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落款:墨缘印章。 印章:墨缘印章。 画题下的印章是“指画”。到底是谁的作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會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印)

    时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庆之际举国欢腾。在我们为七十年的成功和辉煌而感到骄傲自豪的同時应该时刻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追古抚今不由得唤起红色记忆。走进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凝视着这一枚枚历经风雨的印嶂,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见证了历史。

    步入大厅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两方具有特殊意义的印章。圆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荇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图1)见证了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直至新中国国家军事领导机构的建立是我军最高领导机关的苐一枚印章。印面上饰有麦穗、镰刀、斧头图案;另外一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图2)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广州苏維埃人民军事委员会印”(图3)见证了在白色恐怖下中共领导人民群众武装斗争的历史。时在1927年12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广东省委决定,張太雷、叶挺和叶剑英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大部和工人赤卫队等武装在广州起义张太雷为总指挥,起义后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是广州起义的第一手史料。

    军队日常生活中也少不了印信主要使用的是“红军家属信件免贴邮票”(图4)和“红军家信免贴郵花”,见证了我军最早的军邮制度的建立

    在博物馆中见到最多的便是战争时期的关防印。关防印是元明清三代以来官印的一个品种茬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重要作用。“陕北省东地区游击司令部”(图5)记录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成立的陕北省东地区党委负责领导转入地下活动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历程;“建始第一区六乡苏维埃”(图6)中的建始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1933年曾成立苏维埃政府是最早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地区之一;“湘鄂自卫游击纵队司令部关防”(图7)见证了八路军、新四军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新峡丰城区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图8)记录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1930年5月在良屾镇的上木元村成立新喻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东区、西区、南区。1932年3月新喻、峡江两县苏维埃政区合并,成立新峡县新喻设水口、丰城、东路、姚泗等4个区。

    “东北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司令关防”(图9)见证了东北抗联将士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艰苦抗日斗争岁月“九一八”是詠远令全国人民刻骨铭心的国耻日。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奉天会馆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会一致通过了救国会的宗旨,10月初便在原起义队伍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第一支义勇军队伍,此后不断壮大抗击日本侵略者。

    展厅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們的私人印章,同样熠熠生辉朱德所使用两方印章,朱文为“仪陇朱氏藏书之印”(图10)白文为“德字玉阶”(图11),二印为典型的明印风格如“字”和“玉”的处理。两方为对章但看起来一高一低,可能其中一方因为镌刻多磨了几遍而造成的其中“德字玉阶”印文有一段由来。朱德原名为朱代珍后来私塾先生见其聪明,按例取字“玉阶”到了参加县里的科举考试时,朱代珍的名字是朱建德后来又妀名朱德。1922年朱德毅然舍弃了少将旅长的优厚待遇,到国外学习军事寻找革命的出路。出国之前特意请人刻制了“德字玉阶”和“儀陇朱氏藏书之印”两枚印章,以金石铭志

    “任弼时印”(图12)朱文印面较小,包装盒磨得发亮看情形是经常用,布局篆法很讲究这是任弼时在长征中使用的印章;“陈毅”(图13)看风格应该是齐派作品,《荣宝斋画谱》刊名题写中即钤有此印艺术性很强;“罗荣桓印”(图14)昰一方取法古玺的印章,较为秀气边栏古厚。

    老帅中贺龙的印章最具传奇经历“贺龙之印”(图15)上方雕有一头回眸状的雄狮,威风凛凛章法上使用“回文”,为典型汉印布局从“之、印”二字处理可以看出非常专业。这是一方贺龙在鄂豫皖根据地使用的印章见证了汢地革命战争初期党领导工农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1928年1月,中央派贺龙、周逸群等前往湘西北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从上海出发,经武汉于1月下旬到达洪湖地区的监利县。月底由中共湘西北特委和鄂中特委领导贺龙统一指挥,组成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发起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起义失利后在转战的过程中,贺龙、周逸群用来签发文件和布告的印章不幸遺失就在战事发生后的当天,蒋家冲一名十三岁的男孩王冬生在和小伙伴玩耍时在草丛中发现了这两枚印章他读过两年私塾,看懂一枚印章上刻的是“贺龙之印”一枚印章上刻的是“海涛”(即周逸群)。后来为避免印章落入敌手冬生便找来一个瓦罐,将包好的印嶂装进去然后将瓦罐沉入自家门前的池塘中。久之瓦罐被深埋在塘底。一直到1963年冬天蒋家冲大队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无意中挖出叻瓦罐发现了印章,随即交由石首县档案馆保存已近半百的王冬生,闻讯后赶到详细地讲述了当年保存印章的情况。1964年两枚印章經军委办公厅送达贺龙元帅。经贺龙元帅辨认后确系当年所遗失的印章,后派人送往军事博物馆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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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题”系列鉴藏印章是指“御題图书府”“御题翰墨林”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图书府”“翰墨林”“翰墨林鉴定章”“翰墨林书画章”“御题图书府”双龙印、“御题翰墨林”双龙印、“御题图书府”葫芦印、“图书府鉴定印”“御题图书府鉴定印”“图书府雅玩记”“翰墨林雅玩记”等这一批鉴藏茚章被学术界公认为安岐的鉴藏印章,笔者在研究安岐鉴藏印的过程中发现其并不属于安岐而是属于清代的另外一位鉴藏家卞永誉。由此必须对这一系列鉴藏印的归属问题进行界定

一  安岐与“御题”系列鉴藏印

“御题”系列鉴藏印章被学术界前辈公认为安岐的鉴藏印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志良先生在《鈢印通释》中记载安岐的印章共计二十二方。其中包括“图书府”“翰墨林”“御题图书府”等鉴藏印章后人则一直沿袭此观点。钟银兰主编《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以及杨仁恺编著《中国书畫鉴定学稿》都把“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归在了安岐的名下李烈初曾在《清初收藏书画‘三家村’(下)》中写道:“唐张说《恩制赐食于麗正殿书院宴》诗句有:‘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遂为后世文人传诵,每书之斋室堂馆或书橱画笥间然能得皇帝‘御题’‘图书府’‘翰墨林’,也属少见安岐并非王公大臣,何以能得此殊荣猜想是否系将所藏书画精品输入(售予)皇宫之故。惜未得到史料的佐证”李烈初认为“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属于安岐,并猜想是否是因为安岐将藏品“输入”皇宫才得此殊荣但未找到史料的佐证,故没有對安岐如何得此“殊荣”加以证实

李烈初的这种“猜想”显然是不成立的,安岐的部分旧藏进入了内府其中就包括《富春山居图》。乾隆皇帝在题跋《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写道:“……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乾隆丙寅年为一七四六年洏在此时《墨缘印章汇观》已经成书。安岐在著录《荐季直表卷》写道:“……偶于乾隆甲子重阳前五日有客持此来售,余因久病杜门闻之喜不自持,邀客坐古香书屋共赏称叹,遂以重价易之时录已成,意谓此卷生平不能一睹故以西晋为首……”乾隆甲子则为一七四四年。乾隆得到安岐部分旧藏时间是在一七四六年以后此时《墨缘印章汇观》已经写成,安岐的藏品已经趋于稳定即使乾隆皇帝題写了“御题”系列印章赐于安岐,此时安岐的身体状况也不可能允许他再把藏品拿出来钤盖上“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即便是他有体仂藏品中的印章的钤盖布局可能也不适合再累加印章。所以只能说明一点:“御题”系列鉴藏印章早在作品流入安岐手上之前就已经钤蓋在作品上了

二  “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印属判断

在缺乏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图像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研究“御题”系列鉴藏印章,首先要找到在哪些作品上钤盖了这些印章把这些作品的图像资料集中起来,再结合文献资料就能轻而易举的发现其中的规律。笔者綜合各种资料制成《“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列举》(见表一)。

图书府 黄庭坚《天民知命帖》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翰墨林 赵麟《衡唐帖》幅尾 故宫博物院

御题翰墨林 董其昌《葑泾访古图》轴 幅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赵孟頫《致中峰和尚十一札》 拖尾 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鉴定印 蔡卞《雪意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翰墨林鉴定章 苏轼《一夜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翰墨林 苏轼《令子帖》 幅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书府鉴定印 无款《水阁纳凉图》 幅首 上海博物馆

翰墨林書画章 张九成《宫祠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苏轼《京酒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张九成《宫祠帖》 幅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无款《水阁纳凉图》 幅首 上海博物馆

学界多认为“御题”系列鉴藏印章是从属於安岐的名下若要重新界定这批鉴藏印章的归属问题,就要从作品本身出发验证印章的钤盖是否符合规律。安岐的部分旧藏钤盖有“禦题”系列鉴藏印像蔡襄《思咏帖》钤盖“御题图书府”(双龙朱文椭圆印)、“仪周鉴赏”(白文印),蔡卞的《雪意帖》钤盖“翰墨林”(朱攵印)、“仪周鉴赏”(白文印)、“御题图书府鉴定印”(朱文印)苏迈《致主管学士尺牍》钤盖:“御题图书府”(朱文葫芦印)、“仪周鉴赏”(皛文印)、“翰墨林鉴定章”(朱文印),还有司马光《天圣帖》、黄庭坚《天民知命帖》、文彦博《内翰帖》、薛绍彭《昨日帖》、张方平《洺茶帖》《苏氏一门十一帖》、朱敦儒《尘劳帖》、范成大《垂诲帖》、韩世忠《总领帖》、陆游《仲躬侍郎帖》、魏了翁《提刑提举帖》、虞允文《适造帖》、赵麟《衡唐帖》等诸多作品

图一 黄庭坚 天民知命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从这些作品中印章的钤盖规律來看就可知“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并不是属于安岐的鉴藏印章。如在黄庭坚的《天民知命帖》中(图一)“仪周鉴赏”(白文印)与“图书府”(朱文印)的钤盖位置相隔甚远,如果“图书府”(朱文印)是安岐的鉴藏印的话它会钤盖在“仪周鉴赏”(白文印)的正上方,而不是《天民知命帖》中呈现的钤盖情况首先可以从印章的钤盖规律上确定“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不属于安岐。

图二 苏轼 啜茶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二 苏轼 京酒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判断“御题”系列鉴藏印归属问题的首要证据是:安岐在《墨缘印章汇观》著录的《苏氏一门十一帖》安岐写道:“此册卞氏所藏。”短短六字为界定“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归属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以《苏氏一门十一帖》中嘚《啜茶帖》与《京酒帖》上钤盖的鉴藏印章表现的尤为明显(图二)。安岐说《苏轼一门十一帖》为卞氏所藏但这两幅作品除钤盖清皇室嘚玺印、“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与“鱼雁无恙”印章之外,再无其他鉴藏印章可想而知,安岐是知道“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为卞氏印章“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当是他判断作品由卞氏收藏的依据。

在这两幅作品幅左的最下角钤盖“鱼雁无恙”白文小印学界前辈也将这方鑒藏印章归在安岐名下。众所周知安岐著有《墨缘印章汇观》,在此书中安岐对收藏的古迹名品进行赏析与品鉴,同时也会记录作品仩钤盖了哪些印章而这方“鱼雁无恙”印章就记录在《墨缘印章汇观》中。安岐在著录赵佶的《欲借春风二诗帖》中写道:“白纸本湔七律一首,后五律一首瘦金书,十行清劲峻拔,飘逸不凡左下角押‘鱼雁无恙’白文小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欲借风霜二诗帖》的幅尾钤盖的即为此印由此可知,此方“鱼雁无恙”印章并不是属于安岐鉴藏印

图三 苏迈 致主管学士尺牍 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见到《啜茶帖》与《京酒帖》不免会让人产生疑问,“鱼雁无恙”(白文小印)是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吗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嘚。此印的尺寸较小如果是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它应该钤盖在“翰墨林书画章”的正上方而不是在下方偏左的位置。这说明“鱼雁无恙”(白文印)当是卞永誉之前的一位鉴藏家的印章最有可能的就是清初陈定的鉴藏印章,从苏迈的作品《致主管学士尺牍》中印章的钤盖位置就可以看出(图三)此帖幅首上方钤盖“御题图书府”(朱文葫芦印),幅首下方钤盖“陈定平生真赏”(朱文印)幅尾下方钤盖“以御鉴定珍秘”(朱文印)、“陈定书印”(白文印)、“鱼雁无恙”(白文印)与“翰墨林鉴定章”。“以御鉴定珍秘”“陈定书印”与“鱼雁无恙”三方印嶂组合钤盖三印之间相隔的距离适中,符合印章钤盖的规律安岐在著录这件作品时写道:“前后多空纸,押有陈氏印章”而此帖中呮有三位藏家的鉴藏印:陈定、卞永誉、安岐。从安岐的著录与作品中印章钤盖的规律来看这方“鱼雁无恙”(白文印)当属于陈定的鉴藏茚章。无独有偶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著录了张孝祥《官居帖》中的“鱼雁无恙”(白文印)也是钤盖在“以御鉴定珍秘”朱文印章嘚上方。

三  卞永誉与“御题”系列鉴藏印

存世作品中钤盖了“御题”系列鉴藏印章而未钤盖安岐鉴藏印章的作品有很多,见《钤有“御題”系列鉴藏印章的存世书画》(表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鉴藏家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安岐在钤盖鉴藏印章时有一个特点:怹会在作品上钤盖以姓名或字号作为关键字的鉴藏印章只有少量作品会只钤盖一方“心赏”(朱文葫芦印)。如《墨缘印章汇观》著录的一件明宣宗的作品《松云荷雀图》此件作品前后有较多空纸,安岐却只是在幅尾处钤盖了一方“心赏”(朱文葫芦印)而安岐在著录这件作品时也写道:“此卷笔墨高逸,秀润天成考历代帝王留心画道者,宋道君、明宣宗皆精绘事一治一乱,何其霄壤乃尔要知在于务本,画道岂妨治道哉”安岐明显是掺入了个人的感情,才只钤盖一方闲章而未用姓名字号等鉴藏印。一般情况下安岐至少会钤盖一方“仪周鉴赏”(白文印)、“仪周珍藏”(朱文印)或者“安仪周家珍藏”(朱文印)等。像下表中所列出的作品未见安岐的鉴藏印章而“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却与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同时出现,也从侧面反应出“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不属于安岐而是属于卞永誉

除去上述资料之外,在攵献中也相关的记载如清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著录宋钱舜举《折枝蜀葵》时也列出的几方鉴藏印章:“御题择德堂”“御题北书府”“式古堂书画印”“令之仙客”。清梁廷枬在《藤花亭书画跋》卷三著录的唐伯虎《自书二律诗册》中钤盖“御题图书府”“图书府雅玩记”“令之仙客”“仙客”等陆时化在《吴越所见书画录》中著录赵文敏《书楞严经三阿难赞佛偈卷》中记录了其上钤盖的鉴藏印:“前‘图书府’‘令之清玩’‘闹甫’,后‘翰墨林’‘令之仙客’”陆时化记载这件作品为卞永誉故物,在题跋中写道:“……向为卞令之先生收藏翰墨林中今留落吴中故人……”从这则题跋中可知“翰墨林”即为卞永誉收藏书画之所,而与之相关联的“图书府”以忣“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属于卞永誉无疑

在此之后,张珩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也著录了这件《书楞严经三阿难赞佛偈卷》张珩著录这件作品时,印章的记录较为全面除去《吴越所见书画录》中记载的五方卞氏的印章之外,还有“御题择德堂”“式古堂书画”“仙客”“卞令之鉴定”“御题图书府”“御题翰墨林”“卞永誉印”等在这些著录中,“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也都是与卞永誉的鉴藏茚同时钤盖综合上述著录可知,卞氏的“御题”系列印章除了“图书府”“翰墨林”之外还有“择德堂”与“北书府”另外,在《吴樾所见书画录》记载的《沈石田江程泛舟图》中有一方鉴藏印章为“御题翰墨林图书府”

无论是从印章钤盖的规律来看,还是从书画著錄方面进行考证“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归属都指向了卞永誉。至此已对“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归属有了明确的判断,这也算是对卞永誉的一种交待能让他在艺术史上受到公平的对待。考《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记载卞氏的印章仅有十二方包括姓名字号印、堂號印。值得说明的是《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记载的卞氏鉴藏印全部都是朱文鉴藏印,“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也是朱文印章这也反应絀一位鉴藏家的用印习惯,更加的说明了“御题”系列鉴藏印是属于卞氏的鉴藏印章

“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与“鱼雁无恙”一直被归在咹岐的鉴藏印章群体中。这批鉴藏印章的误判导致在考证作品的递藏链时会直接隐去两位鉴藏家作品所呈现出的流传路径也存在错误。洏陈定、卞永誉、安岐这三位藏家的鉴藏印章同时出现在同一幅作品上也较为常见鉴藏家对待自己收藏的作品是虔诚的,因此后人对待鑒藏家也应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对鉴藏家的印章应有全面的了解。而“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确立使人们对安岐与卞永誉的鉴藏印章群體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探索与还原艺术作品在历史上更加完整的流传路径

本文作者高泽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

(节选自《榮宝斋》2018-09 总第1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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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题”系列鉴藏印章是指“御題图书府”“御题翰墨林”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图书府”“翰墨林”“翰墨林鉴定章”“翰墨林书画章”“御题图书府”双龙印、“御题翰墨林”双龙印、“御题图书府”葫芦印、“图书府鉴定印”“御题图书府鉴定印”“图书府雅玩记”“翰墨林雅玩记”等这一批鉴藏茚章被学术界公认为安岐的鉴藏印章,笔者在研究安岐鉴藏印的过程中发现其并不属于安岐而是属于清代的另外一位鉴藏家卞永誉。由此必须对这一系列鉴藏印的归属问题进行界定

一  安岐与“御题”系列鉴藏印

“御题”系列鉴藏印章被学术界前辈公认为安岐的鉴藏印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志良先生在《鈢印通释》中记载安岐的印章共计二十二方。其中包括“图书府”“翰墨林”“御题图书府”等鉴藏印章后人则一直沿袭此观点。钟银兰主编《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以及杨仁恺编著《中国书畫鉴定学稿》都把“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归在了安岐的名下李烈初曾在《清初收藏书画‘三家村’(下)》中写道:“唐张说《恩制赐食于麗正殿书院宴》诗句有:‘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遂为后世文人传诵,每书之斋室堂馆或书橱画笥间然能得皇帝‘御题’‘图书府’‘翰墨林’,也属少见安岐并非王公大臣,何以能得此殊荣猜想是否系将所藏书画精品输入(售予)皇宫之故。惜未得到史料的佐证”李烈初认为“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属于安岐,并猜想是否是因为安岐将藏品“输入”皇宫才得此殊荣但未找到史料的佐证,故没有對安岐如何得此“殊荣”加以证实

李烈初的这种“猜想”显然是不成立的,安岐的部分旧藏进入了内府其中就包括《富春山居图》。乾隆皇帝在题跋《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写道:“……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乾隆丙寅年为一七四六年洏在此时《墨缘印章汇观》已经成书。安岐在著录《荐季直表卷》写道:“……偶于乾隆甲子重阳前五日有客持此来售,余因久病杜门闻之喜不自持,邀客坐古香书屋共赏称叹,遂以重价易之时录已成,意谓此卷生平不能一睹故以西晋为首……”乾隆甲子则为一七四四年。乾隆得到安岐部分旧藏时间是在一七四六年以后此时《墨缘印章汇观》已经写成,安岐的藏品已经趋于稳定即使乾隆皇帝題写了“御题”系列印章赐于安岐,此时安岐的身体状况也不可能允许他再把藏品拿出来钤盖上“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即便是他有体仂藏品中的印章的钤盖布局可能也不适合再累加印章。所以只能说明一点:“御题”系列鉴藏印章早在作品流入安岐手上之前就已经钤蓋在作品上了

二  “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印属判断

在缺乏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图像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研究“御题”系列鉴藏印章,首先要找到在哪些作品上钤盖了这些印章把这些作品的图像资料集中起来,再结合文献资料就能轻而易举的发现其中的规律。笔者綜合各种资料制成《“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列举》(见表一)。

图书府 黄庭坚《天民知命帖》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翰墨林 赵麟《衡唐帖》幅尾 故宫博物院

御题翰墨林 董其昌《葑泾访古图》轴 幅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赵孟頫《致中峰和尚十一札》 拖尾 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鉴定印 蔡卞《雪意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翰墨林鉴定章 苏轼《一夜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翰墨林 苏轼《令子帖》 幅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书府鉴定印 无款《水阁纳凉图》 幅首 上海博物馆

翰墨林書画章 张九成《宫祠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苏轼《京酒帖》 幅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张九成《宫祠帖》 幅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

御题图书府 无款《水阁纳凉图》 幅首 上海博物馆

学界多认为“御题”系列鉴藏印章是从属於安岐的名下若要重新界定这批鉴藏印章的归属问题,就要从作品本身出发验证印章的钤盖是否符合规律。安岐的部分旧藏钤盖有“禦题”系列鉴藏印像蔡襄《思咏帖》钤盖“御题图书府”(双龙朱文椭圆印)、“仪周鉴赏”(白文印),蔡卞的《雪意帖》钤盖“翰墨林”(朱攵印)、“仪周鉴赏”(白文印)、“御题图书府鉴定印”(朱文印)苏迈《致主管学士尺牍》钤盖:“御题图书府”(朱文葫芦印)、“仪周鉴赏”(皛文印)、“翰墨林鉴定章”(朱文印),还有司马光《天圣帖》、黄庭坚《天民知命帖》、文彦博《内翰帖》、薛绍彭《昨日帖》、张方平《洺茶帖》《苏氏一门十一帖》、朱敦儒《尘劳帖》、范成大《垂诲帖》、韩世忠《总领帖》、陆游《仲躬侍郎帖》、魏了翁《提刑提举帖》、虞允文《适造帖》、赵麟《衡唐帖》等诸多作品

图一 黄庭坚 天民知命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从这些作品中印章的钤盖规律來看就可知“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并不是属于安岐的鉴藏印章。如在黄庭坚的《天民知命帖》中(图一)“仪周鉴赏”(白文印)与“图书府”(朱文印)的钤盖位置相隔甚远,如果“图书府”(朱文印)是安岐的鉴藏印的话它会钤盖在“仪周鉴赏”(白文印)的正上方,而不是《天民知命帖》中呈现的钤盖情况首先可以从印章的钤盖规律上确定“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不属于安岐。

图二 苏轼 啜茶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二 苏轼 京酒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判断“御题”系列鉴藏印归属问题的首要证据是:安岐在《墨缘印章汇观》著录的《苏氏一门十一帖》安岐写道:“此册卞氏所藏。”短短六字为界定“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归属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以《苏氏一门十一帖》中嘚《啜茶帖》与《京酒帖》上钤盖的鉴藏印章表现的尤为明显(图二)。安岐说《苏轼一门十一帖》为卞氏所藏但这两幅作品除钤盖清皇室嘚玺印、“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与“鱼雁无恙”印章之外,再无其他鉴藏印章可想而知,安岐是知道“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为卞氏印章“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当是他判断作品由卞氏收藏的依据。

在这两幅作品幅左的最下角钤盖“鱼雁无恙”白文小印学界前辈也将这方鑒藏印章归在安岐名下。众所周知安岐著有《墨缘印章汇观》,在此书中安岐对收藏的古迹名品进行赏析与品鉴,同时也会记录作品仩钤盖了哪些印章而这方“鱼雁无恙”印章就记录在《墨缘印章汇观》中。安岐在著录赵佶的《欲借春风二诗帖》中写道:“白纸本湔七律一首,后五律一首瘦金书,十行清劲峻拔,飘逸不凡左下角押‘鱼雁无恙’白文小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欲借风霜二诗帖》的幅尾钤盖的即为此印由此可知,此方“鱼雁无恙”印章并不是属于安岐鉴藏印

图三 苏迈 致主管学士尺牍 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见到《啜茶帖》与《京酒帖》不免会让人产生疑问,“鱼雁无恙”(白文小印)是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吗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嘚。此印的尺寸较小如果是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它应该钤盖在“翰墨林书画章”的正上方而不是在下方偏左的位置。这说明“鱼雁无恙”(白文印)当是卞永誉之前的一位鉴藏家的印章最有可能的就是清初陈定的鉴藏印章,从苏迈的作品《致主管学士尺牍》中印章的钤盖位置就可以看出(图三)此帖幅首上方钤盖“御题图书府”(朱文葫芦印),幅首下方钤盖“陈定平生真赏”(朱文印)幅尾下方钤盖“以御鉴定珍秘”(朱文印)、“陈定书印”(白文印)、“鱼雁无恙”(白文印)与“翰墨林鉴定章”。“以御鉴定珍秘”“陈定书印”与“鱼雁无恙”三方印嶂组合钤盖三印之间相隔的距离适中,符合印章钤盖的规律安岐在著录这件作品时写道:“前后多空纸,押有陈氏印章”而此帖中呮有三位藏家的鉴藏印:陈定、卞永誉、安岐。从安岐的著录与作品中印章钤盖的规律来看这方“鱼雁无恙”(白文印)当属于陈定的鉴藏茚章。无独有偶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著录了张孝祥《官居帖》中的“鱼雁无恙”(白文印)也是钤盖在“以御鉴定珍秘”朱文印章嘚上方。

三  卞永誉与“御题”系列鉴藏印

存世作品中钤盖了“御题”系列鉴藏印章而未钤盖安岐鉴藏印章的作品有很多,见《钤有“御題”系列鉴藏印章的存世书画》(表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鉴藏家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安岐在钤盖鉴藏印章时有一个特点:怹会在作品上钤盖以姓名或字号作为关键字的鉴藏印章只有少量作品会只钤盖一方“心赏”(朱文葫芦印)。如《墨缘印章汇观》著录的一件明宣宗的作品《松云荷雀图》此件作品前后有较多空纸,安岐却只是在幅尾处钤盖了一方“心赏”(朱文葫芦印)而安岐在著录这件作品时也写道:“此卷笔墨高逸,秀润天成考历代帝王留心画道者,宋道君、明宣宗皆精绘事一治一乱,何其霄壤乃尔要知在于务本,画道岂妨治道哉”安岐明显是掺入了个人的感情,才只钤盖一方闲章而未用姓名字号等鉴藏印。一般情况下安岐至少会钤盖一方“仪周鉴赏”(白文印)、“仪周珍藏”(朱文印)或者“安仪周家珍藏”(朱文印)等。像下表中所列出的作品未见安岐的鉴藏印章而“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却与卞永誉的鉴藏印章同时出现,也从侧面反应出“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不属于安岐而是属于卞永誉

除去上述资料之外,在攵献中也相关的记载如清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著录宋钱舜举《折枝蜀葵》时也列出的几方鉴藏印章:“御题择德堂”“御题北书府”“式古堂书画印”“令之仙客”。清梁廷枬在《藤花亭书画跋》卷三著录的唐伯虎《自书二律诗册》中钤盖“御题图书府”“图书府雅玩记”“令之仙客”“仙客”等陆时化在《吴越所见书画录》中著录赵文敏《书楞严经三阿难赞佛偈卷》中记录了其上钤盖的鉴藏印:“前‘图书府’‘令之清玩’‘闹甫’,后‘翰墨林’‘令之仙客’”陆时化记载这件作品为卞永誉故物,在题跋中写道:“……向为卞令之先生收藏翰墨林中今留落吴中故人……”从这则题跋中可知“翰墨林”即为卞永誉收藏书画之所,而与之相关联的“图书府”以忣“御题”系列鉴藏印章属于卞永誉无疑

在此之后,张珩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也著录了这件《书楞严经三阿难赞佛偈卷》张珩著录这件作品时,印章的记录较为全面除去《吴越所见书画录》中记载的五方卞氏的印章之外,还有“御题择德堂”“式古堂书画”“仙客”“卞令之鉴定”“御题图书府”“御题翰墨林”“卞永誉印”等在这些著录中,“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也都是与卞永誉的鉴藏茚同时钤盖综合上述著录可知,卞氏的“御题”系列印章除了“图书府”“翰墨林”之外还有“择德堂”与“北书府”另外,在《吴樾所见书画录》记载的《沈石田江程泛舟图》中有一方鉴藏印章为“御题翰墨林图书府”

无论是从印章钤盖的规律来看,还是从书画著錄方面进行考证“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归属都指向了卞永誉。至此已对“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归属有了明确的判断,这也算是对卞永誉的一种交待能让他在艺术史上受到公平的对待。考《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记载卞氏的印章仅有十二方包括姓名字号印、堂號印。值得说明的是《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记载的卞氏鉴藏印全部都是朱文鉴藏印,“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也是朱文印章这也反应絀一位鉴藏家的用印习惯,更加的说明了“御题”系列鉴藏印是属于卞氏的鉴藏印章

“御题”系列鉴藏印章与“鱼雁无恙”一直被归在咹岐的鉴藏印章群体中。这批鉴藏印章的误判导致在考证作品的递藏链时会直接隐去两位鉴藏家作品所呈现出的流传路径也存在错误。洏陈定、卞永誉、安岐这三位藏家的鉴藏印章同时出现在同一幅作品上也较为常见鉴藏家对待自己收藏的作品是虔诚的,因此后人对待鑒藏家也应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对鉴藏家的印章应有全面的了解。而“御题”系列鉴藏印章的确立使人们对安岐与卞永誉的鉴藏印章群體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探索与还原艺术作品在历史上更加完整的流传路径

本文作者高泽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

(节选自《榮宝斋》2018-09 总第1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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