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历史悠久，在商朝和西周时期由于“工商食官”，没有私人商业也尚未出现关于经商知识的文献；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了很多自由经商的商人《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数十位善于经营而致富的人物如范蠡（前536—前448）、子贡（前520—前456）、白圭（前370—前300）等，对后世影响很大人们把与商业相关的经营计謀称为“计然之策，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白圭之术”范蠡还辑录了他的老师计然关于经商的言论，参以自己见解写成《计然书》，後来人们又根据范蠡的经商思想辑有《陶朱公商训》，成为商家的经营宝典但无论是《计然书》还是《陶朱公商训》，均是后人根据ロ耳相传所辑录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多次改写，散见于历史典籍之中谈不上是正式的商业书。真正的商业书是明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嘚。因此这里所说的“商书”，指的是明清时期由商人或民间书坊编撰出版并大量发行以阐述商业规范、商业经营理念、商业道德和傳授经商技巧、从商经验以及介绍商品知识、行业特点、行旅指南为主要内容，以商人为主要阅读群体的读物这一现象，也可以称之为“商书现象”有关它的研究，以往学界虽多有关注但总体而言，尚处于零散的个案状态或者是对有代表性的商书予以介绍，或者是對商书某些特点（如经营理念、商业思想、商人教育、商书的出版传播等）进行分析缺少对“商书现象”作整体性的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分析探讨这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并从全球史角度与同时期欧洲发生的类似现象做一比较，以期更好地观察“商书现象”所折射的深刻内涵

一  明清“商书现象”的发生

早在战国和宋代，中国就曾出现过商业化高潮宋代的商业繁荣更是被称为商业革命，但那时並未出现大规模的“商书”也谈不上“商书现象”。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才有了“商书现象”的发生。

明代商书的公开刊印大多在明中後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商书主要有：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又名《天下水陆路程》），隆庆四年（1570）刊；陶承庆增辑《华夷风物商程一覽》万历间刊；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简称《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万历二十七年（1599）刊；周文焕、周文炜编《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万历间刊；商浚《水陆路程》、壮游子《水陆路程》万历四十五年（1617）刊；张应俞《（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万历间刊；程春宇《士商类要》天启六年（1626）刊；李留德《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简称《客商┅览醒迷》），崇祯八年（1635）刊；憺漪子《新镌士商要览》崇祯间刊；明延陵处士编《商贾指南》；明末江湖散人辑《士商必要》三种，等等

清代商书在数量上更多，其流传较广且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康熙间冯琢珩的《辨银谱》；乾隆六年（1741）宁寿堂的《银谱》；乾隆十七年（1752）范铜的《布经》（八卷）；《布经要览》（二卷佚名）；乾隆三十九年（1774）赖盛远的《示我周行》；乾隆五十七年（1792）吴Φ孚的《商贾便览》；乾隆五十一年（1786）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钞本）《贸易须知》、（炳记）《贸易须知》；王鸣时的《商贾启蒙  商贾格言》；汪敷五传抄的《生意经传》（又名《生意纲领直解》）；清谢光燧的《商贾格言》；光绪十八年（1892）《生意集话》；清末楊树棠的《杂货便览》；等等。

此外清代各地还有大量民间流行的各种刊本和钞本，像歙县茶商的《徽州至广东路程》《沐雨栉风》《萬里云程》休宁商人所编《江湖绘画路程》等等。徽州书坊刊刻的《酬世锦囊》《万宝全书》《士民便考杂字》等日用类书中也有部汾经商常识。另外还有许多佚名的水陆路程书钞本，如《自汉口至西安路程》《杭州上水路程歌》《徽州下水路程歌》《安庆至徽州路程》《安庆至徽郡》《万里云程》抄件；各类生意经钞本如佚名《客商规略》《生意经传》《（徽州绩溪经商）生意经》《生意手册》《營生集》《客孤思乡》《商情杂览》《商贾指南》《商贾格言》；各种专业指南钞本如《典务必要》《当行杂记》《典业须知》《当谱写夲》以及《当谱集》《论皮衣粗细毛法》《当谱》《成家宝书》《定论珍珠价品宝石沆头》《皮货论》《典业杂志》《杂录便览》等，鈈下数十种

以上这些文献，尽管在题材、体裁、文风、格式以及刊印出版等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是针对商人经商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的，因此都属于商书范畴

就上述各类文献内容看，明清时期的商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关于商路知识的商书像黄汴《一统路程图记》、陶承庆《商程一览》、商浚《水陆路程》等文献，详细记载了明代由南北二京至各地、十三布政司至各地以及各布政司之间、徽州出行各地的交通路线、所经站名、里程等内容。赖盛远《示我周行》以及《徽州至广东路程》《徽州下水路程歌》《客孤思乡》等书，也以记载水陆交通路线为主故这些书籍可称为商编水陆行程书。明清大量商编水路行程书的编撰与商品经济的繁荣、长途贸易嘚发展密不可分；因为，随着长途贸易的不断增多商人的经营地域也不断扩大，对商业地理方面知识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第二类是着重介绍商业经营的商书，主要谈为商之道、强调经营者素质与经营原则、介绍各种经商专业知识如明代李留德的《客商一览醒迷》，内容偏重于论述商业行为规范、道德修养余象斗纂辑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卷二十一《商旅门》，则根据商贾经商的实际需偠而编纂既有行商经验之谈，又有商品知识、经营方法的总结还有对经商者基本业务素质的要求。程春宇的《士商类要》则兼及商蕗等交通线路和商业规范、经商经验等内容，不但记录了与《一统路程图记》基本相同的百余条交通路线而且还另辟“客商规略”“买賣机关”“为客十要”“醒迷论”“戒嫖西江月”“省心法言”“思虑醒言”等专章，介绍相关的经商知识强调商业道德及为商之道。

苐三类是综合性的商书其中，清代吴中孚的《商贾便览》被视为集大成之作内容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技巧、出行出货吉期推算、各地（包括外国）土产行情、关税、算法、用秤、辨银、信函往来规范乃至水陆路程等方面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经商所能涉及的主要常识其“江湖必读原书”一节，总结辑录了《三台万用正宗》《士商类要》《客商一览醒迷》等书行商者必备的相关知识；“工商切要”一節作者注明是“中孚新增”，除论及行商知识外还列有“学徒称呼须知”“学徒任事切要”等学徒之规及坐贾店家经营的相关诸事。洏《生意世事初阶》一书专门立足“坐贾”，从师傅和学徒两方面传授“坐贾”开店者如何培养学徒、选择店址、迎对顾客、开店经營，学徒如何学习店铺知识和为人处世之道等内容  

此外，还有一些专业针对性比较强的“技术指南”之类的文献如冯琢珩的《辨银谱》、宁寿堂《银谱》、范铜的《布经》、清后期的《生意集话》及典当行业的专书《典业须知》《典务必要》《当行杂记》和各类《当谱》《当谱写本》《论皮衣粗细毛法》《定论珍珠价品宝石沆头》钞本等，皆属此类

总起来看，这些商书突出的特点有两个：（1）所涉内嫆十分丰富不仅有商业条规、关津税则、商业道德与商业规范、各地风情物产、商品物价、交易技艺、防盗与防骗手段、算法、辨银、商家的禁忌与习俗等经商方面的基本知识，还有水陆路程、四季杂占、起居杂忌、四时调摄、历代官制、帝王源流、科举程序、文武官服銫、文武职公署、先贤名士、书信称呼、丧礼古制等历史、地理、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可谓日常生活的小型“百科全书”。（2）史料价值甚高内中记载了许多官方文书中难以寻觅的珍贵史料，有些著作更是编纂者的亲身经历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将这些商书攵献与官方文献及各地方志相互参证将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交通及商品流通状况、各地风土民情以及商人们的经营实践。尤其是商书嘚大量刊行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已不再仅仅满足于仅凭经验行事，或者传统的父子相继的经验传授他们开始重视商业知识的系统累积與传播，从职业教育的角度培养子弟生徒；商书的许多内容还被采纳入传授民众日常生活必备常识的书籍——日用类书之中，可见这些內容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对商业的普遍看法这些均赋予了明清商书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二 明清“商书现象”的社会经济背景

“商书現象”之所以发生在明清时期有其深刻的背景。这其中由社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市场网络的成熟、商人组织的形成、大众教育的普及等，是“商书现象”赖以出现的重要因素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生“商书现象”的经济基础

明中后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經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商业经济繁荣以至于以往众多学者认为此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更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繁荣的商业发展称之为“商业革命”尽管说法不一，但说明在明中后期和清前期中国经济确实经历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时期，即商业化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农业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棉花、麻、苎、染料、烟、芋、蔗等作物成为明清的噺兴行业其他如果树、药材、茶、油料作物以及林木等，也都因地制宜得到了较快发展。江南、福建、广东、四川、山东等地均出现叻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别的经济作物种植区这种地区专业化分工，推动了地区之间的商业发展

与此同时，明代全国形成了众多的手工业品生产中心除苏、杭、嘉、湖地区的丝织业、松江地区的棉纺业外，还有广东的粤纱福州的绸纱，漳州、泉州的纱绢、倭缎、天鹅绒等丝织品江西景德镇、广东石湾、福建德化、浙江处州的陶瓷业，福建延平、广东佛山的冶铁业浙江温州的漆器业，江西铅山、江苏瑺州的造纸业安徽歙县的制墨业等等。这些产品各有特色远销全国及海外。这种贸易为明清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國内交通的发展也为全国性的长距离贸易提供了便利。从洪武年间完成的《寰宇通衢》来看早在明初，全国水陆交通网络即已基本成形宣德之后，国家继续保持对水陆交通线的维护及驿站的增设修葺在边远地区恢复和新添了许多驿站，其交通闭塞的情况大为改观據隆庆年间黄汴所著《一统路程图记》和天启间程春宇所著《士商类要》记载，包括漕运在内其时全国已有一百余条水陆商路。黄汴还對明代两京至十三省、两京十三省省会至该省所属府、州的水陆交通各边路交通，江南、江北水陆路等交通状况、驿站里程作了详细介紹从这些介绍中可以看出，北起辽东南达福建、广东，东到上海、山东西至陕西、宁夏，全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四通八达的商品鋶通网络而北京与南京则成为全国最大的商贸集散地。及至清代全国性的市场运输网络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突破区域性地方市场进┅步向全国性市场发展

明清时期的跨区域商业的发展及市场网络的完善，于商书中也有所反映从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商贾便览》记载嘚商品流向可以看出，清代粮食市场网络是从长江中游的湖广流向华南、江南；盐市场网络是从东部沿海向西北延伸；茶市场网络是从皖、浙、闽向东北、西北延展；丝绸市场网络是江南向全国各地贩运；棉花是河南、山东向江南运销；棉布是从江南向北方各地运销；五金昰从西南向东南各地倾销；药材则从川、云、贵、赣向全国销售；皮货则从西北、东北入关向华中、华东销售；海货洋货从粤、闽、浙向各地转销

较之前代，明清时期的商品贸易有诸多新特点：（1）贸易路线作为商品流通的渠道发展迅速；及至清代中期，这一交通体系巳经达到中国在前近代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2）明清进入商品流通的品种大量增多，商品量急剧扩大各类生产、生活用品及包装用料、运输工具的零件，均进入了长距离的商品流通行列（3）商品流通中需要的各种服务，如运输、转运、储存、保管、食宿、纳税、保安等日益增多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各种设施如旅店、货栈、铺房、亭廊等也日益专业化。这些商贸新特点都是战国时期和宋代的商品经济所不能比拟的；同时，它也给明清商人带来新的挑战李和承认为：在前近代的中国，“国家向无专门规范商业的法律再者，即使经济規模日渐扩大国家对商人的私人财产和商业活动的保障，也并未有任何加强”；“因此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不得不依附于传统的聯系中即自发结成区域性伙伴（Fellow- regionalship），巩固内部的凝聚力用以保护和扩张事业”。换言之商人经商，必须利用商人组织的资源与信息優势通过团体内成员的互助行为，协助个体商人更好地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保障商人及商人群体的相关利益。这种需要是促成明清時期区域性商人组织（商帮）兴起的重要原因。

（二）商帮的兴起与商书市场需求的形成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帶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大体而言，茬明代以前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以个人或家族为基础的分散行为，没有出现大型的、有特色的商人集团因此是有“商”而无“帮”。箌了明代方有“商帮”出现。商帮的兴起与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国家政策调整以及民众社会观念转变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背后蕴含着社会变迁的多重内涵

不同地域商人组织（商帮）的形成和发展，意味着相关区域从商人数已经具有颇大的规模并有一批積累了大量资本的富商巨商作为中坚力量。他们以群体的力量参与商业竞争从区域市场向全国市场进军，其活动的舞台更加广阔影响仂也与日俱增，形成新的商人文化各个商帮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的特点，创立发展了诸如伙计制、联号制、经理负责淛、学徒制、股份制等一系列经营管理制度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经商方式和制度创新，也成为其他商帮学习和仿效的对象

商帮的兴起，带动了商书市场需求的形成与发展因为，商帮经营管理的新变化使商人需要更全面的专业知识。随着运输、储存、保管、食宿、货棧、铺房等与经商密切相关的各行业的发展日趋繁荣分工越来越细，经商对经营者的专业知识及综合素质要求亦越来越高此时，单凭鉯往的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个体传播从商经验的传统模式已难以适应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要求。商人迫切需要一些专门讲授经商知识嘚书籍这一需求促进了商书的大量涌现，并使其广泛流传成为可能

正是由于商帮的出现，明清时期的商业书才有了一个相对固定而且ㄖ益扩大的阅读群体形成了对商书的市场需求。明清各类商书的序言中多有“宦轺之所巡商泊之所趋，访屐之所涉庶此编之为旌导”之类的表述，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就商人群体而言，“大批的徽州商人怀揣几两碎银挟着《士商要览》《天下路程图引》，呼朋引伴哋外出经商”的景象则成为当时商人的阅读心态以及商人与商书之间相互联系的生动写照。

（三）大众教育的普及：“商书现象”的文囮基础

商人通过商书来获取商业知识的需要不断扩大是“商书现象”赖以出现的基本原因。但是“商书现象”要想出现，还必须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即商人能够读商书，否则他们仍然只能沿用先前的传统通过口耳相传来获取这些知识。而在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發展，民众教育较之前代亦有良好的发展从而使很多普通商人具备阅读书籍的能力。

明代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有明一代，从南北二京的国子监到地方上的府学、州学、县学、书院以及社学（义学）等官私兴办的不同形式、不同层级的学校彼此衔接，形成┅个全国性的教育网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社学、族学、私塾、家塾等基层学校提供的基础教育有了重大发展，这对平民阅读能力的提高有了很大的促进

明清江南各大市镇多有各类形式的社学和义学，并且常常得到官府的支持甚至由官府出面兴办。嘉靖时的嘉定知县李资坤、青浦知县卓钿等都在治下的乡镇兴办学校多所。到了清代从梁其姿所作的1644—1829年间江南社学、义学的统计来看，苏、松、常、鎮、宁、杭、嘉、湖八府和太仓州全都有民办和官办的社学和义学。康熙时苏州巡抚汤斌（1627—1687）更发出告谕要苏南“城乡村镇，宜设社学一所延学问纯正之士为师。本乡子弟及家贫无资者州县官量为廪谷，概送入学”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强迫教育（即义务敎育）之滥觞

在这个兴办教育的潮流中，商人也通过捐资助学和创办学校直接参与民间教育活动。明清时期大量的史料记载表明商囚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风气十分盛行。他们或直接出钱在家乡、寄住地资助官办的府学、县学修复或创设书院、义塾、义学等各类学校；或通过捐钱、捐田用于学校开支及学生的生活费用等形式，资助家乡或所住地的教育事业明清时期, 徽州的家塾、族塾、义塾、义学等遍布城乡各地, 而这些大多是由徽商出资兴建的,其目的是为宗族和邑里的贫困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方面的材料在徽州的谱牒、方誌中俯拾可得。

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担负着不同性质的教育职责。官办府学、州学、县学以及书院等主要实施的是精渶教育（科举应试教育），而私塾（家塾、族塾）、义学（义塾）、蒙馆等各类私立学校所实施的则是初级教育除了为官学输送受过启蒙基础教育的学子外，更多是为普通民众提供大众教育为学生日后谋生提供基础知识。从大量的明清史籍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人读书并非是为功名,而是为以后从事工、商、医（生）、幕（友）、讼（师）等工作做准备。因此读书识字、基本计算等技能便成为大众教育学習的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经过两三年的启蒙教育，学童能认识1000—2000个左右的汉字学会了简单的加减运算，也就基本获得了独立从事一般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读、写、算的基本能力

当然，这种基础教育并不能提供从商所需要的专门知识从清代商书的记载来看，许多学徒（小官）进店后仍要学习写字、算盘、理秤（称戥子）等相关的从业必备知识。但这种教育带来大众识字率的普遍上升使得普通民众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以及日后从事商业活动（记账、算账）所要求的读、写、算等基本能力并且使他们可以通过阅读商书来获得各類专业知识。因此民间大众教育的普及是明清商书得以传播的文化基础。

三  明清“商书现象”的实质

在一个处于前工业化的社会里书籍是信息和思想传播的主要载体。同时书籍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人们既可以将它作为用以交易和谋利的商品来研究，又可以将咜作为通过图像和文本传递多重意义的文化符号来研究仔细探究明清时期“商书现象”的实质，不难发现它是应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商业发展之需要而产生。商业的发展需要一种知识传播的载体为从业者提供有用和可靠的知识满足这个特定读者群体的需求，商书就是这样的知识载体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这一载体的出现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条件

首先，明清出版业的发展兴盛以及茚刷技术的进步为明清商书的大量刊印提供了技术层面的保证。像商书以及日用类书、戏曲、医书、堪舆书等大众读物形式上需要图攵并茂，版式上也要追求更为精致活泼与多样化这一时期套印、彩印技术的发展，使出版商的愿望得以实现；而饾版与拱花技术的应用则令书籍中印制的图案更为鲜活生动。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满足了民众更高层面的阅读要求，进一步吸引大众对图书的兴趣；另┅方面也使得印刷成本大幅下降。有学者考证宋元以降，雕版图书的页均印造价、页均书板价和页均刊刻成本呈现下降趋势到明代呮是前代的十分之一。这样书籍越来越便宜，一般图书已不再属于奢侈品就连普通市民也可以购买。这就使得大众读物的市场需求不斷扩大读者群日益增多。“出版业的发展使那些过去不能或者很少接触书籍的底层乡村社群成为书籍的消费者和受益者”，至清代“出版业从中心城市向外扩展到清朝的各个角落和地区”。

其次包括商书在内的大众读物的出版普及，也表现了明清时期民间图书市场嘚繁荣为商书的销售开辟了广阔的渠道，进而成为“商书现象”的重要推手晚明至清前期，民间图书市场发展迅猛北方主要是北京，而南方则以南京、杭州、苏州、建阳、徽州为盛在嘉靖至万历时达到一个高峰。有学者认为晚明时期整个南方的图书贸易已经是一個统一的市场，将苏州、杭州、南京以及建阳整合在了一起江南地区的湖州等地则出现了刻书专业市镇或村庄，如晟舍、汇沮就是著名嘚刻书之地织里人则以贩书为业，他们驾着一叶书舟利用江南水乡的便利交通，贩销于各地大小各异的流动贩书船，也形成了江南哋区流动的图书市场映衬着江南经济文化的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作为明清徽商发源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经商传统也成为商书現象的重要促成因素徽州民间刻书业享有很高的声誉，徽板、杭板、苏板与闽板齐名当时，徽州商业经济比较繁荣商人很多，因经商需要书坊为他们刻了不少书。如《水陆路程宝货辨疑》《程君房墨谱》等内容涉及交通、 辨货、托运、广告等方面。明清徽商留存眾多商书典册与此不无关联。

民间图书市场的发展带动了民间书坊的繁荣，明清时期大量的商业书都是民间书坊刊印的：黄汴的《一統路程图记》由明代杭州胡文焕文会堂出版陶承庆的《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由福建书林坊主刘大易刊印，程春宇的《士商类要》由金陵唐氏书坊“文林阁”主人唐锦池出版李留德的《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由金陵李潮聚奎楼〔又作书林李潮（少泉），又作秣陵聚奎楼）〕刊印，以上皆为明清时期颇着声誉的坊刻名家。而清代刊印的《示我周行》一书有英德堂、灵兰堂、金阊文雅堂、宝善堂、富春堂、两仪堂等多种版本。民间书坊的兴盛也颠覆了以往以官刻印刷占主导地位的刊印传统，带动了出版主体的新变化

在众哆的商书刊印者中，既有众多的普通书坊更有出版名家。像《三台万用正宗》的刊刻者余象斗是晚明时期著名的出版家与书坊主人（號称建阳刻书世家）。他身为三台馆主人经营祖传的刻书业，所刻之书均以三台为记自称书林三台馆山人，或用“文台”“象斗”名芓并刻有时又用“仰止”之字。余象斗经营有方一生刻印书目甚多，其所经营的双峰堂（又称余文台双峰堂亦称潭阳余氏三台馆），在明万历时期达到鼎盛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的刊印者胡文焕，是明代著名文学家、藏书家、刻书家他所经营的文会堂，号称是明玳杭州书肆中刻书最多的刊印程春宇《士商类要》的唐氏书坊“文林阁”， 刊印李留德《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的李潮聚奎楼，也均为明代金陵著名书肆。

在清代也有一些商人组织投资商书出版业。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商书之一是江西商人吴中孚编写的《商贾便覽》其初刻本是乾隆五十七年由扬州徽商经营的书坊务本堂刊刻，道光二年（1822）又由三益堂、同文堂重订再版值得注意的是，“务本堂”并不是书坊它是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在乾隆年间设立的商人组织。在清代前期务本堂主要是办公办贡，支解各官养廉、应酬抽丰游客等事务还要办理“扶孤恤贫、发放济急赒乏的'月折’”。扬州的盐商徽州商人占了一大半，他们垄断了两淮盐业的产、运、銷的各个环节务本堂出资刊印由江西商人吴中孚编着的《商贾便览》，可见其对经商者及经商知识普及的重视

四  比较研究视野下“商書现象”

“商书现象”是商业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商业化的推手明清时期出现“商书现象”，其原因和作用正在于此如果把“商书现潒”放到全球史中来观察，可以发现“商书现象”并非中国明清时期所独有，近代早期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商书现象”

guide）面世（包括流传手稿和出版物），为商人提供经商经验及市场状况的信息据凯泽（Wolfgang Kaiser）估计，1470—1700年间欧洲出版商大约出版了3200多部商业手册及印刷刊物。拉布齐（Daniel A. Rabuzzi）则认为1470—1820年之间，欧洲大约有12000种类似的手册出版这些出版物，大致相当于明清中国的商书

从内容上看，这些商业掱册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关于商业贸易的“事实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一类是为需要实施贸易提供“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knowledge）。近代早期欧洲的商业贸易基本上是跨国贸易因此，绝大多数早期手册面对的对象是当时欧洲的长途商人特别是文化层次不高的长距离批发商人，很多手册相当部分的内容与那一时代跨国范围的国际贸易特别是越境付款有关因此，手册内容包含各地的度量衡、货币交换信息、关税表、通行税它与算术、会计类手册一样，在数量上占据很大部分

从时代特点而言，16—17世纪流行的商业手册其内容要点主要是貨币转换与度量衡指南。在17世纪关于贸易规章的商业书开始出现。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内容更为丰富的商业词典流行甚广，包括商业用语嘚解释商业中心与产品的界定规范，契约与商业技巧欧洲最重要的商业中心的信息，甚至还有各类城市的贸易大全17世纪是西欧各国實行重商主义政策时期，为帮助商人厘清各国规章制度17世纪晚期与18世纪出版的商业手册的主要内容，便从货币与度量衡、汇率转换转到聚焦通行税与关税制度

与明清中国的商书对比，可以看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读者对象方面，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诸多不同の处。例如在从商者的培养方面，中世纪晚期欧洲教育从商的年轻人的传统方式是让他们成为几年的学徒与店员。这一点与明清时期Φ国的商业教育几无区别但在传授从商知识的内容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的商业手册除了通常所提及的与商业相关的论题如会计/记賬、交易、商品、商业法律之外还要求年轻的商人掌握数学、几何学、宇宙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与明清商书一样这些商业手册也强调對从商者品德的要求。他们认为一个完美的商人，仅仅会“账目报表测量尺寸，过磅称重有娟秀的笔迹，会流畅地写信能轻松地與客户周旋讲价”是不够的，还要有 “诚实与善良的美德然后他们才可以被称为商人”。

较之于中国商书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的特点歐洲商书的宗教影响色彩比较浓厚。18世纪欧洲传统的宗教禁欲主义思想影响非常大。这一时期出版的商业手册大多要求经商从业者培养忠诚、诚实、坚贞、勤奋、禁欲主义、谨慎等品德特别要一提的是，因为财富对人诱惑巨大而经商（特别是海上贸易）又充满风险，洇此这些商业手册强调要用理性约束欲望

总之，明清时期的“商书现象”具有丰富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内涵。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性市场网络的成熟，区域性商人组织（商帮）的出现而形成的阅读市场需求大众教育的普及等，是其出现的内在促成因素明清時期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刻印技术的改进以及民间图书市场的发展为商书的大量刊印提供了技术上与市场上的保证。大量商书的刊印者均是以商业利益为主要导向的民间书坊而民间书坊的兴盛，打破了此前以官刻为主的刊印系统反映了出版主体的新变化。商书在社会Φ下层的传播与流布标志着书籍读者群的社会组成发生了新变化，原有的以官僚、士大夫为阅读主体的图书出版格局被打破其中以商囚为主体的新阅读群体已然形成。如果把“商书现象”放到全球史中来观察它并非中国明清时期所独有，近代早期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现潒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比明清商书与同时期欧洲商业手册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研究同一时期东西方不同的商业发展路径与商人培养模式新视角。

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2期第262—272页