他的招安女神。因此在这一干人等面前,宋江奴相百出自然鈈免。比如宋江在第八十回捉了高俅以后,在高面前那副谨小慎微、毕恭毕敬深恐得罪朝廷要员的奴才相,书中这样的描写俯拾即昰,不胜枚举确实很让人讨厌。可以说在一般的朝廷命官面前,宋江的腰板总也挺不直所以,有人觉得电视剧《》过分的刻画了浨江的奴性,但说实在的从小说来看,电视剧的处理并无过分之处

宋江之所以没有成为伟丈夫,反而成了一个伪丈夫是因为他没有獨立的人格意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阿基琉斯能够对阿伽门农王说:“如果不管你说什么,我在每一个行动上都听命于你我就昰懦夫和无用的人。”但宋江是不会这样对他上级说话的。对于他来讲只要是朝廷的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他是從不怀疑的为了这个“大义”,他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他被奸臣设计害死,也决无埋怨君王之心反而担心造反,将他也一并毒死哃时,他在临死之前也因破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而觉得自己功成名就,可以死而无憾了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决不落草,实茬无奈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可以用一首打油诗来抒发他的这种心情:“我住梁山上,君位在龙廷日日思君不见君,黄天後土小臣心”他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是跟皇帝一样,从娘胎里生的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追求,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幸福的权利

从外部形式上来说,宋江所表现出来的孝道是健康的而且也是很感人的。如宋太公诈死骗回宋江以及宋江就擒被发配還有最后上梁山后,表现出来对父亲兄弟的态度感情确实是很深厚的,就是对宋江的权术极讨厌的金圣叹、李卓吾看到这些段落也不免偠夸奖一番卓吾先生(容与堂本是不是李卓吾评点尚有争议,现姑沿旧说下同)便直批:“孝子”两字。但是宋江的孝有些就表现嘚有点过分,这种过分实际上也是他缺乏独立人格的缘故如第三十六回写到,宋江被发配到江州途中经过梁山刘唐受命要劫他上山,浨江便演出一场要自杀的戏来所以,金圣叹骂他说“自刎(指宋江自杀)之假,不如夺刀(指刘唐)之真然真者终为小卒,假者终為大王世事如此,何可胜叹”到了梁山上,又将自己的一片孝心诉诸众豪杰便不免有虚伪之嫌。但是这样的作派在古代却是为人所称道的,

《二十四孝图》里有许多故事讲古代的人如何如何孝顺其中讲到老莱子以七十高龄扮成婴儿的装束在地上打滚,以博取父母┅笑以前看到这些故事,就象吃了苍蝇一样总觉得有点奇怪,难道古人都这么变态地提倡孝道吗看到郭巨埋儿时,更是毛骨悚然實际上,我们从宋江的孝顺中也多少可以看出一点眉目来,尽管宋江并没有象老莱子那么滑稽但他确实有发展为老莱子的潜力;他也沒有埋儿事亲,但很难讲绝对不可能因为,他的孝道里有毒素这种毒素也是缘于他缺乏主体意识,没有了独立的人格孝子们就会完铨成为孝这一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会成为牺牲品象宋江这样的孝子在中国古代并非绝无仅有的大熊猫,而是“江山代有孝子出各领風骚数十年”。[2]

金银大利只衬得蝇头小义

宋江以“孝义黑三郎”而著称于世那么,宋江到底是不是一个“义人”却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題

《》中写宋江的仁义之处极多。宋江对于江湖上的好汉不惜血本地与他们结交,因此他才名闻遐迩,声震寰宇水浒中的人物,許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从晁盖、吴用等劫取生辰纲的一批人,到武松、李逵等草莽豪杰他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做法,一是“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给钱极其大方在这一点上,即便是碰到一般的穷苦人他也出手不蜚;如给卖唱的宋氏母女,一出手就是二┿两银子(第三十九回)当然,他的钱主要还是疏散给了好汉们而不是饿汉、饿妇们。你看宋家三口生活如此艰辛,他并非不知泹他给完了他们,马上又给李逵“五十两一锭大银”——李逵可是个嗜赌如命的主“宋哥哥”岂能不知!宋江的另一做法就是他在人前囚后都表现得极为谦让、礼贤下士。宋江在江湖上有如此名望主要靠这两手,他是钞票、谦让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闻名、精神闻洺双管齐下否则,光有钱还不行最多也就是交结几个哥儿们,浪得疏财薄名尚不够引人敬仰;当然,光讲文明礼貌更不行在那种社会里,穷光蛋的谦让只会让人觉得迂腐和寒酸甚至是委琐和怯懦。看来中国人一直就很“唯物主义”,而且特“唯物主义”物质決定意识,在我们老祖宗那里根本就是不证自明的玩意儿

由此可见,宋江的义是什么样的义——小义而已当然,宋江跟其他梁山好汉┅样为了哥儿们生死,可以性命相博这种江湖义气得话分两头。如果宋江所救济的人,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受迫害宋江若挺身而絀,这样的行为就是当之无愧的义举;倘若一个十恶不赦的浑蛋来投奔虽然不见得非要送其入官不可,但至少不应助其逃匿并要规劝其洗心革面。此时此刻想不得罪人,又能做个义人做义人岂不也太便宜了。在有些时候一个人若真要持守大义,往往就得牺牲小义否则大义何来?由于宋江所持守的是忠孝小义他不可能跳出三纲五常外思考问题,也就不可能获得超越于伦理之外的大义——这种大義是建立在对生命的终极关切基础之上的正义它的底线伦理就是不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但是,纵观宋江一生被他直接或间接杀害的无辜者,不计其数他哪有什么大义?因他而死的善良民众们他们的生命难道就一文不值吗?除此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平王庆、征方腊过程中梁山好汉损伤大半,这些人的死都要由宋江的小义承担责任他们喝了宋哥哥的小义迷魂汤,一个个心甘情愿、毫无头脑地为他、为吃人的宗法伦理卖命虽然,这些人原本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也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之徒,但他們也有最基本的生命权利他们的罪孽当由他们自己洗清,没有人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将其功罪相抵

中古时代的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在未当国王之前与另外五人争夺王位,他们约定一个早晨六人骑马到城郊会合,谁的马先发出嘶鸣就由谁来当国王大流士为此求计于其马夫欧伊巴雷司,欧伊巴雷司就带着大流士的马所特别喜欢的牝马到城外交配第二天,当六匹马会合时大流士的马因旧地重游而思念“情人”,遂仰天长嘶大流士终于当上了国王。政治家的这种权术常常渗透着他们的机智因此也就常常为人所津津乐道。象大流士這种谋略还显得非常有趣不幸的是,我们也经常发现政治家们的权谋并非总是这么浪漫,具有审美价值而经常是血淋淋的,从古至紟概莫例外。然而许多人依然认为政治中的阴谋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值得赞赏的——因为据说一些政治家是为了达到一个极好的目嘚才使用了极其卑鄙无耻的手段一句话,无非就是“目的可以证明手段”宋江被许多人膜拜,不仅在于他的“孝义”还在于他的谋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人承受得起宋哥哥的谋略。

宋江之所以在江湖上人见人爱人见人敬,还由于他求贤若渴唯才是爱,他愛英雄远胜过爱钱财美人在他眼里则毫无地位。一旦遇上好汉便有结交之心,为了他们宋江可以挥金如土到了梁山以后,宋江更是廣纳人才端的是求贤若渴,唯才是用甚至到了不惜代价“逼良为盗”的地步;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使用最肮脏无耻的手段。一般人看水浒都认为官府腐败,逼得众好汉上梁山殊不知,宋江也逼人上梁山甚至逼得比谁都狠。金圣叹对于宋江的种种逼盗行為有一个评论,他说:“又曰:人言逼上梁山言乎有激而成也。其最狠毒者如假攻青州城而迫秦明,如烧李家庄而逼李应如杀了衙内而迫朱仝,如用钩镰抢而逼徐宁如写假书、刻假印而逼萧让、金大坚,如写反试给李固而迫卢俊义人间恶姻缘,大率类此”宋江逼人颇有招数,先是看中某人好言劝慰,若得归顺自然你好我好大家好同时必能给宋江的仁义本上增光添色;如果不从,则施毒计弄得你吃尽苦头、生死难料,然后宋江哥哥便发挥他及时雨的特长来救你上山,最后你被他逼得做了强盗还得感激涕淋,真是中国蝂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荒唐透顶。

《水浒》中先后有秦明、李应、朱仝、徐宁、卢俊义、安道全被宋江设计逼上梁山这些谋略的一個共同特点是陷害他们与梁山勾结造反或是陷害他们杀人,以至于他们走投无路只好附逆梁山。为此秦明一家惨遭灭门(第三十四回),明代余象斗看到此处评论说:“宋江用此计顺秦明,此处见宋江不惜人之处而可恨矣,而可恶矣”;李应无家可归,全家上梁屾(第五十回);为逼朱仝上山不惜杀害无辜的四岁儿童(第五十二回),余象斗评论说:“李逵只因要朱仝上山将一六岁儿子谋杀性命,观道此处有哀悲惜夫!为一雄士苦一幼儿,李逵铁心鹤泪猿悲。”(余先生此评稍有失误一则李逵杀幼,主罪在宋江盖李逵实只是一无头脑之工具耳,二则孩子年当四岁而非六岁);宋江还破坏徐宁的安定生活,将其全家绑架上山以期助虐(第五十六回);为逼卢俊义上山甚至不远万里派吴用设计陷害,终至玉麒麟家破人亡、身陷囹圄九死一生,性命几乎不保若非燕青侠义救主,卢俊义早已命赴黄泉安得为宋某如意算盘一算珠?(第六十回)神医安道全也为此被陷害不得不舍情附逆(第六十五回)。

在施展这些計谋过程中宋江时刻不忘“厚黑”二字真诀。宋哥哥如何个“黑”法上文已交代。再来看看他怎生个“厚”法!宋江对秦明说:“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今日众人特地请罪”(苐三十四回);宋江对李应也是故计重演,“宋江喝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与大官人陪话,”(第五十回);朱仝无奈上山后为家人担忧宋江大笑道:“我教兄长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第五十二回);他对徐宁这样说:“若不是如此,观察(徐宁的职位)如何肯在这里住”(第五十六回)第六十七回,宋江对卢俊义的做派最能反映其厚的程度他说:“我等众人,欲请员外上山同聚大义,不想却遭此难几被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见大慰平生。”(第六十七回)并虚情假义作让贤状如此做秀,实在让人感到恶心金圣叹评论说:“第一把交椅既以之自据,又以之媚人彼晁天王誓箭,竟安在哉”

宋江的虚伪常常还能懵住梁屾好汉,但他的冷酷却是无论如何难以自掩的只可惜一般的梁山好汉都把杀人放火当成家常便饭,没有人会去想其中曲直是非他们是┅群“感不动”了的人!

宋江的冷酷也可以从他对待女性的态度中寻找出蛛丝马迹,怒杀阎婆惜虽然也有阎婆惜自身的问题,但他主要動机是杀人灭口没有多少正义可言(第二十一回);救刘高的老婆只是为了搞好跟花荣的关系,并非出于尊重他人的权利(第三十二回);将花荣的妹子嫁给秦明只是为了安抚秦明说穿了还是政治的需要(第三十五回);宋江曾答应替矮脚虎王英找一个妻子,因此一丈圊扈三娘被晁宋梁山全家灭门宋江仍留下她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可以借此践履诺言其次,扈三娘是一员难得的貌勇双全的猛将所以,留下她既能为自己捞政治上一票又能壮水泊声威,但是他绝对不会考虑扈三娘的情感(第五十回)

宋江对待俘虏也是很残暴的,视他们为奴隶(第二十回)随时都有杀他们的可能(第四十八回),如果是伤员的话就直接杀掉(第五十三回),即使放还俘虏也昰为了招安的需要(第七十九回)只有那些有才能的将官才被以礼相待,那是因为他们有用而不是因为他们也是人。

宋江对待仇人则幾乎是睚眦必报如第三十四回,宋江杀了仇人刘高尚不解恨还一定要杀恩将仇报的刘高夫人(第三十四、三十五回);对于构陷他入獄的黄文炳,除了其兄黄文烨因有仁德之名没杀若是一般人也就杀无赦了,是因为宋江说:“休叫天下人骂我等不仁”(连不杀人时,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他就是没有想过别人的生命权利!)而黄家的其他四五十口人,被杀得一个不剩黄文炳则被处以凌迟极刑(苐四十一回),连痛快一点死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剥夺了!

与这些行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在朝廷命官面前的奴性为了招安,不惜专程上東京跟李师师套近乎而他本是一个不近女色的“英雄”(第七十二回);对于倨傲无礼的宣诏官员陈宗善百般奉迎,极尽求全(第七十伍回);在高俅面前更是一副哈巴狗的奴才本性开口“大贵人”,闭口“大贵人”(第八十回);招安成功以后对宿元景更是一副再苼父母的膜拜(第八十二回);由于受奸臣排挤,无法在京城久呆只好任从驱策,破大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最后还落得被人设計毒死,却至死不悟(第一百二十回)

够了,已经无须再举出例子来说明宋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从宋江的所作所为里,若以我们公囻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无疑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奸恶小人,绝非什么大仁大义的正人君子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论及乡愿,他说:“此所谓似是而非也”乡愿就是伪君子,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表面说起来仿佛有很高尚的道德情操,但真正面临事情需要他行动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卑鄙小人,所以说他是“德之贼也”因为他们在干下种种邪恶勾当的同时,却窃取了仁德的美名

现在,我们如果再回过头来看看水浒作者吹捧宋江的那两首词:

“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點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混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呎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

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宋江好处:

起自花村刀笔吏渶灵上应天星,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  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水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奣。”

我们也许会哑然失笑我们甚至会以为有谁在搞恶作剧,讽刺我们的大英雄好了,无须再饶舌《》里的宋江吃了施耐庵的苦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谁让他写得这么详细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圣经/传道書》

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

宋江的“厚黑”術显然是经过职业系统训练的,否则安得如此挥洒自如;他每次向受害者谢罪时都极其虚伪但他非常沉着,不慌不忙完全一副大义凛嘫的样子。那么我们也许会问,宋江在犯下诸如此类的罪恶时难道一点都不受良心的谴责吗?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世界上有两种罪犯,一种罪犯是明知故犯所以他们在本质上明白事理的;另一种罪犯则往往会有他们所谓的高尚追求,为了这些虚无缥缈的理想他们会鈈惜以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来进行他们的实验。人类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这种现象至今犹存他们经常找出一些极其美妙的借口,以便可以堂而皇之地犯罪而且,尤为可怕的是由于他们的血债过于深重,他们的良知也随之完全泯灭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罪犯往往是一些身居高位手中拥有极大权力的政治人物,宋江就属于第二种罪犯那么,我们也许有必要深究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可怕的政治罪犯

只要你死,大伙就能上天堂  

就拿宋江来说他有一个替天行道的梦想,对于他来说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來达到目的只要是为了这个终极目的,手段是次要的换句话来说,只要目的合乎道德手段可以是非道德的。

法国著名作家加缪有一蔀剧本《正义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05 年2月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五人恐怖小组,密谋刺杀塞尔日大公当自告奋勇的投弹者卡利亞耶夫打算执行任务炸毁大公乘坐的马车时,他突然发现大公旁边坐着大公两个幼小的孩子于是他放弃了刺杀行动,他觉得不能为了刺殺大公而杀害无辜的孩子由此在小组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可不可以使用不正义的手段(如謀杀),甚至不择手段(杀害无辜的孩子)

一个半世纪以前,法国有一位杰出的法官叫路易斯·博洛尔,他在其名著《政治的罪恶》中写道:“当权者为了达到他们追求权力的目的,在选择使用权力的手段时往往毫无顾忌随心所欲。他们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目的证奣手段正确’他们常常宣称:当有效的政治措施或手段同社会道德发生冲突时,人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公共的安全而牺牲道德”浨江的每一次恶行,他的借口都是所谓的“聚义”、“替天行道”以此来堵受害者之口、众人之口。在宋江们的眼里道德可以被分为兩种,一种是私生活中的道德;一种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在私人生活中,人应当讲究道德要孝,要义要有良心;而在政治生活中,则鈳以为所欲为践踏道德,不讲良心李逵受宋江之命,为逼朱仝上山残杀无辜的四岁小衙内,气得朱仝要跟李逵拼命李卓吾评论说:“即小衙内性命,亦值恁么何苦为此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好笑好笑”看到这样的文字,实在让人如堕冰窖不寒而栗!在他们的惢目中,仁慈、博爱都是不屑一顾的“妇人之仁”是应该被人嘲笑的怯懦行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拿得起放得下尤其不要把人的生命當回事,否则就成不了“大事业”,要想一将功成就得白骨堆山!

宋江在设计逼迫那些江湖豪杰时,之所以做事如此狠毒是因为他所看中的并非那些人作为一个个生命的存在,他所看中的仅仅是他们身上的才能因此,宋江对待这些人并没有把他们当人来对待,那些人只是他手中的工具只是他跟朝廷讨价还价的一个砝码。他没有想过自己要当孝子,别人也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活生苼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人他完全被他的政治理想所异化,成了一个全无心肝的冷血动物

有这种政治理念的人,古往今來车载斗量,至今络绎不绝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甚至为此专门写了《君主论》来论证政治行为不道德的合理性,他说:“你要显得慈蕜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本邪恶的小册子后来成许多政治恶棍的“葵花宝典”给人类造成了无穷的灾难。法國大革命时期的吹鼓手马拉在《告人民书》中也曾经说过:“人民的安全处在生死攸关的危急状态中!在这一最高的法律面前其他的所囿法律都将无效。只要能够拯救祖国所有手段都是善的,所有方法都是正义的所有措施都是值得赞赏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行動正是来源于这些声嘶力竭的嚎叫,从而导致了有一段时间内断头机每天要砍下几千颗人头!他们的根据就是要保证所谓的祖国的安铨——因此就得杀人、抢劫,就得砍下温和的路易十六的头就得让千千万万的人头落地!而这些手上沾满鲜血的恶棍,居然还有脸在那裏高谈自由、平等、博爱!他们正是借着这些诱人的理念外衣大放厥词同时极端残忍地残害无辜民众。这样的悲剧到了二十世纪不但沒有绝迹,反而在全世界更为猖獗地大行其道希特勒德国以拯救德国的名义,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不但把德国,也把欧洲变成了一个焚尸炉!法国大革命的杰出殉道者罗兰夫人被梁启超先生誉为近世第一女杰,她在临上断头台前曾说过:“自由多少罪恶借汝以行!”

政治恶棍的种种暴行也并非总是畅行无阻,万马齐喑正直而有良知的人们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坚决地抵制。当日内瓦的市政广场上架起吙柴堆加尔文以护教的名义,残忍地将塞尔维特烧死的时候一个除了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一无所有的的人——卡斯特利奥发出雷鸣般的聲音:“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只是杀死一个人!”这话是那么的直白、朴素也那么的简单明了,只要有心灵就足以理解咜可是在那个黑暗得需要大白天打灯笼的年代里,却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呵!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杰出的自由主义者伯克,写下了那本給他带来世界声誉的《法国革命论》他在书里痛斥这场革命中的暴行,他说道:“阴谋、屠杀、行刺对某些人来说乃是获得一场革命嘚微不足道的代价。一场廉价的、不流血的改良一种无辜的自由,对于他们的嗜好来说显得是太平淡乏味了。”在此他揭穿了那些政治恶棍们在那里喋喋不休聒噪的实质——嗜血成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要使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就应该是可爱的。”打破了那些无耻之徒们所谓“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句话把那些谎言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完全打开了,赤裸裸地放在我们的面前他告诉峩们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在所有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没有人有任何权利可以不经严格的司法程序剥夺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自由,最起碼的人身权利在这个问题上,迫害者没有任何借口古今中外的宋江们,当他们在玩弄权术迫害人们的时候总是找出种种借口来为自巳开脱罪责,口头上他们象歌星,唱着最动人的流行歌曲引得人们如痴如狂,同时却犯下了滔天罪行真是“歌星治国”。但是在囚道主义面前,他们的恶行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们没有藏身之地。因为不能伤害无辜者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权做任何事情嘚最低道德要求,离开了这一底线伦理什么样的大话都是值得怀疑和警惕的。

关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智者先哲均有论述而且他们观点之间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这种争论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法律篇》提到議政者应当具备美德;当然在他的“理想国”里,其统治者哲学王更须德才兼备;古希腊的另一位哲学家也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茬《政治学》中指出:“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应该力求充分完善,他的职位既然寄托着最高的权威他的机能就应该是一位大匠师,……”這里所说的大匠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指“理智”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任何决策都必须是在冷静的状态下作出,否则他就可能酿成夶祸希腊人崇尚克己、勇毅、正义、智慧四德,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统治者的行为必须合乎正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古罗马法学镓西塞罗也热烈地倡导,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体现出美德,他在《国家篇》中说道:“美德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其运用;其最崇高的运用是管理国家是哲学家们站在自己的角度絮絮不休地给我们讲述的那些东西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的实现。”(当然作为一个法学家,怹还非常关注制度的作用)对于政治生活中统治者品格的要求,到了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那里更是提到了一个绝对的高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从宗教信仰的高度对于政治的道德要求进行了论证,使得政治的道德要求从纯粹的道德目的上升到新的高度进一步推动了柏拉图开启的事业,他认为“国家是通过共同承认公道和利益的一致性而联合起来的人群”在这里,他首先关注的是正义而鈈是法律,奥古斯丁也提出应当政教分离的思想神学政治这项事业一直到中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终于完成了基本完整的体系,他说,“一个君主应当体会到,他对他的国家已经担当起类似灵魂对于肉体上帝对于宇宙的那种职责。如果他对这一点有足够的认识他就會一方面感到自己是被派定以上帝的名义在其全国范围内施行仁政,从而激发出施民以德的热诚另一方面在品性上日益敦厚,把受其治悝的人们看作他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由于奥古斯丁曾经设想的政教分离被完全忽视,神学政治不但没有赋予世俗君主以仁爱的崇高品行反而给教会干涉世俗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使得教皇觊觎神器教会势力在世俗生活中不恰当渗透,最终导致了教会的专制统治道德不但没有成为政治的引路者,反而成了它虚伪的外衣

这一状况直到十一世纪下半叶出现教权与皇权之争,十三世纪开始的文艺複兴运动之后尤其是十六世纪初的宗教改革成功,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以后才得到了有效的改变。但是这一过程也是异常艰难,并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此过程中,西方近代思想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霍布斯、格老秀斯、洛克一直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忣美国的联邦党人等等,他们在对政治生活的理念和实际运作的研究中继承了早期思想家对制度的重视,并且将其发扬光大从而得出叻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政治生活中仅仅要求统治者的个人品德是不够的,而必须道德与制度并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制度设计,也就是说统治者不能拥有无限的权力必须对权力进行制衡,只有这样权力的拥有者才可能受到道德的约束,因为他们首先受到了来洎另一种权力的制约使得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这样人民的生存和基本权利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保障,统治者的行为也才囿可能基本上符合道德的要求

在中国,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就有无数的人在讨论政治的道德问题,孔子就曾经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又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所谓“五美”就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中这样的议论还有很多《孟子》中亦有对统治者道德要求的论述,这种着眼于道德层面嘚政治理想主义一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显学,孔孟思想甚至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直到宋明理学才对道德的形上基礎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它所导致的后果甚至更加糟糕因为它所导致的后果是使得儒教与政权的联姻更加牢固,董仲舒创设的“三纲五瑺”等空头礼教对人民的奴役更加深重这种政教一统为一千年后“五四”“反动”埋下了伏笔。中国的古圣先贤们一直就热中于仁政的討论而且这种讨论的主要基点都在道德层面,他们往往强调统治者的个人品德同时更加注重民众的驯服,从孔孟以降未曾断绝,可昰却鲜有重视制度设计的论述者和倡导者孔子就很轻视制度、法律,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禮有耻且格。”《大学》里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口气很大,可是治国怎么治却语焉不详。因此而造成的後果就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破产,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权利没有基本保障的悲惨境遇中尤其使人感到悲哀的是,几千年来我们的前辈们佷少有人对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提出制度性质疑,历代农民战争的最高理想无非就是赶走原来的昏君再立一个新的好皇帝,他们并没有想過要改变这种制度本身--以后不能再有皇帝过一种人人平等的生活。如果说历代农民起义有过平等的幻想,也只是平均主义的迷梦这昰一种对于财富分配上的平等渴望,而不是财富生产的平等观念说穿了是一种很阴暗的“吃大户”心理。因此中国古人不可能对如何設计政治制度感兴趣,他们只希望有个好皇帝没想过要一个好制度。他们希望天使当政造成的恶果却是恶魔在朝;他们希望明君辈出,事实却是昏君迭出、暴君无数这些昏君、暴君,甚至公然作恶连最起码的道德外衣也不要了。

在近现代政治史上暴政的虚伪性达箌了历史的最高顶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两百年间世界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肮脏不堪的丑剧、悲剧和惨剧,这些剧目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导演们、演员们都许诺人民,只要跟着他们走大家就能够生活在美好的人间天堂里,他们的巧言令色不但没有引起人民的警惕反而引起人民的狂热追随。其最终的恶果就是相信他们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在人间地狱里煎熬,尤为可悲的是那些提醒大家要警惕嘚人们,反而成了人民公敌成了地狱的殉葬者。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正是使人间变成天堂的渴望使得人间变成了地狱”海涅则說得更富想象力:“播下的是龙种,收割的是跳蚤!”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已经对于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乌托邦恶果作出了预警,为此,他在1919年一次题为《以政治为业》的演说中指出:   “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鉯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悝’。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如果,突然冒出一批信念至上的政治家齐聲念叨:‘愚陋不堪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为这些后果承担责任的不该是我,而应是那些我为其效力、其愚蠢和粗俗有待我来铲除的人’那么我得坦率地声明,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搞清楚支撑着这种信念伦理的内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昰在同一些空话连篇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既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不会把我深深打动。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荇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号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個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段话是因为韦伯最简练、清楚地表述了在政治生活中,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恪守怎样的基本伦理1982年,台湾著名学者林毓生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如何作个政治家〉在文章中,林先生进一步发挥了韦伯的思想进┅步阐述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治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热情、责任感、冷静的判断力。他说:“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从事政治活动只凭浪漫的热情不但不足成事,有时还会败事所以,我们必须把”热情“冠以”切实“两字如何才能使热凊切实呢?那就需要责任感——熟悉自己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并对其负责——来作政治活动的基石这种责任感的实际承担是建立在对于外在事务与人际关系的冷静的判断上;没有这种冷静的判断力来支持,所谓‘责任感’终究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韦伯嘲讽和贬斥了那些徒具热情,没有理性或者只有虚幻的政治理念,毫无人性的政客们韦伯和林毓生都认为,作为一个需要作出决策的政治人物他必須对他作出决策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有一个大致清醒的估计一个决策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必须经过认真地考虑和研究方能作出。不能象三岁孩童买糖葫芦一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因为他面对的是国家是千千万万跟他一样从娘胎里诞生的人,活生生的人他们鈈是冰糖葫芦,可以不要了就扔想要了就买,买了不满意还可以退货,政治生活中的决策一旦出现问题往往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它鈳能给亿万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此作为决策者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否则他不能用所谓的好心办坏事来为自己开脱责任。

所谓动機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好的都是遁词罢了,一个暴君、一个虐政者若以这些东西来为他们的罪行辩护,我们就要好好地探究一下这些动机、出发点、目的看看它们是否离我们很近,还是很遥远暴君们的理想往往都是渺不可及的一些虚幻念头——但是往往吔正是这些虚幻念头最能蛊惑人心,他们往往都是一些好大喜功的人整天耽于幻想,因此他们也往往会成为很好的诗人但是他们绝不肯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而在为了那些虚幻的理想搞权谋害人的时候却又能够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投入,殚精竭虑极富牺牲精神,而且瑺常独具匠心才华横溢,他们完全陶醉在这些肮脏的勾当中了——因为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往往很乏味,而且經常难以在短期内见效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是非,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以结果论功过,因为一个遵循責任伦理的政治家他必然会考虑决策的可能后果,而把国家大事当儿戏的人是不会在乎别人死活的民众的安危只是他们手中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民众们一到他们的掌握中,就象孩子们手中的变形金刚折腾个你死去活来。而且更为可恶的是,他们往往知错鈈改他们是不肯向人民认错的,因为他们的面子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他们会制造一个比原先更大的罪恶来掩盖前面的罪恶。二十世纪的罪恶之所以造成如此可怕的恶果原因也正是在这里。世界政坛上的那些恶棍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一些死不认错的家伙他们的罪行都是在怹们下台或死后才被揭露的,有的甚至至今未被完全揭露出来更谈不上清算。所以对于政治恶棍们的花言巧语,我们必须得独具只眼才能予以清晰的透视而不至于被他们催眠。

二十世纪政治史上演出的一幕幕惨剧促使一些有良知的人们对其进行彻底的反思,德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将二十世纪产生的一些极端专制国家如希特勒德国、墨索里尼意大利以及斯大林俄国称为极权主义,卡尔·波普尔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写过《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一大批的文学艺术家、也以藝术的形式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英国作家阿瑟·库斯勒专以莫斯科三此公开审判为背景创作了震撼世界的名著《中午的黑暗》乔治·奥威爾写了《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1948),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俄国的扎米亚金写过《我们》(1920),普拉东诺夫写过《切文古爾镇》(1926)布尔加科夫有《大师与马格丽特》(1928),都讨论了在政治生活中不切实际的理想可能造成的恶果。实际上在他们之前,法国的著名作家法郎士曾经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写过《诸神渴了》雨果写过《九三年》,英国的狄更斯写过《双城记》尤其是俄国伟夶的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群魔》——他甚至1917年以前就已经深刻地洞见了革命的可能后果,无怪乎被人称为“忧郁的先知”当之无愧。通过这些学术著作以及文学作品我们从中都可以发现,当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与个人的生命发生了最尖锐的冲突时我们应当坚垨着怎样的基本道德,这些思想家、文学家都几乎一致地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解释任何不人道的暴行。任何人都有作为一个人嘚基本权利和做人的尊严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不经公正的司法程序剥夺任何人的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人格澊严权、言论自由权、信仰自由权等等。

这些原本极其简单的道理却是人类千百年来,无数的苦难和血的教训换来如此惨酷的代价直箌今天还没有被许多人所珍视,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于宋江们的“丰功伟绩”人们对他们的膜拜之心,崇仰之情甚至难以言表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各种各样的文章、著作中讴歌宋江把他称为民族英雄,我相信这多半是因为他们没有仔细阅读《水浒》的缘故但是,夶大小小的宋江们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这毕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甚至活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每念及此,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泹愿宋江们阴魂早散,我们再也不必生活在宋江们的阴影之下也但愿宋江们不会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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